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

皇帝生平

明太祖朱元璋年號，公元1368-1398年。 洪武皇帝——朱元璋 朱元璋（公元1328-1398年），幼名重八，改名興宗，字國瑞，明朝的開國皇帝，在位31年。病死，終年71歲，葬於應天孝陵（今南京市城外鐘山南面獨龍阜玩珠峰下）。 朱元璋，濠州鍾離（今安徽省鳳陽縣）人。出生在一個貧寒的農民之家，少年時曾為地主牧童。元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朱元璋的家鄉遭旱蝗災害，瘟疫流行，他的父母及兄長都在這場災難中相繼死去。為了糊口，朱元璋投皇覺寺出家當和尚。但不久後的饑荒使得他不得不離開寺院外出化緣，游食於皖西、豫東三年，歷經磨難。此次外出對朱元璋的一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時值紅巾軍大起義爆發，紅巾風暴席捲江淮平原。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朱元璋投奔了濠州郭子興的領導的紅巾軍。由於他的睿智與勇敢，很快成為了郭子興的心腹，並娶了郭子興的義女馬氏為妻。在郭子興部下期間，朱元璋不斷擴大自己的勢力，並掌握了一隻真正屬於自己的隊伍，這使得在郭子興死後，朱元璋很輕易地就擊敗了郭子興的兒子，取得了對整個隊伍的控制權。 此後，朱元璋利用劉福通在北方抗擊元軍之際，擴充隊伍，領兵南下。公元1355年被小明王韓林兒的宋政權授為左副元帥。公元1356年朱元璋攻克集慶，將集慶改名為應天府（今江蘇省南京市），並被宋政權授為江南行省平章，又自稱吳國公。並採納朱升的建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以應天為中心，大力發展生產，為今後的更大的戰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公元1363至1367年間，朱元璋先在鄱陽湖徹底擊潰比自己強大的陳友諒，自稱吳王。後又消滅浙江的張士誠，沉殺韓林兒，全據長江中下游，奄有大江南北。派徐達、常遇春以主力北伐中原。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應天稱帝，定國號為大明，建年號為「洪武」，以應天為都城。同年8月，明軍攻克元大都，將元順帝趕回大漠，元滅亡。此後，朱元璋又用10幾年的時間平定了全國。 朱元璋出身貧民，因此對百姓的疾苦記憶猶新。他在位期間採取與民安息的政策，普查戶口，清丈土地，建魚鱗圖冊，興修水利，推行屯田，獎勵農耕，減免賦稅，頒布《大明律》，使疲憊的百姓得以休養生息，有利地推動了社會生產的恢復和發展，使得國家的租稅額比元朝增加了三倍之多。 朱元璋親眼目睹了元末政治腐敗、官貪吏殘的情形。深恨貪官污吏蠢政害民。在建國之後，他大力整頓吏治，制定嚴刑峻法，對貪官污吏的懲治採取了空前絕後的嚴酷手段。當時法令規定，凡是發現有貪贓害民的官吏，百姓可以直接擒拿送至京師。若是有敢阻擋者，即行滅家滅族。凡是監守自盜倉庫錢糧等物者，若贓至六十兩銀子以上者，一律斬首示眾，並處以剝皮之刑。他把府、州、縣衙門左面的土地廟作為剝人皮的場所，稱為皮場廟。又在官府公座的兩側各懸掛一個塞滿草的人皮袋，使辦公的官員隨時提心弔膽，不敢再犯法。他還採用挑斷腳筋、剁手指、砍腳、斷手、鈎腸、割生殖器等酷刑。朱元璋稱帝三十餘年間，先後懲辦了不少貪官污吏。如僅在洪武九年（1376年），將有罪官吏發往安微風陽屯田者，即至萬餘人。在其所處理的一系列貪污案件中，最為突出的是郭桓案。郭桓官至戶部侍郎，徵收浙西秋糧貪贓枉法，洪武十八年（1385年）事發，結果被追贓糧七百萬石，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均被處死，供詞牽連到各布政司的官吏，被殺者又有數萬人，追贓還牽連到全國許多富戶，以致中產之家大抵皆破產。像這樣地使用嚴刑峻法懲治貪官污吏和如此大規模地誅殺貪官污吏，可以說從古以來所未有。朱元璋大張旗鼓地雷厲風行地重懲貪吏，這對於殺減貪風，改良吏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為了朱明王朝世代永繼，朱元璋空前加強中央集權。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廢除行中書省，設置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揮使司分管地方民、刑、兵之權；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取消中書省，廢除宰相制度，分相權於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設都察院監察百官，設錦衣衛等特務機構對朝臣和百姓進行監督，這一系列的措施都使皇權得到大大的加強。 朱元璋一方面大力推行中央集權制度，又實行與之相矛盾的政策，即分封諸皇子為王，使其「屏藩皇室」。朱元璋實行分封制度的目的，一是在於加強對北方蒙古的防禦，一是為了防止朝中奸臣篡奪皇位。朱元璋規定諸王可以「移文取奸臣，舉兵清君側」。同時為防止諸王跋扈難制，朱元璋又允許以後皇帝在必要時可以下令「削藩」。從而為後來的皇位之爭埋下了禍根。 朱元璋屢興大獄，濫殺功臣在歷史上也留下了重重的一筆，其中最大的兩次是胡惟庸案和藍玉案。胡惟庸是左丞相，深得朱元漳的寵信，因而權勢日盛，遂專權跋扈，不知自忌。如朝中有人命生死及官員升降等大事，往往不奏徑行。凡內外諸衙門上奏章，有不利於己者，輒匿不奏聞。一時四方鑽營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職者，莫不爭投門下。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權枉法的罪狀殺了胡惟庸，又殺御史大夫陳寧、御史中丞塗節等數人。十年之後，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又以胡黨為題大開殺戒。於是太師韓國公李善長被賜死，家屬七十餘人被殺。同時被殺者，又有陸仲亨等列侯多人。總計先後株連蔓延被殺者共三萬餘人。藍玉是功勳卓著的大將，被封為涼國公，同樣不知自忌，侵占民田，鞭打御史。又北征歸來，夜扣喜峰關，關吏不即開門，遂縱兵毀關而入。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藍玉被告謀反，朱元璋也將他殺了，連坐被族誅的有一萬五千人。所有勇武的元功宿將幾乎在這一案中被殺光。 在兩案之外，開國功臣死於非命的還有不少。明朝開國功臣僥倖得以善終者，惟有湯和、耿並文等寥寥數人。朱元璋如此殺戮功臣，實千古所未有。 朱元璋認為用如此嚴厲的手段鎮壓臣下，整肅吏治，是治國之初所必要的，但這只是權宜之計，不能一直使用。所以到晚年他曾下令嚴禁後人效法。 朱元璋出身貧困，稱帝後的生活還是較為樸素、節檢，不喜歡飲酒。江南行省的長官將陳友諒的一張鏤金床送給他，他發怒說：「這和孟昶的七寶溺器有何區別？」命人砸碎。他要求臣下寫摺子要文字簡潔。刑部主事茹太素上萬言書，朱元璋叫人念了6370字後還未聽到具體的建議，全是空話，頓時大怒，叫人把茹太素叫來痛打了一頓。第二天晚上，他再叫人繼續讀下去，讀到16500字以後才涉及本題，提出了五項建議，其中有四項他認為是可取的，便馬上命令施行。同時指出這摺子只要寫500多字就夠了，卻寫得這麼冗長，但又承認自己厭聽冗文而打了茹太素不對，並讚揚茹太素是忠臣。 朱元璋吸取元朝前期不立太子造成多次宮廷政變的教訓,在稱吳王時,就立了長子朱標為世子,稱帝後立為太子,聘用著名文人和朝廷重臣教導他。太子成年後,就讓他處理政事,學習治國,還常常教訓他要仁、明、勤、斷，這樣才能保住天下。但是，朱標卻溫文爾雅，儼然是個儒生。他生性忠厚，不贊同父親大殺功臣。每當朱元璋要殺功臣時，他總是要加以勸阻，要求父親以仁慈為本，顧及親戚情誼和兄弟友愛。為此父子經常發生爭執。據說一次朱元璋要懲處太子的老師宋濂，朱標哭着求情。朱元璋發怒說等你做了皇帝赦他，太子聽後惶恐不安，竟投水自殺而被左右救起。又有一次，朱標勸諫父親。朱元璋不言語，第二天故意將一條棘條扔在地上，叫朱標拿起來。朱標因為杖上有刺，不敢去拿，朱元璋說：「你是怕有刺而不敢拿，我把刺拔掉了再交給你，豈不是好。」朱標說：「上有堯舜之君，下有堯舜之民。」意思是說上有仁君，下才有良民。朱元璋聽後大怒，抓起一把椅子朝他扔了過去，嚇得朱標逃入內室，從此驚嚇成病，抑抑而死。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五月，明太祖朱元璋心力交瘁，終於病倒。病勢轉危，便立遺詔說他稱帝31年來「憂危積心，日勤不怠」。這寫出了他辛勞的一生，也寫出了他處於統治階級內部激烈鬥爭之中的心境。遺詔中命太孫朱允炆繼位，諸子各自鎮守藩國，不必赴京奔喪，以防變亂。不久病死於南京西宮。 朱元璋死後，被諡為高皇帝，廟號太祖。

洪武政治

明朝初年，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建制承襲元朝。中央設中書省，地方設行中書省。中書省是「百司綱領，總率郡屬」，行中書省則總管一省軍、政、司法。不久，明太祖發現丞相和行中書省的權力過大，決心加以改革。1376年（洪武九年），他廢行中書省，在全國陸續設置了十三個承宣布政使司，置左右布政使各一人，主管一省民政和財政；另設提刑按察使司管刑法，都指揮使司管軍隊。三者合稱「三司」，互不統屬，分別歸中央有關部門管轄，布政使司之下又設府（直隸州）、縣（州）二級地方政權，長官稱知府（知州）、知縣（知州）。1377年（洪武十年），又設通政使司作為皇帝的「喉舌之司」，長官稱通政使，主管章奏出納和封駁。第二年，又下令凡奏事不得先「關白」中書省。1380年（洪武十三年），復以「謀不軌」罪名殺左丞相胡惟庸，罷中書省，分相權於六部。六部尚書執行皇帝的命令，直接對皇帝負責。其後，進一步宣布不許再議置丞相。秦漢以來行之一千餘年的宰相制度，從此廢除。 明太祖廢丞相後，挑選幾名文人擔任華蓋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等殿閣大學士，協助他批閱奏章，充當顧問。明成祖（朱棣）時，閣臣可參予機務，但不置僚屬，不得專制百官。仁宗（朱高熾）開始，用六部尚書、侍郎兼殿閣大學土，閣臣權力漸重。 洪武初年的監察機關稱御史台。1382年（洪武十五年）改稱都察院，長官有左右都御史等，專職彈劾百司。都察院下設十三道監察御史，糾察內外官員。監察御史正七品，官階雖低，威權卻重，外出巡查，號「代天子巡狩」。此外還按六部的建制，設立六科給事中，負責稽查各部，駁正章疏違誤。明太祖還設立特務機構錦衣衛，置錦衣衛指揮使，除負責侍衛、密緝盜賊奸宄外，北鎮撫司還掌管詔獄。通過這些監察機關、言官和特務，皇帝進一步加強了對官吏和百姓的控制。

《大明律》和《大誥》1373年（洪武六年），刑部尚書洪武劉惟謙奉旨編定《大明律》，明太祖親加裁酌，後又經三次修訂，於1397年（洪武三十年）正式頒行。全書計30卷460條。《大明律》維護君主集權，如《吏律》規定，大臣私自選授官吏者斬，交結朋黨者斬，凡違棄制書、誤犯御名廟諱、遇事應奏不奏等等，或笞、或杖、或罷職，甚至斬首。《刑律》對於謀叛、謀大逆等量罪，重於唐律，不但共謀者不論首從一律凌遲處死，其祖父、父、子、兄弟和同居之人，不分異姓，伯、叔、侄不限同籍，也一律處斬。《名例律》基本保持了唐律中的「八議」而略作更動，凡皇家的親、故以及列為功、賢、能、勤、貴、賓八類權要勢家，如果犯罪，官吏只能奏聞，不得擅自勾問。但是，《大明律》也規定嚴禁功臣勛戚恃勢接受投獻，用虛錢實契典買和侵占他人田宅，不許奸豪誘取良人及略賣良人為奴婢；凡誣告者加等治罪。這些規定對保護小生產者的財產和人身，穩定社會秩序，也起了一定的作用。1385年（洪武十八年），明太祖頒布親自編撰的《大誥》，接着又頒行《大誥續篇》、《三篇》。《大誥》三篇匯集大量懲治官民貪贓受賄、轉嫁賦役、侵吞稅糧、抗租誤役、流亡隱匿等案例和凌遲、梟首等重刑，反映了封建專制統治的野蠻和殘暴。明太祖還實行廷杖制度，在殿上杖責大臣。他的侄兒大都督朱文正、工部尚書薛祥等都被杖死。永嘉侯朱亮祖父子則被鞭死。終明一代，廷杖作為懾服公卿、維護皇權的殘酷手段，經常被濫用，使「天下莫不駭然」。科舉、學校制度明朝設科取士，定期會試，三年一科。參加科舉者必須是各級學校的生員。府（州）、縣生員，即所謂秀才，先赴省參加三年一次的鄉試，及格者稱舉人。隔年，舉人赴京參加會試，及格者再參加皇帝親自主持的廷試（或稱殿試），中選者為進士，分一、二、三甲。考試的辦法是，以四書、五經的文句命題，解釋要以朱熹的注為依據，文章的格式規定為八股文。進士不僅在發榜後即可任官，而且有做顯官的希望，於是，監生的仕途逐漸被進士科排擠，致使國子監逐漸衰落。明代學校分三類：中央國子學、府（州）縣學和市鎮鄉村民間社學。1382年（洪武十五年），國子學改名國子監，設有祭酒、司業、博士、助教、學正等學官。府（州）縣學除各有訓導外，府學教員有教授，州有學正，縣有教諭。國子監的學生稱監生，分官生和民生兩種。官生指功臣子弟、少數民族土司子弟和海外留學生。民生由各地推舉。監生最多時近萬人，學習課程有《大誥》、《大明律》、四書、五經和《說苑》。

明文字狱 明代的学校和科举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专制制度。它把知识分子的思想束缚在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之中。读书人为猎取功名，埋头于四书、五经，写空洞的八股文，一切有用的知识，概不留心。这就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严重阻碍了文化科学的发展。 明初，士大夫有各种不同的政治态度。一部分故元遗老和原张士诚的臣僚，对新王朝抱有敌对情绪。这些不肯俯首称臣的士大夫，有不少人被明太祖用杀、关、徒等刑法加以镇压。大部分地主文人虽归依了明朝，但明太祖对他们也不放心。这位当过和尚、参加过红巾军的皇帝，十分敏感，忌讳别人揭其老底，披阅奏章，动生猜疑。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替人写《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句；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替人作《万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句。“则”与“贼”同音，明太祖认为是骂他做过贼，一概处死。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内有“睿性生知”句，“生”被读作“僧”，便被处死。诸如此类，等等。这种为维护赫赫皇权而深文周纳的文字狱，使许多知识分子无辜遭祸。

洪武軍事

洪武初年，由大都督府的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1380年，改大都督府為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分領在京各衛所和在外各都司。都督府所管僅是兵籍和軍政，不能直接統率軍隊。軍官的選授權在兵部，而軍隊的調遣和最高指揮權則在皇帝。打仗時，兵部奉旨調兵，並秉承皇帝意旨，任命總兵將官，發給印信。戰後，統兵官交還印信，士兵回歸原來衛所。 在軍隊編制方面，自京都至府縣，皆立衛所。每衛5600人，置衛指揮使統領；每衛下轄五個千戶所，每千戶所有兵1120人，指揮官稱千戶；千戶所下轄十個百戶所，每百戶所有兵120人，指揮官稱百戶；百戶所下轄二總旗，每總旗下又轄五小旗，一小旗10名兵士。府縣各衛歸各省都指揮使司管轄，各都指揮使司又分別歸統於中央的五軍都督府。京都的衛軍分兩種，一是五軍都督府分統的四十八衛軍。明成祖時，定名「五軍」，增到七十二衛，並添設三千營和神機營，與五軍合稱「京軍三大營」。三大營是全國衛軍的精銳。據估計，洪武后期全國兵額約180萬以上，永樂時增至280萬左右。

經濟政策

明初发展经济的措施 由于元末统治者残酷洪武的压迫和剥削，加上长期战乱，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在明初，“土地荒芜”、“居民鲜少”是个普遍现象。 明太祖善于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又亲身参加过元末农民大起义，比较了解百姓的要求，懂得治乱安危的关键是百姓境遇的好坏。他竭力主张通过发展生产，“阜民之财，息民之力”，给民“实惠”，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明太祖出于上述考虑，于1372年（洪武五年）颁布诏令：以往因战乱“而为人奴隶者，即日放还”。他还下令由朝廷代为赎还因饥荒而典卖的男女。同时，《大明律》还规定，除官僚外，“庶民之家，存养奴婢者，杖一百，即放从良”。 明政府于1372年颁布了“佃见田主，不论齿序，并如少事长之礼；若在亲属，不拘主佃，则以亲属之礼行之”的命令，用宗法家长制的少长关系冲淡良贱的隶属关系。元朝关于地主打死佃户仅杖一百零七，赔烧埋银五十两了事的法令，明朝也不再沿用了。明初虽因袭元朝户籍制度，把手工业者编入匠籍，但工匠已不像在元代那样长年累月服役于官府。 明代工匠基本上分成住坐和轮班两种。1386年规定，各地轮班匠每三年赴京服役三个月。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又按照政府各部门的实际需要，将各种工匠改为从五年一班至一年一班五种轮班法，每班仍服役三个月。轮班匠服役是无偿劳动，不但上工之日没有代价，连往返京师盘费也要自备。住坐匠从民间征集来京，隶属于工部，主要是替皇族生产，每月服役十天。1421年（永乐十九年），其待遇改为上工期间按月支领月粮三斗，无工停支。不论轮班匠还是住坐匠，在服役时间之外，都可以“自由趁作”。

社會矛盾

明太祖針對地主富豪多聚族而居的特點，經常大量地把他們遷徙出本鄉，如1370年，徙江南民14萬戶於鳳陽，其中就有不少地主豪富；1391年，徙天下富民5300戶於南京，1397年，又徙富民14300餘戶於南京，使這些豪強失去原有的社會基礎和政治實力。明太祖十分重視吏治的整頓，嚴禁各級官吏玩忽職守，蠹政害民。高級官員要接受御史的監督，中下級官吏定期考核，稱職者升，平常的復任，不稱職者降，品德卑劣的罷職為民。對貪官的懲治尤其嚴厲，凡貪贓鈔六十兩以上者，剝皮並梟首示眾。為了防止有權有勢的功臣對皇權造成威脅，朱元璋採取了無情殺戮的手段，加以打擊。從立國伊始，明太祖就警告文武勛臣要吸取西漢韓信、彭越的教訓。1372年，他頒布《鐵榜文》九條，嚴禁公侯與都司衛所軍官私相結納，不許擅役軍士、倚勢欺壓良善、侵奪公私田地。後來又多次頒布詔令，規定了功臣權限。1380年（洪武十三年），藉口左丞相胡惟庸「謀不軌」，大興黨獄。1390年，他頒布《昭示奸黨錄》，以夥同胡惟庸共謀不軌罪，殺韓國公李善長、列侯陸仲亨等，株連三萬餘人。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又以謀反罪殺涼國公藍玉、列侯張翼等，牽連萬餘人。這兩次黨獄，元勛宿將被殺戮殆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