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鐵濤

生平概況

鄧鐵濤生在中醫家庭，父名夢覺，畢生業醫。幼受薰陶，目睹中醫藥能救大眾於疾苦之中，因而有志繼承父業，走中醫藥學之路。1932年9月，鄧鐵濤考入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系統學習中醫理論。在學習期間，遵照父之吩咐；「早臨證，跟名師」，先後跟隨陳月樵、郭耀卿、謝賡平等各有專長的名家實習。1937年8月，鄧鐵濤完成學業。5年的學習，使他增長了見識，開闊了視野，深深感到中醫藥學財富甚豐，博大精深。他決心為繼承發揚中醫藥學而貢獻畢生精力。

1938年，日本侵略軍狂炸廣州，鄧鐵濤避難於香港，與同學4人在文威東街南北藥材行會址，合辦南國新中醫學院（夜校），並於九龍芝蘭堂藥店坐堂應診。在救亡運動、進步文化影響下，他讀了政治經濟學、唯物辯證法和介紹共產主義初步知識的書籍，還學習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及《魯迅全集》等。在此期間，他深深感到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對自己學習鑽研中醫有很大幫助。這竟成為他以後探索中醫藥學寶庫的一把鑰匙。香港被日軍侵占後，鄧鐵濤返回廣州，輾轉於穗港及武漢之間，行醫謀生。

1949年10月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廣州，翌年他到廣東中醫專科學校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中醫學從奄奄一息中甦醒過來，但未能迅速恢復。1956年，鄧鐵濤得以參加國家早期興辦的4所中醫院校之一——廣州中醫學院工作，其所學與抱負才得以發揮。「文化大革命」期間，他雖備受衝擊，但始終未能使他放棄鑽研中醫。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衛生部先後召開了衡陽會議、石家莊會議、西安會議，中醫事業的形勢逐步好轉。1982年五屆全國人大通過的新憲法規定了要在發展現代醫藥的同時發展傳統醫藥，特別是1986年12月20日成立了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成為中國中醫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鄧鐵濤為中醫事業迎來了真正的春天而高興，更激勵他投身到振興中醫事業的工作中去。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鄧鐵濤在中醫教學、醫療、科研等領域相繼取得成就，受到人民的信賴。他曾任廣東中醫藥專科學校、廣東省中醫進修學校教務處主任，廣州中醫學院教務處副處長，廣州中醫學院副院長等職，並曾擔任第四、五屆廣東省政協委員。現任中國中醫藥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中醫藥學會中醫理論整理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華醫學會醫史學會委員和該會中醫理論整理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廣州市科委顧問、中華醫學會廣東分會醫史學會主任委員、博士研究生導師。論文著述及獲獎項目主要有：《學說探討與臨證》獲省出版成果三等獎。參加編寫的《中醫學新編》、《新編中醫學概要》、《簡明中醫詞典》、《中醫大辭典•基礎理論分冊》獲省科學大會獎和全國科學大會獎。研製成功的中成藥「五靈止痛散」獲市科技成果四等獎。鄧鐵濤常說：「個人學術的真正開始，是在解放以後」。

中醫理論

《傷寒論》鄧鐵濤既重視理論又著力於臨床，學術上能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這完全得益於「早臨證，跟名師」。他親見父親運用仲景的「枳實芍藥散」治療一例注射嗎啡才能止痛幾小時而過後又劇痛的產婦，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按當時他的認識，「枳實芍藥散」只不過是一個平淡的方劑，但經過他父親的實踐，「經方」之效力竟如此非凡。在50多年的醫療教學實踐中，他更深地體會到中醫理論來自實踐，必須在長期的臨床體驗中，不斷驗證探討，才能探求得中醫理論的真諦，從而掌握其要領，加以發揚。

「寒」「溫」統一辨證論治長期以來，外感發熱病的論治，有「傷寒」與「溫病」之分，在歷史上發生過數百年的爭論。鄧鐵濤自幼受父親的影響，對「傷寒」與「溫病」無所偏執。以後在實踐中，更體會到只要真正辨證論治，有是證而用其方，無論是傷寒方或溫病方，都能取效活人。如何看待「寒」「溫」之爭？鄧鐵濤在50年代便開始對此進行研究探討，他對溫病學說的產生與發展作了較全面的剖析，認為傷寒學派以東漢張仲景為宗師，以《傷寒論》為典範。但宋元以後，由於都市人口密集，水陸交通頻繁，並且遠洋業也日漸發達，為傳染病的流行釀成條件，傳染病的種類續有增加，這就使醫家感到運用傷寒經方治病有時而技窮，於是便有了溫病學派的萌芽。到了明清時期，經吳又可、葉天士、薛生白、吳鞠通、王孟英等醫家的探索研究，溫病學說日臻成熟，從而形成了溫病學派。從發展的觀點來看，溫病學派是在傷寒學派的基礎上向前發展了的，可以看成是傷寒派的發展。但如果認為既然是發展了，便可取代傷寒派，取消傷寒派的寶貴經驗——法與方，那是錯誤的。同樣，認為溫病派微不足道，殺人多於救人，而一筆抹煞溫病派數百年來的學術經驗，也是不對的。他主張：傷寒與溫病的學說和方法同樣是中國醫學寶貴的遺產，應該以科學的方法通過臨床實踐進行研究與實驗。1955年8月，他在《中醫雜誌》發表了題為《溫病學說的發生與成長》一文，闡明了自己的學術觀點，在中醫界引起了較大反響（此文後來被日本神戶中醫學研究會翻譯，刊於《中醫臨床》1980年第3期，對日本中醫學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寒」、「溫」到底如何合流？鄧鐵濤提出了更高層次的研究課題。他從毛澤東的「兩論」中得到啟迪：理論之重要，在於能指導實踐。「寒」、「溫」之爭，主要矛盾在辨證。在教材中，外感發熱病的辨證，有「六經辨證」、「衛氣營血辨證」、「三焦辨證」、「六淫辨證」，這對學術流派學習是必要的，但在臨床上，則往往使初學者見證茫然，所以他認為「寒」、「溫」合流的關鍵在辨證上，從而提出了「外感發熱病辨證之統一」的學術觀點。他認為傷寒派與溫病派有一脈相承的關係，其所研究的對象又同是外感發熱性疾病，所以辨證的統一是可能的，亦是完全必要的。怎樣使分歧的辨證比較緊密周詳，取長補短使之統一，便於掌握和指導臨床，把前人的學說提高一步？鄧鐵濤對文獻醫著做了大量的研究，並以臨床實踐為依據，於70年代初，先後發表了《外感發熱病辨證芻議》、《外感發熱病的辨證論治》等文，從歷史發展、病因、病機、辨證、實踐等方面闡述了外感發熱病辨證可以統一，而且能夠統一的觀點，提出了一套較完整的辨證提綱和論治方法。《外感發熱病的辨證論治》內容，於1971年編入《中醫學新編》。

80年代，鄧鐵濤在所主編的《實用中醫診斷學》中，將「外感發熱病辨證之統一」的學術觀點，更統一化、理論化地融會到「辨證方法在臨床上的綜合應用」的章節中。

五行學說

五行學說五行學說之研究60年代初，有學者在哲學領域上對古代的五行學說持否定態度，認為是簡單的循環論和機械論，這些觀點亦直接影響中醫的教學界，有人主張在教學上廢棄中醫的五行學說。如何對待這一學術爭鳴？鄧鐵濤以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為準繩，涉獵《周易》、《尚書•洪範》以及先秦諸子有關學說，結合曆代醫家理論及自己的體會，認為中醫五行學說來源於古代哲學，但又不是古代哲學，因為它與中醫臨床相結合，經過歷代醫家的發揮，已成為中醫理論體系不可缺少的核心之一。

1962年11月16日，鄧鐵濤在《光明日報》「哲學」版上發表了題為《中醫五行學說的辯證法因素》一文，指出中醫的五行學說主要落實在藏象學說中，臟腑配五行，是經過無數醫療實踐提煉出來的。反映了中醫把人體的功能歸納為五大系統（五臟），內外環境都與這五大系統聯繫起來，並用五行生剋關係表達五大系統的互相依存，互相制約的關係，用以解釋生理、病理現象，指導診斷、治療與預防。通過該文，鄧鐵濤肯定了中醫五行學說具有樸素的辯證法因素。

1975年，鄧鐵濤就其研究心得，又發表了《再論中醫五行學說的辯證法因素》，指出：中醫五行學說不等同於古代哲學上的五行學說，後世中醫的五行學說，也不完全等同於秦漢以前醫學的五行學說，它在中醫學中有一個發展過程。它所概括的生克制化關係，實質是臟腑組織器官之間，人與環境之間，體內各個調節系統促進和抑制之間的關係，五行學說指導臨床治療過程，實質是使人體遭到破壞的內穩態恢復正常的過程。從而肯定了五行學說隨著醫學歷史的發展，不斷豐富其辯證法因素。進一步指出這一學說值得研究和發揚。

鄧鐵濤認為，中醫學之發展，必須與時代各種最先進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結合。在此同時，中醫學本身首先要把原有的寶藏來一次大整理，使中醫的理論更加系統化、規範化。「陰陽五行學說」一直是中醫理論的核心之一，但「五行學說」在古代哲學上唯心主義者運用得較多，只有中醫學之五行學說一直與醫學之唯物辯證法相結合。而中國學術界對此了解甚少，因此一直懷疑中醫理論的科學性。日本的漢方就不信中醫的五行學說。如何向科技界展示中醫五行學說之精華——相互聯繫的辯證法思想？鄧鐵濤迫切地感到應對五行學說加以發展，賦於它現代系統論的內容。1988年，他在《廣州中醫學院學報》第2期發表了《略論五臟相關取代五行學說》，指出五行學說的精髓是強調以五臟為中心的臟腑組織之間，人與外環境之間等相互促進，相互抑制關係，主要是五臟相關關係。並提出用五臟相關說取代五行學說，指出五臟相關說提取、繼承了五行學說之精華，並賦予它現代系統論內容，是五行學說的發展方向。

心主神明論的新認識有人提出到底是腦主神明還是心主神明？其實質是懷疑中醫「藏象」學說的科學性。鄧鐵濤認為，所謂「藏象」，就是心、肝、脾、肺、腎5個髒的宏觀現象，是中醫運用陰陽五行學說對人體功能加以歸納的五大系統，這一學說是中醫通過幾千年的治療與預防疾病的觀察而升華為理論的。對其不能以西醫的解剖生理學來衡量與理解，只有用當今的系統論、控制論、資訊理論才能理解中醫的藏象學說的科學性，才有可能發現藏象學說的奧秘。他在70年代就認為心臟不單是個血泵的作用，心臟一定有內分泌物質足以調節大腦的作用。當西醫學者研究發現肺臟除了呼吸功能之外還有「非呼吸功能」（即肺還是機體很多內分泌素產生、釋放、激活及滅活的主要場所），從而證明了藏象學說的「肺主治節」理論的科學性之後，他更堅定了自己的看法。1983年3月24日，世界第一個植入人工心臟患者死亡後，外電引述了為克拉克植入人工心臟的外科醫生德夫里斯的話說：「雖然塑料心臟不斷泵血，但克拉克的血管變得鬆弛無力，發生膨脹，他的循環系統不能保持把帶氧的血推向全身器官所需要的壓力。他的結腸功能喪失了，接著他的腎功能喪失了，然後大腦功能喪失了。」鄧鐵濤對這一報導十分重視，他估計，心臟被置換之後，「心激素」的分泌停止了，當肺臟代替心的部分功能維持超過了一定的限度，「心激素」在體內的儲存用盡之時，生命便終止了，並指出要使人工心臟能長期顯效，必須尋找心臟的內分泌素。他於1983年4月發表了《心主神明論》，文中指出，中醫把心藏血脈與主神明合一起來，是把循環系統與高級神經活動合起來都歸屬於心。提出心臟這個實質器官，不僅只具有血泵的機械作用，它一定還有能作用於大腦的內分泌物的假設。並預言：當人工心臟的使用擴大之時，就會發現心臟的內分泌物質的存在及其重要性，從而將證明「心主神明」論的科學性。1984年，世界醫學界便有學者報導發現心臟有內分泌素。

脾胃學說

雲苓脾胃學說之繼承與研究脾胃學說是祖國醫學的璀璨瑰寶，鄧鐵濤向來十分重視。他善治胃、十二指腸潰瘍，完全得益於這些理論作指導，他認為此病成因較為複雜，多因幾種因素的反覆作用而成。於諸因素中，較為重要的有三大因素——飲食因素、精神因素、體質因素。三者之中又以體質因素為關鍵性因素，體質因素即脾胃虛。從臟腑的關係來看，病生於胃，受侮於肝，關鍵在脾。脾氣虛常為此病的重要一環。在分型治療上，對肝胃不和者，常用四逆散加雲苓、白朮、大棗；脾胃虛寒者，常用黃芪建中湯加減；脾虛肝鬱兼瘀者，常用四君子湯加黃芪、紅花、桃仁、柴胡、白芍、海螵蛸之屬；胃陰虧損者，常用麥門冬湯加減（麥冬、黨參、沙參、石斛、玉竹、雲苓、烏梅、甘草）。並指出，此病雖成因多種，但必因脾胃之氣受損至不能自復而後成病，常是慢性而反覆發作，故不能滿足於症狀的緩解而中止治療；脾胃氣虛為本病之根本，因此不管原屬何型證，最後均需健脾益氣或健脾益氣再加養胃陰，鞏固治療2至4個月，方可言收功。他的這一學術觀點，是脾胃學說理論在治療胃腸道疾病上的繼承與深化。

60年代初，廣州中醫學院與中國人民解放軍157醫院聯合進行脾胃學說的研究，根據張仲景「四季脾旺不受邪」與李東垣「內因脾胃為主論」，提出了脾胃與預防疾病關係的研究。鄧鐵濤是研究組的主要領導成員。他們對嬰兒消化不良和慢性無黃疸型肝炎進行治療和實驗觀察，發現消化不良病兒經健脾施治後，胃排空時間縮短，胃液酸度與酶活性均提高，血白細胞增加14．6％～40％，分類以中性粒細胞的增加為明顯，其對金黃色葡萄球菌的吞噬率增加0．5～1．5倍，吞噬指數提高0．2～16．7倍，取得了「健脾與免疫功能的加強緊密相連」的臨床與實驗資料。另外，他們以「見肝之病……當先實脾」的理論作指導，治療了162例慢性無黃疸型肝炎，取得了較高的療效，從而認識到本病不單在肝，更重要的是在脾，提出了著重治脾，兼治肝腎的治療原則。並撰寫了《脾旺不易受病》的學術論文，提出了脾旺與免疫功能的正常有一定聯繫的學術觀點。在那些日子裡，他們還運用中醫中藥治療了不少急腹症的患者，總結出採用攻下、針灸等療法治療急性闌尾炎、腸套疊、蛔蟲團梗阻、膽石症、膽囊炎等急症的治療經驗。為中醫藥能治療急腹症提供了一定的臨床依據。

70年代，鄧鐵濤在醫療教學中，更感到脾胃學說有極豐富的內涵和重要的臨床指導意義，很值得倡導與研究。他翻閱了大量文獻資料，就其研究心得，撰寫了一系列論文，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1978年在廣東中醫學會的學術會上發表的《略論脾胃學說》，其文以生理、病理及治療為主線，對《內經》 、張仲景、李東垣、張景岳、葉天士、張子和等有關脾胃學說上的論述加以整理、歸納，並結合臨床體會闡述了個人的認識與評介，對脾胃學說作了一次較全面的概括。指出脾胃與人體的消化、吸收、代謝、排泄、內分泌、免疫以至神經系統的調節功能都有密切關係，並對「中醫的脾胃實質是什麼」進行了探討。認為從生理、病理來看，中醫的脾胃應包括整個消化系統的功能與有關體液，從治療角度來看，範圍就更大，可以說，調理脾胃能治療各個系統的某些有脾胃見證的範圍相當廣泛的疾病。

鄧鐵濤的上述認識，是從實踐中來，又在實踐中反覆驗證的。他不單運用脾胃學說指導治療胃腸疾患，而且對西醫學中多種病症如再生障礙性貧血、白細胞減少症、重症肌無力、風濕性心臟病、冠心病、肝硬化、子宮脫垂等，均有採用脾胃論治而收到良好效果的例子。他認為脾胃乃人體氣機升降之樞紐，受納運化水谷精微，達於五臟六腑、四肢百骸，在生理、病理學上占有重要位置，一旦發病，設法恢復脾胃正常功能，使氣機調暢，升降得度，是治療疾病，促進機體康復的關鍵環節。抓住脾胃這個軸心，不少奇難雜症多可迎刃而解。80年代，鄧鐵濤以「重症肌無力疾病脾虛型的臨床和實驗研究，探討其辨證論治規律及發生機理」為科研題組織課題組上報衛生部，於1986年10月經衛生部中醫司批准，定為國家科委「七五」重點攻關項目。經過4年努力，提出了重症肌無力的病因病機為脾胃虛損且與五臟相關的學術觀點，總結出其辨證論治規律，使重症肌無力的辨證論治系統化、規律化。用這些辨證論治規律指導臨床實踐，治療252例，取得了總有效率98．8％的療效，並進行了與激素治療對照共94例，兩組療效無差異，但無激素之不良副作用。該項研究成果於1991年1月通過國家級技術鑑定，認為這一研究達到國內外先進水平。

痰與瘀

《中華醫學雜誌》痰與瘀的探討鄧鐵濤長於診治心血管系統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壓、心律失常、風濕性心臟病等，且多採用益氣除痰的治療方法，這是經過對痰瘀理論的探討摸索總結出來的。以治冠心病為例，現代許多醫家都認為血瘀為患，採用活血祛瘀治法，這也不錯；但在南方，鄧鐵濤卻發現臨床中屬血瘀證的並不多見，而屬氣虛痰濁型的往往屢見不鮮，運用祛瘀法取效不大，而用益氣除痰法多能應驗。他未囿於別人的認識與經驗，提出痰與瘀之間的關係如何？活血祛瘀對南方冠心病人能否普遍適用？為了解決這一難題，他一再研究《金匱要略•胸痹篇》，並從1975年起參加冠心病專科門診，對數百例冠心病人作臨床調查與治療。認為廣東人身體素質較之北方人略有不同，嶺南土卑地薄，氣候潮濕，故冠心病患者以氣虛痰濁型多見。氣虛的表現是：舌質胖嫩，舌邊有齒印，脈細或虛大，心悸氣短，胸悶、善太息，精神差。痰濁的表現有：舌苔濁（尤以舌根部苔濁），脈滑或弦，肢體睏倦，胸膺痛或有壓迫感。鄧鐵濤基於多年的臨床體會，提出了「痰瘀相關」的見解，認為痰是瘀的初期階段，瘀是痰濁的進一步發展，冠心病屬本虛標實之證。這一理論在臨床應用取得療效之後，他又指導研究生從血流動力學的角度進行探索，從實驗室的數據初步得到證實。他擬定「益氣除痰」的治療方法，「益氣」他喜用廣東草藥五指毛桃根，又名南芪，益氣而不傷陰，為首選佳品；痰瘀相關，配以雞血藤行血養血；除痰基本方為竹茹、枳殼、橘紅、膽星、黨參、獲苓、甘草；氣陰不足者再合生脈散；確有血瘀者用丹參、田應用於臨床，取得了一定的療效。鄧鐵濤對冠心病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見解，豐富了中醫對冠心病的認識和治法。

致力於中醫急診術的研究在過去，中醫私人開業，搶救病人多在家庭病床進行。當西醫院迅速發展後，危重病人都送入了醫院急診室，中醫治療急症的機會幾乎沒有了。鄧鐵濤認為，中醫治療急症有許多散在的寶貴經驗，問題是未有加以系統總結，使之成為有效常規。早在50年代初，鄧鐵濤便對急腹症之一的闌尾炎運用針灸、中藥及外敷法進行綜合性治療，使闌尾炎患者免除開刀之苦。他於1956年11月在《中醫雜誌》發表了《試論中醫治療闌尾炎》，此文從歷史文獻、中醫理論及臨床驗證等方面闡明中醫能治療闌尾炎，打破西醫主張闌尾炎在24小時內施行外科手術把闌尾截除的定論。60年代初，他在中醫學院和157醫院聯合搞科研之時，參與了急危重症的搶救工作，使不少病人轉危為安。特別是在急腹症上，如對急性闌尾炎、膽道蛔蟲、膽囊炎、膽石症、尿路結石、腸套疊、蛔蟲團梗阻等急症，摸索並總結出不少中醫中藥的救治法和經驗。近年來，他一直致力於中醫急症的研究。對急性痛證，他研製成功的「五靈止痛散」，臨床上可用於氣滯、血瘀、邪閉等各種痛證，並於1984年8月通過技術鑑定，現已由藥廠投產。對昏迷病人，鄧鐵濤以「心主神明」，「舌乃心之苗」為據，首創安宮牛黃丸、紫雪丹、至寶丹點舌法，據臨床觀察，點舌後昏迷患者痰涎分泌物明顯減少，口腔穢臭辟除，對幫助昏迷患者復甦起到重要作用（治例包括高熱、一氧化碳中毒、心肌梗死等昏迷患者），不失為搶救昏迷病人的一種創新手段。鄧鐵濤在搶救危重病證，如高熱、大出血、心衰、休克、尿毒症等，積累了不少經驗，口服藥物力求少而精，灌腸用藥則峻而猛，內外治法兼施並舉。他於1983年2月發表了《中醫急診術必須搶救》一文，為搶救中醫急診術大聲疾呼，身體力行。

教材建設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鄧鐵濤先後任教過多種課程，計有《診斷學》、《中國醫學史》、《各家學說》、《中醫內科學》、《溫病學》等。桃李遍及國內外，先後培養了3名博士研究生，26名碩士研究生（其中有3名是外國留學生）。在數十年教學中，他對中醫教學的內容不斷實踐與思考，對一些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進行了一些教學內容的改革，還參與多種中醫教材和參考書的編寫，為中醫理論的整理與提高作出了貢獻，較為突出的是對中醫診斷學教材的建設。關於中醫診斷學，歷代診斷專書不少，但縱觀其內容，亦多隻載「四診」。40年代始有醫家根據張景岳陰陽六變而提出「八綱」辨證之名。50年代，中醫教學皆以四診八綱為診斷學之內容。60年代，中醫高等院校集中力量編寫統一教材，鄧鐵濤主編《中醫診斷學》，除四診八綱外，還將外感與雜病幾種具體辨證方法納入《中醫診斷學》之中，強調了辨證方法在診斷學中的重要地位。在這一過程中，鄧鐵濤對中醫診斷學作了大量研究工作，主編了第一、二、五版《中醫診斷學》教材、百多萬字的《中醫診斷學》教學參考書及《實用中醫診斷學》等系列著作，為中醫診斷學的建設作出了貢獻。

振興中醫

《新中醫》鄧鐵濤將個人命運與中醫事業緊密相連，年逾古稀，還日夜思慮中醫藥問題，為振興中醫，弘揚祖國醫學大聲疾呼，情深意切。

1984年3月18日，他以一個中共黨員的名義，寫信給中央領導同志。在信中，他指出中醫藥學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遺產之一，不愧是一個偉大的寶庫。由於某些歷史原因，中醫藥事業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未得到應有的重視，造成了中醫後繼乏人乏術的嚴重局面。中醫藥這一條短線，要使之根本好轉，實在不那麼容易，非下大本錢不可。發展傳統醫藥已明文寫入憲法，但我們失去的時間太多了，必須採取果斷的措施，使之早日復興。鄧鐵濤的信反映了整個中醫界的心聲，受到了黨中央的重視。

中醫學的前途如何？20世紀80年代中醫藥學往哪裡發展？這是鄧鐵濤時常思念的大事，1984年他在《大自然探索》科學家論壇第2期發表了《中醫學之前途》一文，該文通過對歷史的回顧，肯定了中醫學兩千多年不衰減其學術光輝，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是因其內涵著樸素的辯證法與醫學的結晶。文章還分析了中醫學發展的外部條件與內部因素，提出要發展中醫事業，人才是根本、醫院是關鍵，中醫特色是方向；並進一步指出在這一進程中，要堅持馬列主義哲學為指導思想，處理好繼承與發揚的關係，要與自然科學相結合，以發展中醫辨證論治，運用中醫綜合療法為宗旨。中醫之興亡，將取決於現代之中醫，如果目標一致，團結合作，中醫之振興經過艱苦努力是可以做得到的。並號召有志於發揚祖國醫藥學的同志們團結起來，朝著正確的方向邁步前進。

1986年6月，鄧鐵濤進一步就中醫學發展的問題，在黑龍江《中醫藥學報》上發表了《試論中醫學之發展》，他在文章里客觀地分析了中國醫學界現存西醫、中西醫結合、中醫三支力量的特點，指出在三支力量中，目前最有問題，最令人擔心的是中醫這支力量。這支力量要發展自己的學術，必須以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作指導思想，搶救與發掘老中醫之學術與經驗，臨床上中醫辨證論治的理論要有所突破，要同現代自然科學各個有關學科相結合。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發展，正在世界範圍興起的新技術革命，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是一種新的機遇和挑戰。鄧鐵濤敏銳地覺察到，這同樣是對中醫事業的挑戰和機遇，他於1985年10月撰寫了《新技術革命與中醫》刊載在《新中醫》上，他的信念與祈望是：新的技術革命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對中國各方面的發展是一種新的機遇和挑戰，中醫事業也不例外，越新的技術越能闡明中醫和發展中醫。中醫之振興，有賴於新技術革命，中醫之飛躍發展，反過來將推動世界新技術革命。

1990年10月20日，在北京召開了全國「繼承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拜師大會」，這是黨和政府為儘快擺脫中醫事業後繼乏人乏術的局面，搶救老中醫藥專家的寶貴經驗的重大決策，亦是振興中醫的一項戰略部署。鄧鐵濤在大會上代表全國的老中醫藥專家發言，表示要毫無保留地儘自己之所有教給自己的學生，並提出：「學我者必須超過我」的口號，表達了對繼承人的熱切期望。

人物簡歷

鄧鐵濤1916年10月　出生於廣東省開平縣錢崗鄉石蛟村。1937年　畢業於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1938—1941年　與同學數人在香港合辦南國新中醫學院（夜校），並在九龍芝蘭堂藥店坐堂行醫。1941—1949年　在穗港及武漢等地行醫。19501955年　受聘於廣東中醫專科學校（1953年改為廣東省中醫進修學校）任教，後任教務主任。1956年—至今　歷任廣州中醫學院教師、教研組主任、教務處副處長、副院長，現任中醫內科教授。

主要論著

1　鄧鐵濤主編．中醫診斷學講義．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1．2　鄧鐵濤主編．中醫簡明教程．上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62．3　鄧鐵濤主編．中醫診斷學講義．修訂2版．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64．4　鄧鐵濤主編．中醫學新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1．5　靳士英，鄧鐵濤，姜國屏等．新編中醫學概要．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2．6　鄧鐵濤，歐永欣，林建德等．中醫大辭典．基礎理論分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2．7　鄧鐵濤主編．中醫診斷學．修訂5版．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4．8　方藥中，鄧鐵濤，李克光等主編．實用中醫內科學．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5．9　鄧鐵濤主編．中醫名言錄．廣州：廣東科學技術出版社，1986．10　鄧鐵濤主編．中醫診斷學（參考叢書）．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7．11　鄧鐵濤主編．實用中醫診斷學．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8．12　鄧鐵濤主編．奇難雜證新編．廣州：廣東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13　鄧鐵濤主編．中醫證候規範．廣州：廣東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14　鄧鐵濤．學說探討與臨證．廣州：廣東科學技術出版社，1981．15　鄧鐵濤．耕耘集．上海：上海中醫學院出版社，1988．16　鄧鐵濤．溫病學說的發生與成長．中醫雜誌，1955，（8）．17　鄧鐵濤．試論中醫治療闌尾炎．中醫雜誌，1956，（11）．18　鄧鐵濤，何靄謙．乙型腦炎治例小記．廣東中醫，1958，3（10）：1114．19　鄧鐵濤．中醫五行學說的辯證法因素．光明日報，哲學版，第367期，1962年11月16日．20　鄧鐵濤．癃閉治驗兩例．廣東醫學．傳統醫學版，1965，（6）．21　鄧鐵濤．李東垣的脾胃學說及其在臨床上的應用．新中醫，1973，（1）．22　鄧鐵濤．冠心病的辨證論治．中華內科雜誌，1977，16（1）：40—42．23　鄧鐵濤．硬皮病治驗．新中醫，1977，（6）：19—20．24　鄧鐵濤．眼肌型重症肌無力的中醫治療與體會．新醫藥學雜誌，1977，（7）．25　鄧鐵濤．略談四診．新醫藥學雜誌，1978，（6）．26　鄧鐵濤．高血壓病辨證論治體會．新中醫，19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