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

简介

史记卷篇数
本纪	12篇
表	10篇
书	8篇
世家	30篇
列传	70篇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中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写作方法

《史记》 《史记》是一部纵横古今数千年的巨著。它的出现一方面是时代提出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则是史学家艰苦劳动的产物。对司马迁而言，首先是秉承遗命，继续先祖的太史事业。他的父亲司马谈早就打算编写一部史书，但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临终司马谈嘱咐儿子：“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 《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鳞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修纂史记，这是延续祖先文化生命的名山事业，作为太史令，不能履行使命，罪莫大焉。此后，父亲的遗命总是在司马迁的耳际回旋着：“先人有言，自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时代也提出了构建新的历史文化文本的内在要求——“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瑞符，封建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为了写作，司马迁可以说耗尽了毕生精力。撰写史书，需要大量收集材料。《史记》的取材极其广泛，一是文献材料，其中有《夏小正》、《世本》、《秦纪》、《春秋》、《国策》、《楚汉春秋》等数十种。二是交游所得。司马迁一生交游很广，彼此过从往来，也获得了许多极珍贵的史料。三是实地采访。司马迁二十岁即四处游历，行程几乎达到西汉王朝的全境，看了好些古代遗迹，听到了好些古代的轶闻，这也极大地丰富了他的历史材料宝库。在游历的过程中，司马迁还特别注意金石碑刻的记录，开创了运用金石材料的先例，如《秦始皇本纪》等。

如果仅仅是历史材料的堆积，当然也完成不了一部伟大的著作。司马迁之所以蒙受奇耻大辱却“就极刑而无愠色”，是因为具有伟大的抱负。他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衰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只有如此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才支撑着艰苦卓绝的编写工作，给中国历史学留下一部光辉不朽的著作。《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中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

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表”，所以列记事件，使之纲举而目张，以简御繁，一目了然，便于观览、检索。

“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七十篇列传的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把自序摆在全书的最后，这是古代学者著书的惯例。总之，司马迁写作《史记》以“本纪”叙帝王，以“世家”载诸侯，以“列传”记人物，以“书”述典章制度，以“表”排列大事，网罗古今，包括百代，打破了以年月为起迄如《春秋》的编年史、以地域划分如《国语》的国别史的局限，创立了贯穿古今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通史先例，成为正史的典范

10大名篇

司马迁 梁启超指定的史记十大名篇：大江东去楚王流芳——《项羽本纪》礼贤下士威服九州——《信陵君列传》文武双雄英风伟概——《廉颇蔺相如列传》功成不居不屈权贵——《鲁仲连邹阳列传》旷世奇才悲凉收场——《淮阴侯列传》官场显形栩栩如生——《魏其武安侯列传》戎马一生终难封侯——《李将军列传》汉匈和亲文化交融——《匈奴列传》商道货殖安邦定国——《货殖列传》史公记史千古传颂——《太史公自序》

评价

《史记》的诞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为知言。就中国史学的具体发展而言，《史记》的贡献巨大。

第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这一点，只要将之与希罗多德的《历史》相比较，就会非常明白。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第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我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第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史记》不但侵泄魏晋小说、唐宋古文，甚至宋元戏曲，都有很大影响，成为中国文学重要的源头活水。当然，司马迁修撰《史记》的最高理想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要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历史哲学体系。更深入的理解，要留待我们对《史记》的具体学习中去体会了。

影响

《史记》无论在中国史学史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是一座伟大的丰碑。史学方面姑且不论，文学方面，它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在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

《史记》简介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史记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分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大部分。《史记》约成书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一般称为《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古今之变”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汉武帝元封元年，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

太史祠正，莫近于《春秋》。”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据《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只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职责仅在于管理图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记录上代及当代事情，并无著述的责任。然而，司马谈和司马迁明显不满足于“拾遗补蓺”。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身为太史令，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在《报任安书》中亦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史记》是一部通史，此书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中国古代三千年

《史记》记"蹴鞠"左右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列传”是重要人物传记。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是探秋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

《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等，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他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

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可以说，《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也很高。

司马迁在汉武帝年代担任了太史公，太史公是崇天迷信的汉武帝设立的。集解如淳曰：“汉仪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迁死後，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汉旧仪》、《西京杂记》等记载了直到汉宣帝的时候，太史公这个官职才改为太史令，不再让司马迁的子孙担任。

司马迁去世之后，《史记》并没有立刻流行，被人重视。到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等人开始把《史记》部分内容流传，西汉政府把《史记》正副本都作为宫廷秘籍收藏，阻止该书内容外传，即使诸侯东平王要求朝廷赐书都遭到拒绝，直到东汉才开始流传，但到东汉时已经有了残缺。

注释方面，南朝宋的裴骃著有《史记集解》，是现存最早的旧注本，唐朝司马贞撰写《史记索隐》，有很多新见地，唐朝的张守节用毕生精力写成《史记正义》，成就较高。

该书现存早期的版本之一南宋黄善夫家塾刻本，被公认为善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明朝的《二十一史》本、清朝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参考价值都很高。清朝同治年间有金陵书局的刻本。1959年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校勘本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重新作了校点。......

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所述秦商鞅变法至汉武帝晚年的历史，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据司马迁说，《史记》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其中《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四篇由汉博士褚少孙补缺。《汉书·艺文志》载冯商续补《太史公》七篇，韦昭注云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史记》所出,年止太初,其后刘向,向子欲,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迄于哀平间,尤名《史记》”。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司马迁写《史记》秉笔直书，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评朝廷，这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朝廷对《史记》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阅读范围限制于朝廷上层的极少一部分人中。朝廷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补注：许多人认为褚少孙是《史记》的主要续补者,但是他到底补缺多少,各人说法不一。张晏认为褚少孙续补四篇。但姚振宁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说《史记》缺少十五篇,全由褚少孙续补。有的人认为《傅勒列传》文章,格调酷似司马迁,褚少孙未必能写出如此文章。）

研究与考证

《史记》在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到唐朝时候，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骃(裴松之子)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补：司马贞，字子正，唐河内（今沁阳）人。开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馆学士，主管编纂、撰述和起草诏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学家，著《史记索隐》三十卷，世号“小司马”。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间己见，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著《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与南朝时期的宋国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后世史学家誉称该书“价值在裴、张两家之上。”）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集解》兼采当时裴骃所能见到的前人有关《史记》诸书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作者名字。一丝不苟。《索隐》进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证不当的错处。并对《史记》原文提出辨正，发语警辟。《正义》的作者长于舆地之学，对《史记》中地名的考证尤为精辟。读《史记》原文，同时注意看一看这三家注，对原书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1959年中华书局重新标点排印的《史记》，就是与这三家注合刻的本子。

裴骃，裴松之的儿子，字龙驹。继承家学，博览宏识，亦以注史著称于世。司马迁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裴骃为《史记》作注而垂名于中国史坛。他反复研究《史记》，“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秋，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博采经传百家及先儒学说，凡对作注有所裨益，便广而录之；凡所注引，务必去其浮言游辞，取其精旨要义；如各家说注不同，则兼收并蓄，不肯偏弃；如有未详之处，宁缺不议，不凭臆想，妄加解说。终于写成《史记集解》八十卷不朽之作，成为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与唐司马贞《史记索引》、张守节《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

《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唐初，《隋书·经籍志》在介绍《史记》、《汉书》的流传时说：“《史记》传者甚微”，司马贞说“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史记索隐》序）我们注意到汉晋时期对《史记》也有一些积极的评价，如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西晋华峤也说：“迁文直而事核。”（《后汉书·班彪传论》。据李贤注，此句为“华峤之辞”。）在晋代，也有人从简约的角度夸奖《史记》。张辅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张辅传》）这些评价虽然不错，但在今天看来，却还远不足以反映出《史记》的特殊地位，因为得到类似评价的史书并不止《史记》一家。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传》）南朝刘勰说“陈寿三志，文质辨恰。”（《文心雕龙?史传》）华峤所撰《后汉书》在西晋也颇受好评，时人以为“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晋书?华峤传》）至于说到简约，那也不是《史记》独有的，如“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文心雕龙·史传》）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晋书·干宝传》）总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没有把《史记》看得很特殊。这与我们对待《史记》的态度大不相同。自宋以后，研究《史记》的著述增多了，较有代表性的如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适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

司马迁墓证》，以及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有关部分，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籍。张文虎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一书对《史记》的史文及注文进行了精审的校订。他根据钱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见到的各种旧刻古本和时本，择善而从，兼采诸家，金陵局本就是经过他的校考之后刊行的。 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考证》资料比较详实。各种版本《史记》包括标点本多只附录三家注，《考证》则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引录三家注以来有关中日典籍约一百二十多种，其中国人著作一百零几种，日人著作二十几种，上起盛唐，下迄近代，别择缀辑于注文中，时加审辨说明，将一千二百年来诸家众说，以事串联，较为系统地介绍出来，大大节省搜检群书之劳，为研究者提供极大方便，显然比三家注优越。

《考证》资料丰富还表现在《正义》佚文整理上。三家注原各自单独成书，自宋代合刻于《史记》正文下，妄加删削，大失原貌，尤以张守节《正义》最为严重，后世通行本《史记》三家注皆袭此。可是张书既不像《索隐》有单刻本流传，也不像《集解》有宋版《史记》集解本存世，以致佚文极难搜集。泷川从日本所藏几种古本《史记》校记中，辑得《正义》佚文一千二三百条，补入书内。这些资料有人认为并非全部是张书原文，但它们对探求《正义》原貌或理解《史记》，俱有裨益。《考证》内容繁富。裴骃等三家注解一般局限于就事论事，泷川却综合历代研究成果，联比考索，对史实、文字、词语进行考辨、校订、解释，从而揭示出某些史事演变窜易、文字歧异正误、疑难文句意义，以及记载矛盾、失误，等等。对前人未加解说或解之未详的亦往往加以考说。再《史记》一书，多采旧典。泷川常于正文之下，指出此事见于某书；与他书文字有异，也予注明。由于《左传》、《国语》、先秦诸子具在，因而春秋史事出处，几乎逐节逐事交待明白，便于溯本求源，比勘研究。《考证》特别注重地理，每一地名，必注今地名，有助于了解事件的演变和人物的活动。此外，正文、注文全部断句，这在标点本未问世之前，不能不说是一项成果。全书末附有泷川所撰《史记总论》，论述了司马迁事历和《史记》作书资料、体例、流传、演变、版本等事，不失为研究司马迁其人其书的有用材料。

应当指出，《考证》一书是有缺点的，有的还是比较突出的。首先在资料方面仍有遗漏，黄震、鲍彪、吴师道、张鹏一、雷学淇等人说法就未罗致。尤其令人遗憾的是，金石文字和近人论著汲取不多，甚至连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也只字未载。其次在材料抉择去取之间，也有偏守一说、疏漏失当之处；从而摘引某些评论，既违背考证体例，见解又颇为迂腐。在某些问题上，则徘徊两可，甚少发明。再次，泷川资言在训诂方面，有时失于强自为解，断句亦有失误。但从总体讲，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虽于六十年代影印问世，却已部分残缺，其他《史记》校证，固不乏精审之作，然未成书，因此《考证》纵然有不少缺点，仍瑕不掩瑜。在当前《史记》新集释性注本未出现之前，《考证》堪称是资料最丰富的《史记》注本，是研治《太史公书》和中国古代史的重要参考书。

《考证》虽参校了一些本子，可是不作校记而径改径补。后来水泽利忠在五十年代撰《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以补其阙。它以《考证》本为底本，广校众本达三十多种，参考中日校记资料近四十种。其中宋本八种、元本二种、日本古本四种、炖煌写本残卷三种、日本古抄本残卷十几种，现存版本网罗殆尽。《考证》辑录《正义》佚文，省略出处，《校补》为之一一注明。又据二十多种日本古抄本校记等资料增辑《正义》佚文二百余条，其中保存了少数失传的古书文字。同时对《考证》迻录三家注张冠李戴错误，也加以订正。汇集历代学者的注释，加上他自己的考证，内容相当丰富，造诣非浅。

自汉代至清代，《史记》的研究专著达101部,单篇论文1435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领域,方法是抄摄材料,排比引证,基本是微观的甲说乙说的"文献"研究。详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合编的《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也可参阅载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四集的陈乃乾《二十四史注补表谱考证书籍简目》。他们所举较为重要的有：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和《考史拾遗》。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绳《史记志疑》，清郭嵩焘《史记札记》，清沈家本《史记琐言》，近人陈直《史记新证》。上述诸书中，清人之作以钱大昕、梁玉绳、郭嵩焘之作最为特出。近人陈直之作，则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汉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器之铭文印证《史记》，独辟蹊径，创获尤多。因所著《汉书新证》成书在前，《史记新证》稿中关于汉武帝以前西汉史之考证与之重复者，均已删去。

汇集《史记》各家注释考订之作，有近人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成书于二十年代，惜未定稿。1967年由杨家骆编纂整理，交由台湾中国学典馆筹备处印行，但文有残缺。南京图书馆收藏有张森楷《史记新斠注》稿本。从文学研究来看,因时代文化环境与研究者知识场域的局限,近代以前的学者多侧重于感性的直观式评点的单篇读感,缺少具有综合性、逻辑性的宏观义理阐释和文、史兼顾的文学本体论分析。20世纪以来,司马迁与《史记》的学术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者除了对司马迁生年、生平、家世和《史记》的名称、断限、体制、取材、篇章残缺与补窜、义例等具体问题的考证之外,更加扩展了《史记》的综合集成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进化论影响了一个世纪的学者,他们以文献为本,汲取本土考古学成果,结合西方史学学理与方法,考证精严,论断谨慎,逻辑分析严密,极大地推动了大陆《史记》从"史料学"到"《史记》学"的进展,突破性成果较多。例如王国维首用甲骨文、金文证明《史记》记载的三代历史为可信,从王国维与郭沫若同用汉简考证司马迁的生年到陈直的《史记新证》,都可看出考古文献得到了极大利用。而这一百年的考据研究主要集中于司马迁的行年、《史记》疑案、马班异同考论、《史记》与公羊学、《史记》三家注等领域。学者借鉴西方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的学理,又带动了司马迁人格与社会、民族、民俗思想的更进一层研究,而《史记》的文学研究仍是百年来的重头戏。

有关《史记》的工具书，以前述《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最为有用。索引内容，包括版本、目录、题解、关于《史记》全书及各个部分的研究、司马迁生平事迹及其学术贡献的研究、稿本和未见传本目录、有关《史记》的非专门著作日录、唐宋元明笔记中有关《史记》的文字条目、外国研究论文和专著目录等，甚为详备。此外，尚有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的《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黄福銮《史记索引》、钟华《史记人名索引》、段书安《史记三家注引书索引》等书。其中黄福銮《史记索引》对查索《史记》中的人名、地名、事件、词汇及习俗语，最为有用。其中多文选入语文书。

1959年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校勘本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重新作了校点，适用于当代的读者。

考证著作一览

全书共有130篇。其中“本纪”12篇，以各代帝王为中心，记述每一朝代的兴衰和重要政治事件，“表”10篇，有“世表”、“年表”、“月表”，以表格的形式，标明错综复杂的史实；“书”8篇，叙述和记载政治、经济、天文、地理等方面的制度的源流和变化；“世家”30篇，记述诸候事迹及其世系；“列传”70篇，大多数是人物传记，有单传，也有二人的合传，还有以类相从的类传，记载了贵族、交相、官吏、策士、政治等各阶层人物的活动。史记佚文1卷(清王仁俊辑)上海图书馆藏稿本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1页史记正讹3卷（清王元启）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881-927页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585-598页乾隆四十年刊本订正史记真本凡例(宋洪遵)学海类编本逊敏堂丛书本此伪书史记阙篇补篇考(清汪继培、孙同元)诂经精舍文初集卷8汪文又见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卷2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2-4页史记索隐30卷(唐司马贞)汲古阁本扫叶山房刊本广雅书局刊本小司马索隐注误1卷(明杨慎)升庵文集卷47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5页史记正义(清谭师吉辑)抄本此书据王本史记摘出，并博考他书所引，为之补漏订误。光绪初年，稿本归苏州艺海堂书肆，见叶廷琯吹网录。日本人作会注考证时所云得旧抄本史记正义，疑即此书。史记正义校补(近人高步瀛)稿本史记辨惑11卷(金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9-19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6-49页史记考要10卷(明柯维骐)嘉靖20年刊本史诠5卷(明程一枝)万历7年刊本一枝曾助凌稚隆编史记评林读史随笔1卷(明陈懿典)学海类编本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影印本，题“读史漫笔”，50-55页史记注补正(清方苞)抗希堂全集本广雅书局刊本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56页—83页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875-902页史记评语1卷(清方苞)戴钧衡刊望溪全集集外文补遗卷2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84-91页史记考证7卷(清杭世骏)道古堂外集卷7-13已散见殿本各卷考证中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92-158页影印道古堂本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517-583页影印民国刻本读史记札记1卷(清潘永秀)昭代丛书丁集补本史记志疑36卷附录3卷(清梁玉绳)清白士集本广雅书局刊本光绪14年馀姚朱氏刊本史学丛书一集影印广雅本无附录丛书集成第148-159册清儒多推重此书，惟李慈铭讥其强解三代以上事。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159-517页缩印读史记杂志(清王念孙)读书杂志本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518-620页史记疏证60卷(清沈钦韩)北京图书馆有抄本史记评注12卷(清牛运震)空山堂全集本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621-897页补史记注130卷(清钱土占)未刊临卒，以稿授松筠，见汉学师承记卷3.史记辨证10卷(清尚镕)道光10年刊持雅堂全集本同治中重刊全集本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898-931页，前附重刻持雅堂全集序（萧浚兰）史记集说130卷(清程馀庆)1918年石印本此书成于道光19年，向无刊本，石印甚简陋，遂不为世重。史记校2卷(清王筠)故宫博物院铅印本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932-973页题民国24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校印本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419-460页民国24年印本史记纪疑2卷(清刘青芝)刘氏传家集本史记蠡测1卷(清林伯桐)修本堂丛书本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974-988页史记拾遗7册(清林茂春)北京图书馆藏抄本引书止经籍篹诂，成书当在嘉庆以后。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659-874页稿本史记毛本正误1卷(清丁晏)颐志斋丛书本广雅书局刊本丛书集成第147册此正汲古阁刊本史记集解之误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989-993页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1027-？页广雅本景佑本史记校勘记（龙良楝）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925-1026页台湾影印本校史记杂识(清钱泰吉)甘泉乡人稿卷5读史记1卷(清许玉)苏州图书馆藏稿本史记正义佚文纂录（近人李蔚芬）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195-231页影民国刻本史记正义佚文辑校（今人张衍田）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5卷(清张文虎)金陵书局刊本文泱：中华书局1977年整理点校本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71-194页同治11年金陵局本史记札记(清郭嵩焘)1957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读史记日记两种(清李德基朱锦绶)学古堂日记本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994-995页牛锦绶读史记日记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李德基399页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朱锦绶413-418页雷浚等编光绪刻本读史记日记3卷(近人沈惟贤)学古堂日记本史记札记2卷(清李慈铭)1928年北京图书馆铅印本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71-79页点勘史记130卷(清吴汝纶)1920年南宫邢氏刊本1915年都门书局铅印本此书一评文为主，间附考证语极精。史记散笔2卷(清于鬯)上海图书馆藏稿本史记校勘札记130卷论例1卷补1卷(清刘光蕡等)光绪21年陕甘味经书院刊本史记校注（佚名）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599-658页民国影印本读史诤言4卷(清章诒燕)江阴先哲遗书本史记私笺1卷(清鹿兴世)光绪28年山西高平县刊本史记新斠注(清张森楷)南京图书馆藏稿本史记探源8卷(近人崔适)宣统二年崔氏觯庐刊本北京大学铅印本辨证史记之窜乱，以今文家言为主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1-70页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1-70页宣统二年刻本史记发微(近人杨赞襄)1910年成都石印本读史记蠡述（李澄宇）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847-880页史记识误(近人周尚木)1928年石印本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461-516页民国17年石印本史记三家注补正8卷(近人瞿方梅)学衡第40、45、55、57、58期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80-125页史记解诂(近人吴国泰)1933年成都居易簃丛著本史记纪年考(近人刘坦)1937年商务印书馆石印本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126-461页史记考索(近人朱世榛──溱？)1947年开明书店铅印本文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朱东润)史记旧注评议13卷(近人王骏图撰王骏观续)1947年铅印本史记订补8卷(近人李笠)1924年自刊本又有史记订补之馀，见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卷1号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462-556页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233-331页民国13年刻本史记会注考证130卷(日本泷川龟太郎)日本印本1954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文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缩印本史记会注考证驳议(近人鲁实先)1940年长沙湘芬书局铅印本文泱：岳麓书社1986.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557-605页史记书录(今人贺次君)1958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读史记十表10卷(清汪越撰徐克范补)雍正元年刊本1927年南陵徐氏影印本二十五史补编本删史记原文第1册据原刊本史记六国表新校正1卷(近人陈汉章)浙江图书馆藏稿本史记秦楚之际月表正讹1卷(清王元启)广雅书局刊本二十五史补编本第1册（题：史记月表正伪）据广雅书局刊本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校补1卷(清卢文弨)群书拾补本二十五史补编本第1册史表功比说1卷附侯第表(清张锡瑜)广雅书局刊本史学丛书一集影印广雅本丛书集成第160册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606-？页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902-924页广雅书局刊本楚汉帝月表1卷(明吴非)贵池先哲遗书本二十五史补编本第1册据刘氏唐石簃贵池先哲遗书本

贡献特点

这部体大思精的史书的贡献和特点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开创了“纪传体”体例。何谓纪传体呢？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历史人物是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是纷纭复杂的。怎样才能把大千世界的各种人和事都包容在一部书里呢？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迹；“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

（二）《史记》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时期，记载了我国近三千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在《史记》中，司马迁第一个为经济史作传：《平准书》、《货殖列传》；司马迁又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他还第一个为卑微者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由于纪传体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这种撰史方法，为历代史家所采用，影响十分深远。

（三）秉笔直书，是我国宝贵的史学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很好的发挥。所谓秉笔直书，就是史学家必须忠于历史史实，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撰写历史。《史记》明确表示反对那种“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的作法。项羽是司马迁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爱记述了项羽的伟业。但对于项羽的骄傲自大和企图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致命弱点，司马迁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于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暴政，从感情上司马迁是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恶。相反，对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正因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才使《史记》以信史闻名于世。《史记》还贯穿一条重要线索，即重视人的历史作用。司马迁是反天命的。强调人是历史的中心。因此，他在写帝王将相的同时、注意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立传，尤其是把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放到与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同等的地位来写。所以在《史记》中，既有战国七雄的世家、萧丞相（萧何）。留侯（张良）的世家、孔子的世家，同时也有《陈涉世家》。司马迁也很重视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把经济状况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还强调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的思想。由于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伟大创造精神，他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和严谨的治史方法，使《史记》成为我国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也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美名。

（四）《史记》也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代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后世评价

《史记》的诞生，就中国史学的具体发展而言，《史记》的贡献巨大。

第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这一点，只要将之与希罗多德的《历史》相比较，就会非常明白。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第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我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第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

但必须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作者受到当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他的历史观是唯上唯心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其作品内容的历史真实性与全面性受到一定的影响。

《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50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如果我们把普鲁塔克放到中国古代史的长河里来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班固（32—92）还要晚生14年，若和司马迁相比，则要晚生191年了。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

《史记》无论在中国史学史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是一座伟大的丰碑。史学方面姑且不论，文学方面，它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在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

《史记》固然"究无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而开创了史学的种种先河，也堪称是脍炙人口的文学佳作，但《史记》最为耀眼的闪光点在于它的平民立场。在司马迁的《史记》之前，所谓的历史仅仅是王侯的发家史、光荣史、太平史。在司马迁的《史记》里，自以为功高盖世的帝王们同样有无耻、暴戾、虚假和懦弱的一面；虽然有着种种的过失和缺点并最终兵败垓下，自刎乌江的楚霸王项羽不失为顶天立地的英雄；一介布衣陈胜曾经在田间耕作，既是不折不扣的庄稼汉，也是满怀鸿鹄之志的豪杰，正是他第一个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就在正统文人对浪迹江湖的行径嗤之以鼻的时候，司马迁却对荆轲、唐雎等四海漂泊的游侠们和快意恩仇的游侠精神赞誉有加、不胜神往……《史记》就是这样以平民的立场、平民的视角、平民的情感看历史、写历史、评说历史，从而第一次给历史以真实可亲的面目，第一次给那些值得尊敬的灵魂们以尊严。清朝诗人宋湘曾经有句诗说："史有龙门诗少陵"，《史记》中所透出的民间精神，再现在杜甫那些忧国忧民的不朽诗作中，并成为流传千古的力量源泉。

《史记》是中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高祖本纪》带有“三统循环论”的色彩，以为“三五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然没有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等等。

文学史评论

一、司马迁的生平及《史记》的成书 1、司马迁，字子长，生于夏阳龙门。其父司马谈曾任太史令，对诸子百家学说皆有研究。司马迁少年聪慧，又转益多师，向当时的许多大学者问学，打下深厚的学术基础。 2、20岁时，司马迁开始漫游各地，亲身领略民风，考察故地，访问耆老，搜集了不少历史材料，对历史获得了亲切的感性认识。 3、《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司马谈已经着手写作了部分章节。前110年司马谈去世，遗命司马迁完成自己的心愿。前104年，司马迁继承父志，开始续写《太史公书》。前98年，李陵败降匈奴，司马迁因替他说情而遭受宫刑。此后忍辱负重，继续写作。约于前91年完成一百三十卷的《史记》。 4、司马迁之创作《史记》，开始是因承父命，并且有志于弘扬天汉神威，润色鸿业，鉴往知来。遭宫刑后，心态陡变，个人抑郁不平之气激射于修史行为之中，歌颂之声减弱，而代之以怨愤感慨之情。《史记》遂成为一部心灵史与社会政治史的混合体。

二、《史记》的叙事 1、《史记》创造了纪传体的史书体例，以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构成一个完整的叙事网络。其中的本纪、世家、列传记录不同阶层人物的生平，最具文学价值。 2、《史记》的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以类相从的原则。在传记的体例上，有单传、合传、类传等类型。各传之间血脉贯通，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3、《史记》叙事不仅停留在表面现象上，而是注意揭示历史发生的根源，重视探寻历史的因果规律。他自称《史记》的创作宗旨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不是一般性地描写历史进程和历史人物，而是对历史规律和人物命运进行深刻思考，透过表象去发掘本质，通过偶然性去把握必然性。这样的历史不是历史现象的简单拼合，而始终贯彻着作者的思想和灵魂。 4、《史记》叙事往往详写事情的起因，略写结果；并善于穿插生活琐事以昭示结果之必然性。这是他抉发历史规律的一种技巧。 5、《史记》叙事富有传奇色彩，许多传奇故事被采入传记；又有的故事背离常规，出乎意外，这些都造成一种神秘感。而司马迁写人的笔法变幻莫测，别出心裁，亦以其新奇多变而产生传奇的效果。

三、《史记》的人物塑造 1、《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记载的人物，上自帝王将相，下至三教九流、市井小民，涉及人物四千余人。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量平民如刺客、游侠、商人、方士等的入传。这表现了司马迁开阔的历史视野和独特的历史认识。 2、《史记》刻画的人物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哪怕是同一类型的人物也各具面貌。写人之时，则善于准确把握对象人物的基本特征加以渲染，并注意到影响个性形成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社会经历等因素。 3、司马迁很注意人物性格的多样性，他笔下的人物总是有血有肉、生动丰满的。有时又采用“互见法”，在本传中表现人物的主要特征，而在其他篇章揭示他的其他性格特征。 4、司马迁善于把历史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来表现，在叙述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展示个人命运的偶然性中体现的历史必然性。 5、司马迁成功塑造了一大批悲剧人物形象，全书充满了浓郁的悲剧气氛。这些苦难的悲剧经历，无疑暗含了司马迁自己的人生感慨。

四、《史记》的地位和影响 1、《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鼻祖，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它继承了先秦《诗》《骚》的抒情传统，又吸收了先秦散文的酣畅风格，融会贯通，自成一家。 2、《史记》所颂扬的进取精神、淑世情怀、人道主义和自强不息的意志，以及一系列光辉的人物形象，为后世所追慕、景仰。 3、《史记》的文章技巧、风格、语言，无不令后世散文家宗奉。 4、《史记》的许多故事情节广为流传，为后世小说、戏曲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它构思情节和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也不断为小说家们效法。 [1]

史记与戏剧

宋元时期,随着中国戏剧的形成与成熟,《史记》的内容与艺术也影响到戏剧创作.例如下列各类戏剧作品,均取材与《史记》.1.宋元戏文:赵氏孤儿报冤记2.元明杂剧:(1)冤报冤赵氏孤儿(元纪君祥)(2)卓文君私奔相如(明朱权)(3)灌将军使酒骂座记(明叶宪祖)3.明清传奇:(1)窃符记(2)易水歌(清徐沁)4.地方戏及新编历史剧(1)搜孤救孤(京剧)(2)卧薪尝胆(汉剧越剧)(3)和氏璧(同州梆子)(4)完壁归赵(京剧)(5)鸿门宴(京剧川剧汉剧秦腔)(6)萧何月下追韩信(京剧川剧汉剧秦腔)(7)霸王别姬(京剧)(8)大风歌(话剧)

《史记》目录

卷一五帝本纪第一卷二夏本纪第二卷三殷本纪第三卷四周本纪第四卷五秦本纪第五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卷七项羽本纪第七卷八高祖本纪第八卷九吕太后本纪第九卷十孝文本纪第十卷十一孝景本纪第十一卷十二孝武本纪第十二卷十三三代世表第一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第二卷十五六国年表第三卷十六秦楚之际月表第四卷十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卷十九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卷二十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卷二十一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第九卷二十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卷二十三礼书第一卷二十四乐书第二卷二十五律书第三卷二十六历书第四卷二十七天官书第五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卷二十九河渠书第七卷三十平准书第八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第一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第二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第三卷三十四燕召公世家第四卷三十五管蔡世家第五卷三十六陈杞世家第六卷三十七卫康叔世家第七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第八卷三十九晋世家第九卷四十楚世家第十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卷四十二郑世家第十二卷四十三赵世家第十三卷四十四魏世家第十四卷四十五韩世家第十五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卷四十八陈涉世家第十八卷四十九外戚世家第十九卷五十楚元王世家第二十卷五十一荆燕世家第二十一卷五十二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卷五十四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卷五十五留侯世家第二十五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卷五十七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卷五十八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卷五十九五宗世家第二十九卷六十三王世家第三十卷六十一伯夷列传第一卷六十二管晏列传第二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第三卷六十四司马穰苴列传第四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第五卷六十六伍子胥列传第六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第七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第八卷六十九苏秦列传第九卷七十张仪列传第十卷七十一樗里子甘茂列传第十一卷七十二穰侯列传第十二卷七十三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卷七十五孟尝君列传第十五卷七十六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卷七十七魏公子列传第十七卷七十八春申君列传第十八卷七十九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卷八十乐毅列传第二十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卷八十二田单列传第二十二卷八十三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卷八十五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卷八十六刺客列传第二十六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卷八十八蒙恬列传第二十八卷八十九张耳陈馀列传第二十九卷九十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卷九十一黥布列传第三十一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卷九十三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卷九十四田儋列传第三十四卷九十五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卷九十六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卷九十八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卷一百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卷一百一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卷一百二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卷一百三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卷一百四田叔列传第四十四卷一百五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卷一百六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卷一百七魏其武安侯列传第四十七卷一百八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卷一百九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五十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列传第五十三卷一百一十四东越列传第五十四卷一百一十五朝鲜列传第五十五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卷一百一十九循吏列传第五十九卷一百二十汲郑列传第六十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第六十一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第六十二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第六十四卷一百二十五佞幸列传第六十五卷一百二十六滑稽列传第六十六卷一百二十七日者列传第六十七卷一百二十八龟策列传第六十八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六十九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