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士
歷史發展
鍾進士嫁妹隋朝於605年首次開的進士科，被視為科舉的開始。隋、唐時，「進士科」只是科舉各科中的其一，考的是詩賦。因為進士科是常科，考取又最難，故此最為尊貴，地位亦成為各科之首。 宋代以前，進士只需要通過在尚書省舉行的「省試」。自宋以後，進士一律要經過由皇帝主持的「殿試」一關覆核和決定名次。宋仁宗時，曾發生一名通過省試，但在殿試被黜落的考生憤而投奔西夏。自此以後殿試都只定名次，而不會黜落考生。 在明朝和滿清，殿試封錄取考生為三等稱三甲。一甲三人依次為狀元、榜眼、探花，稱「進士及第」。二甲若干（滿清時一般為七人），稱「進士出身」。三甲稱「同進士出身」。世人統稱錄取者為「進士」。 進士是功名的盡頭，就算是對名次不滿意亦不可以重考。 在明朝和滿清，殿試封錄取考生為三等稱三甲。一甲三人依次為狀元、榜眼、探花，稱「進士及第」。二甲若干（滿清時一般為七人），稱「進士出身」。三甲稱「同進士出身」。世人統稱錄取者為「進士」。 從唐朝舉行第一次科舉考試開始算起，到1905年廢除科舉，近1300年的時間裏，進士都是中國政治的主角。僅僅靠接受正統的儒學教育培養出來的文人學士們，來維持一個龐大帝國的有效運轉，這個現象在中外歷史上都可以算是絕無僅有的了。
進士 現在許多人誤以為科舉制出現以後，中國就從貴族社會過渡到了世俗社會。其實大謬不然。
科舉制的出現並不意味着貴族社會的終結，恰恰相反，對貴族社會的維繫來說，它是一種更有效的手段。科舉制的出現，改變了的不是貴族掌握國家權力的事實，而是改變了貴族的生產機制，也就是由原來根據血緣世襲變成了後來通過考試來不斷地量化生產。比之前的世襲貴族制稍微公平些的地方在於，科舉考試至少提供了一種更公平的競爭規則，如果撇開佔有的社會資源的多少上的差異不論，那麼這種機制至少在名義上保證每個人都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學習進入官僚系統，成為龐大的國家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
由於長期以來戲曲等下層社會流行的傳統藝術形式的渲染，讓現在的很多人還有一個誤會，以為只要一考上進士，就算是衣食無憂，可以做官了。其實這也是很大的誤解。對於龐大的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來說，主角始終是士階層。只有士才有資格做官，這是一個沒有發生過任何變化的規則。國家是通過徵辟來任命官員的，只有具有士的資格的人才有被徵辟的機會。進士之所以叫進士，也就是這個意思，這個名稱的最初字面意思就是說，一個人通過了國家的統一考試，獲得了士的地位，有機會被國家徵辟任命為官員了。
隋煬帝楊廣像這裏還需要順帶指出的是另一個觀念誤會，即官與吏的區別。在天子制下，主權只有天子擁有，其他人都是沒有的。但是天子的主權的行使和實現，需要通過分配到各層官員，通過他們的具體執行來完成。比如在分封制時代的諸侯，諸侯就是天子的主權的分享者。到了廢除封建制，改行郡縣制，郡縣的長官，比如太守、縣令，就都是主權的分享者。他們的權力來自於天子，也服務於天子。而吏是沒有主權的，他們的任務只是執行主權擁有者的命令，完成他們的職責規定的任務。比如說在一個郡的範圍內，郡太守就是主權的擁有者，其他人與太守的關係就是主僕關係，對於每個太守的下屬來說，太守都是他們的「主公」。主權，在這裏的意思就是決斷的權力。官有決斷的權力，而吏沒有。回過頭來再繼續說進士。 進士獲得士的資格之後，並不意味着就能馬上得到一個滿意的職位，能夠做官，而是需要等待朝廷的任命，而朝廷選任官員往往是通過大臣的舉薦才能進行的。所謂的大臣，主要指的是三四品以上的官員們，而且很多情況下朝廷規定有權舉薦的都必須是京官，即宋朝所謂的侍從官。在唐朝，考中進士之後，等待被舉薦並任用的過程叫釋褐。所以，每個考中進士的人並不是象戲曲里表現的那樣，馬上高高興興的回家向鄉親們誇耀去了，而是要趕緊在京城進行大量的社交活動，通過這些活動來將自己的見識與才幹展示給有資格舉薦的大官們。這個過程在唐朝的制度下至關重要，考中進士卻做不上官的事情比比皆是，比如著名的詩人杜甫、李商隱，就都考中進士了，但是因為囊中羞澀，沒有足夠的錢來在長安交際，所以一直仕途不順。
唐朝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當時雖然已經有了新的貴族生產機制，但是整個制度仍然不夠成熟，各個環節銜接上的問題比較多。另一個原因就是從南北朝時期形成的門閥制度當時仍然影響很大，比如唐朝中前期的宰相，姓氏就非常固定，一直是那麼幾個，而且總是有這樣那樣的親戚關係，簡直類似於春秋時晉國的六卿制。到中晚唐，經過安史之亂的打擊和藩鎮割據戰爭的衝擊，門閥勢力大大削弱了，在政治上勢力也開始下降，而進士出身的庶族則逐步上升。士族貴族與進士出身的庶族士人在政治上的反映最明顯的是牛李黨爭。在《資治通鑑》里，司馬光對這個過程表現得很矛盾，一方面他知道這個趨勢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又在感情上比較認同貴族的價值觀，所以，在他筆下，李黨都是君子，而牛黨都是小人。
這個過程在宋朝的時候才正式完成，進士的地位得到了絕對的鞏固。雖然在宋朝龐大的行政官員系統里，只有三分之一是進士出身，但是宋朝的文官地位之高空前絕後，恰恰是進士在政治場上的地位不斷上升的結果。最能反映出這種變化的是，雖然進士們仍然需要被人推薦才能擔任朝廷官員，但是他們得到推薦的機會遠遠大於唐朝，大多數人都可以在考中進士之後馬上得到一份能夠維持相當高水平生活的收入。到明朝以後，進士對政治場就處於完全壟斷的地位了，進士的地位也達到了歷史上的最高點。不僅一考中進士就可以馬上做官，而且在明朝中前期都是起步相當高的，一般都可以從五品以上直接開始進入仕途。不僅如此，在明朝的歷史上，狀元宰相也是最多的。現在很多人經常會提起來明太祖曾經一度廢除科舉制，但是卻沒有搞清楚，當時明太祖的理由不是說科舉制不好，而是他認為國家百廢待興，需要大量的人才，而科舉制的人才生產速度對他來說太慢了，需要用單位時間產量更高的學校制度來替代。
滿清大概是歷史上進士生活最困難的時期。一個人考中了進士，雖然也能象明朝那樣，可以直接進入翰林院供職，領一份工資。但是就整體而言，滿清雖然號稱完全繼承了明朝的制度，但事實上做了相當大的改變，尤其是大量的滿洲貴族是世襲的，不通過考試就可以直接進入官僚體系，這不管是在宋朝還是明朝，都是不可能的事情，雖然宋明的宗室們也可以從一出生就獲得一份相當高的收入來保證基本生活，但是按照規定，絕大多數人是沒有機會進入官僚體系的。而滿清改變的恰恰是這裏，大量的滿洲貴族通過繼承獲得進入官僚體系的資格，等於擠佔了原由進士們壟斷的官僚體系，實際上進士們的地位是大大地下降了。到了滿清中期以後，在翰林院供職的進士們收入無法保證基本生活的事情越來越多，到了晚期，他們甚至到了只能依靠地方實力派才能過活的地步，進士的意義其實已經名存實亡了。也就是說，即使朝廷不取消科舉制，也必須開創其它的制度來對進士們進行二次淘汰，來選任合適的官員。
進士科考試的情況
進士隋、唐、宋 隋煬帝時的科舉分兩科，一稱明經，另一稱進士。雖然唐代大大增加了科目數量，但明經和進士仍是選拔官員的主要科目。
明經科的主要考試內容包括帖經和墨義。帖經有點像現代考試的填充，試題一般是摘錄經書的一句並遮去幾個字，考生需填充缺去的字詞；至於墨義則是一些關於經文的問答。進士科的考試主要是要求考生就特定的題目創作詩、賦，有時也會加入帖經。
唐高宗時代以後，進士科的地位慢慢超越了明經，成為科舉中唯一的重要科目。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是進士科考生需要發揮創意方能及第，而明經只需熟讀經書便能考上。而且進士科的評選標準甚嚴格，考上的人數往往只是明經科的十分之一。當時曾有一句說話：「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道出了進士科的難度。
另外，在武則天時代開始，亦設立了武舉考試，用以挑選武官。
宋代大部份時間的科舉內容與唐代分別不大，但王安石執政時，曾對科舉制度進行改革，把帖經、墨義和詩賦等考試都取消了，改為以經義 (解釋經書) 、論 (對時局的評論) 和策 (提出解決時弊的辦法) 作為考試內容。然而，蘇軾等人對該項改革提出了強烈的抗議。
元
元代的科舉雖然對自身的統治影響不大，但它的內容卻有重大轉變。第一是科舉不再分科，專以進士科取士。第二是考試的指定讀物有所變動。新的規定是，如果經義的考試內容包括四書，則以朱熹著述的《四書集注》作為主要的依據。
這兩項改動並沒有隨蒙元而消亡，而是成為明、清兩代八股文的基礎。
明、清
明清時期科舉考試在鄉試及會試皆以四書的內容命題，要求考生以古人的語氣闡述經義，「代聖人立言」，用八股文作答。八股文有很多格式上的要
求，極為講究形式。只有到了科舉最後一關，用以決定名次的殿試，才會改為考時務策問。但是考生答策的內容很多時都並不重要，滿清的皇帝便慣以試卷的書法取定殿試名次的高低。
熱衷科舉的人只識四書五經，其他以外的知識，統統都成了「雜學」，很多讀書人都是一概不通。諷刺科舉的小說儒林外史中便記載了這樣的一個笑話：有人對明朝的進士范進開玩笑說：「今下如果是四川的蘇軾來考，文章亦只能是第六等了。」范進答道「蘇軾既然文章不好，考不上也罷了。」原來他竟然不知誰是蘇軾。
而就算是對四書五經的內容，科舉亦只要求因循前人的思想，以華麗詞藻作出合乎格式的漂亮文章；不求有獨立思考、創新見解。考生的實際見識和才學在八股文的要求下反而被忽略。於是不少考生索性舍四書五經，專門鑽研為應付考試而設，稱為「帖括」的八股文範文選刻本。當時一些人稱八股文為「敲門磚」，意即考取功名後便可棄之如敝屣。曾經有人將八股文與「鴉片」、「纏足」並列，認為是荼毒中國人的三大害。
晚清時力主廢除科舉的康有為與梁啓超兩師徒，可算是一對才學與考試成績不相乎的典型例子。
梁啓超十二歲便入學成為秀才，十七歲舉人，被稱為神童，算是科舉得意。但梁啓超中舉後自認「帖括之外不知有所謂經史也」，遇見康有為才發現原來自己一竅不通，反而要拜老秀才康有為為師。相反，康有為書香世家，家中有萬卷書樓，年少已熟讀經史子集古今典籍。雖然康有為名滿廣東南海，但他十六歲成秀才，獲貢生身分後卻是鄉試六試不售，失意科場二十載。三十六歲時方才時來運轉中舉人，得以與徒弟梁啓超一同上京赴考，會試最終能以首名及第成為會元，高中進士。
進士影響 科舉制度在中國實行了超過一千三百年，對中國以至東亞、世界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隋唐以後中國的社會結構、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莫不受科舉的影響。
科舉原來目的是為政府從民間提拔人材。相對於世襲、舉薦等選材制度，科舉考試無疑是一種公平、公開及公正的方法。最初東亞日本、韓國、越南均有效法中國舉行科舉，越南科舉的廢除還要在中國之後。十六至十七世紀，歐洲傳教士在中國看見科舉取士制度，在他們的遊記中把它介紹到歐洲。十八世紀時啟蒙運動中，不少英國和法國思想家都推崇中國這種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國在十九世紀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務員敘用方法，規定政府文官通過定期的公開考試招取，漸漸形成後來為歐美各國彷效的文官制度。英國文官制所取的考試原則與方式與中國科舉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納了科舉的優點。故此有人稱科舉是中國文明的第五大發明。今天的考試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舉制度的延續。
從宋代開始，科舉便做到了不論出身、貧富皆可參加。這樣不但大為擴寬了政府選拻人材的基礎，還讓處於社會中下階層的知識份子，有機會透過科考向社會上層流動。這種政策對維持整體社會的穩定起了相當的作用。明清兩朝的進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沒有讀書、或有讀書但未作官的「寒門」出身。但只要他們能「一登龍門」，便自然能「身價十倍」。歷年來千萬莘莘學子，俯首甘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過希望能一舉成名，光宗耀祖。可以說，科舉是一種攏絡、控制讀書人的有效方法，以鞏固其統治。
科舉為中國曆朝發掘、培養了大量人材。一千三百年間科舉產生的進士接近十萬，舉人、秀才數以百萬。當然其中並非全是有識之士，但能過五關斬六將，通過科考成進士者，多數都非等閒之輩。宋、明兩代以及滿清漢人的名臣能相、國家棟樑之中，進士出身的佔了絕大多數。明朝英宗之後的慣例更是「非進士不進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科舉成為高級官員必經之路。利瑪竇在明代中葉時到中國，所見負責管治全國的士大夫階層，便是由科舉制度所產生。
科舉對於知識的普及和民間的讀書風氣，亦起了相當的推動作用。雖然這種推動是出於一般人對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對知識或靈性的渴望；但客觀上由於科舉入士成為了風尚，中國的文風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兩朝時，中國的讀書人以秀才計，大部份時間都不下五十萬人；把童生算在內則以百萬計。當中除少數人能在仕途上更進一步外，多數人都成為在各地生活的基層知識份子，這樣對知識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於這些讀書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產物，學習的亦是相同「聖賢書」，故此亦間接維持了中國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統一和向心力。
科舉所造成的惡劣影響主要在其考核的內容與考試形式。由明代開始，科舉的考試內容陷入僵化，變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實際學識。大部分讀書人為應科考，思想漸被狹隘的四書五經、迂腐的八股文所朿；無論是眼界、創造能力、獨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份人以通過科考為讀書唯一目的，讀書變成只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舉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唐宋八大家都是進士出身；但到了明清兩朝，無論在文學創作、或各式技術方面有傑出成就的名家，卻多數都失意於科場。可以推想，科舉制度為政府發掘人材的同時；亦埋沒了民間在其他各方面的傑出人物；百年以來，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場，虛耗光陰。明清以來中國社會的因循自封、人材的奴化，與科舉考試內容的朿有着相負相承的關係。
就算在科舉被廢除以後，它仍然在中國的社會中留下不少痕跡。例如孫中山所創立的華夏民國憲法中規定五權分立，當中設有的「考試院」便是源出於中國的科舉考試傳統。另外，時至今日科舉的一些習慣仍然可以在中國大陸的高考中看見。例如分省取錄、將考卷寫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頭裝訂起來，從而杜絕判卷人員和考生串通作弊、稱高考最高分者為狀元等等，俱是科舉殘留的遺蹟。
作弊及其防禦
由於科舉考試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一生的富貴榮華，因此不少人均企圖以作弊以在科舉中取得好成績。最常見的作弊有三種，一是賄買 (即賄賂主考官以獲取好成績)、二是夾帶考試經文 (帶書或抄錄於隨身物品中) 入內作弊、三是請人代考。
賄買
唐代武則天時代曾設立糊名的辦法，遮掩考生的名字以減少批卷者認出撰卷人的機會，這做法在宋代以後成為定例。同時又發明了謄錄的方式，由專人抄錄考生的試卷並以抄本送往評級。這樣批卷者連辨認字跡也不能。然而，考生仍可與考官約定，以特定的句子或字詞來作暗號，即所謂「買通關節」。為了減少這種可能，自宋太宗起訂立了鎖院的制度。每次考試的考官分正副多人，俱為臨時委派，以便互相監察。當考官接到任命後，便要同日進入貢院，在考試結束髮榜前不得離開；亦不得接見賓客。如果考官要從外地到境監考，在進入本省境後亦不得接見客人。賄買若然被揭發，行賄受賄者都可能被處死；而同場的考官亦可能被牽連受罰。
滿清入關初期便曾發生了丁酉案（順治十四年），順天，江南，河南，山東，山西五闈弊案，最後以江南闈十六房主考全部斬立決，數百名舉人在滿兵夾帶下重考，之後數十人被判死或貶徙尚陽堡寧古塔。是為中國科舉史上最大的科場舞弊案，一般認為這是滿族統治者以嚴刑酷法震撼漢族知識分子，從而達到鞏固統治的目的。
夾帶
唐代的科舉考試已設有兵衛，以阻止夾帶作弊。宋朝起，考試在貢院內進行，貢院內考生之間是以牆壁隔開的，稱為號舍。考生不可以喧譁、離場，以防止傳卷或傳話。但是夾帶經文這作弊方法始終是屢禁不止，層出不窮。常見的方法有將經文藏在衣服鞋襪里，或索性密寫在衣物、身體上。其他各式隨身物品，包括文具、食品、蠟燭等等都曾被用作夾帶。明清的科舉保安十分嚴格，要求達到「片紙隻字皆不得帶入試場」的程度。除了在進場前由兵衛仔細搜查外，乾隆時更曾下詔詳細限定考生帶入場各式物品的規格。例如：硯台、木炭、糕點的大小厚度；水壺、燭台的用料；以至毛筆、籃子的款式都有明限。此外對檢舉夾帶者有賞格，被發現者除了取消資格外，更要帶枷示眾。但科場舞弊始終未曾徹底有效地受到打擊。有傳說指一次會試中有舉人把夾帶的書本掉在地上，奉旨檢查的親王卻為他掩飾，說：「何以攜帳簿入場！」
代考
進士代考在唐朝時頗為常見。為了防止代考，需要考生提供詳細的體貌特徵的履 歷。進場前考官會根據履歷驗明考生的身分。但是代考作弊似乎亦沒有被完全杜絕。例如民國初年的重要政治人物胡漢民，便是歷史上著名的代考「槍手」，曾在清末兩次代人參加鄉試，皆獲得中舉。
武舉進士
唐代武則天始創選拔武將的武舉考試。至滿清時改稱武科。歷史上武舉一共進行過約五百次。相對於文科舉，武科舉較為不受重視。歷朝的武舉時而被廢，時而恢復。而武舉出身的地位亦低於文科出身的進士。
唐代的武舉主要考舉重、騎射、步射、馬槍等技術；此外對考生外相貌亦有要求，要「軀幹雄偉、可以為將帥者」。宋代時規定武舉不能只有武力，要「副之策略」，問孫吳兵法等。到了明朝時更改為「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如果在答策的筆試中不及格，不能參考武試。初期的筆試考三題，試策兩題，另一題論考四書。後來四書的題目改為默寫武經。武試則最少要求騎射九矢中三，步射九矢中五。至滿清時，改為先試馬步射，馬射二回六矢，中三為合。步射九矢中五為合。之後比併力氣，包括拉硬弓、舞刀、舉石。弓分八、十、十二力；刀分八十、一百、百二斤；石分二百、二百五十、三百斤。合格者才考筆試。
宋以前並沒有「武狀元」之設。首名武狀元產生於宋神宗時，為福建人薛奕，後與西夏作戰時戰死。歷史上著名由武舉出身的武將尚有唐代的郭子儀(唐玄宗開元初年武舉異等)，明代戚繼光(明世宗嘉靖年武進士），北宋徐徽言(文進士出身，後棄文習武，徽宗授武狀元)等等。
孔廟進士碑
孔廟進士碑孔廟內先師門兩側，是元、明、清三代進士題名碑，共198塊，刻有51624名進士姓名、籍貫和名次，是研究我國科舉制度的珍貴資料。 歷史上元碑共有9塊，現有3塊，其餘六塊被明代磨去字跡刻上當朝進士姓名，明朝初年的進士題名碑在南京，自永樂十四年（1416年）起至崇禎十六年（1643年）止共77塊在本廟內。滿清自順治三年（1646年）至光緒三十（1901年）止，共存118塊。
科舉制度形成於隋唐，比以前的用人制度是一大進步，明清科舉考試分三級進行，即院試、鄉試、會試和殿試。「鄉試」(即省試)，中試者稱為舉人；再把全國的舉人集中到京城裏舉行「會試」，中試者在宮殿舉行「殿試」，根據成績高低分為一甲、二甲、三甲三等，一甲第—名叫狀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其次為三甲，同進士出身。科舉考試一般每三年進行一次，每次有六千多舉人參加，取三百名進士。
滿清科舉制度大體仿明，略有變更，更加繁密周詳。滿清還舉行了三次制科（特別科）考試。即康乾時三科博學宏詞，光緒三十九年經濟特科。此外，乾隆年間共舉行六次翻譯科考試，可謂創舉。滿清會考特重書法，如著名學者龔自珍就因「卒以楷法不中程、不列軌等」。著名進士有禁煙大臣林則徐、介紹西方思想的學者魏源，軍機大臣光緒帝的老師翁同和、洋務派領袖曾國藩、李鴻章等。
明代進士故事
進士牌坊明代「三元」獨一人 科舉考試共分三個等級，即院試、鄉試、會試和殿試，三級的第一名分別為解元、會元和狀元，如在三級考試中都得第一，稱「連中三元」，明以後共有三元十人，在明朝共開89科，只出了一個三元，可謂孤獨一枝，他就是明正統十年乙丑科狀元浙江淳安人，商輅。
難得的幸運者
明成化十一年已未科狀元謝遷，是鄉試解元，又中狀元。由修撰累遷待講學士。弘治八年入內閣參政，不久加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他目光敏銳，長於論辨，與劉健、李東陽共理國政。當時流傳「季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等語。
武宗繼位，劉謹擅權，他因上書請誅劉，遭人誣陷，憤而辭官。劉謹被誅後他得以平反覆職，嘉慶六年他已79歲，世宗以手令起用為武英殿大學士，禮部尚書，重新入閣。
他的弟弟進士出身，官至廣東布政 使，兒子鄉試解元，殿試探花，官至吏部左侍郎。兄弟進士高官，已屬盛事，父子解元兼鼎甲則更為罕見。象謝遷這樣狀元出身，位至高官，又享高壽，子弟亦有出息，其人生價值得以充分體現，可稱為幸運者，謝遷就是一個難得的幸運者。
張升遇仙
據說明成化五年乙丑科狀元張升還是舉人時，乘船北上應考，當他在船頭讀書時，有位道士問他：你為什麼總是看一本書呢？張答：必須反覆溫習才能熟悉。道士聽後拿過書，只翻看一遍，就隨口背出，張升明白自己遇到了異人，於是急忙叩問自己今後的事，道士說：你有三件大事，即中狀元、買宅子、在滕王閣喝三天酒。說罷飄然而去。
張升果然中了狀元，還做了幾年官。後因彈劾奸邪，被貶南京，赴任途中路過南昌，當地官員因佩服他敢於彈劾權貴，在滕王閣擺酒三日款待。以後他又買了一處宅院，真是應了道士之言。
拾銀不昧
明成化十七年辛丑科狀元狀元王華，浙江餘姚人，六歲時，一次在水塘邊嬉戲。見一醉漢洗完腳後，丟失一個提兜。小王華拾起，打開一看裏邊裝有幾十兩銀子，他估計那人酒醒後一定會來找，於是坐在水邊守候，不一會，那人哭着找來，王華逐將提兜還給了他。那人見銀子失而復得非常感激，拿出一錠銀子表示謝意，王華說：「那麼多銀子我都不要要這一錠幹嘛」。此事傳開，鄉人無不贊稱。
王華官至禮部侍郎，為官二十餘年，雖無突出建樹，但頗有節操。為人醉厚，坦蕩自信，利害得失不繫於心。後因不附宦官劉謹，被勒令辭職。
明朝最年輕的狀元
費宏，江西人，16歲中舉，20歲便獨佔鰲頭，成了明成化二十三年丁未科狀元。正德年間任禮部左侍郎，後官至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輔政。正德七年晉升為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時遇寧王圖謀不軌，因費宏拒其賄賂，寧王使人彈劾，被解職。寧王謀反失敗後，朝臣紛紛請求起用費宏，世宗（嘉靖）即位，令特使迎費宏還朝。他力勸世宗革除前朝弊政，嘉靖四年升為首輔，他為政寬和，受到朝野擁戴。
費宏歷事四朝，其兄弟、兒子均為進士，並與他同朝為官，這在明代是不多見的。
大太監劉瑾舞弊
明朝中期，是宦官當道的罪惡世界，太監權力極度膨脹，達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科考也為其所左右。正統時大太監劉瑾更是驕縱不法，利用科考網羅親信。
明正德三年戊辰科會試，他公開拿着五十人的名單去找主考，勒逼考官強行錄用，因名額所限，主考不敢作主，他又去皇帝下旨，擴大五十個名額，這樣本科進士竟達349人之多。可見劉謹飛揚跋扈到了何等境地。
滿清進士故事
進士第背駝負乾坤，胸高滿經綸 劉墉是清乾隆十六年辛未科二甲第二名，是極具傳奇的人物，關於他與乾隆皇帝之間的故事可謂路人皆知。是科，本擬劉墉為狀元，乾隆皇帝見其名為"墉"說：狀元怎能用"墉"碌之人，我要當面看看。殿試時一看劉墉，便 有幾分不喜，想當面難他下，讓劉以自身為題，吟詩一首，劉看出聖意，隨口呤道：
背駝負乾坤，胸高滿經綸。
一眼辨忠奸，單腿跳龍門。
丹心扶社稷，塗腦謝皇恩。
以貌取才者，豈是賢德人。
四庫全書總緝官
《四庫全書》是我國古代最大的一部叢書，收集了3461種古籍，共99700萬字，先後有360人參加緝修。從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開始至四十六年（1782年）編成。這部巨著保存了我國古代大量的文化遺產。主持緝修的總緝官就是清乾隆十九年甲戌科進士（二甲四名）紀昀，字曉嵐，著名學者和文學家。曾任左都御史、禮部、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其性坦率，好藏書，學識淵博，着有《閱微草堂筆記》等。
畫家、詩人、法官
清乾隆十年（1745年）乙丑科狀元錢維城（1702-1772），字幼安，號茶山，江蘇武進人，出身詩書世家，其投身科舉時，很少有人知道他書畫均佳，直到狀元及第後，一次隨乾隆去承德木蘭圍場狩獵，乾隆擊斃一虎，錢領命作"射虎圖"，乾隆看後連稱：好筆法！逐將此此畫刻石，並詳記獵虎過程，留於木蘭圍場。從此名聲大振。他書法師承蘇軾，蒼勁深厚，流暢含蓄，筆端橫溢着才氣，其詩 正如《茶山集》的命名。不乏清香誘人的品味。
在仕途上錢也深得乾隆器重，官累進至刑部侍郎，經常參加六部九卿的要案會審，斷案鐵面無私，執法如山，從不冤殺無辜，錯判罪孽，是法官席上的真正法官，是非場上的決斷老手。
有人說錢作為詩人太浪漫，作為畫家很豪放，作為法官又冷酷無情，是充滿各種矛盾的爭議人物。
科舉考試的末一碑
清光緒三十年甲辰科。是年正逢慈禧七旬萬壽，本是正科為慶賀太后壽誕改為恩科。此科也是自隋大業年間開科舉試以來的最後一科。在「戊戌變法」的影響下，光緒帝頒詔"廢科舉興學校"從而結束了1300餘年的科舉制度。
原來立碑均由國家撥銀，而此時清王朝已近衰亡，無錢支付，中第進士只好自籌銀兩建碑。這科進士有著名學者商衍鎏（1甲3名），著有《滿清科舉考試敘錄》，解放後曾在南京博物館任職。還有王庚（王揖唐，2甲5名）,民國時任參、眾院議議長。譚延*（2甲34名）國民政府主席。湯化龍（2甲106名）北洋政府教育總長、眾議院議長。華夏人民共和國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長沉鈞儒也是本科進士（2甲75名）。
科舉史上的最後一榜進士
進士科舉已成歷史，但科舉又不僅僅是歷史。科舉對中國文化教育、社會習俗和心理思維的深刻烙印在現代社會還經常若隱若現。要全面認識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知識分子的政治性格、一般民眾的價值觀念，乃至改革教育和考試制度，都不得不研究科舉制的來龍去脈。延續1300年的科舉制最終於1905年9月被正式廢止，但在三年一循環的科舉考試周期中，該年未有鄉試或會試，因而此前一年舉行的光緒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會試就成為中國科舉史上最後一科會試，隨後於該年7月舉行的殿試中錄取的進士就成為1300年科舉史上的最後一榜進士，因此也有學者以為中國科舉制結束於1904年。在百年後的今天，很有必要對末科會試和殿試情況及其進士的特殊命運作一番回顧與反思。 一、科舉革廢的前序
通常我們所說的科舉制，是指始於隋煬帝大業元年（605年）建立的進士科以來的考試任官制度。在此之前已有一些考試選才的科目，但多是以推薦為主考試為輔的貢舉科目，真正被後世稱之為「科舉」的則是從隋代才興起的進士科。發展到明清時期，科舉制已定型為具有童試、鄉試、會試、殿試四級考試的國家「掄才大典」。[1](P3149)第一級為考秀才的童生試，第二級為考舉人的鄉試。第三級為會試，會試在鄉試後的第二年春天在京城貢院舉行，參加會試的是舉人，取中後稱貢土，第一名稱會元。第四級為殿試，殿試在會試發榜後的次月就舉行，名義上是皇帝主試的考試，考策問。參加殿試者是貢士，殿試沒有淘汰，只是考出名次，取中後統稱為進士。殿試分三甲錄取，一甲賜進士及第，二甲賜進士出身，三甲賜同進士出身。一甲錄取三名，第一名稱狀元，第二名稱榜眼，第三名稱探花。
從唐代至清末，科舉制對官僚政治、教育模式、文學風尚等各方面都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進士在中國社會上具有崇高的地位。1903年，有位西方人士在《中國的三年大比》一文開頭指出：「文學才能在中國享有最高的聲譽，政府官員都選拔自受過教育的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是讀書人信奉的信條，在許多方面可以把它看成是柏拉圖理想的哲學原則的注釋。」[2](P372-375)確實，在古代社會，體現公平競爭精神的科舉制有利於文化的傳播和教育的推廣，有利於穩定社會秩序、鞏固集權統治，並且在相當範圍內促進了社會階層流動，是適應當時社會的一種考試選才制度，因此，當時一些學者也想當然地認為「終古必無廢科目之虞」。[3](P69)但是，經歷過鴉片戰爭的衝擊和甲午戰爭的震動之後，中國社會面臨着「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科舉制的生存環境也起了重大的變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在越來越不適應變化了的社會政治文化環境的情況下，科舉制不得不進行變革。雖然在戊戌變法中改革科舉的努力未能成功，但卻為後來科舉制的革廢發出了先聲。
進入20世紀初，中國社會的變化愈加明顯。1901年6月，梁啓超在《過渡時代論》中說：「今日之中國，過渡時代之中國也。……中國自數千年以來，皆停頓時代也，而今則過渡時代也。……科舉議變矣，而無新教育；元兇處刑矣，而無新人才；北京殘破矣，而無新都城。數月以來，凡百舉措，無論屬於自動力者，屬於他動力者，殆無一而非過渡時代也。」[4](P287-289)經歷過庚子事變的刺激之後，慈禧太后等統治者痛定思痛，下決心將戊戌變法時提出來的多項改革措施加以實施。1901年8月29日，慈禧太后發佈上諭，規定從次年開始，鄉、會試頭場試中國政治、史事論五篇，二場試各國政治、藝學策五篇，三場試《四書》義二篇、《五經》義一篇，「以上一切考試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論均應切實敷陳，不得仍前空衍剽竊。」[5](P1)廢止八股文、採用與社會實際有關的問題為考試題目，這是清末科舉制度方面的重大變動。隨後有的西方人士便認為這「毫無疑問是科舉考試制度中的一次革命」，「大概可以說，此次改革實際上是非常完全的」。[6](P67-72)這些規定在清末最後兩科考試中都得到了遵守，在1904年的會試與殿試中也體現出考試內容改革的精神。
在清末學堂與科舉的矛盾互動中，當時的執政者多認為科舉阻礙了新式學堂的興起，於是考慮采梁啓超早先提出的「合科舉於學校」的辦法，逐漸以學堂來取代科舉，各級學堂畢業生獲得不同的科名。1903年3月，張之洞、袁世凱聯合上《奏請遞減科舉折》，認為：「其患深切著名，足以為學校之的而阻礙之者，實莫甚於科舉」，因此提出「俟萬壽恩科後舉行後，將各項考試取中之額，預計均分，按年遞減。學政歲科試分兩科減盡，鄉會試分三科減盡」的辦法。[7](P7-9)也就是將科場遞減之科第名額，移作學堂取中之名額，使天下士子，舍學堂之一途別無進身之階，如此一來，學堂才可以興盛，人才方有希望出現。這雖是一個漸進的計劃，但已將廢科舉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了。
1904年初是滿清的多事之秋。一方面，日俄戰爭正酣，遼東大地不斷有戰事傳來。另一方面，設立主管全國教育行政的專門機構「學部」或「文部」的呼聲越來越大，廢科舉的聲浪也日甚一日。1904年1月13日，張百熙、榮慶、張之洞所奏《重定學堂章程折》連同《奏定學堂章程》一起公佈，這是中國近代第一個實施的學制。與此同時公佈的奏摺還有他們三人所上《奏請遞減科舉注重學堂折》，在此奏摺中，他們再次提出並擬定了遞減科舉的具體辦法。而光緒皇帝的上諭也明確批准了他們的奏請：「著自丙午科為始，將鄉會試中額及各省學額，按照所陳逐科遞減，俟各省學堂一律辦齊，確有成效，再將科舉學額分別停止，以後均歸學堂考取，屆時侯旨遵行。」[8](P1-6)也就是說，在1904年初，朝廷已正式批准了張之洞等人的建議，決定漸廢科舉。
正是在這樣一種徹底改革甚至廢除科舉的時代背景中，光緒三十年三月（1904年4月），迎來了甲辰恩科會試。
二、末科會試與殿試
光緒三十年（1904年）正逢慈禧七旬萬壽，為慶賀太后壽誕，將本是正科的會試和殿試改為恩科。雖然此科會試與殿試是在科舉制風雨飄搖的情況下舉行的，但當時人並不知道這將是1300年科舉史上的末科會試。
由於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時燒毀的順天貢院還未修復，此科會試與1903年的會試一樣，仍在開封舉行。甲辰會試主考官為協辦大學士裕德、吏部尚書張百熙、左都御史陸潤庠、戶部右侍郎戴鴻慈。經歷過戊戌變法的改革努力和庚子事變的觸動，1902年以後的鄉會試都已不再用八股文體，開始採用中外政治史論和具有現代性的考試題目。[9]與1903年的會試類似，1904年會試第一場考中國政治史論五篇，題目為：「周唐外重內輕、秦魏外輕內重各有得論」；「賈誼五餌三表之說，班固譏其疏。然秦穆嘗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說，亦以戒單于，其說未嘗不效論」；「諸葛亮無申商之心而用其術，王安石用申商之實而諱其名論」；「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請於私第見客論」：「北宋結金以圖燕趙、南宋助元以攻蔡論」。[10](P1002)此科會試的試題內容靈活多樣，體現出命題官員注重現實、着眼改革的思想。[11]
第二場考各國政治、藝學策五道，都是關於當時內政外交的重要問題，如其中之一為有關設立近代學堂的策問：「學堂之設，其旨有三，所以陶鑄國民，造就人才，振興實業。國民不能自立，必立學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愛之心、自養之技能、必需之知識，蓋東西各國所同，日本則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鑄國民之教育也。講求政治、法律、理財、外交諸專門，以備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設農、工、商、礦諸學，以期富國利民，此振興實業之教育也。三者孰為最急策。」[12](P161)這道策問題典型地反映了當時頒佈《奏定學堂章程》的時代背景。從當時考中者的試捲來看，都對教育問題相當熟悉，有的甚至能夠借題發揮，在答卷中對中國教育狀況提出批評和改進之建議。
又如以下二題：「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實。盍縷舉近百年來歷史以證明其事策。」「日本變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國以日強，埃及用外國人至千餘員，遂至失財政裁判之權而國以不振。試詳言其得失利弊策。」[13](P183-186)
還有二題是關于振興農業和保護僑民的策問：「周禮言農政最詳，諸子有農家之學。近時各國研究農務，多以人事轉移氣候，其要曰土地，曰資本，曰勞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實資智識。方今修明學制，列為專科，冀存要術之遺。試陳教農之策。」「美國禁止華工，久成苛例，今屆十年期滿，亟宜援引公法，駁正原約，以期保護僑民策。」
中式試卷往往能聯繫中國實際，提出自己的見解，如傅增浚的答卷便對當時中國的交通鐵路受制於他國，僑民不受保護等狀況憂心如焚，痛陳建議。[14](P257-267)考官評卷也與過去不同，注重考察應試者對新學的了解和運用。如對舒元璋墨卷，會試考官本房原推薦此卷的批語有：「西哲嘗據重學以研究政治，蓋天下大勢，趨注於權，權所偏倚，即勢所積重。……馳觀域外，旁通別錄，於教育關係、國際關係，言之切切，而一種磅礴之氣，尤覺飛動紙上。」[15](P434)對章梫的推薦批語有：「第二場首篇，於國民教育之宜急，與大學專科實業學校不得不從緩之故，能抉其所以然，其論推廣國民教育之普及及其課程學制，萬縷千經，了如指掌，知作者熱心教育，研求有素矣。以下四作，於古今中外情形，洞若觀火，故所言皆切中情事，平實可行，非刺取浮詞支撐門面者可比。」[15](P222)
第三場《四書》《五經》義，首題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義。」次題為：「中立而不倚強哉矯義。」三題為：「致天下之民，聚天下自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義。」出題範圍雖然與過去一樣，但因為不用八股文程式，所以各人的答卷較放得開。如舒元璋在第三題的答卷，一開頭就說「間嘗覽五大洲之典籍，披環瀛之輿圖」，力圖出奇制勝。考官的批語則稱讚說該卷「淹母古今，博通中外」。[16]考察末科會試的實際考試情況，確實說明科舉制已從古代選士考試制度向現代文官考試制度轉型。
會試於四月初十日（5月24日）放榜，共取中276名，會元為湖南茶陵人譚延闓。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以後，科舉考試時間固定為，三月會試，四月二十一日殿試。因1904年會試地點在開封，恐中式貢士無法按時趕到北京，於是展期在五月二十一日舉行殿試。該科殿試策題四道，也明顯打上時代的烙印。如其中第一道策問中有這樣的內容：「世局日變，任事需才，學堂、警察、交涉、工藝諸政，皆非不學之人所能董理。將欲任以繁劇，必先擴其見聞，陶成之責，是在長官。顧各省設館課吏，多屬具文，上以誠求，下以偽應。宜籌良法，以振策之。」第二道問漢唐以來兵制，並要求回答「能以今日情勢證之歟？」第三道策題為中國古代理財問題，也問說「此與各國之預算決算有異同否？」第四道則直接問教育、科舉與名節問題：「士習之邪正，視乎教育之得失。古者司徒修明禮教，以選士、俊士、造士為任官之法。漢重明經，復設孝廉賢良諸科，其時賈董之徒最稱淵茂。東漢之士以節義相高，論者或病其清議標榜，果定評歟？唐初文學最盛，中葉以後，干進者至有求知己與溫卷之名，隆替盛衰之故，試探其原。……今欲使四海之內，邪慝不興，正學日著，其道何之從？」[17]這些殿試策問題目要求聯繫當時社會實際，為政治經濟和教育改革出謀劃策。從流傳下來的殿試卷看，多數答卷能符合要求，可見末科會試和殿試已具備一定的現代文官考試性質。
殿試當天恰逢大雨，諸進士備嘗辛苦。由於保和殿內光線不足，影響靠殿廷里側的考生答策，幸午後放晴，所有人始得任意揮毫。商衍鎏回憶自己的殿試策「工楷圓滿，無脫漏一字」。二十二日讀卷大臣在文華殿公同閱卷，評閱完畢定好初步名次之後，依例前十名試卷進呈，由皇帝最後欽定名次。各科殿試進呈試卷，有依原先次序發下者，也有移動次序而發下的。甲辰科主考官最初進呈的名次是朱汝珍第一、劉春霖第二、張啟後第三、商衍鎏第四，光緒看了進呈殿試卷，認為第二卷比第一卷更好，第四卷比第三卷更好，於是將一、二卷名次對調，三、四卷對調，結果欽定名次變為劉春霖、朱汝珍、商衍鎏、張啟後。
關於最後一榜進士名次的確定，有一種流傳很廣的說法，說是慈禧太后當時對廣東人恨之入骨（因為洪秀全、康有為、梁啓超、孫中山等都是廣東人），加上她害死珍妃，心中有鬼，一見廣東人朱汝珍的名字就厭惡，而當時正要為她做七十大壽，天又大旱，而劉春霖不僅名字具有吉祥意味，而且籍貫是直隸肅寧，渴望「肅靖安寧」是飽嘗八國聯軍之苦後的慈禧的心愿，因此將劉春霖點為狀元，將朱汝珍貶為第二。實際上，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傳言，因為確定前十本殿試卷名次的是光緒而非慈禧，加上按滿清科舉定製，進呈的試卷仍然密封的，光緒皇帝也無法看到試卷作者的籍貫和姓名，要等到最後確定名次後才拆封。[18]而且，若慈禧看得到殿試卷姓名且那麼討厭朱汝珍的話，完全可能將其置於第10名而不會讓其得個榜眼。因此所謂慈禧太后將狀元劉春霖與榜眼朱汝珍名次對調的流行說法是以訛傳訛。
殿試之後，五月二十四日（7月7日）為小傳臚的日子，即所有進士在乾清門外階下聽候唱榜的時間。二十五日（7月8日）在天津出版的《大公報》刊出殿試策題，並於「時事要聞」欄中刊出「鼎甲姓名探登」消息：「由內廷傳出鼎甲姓名，亟錄如下，但刻尚未出榜，俟榜發再為詳登。狀元劉春霖，直隸人；榜眼□□□，廣東人；探花商衍鎏，廣州駐防；傳臚，張啟後，安徽人。」[19]當時還未明確榜眼朱汝珍的名字，為了將此重要新聞及時發表，只好將其姓名空缺。次日（1904年7月9日），《大公報》才刊出完整的《甲辰恩科殿試題名全錄》。此榜共有273名進士，當時不僅他們自己，而且誰都沒有想到這竟是1 300年中國科舉史上的最後一榜進士。
三、最後一榜進士的命運
進士「禹門三汲浪，平地一聲雷。」這是科舉時代經常用來形容進士及第後命運驟然改變的一聯詩句。光緒三十年五月二十五日（1904年7月8日），在太和殿舉行隆重的甲辰科大傳臚典禮，一如既往，韶樂齊奏和鳴，鳴鞭響徹雲霄。唱名之後，自大學士至三品以上官和新科進士向光緒皇帝行三跪九叩禮。禮畢，由禮部尚書將大金榜放置彩亭中的雲盤內，導以黃傘，鼓吹前行，由太和中門送至東長安門外彩棚張掛。狀元、榜眼、探花隨榜亭至東長安門內，順天府尹於此處相迎，為他們進酒、簪花、披紅，親自送三人上馬。由午門中道而出，用鼓樂、彩旗、牌仗等引路前導，出午門後轉向東城北行至新街口，在順天府尹衙門宴飲後，經地安門外，由西城出正陽門至南門，這便是騎馬游金街。二十六日新科進士又參加禮部舉行的恩榮宴。[20](P14-16) 儘管科舉制已走到窮途末路，但清廷對科舉禮儀仍非常重視。在殿試那天（7月4日）出版的《大公報》，還刊載了《禮部示諭》：「現奉到軍機大臣面奉諭旨，嗣後新進士前三名於傳臚前一日引見後，即赴該部演禮，鴻臚寺鳴贊官一併前往，帶同演禮。欽此。為此出示曉渝，一甲三名進士，是日引見後，即赴本部演禮，勿得遲誤。」[21]事前綵排是為了保證鼎甲遊街能夠按部就班，因此禮部才會出此曉諭。結果，該科殿試發榜後的各種慶祝典禮確實不折不扣，隆重而又熱烈。發榜數日以後，所有新科進士還要再參加選拔翰林的朝考。考試結果，又是譚延闓排名第一，王慶麟、劉春霖、朱汝珍、商衍鎏等60人名列一等。[22]
然而，1904年7月北京城內殿試發榜和狀元游金街的喧天鼓樂卻成了中國科舉史上的絕響。在經歷同樣風光無限的金榜題名之後，接下來，最後一榜進士的命運與過去各科進士卻不大相同了，有的進士可以說是命途多舛，電有不少進士的發展則可說是時勢造英雄。作為過渡時代的過渡人物，他們背負着舊時代的深刻烙印，又要面對新時代的挑戰。伴隨着清末社會的轉型，末科進士也面臨着自身知識結構的轉型。而促進他們轉型的是培訓進士的專門機構——進士館。
在設立進士館之前，為使新進士能夠更新知識結構，掌握與時代相適應的政治、外交、經濟等方面的新學以適應社會的變化，清政府有意將新科進士送入京師大學堂仕學館肄業。張之洞曾說到設立進士館的目的為：「欲使向業科舉之士，增益普通學識，講求法政、方言，以期皆能通時務而應世變。」[23](P28)從制度上設立進士館是在1904年1月，在《奏定學堂章程》中便專門列有《進士館章程》，該章程說明進士館的立學總義為：「設進士館，令新進士用翰林部屬中書者入焉，以教成初登仕版者皆有實用為宗旨，以明徹中外大局，並於法律、交涉、學校、理財、農、工、商、兵八項政事皆能知其大要為成效。每日講堂功課四點鐘，三年畢業。」[24](P44-45)由於清政府視「新進士為從政之初階」，將他們當作未來政府的棟樑之材，因此着意加以培養造就。
進士館實際上於1904年5月26日開館，開館之始將所有仕學館學生遷入。雖然進士館招收的第一批學員是以往數科的進士，但甲辰科進士是進士館設立後發榜的唯一一科進士。1904年9月26日，政務處奏《更定進士館章程》8條，對於1904年1月之進士館章程作了補充修改，將新進士入學時分為內外兩班，內班住館肄業，外班到館聽講，內外班學員考試畢業均一律辦理。由於當翰林和中書職司的進士較清暇，故作為內班學員，而分在六部任職的進士則作為外班到館聽講。然而，進士館設立才一年多，1905年9月科舉制便被廢止了，以後不可能有後續學員，因此及早考慮進士館的結束事宜和學員的出路。到1906年8月26日，滿清學部奏請所有甲辰科進士在內班的學員，均送入日本東京政法大學補修科，其外班之部分學員有志留學者則分別選擇送該大學速成科。學滿畢業回京時一律考試，按照定章分別獎勵。結果後來不少進士都曾赴日本遊歷留學，回國後參加考試，考試內容為所習法政學科及經義、史論等。[25]與朝考類似，從考試成績來看，原先殿試名列前茅者往往在遊學畢業考試中分數也較高，如1907年12月進士館遊學畢業學員考試，朱汝珍的成績為80分，名列最優等第6名，商衍鎏得78.75分，名列優等第1名。[26]考試完畢之後，根據成績分派各類政府職務。
最後一榜進士多經歷了清末禮崩樂壞和民國初年社會動盪的衝擊，在後來的人生歷程中分道揚鑣。有的飛黃騰達青史留名，有的沉跡下僚默默無聞。不過總體而言，由於末科進士出身者文化素養較好，事業起點也較高，做出成就者還是多數。在政界尤為突出者，如沈鈞儒後來成為華夏人民共和國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長，譚延闓曾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王庚在民國時曾任參、眾院議議長，湯化龍曾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眾議院議長等。
甲辰科進士在文化界出名者較多。狀元劉春霖是所謂「第一人中最後人」，隨許多同年先人進士館，後留學日本，入東京法政大學深造。1907回國，歷任咨政院議員、福建提學使、直隸法政學校監督等職。民國初年任袁世凱大總統府內史。1917年12月，任中央農事試驗場場長。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本侵略軍佔領北平，建立了偽政權，日偽企圖借重劉春霖的高名，派人動員他出任北平市市長，被他嚴詞拒絕。身處鐵蹄之下，劉春霖堅貞不屈，始終不願出來為日本侵略者效勞，保持了晚節，於1942年卒於北平。[27]劉春霖最出名的是他的書法，尤其是小楷在民國時期名重一時，留下精美的小楷字帖和大量的墨寶。最後一榜進士還有不少人在中國文化史上留下痕跡，如在民國時期提倡尊孔讀經、組織孔教會的陳煥章，民國初年「畫壇領袖」、在詩文詞曲方面頗有建樹的姚華，等等。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有幾位末科進士還對科舉制本身作過研究與反思。末科榜眼朱汝珍也曾遊學東京法政大學，回國後曾任國史館編修、實錄館纂修，民國時期所編《詞林輯略》由中央刻經院印行，該書對滿清翰林的科分、出身、字號、籍貫、簡歷、著作等都有詳細的記載。而末科探花商衍鎏50年代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受國家領導人的指示，於1956年以83歲之高齡，寫出了《滿清科舉考試述錄》一書，於1958年由三聯書店出版。商衍鎏作為清末探花，該書的寫作和出版受到特別的關注，該書也是此類著作中最詳盡者，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商衍鎏的另一部著作是1961年由華夏書局出版的《太平天國科舉考試紀略》，該書雖然影響較小，但頗為深入，至今仍是研究太平天國科舉制度最全面的著作。另外，末科進士賈景德根據自己參加科舉的親身體驗，寫出《秀才·舉人·進士》一書，1946年在香港出版。廢科舉後出版的科第中人撰寫的科舉研究著作只有寥寥幾部，而末科進士就佔了4部，這也是他們在歷史上的貢獻之一。1904年甲辰科考試是中國科舉史的尾聲，而朱汝珍、商衍鎏、賈景德等末科進士撰寫科舉研究著作，在他們的人生旅途上奏出了最後的樂章，也為科舉制發出了隔世遺響，成為中國科舉學史上特殊的插曲。
科舉進士的榮耀
一門多進士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舉制度是封建時代通過考試的方式為國家選拔人才的制度，它奠基於隋，形成於唐」[1]，「到了明代，隨着科舉制度的極度興盛，讀書、科舉、做官的一條龍體系更加完備」[2]。滿清政府基本上繼承明朝選官制度，主要通過科舉考試來選拔官員，這樣既可以贏得民心穩定政權，又可以吸收漢族優秀人才擴大統治隊伍鞏固政權基礎。根據《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統計，滿清總共通過科舉錄取進士26362人，平均每年100人左右。尤其是滿清上層公職人員多為科舉出身，「像翰林院編修、檢討，漢內閣學士，各省學政，漢詹事府贊善以上官，國子監祭酒、司業，奉天府丞，漢吏部禮部郎中、員外員、主事，宗人府主事，規定只能由進士出身的人擔任。禮部尚書、侍郎，順天府丞，內閣侍讀、典籍、中書，國子監監丞、博士、助教、學政學錄，起居注主事，則限於科甲出身」[3]。滿清政府和社會民眾多崇尚科舉，公職人員也以科舉出身為榮，「金殿唱名，飄飄欲仙；瓊林大宴，顯貴非凡；立碑題名，耀祖光宗；授爵封官，一步登天」[4]。因此科舉成為榮譽激勵的重要手段。 滿清公職人員大多通過科舉考試選拔而來，科舉考試主要分為童試、鄉試、會試、殿試四個等級，越往後級別越高，殿試最為重要。會試在京城舉行，國家在學子們赴考的時候就給予他們的一系列優厚待遇和榮耀，如從家鄉到京城，沿途國家都提供免費的公家車船。舉人參加會試被稱為上公車，公車源自漢朝，《後漢書武帝紀》記載有「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遺旨公車」，按漢朝的制度，以公家之車，遞送應徵之人，這就是滿清所謂公車的來源。舉子赴京城參加會試可以乘公家車船，車船上還張一面黃旗，醒目耀眼，榮耀非常。不僅平民百姓爭相圍觀刮目相看，就連沿路的官員也要對其提供方便格外優待。
會試在京師舉行，通過會試後參加殿試，殿試是國家最高等級的考試，舉國矚目，由皇帝親自出題和主持，王公大臣等監試。殿試完畢後，由皇帝欽派讀卷大臣評閱，由於殿試由皇帝親自作為主考官，所以能擔任讀卷大臣也是極其榮耀的事。綜合諸位讀卷大臣的意見規定前後名次，獲得前十名的考卷，上呈皇帝親自過目，按名次高低分為三甲，一甲賜「進士及第」，只授三人。第一名者稱為「狀元」，第二名為「榜眼」，第三名為「探花」。二甲賜「進士出身」，三甲賜「同進士出身」，其中一甲尤其是狀元最為榮耀，狀元是科名中榮譽最高的，稱「大魁天下」。由於殿試是皇帝親自主持的，考中者被呼為「天子門生」，「做了天子門生，不僅考生自己感到榮耀，而且因為選到高才，皇帝也常引以為榮」[5]。
滿清學子一旦考中進士，許多榮耀會接踵而至，殿試之後，皇帝會召見新考中的進士，舉行傳臚大典，儀式非常隆重。「傳臚日，設鹵簿，陳樂懸，王公百官列侍」[6]。考取的進士們身着公服，頭戴三枝九葉冠，恭立於天安門外，聽候傳呼他們進太和殿朝拜皇帝的禮儀，然後按名次與文武百官一起進太和殿分列左右，肅立恭聽宣讀考取進士的姓名、名次。禮部鴻臚寺鳴贊官宣制：「某年月日，策試天下貢士，第一甲賜進士及第，第二甲賜進士出身，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7]。而後唱名，一甲一名姓名某某，鴻臚寺官引狀元出班前跪，唱一甲第二名姓名某某，引榜眼出班前跪，唱一甲第三名姓名，引探花出班前跪。然後又唱第二甲第一名某人等若干名，唱第三甲第一名某人等若干名。名贊官贊叩興，丹陛大樂作，奏慶平之章，這就是所謂的「金殿傳臚」。作為國家「掄才大典」[8]，金殿傳臚儀制等級和大朝禮相同，設鹵薄大架，奏丹陛大樂，在午門鳴鐘鼓，儀式極其隆重，是滿清最重要的典禮。皇帝親臨現場監視發榜，「身臨其境，如至夢境，求取功名科第之人，能到這個地方也就達到了人生的理想境界」[9]。滿清進士出身的名士袁枚有一首七絕《臚唱》詩為證：「一聲臚唱九天聞，最是三株樹出群。我愧牧之名第五，也隨太史看祥雲」。「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10]的榮耀感常使科甲出身的官員終生難忘。
大傳臚後第三天，皇帝在禮部賜新進士恩榮宴。因宋代賜進士宴於瓊琳苑，所以又叫「瓊琳宴」。如宋真宗二年「夏四月，賜進士李迪等瓊林宴」[11]。元代時改稱恩榮宴，《元史·仁宗紀二》記載「辛巳，賜進士恩榮宴於翰林院」。另《元史·選舉志·科目條》記載有科舉放榜後「擇日賜恩榮宴於翰林國史院，押宴以中書省官，凡預試官並與宴」。明代延用，清又延明制。商衍鎏在《滿清科舉考試制度述錄》第三章第三節這樣記載：「清制傳臚翌日於禮部賜新進士晏曰恩榮宴。是制仿於唐之曲江會。宋曰聞喜宴，元乃有『恩榮』之名，賜於翰林院，明宣傳德八年賜諸進士宴於禮部，始著為令。滿清因之。恩榮宴之日，讀卷大臣、鑾儀衛使、禮部尚書侍郎，以及受卷、彌封、收掌、監試、護軍、參領、填榜、印卷、供給、鳴贊各官咸與宴」。宴後狀元率進士上表謝恩並擇日赴孔廟行禮易頂服。禮部題請工部給建碑銀100兩，立一石碑[12]，刻上全體進士的名姓，立於國子監中，得以永遠留名，是人生極其榮耀的事情。一甲三名進士即刻授以官職，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編修。其他進士還要經過「朝考」，按各人前後幾次考試的成績分別授予庶吉士、主事、中縣官等職。殿試是科舉的終點、仕途的起點，無論以後政績如何，進士出身的人都有很高的社會地位，極其榮耀。「風氣所致，位及人臣的宰相，甚至九重之上的皇帝都對進士愛慕不已」[13]。--------------------------------------------------------------------------------[1] 於景祥：《金榜題名—滿清科舉述要》，遼海出版社1997年，引言第1頁。[2] 同上[3] 郭松義等著：《滿清典章制度》，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8頁。[4] 於景祥：《金榜題名—滿清科舉述要》遼海出版社1997年版，引言第2頁。[5] 同上，第28頁。[6]《清史稿》卷八九 志第六四《禮志八·嘉禮二·策士儀條》。[7] 同上。[8]《欽定滿清會典事例》卷三四一。[9] 於景祥：《金榜題名—滿清科舉述要》，遼海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頁。[10] 汪洙《神童詩》。[11]《宋史·真宗本紀》。[12] 註：此碑名曰「進士題名碑」，始於唐朝，後世沿之。[13] 於景祥：《金榜題名—滿清科舉述要》，遼海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頁。
進士科與社會風習
進士牌坊進士科在唐代眾多科目中最為顯貴，所以在社會上圍繞着舉子應試進士科而產生過許多風俗習稱及例行活動，既有及第前的，更有及第後的。久而久之，有些還形成強盛的風氣，對現實生活影響很大。如當時人所說：「進士為時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實集其中，由此出者，終身為聞人。故爭名常切，而為俗亦弊」。舉子相互之間稱呼就叫「秀才」，考中進士的人自稱「前進士」，及第進士之間互相推敬則稱為「先輩」，同一榜上的進士稱為「同年」，主考官被稱作「座主」，則考生為門生。拜訪請託權貴的行為稱作「關節」，互相吹虛捧場叫做「還往」，考中的人將其姓名題寫在慈恩寺塔（大雁塔）牆壁上的活動叫做「題名會」，選試之後在曲江亭子舉行宴會叫做「曲江會」，未考中的人痛飲大醉就說是「打毷氉（驅除煩惱）」，認為考官不公而匿名製造輿論者被稱為「無名子」，落第者不出京而居一僻靜處溫習舉業叫做「過夏」，新作成的文章叫做「夏課」，舉子私下結夥並湊錢宴請名人以探聽題目的行為叫做「私試」。 此外，還有所謂「謝恩」、「期集」、「過堂」等習俗活動：凡榜上有名的進士，先一同前往主考官的府上，以感謝座主的鑒拔之恩；但在皇帝未正式批准前，新科進士連續幾天都到主考官的官署門前集合參見；一等正式批准，就由主考官領着到尚書省都堂拜見宰相。
又有一種習俗活動叫「杏園宴」，主要內容是探花，故亦稱「探花宴」，最能使新科進士們揚眉吐氣，出盡風頭。所謂探花，就是在同一榜進士中選出兩位年少貌美的，稱作兩街探花使，也叫探花郎，讓他倆騎着馬遍游長安城內外的名園，摘取名花。如果被他人折得最先開放的牡丹、芍藥等花朵而來，則兩位探花郎就要受罰。這項活動使新及第進士顯得特別風光，而每每賦以歌詠，如前文曾引過的孟郊《登科後》詩就是。此外尚有張籍《喜王起侍郎放牒》詩：「誰家不借花園看，在處多將酒器行。」又有劉滄《及第後宴曲江》詩：「及第新春選勝游，杏園初宴曲江頭。」又有皮日休《登科後寒食杏園有宴因寄錄事宋垂文同年》詩云：「雨洗清明萬象新，滿城車馬簇紅筵。」當然，最激動的莫過於探花使本人，如翁承贊曾為探花使，作有《擢探花使三首》，其一曰：「洪崖差遣探花來，檢點芳叢飲數杯。深紫濃香三百朵，明朝為我一時開。」其三曰：「探花時節日偏長，恬淡春風稱意忙。每到黃昏醉歸去，紵衣惹得牡丹香。」得意之情，溢於言表。
在這些習俗活動中，或因座主與門生的特殊關係而易結朋黨之私，或因宴遊豪華而助長奢侈之風，故朝廷曾下令禁止過。
唐代在進行科舉考試時，考生公開在試卷上題寫姓名，考官也不將試卷密封起來，誰都可以知道哪一份試卷是誰的。「唐世科舉之柄，專忖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為之助，謂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於譏議，多公而審。亦有脅於權勢，或撓於親故，或累於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賢者臨之則不然，未引試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於胸中矣。」可見，主考官在決定考生的「去取高下」時，不僅要閱評試卷的優劣，更重要的，還要參考平日所作詩文及其聲望，以及照顧推薦者的意見，說情者的面子，權勢者的人情。如此諸多因素的影響，作用於考生身上，便是紛紛將各自的好作品獻給達官貴人，名家前輩，以求獲得有力推薦。進而由此引發了一般很強的社會風氣，即行卷之風，也叫溫卷。「唐舉子先投所業於公卿之門，謂之行卷」。「唐之舉人，先借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逾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也。蓋此等文備眾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至迸士，則多以詩為贄，今有唐詩數百種行於世者，是也。」「唐人舉進士必行卷者，為緘軸，錄其所著文以獻主司也。」可見，「所謂行卷，就是應試的舉子將自己的文學創作加以編輯，寫成捲軸，在考試以前送呈當時在社會上、政治上和文壇上有地位的人，請求他們向主司即主持考試的禮部侍郎推薦，從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種手段。」行卷的地域和對象都很廣泛，並不限於京城，而是遍及天下，十分盛行。
行卷之風也產生了利弊兩方面的問題。
通過行卷，曾使一批無權無勢的優秀書生或具有真才實學的士人能脫穎而出，考中了迸士。朱慶餘的作品受到名詩人張籍的「推贊」，於是眾人「無不繕錄諷詠」，朱慶餘因此而登進士第。項斯曾向名家楊敬之行卷，「楊苦愛之，贈詩云：幾度見詩詩總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一時廣為傳頌，而項斯便在第二年考中進士科，並且名列第二。白居易向前輩詩人顧況行卷，顧況特別欣賞「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之句，「因為之延譽，聲名遂振」。這無疑為白居易後來考中進士、名列前茅起着鋪墊作用。程昔范應試進士科落第後，人都為之叫屈。原來，他曾向韓愈投獻《程子中謨》三卷，韓愈一看「大稱嘆」，於是對主考官說；「程昔范不合在諸生之下。」因得到韓愈的賞識，故程昔范的落榜就使人們不服。最終還是因韓愈的揄揚起作用而「登第」了。李翱的文名很大，在任地方官時，有位舉子叫盧儲向他行卷，李翱以禮相待。而這份行卷又被李翱的女兒看見，很是欣賞，並斷言「此人必為狀頭」。因為李翱的延譽，盧儲於「來年果狀頭及第」。及第進士的第一名為狀頭，也稱狀元。隨後，這位狀元與這位紅顏知己喜結良緣時，揮筆寫下一首催妝詩：「昔年將去玉京游，第一仙人許狀頭。今日幸為秦晉會，早教鸞鳳下妝樓。」從而為行卷增添一段佳話韻事。此外，如陳子昂、王維、杜牧、牛僧儒、李固言等詩人、宰相，其當年進士及第與行卷都多少有些關係，只是方式上略有異同。由此看來，在激烈的社會競爭局面下所產生的行捲風氣，對於選拔人才，確實有着一定的積極作用，使一些懷才抱器之士，可以尋找機會將其創作成果加以展示，一旦遇着有眼力的前輩，便得到鑒拔。而且，這種風氣也促使考生在平日就注意提高個人的文化修養，客觀上對促進唐代文學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但是，這種行卷的社會風氣，也有極壞的方面，有的人竊取自己親戚所作詩文去行卷，竟然考中了進士；有的人抄襲他人的作品去行卷，竟撞上被抄襲者本人；甚至有進士及第者，乃得益於妻子所代寫的行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些盜竊行騙的勾當，弄虛作假的行為，偷梁換柱的伎倆，在當時還較普遍。「今子弟之求名者，大半假手也。苟袖一軸，投知於先達，靡不私自炫耀，以為莫我若也。」至於卑躬屈膝以叩拜達官貴人，阿諛奉承以干謁名公前輩，投獻行卷，希求知己，則更是常事：「風俗之弊，至唐極矣。王公大人巍然於上，以先達自居，不復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騎蹇驢，未到門百步，輒下馬奉幣刺再拜以謁於典客者，投其所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問，則再如前所為者，名之曰『溫卷』。如是而又不問，則有執贄於馬前自贊曰『某人上謁』者。嗟乎！風俗之弊，至此極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