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史记载‘焚诗书，坑术士’，秦始皇在公元前213年与公元前212年焚毁书籍、坑杀‘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
争议
焚书坑儒的说法是有争议的。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有：‘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反对者据此认为坑的不是儒生，仅是犯禁者方术之士。
〖史记·儒林列传〗载有‘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其中‘六艺从此缺焉’显得尤为关键。而经常被‘坑儒’观点引做证据的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秦始皇长子扶苏的话‘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西汉末孔安国(孔子10世孙)〖尚书·序〗亦言：‘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西汉刘向〖战国策·序〗：‘任刑罚以为治，信小术以为道。遂燔烧诗书，坑杀儒士’。
其中孔安国〖尚书·序〗又以出土的战国竹简〖尚书〗证伪
焚书
〖史记·秦始皇本纪〗：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齐人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民间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以及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此即为‘焚书’。
坑儒
〖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闻(侯生、卢生)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
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
〖史记·儒林列传〗：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
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方士卢生、侯生等替秦始皇求仙失败后，私下谈论秦始皇的为人、执政以及求仙等各个方面，之后携带求仙用的钜资出逃。秦始皇知道后大怒，故而迁怒于方士，下令在京城搜查审讯，抓获460人并全部活埋。
起因
- 是秦朝建立专制主义政治体系的需要。
- 一些儒生和游士引用儒家经典，借用古代圣贤的言论批评时政。只是对于坑儒，史学家们仍有争论。一般来说有三种看法：
- 第一是历史上并无焚书坑儒一事，这纯属后人的杜撰。持这一观点的是民国时期兴起的‘疑古派’，近几十年的出土文物，有力地支持了司马迁〖史记〗的真实性，从而证明了‘疑古派’观点的不成立；
- 第二是的确坑了一些人，不过那只是些方士，或称术士。秦始皇焚〖诗〗、〖书〗，医、卜之类的文籍，不在焚烧之列。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中，从未提起过‘坑儒’二字。且司马迁与汉武帝年龄相仿，按最迟计算（汉武帝崩于公元前87年），司马迁距离焚书坑儒发生的时间，最远不过120多年。120年的时间跨度，是什么概念？就相当于今天的2012年到1896年（清光绪年间）的跨度。司马迁从十多岁起，就开始遍游中国，二十三岁的时候，其父司马谈去世，司马迁就已经接任其父的职务，担任汉太史令了。如果从司马迁20岁开始算起（-147年），距离焚书坑儒（-212年）的时间跨度，不过65年而已。即相当于2011年往前推65年（相当于中华民国时期的1946年）。在这样一个狭小的时间跨度之内，以司马迁的学识和所处高层的地位，焚书坑儒这样大的事件，不可能不清楚。
- 在关于郡县制的辩论中，丞相李斯斥责儒者依古制实行分封制的主张不合时宜。
所焚何书？为何而焚？
最主要的一本是〖尚书〗，因为尚书记载上古圣王的治世理念，而秦始皇自以为‘功高三皇,德迈五帝’，所以要用自己的治世观念代替上古圣王的治世思想，欲厚今乃焚古。
其次是〖诗经〗，因为诗经中多赞颂历代君王，始皇不愿有六国遗党颂六国先王。
但，最最重要的或是一本方士〖道经〗。这道经非现在的老子道德经。此经唯留十六字，十六字心传。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古文尚书·大禹谟〗）
〖荀子·解蔽篇〗中也有类似的引注，称：‘〖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由此推断曾有一本道经，绝非仅有现存的十六字。）
所坑何人？为何而坑？
所坑非儒，而是方士。
因方士所言长生非始皇帝所能修成，长生也非是小小丹药所能达到。（己心不净，何以修行？何以长生？人人本有长生草，己心不净，田园荒芜，何以种得长生。海外三仙山，蓬莱，方丈，瀛洲，不过是人身三大丹田。外求何处求……）
方士接近始皇，非要炼药寻丹，乃是要传〖道经〗于天下。
始皇恼羞成怒，认为方士们在耍弄自己。于是，先焚道经，后坑方士。
过程
秦始皇在政治、经济上实行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还在统一之初，就在要不要分封诸子为王的问题上发生了一场争论。以丞相王绾为首的一批官吏，请求秦始皇将诸子分封于占领不久的燕、齐、楚故地为王。认为这样有利于巩固秦的统治。但廷尉李斯则坚持反对态度。认为，春秋战国诸侯之所以纷争，完全是西周分封制造成的恶果。只有废除分封制，才可免除祸乱。
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认为立封国 ，就是树敌兵。于是在全国确立了郡县制。
事隔八年之后，到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在秦始皇于咸阳宫举行的宫廷大宴上，又发生了一场事故 还是师今 的争论。焚书之举正是由此引发的。在宴会上，仆射周青臣，面腴秦始皇，吹捧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博士淳于越针对周青臣的腴词提出了恢复分封制的主张。他说： 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辅枝。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腴，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秦始皇听后不动声色，把淳于越的建议交给群臣讨论。丞相李斯明确表示不同意淳于越的观点。他反驳说：三代之争，何可法也.儒生 不师今而学古， 道古以害今，如不加以禁止，则 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统一可能遭到破坏。为了别黑白而定一尊，树立君权的绝对权威，他向秦始皇提出焚毁古书的三条建议：
- 除〖秦纪〗、医药、卜筮、农家经典、诸子和其他历史古籍，一律限期交官府销毁。令下三十日后不交的，处以鲸刑并罚苦役四年；
- 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官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
- 有愿习法令者， 以吏为师。秦始皇批准了李斯的建议。在宴会散后第二天，就在全国各地点燃了焚书之火。
不到30天时间，中国秦代以前的古典文献，都化为灰烬。留下来的只有皇家图书馆内的一套藏书。
在焚书的第二年，又发生了坑儒事件。坑儒不是焚书的直接继续，而是由于一些方士、儒生诽谤秦始皇引起的。秦始皇在攫取到巨大权力和享受到荣华富贵之后，十分怕死。在统一中国之后，他异想天开地要寻求长生不死药。方士侯生、卢生等人迎合其需要，答应为秦始皇找到这种药。按照秦律谎言不能兑现，或者所献之药无效验者，要处以死刑。侯生、卢生自知弄不到长生不死药，不但逃之夭夭，而且诽谤秦始皇天性刚戾自用，专任狱吏 ，事情无论大小，都由他一人决断，贪于权势 等等。秦始皇听后，盛怒不可抑止，以妖言以乱黔首 的罪名，下令进行追查，并亲自圈定460余人活埋于咸阳。这即是所谓的‘坑儒’事件。
焚书事件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1年－前221年）由于社会逐渐进入青铜时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一些平民百姓逐渐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他们面对纷乱的社会状况，希望通过思索和钻研前人治世理念寻找到一条可以使社会安定，百姓不再流离失所的救世之路。于是产生了诸多的学派学说，并撰写出无数著作，史称诸子百家。
隋朝的牛弘提出‘五厄’之说，论中国历代图书被焚毁，首当其冲即为秦始皇焚书，二是西汉末赤眉起义军入关，三是董卓移都，四是刘石乱华，五是周师入郢。而刘大魁作〖焚书辨〗，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一句，宣称书是项羽焚烧的。但是汉朝无人就此指责项羽‘焚书’，尽管他是刘邦的敌人。
坑儒事件
而在焚书开始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在当时秦首都咸阳将四百六十余名术士坑杀，即为所谓的‘坑儒’。
实质
先来看看‘焚书坑儒’的实质，‘焚书坑儒’的实质其实是统一思想的运动。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在政治结构上，废除了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施行郡县制；在文化上，统一了文字，以小篆为标准的官用文字；在经济领域内，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这些措施都是国家大一统的基本要素，是国家强暴力能够控制的要素。但有些东西是国家强力结构很难驾驭的，特别是在秦朝初年，战国时期刚结束，百家仍然在争鸣中，思想领域内极度混乱，而一个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统一，最主要的条件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共同的价值观，而思想混乱是形成共同价值观的大敌。
因此，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大一统措施还不行，最关键最长远的统一要素是思想的统一，形成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念，才能让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的统一措施有效。而当时最大两种思想潮流就是儒家和法家，儒墨并称显学，但墨家更侧重对农业方法的创新，种地务农。和道家更注重研究身心，人性观的形成探索，名家更注重形而上哲学思考。
墨家：不知道统一天下、建立等级秩序的重要性，崇尚实用，过分强调勤俭节约，而轻视等级秩序，以至于不能区分上下之别、君臣之异，然而却说得有根有据，有条有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的老百姓，墨翟、宋钘就是这样的人。
道家：放纵自己的天性，安于放纵自己而无所愧疚，行为如同禽兽，不足以符合礼义而达到国家的治理，然而却说得有根有据，有条有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的老百姓，它嚣、魏牟就是这样的人。
名家：不效法先王，不赞成礼义制度，却喜好钻研奇谈怪论，玩弄奇怪的文辞，说得十分入微却没有什么实际用处，诡辩却没有什么用处，做的事很多却没有什么功效，不能作为治理国家的纲领；然而却说得有根有据，有条有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的老百姓，惠施、邓析就是这样的人。
诸侯大夫、贵族子弟：强忍着自己的欲望和天性，用心极其深沉，行为极其孤僻，把自己与其他人区分开来为最高的准则，不能够与大众和谐相处、遵守等级名分；然而却说得有根有据，有条有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的老百姓，陈仲、史䲡就是这样的人。
与儒家在齐国政治理念分庭抗衡是道家的稷下学宫，（又称稷下之学，战国时期田齐的官办高等学府。黄老教派产生于战国中期，是稷下学宫的一个教派。）
崇尚法制却没有法则，轻视贤能而好自作主张，上面君王要听取他，下面社会上的人也要顺从他，整日讲述着法律条文，等到循省考察它，却脱离实际而没有着落，不能够用来治理国家、确定名分（等级秩序）；然而却说得有根有据，有条有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的老百姓，慎到、田骈就是这样的人。
法家有政治抱负的三晋法家
一是春秋时代的齐法家，一是战国时代的三晋法家，前者是与鲁儒家互补的，变法思想，总括起来讲就是‘兼重礼法’。
后者则是与先秦儒家对立的。围绕对待‘礼’和‘刑’的态度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其中法家代表人物大都源自三晋大地，轻礼义，重刑法，从中华法系第一部成文法典的著者李悝，到‘礼法并重、邢德并举’的荀况，再到‘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避匹夫’并且提出权力制约理论的韩非。
儒家是尊古的，而秦始皇统一中国偏偏是新事务，他采取的措施也都是些新措施，这些东西都是不符合儒家理念的，而当时六国贵族，也借着儒家的‘克己复礼’妄图恢复周朝的分封制，从而取得失去的权势。
所以，对于刚刚统一的秦朝来说，统一思想就是维护大一统的关键措施。因此，秦始皇在找到了几个儒生茬之后，一场统一思想的文化运动就开始了，手段是激烈了点，但客观效果明显的。虽然统一的秦朝只持续了十几年，但秦朝以后的所有统治者，无一不把统一思想看成维护统治的关键手段，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大一统思想正式形成。此后所有的统治者，基本上都把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核心思想。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秦朝‘坑儒’，和汉朝的‘尊儒’，其实质是一样的，都是要统一思想。
实际上从汉朝以来，所有的封建统治者，基本上都是施行的‘阳儒阴法’，或者是‘实法名儒’，就是表面上是采用儒家观点，实际上却是法家的手段。皇帝用法家的方法统治天下，而用儒家的学说教化百姓。法家强调的是法、术、势，古人把这些东西当成是帝王术，作为驾驭百姓群臣的方法；而儒家学说主要是强调仁和礼，仁和礼最大的益处就是从道德上形成行为自觉，而不用采取暴力措施，是维护等级制度的好工具，所以历代统治者都用儒学教化天下。
名人评价
王充：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
郑樵：陆贾，秦之巨儒也。郦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召，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十余而问其故，皆引春秋之义以对。是则秦时未尝不用儒生与经学也。况叔孙通降汉时，自有弟子百余人，齐鲁之风亦未尝替。故项羽既亡之后，而鲁为守节，礼义之国则知。
秦时未尝废儒，而始皇所坑者，盖一时议论不合者耳。其所焚者，一时间事耳。后世不明经者，皆归之秦火，使学者不睹全书，未免乎疑以传疑。然则〖易〗固为全书矣，何尝见后世有明全〖易〗之人哉？臣向谓：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绝，盖为此发也。诗有六亡篇，乃六笙诗，本无辞。书有逸篇，仲尼之时已无矣。皆不因秦火。自汉已来，书籍至于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学者自亡之耳。（〖秦不绝儒学论〗）
朱熹：秦焚书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旧留得；如说‘非秦记及博士所掌者，尽焚之’，则六经之类，他依旧留得，但天下人无有。
朱彝尊：秦本坑乱道之儒而非圣人之徒。
刘大櫆：‘博士之所藏具在，未尝烧也。……六经之亡非秦亡之也，汉亡之也。’。‘书之焚，非李斯之罪，而项籍之罪也’。（〖焚书辩〗）
光聪谐〖有不为斋随笔〗：‘斯能为此谏而又议烧〖诗〗、〖书〗者，烧天下之私藏耳，盖犹有在官者’，泷川与之暗合。皆不知〖朱子语类〗卷一三八已曰：秦焚书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旧留得；如说：‘非秦记及博士所掌者，尽焚之’，则〖六经〗之类，他依旧留得，但天下人无有。’光氏又谓：刘大槐〖焚书辨〗殆得其实，宋萧参〖希通录〗已发此意，而皆未据〖乐书〗为说。萧书犹见于〖说郛〗卷一七、〖续百川学海〗甲集等，于烧书仅引‘前辈’之说；其‘究极’而辨者，乃在坑儒，谓所坑乃‘方技之流’，非‘吾儒中人’，盖未省‘术士’指方士亦可指儒生。
刘师培〖左庵集〗卷三〖六经残于秦火考〗谓‘民间所存之经亡于秦火，而博士所藏又亡于项羽之火’，萧何所收‘图书’，即〖张苍传〗‘明习天下图书计籍’之‘图书’，非‘六艺’也。窃意刘氏言过。民间〖诗〗、〖书〗，未必能家摧而户烧之，燔余烬遗，往往或有。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六〖周鼎铭跋〗：‘举凡锋矛刀剑，无不有铭。自秦销金洛阳，厉禁所至，为段治改煎，殆不可胜数。世徒惩秦燔〖诗〗、〖书〗之祸，不知销金为祸之益烈也！’
陈恭尹〖[[读〖秦纪〗]]〗云：‘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果若王、赵以至刘、逢之说，则百家杂碎，初未从火，兵家言原在‘不燔’之列，三诗为无的放矢也。
康有为：秦焚书，六经未因此而亡。秦坑儒，儒生未因此而绝。自两生外，鲁诸生随叔孙通议礼者三十余人，皆秦诸生，皆未尝被坑者。其人皆怀蕴六艺，学通〖诗〗〖书〗，逮汉犹存者也。然则以坑儒为绝儒术者，亦妄言也。 汉制“郡国计偕，诣太常受业如弟子”，犹因秦制也。夫博士既有守职之藏书，学者可诣吏而受业，〖诗〗〖书〗之事，尊而方长，然则谓“秦焚〖诗〗〖书〗，六艺遂缺”，非妄言而何？然而二千年之学者遂为所惑，虽魁儒辈出，无一人细心读书，祛其伪妄者，岂不异哉！
朱彝尊〖秦始皇论〗云：‘盖吾观于始皇之焚诗书而深有感。于其际也，当周之衰，圣王不作，处士横议，孟氏以为邪说诬民，近于禽兽。更数十年历秦，必有甚于孟氏所见者。又从子之徒，素以摈秦为快。不曰‘嫚秦’，则曰‘暴秦’；不曰‘虎狼秦’，则曰‘无道秦’。所以诟詈之者靡不至。六国既灭，秦方以为伤心之怨，隐忍未发，而诸儒复以事不师古，交讪其非。祸机一动，李斯上言，百家之说燔，而诗书亦与之俱烬矣！嗟乎，李斯者，荀卿之徒，亦常习闻仁义之说，岂必以焚诗书为快哉！彼之所深恶者，百家之邪说，而非圣人之言。彼之所坑者，乱道之儒，而非圣人之徒也。特以为诗书不燔，则百家有所附会，而儒生之纷纶不止，势使法不能出于一。其忿然焚之不顾者，惧黔首之议其法也。彼始皇之初心，岂若是其忍哉！盖其所重者法，激而治之，甘为众恶之所归而不悔也。呜呼，邪说之祸，其存也，无父无君，使人陷于禽兽；其发也，至合圣人之书烬焉。然则非秦焚之，处士横议者焚之也。’
吕思勉：在〖管子·法禁〗，〖韩非子·问辨〗两篇中，早有焚书的主张。秦始皇及李斯就把他实行了。把关涉到社会、政治问题的‘诗、书、百家语’都烧掉，只留下关系技术作用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涉及社会、政治问题的，所许学的，只有当代的法令；有权教授的人，即是当时的官吏。若认为始皇、李斯此举，不合时代潮流，他们是百口无以自解的，若认为有背于古，则实在冤枉。他们所想回复的，正是古代‘政教合一，官师不分’之旧。古代的情形是如此，清朝的章学诚是发挥得十分透彻的。坑儒一举，乃因有人诽谤始皇而起，意非欲尽灭儒生，并不能与焚书之事并论。
梁启超：‘二事同为虐政，而结果非可以一概论。坑儒之事，所坑者咸阳四百余人耳。且祸实肇自方士，则所坑者什九皆当如汉时文成、五利之徒，左道欺罔，邪谄以易富贵，在法宜诛也。即不然，袭当时纵横家余唾，揣摩倾侧，遇事风生；即不然，如叔孙通之徒，迎合意旨，苟以取荣。凡若此辈，皆何足惜!要之当时处士横议之风，实举世所厌弃。虽其志节卓荦，道术通洽之士，亦较他时代为特多，然率皆深遁岩穴，邈与世绝矣。其仆仆奔走秦廷者，不问而知其为华士也。始皇一坑正可以扫涤恶氛，惩创民蠹，功逾于罪也。’
鲁迅：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他的吃亏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他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他收罗许多别国的‘客卿’，并不专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种的思想的。
章太炎：秦焚〖诗〗、〖书〗、百家语在人间者，独博士如故，将私其方术于已，以愚黔首。故叔孙通以文学征，待诏博士；而陈胜之起，诸生三十余人得引〖公羊〗‘人臣无将’以对。（郑樵、马端临说，实本〖论衡〗。〖论衡?正说篇〗曰：‘令史官尽烧‘五经’，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者刑，惟博士乃得有之。’近人多从其说。）或曰：秦火及‘六籍’，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俱在，可观。（见〖论衡?书解篇〗）孟子徒党虽尽，其篇籍得不泯绝。（〖孟子题辞〗） 余以为工程师地法令者，自〖秦纪〗、〖史篇〗（秦八体有大篆，不焚〖史篇〗）、医药、卜筮、种树而外，秘书私窃无所不烧，方策述作无所不禁。然而文学辩慧单于人心，上下所周好，虽着令，弗能夺也。
后李斯者，汉初挟书之令未多，然娄敬以戍卒晚路，上谒高帝，亦引〖大誓〗为征。汉之法令弗能绝也。
若其咸阳之坑死者四百六十人，是特以卢生故，恶其诽谤，令诸生传相告引。亦由汉世党锢之狱，兴于一时，非其法令必以文学为戮。数公者，诚不以抵禁幸脱云。
柏杨〖中国人史纲〗：赢政大帝虽然焚毁儒书，目的只在限制崇古思想的传播，对儒家学者，仍继续保留他们的职位，而且继续鼓励他们研究。
白寿彝〖中国通史〗：秦始皇焚书坑儒，意在维护统一的集权政治，反对是古非今，打击方士荒诞不经的怪谈异说。
何兹全：秦始皇焚书，是当时进步思想和反动思想斗争的结果，它所体现的是在政治上代表进步的人对代表反动的人的打击。
王充，东汉信仰儒学的哲学家：‘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圣人之全经犹存。’
郑樵，宋代史学家：秦时未尝废儒学，秦时未尝不用儒学与经学。‘萧何入咸阳，收秦律令图书，则秦亦未尝无书籍也。其所焚者，一时间事耳’。‘不过坑一时议论不合者，非实儒也’，‘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亡。’所谓诗书之焚，乃学者自焚也，非秦皇之过也。（〖秦不绝儒学论〗）
王立群，河南大学教授：‘焚书坑儒’说法有误 只有少数人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