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瀾
簡介
清末考中秀才。1903年赴日本留學。回國後致力於教育革新活動。辛亥革命前領導四川反帝反封建的保路運動，為保路同志會領導人之一。辛亥革命後，在家鄉參加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活動。
1917年任四川省省長。
1925年後任成都大學校長、四川安撫委員會委員長等職。
抗日戰爭時期，積極參加抗日民主運動，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1939年發起組織統一建國同志會。
1941年發起組織中國民主政體同盟（1944年改名為中國民主同盟），當選為主席。抗日戰爭勝利後，反對國民黨發動內戰，支持共產黨停止內戰、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
1946年參加政治協商會議，同年拒絕參加國民黨召開的一黨包辦的國民大會。
1949年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委。新中國成立後，歷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1955年2月9日在北京病逝。
生平紀實
1872年4月2日生。1902年，入成都尊經書院攻經史，後留學日本，就讀於東京宏文書院師範科。留日期間，他反對留學生為慈禧祝壽，並倡儀慈禧退朝，還政於光緒，被清朝駐日公使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押送回國。曾先後擔任四川順慶府官立中學堂正教習，成都遊學預備學堂訓導長等職。1906年回家鄉，創辦了南充民立兩等小學、南充縣立高等小學、南充端明女學、南充縣立中學和南充實業學校，實行新式教育。
1911年，張瀾和四川立憲派首領蒲殿俊等領導了四川的保路運動。
辛亥革命後，張瀾被任命為四川軍政府川北宣慰使。
1913年4月，張瀾當選為國會眾議院議員，並加入進步黨，任該黨四川支部常務委員。
1915年，他聯絡川軍第三師師長鐘體道，在南充宣佈獨立，響應蔡鍔討袁。討袁戰爭結束後，任四川嘉陵道尹，主持川北政務。1917年11月，張瀾被北洋政府任命為四川省省長。1920年被四川督軍呂起驅趕下台後，在南充繼續辦學。
1925年，曾擔任過張瀾川北宣慰使護衛營營長的劉湘，這時任四川軍務善後督辦。在劉湘主持的四川善後會議上，決定成立成都大學，任命張瀾為校長，到1930年去職。
九一八事變後，民族危機嚴重，張瀾參加了反蔣抗日活動。1934年，被四川省政府主席劉湘任命為四川安撫委員會委員長。1935年，他促成劉湘派張斯可為代表到桂林簽訂了「紅（紅軍）桂（廣西）川（四川）軍事協定」；又促成劉湘派王干青為代表到陝北與中共中央聯繫；中共中央先後派李一氓、羅世文等為代表到成都，與川、康軍政首腦聯繫，達成了聯合反蔣的協定，壯大了反蔣抗日的力量。
抗戰時期，張瀾以無黨派人士身份被國民黨聘請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1941年3月，中國人民救國會、第三黨、中國青年黨、中華職業教育社和一些民主人士組成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張瀾、黃炎培等十三人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由黃炎培任主席。不久，黃炎培辭職，張瀾被一致推舉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主席。
1944年，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改名為中國民主同盟，張瀾繼任主席。
1945年8月，毛澤東到重慶談判期間，張瀾親自到機場迎接，並進行過多次會談。
1946年1月，他作為民盟的首席代表參加政治協商會議，並和中共首席代表周恩來事先交換意見，採取一致步驟，使政協取得達成五項協議的勝利。
1946年11月，國民黨召開「國民大會」時，張瀾堅決反對民盟參加，有力地配合了中共對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
1947年10月，國民黨宣佈民盟為「非法團體」。11月，又強迫民盟發表了《中國民主同盟總部解散公告》。但張瀾並未被嚇倒，他發表了《呼籲書》，嚴正聲明：「本人對於中國和平、統一、民主前途之信念，本人為此目標之努力，並未稍更。」
1948年1月，民盟中央常委沈鈞儒等在香港召開了民盟一屆三中全會，建立起臨時總部，恢復了民盟的工作。張瀾在上海雖處於國民黨特務的嚴密監視下，但仍積極支持香港民盟總部的活動。後來，國民黨特務將他軟禁在虹橋療養院，並擬加以殺害。上海解放前夕，經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大力營救，他才安全脫險。
1949年6月，黨中央邀請他北上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1949年9月，在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上，張瀾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第一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10月1日，他在天安門城樓上參加了開國大典。12月，在民盟一屆五中全會上，繼續當選為主席。
1954年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12月，在第二屆政協會議上，當選為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1955年2月9日，在北京病逝。[1]
精彩人生
閬中緣
一、一生為官的起點——首次赴任閬中
1911年6月到8月，四川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保路運動」，把一直奉行民主主義的張瀾先生推到了政治鬥爭的最前沿。9月7日，距武昌起義僅僅43天，先生等9人被滿清四川巡撫、殺人魔王趙爾豐捆綁起來，槍口抵胸、馬刀架頸，企圖威逼先生等妥協。當時，他人均「相顧震慄」，唯有先生大義凜然、臨危不懼，慷慨陳詞、怒斥屠夫。先生此舉不但為川人所敬佩，也被天下志士傳為佳話。孫中山先生更是對此做出了高度評價，他說：「沒有四川的保路運動，武昌起義至少得延後一年半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11月27日，四川軍政府成立。10天後，趙爾豐發動兵變，雖被迅速平定處決，但也足見穩定民主革命秩序的形勢之嚴峻。張瀾先生也正是在這種非常形勢之下，被推上了當官之路。1912年元旦，民國正式宣告成立，中國幾千年的帝制宣告結束。先生心中十分明白川北家鄉面臨的具體情況，欣然出任「川北宣慰使」一職，隨即率領由楊森、劉湘為正副營長的護衛營，前往川北宣慰使署（明清時設於閬中的川北道台衙門）赴任。這時年已四十的文化人張瀾，在閬中第一次當起了地方行政官員。
因為這次革命不同於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一次改朝換代，它是要用共和體制去取代封建帝制，所以張瀾到閬中正式赴任之後，面對的局面十分複雜。更重要的是，當時的軍政大權實際上還掌握在舊官僚手中，一方面各地的官、紳、兵、匪形成黑惡勢力，乘機欺壓百姓；另一方面，保路同志軍被解散後，大多數人生活無着落，原由革命黨人組織的大漢蜀北起義軍，成員複雜，若不妥善安排，也必然會攪亂社會安定。這些都是十分具體而又棘手的問題，好在宣慰使署所在地閬中，辛亥革命前同盟會的工作基礎較好，其中有些重要成員還是張瀾的學生，故閬中形勢相對穩定。加之當年2月6日便是舊曆春節，年關期間更是容易發生不測之時，所以，張瀾先生隨即離開閬中，親赴蓬安等地處理各種有礙革命秩序的具體問題。後來又選擇了地理位置、交通條件更為適中的南充為駐節之地。
因此，前些年好多老閬中人一提起這段歷史就愛說：「四十歲才當官的張瀾，官是從閬中當起的！」
二、在舊中國的最後一次為官——再次赴任閬中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國東南部沿海大片國土被日軍侵佔，南京國民政府通告遷都重慶，全國軍政機關人員、流亡學生、難民迅速湧入四川。由於當時四川長期處於閉塞狀態，生產、經濟都十分落後，要承擔全國抗日的軍需民用，就必須安定民眾、推廣先進生產技術，才能發展生產、擔當起這個歷史重任。1939年11月2日，國民參政會在成都正式成立了「川康建設期成會」，年近七旬的張瀾先生出於民族大義，不顧年高體弱，率領章伯鈞、馬亮等人對川北33縣進行視察。期間先生曾駐在閬中與學者章伯均等草擬川康建設方案。後期成會下設成都、萬縣、雅安、宜賓、閬中5個辦事處，分別由社會名流李璜、褚輔成、林虎、黃炎培、張瀾擔任主任。
對於此次來閬中任職一事，後來有很多人都誤以為，先生不過是掛了個虛名而已，並分析其中原因有三：一是先生當時年事已高，閬中交通不便；二是先生當時已經擔任過四川省長、大學校長等高級職務；三是先生當時還忙於著述和創建民盟。然而，即使時間已經過去了60多年，筆者通過長期收集相關資料和走訪，卻發現事情的真相併非如此——
民國時閬中縣政府建設科農事推行所的職員王道成，他還清楚地記得張瀾先生曾對他說過：「前線將士要吃要穿，百姓要安定地生產……抗戰不是空談……」；一位老農回憶先生當年留着長鬍子、身穿舊布長衫下鄉了解農業生產、擺談年輕時騎馬受傷、後來只好坐滑竿的龍門陣；還有一位老蠶桑工作者甚至還談及先生當年鼓勵閬中蠶種場的技師「把握優勢，利用優勢、發展優勢」的教導，並言及1940年春節，張瀾未回百公里外的老家、在閬中辦事處過年抓工作的事。後來在檔案中查出了1940年2月9日（農曆正月初二），先生親手用硬筆給當時的閬中縣政府寫的一份公函原件。在這封函件里，先生告之縣長肖毅安，因先生與顧問曾子玉將於次日離閬赴成都開會，「主任職務爰依規定暫由秘書陳西鳴代行」（附複印件）。確切的證據說明，一些先後離世的老人的回憶，應該是可信的，同時也說明「暫由秘書代行」主任職務不僅「爰依規定」，而且還要「相應函達」，證明先生辦事嚴守程序。而當時對五位主任的評價中，唯此老貢獻最大，更證明先生在閬中絕非只掛虛名。
特別耐人尋味的是，先生連任兩屆閬中辦事處主任，過了70大壽，於1942年5月15日從閬中辦事處出發去成都出席川康建設期成會會議之後，屆滿卸任。從此張瀾先生與舊官場訣別，在新中國成立前再沒有當過官。
所以，張瀾先生在舊中國的為官，起於閬中、止於閬中——這真是先生的一段閬中奇緣啊！
抗日救國
張瀾先生，在抗日戰爭時期，嘔心瀝血為抗日救亡奔走呼號抗日救國。
1931年，9·18事變後，日軍在16小時之內就佔領了瀋陽、長春、鞍山等18個重要城市。僅一個月時間，整個東北全境淪陷，100萬平方公里土地，3000多萬同胞處於日本侵略者鐵蹄之下。這時，張老辭去成都大學校長職務，回到故鄉南充縣，積極宣傳抗日救亡，1932年春夏，他反覆向南充中學全校師生宣傳國內外形勢，正確地分析指出，日寇必敗、抗日必勝的道理。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大大激發了全體師生的愛國抗日熱情，並迅速成立了抗日宣傳隊，在南充街頭和農村宣傳抗日救亡。他認為在南充一地宣傳不夠，應團結動員廣大愛國人士及地方實力派以壯大抗日力量，他1932年到重慶，動員四川最大實力派劉湘（曾是張老民國初年任川北宣慰使時的警衛營副營長，劉對張老十分崇敬）。應以國家民族之存亡為重，走抗日愛國的道路，望他聯繫四川省內外抗日力量，挽救國家民族的危亡，聯絡粵、桂，站在抗日救國的立場做民族英雄，不做民族的罪人。於是，劉湘遂派人北聯馮玉祥，南聯李濟深等共同抗日。張老為聯絡南方各省的抗日力量，並在當年四月還親自率團出川到南方各省及香港等地，會見了胡漢民、蔡廷鍇、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及其他愛國人士，團結起來，聯共抗日。
1937年9月5日，四川各界在成都少城公園舉行萬人大會，歡送川軍出川抗日，張老致詞說：「今日中國對日戰爭，是中華民族生存的戰爭，中國要生存人人必須存必死之信念。日本軍人戰鬥雖猛，但他們遠離自己的國家，在戰略上利在速戰速決，如果我們能長期抗戰，則日本國內恐慌必然發生，中國一定取勝日寇……我們應堅持長期抗戰到底。」
1937年，盧溝橋事變之後，張老萬分憤慨，賦詩投寄《新民報》詩云：「華北鯨吞謀以蓄，亞東獅吼睡初醒，寇來便合迎頭擊，直搗黃龍拚痛飲。雄才救國經嘗膽，童子勿殤願執戈，民族復興堪自信，終須還我舊河山。」他不顧年事已高，為抗日救亡運動，奔走呼號，被推為「華北抗戰四川民眾後援會」會長，為赴國難，張老竭力敦促川軍將領劉湘、鄧錫侯、潘文華、李家鈺等率軍出川抗日。
劉湘在張老的勸說鼓勵下，遂派顧問王干青（中共黨員）去延安與中共中央取得聯繫。同時在抗戰爆發後第三天就電請蔣介石，請纓抗敵。並通電各軍政首腦，望共赴國難。張老勸說鄧錫侯，李家鈺等川軍將領快速出川抗日，8月蔣介石先委任劉湘為第二路預備軍司令長官，10月改為第七戰區司令長官，鄧錫侯為22集團軍總司令。由川陝大道出川，增援晉東北，劉湘兼23集團軍總司令，由川鄂大道出川，增援平漢鐵路前線。9月5日，四川各界民眾在少城公園，舉行歡送川軍出川抗日的萬人大會，張老、尹仲錫、鄧錫侯、劉湘、孫霍、潘文華、房式遵等都出席大會，張老致詞，他熱情激昂地說：今天中國對日戰爭，是唯心爭生存的戰爭……我們應堅持長期抗戰到底。他勉勵出征將士應共甘苦，長官與士兵應打成一片，抗戰力量更能團結與鞏固，川軍將士代表紛紛表示「失地不復，誓不返川」。表達了川軍誓與日寇決一死戰的信心。
抗日戰爭爆發後，全國各界救國熱情空前高漲，建立抗日民意機構，實行抗日民主，成為抗日民眾一致呼聲。在國民參政會上，張老曾多次闡述團結抗戰的主張，成都舉行川軍出川抗日歡送會上，張老提出官兵團結一致是部隊殺敵致勝的重要條件。希望開赴山西前線的川軍要與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密切合作。
10月初，張老在接受報界採訪時，曾向國民黨當局提出：「聯絡國際和團結各黨各派，堅持抗戰」的建議。他利用參政會的講壇，圍繞「抗戰建國」主題，積極開展活動，為團結抗戰，凝聚和增強抗戰實力，提出很多建議與意見，支援中共參政員董必武、鄧穎超等提出的《擁護國民政府實施（抗戰建國綱領）決議案》中指出的「深感各民族存亡，繫於目前之鬥爭。成則俱生，敗則俱亡，吾整個民族不分黨派，不分職業，惟有精誠團結，艱苦奮鬥，一面抗戰，一面建國，始能免淪於奴隸滅亡之境，而躋於自由平等之域……」這充分符合張老要求團結抗戰的真誠願望。但1939年1月，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五屆五中全會，決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共方針。4月和6月又秘密頒發「限制各黨活動辦法」等文件。張老對國民黨的分裂行為，心急如焚，他當面質問蔣介石「共產黨抗日是大好事，為啥子要反它？限它？還成立啥子防共委員會，這豈不是在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麼？如果要抗日就不能反共啊！」11月23日，為就抗戰建國大事，探討其政策是非，以促行動團結為宗旨，張老邀沈鈞儒、梁漱溟、黃炎培等30多位參政員在重慶青年會成立「統一建國同志會」支持共產黨「抗戰、團結、進步」的方針，堅決反對一切內戰。張老在統一建國同志會成立大會上發言，大聲指責了蔣介石種種反共措施，妨害抗日。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後，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時刻，為集中力量，堅持團結，共御外侮，在中共支持下，3月19日，在統一建國同志會的基礎上，於重慶「特園」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後改稱中國民主同盟）張老身為主席，領導民主同盟與中共密切配合，相互結成親密友黨關係，共同為中國抗日，團結、民主、進步並肩戰鬥。
1945年8月14日，一個驚天動地的特大喜訊降臨人間，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山城重慶與全國各地一樣到處呈現出一派「抗戰勝利大喜臨，初聞涕淚滿衣裳」的動人情景，張老這時的心情也很不平靜，徹夜未眠，他就抗日戰爭勝利後的形勢發表講話說：「從甲午年起，中國被日本欺壓了52年……今天中國勝利了，這勝利是中國上千萬人的血淚換來的。我想在朝在野的人士，聽到這勝利的消息，痛定思痛，在萬分歡慶之餘，必都有一種沉痛的回味，這勝利真是來得不容易啊！」
「四勉一戒」
著名的愛國人士和教育家張瀾，一生為官，廉潔自律。他寫有座右銘「四勉一戒」：人不可以不自愛，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不自強，而斷不可以自欺。
民國初年，張瀾任川北宣慰使，應酬從不開支公費，因而欠了一身債，離職時還是其母親賣掉了僅有的八畝薄田才償清債務。張瀾任四川省省長時，夫人劉慧征仍在南充鄉下割草、放牛、養豬、種田。
抗戰時期，張瀾擔任過建華中學的校長。有一次，學校訓育主任在紀念周會上給學生講話提到「蔣委員長」四字時，學生馬上變稍息為立正，張瀾怒斥道：「你們在做什麼？提到中華民國不立正，提到中華民族不立正，真是豈有此理！」師生聞之，均為校長的大義凜然而肅然起敬。
新中國成立前夕，張瀾被蔣介石監禁於上海虹橋療養院。當時，他的生活十分清苦，雖然他手上有一筆只有劉文輝等少數幾人知道的1700萬元巨款。這筆錢是民盟的活動經費，作為民盟主席的張瀾有權動用，但張瀾沒有挪用分厘。
新中國成立的開國大典上，張瀾一如平時，穿着一身舊布長衫就上了天安門，以致毛主席都笑着對他說：「表老，你太儉樸了，現在你是國家副主席了，還是應該穿好點。」開國大典後，毛主席派人專門為張瀾送去呢中山裝和大衣，張瀾捨不得穿，放在箱內長期保存，死後還給了國家。
張瀾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後，他的三女兒張碩延希望父親向有關部門打招呼，把她分配到農科院或外事部門工作，得到的卻是前述「四勉一戒」那樣的批評教育。張瀾的四女兒張惠延在東北學習結業後，希望能通過父親的關係調回北京，也受到父親的嚴厲責備。
相交毛澤東
毛澤東與張瀾相知在1919年，相見在1945年。
1919年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李大釗是北大圖書館館長，毛澤東的思想受到「五四運動」的影響，加入了李大釗創辦的少年中國學會，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李大釗是《晨報》的總編輯，張瀾是《晨報》的董事長。當時張瀾是四川省省長，在北京設立有省政府辦事處，他第一個在《晨報》副刊自由論壇上發表文章，公開讚揚共產主義．主張社會主義革命。當時的《晨報》是全國四大報紙之一，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力軍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深得進步青年的喜愛，因此張瀾電成了進步青年中的知名人士。尤其是吳玉章創辦法華教育學會和資助留法勤工儉學，沒有經費，張瀾商得教育部長傅增湘的支持，將川漢鐵路役款利息6萬多元(銀幣)予以資助。當時毛澤東是湖南留法勤工儉學的負責人，他非常敬佩張瀾的愛國主義精神，張瀾也知道了毛澤東是個有志向有遠大理想的青年。所以說他們相知在1919年。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和周恩來、王若飛等從延安飛抵重慶，代表中共與國民黨政府及蔣介石談判。當時受特務的控制，去迎接的人不多；74歲高齡的張瀾與沈鈞儒、黃炎培、郭沫若、陳銘樞、章伯鈞、邵力子，梁漱溟等各界人士及中外記者百餘人親赴機場迎接。毛澤東一下飛機，見一位身材高大的長鬍子老人，知道是張瀾，不待周恩來介紹，就走過去與他握手，連聲問好。
8月30日下午，毛澤東在周恩來的陪同下，到位於上清寺的「民主之家」特園看望張瀾(特園是民主人士鮮特生的公館)。一見面，毛澤東首先轉達了朱德和吳玉章對張瀾的問候，然後向張瀾說：「民主也成了蔣介石的時髦貨，他要演假戲，我們就來一個假戲真演，使全國人民都知道，誰真誰假，誰是誰非。」張瀾鄭重地說蔣介石在演「鴻門宴」，國共談判應有第三者參加。蔣介石要是真有談判誠意，化干戈為玉帛，那就符合全國人民的最大利益。
9月2日，張瀾以中國民主同盟的名義，與沈鈞儒、黃炎培、張申府、章伯鈞、左舜生、鮮英(鮮特生)等在特園宴請毛澤東、周恩來、王苦飛等出共領導人。毛澤東高興地說：「這裏是民主之京，今天我們在這裏聚會．就要為民主和自由奮鬥，還要建立一個民主之國」。
在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曾三次到特園與張瀾長淡：他向張瀾介紹了國共兩黨的情況，共同商淡了西南大後方的問題，以及政治協商會議、聯合政府、統一戰線等問題。張瀾向毛澤東建議公開國共談判內容，讓各黨派和全社會了解和支持．促進談判早巳成功，並由他給兩黨寫公開信的方式把問題攤開；毛澤東欣然採納。張瀾的公開信當時發表在重慶的《新華日報》和成都的《華西晚報》上。
毛澤東知道張瀾是言行一致的人，第三次到」特園」之時，兩入關門談了3個多小時-毛澤東講了心中的話：第一，如果國共打起來，希望張瀾號召西南地方實力聯共反蔣：第二，希望張瀾協助地下黨開展游擊戰。張瀾都一一答應了。張瀾向毛澤東說：「張國燾在四川，如果不是殺人過多，早就站住腳了。」毛澤東說：「我們糾正了。」重慶談判結束毛澤東回延安不久，張瀾為了實踐對毛澤東的諾言，他將和中共已有聯繫的地方愛國將領龍雲、劉文揮、潘文華親自吸收加入民主同盟，成為秘密盟員。並將登記表焚燒，以資保密。並聯合龍、劉、潘3人以及鄧錫侯等人支持民主運動，掩護中共地下黨員和進步人士，抵制蔣介石的獨裁專制。
1949年5月29日，為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向國民黨統治區勝利進軍，張瀾致電毛澤東表示支持。毛澤東於6月1日回電張瀾表示感謝。電文稱：表方先生(張瀾字表方)、艷電敬悉。革命戰爭迅速發展，殘敵就殲為期不遠，今後工作重在建設，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先生及羅先生準備來北平，極表歡迎(羅先生指羅隆基)。
1949年6月10日，張瀾由上海脫險到北京，毛澤東親臨北京飯店慰問。過了兩天，毛澤東請他到家裏吃飯，車到中南海，毛澤東親自出來迎接，扶他下車，扶他上梯坎。席間，張瀾向毛澤東祝賀解放戰爭取得的偉大勝利，並說，只用3年多時間就推翻了國民黨反動統治，共產黨的本領大得很。毛澤東謙虛地笑着說：「其實我們共產黨人沒有多大超人本領，我們只不過做到了謙虛、謹慎、勤勞、節儉，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
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京隆重召開。張瀾以中國民主同盟主席身份出席，並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張瀾出席了開國大典。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當眾讚揚他說：「表老啊，你很好，你的德很好，你是與日懼進的。」
在解放初的9個月中，張瀾接到四川寄來的幾百封人民來信，信中提出了各種意見和要求。他把內容綜合起來，在碰頭會上交給毛澤東．時過不久，黨中央和毛主席採納了張瀾的建議。在建立大行政區、省、市人民權力機構安排主要人員時，毛澤東主動徵求張瀾的意見。張瀾推薦了一些非中共人士的專家、教授以及民主黨派負責人參加政府各部門工作，毛澤東和周恩來予以採納。
1951年1月22日，毛澤東給張瀾寫了一封信。內容是：「表方先生：西南局書記鄧小平同志給我的報告一件，送上請察閱(可要你的秘書念給你聽)，可以看出西南工作的一般情況，閱後請予擲還。先生身體好嗎?甚為繫念、順致敬意。」1月28日，毛澤東再給張瀾一信。信云：表方先生：西南區去年剿匪工作頗有成績，消滅匪眾80餘萬，繳槍40餘萬支、殘餘匪眾已不足斗萬，兩三個月即可完全剿滅。送上西南軍區的總結報告一件。假如你有精神的話，可以一閱。可以慢慢看，一星期內還我即可。順致敬意!」
1952年4月2日，是張瀾80歲生日，毛澤東為他專函祝賀壽辰。函云：表方先生：欣逢先生八十高壽，謹致衷心的祝賀!毛澤東請劉少奇副主席代表中共中央親臨張瀾住宅致以祝賀之忱。並在中南海紫光閣設宴，為張瀾祝壽，到會數百人。
1954年制定中國第一部憲法時，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領導人和張瀾一起親自研究。毛澤東關切地說：『『表老多年來希望有一部人民的憲法，在這次籌備制定過程中請多提建議」。夏天，中央開會時，毛澤東知道張瀾年老怕吹風，每次都打招呼不開電扇。張瀾見毛澤東和朱德等領導人熱得衣服都濕透了，很是過意不去，表示歉意。毛澤東勸他說：「敬老是中國人民的優良傳統，衰老不要客氣了。」當時張瀾作為副主席工作繁忙，每天早上8點鐘去中南海上班，經常要到晚上9點或10點鐘才回家休息。日子一久，毛澤東發現張瀾年老多病，身體虛弱，勸他不要天天上班，在家多休息。外國元首和國慶觀禮代表團送給毛澤東的中藥和滋補藥品，毛澤東部派人送給張瀾。有一次．毛澤東將朝鮮領導人金日成送給他的6支100多年生的野人參分送了兩支給張瀾(張瀾逝世後，這兩支人參由他女兒張茂延捐贈給了四川省中藥研究所標本室)。毛澤東還抽調他的衛士小高來作張瀾的警衛員，並吩咐把六國飯店的炊事班長老宋調到張瀾家作炊事員。
1954年5月底的一天，午飯時，大家剛入座，張瀾對着滿堂的親人和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說起了"五一」節在天安門城樓上的事。也捋着長髯、輕言細語地說：「五一節那天，我在天安門城樓上對毛澤東主席說，我現在已是82歲高齡了，身體一天天地衰弱了，於國家已無什麼貢獻了，請主席允許我辭去現有職務、安心養病吧!古人有『乞骸骨』的史例，我也向毛主席『乞骸骨』。毛主席聽後嚴肅地對我說：『表老你不能辭!我是你們大家把我推上主席職位的，你們要是辭職不幹了，我豈不是成了孤家寡人了!』接着毛主席又面帶微笑地說：『表老，您是一面旗幟，插到哪裏就起作用，而這個作用是別人起不到的，表老者，天下之大老也!』」
張瀾敘述這事後，笑着說：「哈哈!我成了一杆旗了。」
這件事給大家印象十分深刻。張瀾還說：「幾天前，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兼秘書長彭真和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又銜毛澤東主席之令到辦公室拜訪我，轉達主席之意挽留我，勸我取消辭意。我為了感謝毛主席盛情也就不再堅持了。」
1955年1月27日，張瀾因患重度動脈硬化症和肺炎住進北京醫院，毛澤東指示盡力醫治，調集了北京著名中西醫會診，用了當時最好的藥物醫療，又請來蘇聯專家會診。2月9日張瀾逝世，終年84歲。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宋慶齡、李濟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組成治喪委員會．毛澤東親自到中山公園中山紀念堂的張瀾靈蔭守靈一小時，並向張瀾的夫人劉慧征及其子女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慰問。
人物評價
四川人民稱其為「川北聖人」：護國討袁的功臣蔡鍔蒞成都就任四川督軍兼省長，不久電薦張瀾為嘉陵道道尹。8月14日張瀾正式受命道尹之職，走馬上任。他努力收編安置散兵游勇；採取有力措施，肅清盜匪，懲治貪污；並嚴禁鴉片，整飭社會風紀。當時，川北浚川源銀行曾發行200萬元兌換券，因軍餉挪用，無法兌換，致使人心不安。張瀾到任後，經與地方人士商議，妥善解決了兌換問題。經過大力整頓，川北很快便形成了「吏不容奸，人懷自奮，道不拾遺，風化肅然」的風氣。張瀾因此更受人民尊敬，被稱為「川北聖人」。
蔡鍔稱其為「管仲」：蔡鍔在電薦張瀾為嘉陵道尹的同時，還派杜步雲持親筆信與張瀾聯繫，信中指出：「蜀將有延儀，二將不睦，但有管夷吾在，吾無憂矣。」延儀即三國時期蜀將魏延、楊儀，暗指劉存厚[1]、羅佩金[2]等在川護國軍將領正在爭權不和；管夷吾即管仲，以此盛讚張瀾賢才，意在請張瀾出面調解諸將之間矛盾。
四川知識分子認為：「海內盟員皆後輩，蜀中學子半門生」，張瀾可謂桃李滿天下，在社會各界都有他的學生，職位或高或低，影響或大或小，這為開展民盟工作準備了十分重要的人緣條件。而張瀾在四川老百姓中留下的親民愛民，關心民苦的形象，十分有利於民盟在群眾中開展工作，擴大民盟在百姓中的影響。此外，張瀾本身無黨無派的身份，使他能較好地在盟內起到協調和制衡各黨派的作用。
陳毅評價：1955年在民盟上海支部舉行的追悼大會上致悼詞，列出了張瀾一生中幾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情：第一是張瀾領導了四川人民「反對滿清賣國政府的保路運動」。在趙爾豐的淫威面前，「張瀾主席不為威武所屈，雖刀鋸在前，還是以理力爭。」「以後就一直以這種精神從事革命活動。」第二是袁世凱竊國稱帝時，「張瀾主席又挺身而出聲討袁世凱，在西南一帶影響很大。」第三是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始終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反對投降，反對分裂。特別是在皖南事變前後，他始終反對蔣賊的投降陰謀，作不屈不撓的鬥爭。」第四是抗戰勝利後，他領導民盟「始終堅持團結，反對內戰，不參加也不承認蔣介石自吹自擂的所謂『國大』會議。這種態度直接保持了民盟在政治上的純潔性，間接地支持了我們的解放戰爭，在政治上孤立和暴露了蔣介石的反動本質，其意義非常重大。」陳毅在致辭中還舉出張瀾為人的兩個特點：「第一是誠實無欺，無論言論和行動都沒有一點虛偽，因此，立場始終堅定，敢說敢為，不畏強暴，不計生死與反動派作鬥爭。第二是有遠見，善於明辨是非，因此才能堅持正義，永遠與得人心者在一起，堅持與共產黨緊密合作。」陳毅最後說：「以先生一生事跡來說，他的貢獻是很大的，人能如此，死了也沒有什麼遺憾了。」
胡耀邦評價：1980年民盟中央舉行迎春茶會，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講話中特別提到張瀾，他說：「我感到這位先生有兩條很值得佩服的：第一條，他有很高尚的精神，這就是他的頑強的民主精神、民主思想；第二條，他有一個很優良的氣質，就是他有強烈的正義感。……我覺得他身上的這兩條，這兩大優點，對許多人，對我自己，印象是很深的，勉勵是很大的。」
丁關根評價：張瀾是「我國偉大的愛國主義者，著名的民主主義革命家、教育家，我國德高望重的領導人之一，中國民主同盟的創建者和領導者，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又讚譽他「是中國民主同盟的光榮，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光榮。」
民主之瀾
由全國政協辦公廳新聞辦公室、北京和潤陽光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聯合出品的28集電視連續劇《民主之瀾》 ，於2010年3月7日在中央電視台黃金強檔開播。 《民主之瀾》以中國民主同盟原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張瀾頑強奮鬥的一生為主線，真實再現知識分子的愛國民主思想、憂國憂民的崇高品質和清正廉潔的作風。該劇在展示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團結合作、共創新中國歷史畫卷的同時，反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形成的歷史淵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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