王通
简介
隋·王通 撰 宋·阮逸 注 文中子中说
王通，《隋书》无传，新、旧《唐书》王绩、王勃、王质传中虽均曾提及，然皆极简略，称其为隋末大儒而已。参考其它文献，我们大致可以知道：王通出生在官宦世家，其父王隆，曾于隋开皇初，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向隋文帝奏《兴衰要论》七篇，“言六代之得失”，颇为隋文帝所称道。王氏家学渊源深厚，所以王通从小就受到儒学的熏染。《中说·立命篇》有“夫子十五为人师”的记载，可见王通少年时即精通儒学，学问极好。
据说在隋文帝仁寿三年（603），王通曾经“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奏太平十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验古”。但没有受到重用。大约是由于同乡薛道衡的推荐，才被授以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郎。王通并不满意，所以不久就“弃官归，以著书讲学为业”。
王通弃官归乡后，便潜心钻研孔子的“六经”，据说曾经受书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夏典，问礼于河东关子明，正乐于北平霍汲，考易于族父仲华。经过一番研究，王通自觉很了不起了，便以“圣人”自居，模仿孔子，作《王氏六经》，或称《续六经》。并开始在家乡的白牛溪聚徒讲学，“门人常以百数，唯河南董恒、南阳程元、中山贾琼、河东薛收、太山姚义、太原温彦博、京兆杜淹等十余人为俊颖，而以姚义慷慨，方之仲由；薛收理识，方之庄周。”这个记载大体是可信的。后世附会唐初名臣房玄龄、魏征等也是王通弟子，显然是胡拉硬扯的伪造。
王通好自求名，模仿孔子作《续六经》，在河汾讲学时，便以“王孔子”自诩。这样一个华而不实的人，他的《续六经》自然不会有什么学术价值，所以在唐代就大多散失无存了。今存《元经》一书，题王通撰，薛收传，阮逸注，实出于伪造，前入辨之已明。
附《中说》王通
文中子·王通
文中子，王氏，讳通，字仲淹。 其先汉征君霸，洁身不仕。十八代祖殷，云中太守，家于祁，以《春秋》《周易》训乡里，为子孙资。十四代祖述，克播前烈，著《春秋义统》，公府辟不就。九代祖寓，遭愍、怀之难，遂东迁焉。寓生罕，罕生秀，皆以文学显。秀生二子，长曰玄谟，次曰玄则；玄谟以将略升，玄则以儒术进。
玄则字彦法，即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历太仆、国子博士，常叹曰：“先君所贵者礼乐，不学者军旅，兄何为哉？”遂究道德，考经籍，谓功业不可以小成也，故卒为洪儒；卿相不可以苟处也，故终为博士，曰先师之职也，不可坠，故江左号王先生，受其道曰王先生业。于是大称儒门，世济厥美。先生生江州府君焕，焕生虬。虬始北事魏，太和中为并州刺史，家河汾，曰晋阳穆公。穆公生同州刺史彦，曰同州府君。彦生济州刺史，一曰安康献公。安康献公生铜川府君，讳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传先生之业，教授门人千余。隋开皇初，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时国家新有揖让之事，方以恭俭定天下。帝从容谓府君曰：“朕何如主也？”府君曰：“陛下聪明神武，得之于天，发号施令，不尽稽古，虽负尧、舜之姿，终以不学为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陆贾也，何以教朕？”府君承诏著《兴衰要论》七篇。每奏，帝称善，然未甚达也。府君出为昌乐令，迁猗氏、铜川，所治著称，秩满退归，遂不仕。 开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铜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师》，献兆于安康献公，献公曰：“素王之卦也、何为而来？地二化为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众正，可以王矣。虽有君德，非其时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
开皇九年，江东平。铜川府君叹曰：“王道无叙，天下何为而一乎？”文中子侍侧十岁矣，有忧色曰：“通闻，古之为邦，有长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数百年，四海常一统也。后之为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晋以下数百年，九州无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叹，盖忧皇纲不振，生人劳于聚敛而天下将乱乎？”铜川府君异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经》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
十八年，铜川府君宴居，歌《伐木》，而召文中子。子矍然再拜：“敢问夫子之志何谓也？”铜川府君曰：“尔来！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资友而成者也。在三之义，师居一焉，道丧已来，斯废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后集。”文中子于是有四方之志。盖受《书》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夏琠，问《礼》于河东关子明，正《乐》于北平霍汲，考《易》于族父仲华，不解衣者六岁，其精志如此。 仁寿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济苍生之心，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帝坐太极殿召见，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验古，恢恢乎运天下于指掌矣。帝大悦曰：“得生几晚矣，天以生赐朕也。”下其议于公卿，公卿不悦。时将有萧墙之衅，文中子知谋之不用也，作《东征之歌》而归，曰：“我思国家兮，远游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礼布衣。遂怀古人之心乎，将兴太平之基。时异事变兮，志乖愿违。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东归。皇之不断兮，劳身西飞。”帝闻而再征之，不至。四年，帝崩。
大业元年，一征又不至，辞以疾。谓所亲曰：“我周人也，家于祁。永嘉之乱，盖东迁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际，有大功于生人，天子锡之地，始家于河汾，故有坟陇于兹四代矣。兹土也，其人忧深思远，乃有陶唐氏之遗风，先君之所怀也。有敝庐在茅檐，土阶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九年而六经大就。门人自远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义，京兆杜淹，赵郡李靖，南阳程元，扶风窦威，河东薛收，中山贾琼，清河房玄龄，巨鹿魏徵，太原温大雅，颍川陈叔达等，咸称师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来受业者，不可胜数，盖千余人。隋季，文中子之教兴于河汾，雍雍如也。
大业十年，尚书召署蜀郡司户，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国子博士徵，并不至。
十三年，江都难作。子有疾，召薛收，谓曰：“吾梦颜回称孔子之命曰：归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龄？吾不起矣。”寝疾七日而终。门弟子数百人会议曰：“吾师其至人乎？自仲尼已来，未之有也。《礼》：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死有谥，所以易名。夫子生当天下乱，莫予宗之，故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圣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毕矣。仲尼既没，文不在兹乎？《易》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请谥曰文中子。”丝麻设位，哀以送之。礼毕，悉以文中子之书还于王氏。《礼论》二十五篇，列为十卷。《乐论》二十篇，列为十卷。《续书》一百五十篇，列为二十五卷。《续诗》三百六十篇，列为十卷。《元经》五十篇，列为十五卷。《赞易》七十篇，列为十卷。并未及行。遭时丧乱，先夫人藏其书于箧笥，东西南北，未尝离身。大唐武德四年，天下大定，先夫人返于故居，又以书授于其弟凝。
文中子二子，长曰福郊，少曰福畤。
相关研究
中说卷十图影
研究王通的思想，主要依靠《中说》一书。《中说》一书，有人疑其为伪作，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此书虽非王通所作，但其原本是王通门弟子姚义、薛收汇编而成的，大体上是弟子们对其师言行的回忆和追录。不过，此书到了王通之子王福寺手里后，福寺对其重新分类编排，在这个过程中，加进了许多吹嘘王通的不实之词，以至后人疑其为伪作。其实，《中说》还是有一定价值的，朱熹就讲过：“《中说》一书如子弟记他言行，也煞有好处。虽云其中是后人假托，不会假得许多，须具有个人坯模，如此方装点得成。”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
《中说》所反映的王通思想，还是有许多可贵之处的。王通在政治上，以恢复王道政治为目标，倡导实行“仁政”，主张“三教合一”，基本上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有进步性；在哲学上，王通致力于探究“天人之事”，围绕“天人”关系这个核心，阐述了他关于自然观、发展现、认识论和历史观等方面的思想，表现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倾向和主变思想，在文学上，王通论文主理，论诗主政教之用，论文辞主约、达、典、则，主张改革文风。这些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文中子研究·历史与现状
【摘要】在中国学术史上、在儒学的发展史中，文中子王通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对后世的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于文中子的研究，相对其他儒家学者来说一直比较薄弱，亦存在着一些疑团和迷雾，在作深入研究之前，展望一下文中子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是很有必要的。 文中子王通，隋代大儒，就连宋代出现的幼学蒙书《三字经》中亦有“文中子，及老庄”，在宋代人的意识中，王通在中国学术史的发展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从儒学发展史来看，王通是从汉晋经学向宋明理学过度的关键人物，他以不同于经学的学术形式，在隋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中晚唐形成了儒家子学的复兴。宋明理学诸儒兼具经学的特点，皆源自于王通之学。在南北朝到唐的学术演变过程中，王通具有变革性的作用，并对中国以后学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许多学者在他们以后的论著中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文中子。宋代学者高似孙在《子略》中，以学术史的眼光给王通以突出的地位，他说：“呜呼，盖自孟子历两汉数百年而仅称扬雄，历六朝数百年而仅称王通。历唐而三百年而唯一韩愈，六经之学，其着于世者若此已是匪难乎。”[1]当今著名学者霍松林先生，在《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一书的序中说：“王通是孟子以后最大的一位儒者”。[2]所以，对在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学术史上具有这么重要的人物进行研究是很有意义的。自唐以来，学者们就非常重视对文中子的研究，但是真正深入研究的人并不多，主要原因是成书于唐初的《隋书》只字不提王通，致使疑信者参半。近人研究哲学思想，亦有疑之而一字不录者，如周谷成《中国通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岑仲勉《隋唐史》、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简编》等。有虽信之，而寥寥数语、论而不证，如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有大言坐实，谓其书足以“表现一个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者，如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虽然文中子研究中有不同的声音，但今天的大部分学者基本上还是肯定文中子其人其书的。 关于文中子的研究可分以下几个阶段。 一、唐代的文中子研究 在这一个时期，人们逐渐认识到王通在学术史上的重要性，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但还未进入真正的研究。此阶段属文献著录时期，记载王通事迹的主要文献有： 1．初唐：文献中主要是对王氏家人、门人和友人的记载，如王绩《游北山赋并序》、《负苓者传》、《与陈叔达重借隋纪书》、《答处士冯子华书》、《仲长先生传》、《答程道士书》，王勃的《倬彼我系》、《续书序》。另外还有杨炯的《王勃集序》，吕才的《王无功文集序》，陈叔达的《答王绩书》，薛收的《隋故征君文中子碣碑》，杜淹的《文中子世家》。初唐之后有一百多年，文献中不见王通的记载，其中原因亦如墨学的流传，章太炎的《菿汉昌言·连语一》说：“墨家至汉不传，……则墨亦并入儒矣。”文中子不显于初盛唐，其因一在于王通思想的超前性，二在于初唐重道，又崇实用之学，而盛唐重佛，故王氏之学不显于其时也。 2．中晚唐：这一时期的文献记载较多，王通在唐王朝出现衰败之象后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在他们为了疗治社会疾患、寻找出路的心态下，发现了王通通经致用的价值，王通的本乎道、重政教、宗经复古的思想也就成为天宝以后创作理论上的主张。在这一阶段，多是肯定文中子，记载文中子的主要文献有刘禹锡的《唐故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使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赠左散骑常侍王公神道碑》，李翱的《答朱载言书》、《读文中子》，刘贲读《文中子》时的记载（见北宋初钱易《南部新书》戊），裴延翰的《樊川文集序》，皮日休的《文中子碑》、《请韩文公配饷太学书》，陆龟蒙的《送豆卢处士谒宋丞相序》，司空图的《文中子碑》、《三贤赞》，徐铉《舒州新建文宣王庙碑序》。刘昫的《旧唐书》记载到王通的事比较分散，有《王绩传》、《王勃传》、《王质传》、《隐逸传》、《文苑传》、《经籍志》。在《王勃传》中说王通“自有传”，应该是另有专传，但后来却无传，这种现象在二十四史中屡有发生，《旧唐书》中亦有几例。其它如《晋书·冯沈传》云：“沈兄恢，自有传。”《殷顗传》云：“弟仲文、叔献，别有传。”实际上均无传。这说明作者原计划是给这些人立传的，是有过此计划的，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写。《旧唐书·玄宗纪》中有：“开元二十九年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中子。每年准明经例考试。”这里的“文中子”应为“文子”，《旧唐书》所记有误。这一时期的文献除了记载事迹，还对文中子的学术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皮日修在《文中子碑》中说：“孟子之门人郁郁于乱世，先生之门人赫赫于盛时，较其道与孔孟，岂徒然哉？设先生生于孔圣之世，余恐不在游、夏之亚也，况七十子欤！惜乎德与命乖，不及睹吾唐受命而殁。苟唐得而用之，贞观之治，不在于房、杜、禇、魏矣！……先生之功，莫之与京。[3]” 在唐代的这些文献中，既有记王通其人的，又有记其书《中说》、《续六经》的，还记载了后人疑其伪书而流传至今的《元经》。这些记载中，一为王通的后人所记，一为其它文人学者所记，从未有人怀疑过其人其书。这些详实的文献，都为我们后面的辨伪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宋代的文中子研究 此阶段属注释、整理和简单评价时期。儒家的思想家们对王通与《中说》基本上持肯定态度，由于他们未能从考据方面解决王通与《中说》的真伪问题，因而也就未能取得一般学者的信服，不过他们从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方面来理解，并肯定了王通思想的意义。 1．宋初人们对王通其人其书是不容置疑的。柳开自20岁起景仰文中子王通及其著作，曾多次易名，旧号“东郊野夫”，后改为“补亡先生”，不久又易名柳开，字仲涂。他自述道：“补亡先生旧号东郊野夫者，既着野史后，大探六经之旨，已而有包括扬、孟之心，乐为文中子王仲淹齐其述作，遂易名曰开，字仲涂。其意谓：将开古圣贤之道于时也，将开今人之耳目聪且明也，必欲开之为其涂矣，使古今由于吾也，故以仲涂字之，表其德焉。[4]”比柳开稍晚的石介（宋初三先生之一）是宋代理学的启迪者，他亦未怀疑过王通的存在。他说：“文中子以太平之策十有二篇干隋文帝，不遇，退居河汾之间，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九年而《六经》大就。[5]”在欧阳修、宋祁撰的《新唐书》中，《王勃传》、《王质传》中记有王通，《隐逸传》、《文艺传》亦有记载。新旧《唐书》不为立传，是因为王通不属于唐人，他卒于隋大业十三年，尚未入唐。而《隋书》不为王通立传，清人王士祯以为：“唐初修隋史，不为文中子立传，千古疑之。”（《香祖笔记》卷三）《隋书》不为王通立传，唐史补之，犹汉末人未入《后汉书》而入于《三国志》。至于《隋书》只字未提王通，我认为原因有二：一是杜淹与长孙无忌有矛盾，王氏兄弟亦皆不用，修《隋书》者陈叔达、魏征皆惧长孙无忌，因长孙是皇后之兄，且对唐有佐命之勋，功居第一；再者叔达、魏征在王通弟子中关系稍远，其内心未必愿为弟子，此不为王通立传之由。但由此引起人们对王通其人其书的猜疑，我们看《史记》也未为墨翟、公输、宋钘、尹文立传，还有列御寇、惠施亦无传，难道能否认其它文献的记载吗？若以正史中的正传为绳，可信之古人能有几何！ 2．给王通以应有的学术地位。程颐门人：“问王通，曰：隐德君子也。当时有些言语，后来被人傅会，不可谓全书。若论其粹处，苟非旬、扬所及也。[6]”朱熹在《近思录》、《朱子语类》等多处言及文中子，评价亦较为公允，他说：“王通极开爽，说得广阔。缘它于事上讲究得精，故于世变兴亡，人情物态，更革沿袭，施为作用，先后次第，都晓得，识得个仁义礼乐都有用处。若用于世，必有可观。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着，于大体处有所欠缺。[7]”“王通见识高明，如说治体处极高，但于本领处欠。如古人明德、新民、至善等处，皆不理会。[8]”陆九渊对王通的评价是单刀直入的，他说：“孟子之后，以儒称于当世者，荀卿、扬雄、王通、韩愈四子最著。[9]”史学家司马光见正史未为王通立传，故作《文中子补传》，[10]以补其缺。但在学术史上，司马光对王通所持是一种谨慎而又重视的态度，他虽然对《隋书》不载王通一事疑而不解，但仍然采取了《中说》及其附录《文中子世家》中的材料。他将“诣阙献《太平十二策》”等事迹，以及通与弟子贾琼的一段对话，编进《资治通鉴》。[11]司马光以史学家特有的眼光，敏锐地觉察到王通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及其文化意义，所以就在《资治通鉴》记载了王通，并撰写了《文中子补传》，传中云：“余读其书，想其为人，诚好学笃行之儒。惜也，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誉之太过，使后人莫之敢信也。余恐世人讥其僭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与理可通，而所言切于事情者着于篇，以补《隋书》之缺。”[12]在宋以后的史学家中，唯有司马光给王通以重视。现代史学家陈寅恪亦为重视，但相比之下，陈寅恪更多的是采取一种审慎的存疑态度，他说：“世传隋末王通讲学河汾，卒开唐代贞观之治，此固未必可信。[13]”但在诗文中，陈寅恪对王通极为仰慕，视之为自己生平的典范。宋人高似孙在《子略》中记载王氏著书及卷数，并在学术史当中给以崇高的地位。《宋史·儒林传》记陈亮“其学自孟子之后惟推王通”。龚鼎臣《东原录》于王通有载，王清明的《挥麈录》、张洎的《贾氏谭录》皆于王通有推崇溢美之辞。《贾氏谭录》云：“吴箕常谈孔子不喜与人辩，孟子好与人辩是非，文中子复不喜与人辩，其学孔子之道者欤！或曰：孟子之时，冀以明其教也。文中子遭乱世而退河汾，宜乎不为之辩也。[14]”金人明昌初的《阙里志》，刘祁的《潜归志》，皆有赞美之语。宋人言及王通的还有苏轼，其文见《宋文鉴》卷一百十一，刘弇的《龙云集》（卷二十八），李觏的《读文中子》（《李直讲集》），孙复的《与张涃书》（《宋文鉴》、《宋元学案》）。《崇文总目》有“文中子中说十卷”，《宋史·艺文志》载：“王通《元经薛氏传》十五卷，王通《文中子中说》十卷，宋阮逸注，宋咸《过文中子》十卷，司马光《文中子补传》一卷，龚鼎臣《中说解》十卷。” 3．文中子注本的出现。对文中子其书的注释，有阮逸的《中说注》、《元经注》（现流传注本，《四库总目》有记），宋人王观国承认阮逸注《文中子》，但是他不赞同阮逸给每篇的命名的做法，王观国说：“阮逸注《文中子》，又作叙篇，……阮氏不察，乃以《文中子》十篇作《叙篇》，曲折傅会而为之说，则误矣。今世传《杜子美诗集》，第三十卷首二十余篇，皆以两字为题，如《宿昔》、《能画》、《斗鸡》、《鹦鹉》之类，皆非本题，祥其诗意，皆追忆开元之盛，叹天宝之乱，子美初必各自有题，后之编类者失其本题，但取篇首二字为题耳，恐误后生学诗者。[15]”暂且不管他对《文中子》题名的看法，起码他是承认阮逸注《文中子》的。龚鼎臣亦有注本，龚注本以甲乙冠篇。南宋陈亮见龚氏注本与阮氏注本有异，随后即类次《文中子》。他说：“余以暇日，参取阮氏、龚氏本，正其本文，以类相从，次为十六篇，其无条目可入，与凡可略者，往往不录，以为王氏正书。[16]”龚氏解本惜已不存，但《困学纪闻》所引，略存数条，李格非为龚本写有跋语，其文云：“龚自谓明道间得唐本于齐州李冠，比阮本改正二百余处。[17]” 4．文中子研究中的疑伪思想。宋人于王通有疑者，实始于司马温公，其后有洪迈、晁公武、朱熹、王应麟等。洪迈《容斋随笔》、张淏《云谷杂录·读文中子》、王应麟《困学纪闻》中的《读文中子》、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书录解题》，疑其书有不同程度的伪。这一方面是《中说》非王通自著，属家人及弟子所记，本身有错乱之处，另一方面是《隋书》中没有王通的传记，才导致人们对文中子的怀疑。论者有以《中说》误者，其实未必有误，徐朔方先生在《王通门人辨》一文中，已驳《郡斋读书志》卷三之误和宋邵博《闻见后录》卷二之误[18]。霍松林先生在《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的序文中也说：“《隋书》不载王通，是由于王凝获罪长孙无忌。”[19]所以，研究中应该尊重但又不迷信大家和文献的记载。我认为其中的主要原因关乎宋人的治学精神，宋人好思辩，标新立异，不惜妄语。马宗霍说：“宋人经学，其有不守陈义，自辟新术，非一家一派所得而囿者。”又说“宋儒治经，不惟喜好奇为异于前也，尚有二事颇足以启后人之议，其一曰疑，其一曰改经。”[20]宋中后期以至明，本来就学风空疏，学者束书不观，好立异自新，故于宋人之言应慎之。宋人章如愚从文中子《赞易》、《续书》、《续诗》、文中子言《周礼》、《元经》等方面进行了考证[21]，虽然材料多来源于《中说》，但亦发明之处。对于《元经》的真伪，学者们所认为的有力证据是避讳的问题，关于这一点人们多沿用陈振孙的说法，陈振孙谓:“唐神尧讳渊，其祖景皇讳虎，故《晋书》戴渊、石虎皆以字行。薛收唐人，于传称戴若思、石季龙宜也。《元经》作于隋世，乃亦云若思，逸之心劳日拙盖不能自掩矣。[22]”笔者翻检明万历刊本《汉魏丛书》所收的《元经薛氏传》,发现经和传中都有不避讳的现象,如经文中有三次出现“刘渊”一名,四次出现“石虎”一名,“赵虎”一名出现一次,薛收的传中也相应出现。按陈振孙的说法,既是阮逸伪作,何以“刘渊”、“石虎”、“赵虎”不避讳呢？后人不察，沿习以用，虽使谬误流传。 三、明清时期的文中子研究 金元时期的研究材料很少见到，只有元初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集有前朝学者对《中说》及《元经》的评价。 1．明代的文中子研究。明代对文中子王通的研究，既有公允之言，亦有怀疑之微辞。王阳明《传习录》里和弟子的问答中，对王通既有颂词，又言其“拟经”，但亦云“拟经恐未可尽非”。宋濂在《诸子辨》中不相信《中说》为阮逸伪作，但认为是王通其子伪造。李贽在《藏书》（卷三十三）中记及王通之事、著述和弟子，在《史纲评要》（卷十六《隋纪》）中记了王通教学之事。崔铣有《中说考》，可以说是在阮、龚作注之后，真正进入研究的一部著作，其序存在《洹词》卷五。他在序中分析了王通其书为何流传甚难，为何知者寡而罪者多（如僭经、拟孔子、学不师圣、仿《论语》、文又驳杂），崔铣在序中说：“铣为别白其词，权量其旨，类分为三：曰内，曰外，曰杂。”与宋陈亮的《中说》类次意同。莫友芝的《郘亭书目》载《中说考》七卷，莫友芝说：“明崔铣撰，与此文所记，凡二十篇不同。”《永乐大典》6838卷中收有：司马光的《文中子补传》，司空图的《文中子碑》，皮日修的《文中子碑》，宋释契嵩的《文中子碑》，还有一些是从书、志中摘出的有关文中子的论述，如《能改斋漫录》、《元一统志》、《河中县志》、《书文中子传后》、《资治通鉴·隋高祖纪》、孔平仲《杂说》、《王福畤记》、郑内翰《郑溪集》、《朱子语续录》、《山堂考索》、《黄氏日抄》、龚鼎原《东原录》、《贾氏谭录》、《杨龟山语录》、《程氏遗书》、《史子朴语》、《容斋随笔》。另外，《永乐大典》在《事实》的题目下，分道德、学业、礼乐、教学、言语、著书、献策、不仕、通类等九类，从《中说》、《世家》、司空图《文中子碑》等文中，摘出一些事实，以证其类。对于《元经》从宋到明的学者们基本上认为是伪的，胡应麟在《四部正伪》中的观点亦渊于陈振孙，鲜有新说。 2．清代的文中子研究。清代对王通其人其书的看法，真伪存半。所论者有顾炎武的《日知录》，俞正燮的《癸巳存稿》（卷十四），俞樾的《读文中子》，朱彝尊的《经义考》（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已辨其伪），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卷十六），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列为伪书，李慈铭的《越缦堂读书记》，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四库全书》、《四库总目提要》，以上书中所论比较客观。但是清代辨伪大家阎若璩在《潜丘札记》中引《中说》多至十余条，无一语及其真伪问题。清人多疑文中子书者，其因在于考据学家多崇汉学，不肯读唐以后人书。 四、近代迄今的文中子研究 1．片断式研究：就是在其它的书或文章中论及文中子的，这方面有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史料辨别》，章太炎的《检论·案唐》、《菿汉三言》（章氏为古文学之余，于通之言，多所不实）。有的书列章或节来讲，研究哲学思想的有：日本渡边秀方的《中国哲学史》，谢元量的《中国哲学史》、台湾李世杰、沈秋雄的《中国历代思想家》（二十）。刘尉林、赵宗正主编的《中国儒家学术史》（第二十二章），主要讲王通的儒学思想，与次相同的还有许凌云的《中国儒学史》（隋唐卷）。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隋唐卷）主要介绍王通的哲学与新经学思想。研究文学的有：谢无量的《中国文学史》，曾毅的《中国文学史》。贾晋华的《唐人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这本书以比较大的篇幅来研究河汾作家群，通过对这一作家群及作品的稽考和评述，来探讨它对隋唐之际文学发展的影响，而这一作家群是以王通讲学河汾为背景，由王氏兄弟、门人弟子及河东文士组成的。作者从一个新颖的角度来研究王通，对我们的研究有一定的启发，邓小军先生的《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也是从这一视角出发，不过比贾著的研究更为深入和扎实。研究文学理论的有：罗宗强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第一章《隋代文学思想》），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三（隋唐五代卷）。研究教育思想的有：毛礼锐、沈灌群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的第六章《隋唐的教育》中有一节专讲王通的教育思想。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的《中国教育制度史》（第二卷）。还有一些数据中讲到王通与中国的私学或中国的书院。 2．专著式研究：桐城汪吟龙，于文中子研究最为用功，有《文中子考信录》，其书分人考和书考两部分，收集材料最为广博，他以坚实的文献考证作基础，得出了比较公允的结论。王立中的《文中子真伪汇考》一书，篇幅不大（仅34页），承认有王通其人，但于其书所持态度与《四库提要》同。这两部书均收入王云五主编的《国学小丛书》。 近些年来，文中子研究领域里主要的著作，大陆方面有尹协理、魏明先生的《王通论》，书中有考证，也有思想研究，但主要内容是关于政治、哲学、伦理等方面的。但是这本书是迄今文中子研究中最有学术价值的一部著作，在考证方面材料比较详实，亦有突破之处，不过考证时所用材料来源不足，尤其是对原始文献的利用，关于这一点邓小军先生已经指出，[23]我也认同这一看法。文中子研究的另一力作是邓小军先生的博士论文《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该书虽然是研究唐代文学的，但他把对文中子的研究作为研究唐代文学的基石，书中第一章用大量的篇幅来研究文中子，无论考证还是在思想已经方面，都有一定的学术推进。杂志期刊上，近些年来发表的有关文中子研究的文章很少，且偏重于王通教育思想方面的研究，较有学术价值的是王冀民、王素先生的《文中子辨》，[24]徐朔方先生的《王通门人考辨》，段熙仲的《王通王凝资料正伪》[25]。台湾方面有骆建人的《文中子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这本书偏重于文献方面的研究，于版本的搜集较为全面，考证时所用原始材料较多，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总之，自近代迄今，人们开始从各个方面研究文中子王通，最近文献注释学方面还出版了郑春颖的《文中子中说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此属普及性读物。 五、过去研究的不足 其一，以前对文中子的研究多局限于其人其书真伪的争论，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学术界已基本上承认王通与其《中说》，并予以充分的肯定。但是，仍有部分人还是坚持宋咸以来的观点，疑人疑书，如王冀民、王素的《文中子辨》就持此看法，段熙仲的《王通王凝资料正伪》（《文史》第二十七辑）亦持怀疑态度。所以，还有必要进一步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从原始文献出发进行翔实地考证。 其二，缺乏对王通的另一部著作《元经》的考证。人们多沿袭陈振孙《书录解题》、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说法，《四库总目提要》亦持其论，没有人怀疑过。学者们多以《唐志》不载为由，从而判定其伪，拒绝接受，没有进行过详实的考证。 其三，忽视对《续六经》文本本身、写作体例的研究。《续六经》在唐代末期还存在，五代以后佚失，但从《中说》中可以看出其基本的梗概。 其四，对《中说》文体的分析研究尚未展开，人们多以体仿《论语》作结。《中说》除了对话特征而外，有许多既含哲理又文字优美的句子，值得从散文的角度重新评价和认识。 注释： [1]《史略子略》第64页，万有文库，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19]台湾文津出版社，第2页，中华民国82年9月初版。 [3]《皮子文薮》卷四，中华书局1959年版。 [4]《河东集》卷二《补王先生传》。 [5]《徂徕先生集》卷十四。 [6]《二程遗书》卷18《伊川先生语四》。 [7]《朱子语类》卷137《战国汉唐诸子》问荀扬王韩四子条。 [8]《朱子语类》卷137《战国汉唐诸子》子升问仲舒文中子条。 [9]《陆九渊集》卷24《策问》。 [10]见《宋文鉴》百四十九卷。 [11]见《资治通鉴》卷179《隋纪三》文帝仁寿三年条。 [12]见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四；《宋文鉴》卷149。 [13]《韩愈论》，《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4]《永乐大典精编》，卷之6838，第1737页，九州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 [15]《学林》，田瑞娟点校，第48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 [16]见《陈亮集增订本》，邓广铭点校，第249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17]《经籍考》，《文献通考》卷36，第854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18]见《浙江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第5页。 [20]《中国经学史》，第119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 [21]《群书考索》前集卷一，六经门，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影印明正德本。 [22]《四部正伪》上,《少室山房笔丛》卷30,第300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23]《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第20页，台湾文津出版社，中华民国82年9月初版。 [24]见《文史》第20辑，第231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25]见《文史》第27辑，第323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文中子研究·悬疑
南怀瑾先生在他的《老子他说》一书中对隋末大儒王通给了极高的评价。其文如下： “史传，王通是河东龙门人，也就是现在的山西省河津市，其故里在今万荣县。隋文帝仁寿3年，王通西游长安，献《太平十二策》，隋文帝杨坚虽然表示赞赏，但最终也不能采纳。王通于是回到故乡，隐居于白牛溪，专心著述和讲学。隋朝政府曾经几次征召他入朝作官，但王通都没有出山。他门下弟子很多，其中有几位还是隋唐之际的著名人物。隋朝末年，三十几岁的王通身染重病，英年早逝，被门下弟子私谥为“文中子”。他有许多著作，但留传不久就散佚了，现在能看到的，大概只有一本《中说》。 本来，作为隋朝著名的大儒和隐士，王通应该在《隋书》中有传记。可是，现存的官方史书《隋书》以及《北史》等，没有为王通留下一个字。只在《旧唐书》《新唐书》的王绩、王勃、王质传中，附带介绍过王通，留下了零星的资料。另外，就是由王通后人编辑整理的《中说》里，有一大堆互相矛盾、真伪难辨的资料。 这就引起了后代学者的怀疑，有人提出，王通史无其人，《中说》是一本伪书等等。另外一些学者则通过考证，确认王通真有其人，只是记载有部分失实而已。到了明朝嘉靖年间，王通在儒学中的地位才正式确定，以大儒的身份从祀孔庙，名字排在董仲舒、后苍、杜子春之后。 但是，关于王通生平事迹和思想价值的争论，仍然在一直进行着。他的形象，仍然像谜一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笔者不才，近日略看了几种文中子的资料，对那些争论不休的话题，再作一番聒噪。 一、王通无传，和长孙无忌关系不大
唐朝初年编篡的《隋书》没有《王通传》，当时王通的儿子王福畤提供了一种说法，把责任推在了负责修史的长孙无忌头上。他说：“（王通之弟王）凝为监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状，太宗不信之，但黜为姑苏令。大夫杜淹，奏凝直言非辜。长孙无忌与君集善，由是与淹有隙，王氏兄弟皆抑不用。时陈叔达方撰《隋史》，畏无忌，不为文中子立传。”（司马光《文中子补传》，见《邵氏闻见后录卷四》） 意思是，王通的兄弟王凝，因为直言得罪了唐太宗的大舅子长孙无忌，所以长孙无忌很排斥王氏一家。修史的陈叔达又害怕得罪长孙无忌，不敢给自己老师立传。 司马光在《文中子补传》中已经对这条记载提出了怀疑。第一，陈叔达当过宰相，官职与长孙无忌相当，用不着害怕他。第二，魏征是《隋书》的总编，又是个很刚直的大臣，他怎么会容许陈叔达有曲笔。第三，杜淹死得早，侯君集造反晚，此事记载不实。 现在只说说长孙无忌和《隋书》的关系。 根据《隋书宋本原跋》，唐武德五年，高祖接受令狐德棻的建议，命封德彝、颜师古等人，在隋朝王劭著作的基础上，撰修《隋书》，但过了几年也没有修成。唐太宗贞观三年，命魏征负责，房玄龄总监，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人撰修《隋书》。具体执笔人是颜、孔、许等几个人，魏征只是总负责。但魏征也亲自参与了不少工作，序和论都是魏征的亲笔。最后修成帝纪五，列传五十，到贞观十年正月，由魏征等人正式献给朝廷，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到贞观十五年，又命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人修撰《五代史志》，而由长孙无忌总负责。显庆元年五月，《五代史志》修成，由长孙无忌等献给朝廷，藏之秘阁。后来，又把志书部分编入了《隋书》。 由此可知，列传部分是由魏征负责的，长孙无忌并没有直接参与。长孙无忌即使与王氏兄弟有矛盾，也不可能直接干预立传的事。 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间接的层次实在是太多了。王凝直接得罪的是侯君集，得罪长孙无忌本来就是间接的。而王通虽是王凝之兄，但早就去世，他本人更得罪不上长孙无忌。王凝弹劾侯君集之后，获罪贬官，已经受到了惩罚，侯君集和长孙无忌都算是出了恶气。长孙无忌即使对王通有所迁怒，也隔了好几层。他如果要想影响修《隋书》的几位史官，中间又是几层间隔，越发没了气力。 而唐贞观年间，政治比较清明，魏征、房玄龄、长孙无忌等都是一时的名臣、直臣，具体修史的颜师古、孔颖达等也是一时名儒。在当时的风气下，长孙无忌不可能直接干预修史的大事。就是间接的影响，恐怕力量也极其有限。 长孙无忌后来虽然负责《隋书》的志书部分，并把志书编入《隋书》，有机会改动《隋书》。但他也不可能私自删改经过朝廷认可的列传部分。 那么，《隋书》不立《王通传》，责任就只能在魏征等几位史官身上。 二、《隋书》堪称良史
现代的学者，对魏征等人编撰的《隋书》，评价相当高： 《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首先，它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亲历了灭隋的战争，在执政之后，他经常谈论隋朝灭亡的教训，明确提出“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看法。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导思想。 其次，《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如隋文帝之“刻薄”专断，“不悦诗书”，“暗于大道”，隋炀帝矫情饰貌，杀父淫母，“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等情况，都照实写来，了无隐讳。 （摘自新语丝网站《二十四史简介》，作者不详） 既然《隋书》是一部比较成功的史书，那么它因粗心而遗漏一位大儒的可能性就极小。因为，这几位史官，不可能不知道文中子王通的大名。 据《中说》记载，唐初名臣魏征、房玄龄、陈叔达、杜淹、薛收等人，都是王通的门下弟子。据学者们考证，《中说》中这些记载，并不都可靠。但是去伪存真，考证者也承认，魏征、房玄龄等几位，都是和王通有过交往的朋友，而薛收等几位，确实是王通的弟子。 另外，唐王朝是从太原起兵的，起兵之前，早有谋反之心的李世民就很注意结交天下的英雄豪俊。王通隐居的白牛溪，距太原并不远。如果王通在隋末真有讲学的名气，李世民是不可能不知道的。而且，李世民起兵之后，好几次在河东一带打仗，万荣县至今还留有李世民为庆祝胜利而修建的“飞云楼”。王通那时虽然已经去世了，但如果他真的在家乡一带有名气，李世民也是不可能不知道的。还有，王通的高徒薛收，和李世民关系极其密切，他不可能不给李世民讲自己的老师。 这样，就产生了两个新的问题。 第一，这种情况让人怀疑王通其人的存在，或者怀疑他的名气。 第二，史官们不是不知道王通，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有意不给他立传。 三、王通是真的，他的名气也是真的 以前就有学者怀疑过王通其人的真实性。但是又有许多学者经过考证，说王通确有其人，不可能没有。因为他弟弟王绩是著名的隐士和诗人，儿子王福畤在历史上也有所表现，孙子王勃更是个文学天才，这几个人都留下了王通的记载，所以不可能没有王通这个人。 至于王通的学术思想，后人把《中说》去伪存真，发现那些比较真实的记载确实具有比较高的思想价值。如果作伪者有这么高的水平，那自己也就成大名了，何必冒充顶替一个“假人”？ 因为这部分内容，现在已经有了定论，笔者就不多说了。 结合前文提到的，既然王通其人是真实存在的，他在隋朝著述讲学的名气也是真有的，史官们也是知道王通的，那么，《隋书》不给王通立传，那就只有一个原因： 史官们是刻意不给王通立传！ 四、贞观盛世，王通没有沾上儒家的边 唐朝建国伊始，就很注重文化教育，儒家学说和有名的儒士，都受到朝廷的重视。 据《新唐书儒学传》记载，高祖李渊为周公、孔子立庙，并寻找周公和孔子的后代，加以封赏。给国学、太学、四门学、郡县学都规定了名额，要求官员子弟入学读书。还专门为宗室和功臣子孙在秘书外省设立了小学。 太宗李世民当皇帝以前，就在王府里设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朝夕论学。即位后，专门设了弘文馆，增加了学校的名额，大量招聘名儒当老师，整理校对经典。一时风气所向，大量的优秀青年集中到长安学习，连周边的外国也派来了留学生。 为了鼓励儒学，李世民还寻访前代通儒的子孙，加以提拔任用。这些通儒，有梁代的皇偘、褚仲都，周代的熊安生、沈重，陈代的沈文阿、周弘正、张讥。前朝隋代也有两位通儒入选，他们是何妥和刘炫。 单单就是没有王通的子孙！ 贞观二十一年，李世民又下诏：“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二十一人，用其书，行其道，宜有以褒大之，自今并配享孔子庙廷。” 这里头，还是没有王通！ 唐初的君臣，完全忽略了文中子王通是一位儒家！ 如此，《隋书儒林传》里，不为王通立传，再正常不过了。 五、莫非王通犯了什么忌讳？ 王通的几位朋友和弟子，都是唐初的重臣，君臣们都很熟悉王通，但在弘扬儒学时，偏偏忽略了王通。莫非王通曾经犯了什么忌讳？ 王通在世时，一直不肯出仕隋朝，表现出和隋朝不合作的态度。同时，他又死于隋朝末年，根本没有机会对唐朝的政事发表什么议论，不可能犯什么政治错误。他要犯忌讳，只可能在其著作和思想上。 和传统的儒生相比，王通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性格。他不仅有才有学，还有一种过人的胆气，表现在形式上，就有几分狂傲。在白牛溪隐居讲学时，被当地人称为“王孔子”，他也没有表示过谦让，自居不疑。连那条白牛溪，也被人称为“王孔子溪”。在保守的儒生们看来，这种称呼实实地是一种谮越。直到今天，还有些学者因此骂王通是“妄人”。 王通呕心沥血撰写的著作，号称《续六经》，体裁和口气都模仿传统的《六经》，这也是胆大妄为的举动。北宋的司马光虽然很佩服王通，但对王通的《续六经》也不能接受。他说：“余窃谓先王之六经，不可胜学也，而又奚续焉？续之庸能出乎其外乎？出则非经矣！苟无出而续之，则赘也，奚益哉？”（《文中子补传》） 司马光作为后世晚辈，对王通的学问比较佩服，所以批评的语气还算委婉。如果换了唐朝初年的诸位名儒，他们还会这么委婉吗？ 唐初的名儒，地位比较高也比较著名的，就是修《隋书》的颜师古和孔颖达。 颜师古曾校订过《五经》，孔颖达曾主持编篡《五经正义》，这两人都是比较传统的经学家。当时的皇帝李世民，好像也是比较偏向于经学家的。而从当时的政治形势看，提倡传统的经学，比新学更有号召力，能够团结更多的知识分子，也有利于青年学子打好儒学基础。 当时有几件小事，能够看出李世民对颜师古和孔颖达的尊重。 颜师古品行不太好，是个势利眼，选用人才时，“抑素流，先贵势，虽商贾富室子，亦窜选中，由是素议薄之，斥为郴州刺史。”（《新唐书颜师古传》）李世民爱惜颜师古是个人才，批评了几句，又把他留在原任上。 还有一件微妙的事情。唐高祖李渊时，在国学为周公和孔子立庙。李世民即位后，撤掉了周公庙，改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以祭祀这二人为主。这件事也间接地说明李世民对颜师古的尊重和信任。 至于孔颖达，在贞观初年受封为“曲阜县男”，明显地承认他是孔夫子的后代，能够继承孔夫子的事业。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在唐朝初年，政治上得势的是颜师古和孔颖达这一类传统经学家。 王通的生年大约是公元580或584年，颜师古生于581年，年龄和王通相当；孔颖达生于574年，年龄比王通略大几岁。王通是隋仁寿3年献策出名，颜师古在隋仁寿年间出仕，孔颖达是隋大业初年出仕，他三个人的资历也都差不多。从颜师古和孔颖达的角度看来，王通根本就是同时代人，算不上什么前辈。所以，颜、孔二人不可能特别地尊重王通。 王通的外号“王孔子”，在与孔子颜回有血缘关系的颜师古和孔颖达听来，可能特别刺耳。 王通模仿先圣口气作的《续六经》以及种种新奇言论，在正统的经学家们看来，可能特别刺眼。 《新唐书》的作者在提到王通时，说他“不为诸儒称道”，这诸儒，只能是颜师古、孔颖达等人。 六、《隋书儒林传》中的儒生也是有缺点的 如果说，因为王通有缺点，所以不能入《隋书儒林传》。那么，我们看看《隋书儒林传》，发现里头记载的几位名儒，也都有明显的缺点，为什么就能列入呢？ 比如，何妥出于嫉妒，有意在讲席中刁难元善，让元善出丑。另外何妥还喜欢是非人物。 比如刘焯，生性爱财，弟子们不交学费的，他就不给讲授。 比如刘炫，伪造《连山易》《鲁史记》等百余卷，骗取朝廷的赏金。 如果颜师古、孔颖达等人，认为王通有缺点，也大可以在传记中直书己见，批评几句。即使，他们认为王通入不了《儒林传》，也可以在《隐逸传》中给王通一席之地呀，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笔者认为，在为王通立传这件事上，当时的几位史官一定有一番激烈的争论。 《隋书》的总编魏征、总监房玄龄，这两人是和王通有交往的朋友，思想上曾经受到王通的影响。而执笔的史官是讨厌王通学说的经学家，双方在对王通的评价上就一定会有分歧。是高度赞扬，还是痛加贬斥，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可能各让一步，干脆不给王通立传，好话坏话都不说，以保证《隋书》的严肃性，而把王通的功过留给后人评论。 据汪龙吟《文中子考信录》称，除了官修的《隋书》，唐朝时通行的其它版本《隋史》，比如王劭、张大素、陈叔达等人作的，可能都有《王通传》，所以唐代学者没有怀疑过王通其人的真实性。五代修《旧唐书》时，这些《隋史》版本还能看到，所以《旧唐书》作者称王通“自有传”。到了宋朝时，其他版本都散佚了，世间流传的只有官修《隋书》，这才让人怀疑王通的存在。 七、也许是学生和朋友太多太有名的缘故 前文所说的，可能便是王通在《隋书》无传的重要原因。但笔者推测，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原因，导致王通在《隋书》无传。只是证据不足，无法确定。这里说出来，仅供参考。 《中说》里记载的王通弟子，除了少数几位名气不大之外，大部分是唐初的名臣。即使详细考证，去伪存真，这些唐初名臣与王通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换种方式说，唐初名臣，有一大部分属于王通的“河汾学派”。 我们都知道，搞政治，最怕有派系，有朋党。如果朝中有一批身居要职的大臣，以王通为纽带，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步调一致，左右朝政，那么，英明的皇帝李世民恐怕就会芒刺在背，而其他的朝臣就会如坐针毡了。 虽然，以魏征、房玄龄、杜如晦、李靖等人的品德和政治智慧而言，他们可能不会以“河汾学派”的名义结党营私。但事实上的同学朋友关系，总存在一种结党营私的可能性，这会让李世民感到不安。 所以，李世民会刻意地压制、打击王通的著作和思想，尽量地让其消失。而魏征等几位“河汾学派”的大臣，深谙其中的微妙，也会刻意地回避和王通相关的话题，摆脱自己与“河汾学派”的关系，让李世民消除疑虑。 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李世民和魏征等人，可能会真诚地学习、借鉴、采用王通的思想和主张，但在公开场合，大家心照不宣，尽量不提这些思想、主张的来源。 这样，不仅《隋书》中见不到《王通传》，连《旧唐书》《新唐书》的诸名臣传中，也没有一个字提到他们的师承朋友关系。 甚至，他们可能做得更绝，设法销毁了王通的部分著作。《新唐书王勃传》中说：“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门人甚众。尝起汉、魏尽晋作书百二十篇，以续古《尚书》。后亡其序，有录无书者十篇，勃补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王勃还活着的时候，他祖父的著作就散佚不全了，确实令人奇怪。 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而已。 八、王通子弟的激愤 历代研究王通的，大都认为王通的子弟牵强附会，把隋唐之际的著名人物都拉扯到王通门下，在《中说》中造了许多假。作伪的主要责任，在王通的次子王福畤头上。 这可能是事实。但我们结合前边谈到的，《隋书》不给王通立传的事情，就能发现这里头其实有个前因后果。 据学者们考证，《中说》不是王通的著作，而是王通平时的言论，在王通生前并未成书，死后由弟子们搜集整理。后来，文稿传到王通之弟王凝手里，又经过一番搜集整理，再传给王福畤，最后的整理是在王福畤手里做的。几经转手，几经整理，事实不准确的内容可能就多了。 当贞观十年，《隋书》的纪传部分完成，王通的子弟们发现里头没有《王通传》，他们是不可能心平气和的。而魏征、房玄龄等又是故人，居然不肯为王通主持公道。激愤之下，王凝、王福畤等人难免会产生报复心理。 本来，谁是学生，谁是朋友，谁只有一面之交，谁只通过信，谁根本不认识，事实差不多是清楚的。但在报复心理的驱使下，王凝和王福畤在编辑《中说》时，干脆一概而论，所有和王通有过交往的人，受过王通指点的人，全都定为门生。甚至把一些接待过王通，有过三言两语的长辈，也拉扯进来。 因为激愤，因为采自传闻，则失实的、矛盾的内容也就多了。 当然，由于魏征等大臣们，地位高，权势大，王凝和王福畤惹不起人家，不敢公开传播《中说》，只在家里泄泄私愤而已。过了许多年，人事变迁，这本《中说》才流布人间。 虽然作伪不太道德，但伪托一向也是中国古书的传统，并不值得奇怪。正是由于王氏子孙的努力，这本真伪参半、漏洞百出的《中说》，才保留了王通的主要思想，并流传到后世，供后人学习借鉴。 除了在编辑《中说》时发泄私愤，王氏子弟还有一些正面的报复。 《新唐书王勃传》记载，王勃六岁就“善文辞”，九岁时读到颜师古的《汉书注》，认为错误不少，就作了一篇《汉书指瑕》指摘、批评颜师古的错误。王勃早慧是事实，但一般而言，早慧的儿童可能就是识字早，背书快，或者反应灵敏，能作一些文学性强的诗词短文等。《汉书指瑕》有一定的学术性，九岁的王勃似乎不大可能主动去撰写这个。我觉得，这篇《汉书指瑕》是出于王勃父亲王福畤的授意和指导，其用意是给颜师古难看。 另外，《新唐书许敬宗传》记载，参与编撰《隋书》的许敬宗死后，因为生平有丑行，被太常博士袁思古定了个“缪”的恶谥。许敬宗的孙子不服，说袁思古与许敬宗有私怨，皇帝下诏命令太常博士重议，王福畤此时正当着博士，他站出来坚持原议，说：“何曾忠而孝，以食日万钱谥缪丑，况敬宗忠孝两弃，饮食男女之累过之。”皇帝毕竟还是偏向许敬宗，让尚书省参与进来，给许敬宗改谥为“过而能改”的“恭”。王福畤在史书上只留下有限的几条记载，这次的直言便是重要的一条，很难说他没有报复许敬宗的意思。 九、受压制其实也算一种光荣 综合前文，唐朝初年，朝廷为了团结大多数知识分子，也为了打好文化基础，在文化政策上比较保守和复古，尊孔颜，尚经学，颜师古、孔颖达等经学家受到重用，而比较新潮的王通思想则在公开场合受到了压制，其人、其书几乎堙没无闻。 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非为王通抱屈，唐朝初年受压制的儒家，并不是文中子王通一个。被李世民送进孔子庙堂配享的21名儒家中，著名的孟子、荀子、董仲舒、杨雄等人都没有躬逢其盛，和王通一样被忽略了。这且不说，更著名的周公，不也被李世民从国学的庙堂里撤出来了吗？诸子之学都不受重用，王通受压制，正好可以与诸子为伍，这也算一种光荣啊！ （参考资料：尹协理、魏明《王通论》；汪吟龙《文中子考信录》；《二十四史简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
评价
王通是处于历史转折点上的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在他一生短暂的三十多年当中，他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光辉思想，然而，在他当时所处的时代，他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他过世后，他的思想才被后人重视发扬起来。本文即是对王通及其思想进行的相关研究。引文简单探讨了王通其人、其书的真实性及研究王通思想的意义。本文共分三章。第一章主要介绍了王通的生平、著述及相关内容。王通生于儒学世家，他深受家学传统的影响，一生以孔子自居，以振兴儒学为己任。王通有不少著述，但遗留至今的只有《中说》而已了。第二章对王通的主要思想展开论述。王通的思想涉及的范围很广，本文就其政治、哲学、宗教、伦理思想的主要方面进行论述：政治上，他主张行“王道”、“仁政”；在自然哲学中的“天人关系”问题上，他强调了“人”的地位和作用；他提出“三教可一”，为儒学的发展和振兴指明了一条新的出路；他重视伦理建设，并提出了许多可贵的学说。文章的第三部分论述了王通思想的地位及影响。他扭转了儒学的衰竭之势，在一定意义上启发和导引了宋明理学。他倡导的“以文明道”的思想，抨击了当时的浮华之风，对后世学者影响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