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仁玕
目錄
經歷
中國太平天國後期主要領導者。字益謙（一作謙益） ，號吉甫 。廣東花縣（今花都市）人 。洪秀全族弟。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參加拜上帝會。金田起義後，1852年（咸豐二年）曾被捕，脫險後轉至香港。直至1860年 4 月輾轉到達天京。5 月，被洪秀全封為 精忠軍師、干王，總理太平天國朝政。執政之年，作《資政新篇》，提出一套統籌全局的革新方案。如禁朋黨，設新聞官；主張發展交通運輸業，修築道路，製造火車輪船，興辦郵政；鼓勵民間開礦、辦企業，獎勵技術發明；創立銀行和發行紙幣。文化思想、社會風俗方面，主張關閉寺廟道觀，反對傳統迷信，提倡崇信上帝教；設辦醫院、學堂，革除溺嬰、吸食鴉片、婦女纏足等陋習 ，禁止買賣人口和使用奴婢。外交方面，提議與各國通商，允許外國人來中國傳授科學技術，但不准其干涉內政。這個方案的基本精神是向西方學習，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經洪秀全審批，旨准刊刻頒佈。但由於客觀條件限制，所以沒有也不可能付諸實施。他又策劃和組織了東征和西征，雖取得某些進展，但終未成功。他資歷不深，驟膺高位，難以取得眾將領的支持；又因與洪秀全的觀念頗有異同，引起洪秀全的猜疑。洪秀全死後，他雖輔佐幼天王，卻已無力回天。1864年 7 月，天京陷落。他迎突圍的幼天王輾轉於安徽、浙江 、江西。10月兵敗石城，與幼天王等相繼被俘。11月23日於南昌就義。[1]
洪仁玕和《資政新篇》
在太平天國的歷史、甚至整個晚清的歷史上，洪仁玕都是一個太值得說道的人物。可以說，他是鴉片戰爭後中國第一位提出變法維新思想的改革家。
逃亡香港，開闢出另一個天地
創教、傳教和砸壞孔子牌位，是洪仁玕早期與族兄洪秀全表示與舊世界決裂、創造新世界的革命舉措。洪仁玕自幼在家鄉念書，也想通過仕途而治國平天下，但他和洪秀全一樣，屢次赴考不第。年輕的洪仁玕便一邊自修，一邊開館授徒。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洪秀全最後一次應考落第，這才想起束之高閣的基督教清教手冊《勸世良言》，受其啟發，便在家鄉創立拜上帝教，21歲的洪仁玕以及和他同年的馮雲山，一同接受了洪秀全自創的在家鄉小河邊舉行的受洗典禮。
道光二十七年二月（1847年3月），洪仁玕與洪秀全來到廣州，尋求取得傳教「合法身份」(因為他們畢竟是自己受洗的)的可能性。他們在美籍傳教士羅孝全處「研究真道」，沒有任何收穫。究其原因，一是洪秀全的造神異夢令羅孝全反感，二是洪秀全可能向羅孝全做了不合時宜的宣傳，暴露了自己造反要做天下萬國真主的野心。 1851年1月，太平軍起義於金田時，洪仁玕沒能到達。洪秀全曾兩次派人到花縣迎接洪仁玕。洪仁玕立即響應。接着，洪仁玕和前來迎接的人發動起義失敗，洪仁玕也被擒獲，按律將治死罪。但據說他當晚脫索而逃。
咸豐二年三月（1852年4月），洪仁玕逃到香港，住在瑞典傳教士韓山文處，並正式受洗入教。此間洪仁玕還是想尋找太平軍，曾經離港回廣東，未幾又再度回港。這時韓山文業已去世，他便為外國傳教士教授中文，並開始學習西方文化。洪仁玕在香港居住四年多，親眼目睹香港社會狀況，接受了朝氣蓬勃的西方文化。
橫空出世的干王
強烈的革命激情促使洪仁玕輾轉回到了風雨飄搖但又熱火朝天的天國都城天京。但此時，洪仁玕的治國思想已經和洪秀全他們具有天壤之別。在洪仁玕到來之前，太平天國的統治是典型的傳統帝王式統治。以法治而言，太平天國除了設計出一種烏托邦以外，在法治上並無任何先進之處。它以一種軍事機器的形式存在，談不上實現天國的理想，連最基本的《天朝田畝制度》也沒有實現。 太平天國表面上宣稱「男女皆兄弟姐妹」的絕對平均主義，實際上實行嚴格的等級制度。比如，封王制度就是其治國的主要手段之一，一共封了2700多個王。 洪仁玕到達天京，為這種落後的統治方式擔憂。此時正是太平天國用人之際。洪秀全經受了韋昌輝叛亂和石達開出走的事件後，倒也是力圖振興，他不僅自任軍師，還選拔陳玉成、李秀成及其堂弟李世賢等一批年輕將領出來輔政。 但是，人心渙散的局面並沒有得到徹底改善。太平天國極需重振朝綱。洪仁玕的到來，洪秀全「格外歡喜」：洪仁玕實際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總理」。
洪仁玕在最短的時間內，頒佈了《資政新篇》以及《立法制諭》等書，確立了改造太平天國政權的全面主張。
天國遺恨《資政新篇》
《資政新篇》這部充滿西方化改革精神的治國方略，僅僅一萬一千字，完全出自洪仁玕一人之努力。全文共分四篇。「用人察失類」，是主張團結奮鬥的行政綱領；「風風類」，是移風易俗，改變傳統中國不思進取、庸庸碌碌生活方式的主張；「法法類」，即「以法法之，其事大關世道人心，如綱常倫紀，教養大典，則以立法以為準焉」。「刑刑類」，即懲治頑民，嚴肅法制。洪仁玕還是儘量按《聖經》的原則來設立刑法。他不僅要求「善待輕犯」，而且對所有犯人都必須嚴格按照「一定之章程，一定之禮法，方不至妄生別議」。
其後三篇，是洪仁玕治國思想的精華。針對太平天國的現狀，洪仁玕參照西方治國之策，意在否定《天朝田畝制度》冀圖在落後的自然經濟基礎上消滅私有財產和貧富差別的空想，把發展經濟的立足點轉移到支持和依靠私人資本主義上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資本主義經濟思路，使他成為鴉片戰爭後第一位明確提出變法維新思想的改革家。
但是，太平天國和滿清朝廷鬥爭的複雜性，使得洪仁玕的理想成為一紙空文。1864年6月1日，洪秀全在金龍城(天王府內城)中死去。40多天後，曾國荃的湘軍攻陷天京全城，天王的遺體被挖出焚燒。洪仁玕等則突圍而出，轉戰皖浙邊界，9月底入江西，不久戰敗被俘。11月，洪仁玕、幼天王洪天貴福被殺於南昌。《資政新篇》成為天國之遺恨。
革新思想的形成及其歷史地位
近百年來，先進的中國人，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篳路襤褸，走過不少艱難曲折的道路。洪仁玕就是其中之一的傑出的代表。他所提出來的《資政新篇》——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全面革新的計劃，不但早於洋務派和維新派，而且走在日本明治維新的前面，這是在孫中山提出建國方略前五十年的中國第一個現代化藍圖。
對於洪仁玕這樣一個歷史人物和他的《資政新篇》，史學界發表了不少研究成果，然而見仁見智，看法很不一致。本文試圖從洪仁玕的經歷和社會關係來探討他的改革思想的形成，並從當時和以前的改革家的思想來衡量洪仁玕的成就。在這一探索過程中，提出一些問題和看法，以就正於史學界。
洪仁玕和西方傳教士的關係
洪仁玕（一八二七——一八六四年）是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的同高祖族弟，小於秀全九歲。在青年時代，洪仁玕和他的族兄秀全有着幾乎相同的經歷。他們一同生長在廣東花縣官祿布，他們一樣地屢次應考而始終沒有及第，他們又都在私塾任教師。一八四三年洪秀全創立拜上帝教，仁玕和秀全的表弟馮雲山首先皈依，這是仁玕接觸到西方宗教的開始。以後，仁玕又領受了秀全的反滿革命思想，兄弟倆時常在一起討論時事和宗教，一八四七年秀全和仁玕一同到廣州美國浸禮會教士羅孝全（I. J. Roberts）處學習基督教義，這又是仁玕第一次與西方傳教士結識，可以說，二十六歲以前的洪仁玕追隨秀全，亦步亦趨，基本上具有共同的理想和行動。在向西方尋求真理的道路上，他們 也只能從西方基督教推衍成拜上帝教。
但是，一八四七年洪氏兄弟在廣州分手以手，秀全西上廣西，展開一系列的反對清政府的武裝鬥爭，幾年之間，奠都南京，建立太平天國。洪仁玕則受到家人的阻攔不得不逗留家鄉。一八五三年，在幾次投奔革命隊伍失敗之後，逃到香港，直到一八五九年才輾轉到達天京，參加革命。洪仁玕和洪秀全分手以後，十二年間有這一段不同的經歷，他結識了不少西方傳教士，在香港、上海學習了不少新知識，在這方面遠遠地超這了他的族兄。
仁玕和西方傳教士的交往過程中，羅孝全占第一位。那是一八四七年春天在廣州發生的事，學習宗教的時間僅僅一個月。一八五二年以後，仁玕在香港、上海期間，結識的西方傳教士多起來了。據仁玕自述，與自己「相善」的傳教士有二十二人之多 。現有名可查者，計有英國傳教士理雅各（J. Legge）、湛孖士（John Chalmers）、合信（Hobson）、覺士（J. Cox）、慕維廉（Wm. Muirhead）、艾約瑟（Joseph Edkins），美國傳教士羅孝全、卑治文（Elijah C. Bridgeman）、花蘭芷（John B. French），瑞典傳教士韓山文（T. Hambevg）等十人 。洪仁玕向西方學習，首先是受到這些傳教士的影響。羅孝全和洪氏兄弟接觸最早，關係最深。羅孝全（一八○二——一八七一年），美國密蘇里州人，教籍屬於美國南浸信會，一八三八年來華，先在澳門協助德國傳教士郭士立（K. F. A.Gutzlaff）進行傳教工作。一八四四年羅孝全到廣州租屋傳教，一八四六年在廣州南關東石角租地建立禮拜堂。一八四七年洪氏兄弟從花縣來到這裏向羅孝全學習基督教 。據羅孝全後來回憶說：洪氏兄弟於一八四七年「來到廣州我的住處，尋求宗教原理」，「因此，我教導他們學習基督教教義和關於聖經的知識」 。洪氏兄弟所讀的聖經，據說是郭士立的譯本 。此外，洪氏兄弟還可能閱讀的是一八四○年羅孝全在澳門印行的宣傳宗教的小冊子，主要有以下四種：一、《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麥都思W.H.Medhurst譯《馬可福音》加注），二、《耶穌聖書》（四本），三、《真理之教》（關於聖道之問答），四、《回答俗話》 。但是，仁玕在羅孝全處學習時間很短，僅僅是在梁發《勸世良言》的基礎上又多知道一些教義和宗教禮儀、組織形式而已。
洪仁玕從西方傳教士那裏把基督教教義學到手和皈衣為正式基督徒是在香港逗留期間。一八五二年春到一八五四年春，除中間有一年時間回東莞任塾師外，其餘時間都在香港韓山文傳教士處學習和工作。韓山文（一八一九——一八五四年），瑞典人，屬於巴色會，一八四七年作為第一個瑞典傳教士派來中國。他曾經一度在「漢會」（China Union）中任郭士立的助手。仁玕來港時，郭士立早於年前死去，「漢會」也已經消亡。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仁玕在韓山文處領洗為基督教徒。他這時一邊學道，一邊教中文（可能是教理雅各、湛約翰等傳教士學習中文）。如果說洪仁玕在羅孝全處只學了一些粗淺的宗教知識，他在韓山文處則學得了比較豐富的基督教教義，並達到了一般教徒的水平。
一八五四年洪仁玕逗留上海期間（約五個月），在倫敦會英國傳教士麥都思處注釋《新約》中的《哥林多前書》。根據另一倫郭會牧師艾約瑟的記載：「他（洪仁玕）每天和麥都思博士共進早餐之前讀書一小時，他們共同閱讀《新約聖經》 。在這期間，他對基督的教義和聖經又有進一步的研究，他還結識不少倫敦會在滬工作的傳教士，除上述兩人外，又有慕維廉、楊格非（John Griffith）和公理會的裨治文。再者，仁玕在滬時還和英國領事館翻譯官密迪樂（T.T.Meadows）有過交往，這使他和西方的關係擴大到宗教界以外。除了學習宗教，仁玕在滬時曾到「墨海書館」（教會出版印刷機構）學習天文歷數 。
一八五四年冬洪仁玕由滬回到香港，此後一連四年他都在港工作和學習 ，他的基督教知識已經得到西方傳教士的承認。在倫敦會傳教士理雅各的推薦下，他擔任倫敦會佈道會的佈道師，並教湛約翰（即湛孖士）中文。他在香港深得理雅各博士的賞識。理雅各，蘇格蘭人，倫敦會的傳教士，兼任英華書院院長，又是著名的漢學家。洪仁玕作為理雅各傳教的助手，結識了倫敦會的許多傳教士，並得到他們的稱讚，說仁玕是「香港的一位最真誠、最有成效的佈道師」。 在任職教會期間，他利用一切機會學習各種知識，從神學到西方科學和政治經濟學。他不僅熟悉世界歷史和地理，而且涉獵到機械製造，天文曆法是他所擅長，數學更是他所愛好。他在理雅各的藏書中，找到不可一世傳烈亞力（Alexander Wylie）的微積分論文譯本，非常感興趣 ，可見他對西方文化科學的興趣非常廣泛。
總括上述，洪仁玕在到達天京以前所接觸到的西方傳教士，對他影響較大的有羅孝全、韓山文、麥都思和理雅各。這四人中，羅孝會學識較差，韓山文早夭（一八五四年死去），麥都思來華較早，但一直在上海傳教，他是太平天國文件最早的翻譯者，唯有理雅各和洪仁玕相處時間最久，關係最密。理雅各除了他的傳教士身份外，又是一個學問淵博的漢學家，翻譯過不少儒家經典，將中國文化介紹到西方。所以洪仁玕是在英國倫敦會特別是理雅各的培養下，成為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而仁玕對中國典籍的熟諳，又為理雅各所依重。仁玕和傳教士的關係，極為密切，他在天京寫成《資政新篇》後，立即將手稿寄給西方傳教士。他擔任太平天國總理朝政的「首相」職務後，接待大批傳教士來訪，完全可以說明洪仁玕和傳教士的親密關係。
關於洪仁玕是否從基督教方面接觸到西方民主政治，也就是基督教和民主政治的關係問題，還不敢妄下結論。僅就鴉片戰爭前後來華的傳教士所宣傳的教義而言，他們 多半是屬於「基本主義者」。什麼是「基本主義」？「基本主義」即在教義上墨守傳統的正宗教條。《聖經》是上帝的言語，是最高權威，不能有任何懷疑。凡是《聖經》上所說的，應該一概照辦。凡是不信奉基督教的都是邪教徒 。洪仁玕受到西方傳教士的影響，基本上也是這種看法。他說《聖經》「非人手所作」、「心心印、句句真」，但是他又認為「宜以本心良知理會一番」 。因此，一八五九年仁玕到天京後，竟然能夠衝破基本主義的藩籬，堅守拜上帝教教義和洪秀全是上帝次子的說法，走上革命的道路。抱着滿懷希望，企圖通過仁玕改變太平天國宗教的理雅各，不得不傷心地說：「他（仁玕）已毀壞了自己的信仰和良心，我們深為憂慮！」 洪仁玕在這樣一個重大問題上作出了自己的正確抉擇。他之所以稱為革命家而不以傳教士載入史冊，也正是由於這一點。
傳教士的目的是要把洪仁玕塑造成一個為他們所用的中國傳教士。但是，洪仁玕的目的並不是僅僅做一個傳教士。他的逗留香港是在清政府的壓力下不得已而逃亡去的。他向西方傳教士學習基督教教義方面找到創立新國家的理論和方法。洪秀全已經開創於前，仁玕仍然繼續在這條路上走下去，再則為了宜傳革命，爭取國外友好人士的同情和聲授。羅孝全所寫的《洪秀全革命之真相》，韓山文所寫的《洪秀全之異夢和廣西革命的起源》（即《太平天國》），都是洪仁玕所提供的材料，兩者陸續刊載於《北華捷報》，在國外影響很大。
洪仁玕雖然暫時寄身於教會，但「身在曹心在漢」，他並沒有忘懷革命，無時無刻不在想辦法回到天京。為了建設他的新國家，他在香港、上海的時候，利用一切機會學習西方各種知識 。除了從書本和實物上學習以外，仁玕在滬、港兩地直接觀察了西方的各項設施，增加了感性認識。他不擅長英語，只能說一兩句見面問好的話，因此他在學習西方文化方面，受到很大限制。有人說他曾經遍覽理雅各的藏書，這種說法未免太誇大了，他閱讀的應當是限於當時在滬、港、南洋等地出版的中文書刊。
十九世界五十年代，只有教會出版機構在滬、港、南洋等地印行一些宗教書刊和科學讀物 。墨海書館印了幾種科學書籍，例如艾約瑟譯的《重學》，章廉臣譯的《植物學》等等，為數不多。仁玕所熟悉的傳教士有不少人從事於譯書工作，陸續出版的史地方面專著如慕維廉的《大英國志》、《地理全志》，裨治文的《聯邦志略》（美國史）等等 。儘管仁玕可能沒有看到原書，但在接觸這些人時，也可能獲得這方面的知識。仁玕從香港到上海時，韓山文曾贈給他一些宗教書籍和曆書、「世界及中國及巴勒斯坦之地圖」，還有「遠望鏡、寒暑表、指南針等」 。這些地圖和實物對於豐富他的知識面肯定會有幫助。
洪仁玕除了閱讀一些譯本科學書籍外，還可能瀏覽到當時的某些報刊雜誌。中文報刊雜誌首先在馬六甲出版，後來香港、上海都陸續出現，全是教會主辦的。最早的是馬六甲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統計傳》（Chinese Monthly Magazine 1815-1821年），巴達維亞出版的《特選撮要》（Monthly Magazine 1823-1826年），馬六甲出版的《天下新聞》（Universal Gazette 1828-1829年）。這些刊物中，關於宗教的宣傳佔大半，但也刊載一些新聞、新知識，包括科學、歷史等方面。麥都思曾經參加過編輯《察世俗每月統計傳》。這些刊物雖然在國外出版，但也流傳到廣東、香港等地。在國內出版的刊物有《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Eastern and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 1833-1837年），發刊於廣州。《中外新報》（Chinese Foreign Gazette 1854-1860年）發刊於寧波。《六合叢談》（Shanghai Serial 1857-1858年）發刊於上海。這些刊物也登載了一些科學、史地知識。洪仁玕可能通過教會看到了若干刊物。但是，最有關係的刊物是一八五三年香港發刊的《遐邇貫珍》（Chinese Serial 1853-1856年），這期間仁玕恰好逗留香港，而這個刊物的主筆是麥都思和理雅各，都是仁玕的好友。《遐邇貫珍》是香港英華書院印刷出版的，它的內容很接近於近代報刊，其中並沒有宗教宣傳。以一八五五年十二月一日第十二號的《遐邇貫珍》為例，它報導了香港、廣州、北京的各項新聞，其中太平天國革命戰爭消息很多，還有販運華人出口悲慘記錄。它又刊登某些地理知識和本地貨價目表。洪仁玕在《資政新篇》中所說的：「新聞館以報時事常變，物價低昂。」 顯然是從這些刊物借鏡的。仁玕其他方面的知識，肯定從這份刊物上吸取不少 。
總之，洪仁玕廣泛地呼取西方文化知識，儘管通過西方傳教士所接觸到的科學文化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在十九世紀中葉，他在封建文化的薰陶下，能夠認識到西方文化的先進性，以革命者的立場，有所取捨地吸收了建設新中國的有用資料，為他的現代化中國的藍圖提供一磚一瓦，不愧為先進的中國人，這也是西方傳教士所沒有料想到的。在太平天國革命的初期，西方傳教士大多數表示「同情」，他們着眼點主要是在宗教方面有某些相似之處。他們希望「此次之革命將推翻翻偶像之崇拜而開放門戶，使福音得普傳於全 國」（羅孝全語） 。他們對洪仁玕的要求是讓他把太平天國的宗教納入基督教的規範里，為他們的利益服務。正如理雅各所說：「我（理雅各）很喜歡他（仁玕），並深感他的忠實友誼。在南京只有他一個人掌握基督教的真理和丟棄他的同伴們所有的錯誤。」 表都思的結論是：「這個國家對宗教和商業開放，還將引進科學的改革，這些措施不論對賜予者或接受者都將獲益。」 所以他們對洪仁玕的革新計劃，也抱有某種幻想。但是洪仁玕和西方傳教士的根本分岐在於洪仁玕所要建立的國家不論宗教上或是革新計劃上都是獨立自主的，拜上帝教的信徒們是革命者而不是西方傳教士僱傭兵。《資政新篇》是建設新國家的宏傳監圖，而不是為了適應西方侵略勢力所做的某些枝節改變。這種分歧無法彌合，終於西方傳教士公開敵視太平天國了。
洪仁玕和他在香港的經歷
洪仁玕香港、上海的經歷是他的革新思想的另一來源。
一八五八年六月洪仁玕離開香港，一八五九年四月二十二日輾轉到達天京，五月十一日被封為開朝精忠軍師頂天扶朝綱干王，總理朝政。不久，仁玕寫了一部《資政新篇》，進呈天下，主張全面革新，接受西方文明，走資本主義的道路。經天王批准刊行，成為太平天國後期的政治綱領和現代化的藍圖。
《資政新篇》的提出是洪仁玕到天京不久的事。當年這部書就審批准行，刊刻出版。有人說這部建設的藍圖是江蘇、浙江資本主義發展的反映；又有人說它是空中樓閣，沒有現實的社會基礎。這個現代化藍圖，從醞釀到寫成，是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歷程。「人們的觀念、觀點和概念，一句話，人們的意識，隨着人們的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關係、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的。」 太平天國攻下蘇浙是一八六○年的事，也就是《資政新篇》印行了一年以後發生的，當然不可能說成是它的社會基礎。這部現代化的藍圖頌上以前，洪仁玕在香港逗留多年，因此可以說，它是洪仁玕在香港生活觀察的親驗。上文所提到的翻譯書和報刊，是他的革新思想形成的來源之一；另外，他在港、滬所見所聞，又是他的建設藍圖的借鏡之一。
洪仁玕剛剛踏上香港的時刻，正是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的十年之後，那時這個小島已經鋪了一條長達四英里的馬路（即今之皇后大道）。公共建築物有葛樓（即法院）、總督府，大小商行二十幾家，形成了繁盛的商業區。英國資本家還在香港開辦了一些工廠、船塢和輪船公司。香港出版了中英文報紙，基督教各差會都先後在港建立據點，開闢傳教事業。各教會也在香港辦了一些文化和慈善事業。一八四七年香港東方匯理銀行成立，發行港幣鈔票。洪仁玕在這個僅有七萬五千居民的小島上，看到了不少新鮮事物。
香港是在殖民主義的殘暴統治下，中國人民付出了大量辛勤勞動而出現的新型城市，但是，中國居民在政治上處於無權的地位，而少數英國居民則有權選出代表參加香港政權機構。在這個典型的殖民地島嶼上，英國當局用清朝封建法律和殘酷刑法統治着島上中國人民，而英國臣民則享受英國法律的保護。香港的苛捐雜稅，搜刮無所不至，一八五五年稅收即達四萬七千九百七十三鎊。鴉片、賭場、拐帶人口種種犯法活動，使香港社會瀰漫着罪惡和混亂。
中國人民反對英國殖民主義統治的鬥爭，一直持續不斷。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英法聯軍侵入廣州。一八五七年二月在香港洋行工作的華人抗議英人的暴行，辭職回省。一八五八年三月，佛山團練局成立，號召在港澳的為外人教書、辦理文案和一切僱工服役的華人，辭職回鄉。不到一個月，回國的約有二萬餘人，反對英國侵略的鬥爭蓬勃展開。
在這樣一個反帝鬥爭如火如荼的年代，洪仁玕恰好正在香港教會工作。他並沒有響應佛山團練局的號召，退出教會，參加大罷工。固然，仁玕當時的處境，既不能回到天京參加革命，又不便到廣州進行活動，身處兩難之地；但是他對英國殖民主義認識的模糊，也無庸諱言。試看他在《資政新篇》中對英國的介紹，沒有一字涉及到英國侵略，只說英人「驕傲成性，不居人下」，又說「英邦用繁，必須外助，故多逞才智」 。這種態度的形成，也可以說是他學習宗教的副產品。同樣，必須指出，他對香港的黑暗面似乎熟視無睹。香港中國人受壓迫、受剝削的悲慘處境，他並沒有覺察，一方面可以認為他在教會的高牆內，與人民隔絕，不了解真實情況；另一方面也可以說，他受到傳教士的宣傳影響，蒙蔽了他的眼睛。他在離港北上前夕，曾對理雅各說過：「他去南京有兩個目的，改正宗教上的某些錯誤和執行對外國人和解的路線。」 這番話正可以充分說明他在香港時的對外態度。
但是，無論如何，香港在某些方面也提供給他藉以構成中國現代化藍圖的素材。洪仁玕的現代化藍圖，決不是香港殖民地的翻版。在香港所見所聞的資本主義新事物，經過仁玕本身思想的折射的融會，因而形成了這一現代化的藍圖。洪仁玕本身思想是站在中國農民階級的立場，決心要建立一個獨立富強的新國家。從這一點出發，他對香港的新事物並不是全部模仿，而是有所取捨，有所側重。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正是蒸汽機的黃金時代。英國的產業革命也正是這時完成的。洪仁玕認識到由蒸汽機發動的「火船」、「火車」是「正正堂堂之技」，「永古可行」的「中寶」， 也就是除了宗教以外的「有用之物為寶」。俄羅斯邦之所以「聲威日著」，就是由於「遣其長子偽裝凡民到佛蘭西學習邦法，火船技藝」。日本和美國通商後，也正在引進「各項技藝以為法則」，將來一定改變國家的面貌。他說「外邦火輪車，一日能行七八千里」（這當然是誇大不實之語），「用火用氣用風之力大猛」。「火船氣船」，「一日夜能行二千餘里」，不但用於客貨運輸，而且有利於「占守輯捕」。他還提倡「器皿技藝」，舉出「鍾鏢，電火表、寒暑表、風雨表、日晷表、千里鏡、量天尺、連環槍、天球、地球等物」，認為這都是「中寶」、「探造化之巧」，「廣聞見之精」。這些新技藝，可能 他在香港時親眼見到過的。望遠鏡、寒暑表、指南針等，又是韓山文曾經贈送給他的。直到他後來到了天京，干王府中他的書案上，仍然堆放着這一類東西 。他對當時歐洲先進的科學技術非常稱讚，並準備仿行，這是他的現代化藍圖中的精華之一。
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主要表現在由選舉產生的議會和立法、司法、行政三權的分立。儘管它是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政治制度，但在取代封建專制主義來說，在當時是先進的政治制度。洪仁玕稱讚英國：「於今稱為最強之邦，由法善也。」他介紹美國的民主制度較詳，他說：美國的總統「五年一任，限以俸祿，任滿則養尊處優，各省再舉。」他介紹美國的選舉制度：「置一大櫃在中廷，令凡官民有仁智者，寫票公舉，置於櫃內，以多人舉者為賢能也，以多議是者為也。」雖然他所介紹的民主制度並不詳實，但他對這種制度是嚮往的，並且認為土耳其「不知變通，故邦勢不振」。俄羅斯「大興政教，百餘年來，聲威日著」。革新和守舊的兩種前途，值得作為借鑑。
洪仁玕在香港所看到的「民主」是十分有限的。香港不同於英國本土，它是一塊小殖民地。殖民地是在殖民主義暴力統治下，不但本地的中國居民毫無權力可言，就是英國臣民也是無權的。港英國臣民關於島上地方事務行政的部分權力，直到一八五五年香港總督才向國務大臣提議，在地方議會內安排五名非官方指派的委員，每三年選舉一次。
洪仁玕在他的革新計劃里，並沒有提出引進西方的民主制度。他在西方制度的影響下，提出一個行使民主權力的辦法：「准賣新聞篇或設暗櫃」，他的「暗櫃」並不是選舉投票箱，實際上可以算作「意見箱」。至於「新聞篇」，他特別強調，並誇大它的作用。他說：「新聞館以報時事常變，物價低昂。」這還可以說類似西方的報紙，也可能是他在港、滬看到的報刊上的移植。但是仁玕建議設置的新聞官，「不受眾官節制，亦不節制眾官」。他的職權是「專收十八省及萬方新聞篇有招牌圖記者，以資聖鑒」。這就有些類似監察機關了。它的作用是「奸者股票存誠，忠者清心可表。」「一念之善、一念之惡，難逃人心公議。」這無異於把新聞官作為「人心公議」的代表了。
洪仁玕重視「人心公議」，企圖通過「意見箱」和報紙把它提到天王面前，作為施政的參考。這可以認為已經有一些民主的因素，和封建專制的精神背道而馳了。他提倡立法，他說：「綱常倫紀，教養大典，則宜立法以為準焉。」有了法律，則「下有所趨，庶不陷於僻矣」。他所謂「法」究竟指的是什麼？我們認為實際上就是指的資本主義的法律制度，也就是《資政新篇》中所稱讚的和準備施行的革新法制。由什麼人立法呢？他說：「立法之人，必先經磨鍊，洞悉天人性情，熟諳各國風教，大小上下，源委重輕，無不瞭然於胸中者，然後推而出之，乃能穩愜人情也。」顯然他所說的「法」與前人不同之處，在於立法者要熟悉當時各國的情況，就是要仿行西方資本主義法制。但是洪仁玕並沒有引進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學說，他所主張的立法者仍是屬於行政系統，並沒有獨立的立法機構。
關於司法，洪仁玕也沒有提出獨立的機構，也就是並沒有設置各級法院的主張，簡言之，司法仍是行政的職權之一。但是他提出「先教以天條，而後齊以國法」。他把教育擺在刑罰的前面，反對「不教而殺」；也就是說人是可以改造的，刑罰只是作為改造的補充辦法。他主張「罪人不孥」。罪只及於犯罪人本身，不要連坐到家屬親朋。這是一種新的法律精神，與封建法律的「誅九族」相對比，是一大進步。其他方面如「善待輕犯」、廢除酷刑等等都是破除封建野蠻刑罰的措施，具有進步意義 。總之，儘管洪仁玕基本上擁護以洪秀全為首的太平天國現行法制，但是他提出向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制度學習的願望，強調「人心公權」和人道主義，教和刑相結合的法治觀點，無疑這又是他的現代化藍圖中的精華之一。
此外，據洪仁玕在港、滬所見所聞，他提出來一系列的新事物，準備引進仿行。例如醫院、禮拜堂、學館、四民院（鰥寡孤獨院）、四疾院（跛盲聾啞院）等等社會福利事業；又如公路、郵政、火車、輪船、銀行、紙幣等等交通、經濟方面的新事項。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倡開採礦藏，「爵為總領，准其招民採取」。分配辦法是：「總領獲十之二，國庫獲十之二，采者獲十之六。」所謂采者，實際上就是民間投資者。他還鼓勵私人開設銀行，發行鈔票。「或銀貨相易，或紙銀相易，皆準每兩取息三厘。」他又建議設置發明專利、人物保險，「准富者請人僱工」等等。這些措施都是給資本主義發展開闢道路。
總之，洪仁玕的現代化藍圖，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出民主和科學，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藍圖，在漫漫的封建主義長夜中，顯示出光明和朝氣。但是，顯然考慮到當時太平天國的形勢對改革的阻力很大，他曾對一位傳教士說過他的困難，天王的「腳站在塵世上，而頭卻伸到天堂里，其他諸王對他的權威並不在意。」 因此這一改革方案具有很大的妥協性，在民主與科學兩方面都僅僅是一個開端。這不只是洪仁玕的認識不夠問題，更重要的是他要「因時制宜，審勢而行」，為了便於推行。然而由於形勢迅速變化和在太平天國內部封建主義的阻力，連推行這一初步的措施也落空了。
洪仁玕和十九世紀上半葉的改革家
十九世紀上半葉是中國封建社會迅速走向沒落的時期，西方殖民主義用鴉片和大炮敲開了古老帝國的大門，邊疆危機四起，國內階級鬥爭激化，昇平盛世已成為過去的幻夢，一種民族危機感在部分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中萌發。他們再也不甘於埋頭考據，推敲詞章，而是抨擊現實社會的不公。在尋求圖強之途的探索中，開始放眼世界。在洪仁玕以前的有林則徐、魏源，和仁玕同時代的有王韜、馮桂芬、容閎。洪仁玕向西方學習的思想，既超過了他前輩，也遠勝其同輩。
林則徐是中國近代放眼看世界的第一個人。林則徐渴望了解「夷情」，「署中養有善譯之人，又指點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出探聽，按日呈遞。亦有他國夷人，甘心討好，將英吉利書籍賣與中國。」 林則徐主編了兩部書：一部是西方歷史地理的翻譯材料，名為《四洲志》，另一部是外人論中國的譯文，名為《華事夷言》 。他所要向西方學習的，主要是「製造船炮」。他又主張開礦：「招集商民，聽其朋資伙辦。成則加獎，歇亦不追。」
魏源是林則徐同時代的人，他們中間又有深厚的友誼，魏源不但同意林則徐向西方學習製造船炮的主張，而且有更進一步的計劃。林則徐解職後，將《四洲志》和其他翻譯資料都送給魏源。魏源又搜集各種中外資料，增補整理，成《海國圖志》五十卷。一八四二年刊印，風行一時 。他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三項對外政策。他之所謂「夷之長技」，具體說來就是戰艦、火器和養兵練兵之法。這仍不脫林則徐的窠臼，但他認識到引進國外科學技術製造戰艦、火器之後，必然會發展到製造商船和「量天尺、龍尾車、風鋸水鋸、火輪舟、自來火、自轉碓、千斤秤之屬。」「凡有益於民用者，皆可於此造之」。 他又了解到「西洋器械借風力水力火力，奪造化，通神明」。他主張向西方學習「技藝」，並首次舉出俄國的榜樣，他說：「俄羅斯之比達王，聰明奇傑，因國中技藝不如西洋，微行游於他國船廠火器局，學習工藝，返國傳授，所造器械，反甲西洋，由是其興勃然，遂為歐羅巴最雄大國。」
林則徐、魏源的這些向西方學習的主張，無疑地會影響到以後的洋務派和維新派，但對洪仁玕來說也不可能沒有思想民的某些聯繫。洪仁玕接觸到的中外人物很廣泛，他本人又喜歡博覽群籍，雖然是沒有確實的資料說明洪仁玕繼承了林、魏的某些主張，但是從他們 具體的學習內容來看有不少相似之處。洪體玕主張除了學習西方技藝以外，還要學習西方的社會經濟制度，遠遠超過了他的前輩。
馮桂芬是和洪仁玕同時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儘管他反對太平天國，並幫助曾國藩、李鴻章鎮壓人民，甚至在上海和外人合作設立聯防局抵制太平軍；但是他在提倡向西方學習方面，和洪仁玕頗有相通之處。他具有豐富的史地知識，使他能夠放眼世界，並熱烈推崇西方文化科學，他說：「其述耶穌教者，率猥鄙無足道。此外如算學、重學、視學、光學、化學等，皆得格物至理。輿地書備列百國山川阨塞風土物產，多中人所不及。」 馮桂芬本人就是一個科學家，他對數學、天文兩門科學都有專門著作。他主張開礦，他說：「諸夷以礦為常政」，「即經費之外全以與民，不失為藏富之道。」他還提倡農業機械化，他說，「宜以西人耕具濟之，或用馬或用火輪機，一人可耕百畝。」
值得注意的是馮桂芬的改革思想已經超出了「船炮機械」，而接觸到中國內政的改革。他提出來的教育改革方案，廢八股而改試經學、策論、古學（詩文）三場，算學也附在第一場。他建議北京新設的同文館加以推廣，「令上海、廣州仿照辦理」，「募近郡年十五歲以下之穎悟誠實文童，聘西人如法教習」，但仍兼習經史文藝，三年學成，通過考試錄用。在廣東、上海還要設立翻譯公所，「選近郡十五歲以下穎悟文童，倍其廩餼，住院肄業。聘西人課以諸國語言文字，又聘內地名師，課以經史等學，兼習算學。」 在政治制度方面，他認為當時「召亂之源」是「上下不通之弊」。他雖然沒有引進西方民主政治，但重視民意的精神具有重要意義。當然他所主張的恢復鄉職和從民間詩中觀察民風，仍脫離不開復古的範疇。在這方面他是遠遠落後於洪仁玕的。
王韜是又一個和洪仁玕同時的知識分子，他家境貧寒，中秀才後沒有中舉，年齡小於仁玕三歲。他和洪仁玕唯一類似的經歷就是他在上海、香港與西方傳教士交往。一八四九年，他二十四歲的時候，就接受英國傳教士麥都思之約，從家鄉蘇州來到上海。他在上海十三年中，主要工作是教授外人學習中文和幫助他們編譯新書。他對西方文化科學非常推崇，雖然「未能深究英文」，但他和滬上的外國傳教士麥都思、慕維廉、艾約瑟等人朝夕相處，這些人都擅長中國語文，因而王韜學習了不少天文、歷算、地理知識。一八六二年秋間，王韜離滬赴香港，在港二十多年，主要工作是幫助英國傳教士理雅各翻譯中國經書，同時繼續研究西方學術，並翻譯編著一些專著。他對西方學術特別重視科學技術和世界史地。他所編譯的書也集中在這兩方面。王韜有一套變法自強的主張，在教育、練兵、開礦、紡織、交通、對外貿易等等方面，他都提出了新的政策和措施。他認為這就是富強之本。但是他對於政治上的民主就不敢也不願接觸了。雖然他讀過並稱道過慕維廉的《大英國志》和裨治文的《聯邦志略》，自己也編著過《重訂法國志略》，他對西方民主政治也很了解，特別是對英國的政制表示讚美，但是在這方面他並沒有主張學習和引進。他主張「重民」，他說：「天下之治，以民為先。」「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他所謂「民治」，一是「上下之交不至於隔閡」，一是「厚其生」、「恆其業」。什麼是「上下不隔閡」？他指的是「朝廷有大興作，大政治，亦必先期告民。」什麼旭「厚生恆業」？他指的是在工農生產上，「富民出其貲，貧民殫其力」 王韜作為一個提倡向西方學習的維新變法的倡導者，在民主方面，僅僅停留在重視民心向背的水平，但又沒有具體辦法來了解民意，發揚民意。他提倡辦新型工業，發展私營企業，但又沒有政治上的保證，解除封建官僚的束縛。王韜的改革計劃也是遠遠落後於洪仁玕。
王韜和洪仁玕接觸西方的過程都是通過當時的外國傳教士為媒介。一八五四年洪仁玕得到韓山文的資助，由香港來到上海，這時王韜也恰好正在上海。他們同在教會工作和學習，他們都具有世界史地和科學技術的知識。很多的倫敦會傳教士是他們的共同朋友，特別是上海的麥都思和香港的理雅各和洪、王關係很深。因此，可以斷定，洪仁玕和王韜是相識的。一八五九四月以後，洪仁玕到達天京，得到洪秀全的重用，這期間，外國傳教士紛紛來華，王韜是否和他們共同來過天京，尚待進一步的探討。但是一八六一年二月英國海軍司令何伯（J.Hope）和參贊巴夏禮（Harry.S.Parkes）率軍艦六艘自滬溯江西上，先到天京，後到漢口。何伯一行中包括外交、軍事、商業人員和傳教士。王韜作為一名隨員也參加了這次訪問 。這時洪仁玕奉命到皖南浙西催調各軍西援陳玉成，王、洪可能沒有機會見面。總之，可以說王韜對洪仁玕的革新思想很有影響，因而在提倡科學、發展工業方面有很多相似之處。但由於立場不同，王韜作為地主階級分化出來年維新派，對封建政權有很大的保留；而洪仁玕作為農民階級的革命領袖，提倡走資本主義道路，建設富強的新中國。兩者的立場和目標是絕然相反的。
最後再把另一個洪仁玕的同輩容閎和洪仁玕作一比較。從生活經歷來看，容閎和洪仁玕有很多相似之處。容閎小於洪仁玕六歲。他們同是廣州附近的人，容閎是香山縣人，洪仁玕是花縣人，兩人的學歷則不同了，容閎在少年時就到澳門，先在郭士立夫人的學校學習，後在馬禮遜學校學習，以後渡美留學，一八五四年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是我國第一個留美學生。他對西方世界的認識和了解，在當時來說是同輩之冠了。洪仁玕在少年時仍然是走當時知識分子的老路——科舉考試，後來在香港、上海通過教會和傳教士學習了許多西方文化知識。因而洪、容都主張向西方學習，走資本主義道路。所不同的，容閎學成回國先任上海寶順洋行買辦，後任清政府的官吏，為洋務運動出謀劃策。洪仁玕則脫離了外國教會的藩籬，投身於太平天國革命了。
容閎在少年時代就和洪仁玕認識了，而且他們也都是港澳外國傳教士的朋友。宏閎說：「我在澳門郭士立夫人所辦的學校中經常看到羅孝全。」「洪仁玕投奔天京以前，一八五六年我在香港和他結識，那時他是倫敦會理雅各屬下的一位佈道師。」於是，容、洪建立了友誼，也有在中國進行改革的共同理想。容閎後來回憶：「我在香港經常和他見面，甚至那時他曾經希望有一天在天京會看到我。」 果然，一八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容閎來到天京訪問。容閎認為太平天國革命之所以發生，並不是什麼宗教原因，而是清政府的腐朽。他說：「整個政府機構從頭到尾被一種賄賂制度所侵蝕和敗壞。」「其次是官吏對人民的搜刮，作為他們發家致富的無盡之源。」「整個清政府是建築在一種龐大的欺騙和謊言的體制上。」
容閎到天京後，十一月十九日訪問洪仁玕，他提出一個革新方案，包括以下七項內容：「一、依據科學原則組織一支軍隊。二、設立軍事學校，培養一支有能力的軍官。三、為建設海軍設立海軍學校。四、組織一個文職政府，在行政機構的各部中任用有能力有經驗的人擔任顧問。五、建立銀行體制並確定度量衡標準。六、建立各級學校的教育制度，以聖經列為教科書之一。七、設立一個工業學校體制。」 容閎的方案實際上是一個低調的方案，歸納起來有四個方面：即軍事、政治、經濟、教育。他既沒有提出學習科學，發展工商業，又沒有提倡民主制度。他所強調的教育在當時戎馬倥傯中也沒有實行的基礎。他表示「假如太平天國願意採納這些步驟並撥款安排施行，我非常願意貢獻我的力量，幫助實現這些改革。」
兩天以後，容閎第二次和洪仁玕會談，討論了七條建議的價值和重要性。容閎認為「洪仁玕對外面世界的了解比其他諸王要多，甚至比洪秀全還要多，他知道英國政府和其他歐洲強國力量和權勢的秘密在哪裏，並且非常欣賞這七條建議。但他是孤立的，沒有人支持他和擁護這些建議」。洪仁玕告訴容閎，他很了解這些建議的重要性，但其他王部都出去打仗了，在他們回來之前，無法執行，因為任何措施在施實之前都要取得多數同意 。仁玕想把容閎留在天京擔任政府工作，但容閎謝絕了 。隨後他就去蕪湖收買茶葉運回上海。一八六三年容閎投奔曾國藩，參與創辦江南製造局和派遣青年赴美留學等等工作，完全成為清政府的「馬前卒」。
洪仁玕向西方尋求真理的思想，以其內容的廣泛性和鮮明的階級性，特別是在民主和科學方面，遠勝其前輩和同輩，是近代中國向西方尋求真理的曲折道路上一個閃耀異彩的路標。顯然改革方案可以有詳有略，但改革是為了哪個階級的利益，依靠哪個階級的力理來實現它，這才是問題的實質所在。正是在這一根本性問題上，洪仁玕與他的前輩和同輩相比，前者是翱翔太空的雄鷹，其他諸人充其量不過是舍前的雛雞而已。當然，洪仁玕的改革藍圖終究是沒有實現，這不僅是由於當時太平天國為了生存正與中外反勸勢力進行着殊死戰鬥，重要的是洪仁玕的「現代化」方案根本沒有能觸及，也不可能觸及太平天國政權內嚴重滋生的封建主義。封建主義與現代化是格格不入的，歷史已多次證明了這一點。
洪仁玕與中國法律近代化
在太平天國後期主要領導人中，洪仁玕與眾不同，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法制的主張，非同凡響，遠遠超越了舊式的單純農民戰爭頂峰的水平和極限，是一種新的飛躍，閃爍着新時代的火花。他是主張中國法律近代化的第一人。 洪仁玕（1822—1864）生活的時代，是19世紀中葉。當時中國開始由一個獨立的封建社會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統治中國的清王朝，所實行的是在中國沿襲了兩千多年的封建主義的法律制度。而當時的世界，卻處在迅速上升發展的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代。資本主義的法律制度代替封建主義的法律制度，已經成為歷史發展的趨勢，社會前進的必然。因此，應該說，在19世紀中葉，中國法律近代化就是應該揚棄和廢除封建主義的法律制度，逐步建立和發展資本主義的法律制度。而洪仁玕正是站在時代的前列，順應歷史潮流，主張「不從清朝法律」，廢除舊的封建主義的法律制度，創建「新世界」的法律制度，也就是資本主義的法律制度。洪仁玕主張中國古代法律走向近代文明的思想，集中地體現在他在1859年所著的《資政新篇》和《立法制演諭》等重要著作之中。 第一，從國家與法制的關係來看。洪仁玕卻不僅吸收了歷史上卓越政治家、思想家「以法治國」的思想，總結了太平天國法制建設的經驗與教訓，更借鑑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近代法制，從更新的視角，來論證了國家與法制的關係。這一中心思想包含了這樣幾層意思：一、國家和法制是同時產生和存在的；二、國家與法制日見有專政的功能；三、國家與法制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四、強調了治法對治國的極端重要性。洪仁玕這裏強調了沒有法制，國家政權也難以存在。這些思想，遠不是中國古代政治家、思想家「以法治國」觀點所能比擬和包含的。相反，而與西方法律史上的「法治」學說在學理上有近似之處。表明洪仁玕開始認識到國家與法制的內在聯繫性以及法制的特殊重要性。任何一個國家都需要建立法制，以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調整國家機器的運轉，保持穩定的社會秩序。第二，從法制與時代的關係來看。洪仁玕站在19世紀中葉的時代高度，從中國與世界相互關係的角度，胸懷改革與開放的偉志和決心，憤怒地批判了中國封建反動統治者閉關鎖國、夜郎自大的愚昧虛驕態度，深為「中國從前不能為東洋之冠冕，暫為失色」，感慨不已。他認為「前之中國不如是」，即不如西方近代國家先進。就是因為「毫無設法修葺補理，以致全體閉塞，血脈不通，病其深矣。」而要「以救時弊」，更要「與番人並雄」，洪仁玕提出必須以「因時制宜，度勢行法」，作為改革法制的指導原則。而洪仁玕認為，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邦法」先進，「國法密深」，「綱常大典、教育大法」優越。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強大，原因就在這裏。洪仁玕從「度勢行法」這一命題出發，主張移植西方法律，採行近代資本主義法律制度，對中國的法制制度來一番「革故鼎新」。因此，他要求「立法之人」，除了必須具備一般應有條件外，尤其是放眼世界，「熟諳各國風教」，參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某些法制來制定中國的法律、法令。 第三，從法制與生產方式的關係來看。洪仁玕主張秉行西方資本主義法制制度，趕上世界近代先進國家，一個根本性的內容，就是主張實行發展資本主義的經濟立法，以改變舊中國封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產關係，促進和保護新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和發展，希圖中國走上民族獨立的、資本主義的道路。1859年洪仁玕提出的、經天王洪秀全旨准頒行的《資政新篇》，實際上是否定了1853年冬洪秀全頒佈的《天朝田畝制度》規定的取消一切土地和財產私有、取消私人經濟、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經濟等，以期實現「四同兩無」（「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空想農業社會主義，提出了全面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譬如說：一、主張發展近代交通運輸和郵電事業，准許富民出資開設書信館和新聞館；二、主張頒佈保護私人投資法，鼓勵興辦私家銀行，發展金融事業。「准其獲利十分之三」，擬辦保險事業；三、主張允許私人投資開採礦山，並規定產業資本的剝削率，准其獲利達百分之二十；四、主張獎勵科技發明創造，實行專利保護法，保障自由競爭；五、主張頒行勞資法，允許剝削，採用僱傭制度，反對奴隸勞動，廢除人身依附的封建制；六、主張從維護民族獨立、保護民族經濟的立場出發，在外國資本主義「不得毀謗國法」的前提下，「許其通商」。 第四，從法制與遵行的關係來看。洪仁玕十分強調「法制以遵行為要，能遵行而後有法制」。他認為沒有立法自然談不上依法、執法；可是單有立法，還不能說有法制。因為有法不遵行，不嚴格依法辦事，再好的立法也只能是一紙空文。為此，他提出建立必要的類似西方近代的監察、檢查機構制度。這就是他所構想的「興各省新聞官」。對「新聞官」的人選和職權，應該是：一、「其官有職無權」，即對各部門違法亂紀的官員有檢舉參劾之責，而無直接處分之權。二、「官職不受眾官節制，亦不節制眾官，即賞罰亦不准眾官褒貶」。這類官員自成系統，獨立於行政部門之外。三、「新聞官」人選，一定要「性品誠實不阿者」。四、其任務是專門收集各省各種報紙呈繳中央，了解各項興革大法的實施情況，檢查各級官吏的忠奸、善惡。這種「新聞官」顯然與中國封建時代的「台諫」之官相區別，他最大的特點是重視社會、群眾輿論，能夠觀察中外報紙所反映的各種社會動態而有興廢。這是洪仁玕受了西方國家近代法制影響而主張的一項重要改革措施。 第五，從立法和立人的關係來看。洪仁玕提出了改革法制，必須做到立法與立人相結合的原則。在這一重要結合點上，洪仁玕着重要求的是：一、立法者既應熟悉中國的國情，更要了解當時世界的發展狀況，使其所制定的法律制度，能夠符合「時勢之變通」、「審勢而行」。二、「為官者」必須奉公守法，以身作則，剛直不阿，不畏權貴。洪仁玕認為，「蓋法之質，在乎大綱」，一經制定，就要「一定不易」，堅決貫徹而能否做到這一點，關鍵在於立法者和執法者「有以主之，有以認真」。只有「奉行者親身以倡之，真心以踐之，則上風下草，上行下效矣。」如果法律、法令只是懲罰普通的平民百姓，對「為官者」、特別是身居「高官」者，沒有約束強制力，那就會「法立弊生，人將效尤」，作亂不已。洪仁玕憤概地指責道：後來法制廢弛，「豈法不善嶼？」他斬釘截鐵地回答說：「實奉法者毀之爾。」因此，他主張貫徹禁革陳規陋習、歪風邪氣、腐敗現象法律法令時，「先要禁為官者，漸次嚴禁在下」。「惟在在上者，以為可恥之行，見則鄙之忽之，遇則怒之撻之，民自厭而去之，是不刑而自化，不禁而自弭矣。」主張對那些嚴重破壞國家法制的人，「無論其高官王位」，一定要「明正典刑」，直至「律以大辟」。只要做到法制「嚴明則人皆服法」。 第六，從法制與人權、人道主義的關係來看。洪仁玕主張執法要嚴，對罪行累累、證據確鑿的犯罪分子，必須堅決打擊，嚴懲不貸。但同時又強調絕不能濫殺無辜，重刑輕罪。他針對清律野蠻的株連之法，以及太平天國在司法實踐中，尤其是「天京變亂」中發生的用刑過濫、無罪牽連、妄殺無辜的嚴重弊端及其危害，吸收了我國古代政治家、思想家法律思想中的民主精華，特別是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近代刑法制度為楷模，提出創立「罪人不孥」的制度，廢除株連法，主張一人犯罪一人受罰；無論犯罪性質、罪行大小，一律實行「罪人不孥」、刑止一身的政策。否則，「若連累及之，是迫之使反也」。洪仁玕還針對封建法制中的嚴刑酷罰、重刑輕罪原則，及其與太平天國帶來的嚴重影響，從人道主義出發，及時而又鮮明地提出了慎刑少殺、廢除酷刑、「善待輕犯」的主張。對待「輕犯」，要給一條「改過自新」的道路，罪犯「期滿釋回，一以重具廉恥，二以免生他患」。至於那些「大罪宜死者」，也不要點天燈、五馬分屍、斬首、剝皮、樁沙，只用大架吊死，象西方近代國家的處以死刑那樣。為了防止和減少錯捕、錯判、錯殺，洪仁玕還強調審理案件一定要注重事實，不允許偽造證據，製造混亂，顛倒是非。對「妄證者」，不能饒恕，一定要「同罪」處罰。至於因不明真相而檢舉不實的百姓，卻要加以保護，對群眾的意見應該加以尊重。不難看出洪仁玕這些主張，無不帶有鮮明的反封建的民主色彩，具有保護人權的意義。 第七，從法制與教化的關係來看。洪仁玕主張貫徹法制，既要嚴懲罪犯，同時也應從教育感化入手，引導人們生活走上正軌；在嚴申法令的同時如果能輔之以法制教育，就可以使人們知法、畏法、守法。因為，教化是「治人心惡之未形者，制於萌念之始」；法律是「治人身惡之既形者，制其滋蔓之多」。因此，教化與法制應該結合起來，「教法兼行」。「教行則法著，法著則知恩」。只有「法外輔之以法」，才能「入於德」，「刑外化之以德」，才能「省於刑」。只有實行「教法兼行」、「非不教而殺」，才有助於人們「免生罪念」，使一些觸犯法律的行為「制於萌念之始」，防微杜漸，防止或減少犯罪的發生和蔓延。在進行法制教育的方式上，洪仁玕提出了各種辦法，主要的是兩點：一、設立新聞官，發行報紙，「昭法律，別善惡，勵廉恥」，對人民群眾普遍進行知法、守法的法紀教育。二、利用類似公審的形式進行群眾性的法制教育。判處一些重大刑事案件，特別是處以死刑的案件，一般都要召開群眾大會，「先彰其罪狀並日期，則觀者可以股慄自儆」。 鴉片戰爭時期，林則徐是近代中國第一個睜眼看世界的人，魏源提出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向西方學習的新課題。承認中國落後，西方國家先進。學習外國長技以抵禦外國侵略，這在當時是頗有勇氣和難能可貴的，充滿着改革開放精神和愛國主義激情。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和高度讚賞林則徐主持翻譯了瑞士法學家、外交家瓦特爾（舊譯滑爾達）著《國際法》（1758年法文版），編成我國第一部簡介西方國際法的中文譯著，初名《各國律例》。但他們囿於時代和階級的局限，他們所主張「師夷」的「長技」，還只是西方國家的近代軍事技術，即「堅船利炮」，沒有涉及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法律制度，沒有提出中國法律近代化的問題。洪仁玕則是繼承並發展了鴉片戰爭時期地主階級改革派林則徐、魏源等人「師夷長技」的思想，第一次提出了採行資本主義國家法律制度的問題。這是洪仁玕高於林則徐、魏源等地主階級改革派的地方。 洪仁玕改革法制的主張，也高於太平天國時期農民領袖中的任何一個人。洪秀全是天王，天國最高領袖，他在1853年冬頒行的《天朝田制度》，應該充分肯定它是舊式農民戰爭反封建鬥爭思想結晶，是舊式的單純農民戰爭發展到頂峰的標誌。但由於小生產者的階級局限，其中沒有、也不可能包含新的社會制度的內容，它仍然是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空想農業社會主義，實質上是違反了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如果太平天國要強制推行，將勢必挫傷廣大農民和其他勞動人民的生產積極性，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影響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窒息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產生，從而影響移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制度。至於太平天國後期，洪仁玕提出的《資政新篇》，天王洪秀全在批示上曾多表同意，但這時他已嚴重封建化，而且如忠王李秀成所說「一味靠天」、「信臣不專」（《忠王李自成自述》），過着介乎人神之間的教主式的生活，嚴重脫離社會實際和廣大軍民。因此，對洪仁玕改革法制的主張，實際上不甚支持。這一點洪仁玕是十分清楚的，也是很不滿意的。他曾同來天國天京訪問的英國人富禮賜發過牢騷，說自己「欲改革各事如何困難，天王如何不聽人言」（《天京遊記》）。正因為洪秀全對洪仁玕提出的實質是中國法律近代化問題不予支持，因而在他主持制定和推行的太平天國法律制度中，包含着嚴重的封建主義毒素。至於太平天國後期的其他主要領導人如忠王李秀成就更不值一提。 關於洪仁玕改革法制的主張，無論洪仁玕本人，或是與他同時代的各個階層的人，抑或是今天海內外史家，都有各自的評論。洪仁玕自己聲稱，他改革法制的主張，是一種「革故鼎新」，「己所窺見之治法為前古罕有者」。「前古」，從我們的觀點看，就是古代的封建社會，「前古罕有」，即為幾千年的封建時代所不曾有過的，具有「新世界」的實質。這種「新世界」，洪仁玕由於不懂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的五種類型，沒有明白指出這就是資本主義新世界，然而今天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看，不難斷定，他所希圖建立的「新世界」，當是「與西人並雄」的近代中國，他所窺見並想移植的「治法」，當為西方資產階級近代法制。 近代中國最早的留美學生、早期資產階級維新派容閎，1860年10月到達太平天國都城天京與干王洪仁玕晤談之後，談到對他的印象，說：「干王居外久，見識稍廣，故較各王略悉外情，即較洪秀全之識見，亦略高一籌。凡歐洲各大強國所以富強之故，亦能知其秘鑰所在。」（《太平軍中之訪察》）在天京見過洪仁玕的英國人富禮賜說，洪仁玕「立志甚高」，「在南京各王中確是獨一無二的人物」（《天京遊記》）。近年，西方歷史學家在評論洪仁殲玕說，「他的研究從神學到西方科學和政治經濟學，不但使他成為太平天國領袖中文化最高的人，而且是西方文化最早的傳播者之一。」 無論從洪仁玕的自我評估，還是從近現代海內外各階層人士對他的評價，儘管有差異，但有一基本點卻是完全相同的，他的的確確「比他們前輩提供了新東西」。「新」就新在他衝破了封建帝國閉關自守的枷鎖，也衝破了農民小生產者狹隘保守的精神世界，認真地在觀察世界和自己國家的命運，提出了並以期實現自己「窺見之治法」，從而取得「驅逐胡虜，宰治中原」的勝利，進而使中國在國際舞台上也能夠成為「東洋之冠冕」。洪仁玕出身農民家庭，是太平天國後期農民起義領導集團的重要成員之一，但他改革法制、振興中華的主張，卻是中國古代法律走向近代化的一個開端，他無愧是近代中國早期資產階級維新派的先驅。
洪仁玕的評價
洪仁玕是洪秀全同高祖的族弟。早年經歷，基本與洪秀全一樣，五六歲時就讀書，到近三十歲仍舊屢考不中，只能到處去農村當塾師餬口。洪教主早年創教時，也常常與這位族弟密議，兩個人捧本《聖經》玩命鑽讀。洪秀全到廣西去，小他九歲的洪仁玕因家人勸阻，未能成行，反而去清遠一帶教書謀生，當時他也想不到族兄去廣西那窮旯旮會混出個「大茶飯」來。
中間有段時間，洪秀全回廣東，與洪仁玕相會多次，見這位族弟在清遠教書混得不錯，說不動他與自己去廣西，也沒再堅持。 金田起事前，洪秀全派人回家搬運自己家族人員，洪仁玕在清遠，也沒有隨同族人過去。
等到清政府知道了洪秀全這個「逆首」的真名，自然到他老家抓人。與洪秀全同族的洪仁玕這才感到害怕，想逃往廣西。待他1851年到潯州時，洪秀全一批人已經打到永安。 洪仁玕見到處清軍設卡，只得沿原路折回廣東。四處躲藏之餘，洪仁玕差點找個水塘「自裁」了。 1853年，他跑去香港，混入教堂給洋教士當中文教師。後來，聽得「太平天國」在南京，他馬上往上海趕，想去找「洪天王」。結果，當時戰事吃緊，道路不通，上海的「小刀會」兄弟也不相信他是鼎鼎大名「洪天王」的弟弟，根本不予理會。無奈之下，洪仁玕只得在上海洋人學館以學歷算為名磨蹭了一段時間，最終又返回香港。 此後數年，他在香港苦學英文，研習西方的文化和制度，並在1859年在洋教士出錢資助下再次向南京進發。 千辛萬苦之後，他終於進入「天京」，與洪秀全相會。 當時，楊秀清被殺，石達開出走，萬事憂心。洪天王見洪仁玕這麼一個洪姓弟弟遠道而來，喜出望外，立刻封他為「干天福」。一個月不到，就又加封這位洪姓族弟為「天國開朝精忠軍師頂天扶朝綱干王」，總理政事，基本就是讓他接過先前楊秀清那一套大權。 為平息眾人心中怒氣，洪秀全不得不在不久之後加封陳玉成為英王，李秀成為忠王。 相比容閎那些真正在美國受正統西方教育的「海龜」，香港來的洪仁玕也就是半瓶子醋的「海帶」而已。自始至終，與所有「海龜」、「海帶」一樣，洪仁玕施行的一直是一些脫離實際的措施。 為了向「天王」哥哥顯示才學，為了平息太平天國高層將領對他的不服氣，洪仁玕自然要玩點真格的。於是他到天京沒有多久就上呈《資政新篇》，當然，其中不少內容都是他早就在香港擬好的。從當時來看，洪仁玕的提議和想法不可謂不新。他開篇就洋洋灑灑說「時」論「勢」，舉俄羅斯和日本為例，認為「太平天國」要成大事，就應該順應世界潮流。這個想法，與日後的廣東人孫中山想法其實完全一樣：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易，逆之則亡。」 《資政新篇》主要有三大類：風風類、法法類、刑刑類。 風風類，主要講要移風易俗，大力推廣基督教的宗教善意。當然，這一類最主要的，是洪仁玕建議以西方「有用之物為寶」，如火船、火車、鐘錶、電火表、寒暑表、風雨表、日晷表、千里鏡、量天尺、連環槍、天球、地球等物，其實是欣羨西方物質文明，確有「進步」意義。 法法類，即洪仁玕建議仿效西方政治經濟制度，發展生產，開拓經濟，開拓交通，興辦銀行，鼓勵發明，同時他建議設立嚴謹的基層鄉官制度，增設監察機構，同時對洋人通商來往堅持「信義」二字。 刑刑類，自然是要實行西方那種司法制度，矯正從前「有法無依」的弊政，並想出「禁朋黨之弊」一說。（洪仁玕大概還不十分理解西方「三權分立制」，所以他沒有提及這方面內容） 總而言之，洪仁玕的這篇東西，確實是一部明顯帶有法制與民主色彩的政治改革方案，其中不僅有發展資本主義的經濟政策，還有平等獨立的外交方針，也有有關教育文化與社會事業方面的真知灼見，可以說是近代中國人睜開半隻眼看世界的一篇好文章。 從積極方面看，洪仁玕這些遠大「理想」，其實與日後的滿清「洋務派」不謀而合，而且他的某些見識也比日後的魏源要高出不少。而且，在時間上講，《資政新篇》的頒佈比日本「明治維新」早十年，比「戊戌變法」早四十年。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清朝末期，如果其中的建議得以真正施行，肯定會對中國社會產生振聾發聵之效。 洪秀全本人對族弟的這些主張不甚了了，但明確反對其中「緩於誅殺」的條議，除此以外，照准頒行。 雖然《資政新篇》被當作「天朝」政綱加以刊示，但在洪仁玕實際的執政時期內（1859-1862年）根本就是一紙空文。這是因為，軍務和戰爭是當時太平天國最最迫在眉睫之事，在外大將如陳玉成、李秀成又從心理上瞧不起他這麼一個「書呆子」，所以他的建議沒有一條落實到實處。 本來，洪仁玕由於精通英語，與好多洋教士關係密切，並把美國教士羅孝全請到了天京。1862年，隨着洪仁玕殺死羅孝全僕人一事的發生，加上羅孝全覺得自己想在太平天國宗教上獨掌大權的幻想落空，這個「洋和尚」憤然出走，此後在媒體大肆攻訐洪仁玕。加之，因為一些請求遭拒，洋人們對洪仁玕的印象也一落千丈，紛紛認定他是很狡猾的太平軍謀士，「其理論，其行為，均不甚正大，彼之著作，不過是籠絡外國教士之手段而已」（英國駐華公使普魯斯）。 1862年下半年起，由於援助安慶失敗，洪秀全基本上不再信任洪仁玕，這條老「海帶」只能一直陷於憂懣的狀態。直到洪教主臨死，託付無人，他才想起這位族弟，臨終託孤，讓他力扶幼主。 從另一個角度講，洪仁玕晚節不錯，是條漢子，城破被俘後，堅貞不屈，還以「文天祥」自比，雖然不脫書生迂腐和不倫不類，倒很是有氣節可言。 羅爾綱先生把二破江南大營和太平軍開拓蘇浙的功勞算在洪仁玕頭上，其實有失公允。那些功勞均是陳玉成、李秀成等將領所為，洪仁玕不曉兵略，根本沒能力指揮大局。 客觀評價洪仁玕，還是句老話：百無一用是書生！
洪仁玕遺詩
其一： 春秋大義別華夷，時至於今昧不知；北狄迷伊真本性，綱常文物倒顛之。 其二： 志在攘夷願未酬，七旬苗格德難侔；足跟踏破山雲路，眼底空懸海月秋。 意馬不辭天地闊，心猿常與古今愁；世間誰是英雄輩，徒使企予嘆白頭。 其三： 英雄吞吐氣如虹，慨古悲今怒滿胸；獫狁侵周屢代恨，五胡亂晉苦予衷。 漢唐突厥匈奴犯，明宋遼元韃靼凶；中國世仇難並立，免教流毒穢蒼穹。 其四： 北狄原非我一家，錢糧兵勇盡中華；誑吾兄弟相殘殺，豪士常興萬古嗟。
除了這幾首，後來他補了四句，《北華捷報》譯載詩句，又給簡又文先生譯其中的後兩句(我國祚雖斬，有日必復生)，原詩文英譯內容如下： And now in parting one word more, One pleasurable thought outpour。 Though our kingdom’s passed away, It will live again another day。 參考全譯為：「臨終有一語，言之心欣慰；我國雖消逝，他日必復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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