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

漢朝簡介

西漢及東漢疆域大致相同，蜀漢疆域僅限西南蜀地一帶。 漢朝（前202年－220年）是中國歷史上繼秦朝之後出現的朝代，分為西漢（前202年－9年）與東漢（25年－220年）兩個歷史時期，合稱兩漢。西漢為漢高祖劉邦所建立，建都長安；東漢為漢光武帝劉秀所建立，建都洛陽。其間曾有王莽短暫自立的新朝（9年－23年）。另外，由於曹丕篡東漢後，劉備在蜀地建立國號為「漢」的獨立政權，部分史學家遂視其為漢朝的延續，而將其歸入漢朝的一部份，如此漢朝滅亡則是在263年，但大部分說法均將蜀漢政權歸入三國朝代史中。 漢朝是一個持續穩定強盛的王朝，創造了輝煌的文明。有人把漢朝和同時期的羅馬帝國與印度的孔雀王朝稱為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文明。西漢王朝漢世宗孝武皇帝在位時期所確立的中國社會與政治制度，一直延續到20世紀初葉。西漢進一步奠定了漢民族的民族文化，西漢所尊崇的儒家文化成為當時和日後的中原王朝以及東亞地區的社會主流文化。到現在，「漢人」仍然為多數中國人的自稱，而華夏族亦慢慢被稱為「漢族」，華夏文字亦逐漸被稱為「漢字」。 西漢起初在漢太祖劉邦在位時根據五德終始說，定正朔為水德，到漢武帝在位時，又改正朔為土德，直到王莽建立新朝，方才採用劉向、劉歆父子的說法，認為漢屬於火德。漢光武帝光復漢室之後，正式承認了這種說法，從此確立東漢正朔為火德，東漢及以後的史書如《漢書》、《三國志》等皆採用了這種說法。因此漢代有時也被稱為「炎漢」，又因漢朝皇帝姓劉而稱「劉漢」。[1]

西漢簡介

西漢疆域 西漢 (西元前207年-西元25年) 西漢是漢朝的第一個時期，從西元前207年到西元25年 。在漢朝中西漢是強盛時期，從文景之治到漢武帝的一代雄主，政治經濟和文化都發展到了一個高峰期。

西漢雖然取代了秦朝，但各項制度基本上都秦朝繼承過來，只是大的政策有了改變，從秦朝行苛政而速亡的事實中吸取教訓，改為休養生息，文帝和景帝時期的賦稅也降到了十五稅一和三十稅一，這個漢武帝的強盛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這時期的法制也向文明化過度，酷刑開始廢除。

漢武帝則進一步加強了皇權，採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但他的方法和暴秦不同，是把學習和選官結合起來，使用，引導人們讀儒家著作，逐步統一了思想，達到忠君以鞏固皇權的目的。

西漢時期的對外貿易也很發達，絲綢之路就是典型的代表，社會經濟在這期間也空前繁榮，耕地擴大，冶金和紡織技術相當先進，現在鞏縣鐵生溝遺址發現的低溫炒鋼爐在世界冶金技術史上有著極重要的地位。

西漢末期由於土地兼併劇烈，奢侈腐敗盛行，導致社會矛盾日趨激化，被王莽所建的「新」朝所取代，但王莽也在綠林赤眉起義的浪潮中被殺。西元25年，劉秀重建漢朝，史稱為東漢。

西漢建立

劉邦 西漢王朝的開國皇帝

劉邦登位

項羽敗亡以後，掃除了劉邦當皇帝的最大的、公開的障礙。建立統一的封建中央政權條件完全具備。剩下的問題只是如何把皇冠戴到劉邦的頭上了。

西元前202年二月，由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等諸侯王聯合上書，請求劉邦稱帝。這幕「上皇帝尊號」的喜劇導演的雖然就是劉邦本人，但表面上他還要裝模作樣地「推讓」一番。經過如此這般地表演，劉邦才答應：「諸侯王幸以為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二月初三在「汜水之陽」的定陶，舉行了簡單的登基儀式。從此，劉邦由「漢王」變成漢王朝的「皇帝」，登上了他日夜夢想的帝位。西元前202年在「汜水之陽」劉邦君臣所表演這一套「勸進」程序，很具有典型性。在以後的封建社會歷年中，凡是推翻舊王朝的第一代皇帝，多數都採用這種被「勸進」的方式，顯得出於「無奈」，口稱為「民」，半推半就地坐上皇帝寶座。儘管當皇帝是他們夢寐以求的事，但臨上台前，總要「推讓」一番。這也是中國封建專制制度的獨特現象。

劉邦在「汜水之陽」出「漢王」改稱「皇帝」，也就在制度上確立了定於一尊的地位，成為全國最高的統治者，完成了由秦到漢的改朝換代的歷史性過渡。

定都遷都

汜水之陽的定陶，只是劉邦即帝位的臨時地點，漢的國都原在櫟陽。楚漢戰爭結束後，關東廣大地區都統一在漢王朝之下，若仍在櫟陽建都就不妥。於是高帝五年（前202年）五月，劉邦定都洛陽。其意義不難看出及襲東周舊制，居「天下」之「中心」。

但定都後不久，有前往隴西戍邊的齊人婁敬，路過洛陽時求見劉邦。他向劉邦指出：應遷都關中。婁敬詳細地分析了將國都遷往關中的好處。由於追隨劉邦開國的元勛多是關東人，不願到離家張較遠的關中去，所以堅持要定都洛陽。在這一片反對聲中，只有張良支持婁敬的看法，他指出：洛陽附近「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而關中不僅地勢險要，物產豐富，「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而且宜於對廣大的關東地區進行控制：「陰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午里，天府之國也」。張良的分析，使劉邦下定決心，立即拜婁敬為奉春君，賜姓劉氏，當天即下令遷都關中。

劉邦車駕由洛陽入居關中。開始仍在棟陽舊都「治棟陽宮」，同時命少府陽城延在原奉都咸陽以東的長安鄉建築新宮，至高帝七年（即200年）二月，始具規模，首都從棟陽遷往長安。從此以後，長安成為全國政治中心。

以後的事實證明，西漢遷都關中的措施是有利於地主階級統治的。因此，長安不僅始終是西漢王朝的首都，而且在兩千年封建社會裡，有不少王朝建都於此，成為中國城市中作為國都年代最久的一個。這本身就說明了西漢定都關中是正確的。

朝儀法規

在推翻秦王朝之初，漢王劉邦就曾宣布廢除秦代苛法繁儀。所以，在劉邦剛稱帝時，朝廷之禮儀法規甚不具備，群臣竟可在皇帝面前飲酒爭功，以至醉後狂呼亂叫，拔劍擊柱，喧囂鬧嚷，不成體統。對此，劉邦當然頗為不滿。

博士叔孫通就趁機勸說皇帝應召儒生制定朝儀，並自薦承擔這一任務。得到劉邦首肯後，叔孫通即征魯諸生30餘人，采古禮與秦代禮儀制定出一套朝儀。由於叔孫通曾為秦博士，他所制定的這些朝儀，也從此開始實行。是日，天尚未明，宮中侍衛、儀仗已羅立廷中。皇帝傳警，群臣按事先排演好的次序，依官階高低進入奉賀。禮儀莊嚴、場面肅穆，顯示出皇帝的威嚴，臣下莫不震恐肅敬。行禮畢，舉行朝宴，皆以職位高低向皇帝依次敬酒，一改以前那種喧譁、混亂的狀態，益發使人威懾於皇權之「神聖」。劉邦高興地嘆道：「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將叔孫通封為太常。從此，西漢一代的朝儀就這樣確定下來。

成皋之戰後，楚漢戰爭進入了最後階段，項羽日益孤立，糧秣得不到補充，韓信又繼續進兵西楚，漢四年八月，項羽向劉邦提出議和，楚漢約定以漚溝為界中分天下，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九月，項羽率兵東歸，而劉邦則彩納張良、陳平的計策，乘機追擊楚軍於固陵；並且調令韓信、彭越等人率兵圍殲項羽，命劉賈渡淮包圍壽春，誘使楚大司馬周殷畔楚。次年十二月，項羽被圍困於垓下，漢軍四面唱起楚歌，楚軍士無鬥志；項羽率少數騎兵突圍至烏江，自刎而死。楚漢戰爭最後以劉邦奪取天下，建立漢王朝而告終。

楚漢戰爭前後進行了四年，雖然對經濟生產和廣大人民的生活帶來了不利的影響，但它換來了國家的統一和社會的安定，因而是有積極意義的。

西漢制度

漢初統治

穩定封建秩序

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 穩定封建秩序西漢建國初，由於秦王朝的殘暴統治，加上連年戰爭的破壞，社會經濟凋敝，人民大量逃亡。漢初的人口，較之秦代大大減少，大城市人口剩下十分之二三。甚至出現了「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的現象(《史記·平準書》)。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恢復封建統治秩序，發展封建經濟，這是關係到西漢地主政權能否維持並鞏固下去的首要問題。對於西漢統治者來說，農民起義推翻秦朝的事實時刻縈繞在他們的腦際。這種情況使他們不能不採取一些比較現實的措施。

從西元前202年（漢高祖五年）開始，漢高祖頒發了一系列詔令，主要內容有： 其一，組織軍隊復員。軍隊官兵復員為民，根據功績大小，按照軍功爵位的高低，賜給數量不等的土地。同時還規定，這些復員的官兵。願留在關中者，免除十二年的徭役，回歸原籍的，免除六年。這樣，就使爵高位顯的軍官變成大地主，一般士兵也得到土地，成為自耕農，從事生產勞動。 其二，賜軍吏卒以爵位。凡軍吏卒爵在大夫以下或無爵者，皆賜爵為大夫（第五級爵），位在大夫以上者，晉爵一級，爵在七大夫以下者，免除全家賦役；七大夫以上者，分給食邑。這一條詔令的作用，就是從政治、經濟上扶持一批因軍功而獲得土地的地主。 其三，招撫流亡。令戰爭期間流亡山澤不著戶籍的人口，各歸原籍，「復故爵田宅」。這使許多因秦末農民戰爭而喪失土地與爵位的地主和自耕農，重新獲得土地和爵位，這對安定人民生活，恢復和發展生產，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其四，釋放奴婢。詔令規定：因飢餓而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

以上是地主階級適應農民戰爭後階級關係發生變化而採取的措施，它一方面扶植了一大批軍功地主，擴大了漢王朝的統冶基礎，使封建統治秩序重新穩定下來，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農民戰爭的勝利成果，使脫離生產的農民回到了土地上，占有少量土地，有了生產條件。這樣，客觀上緩和了階級矛盾，安定了社會秩序，有利於生產的恢復。

政治、軍事制度及法律

西漢初年，基本上沿襲了秦朝的政治制度。在皇帝之下，設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別掌管政務、軍事和監察，稱為「三公」。「三公」之下，設有掌管國家軍政和宮廷事務的「九卿」。地方行政機構，除沿襲秦朝的郡縣制外，漢初還分封諸侯王，形成郡國交錯的局面。郡縣官制承襲秦代，封國官職仿照中央。縣以下的基層組織仍為鄉、里。這樣就恢復了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套統治機構。　　為了鞏固封建統治，西漢建立了比秦朝更為完備的武裝力量。在中央設立南、北軍，分別由衛尉、中尉統領，作為守衛皇宮和京師的常備軍。在地方，有經過訓練的預備軍，根據地區的具體條件，分別設材官（步兵）和騎士（騎兵），這些預備隊皆由郡守和郡尉掌管。常備軍和預備軍的兵員，都由郡國徵調來的「正卒」充任。　　漢初除了建立軍隊外，又制定了法律。劉邦入關之初，約法三章，只是臨時措施。西漢政權建立後，劉邦令蕭何根據《秦律》制定《漢律》。除去秦律夷三族及連坐法，在秦律的基礎上，又增加三章，合為九章，故稱《九章律》。 除了法律之一，皇帝的命令也起法律的作用，必須無條件執行。這是封建專制主義政治制度的特徵。

西漢雞心佩	西漢青銅器	西漢 錯金銀銅鎮

文景之治

漢高祖總結秦亡的教訓，實行黃老無為政治，採取「與民休息」的政策。到了文帝、景帝時期，倡導以農為本，進一步推行「輕徭薄賦」、「約法省禁」的政策，使生產得到恢復和發展，史稱「文景之治」。

文帝時，提倡以農為本，多次發布詔令勸農，以發展封建的農業經濟。西元前167年七月，文帝下詔「除田之租稅」；西元前156年六月，景帝「令田半租」，即三十稅一，並成為漢朝的定製。文景時又減少地方的徭役、衛卒，停止郡國歲貢，開放山澤禁苑給貧民耕種；並頒布了賑貸鰥寡孤獨的法令。這些措施的施行，減輕了農民的負擔。文景之世，「流民既歸，戶口亦息」，糧價也大大降低，「谷至石數十錢」。

文景時期，在恢復經濟的同時，「懲惡亡秦之政，倫議務在寬厚」。施行「約法省禁」的政策，廢除了一些嚴刑苛法，如妻孥連坐法、斷殘肢體的肉刑等，並減輕笞刑，以緩和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所以這個時期，許多官吏斷獄從輕，不求細苛，以至有「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斷獄數百，幾致刑措」之說。這和秦時「斷獄歲以千萬數」的慘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文景時期的「與民休息」政策，對恢復和發展生產起了一定的作用，從而使封建統治進一步鞏固起來。

壓制割據勢力

早在楚漢戰爭中，劉邦為了打敗項羽，曾分封了韓信、英布、彭越等一些重要將領為王。漢初，被封的異姓王有七個。此外，還封了功臣蕭何等一百四十多人為列侯。這些異姓王的存在，對中央集權是一個嚴重威脅。 從西元前202年到西元前195年，漢高祖借謀反的罪名，將韓信、彭越、英布、臧荼等殺掉，張敖（張耳子）被廢為列侯，韓王信逃入匈奴，僅留下一個勢力最小的吳芮。隨著異姓的翦除，漢高祖「懲戒亡秦孤立之敗」，又陸續分封了九個劉姓子弟為王，以代替異姓王，並殺白馬為盟，立誓：「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其實封國的存在，對中央集權必然是個離心力。隨著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諸王的勢力日益膨脹，諸王掌握著封國內的徵收賦稅、任免官吏、鑄造錢幣等政治、經濟大權。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勢。

西元前177年，濟北王劉興居乘文帝擊匈奴之機，發動武裝叛亂。三年之後，淮南王劉長又步劉興居後塵。這兩處叛亂雖然被消滅，但擁有五十三城的吳王劉濞又露出不臣的形跡。面對地方割據勢力日益強大的問題，許多官吏都感到事態的嚴重。當時，梁王太傅賈誼給文帝上了有名的《治安策》，提出了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主張。文帝按照這個建議把一些王國分小，又把自己的兒子封在梁國，作為屏障。景帝時，吳王劉濞叛亂的形跡更加明顯。於是，御史大夫晁錯建議削奪諸侯王的封地。景帝採納了晁錯「削藩」的建議，開始削奪王國的一部分土地，劃歸中央直接管轄，吳楚等七國遂於西元前154年（景帝前元三年）舉兵叛亂。 吳王濞是這次叛亂的主謀和首領。他倚仗吳國冶銅、鑄錢、煮鹽等優越的條件，早已蓄謀奪取皇位。他聯合了膠西王、楚王、趙王、濟南王、菑川王及膠東王，藉口「請誅晁錯，以清君側」，共同起兵。吳楚七國之亂爆發後，景帝派太尉周亞夫等率大軍前去迎擊，同時又殺晁錯。但劉濞繼續進攻，於是景帝決心討平叛亂。 周亞夫率領大軍迎擊吳楚七國叛軍。下邑（安徽碭山東）一戰，「吳大敗，士卒多飢死叛散」。周亞夫率精兵追擊，吳王劉濞僅率千人南逃，後被東甌所殺。其餘諸國也被打敗。七國之亂經過三個月就平定了。七國之亂的平定，使諸侯王勢力受到致命的打擊。

西元前145年（中元五年），景帝「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改王國丞相為相，廢除其御史大夫、廷尉等官，對大夫以下的其他官吏也予以裁減。把王國的行政權和官吏的任免權全部收歸中央，「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不能掌握政治軍隊。從此以後，王國實際上變成了和中央直接統轄的郡一樣的地方組織。

西漢五銖	西漢陶罐

中央集權

頒布「推恩令」西元前140年，漢武帝即位以後，進一步採取了一系列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 繼續打擊地方勢力。漢武帝於西元前127年（元朔二年）採納中大夫主父偃的建議，頒布「推恩令」。

規定諸侯王除由嫡長子繼承王位外，其他諸子都在王國範圍內分到封地，作為侯國。從此，「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封國越分越小，勢力大為削弱。後來，漢武帝又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左官律」規定，凡在諸侯王國任官者，地位低於中央任命的官吏，並不得進入中央任職。以此限制諸侯王網羅人才。「附益法」嚴禁封國的官吏與諸侯王串通一氣，結黨營私，以達到孤立諸侯王的目的。

西元前112年（元鼎五年），漢武帝以諸侯王所獻助祭的「酎金」成色不好或斤兩不足為藉口，奪爵、削地者達106人，占當時列侯的半數。至此，王、侯二等封爵制度雖然還存在，但所封王、侯只能「衣食租稅」，不得過問封國的政事，封土而不治民。通過這些措施，基本上結束了漢初以來諸侯王割據的局面。此後，中央政權對地方的控制加強了。

君主集權的加強

漢武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提高皇權，採取了限制丞相權力的措施。他親自過問一切政務，令九卿不通過丞相直接向他奏事。與此同時，還提拔了一批中下層官員，作為自己的高級侍從和助手，替他出謀劃策。這樣，在朝官中有了「中朝」和外朝之分。由尚書、中書、侍中等組成的「中朝」成為實際的決策機關，而以丞相為首的外朝官，逐漸成為執行一般政務的機關了。中外朝的形成，顯示了皇權的高度集中。

漢武帝還頒行了一套新的選用官吏制度，以擴大統治基礎。漢初，官吏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按軍功爵位的高低，選任各級官吏，二是選自郎官，即郎中令屬下的中郎、侍郎、郎中、議郎等。郎官的職責是守衛宮殿和做皇帝隨從，經過一段時間，中央或地方官有缺額，即可由郎官中選用。軍功地主到武帝時已經沒落。郎官多出自「任子」或「貲選」，難於選拔真正的人才。因此，漢武帝即位後，除沿用上述制度外，又建立了新選拔制度：其一，察舉制。漢文帝時已有「賢良」、「孝廉」之選，但未形成正式制度。漢武帝時，開始明文規定下來，凡丞相、列侯、刺史、守、相等推舉，經過考核，任以官職。不久又規定依人口的數量，按比例選舉，取消了資產的限制。這樣使察舉制逐漸完善起來。　其二，「徵召」制。徵召那些有一定能力而又不肯出仕的人，由漢武帝召見，確有才能，授予官職。與此同時相配合的還有「公車上書」之制，天下吏民上書言事，如有可取者，即以其所長，授以官職。 　其三，博士弟子考試成績優異者，也可入仕。西元前124年（元朔五年），漢武帝採納公孫弘的建議，置五經博士弟子，每年考試，凡能通一經以上者，可補文學掌故的官缺，成績得甲等者並為郎官。漢武帝通過這些措施，選拔了一批有才能的人，從而進一步加強了封建統治機構。

平帝(劉衎)出生:元前9年--去世:西元5年(在位5年)	文帝(劉恆)出生:元前202年--去世:元前157年(在位23年)	哀帝(劉欣)出生:元前26年--去世:元前1年(在位6年)
成帝(劉驁)出生:元前52年--去世:元前7年(在位26年)	元帝(劉奭)出生:元前75年--去世:元前33年(在位16年)	景帝(劉啟)出生:元前188年--去世:元前141年(在位16年)

收歸鑄幣權

漢初，聽任郡國自由鑄錢。這一方面造成幣制混亂，阻礙了商品的正常交換，另一方面，一些貴族官僚、富商大賈操縱造幣之權，富比天子，威脅中央。吳楚七國之亂時，鑄幣便為其提供了重要財力支持。

西元前113年（元鼎四年），漢武帝下令宣布禁止郡國鑄錢，把全國各地私鑄的錢幣運到京師銷毀，把錢幣大權收歸中央。成立了專門的鑄幣機構，即由水衡都尉的屬官鍾官、辨銅、技巧三官負責鑄造五銖錢。這次新鑄的五銖錢（也稱上林錢或三官錢），重如其文，錢的質量很高，便於流通，成為當時唯一合法的貨幣。

鹽鐵官營，均輸平準

漢初，鹽鐵為私人經營，國家僅設官收稅而已，特別是文帝時，對鹽鐵經營採取放任政策。漢武帝採納大商人孔僅和東郭咸陽的建議，決定把私人壟斷的冶鐵、煮鹽、釀酒等重要工商部門收歸國家壟斷經營，在全國產鹽鐵的地方設立鹽鐵專賣署，並任命當地的大鹽鐵商為鹽、鐵官，管理煮鹽、製造鐵器和買賣鹽鐵等事務。不產鐵的地方設小鐵官，以熔化廢鐵作農具或用具。鹽鐵官營後，嚴禁私人鑄鐵和煮鹽。自從鹽鐵官營後，漢政府大大增加了收入。但是管理鹽鐵的官吏多為鹽鐵商人，經營不善，往往產品質量低，價格昂貴，貧民購買不起。

漢武帝死後第六年，即西元前81年，郡國所舉的賢良文學，曾議罷鹽鐵官營事。會議的結果，取消了酒的專賣和關內鐵官，對官營政策作了很大的調整。

漢武帝在實行鹽鐵官營的同時，推行了均輸平準政策。西元前110年（元封元年），漢武帝採納大農令桑弘羊的建議，在全國實行均輸平準政策。所謂均輸，就是調劑運輸；平準即平衡物價。原先漢政府各部門常常搶購物資，引起物價上漲，地方上交中央的貢賦，往來煩難，「或不償其費」。而且富商大賈囤積居奇，操縱物價。於是由大農令統一在郡國設均輸官，負責管理、調度、徵發從郡國徵收來的租賦財物，並負責向京師各地輸送。又由大農令置平準官於京師，總管全國均輸官運到京師的物資財貨，除去皇帝貴戚所用外，做為官家資本經營官營商業。「貴則賣之，賤則買之」，調劑物價，並獲取收益。

實行鹽鐵官營、均輸平準政策後，「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算緡和告緡

為了打擊富商大賈、高利貸者的經濟力量，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漢武帝於西元前119年（元狩四年），頒布了算緡和告緡的命令。

算緡就是向大商人、高利貸者徵收財產稅。規定商人財產每二千錢，抽稅一算（一算為一百二十錢），經營手工業者的財產，凡四千錢，抽一算；不是三老和北邊騎士而有軺車者，每輛抽稅一算，商人的車，則徵收二算；船五丈以上者，每隻船抽稅一算。隱瞞不報或自報不實者，鼓勵知情者揭發，叫做「告緡」。凡揭發屬實，即沒收被告者全部財產，並罰戍邊一年，告發者獎給被沒收財產的一半。此令一行，各地爭相告緡。在楊可主管告緡事務時，告緡之風，遍及全國。

上述各項措施的實行，限制和打擊了富商大賈、豪強、貴族的經濟勢力，增加了西漢政府的財政收入，暫時解決了由於戰爭和奢侈浪費所造成的困難，加強了中央集權的經濟力量。但卻對商品經濟產生了相當大的消極影響。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漢初經過七十年左右的休養生息，地主階級的統治已經鞏固，社會經濟有了新的發展，無為而治的黃老思想，已不能適應地主階級的要求。主張加強君主集權、實現大一統的儒家思想便起而代之。於是，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即用經過董仲舒改造過的儒學思想，作為統治思想。

漢武帝所以要用董仲舒的儒家思想作為統治工具，首先是董仲舒非常強調「大一統」，這種思想適合政治上大一統的需要，可以作為加強中央統一集權制的理論根據。其次，是由於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吸取了道、法、陰陽五行等學說，他說：「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這就是利用道家的天道觀，為封建政權服務，把道家的道統，變成封建的法統。董仲舒還特別強調法治，把儒法兩家糅合為一體，既主張「以教化為大務」，又主張「正法度之宜」，這種統治思想一直為歷代封建統治者所奉行。 自從漢武帝確定「獨尊儒術」以後，儒學成了封建統治階級的正統思想。

強化了軍隊和法律

漢武帝在廣開仕途的同時，又採取措施，強化了軍隊和法律。在中央的常備軍中，增設八校尉，隸屬北軍；增設期門軍、羽林軍，隸屬南軍。此外，又增設樓船（水軍）等軍種。軍隊的加強，使中央集權有了更堅強的支柱。同時也加強了對外和對內鎮壓的力量。漢武帝時，法律更為嚴密煩苛，表明封建專制主義對人民統治的殘酷性。

昭宣中興

咸陽西漢帝陵 漢武帝末年，由於長時期的興師暴眾和嚴刑峻法，階級矛盾日益尖銳，農民起義的烽火四處燃燒。在民怨沸騰的情況下，漢武帝不得不下輪台罪己之詔，表示要發展生產，與民休息。 漢武帝死後，昭帝、宣帝相繼當政，西漢歷史進入昭、宣時期。

這一時期，統治集團主要採取了輕徭薄賦、重視吏治、平理刑獄等政策和措施。使一度動盪的西漢王朝又穩定下來。史稱「昭宣中興」。

西漢經濟

農業發展

牛耕普遍，鐵農具推廣

西漢酒泉勝跡 西漢時期農業生產的發展，主要表現在牛耕更加普遍，鐵農具更進一步推廣，水利工程的大量興建，耕作技術有了顯著的改進。

在西漢前期，牛耕已在黃河流域逐漸盛行起來，也存在用馬耕地的現象。與此同時，鐵製農具的製作與使用比較廣泛，特別是在漢武帝時期，冶鐵業歸國家壟斷，鐵器的推廣更為迅速。

不但中原地區普遍使用鐵器，而且推廣到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鐵製農具的種類也增多了。僅鐵犁中，就有鐵口犁鏵、尖鋒雙翼犁鏵、舌狀梯形犁鏵，還有大型的犁鏵。特別是在山東安丘、河南中牟和陝西西安、咸陽等地都發現有鐵犁壁。犁壁的發明是耕犁改革中的一個重大發展。沒有犁壁就起不到碎土、鬆土、起壠作畝的作用。

治理黃河

西漢的水利事業比戰國時期有了新的發展。突出的成就是治理黃河和關中等地興修了一些較大的水利工程。治理黃河是西漢規模較大的水利工程。

漢初，黃河屢次決堤，造成了嚴重的水災。西元前132年（元光三年），黃河又在瓠子（河南濮陽西南）決口，泛濫成災，遍及16郡。西元前109年（元封二年），漢武帝徵調幾萬民工前去修治。經過這次治理，黃河在八十年間沒有發生大災。

「井渠法」

漢武帝時在關中開鑿了幾條較大的灌溉渠。西元前129年，為了轉輸由關東西運的漕糧，在著名水工徐伯的領導下，徵發幾萬民工開鑿了與渭河平行的漕渠。漕渠在渭河南岸，東注入黃河，長達一百多公里。渠成後，不僅使這一段的漕運時間縮短一半，而且使沿渠兩岸萬餘頃地受益。

與此同時，又徵發民工修龍首渠。這條渠是從今陝西澄城縣狀頭村引洛水灌溉今陝西蒲城、大荔一帶田地。渠道要經過商顏山。這裡土質疏鬆，渠岸易於崩毀，不能採用一般的施工方法。勞動人民發揮聰明智慧，發明了「井渠法」，使龍首渠從地下穿過七里寬的商顏山。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條地下水渠。

西元前111年（元鼎六年），又在鄭國渠上游修了六條輔助的小渠，稱六輔渠。西元前95年（太始二年），從仲山口（陝西涇陽西北）引涇河至櫟陽（陝西臨潼櫟陽鎮），這就是白渠。全渠長近二百里，灌溉農田4500餘頃，水中泥土又可肥田。此外，又在今山東泰山下引汶水灌溉農田，在甘肅境內引黃河水灌田，在今安徽境內引淮水灌溉，等等。

「代田法」與「區種法」

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農業耕作技術也有提高。漢武帝末年，搜粟都尉趙過總結了西北地區抗旱鬥爭的經驗，推廣了「代田法」。

趙過還發明了耬車。耬車是一種播種機，能同時播種三行，大大提高了播種效率。在遼陽三道壕西漢晚期村落遺址中發現過一件鐵製耬足，山西平陸棗園村王莽時墓葬壁畫上的三足耬畫像，可見當時已廣泛採用耬車播種技術。漢武帝曾下令在全國範圍內推廣這種先進技術、新式農具。　　到成帝時，氾勝之又總結了一種新耕作方法── 「區種法」。這是一種園藝式耕作技術，把土地劃成許多小區，集中使用水肥，精耕細作，提高了單位面積產量。 由於農業生產的發展，耕地面積也不斷擴大，到西漢末年，墾田面積已達8270500餘頃，人口達5900餘萬，比戰國時期增加兩倍以上。

手工業進步

冶鐵業

漢代的冶鐵業作坊多，規模大。20世紀50年代後，在河南、山東、北京、江蘇等地發現了許多漢代冶鐵遺址，其中以河南鞏縣鐵生溝村和南陽北關瓦房莊等地遺址規模最大。從這些遺址可以看出西漢冶煉工序集中，設備齊全。河南鞏縣鐵生溝村出土了一件鐵工具，經化驗有十分良好的球狀石墨，有明顯的石墨核心和放射性結構，與現行球墨鑄鐵國家標準一類A級石墨相當。同時發現炒鋼爐一座。炒鋼這一嶄新的高效率的先進技術的出現，說明西漢的冶鐵技術已達到了一個更高的發展階段，在鋼鐵冶煉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戰國時期冶鐵業一般只能冶鑄農具和少數手工工具，鍛制兵器還比較少。到了西漢，不僅能生產鐵製長劍、長矛、環首大刀，而且生活器皿和雜用工具也廣泛使用鐵製，如燈、釜、爐、剪等都已在西漢中期的遺址中發現。這說明漢代鐵器的使用已相當廣泛。

西漢 壁畫《趙氏孤兒圖》	西漢 長樂未央博局紋鏡	西漢彩繪步兵

絲織業

西漢時期絲織業也是比較發達的，紡織技術也有很大的提高。當時，長安和臨淄（山東淄博市）是全國絲織業的中心。長安設有東西織室，臨淄和陳留襄邑（河南睢縣）等地設立了大規模的官營作坊，作坊的織工常達數千人之多。在絲織業發達的城市裡，也有富商大賈經營的作坊。農民家庭則主要是紡織自己穿用和繳納賦稅的麻布、葛布和絹帛，有時也出售一小部分紡織品。

絲織品的種類很多，官營作坊以生產比較貴重的錦、繡、紗縠為主。1972年，從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文物中，有保存完好的絹、紗、綺、錦、起毛棉、刺繡、麻布等絲麻織品，這些絢麗多彩的高級絲織物，用織、繡、繪、印等技術製成各種動物、雲紋、卷草及菱形等花紋，反映西漢的紡織技術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特別是一件素紗禪衣，薄如蟬翼，輕若煙霧，其重量僅49克，充分顯示了中國古代勞動人民的創造才能。在山東臨沂銀雀山出土的西漢帛畫和漢畫像石中已有單錠紡車的圖像。特別是1956年在江蘇銅山洪樓出土的畫像石上面刻有幾個人物在織布、紡紗和調絲操作的圖像，展示了一幅紡織生產的生動情景。

西漢時不僅有紡紗的工具，而且出現了織布機。秦漢之際，斜織機在南北方地區已經比較普遍，在農村廣泛地採用了腳踏提綜的織機。同時還有織造提花織物的機械──提花機，提花技術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 漢錦是漢代織物水平的代表，是多彩織物。經對絲織品的化學分析，知道是用茜草素和藍靛作染料，可染成綠、紅等色。這比戰國時的染色工藝提高了一步。

工藝水平

西漢手工業的發展，還表現在高超的手工工藝水平上。

1968年，在河北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夫婦墓中發掘出大量的精美的器物。例如出土的「長信宮燈」，製成一個宮女雙手執燈的形象，十分生動，設計更為精巧，可以拆卸，燈盤可以轉動，燈罩可以開合，隨意調整燈光的亮度和照射的角度；宮女頭部可以拆卸，體內空虛，右臂與煙道相通；通過煙道而來的蠟炬的煙被容納於體內，以保持室內的清潔。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墓中兩套完整的「金縷玉衣」，是由2000多塊玉片和黃金製成的絲縷編綴而成，其製作工藝精美絕倫。

在西漢，官營手工作坊中，主要生產者是工奴和刑徒，私營作坊中的勞動者，主要是奴隸，只有家庭手工業的生產者是「編戶齊民」。漢代燦爛的手工業成果，就是由這些刑徒、奴隸和家庭手工業勞動者創造的。

漆器業

西漢的漆器業也有很大的發展。在蜀郡（成都）和廣漢等地設置工官監造漆器。當時上層之家都使用漆器，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就出土了大量的漆器。漆器的種類很多，有耳杯、盤、壺、盒、盆、勺、枕、奩、屏風等。出土的西漢漆器，特別是馬王堆的器物，大多色彩鮮艷，光澤照人，精緻美觀，特別是漆器上的彩繪，技巧更高，畫法瀟灑生動，奔放有力，線條乾淨流利。

商業繁榮

「交通王侯」

繁華西漢 漢初，雖然曾禁止商人衣絲乘車、作官為吏，但國家的統一，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山澤禁令的放弛，給商業的繁榮創造了條件。當時的富商大賈「周流天下」，非常活躍，甚至富比天子，「交通王侯」，形成有影響的勢力。

西漢時商業經營的範圍很廣，據《史記》所載，當時市場中陳列著糧食、鹽、油、醬、果類、菜類、牛、馬、羊、布、帛、皮革、水產等幾十種商品。

京師長安

當時最大的都市是京師長安。據考古發掘，長安城周圍長22600多米，相當漢代六十多里長。規模之大，超過古代羅馬城三倍以上。城垣每面有三個城門，可容四輛大車並行。城內街道縱橫交錯，有八街（縱街）九陌（橫街）之稱。街道三道並列，與城門的三個門道相連接，其中中央大道特別寬大，是皇帝專用的「馳道」。全城中部和南部幾乎全是宮殿區，占全城三分之二。城西北角的東、西九市，是商業活動區。長安商業很繁華，在九個市場之內，聚集著各種大小商店，出賣各地的貨物。同類商店又集中在一處，成為許多市，如酒市、牛市、馬市、羊市等。這些已被考古發掘所證實。

東、西九市不僅是商業區，而且也是手工業區，如市內便有官府手工業作坊。城內北邊一部分是居民區，占全城的十分之一左右。據記載，西漢末長安人口有24萬之多。

除長安之外，洛陽、臨淄、邯鄲、宛（南陽）、成都等都是當時著名的大都市。洛陽水陸交通方便。臨淄絲織業發達，人口密集，是齊魯的中心。邯鄲是黃河以北的商業中心。宛是南北交通要道，冶鐵業很發達。成都的手工業，特別是蜀錦，馳名全國。西漢的城市，不僅在中原地區星羅棋布，就是在南方地區也有很大的發展。如江陵（湖北江陵）、吳（江蘇蘇州）、番禺（廣州）等，或為一方都會，或為對外貿易的重要城市。

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和中小城市的興起，西漢的交通運輸業也發達起來。在長沙、廣州等地的漢墓中曾多次發現木製、陶製船舶或木車明器。1974年在廣州秦漢造船工場遺址中發現有三個平行排列的造船台，還有木料工場，船台和滑道相結合，外形和鐵路略相似，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組成。這些遺址，反映了當時水上交通的繁榮和海外貿易的活躍。在廣州、長沙等地，出土了玻璃、玉髓、琥珀、瑪瑙、雞血石和水晶等玉石佩飾。這些東西一部分是國內的特種工藝品，而另一部分則系從海外輸入的。

西漢各族

漢與匈奴

「平城之圍」

西漢高祖劉邦 秦漢之際，匈奴族在社會經濟發展的情況下，已經建立了強大的奴隸制政權。匈奴冒頓單于乘楚漢相爭之機，東破東胡，西攻月氏，征丁零、堅昆等部（約在今蒙古至西伯利亞一帶），南滅樓煩、白羊（約在今內蒙古南部），控制了中國北部、東北部和西北部廣大地區，擁有騎兵三十餘萬，勢力十分強大。

隨著奴隸制的形成和發展，匈奴的國家機構也日益完善。最高首領叫單于，單于之下設左、右屠耆王（即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等，這些大貴族都統率軍隊，多的萬餘騎，少的數千騎。大貴族之下還設有各級軍官；處理政治的有裨小王、相、封都尉、當戶等等。這些職位都由貴族世襲。單于又將全國疆土分為三部分，左屠耆王統治東邊，單于居中直接統治，右屠王統治西邊。

匈奴貴族為了掠奪奴隸和財物，經常侵擾西漢的北邊地區。西元前201年（漢六年），冒頓單于發兵圍攻馬邑，韓王信投降，次年又攻晉陽（山西太原市）。漢高祖聞訊，親率三十萬大軍迎戰，被匈奴圍困於平城白登山（山西大同東南）。後來用陳平計，向單于閼氏行賄，才得脫險。史稱「平城之圍」。

「和親」

漢初，由於經濟急待恢復，政權尚未鞏固，漢高祖只好採取「和親」的辦法，把漢室公主嫁給單于，每年送去大批的絲綢、糧食、酒等。但是和親政策，並不能阻擋匈奴的掠奪。

西元前166年（文帝十四年），匈奴老上單于率騎兵十四萬攻殺北地郡（郡治在固原附近）郡尉，前鋒到了雍（陝西鳳翔）和甘泉（陝西淳化），火燒回中宮。八年後，匈奴又從雲中（內蒙古托克托旗）、上郡（陝西榆林南魚柯堡附近）兩郡各侵入三萬騎，長安城警報頻傳。

西漢《牛形燈》	西漢彩繪陶甗	五鳳熏爐

「實邊」

文、景時期，雖然對匈奴採取和親政策，但為抵禦匈奴的侵擾，也作了些防備工作。如文帝改革了邊防軍輪換制度，用免稅、賜爵、贖罪等辦法移民「實邊」。還大力提倡養馬，準備對匈奴進行反擊。

衛青、李息反擊凶奴

漢武帝即位後，由於中央集權大大加強，國家的經濟實力空前雄厚，反擊匈奴的條件完全成熟了。漢武帝時期，反擊匈奴的戰爭主要在西元前133年（元光二年）至西元前119年（元狩四年）間進行，先後打了十幾仗，其中帶決定性的大戰役有三次。

第一次戰役發生在西元前127年（元朔二年）。這一年匈奴侵入上谷、漁陽（北京密雲縣）。漢武帝派車騎將軍衛青、將軍李息率兵出雲中，對河套及其以南的匈奴軍發起突然襲擊，匈奴白羊王逃走。西漢完全收復了河南地區，解除了匈奴對長安的威脅。西漢在這裡設置了朔方郡（內蒙古杭錦旗）和五原郡（內蒙古五原）。

霍去病西征

在西元前121年（元狩二年）。漢武帝派霍去病出隴西，越過焉支山（甘肅山丹縣東南胭脂山）西進，入匈奴境千餘里，和匈奴軍短兵肉搏，大獲全勝。同年夏天，霍去病第二次西征，越居延澤（內蒙古居延海），攻到祁連山，大破匈奴軍，河西的匈奴貴族損失慘重。同年，匈奴貴族內部分裂，渾邪王率四萬人降漢。這次戰役後，漢在這裡置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四郡，歷史上稱「河西四郡」。從此打開了漢通西域的道路。

漠北反擊匈奴

西元前119年（元狩四年）。為了徹底擊潰匈奴，漢武帝召集諸將商議，決定深入漠北反擊匈奴。這一年，大將軍衛青和驃騎將軍霍去病率領十萬騎兵，分東西兩路進軍。針對匈奴貴族認為漢軍不能遠征的錯誤判斷，西漢採取了奔襲追擊的戰術。衛青率領的西路軍，從定襄，越沙漠，北進千餘里，對匈奴單于大軍進行包圍。經過激戰，匈奴單于率數百騎突圍遠逃，其主力全部被殲，漢軍直追至趙信城（蒙古杭愛山下）。霍去病的東路軍從代郡（河北蔚縣一帶）出兵，深入二千餘里，跨過大沙漠，同匈奴左賢王接戰，大敗對手，凱旋而歸。經過這次戰役，匈奴力量大大削弱，無力大舉南下。

「單于和親」

漢武帝反擊匈奴的戰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制止了匈奴貴族的殘暴掠奪，保護了封建經濟的發展，使北部邊境地區得到進一步開發，便利了漢與西域的交通。

隨著匈奴貴族軍事力量的削弱，匈奴族人民和其他被奴役的各族人民反抗匈奴貴族的鬥爭也日益強烈。在此情況下，匈奴統治集團發生內訌。昭帝時，發生了五單于爭立事件，接著分裂為南北兩部。西元前51年（甘露三年），南匈奴呼韓邪單于降漢，北匈奴的郅支單于被迫西遷，後被西漢所殺。呼韓邪單于在漢朝的幫助下，重新統一了匈奴。

西元前33年（竟寧元年），漢元帝以宮人王嬙（昭君）嫁給了呼韓邪單于，結束了百餘年來漢、匈之間的武裝衝突。此後約有半個世紀，在北部邊境出現了和平景象。近年來在包頭等地的漢末墓葬中，出土有「單于和親」等文字的瓦當，是漢、匈關係改善的有力證明。

匈奴貴族和西漢中央之間雖然經常發生軍事衝突，但是漢匈兩族人民之間卻保持著友好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頻繁經濟文化交流不僅豐富了以漢族為主體的內地各族人民經濟文化生活，同時也促進了匈奴族社會經濟的發展。從匈奴族的遺址中發現的房屋、磚瓦以及各種絲織品，說明匈奴人在與漢族接觸後，經濟文化有了很大的進步。

漢與西域

張騫出使西域

張騫 西域同內地的聯繫開始於遙遠的歷史年代，到西元前2世紀左右，西域分為三十六國，互不統屬。在天山以北的準噶爾草原有烏孫、且彌等國；在天山以南，崑崙山以北的塔里木盆地地區，又分為南道諸國和北道諸國。北道諸國有龜茲（新疆庫車）、疏勒、焉耆（新疆焉耆）、車師（新疆吐魯番）等較大的國家。南道諸國有莎車（新疆莎車）、于闐（新疆和田）、樓蘭（新疆羅布泊西）等國。西元前2世紀初，匈奴冒頓單于征服了西域，設官徵稅，並以此為據點，向西漢進攻。

西元前138年（建元三年），西漢從匈奴降人的口中獲悉：在今甘肅敦煌一帶原來居住的大月氏部落，遭受匈奴的攻擊，被迫西遷，對匈奴恨之入骨，時刻想報仇雪恨。漢武帝為反擊匈奴，截斷匈奴的右臂，乃募使往大月氏，以聯合大月氏夾擊匈奴。漢中（陝西城固）人張騫應募遠道出使。他在途中被匈奴抓去，拘禁十餘年。後來，他乘機逃走，越過蔥嶺，經大宛、康居，到達大月氏。但大月氏已占有大夏故地，土地肥沃，戶口殷盛，不願東歸。張騫沒有達到目的，只好東返。他再一次衝破匈奴的拘禁，於西元前126年（元朔三年）返回長安。張騫的任務雖未完成，可是他沿途了解到西域各國地形、物產和風俗，為第二次出使西域打下了基礎。張騫是西漢開闢西域道路的第一人。

西元前119年，漢進軍漠北，匈奴向西北退卻，依靠阿爾泰山以南各國的人力、物力，和漢朝對抗。因此，徹底割去匈奴右臂的問題，便被提到日程上來。這一年，漢武帝任命張騫為中郎將，率領三百多隨員，攜帶大批金幣絲帛以及牛羊向西域進發。張騫到達烏孫後，原定目的雖未達到，但他派副使分別訪問了中亞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國，擴大了政治影響，最後順利返回長安。烏孫還派了數十名使者攜帶禮物到長安答謝。張騫兩次出使西域，促進了中西經濟文化的交流。此後中西交通暢通，貿易大盛。天山南北成為中西交通的橋樑，西域各地和中原的政治、經濟聯繫日趨密切。

打開西南之路

西元前108年（元封三年），漢武帝命趙破奴率軍進攻樓蘭、車師，並在酒泉（甘肅酒泉）至玉門關一帶設立亭障，作為供應糧草的驛站和防守的哨所。西元前104年（太初元年）漢武帝派李廣利出征大宛，擊敗大宛後，西域的交通更加通順。西漢又在樓蘭、渠犁（新疆塔里木河北）、輪台（新疆庫車縣東）等地設校尉管理屯田，這是漢在西域最早設置的軍事和行政機構，為後來設西域都護創造了條件。

西元前60年（神爵二年），匈奴內亂，日逐王降漢，匈奴在西域的影響日益縮小。漢宣帝乃任命鄭吉為西域都護，治所在烏壘城（今新疆輪台縣境）。都護是西漢中央駐西域的最高長官，從此，西漢在西域的統治完全確立。漢對西域有權冊封國王，頒賜官吏印信，調軍征糧。這說明，遠在二千年前，原來包括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的新疆地區已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自張騫通西域後，漢族人民與西域各族人民的經濟文化聯繫日益密切，中原地區的先進技術不斷地傳入西域，如中原的井渠法和穿井技術對西域的影響很廣泛。井渠法對土壤多沙的西域非常適應，後來流行於西北地區，稱為坎兒井。此外絲織品、漆器等精美的手工業品大量向西域行銷。西域人民也把自己的生產經驗和創造，如繁殖和飼養牲畜的方法、種植瓜果蔬菜和豆類的技術傳到了內地，豐富了漢族人民的經濟文化生活。

漢與南方各族

收閩越

西漢時期，在今雲南、貴州和四川西南部一帶，居住著許多語言、風俗不同的少數民族，當時統稱之為"西南夷"。在今貴州境內以夜郎（貴州遵義、桐梓一帶）為最大。在今雲南東部也有幾十個部落，以滇（昆明一帶）為最大。自滇以北，到今四川涼山一帶，以邛都（四川西昌附近）為大。他們過著以農業為主的定居生活。再往西去，有巂、昆明（雲南大理一帶）等部落，他們以遊牧為主。

漢武帝時，西南各族人民與內地的聯繫與日俱增。漢武帝曾派唐蒙為中郎將，進入夜郎，此後夜郎及其附近的許多城邑相約歸附漢朝。漢朝在那裡設置犍為郡（治今四川宜賓）。不久，漢武帝又派司馬相如出使西南，在那裡設官管理。張騫從西域歸來後，漢武帝想打開由西南通往身毒（印度）的道路，前後多次派使者向昆明以西探索，終因無法前進而停止。西元前111年（元鼎元年），西漢破南越之後，在西南設越巂郡（治今四川西昌東南）、沈黎郡（治今四川雅安南）、汶山郡（治今四川茂汶縣北）和武都郡（治今甘肅成縣）。西元前109年（元封二年），漢武帝發兵至滇，降滇王，以其地為益州郡（治今雲南晉寧），並賜"滇王之印"。這顆"滇王之印"，已在晉寧滇族貴族墓中發現。此後，西南大部分地區都歸入西漢的直接管轄之下。

秦始皇開發嶺南，設置郡縣，越漢兩族的聯繫進一步加強。秦末時，閩越首領無諸及東甌首領搖曾率本族參加了反秦戰爭。西漢建立後，封無諸為閩越王，都東冶（福建福州）。西元前192年（惠帝三年），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浙江溫州），號東甌王。在南越地區，原秦南海郡尉趙佗，乘秦亡之機割據南海、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西漢建立後，中央立趙佗為南越王。呂后時，漢政府與南越關係惡化，趙佗遂自稱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漢文帝即位後，趙佗廢帝號稱王。西元前138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王便向漢中央請求內徙，遂被遷到江淮之間，和漢族人民雜居，接受西漢的直接統治。

西元前111年，東越王余善自立為武帝，漢武帝派遣橫海將軍韓說等分四道攻入閩越。征服了閩越地區的叛亂。漢武帝又把閩越人遷徙到江、淮一帶。 西元前113年（元鼎四年），漢武帝宣諭南越王趙興和王太后入朝。南越王及太后也願意"內屬"，唯丞相呂嘉反對，並起兵殺趙興、太后及漢使者，立建德為王。西元前112年，漢武帝派伏波將軍路博德等率軍分路進擊。次年，破番禺（廣州），滅南越，將南越故地分為九郡：南海（治今廣州）、鬱林（治今廣西桂平縣西）、蒼梧（治今廣西梧州市）、合浦（治今廣東合浦縣北）、珠崖（治今廣東瓊山東南）、儋耳（治今海南儋縣西北）以及交趾、九真、日南。 從此，東南沿海地區與內地之間的聯繫更加密切，特別是漢族人民不斷南遷和許多越族人民遷居內地，更促進了南方經濟文化的發展和漢、越族人民的進一步融合。

漢與東北各族

與夫余、肅慎

西漢時期，居住在東北地區的少數民族，主要有夫余、肅慎、挹婁、高句麗、烏桓、鮮卑、沃沮等。

肅慎，是中國東北的古老民族，也稱「息慎」、「稷慎」等。從殷周至漢武帝時期，與中原地區經常有文化、經濟上的交流。挹婁，與肅慎屬於同一民族，挹婁在肅慎北，大致在今牡丹江以東、松花江以南一帶。

夫余是居住在松花江伊通河流域的古老民族。在春秋戰國時期就與中原地區有經濟交流。西漢時出現了階級分化，有了軍隊、牢獄、宮室等。

與烏桓和鮮卑

烏桓和鮮卑是東胡族的分支。西漢初，東胡被匈奴打敗，其中一支退居烏丸山（內蒙古阿魯科爾沁旗西北）以自保，遂稱烏桓。烏桓還處於原始社會階段，以畜牧業為主，隨水草遷徙。漢武帝時，霍去病打敗匈奴，烏桓人請求內屬，於是遷入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等郡塞外，西漢設護烏桓校尉進行管理。 鮮卑也是東胡的一支。西漢初，被匈奴打敗後，逃至鮮卑山（內蒙古洮兒河與西喇木倫河之間），因此得名。鮮卑與烏桓為鄰，其社會風俗、習慣、語言均與烏桓相似。

高勾麗是中國東北的古老民族，周秦之際，為東北的「高夷」。居於夫余南，今鴨綠江以西。漢武帝時以高勾麗為縣。西漢後期，夫餘人朱蒙（或雲鄒平），建立高勾麗國。高勾麗人與夫餘人習俗差不多，主要從事農業，善釀酒，能歌善舞，與漢族來往密切。 西漢時期，隨著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建立和發展，以漢族為主體的華夏民族進一步形成了。東起東海，西到巴爾喀什湖，北自貝加爾湖，南迄南海，在這樣一個遼闊的疆域之內，以漢族為主體的各兄弟民族之間友好相處，通過政治、經濟、文化交流活動，各民族日趨融合，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國家正處於鞏固發展的時代。

西漢交往

與中亞各國

中西經濟文化的交流

漢武帝 中國新疆地區的各族很早就和中亞各國有著密切的交往。張騫出使西域，使中國和中亞、西亞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日益頻繁。張騫曾經到達大宛（錫爾河上游東面）、大月氏（阿姆河中部）、康居（錫爾河下游及其以北）等國。張騫的副使還到達過大夏（阿富汗）、安息（伊朗）等國。以後漢武帝的使者還到達奄蔡（黑海以北）、條支（敘利亞）等國。中亞、西亞等國也派遣使者到西漢訪問和通商。 為了適應中西交通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的需要，西漢政府在西邊設立亭障，便利各國使節和商旅交通往來。從此，西漢和蔥嶺以西各國的使節和商旅往來絡繹不絕。

自張騫通西域後，中西交通日見發達，除了外交活動外，商業貿易也日益頻繁。那時，商人們除了將中國的絲織品運往西方外，中國的冶鐵技術、鐵器、井渠法等也傳入大宛、安息等國。並且通過大宛等國，往西傳至更遠的羅馬等地，這是古代中國人民對人類文明的一大貢獻。與此同時，中亞、西亞等地的特產如毛布、毛氈、汗血馬、石榴、葡萄、苜蓿、芝麻以及胡桃等植物也相繼傳入中國。此外，中亞的琵琶、胡笳、胡角、胡笛等樂器和樂曲、舞蹈也傳入中國，給華夏的古典音樂注入了新的聲律，古典歌舞場面為之一新。中西經濟文化的交流，促進了社會的進一步發展。

「絲綢之路」

西漢時，通過今新疆的中西陸路交通有南北兩條大道：南路從長安出發，經敦煌、鄯善（新疆羅布淖爾以南石城鎮）、于闐、莎車等地，越蔥嶺（帕米爾）到大月氏、安息等國。北路經敦煌、車師前王庭（今吐魯番附近）、龜茲、疏勒等地，越蔥嶺到大宛、康居、奄蔡，由奄蔡南下，可達安息，由安息向西到達大秦（羅馬帝國）。這兩條大路成為當時中西交流的兩大動脈。那時，中國的絲織品在國際上享有盛譽，通過這兩條通道輸出的商品主要是絲織品，所以也被稱為"絲綢之路"。

與東亞、東南亞及南亞國家

與朝鮮

早在西元前一千多年前，中朝兩國之間在經濟文化上就有了頻繁的交往。戰國時，燕、齊兩地人民為反抗統治者的壓迫，曾成批地遷往朝鮮，帶去了不少先進的生產技術和工具。西漢初，燕人衛滿率千餘人奔朝鮮，後來被立為朝鮮王，建都王險城（平壤），統治朝鮮半島西北部。西漢惠帝、呂后時，遼東太守「約滿為外」。西元前100年（元封二年）秋，武帝派樓船將軍揚仆等分兩路進攻朝鮮。朝鮮首領右渠率眾抵抗，漢軍屢敗。最後因朝鮮上層內部分裂，右渠被殺死，衛氏朝鮮亡。漢武帝在衛氏統治區設置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以後，朝鮮人民不斷反抗漢朝的統治，但兩國人民仍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在朝鮮出土了不少西漢的文物，說明漢文化對朝鮮有明顯的影響。

與越南

自古以來，中國和越南在經濟文化上就有著密切聯繫。戰國末期，越南北部已有甌駱國。秦統一後，進軍南越時，曾侵及甌駱國。秦漢之際，趙佗占據南海、桂林等郡稱王，滅甌駱國，並通過甌駱的駱侯、駱將和蒲政進行統治。漢武帝滅趙氏政權後，在越南北部設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沿用趙氏統治方式。此後，中國同越南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日益頻繁，如中國的鐵農具和越南的土特產便經常互相交換。

與印度和緬甸

在中國古代，印度被稱為「身毒」或「天竺」。早在西元前2世紀，中國和印度就有經濟往來。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在大夏曾看到中國的邛竹杖和蜀布，經詢問得知是從身毒國販運去的。後來，張騫的副使也到過身毒。西漢晚期，印度的佛教通過西域也傳入中國內地。

此外，緬甸從西元前2世紀或更早的時候，就與中國人民之間有往來，從四川經雲南可到緬甸。當時中國的蜀布、邛竹杖就是由這條道路運往身毒、大夏等國的。同時從交州沿海乘船去緬甸的海上航路已經開通，使兩國的聯繫更加密切。

西漢時，也與東南亞的印尼、馬來西亞以及東亞的日本等國有了友好往來關係。漢武帝時，日本有三十餘國派遣使者和漢朝交往。這是中日兩國使節往來的最早記錄。 漢對外的水路交通 秦漢時期，中國到東南亞各國的通道，除陸路經由中亞、緬甸外，還有海道。據《漢書·地理志》記載：船舶從合浦郡的徐聞縣（廣東徐聞縣西）出發，行五個月可到都元國（在馬來半島），又繼續航行四個月，抵邑盧沒國（在緬甸沿岸），再航行二十餘日到諶離國（在緬甸沿岸），然後棄舟步行十餘日到夫甘都盧國（緬甸蒲甘城附近）。從此處再乘船航行，最後抵達黃支國（在印度建志補羅）。回程從黃支國起程，先到南邊的已程不國（今斯里蘭卡），從此繼續航行，經過八個月抵中途的皮宗（在馬來半島）。過皮宗後轉向東北航行回國。西漢的官營海外貿易，從漢武帝時期開始。私營的海外貿易則早已存在，並不斷發展。

西漢滅亡

社會危機

階級矛盾日益尖銳

西漢戰爭貯貝器 西漢時期，沉重的賦役和劇烈的土地兼併不斷造成自耕農破產，到漢武帝時情況已相當嚴重。如西元前107年，關東出現流民200萬，無戶籍者40萬。宣帝時，因天災人禍，流民更多。自耕農的破產流亡，使西漢王朝的統治出現危機。

到了西漢末年，皇族、貴戚、官僚和豪強地主依仗政治、經濟特權，瘋狂地兼併土地，更加速了農民的破產。如成帝時丞相翟方進以勢欺壓貧民，強占民田未遂，竟將汝南郡的鴻隙陂廢去，使得田地枯旱，農民被迫流離失所。哀帝時，一次賞賜寵臣董賢土地二千頃。此時，不僅官僚、豪強地主兼併土地，富商大賈也以其經濟力量助長兼併之風。如成、哀時期，長安附近的杜陵樊嘉、茂陵摯綱、平陵如氏等，都依仗財勢吞併農民的土地。在各方面兼併勢力的摧殘下，農民陷入貧困破產的境地，階級矛盾日益尖銳。

統治集團荒淫腐朽

元帝時，關東十一個郡國鬧水災，人民相食，元帝卻只知打獵取樂，「馳騁干戈，縱恣於野」。成帝也是一個荒淫無道的昏君，弄得國庫空虛，民窮財盡。成帝荒淫好游，把政權交給他的舅舅們。王氏得勢，更「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狗馬馳逐，大治第室」。（《漢書·元後傳》）其他公卿、近臣，也無不奢侈淫逸，醉生夢死。哀帝更為昏庸，對幸臣董賢尊寵備至，「賞賜累巨萬」，甚至要把皇帝寶座讓給董賢。哀帝死後，董賢自殺，官府變賣其家產，竟達43億之多。

統治集團已經達到極端腐朽的程度。另一方面，廣大勞動人民在封建壓迫下，終年勞苦，不得溫飽，不得不依附豪強地主，忍受著「收太半之賦」的殘酷剝削。或者淪為奴婢，或者四處流亡。這種情況，甚至引起了統治集團一些人的注意。如哀帝時諫大夫龔勝說：當時的社會情況是「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制度太奢，刑罰太深，賦斂太重」。（《漢書·龔勝傳》）勞動人民生活陷入絕境，不能不起而反抗。於是各地紛紛出現了反抗鬥爭。

哀帝時，以大司馬師丹為代表的官僚，為了緩和土地兼併和大批農民淪為奴隸的嚴重情況，提出了一個"限田限奴"的主張。結果被擱置起來，成了一紙空文。以後，社會危機越來越嚴重，大規模農民起義已迫在眉睫。面對這種情況，在統治階級中有人提出了"易姓受命"的主張。早在昭宣之世，就有人提出漢運將終，應該改朝換代。成帝時，方士甘忠可造《天官曆包元太平經》，"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哀帝即位後，相信了改朝的說教，乃下詔將建平二年（西元前5年）改為太初元年。他不稱漢帝，改稱為"陳聖劉太平皇帝"，以為這樣就符合了更受天命之意。但是，改號以後，社會危機依然如故，農民起義不斷爆發， 哀帝死後，西漢王朝統治的危機加劇，出身於外戚的王莽，便趁機奪取權力，充當了統治集團內部易姓受命的主角。

王莽時期

王莽代漢

在歷史上，王莽一直是個「篡黨奪權」式的反面人物。 王莽是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成帝時，王政君的兄弟王鳳、王商、王音、王根等四人相繼為大司馬大將軍，王氏封侯者達九人之多，朝中重要官吏都出於王氏門下。王家勢力的顯赫，為王莽代漢奠定了政治基礎。 成帝時期，貴族官僚驕奢淫逸，而王莽卻疏散家財，贍養儒生。西元前8年（綏和元年），王莽繼任大司馬大將軍，輔政一年多。哀帝即位後，王莽失勢。西元前1年（元壽二年），哀帝死，王莽復任大司馬，並錄尚書事，操縱了漢政權。

王莽執政後，一方面排斥異己，另一方面又採取了一些籠絡人心的措施：如封漢宗室和功臣的後裔，對於退休的高級官員，終身食原俸的三分之一，擴充太學，增加博士和太學生名額等等。從而取得了一部分貴族、官僚及封建知識分子的擁護。 與此同時，王莽也採取了一些社會措施。如西元2年（元始二年），郡國發生災害時，他獻田三十頃、錢百萬，以分配給貧民。王莽又在長安城中建住宅二百區，讓貧民居住。這些措施得到了好評。如因王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頌其功德者竟達487000人，各地方官吏也不斷向王莽獻祥瑞，為其製造代漢的輿論。這樣王莽就在地主官僚的擁護下，由"安漢公"到"假皇帝"，終於在西元8年，自立為皇帝，改國號為"新"。

王莽改制及其失敗

王莽掌權後，為了緩和尖銳的階級矛盾，頒發詔令，進行改制。其主要內容是： 其一，為了解決長期存在的土地和奴婢問題，王莽根據井田制度，實行"王田"、"私屬"制。規定：更名天下田為王田，私人不得買賣；男丁八口以下之家占田超過一井（九百畝）者，分余田與宗族鄰里鄉黨；原無田者，按制度受田，即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奴婢稱為私屬，不得買賣。 其二，王莽下令實行五均、賒貸和六筦制度。五均是在長安及全國五大城市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設立五均官。長安分東西市，設令，各市有長，令、長皆兼五均司市官，稱為"五均司市師"。五均官的任務是管理市場的物價，收工商稅。各地五均官制定貨物的標準價格，稱作"市平"。物價高於"市平"，則把庫存物資按平價出售；價格低於"市平"，則任其出售。 賒貸是由政府辦理貸款。規定貧民遇有喪葬、祭祀或欲經營工商業而無資金者，可向政府貸款，政府借錢不取利息；祭祀貸款限十天歸還，喪事限三個月歸還不收利息；工商貸款每年要交十分之一的利息。五均、賒貸，加上政府經營的鹽、鐵、酒、鑄錢和收山澤稅，合稱為"六筦 "。 其三，王莽進行了三次幣制改革。第一次是在居攝二年（西元7年），他下令在五銖錢外更鑄五十大錢，又造幣值五百契刀、值五千錯刀。王莽稱帝後，在西元9年又廢除錯刀及五銖錢，另外發行"寶貨"，計有五物（金、銀、龜、貝、銅）、六名（錢貨、黃金、銀貨、龜貨、貝貨、布貨）共二十八品。由於貨幣種類太多，流通不便，僅一年就廢除，只留小錢值一、大錢五十兩種繼續使用。在天鳳元年（西元14年），王莽又廢除大、小錢，另推行五銖貨泉、二十五銖貨布兩種。但貨幣換算比值仍不合理。 其四，王莽下令實行統一度量衡制度，將標準的度量衡器頒行天下，令"萬國永遵"。值得指出的是，東漢以後各代多承襲新莽度量衡制。 此外，王莽對中央和地方的官名、官制、郡縣地名、行政區劃，也屢加改變，甚至連新朝的國號也多次變更。 王莽這些改制，有些措施觸及當時社會重大問題，如針對土地高度集中和奴婢問題而實行的"王田"、"私屬"制；施行五均、賒貸、六筦，則企圖限制豪民富商的高利貸盤剝。然而這些政策卻遭到了劇烈的反對，首先，改制或多或少地觸及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使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日益尖銳；其次，制度本身存在弊病，如幣制改革變化不一，給社會經濟造成很大的混亂，給勞動人民也帶來了災難。加之吏治腐敗，導致社會經濟日益惡化，階級矛盾更加尖銳。如富商大賈執掌五均六筦大權。他們"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府藏不實，百姓愈病"。（《漢書·食貨志》） 王莽時期，還對東北高句麗、西南句町以及北方匈奴等少數民族發動了戰爭。結果，勞民傷財，損失慘重，不僅加重了國內人民的負擔，而且破壞了自漢武帝以來中央與周邊民族的穩定關係。

王莽改制沒有能夠解決社會危機，頻繁的戰爭，沉重的賦役，殘酷的刑法，反而使百姓陷入更大的痛苦之中。於是，終於爆發了全國性的農民大起義。

起義爆發

綠林、赤眉等起義的爆發

西漢將帥 西元17年（天鳳四年），荊州一帶發生饑荒，新市（湖北京山）人王匡、王鳳兄弟，深得饑民愛戴，被推為領袖，聚眾數百人起義。不久馬武、王常、成丹等率眾參加他們的隊伍，數日之間便發展到七八千人。他們的根據地在綠林山（湖北大洪山），故稱為"綠林軍"。

天鳳五年，琅邪（山東諸城）人樊崇率領一百多人在莒縣（山東莒縣）起義。他們以泰山為根據地，轉戰黃河南北。這支起義軍作風淳樸，他們沒有文書、旌旗、部曲、號令，以言語相約束，共同遵守"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的紀律。領導人也沒有尊貴的稱號，稱最高首領為"三老"，其次為"從事"，再次是"卒史"，彼此之間稱"巨人"。西元22年（地皇三年）四月，王莽派更始將軍廉丹和太師王匡率軍，妄圖一舉消滅樊崇軍。為了同官軍相區別，樊崇的軍隊每人都用赤色塗眉，因此這支起義軍被稱為"赤眉軍"。

起義軍在成昌（山東東平）和王莽軍展開激戰。結果官軍大敗，廉丹被殺，王匡逃命。 成昌大捷後，赤眉軍乘勝向西發展，人數已達到十萬人，他們活動在今山東、河北、河南、安徽等省交界的廣大地區。 在綠林、赤眉等起義的同時，北方各地農民紛紛起義。當時，在河北一帶有起義軍大小數十部，眾達百萬人，其中著名的有銅馬、高湖等，給王莽政權以沉重的打擊。

當王莽政權分崩離析之時，一些地主豪強也以各種形式從事反莽活動。有的還投身於起義隊伍中，如西漢宗室劉玄參加了綠林起義軍；南陽大地主劉縯、劉秀兄弟，聯絡附近各縣地主豪強，糾集宗族、賓客，組成一支七八千人的軍隊，也歸入綠林軍。

王莽政權的滅亡

西元22年正月，綠林軍各路大軍會合一起，大破官軍，並包圍了南陽。起義軍隊伍迅速擴大，發展到十多萬人。在此形勢下，劉玄被推舉為帝，改元更始，以王匡為定國上公，王鳳為成國上公，朱鮪為大司馬，劉縯為大司徒，陳牧為大司空。劉玄稱帝後，分派隊伍攻城略地。 起義軍的節節勝利使王莽恐懼萬分。他派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率領42萬大軍，號稱百萬，向宛城進發，妄圖一舉殲滅起義軍。

西元23年五月，新莽大軍會合，把昆陽城（河南葉縣）包圍起來。城內起義軍僅八九千人，力量單薄。王鳳、王常一面堅守陣地，一面派劉秀等十三輕騎乘夜出城，搬請救兵。各地支援昆陽的起義軍人數雖少，但鬥志旺盛。趁官軍驕傲輕敵之機，劉秀率三千人沖亂對方陣營，王鳳、王常則從城內向外衝殺，內外夾攻，大敗敵軍。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新漢昆陽大戰。 昆陽戰後，各地起義風起雲湧，四方豪強打起反莽旗號的也愈來愈多。王莽在各地的統治陷於土崩瓦解。他能夠統治的地區，只剩下長安和洛陽。 這時候，劉縯因爭奪權位，被劉玄所殺。

西元23年（地皇四年），綠林軍乘勝向王莽展開強大的攻勢：一路由王匡率領北上直攻洛陽，一路由申屠建等率領西攻武關，直搗長安。九月，王匡攻下洛陽，劉玄移都洛陽。西路大軍也勢如破竹，十月一日起義軍攻入長安。長安市民響應起義軍，火燒宮門，王莽狼狽逃入漸台。次日，王莽被殺。經過六年的浴血奮戰，綠林軍終於推翻了王莽的反動統治。

綠林、赤眉起義的失敗

西漢戰爭重現《大漢風雲》 西元24年春，劉玄由洛陽遷都長安。劉玄一入長安，就大封漢宗室，重用舊貴族，日夜飲酒作樂，起義軍將領對此大為不滿。劉玄對今後的發展也束手無策，於是"關中離心，四方怨叛"。這時，劉玄又殺害了起義軍首領申屠建、陳牧等，並企圖向王匡等下毒手。王匡等率領部分綠林軍殺出長安，與赤眉軍聯合。 當劉玄移都洛陽時，樊崇曾親到洛陽，表示願與更始政權合作，而劉玄卻採取冷淡應付的態度。劉玄的行為引起赤眉軍的不滿，他們分兵兩路對劉玄進行討伐。

西元25年春，兩路軍於弘農（河南靈寶）會師，迅速擴大到三十萬人。當隊伍到達華陰（陝西華陰）時，擁立漢宗室後裔、十五歲的牧童劉盆子作皇帝，建立了政權。隨後，赤眉軍繼續西進，與綠林軍王匡等聯合。同年九月，赤眉軍攻入長安，劉玄投降，不久被絞死。 赤眉軍進入長安後，頗得人民擁護，"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但關中豪強地主隱匿糧食，組織武裝抵抗。在這種情況下，起義軍只能困守長安。最後，"城中糧食盡"，只得退出長安，轉移到安定（甘肅固原）、北地（甘肅環縣）一帶，但沒有取得進展。由於二十萬赤眉軍缺乏糧食，終於被迫離開長安東歸。西元27年（建武三年）初，赤眉軍在今河南澠池一帶被劉秀打敗，又陷入劉秀設置的重圍。這支農民軍最後失敗，樊崇等領袖慘遭殺害，河北、河南、荊州地區的農民軍，也先後被鎮壓。

綠林、赤眉大起義席捲了黃河、長江流域，用武力推翻了腐朽、黑暗的新莽反動統治。起義軍所到之處，摧毀封建地方政權，懲罰豪強地主，使廣大農民奪得了一部分土地，大批奴婢也得到解放。從而為社會的發展創造了條件。[2]

東漢簡介

東漢疆域 東漢王朝（西元25年—西元220年）由漢光武帝劉秀建立，他推翻了王莽所建立起的新王朝，重新恢復由劉氏統治的漢王朝，史家稱此漢朝為東漢。 西元25年，劉秀在綠林軍的協助下，以武力擊敗了篡位的王莽，奪得帝位。劉秀身為西漢皇族，故仍定國號為漢，但建都洛陽，年號建武，是為漢光武帝。 建武二年，光武帝下令全面改革王莽所實施的舊政策，整頓吏治，設尚書六人分掌國家大事，以近一步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權限；廢除「官奴」；清查土地，使人民生活逐步穩定下來。 到西元一世紀中葉，經過光武帝、明帝（58—76年在位）、章帝（76—89年在位）三代的治理，東漢王朝已經逐漸恢復了往日漢朝的強盛，這一時期被後人稱之為「光武中興」。 西元89年，漢章帝薨，由年僅十歲的和帝劉肇即位，年號永元。因和帝年幼，統治權利完全落於章帝皇后竇氏與其兄竇憲之手。竇氏的專權引起了上下官吏的不滿，和帝於西元92年與宦官鄭眾等人合力誅滅竇氏， 鄭眾因功封侯。自此，宦官越來越甚地參與東漢的政治統治，加之自和帝劉肇以來歷代漢帝都寵信宦官，及至桓帝（西元132—167年在位）、靈帝（西元168—189年在位）年間，宦官的權利已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形成東漢王朝後期的宦官與外戚專權的格局。 西元189年，靈帝駕崩，何太后臨朝。當時皇宮內宦官專權，涼州董卓率兵入洛陽，廢皇子劉辯，殺何太后，立劉協為帝，是為漢獻帝。事實上獻帝即位後並無任何權利，董卓獨攬大權，殘暴專橫，使得各地官吏紛紛舉兵反抗，逐步形成了諸強割據的局面，統一的王朝實際上已經不復存在。後，獻帝又為曹操控制；西元220年，曹操次子曹丕逼迫獻帝讓位，東漢王朝宣布滅亡，繼之而來的是中國歷史上又一個長期分裂的時期——三國時期。。 東漢王朝在統治上沿用了許多西漢的方針與政策，而且在一些方面做了調整與改革，使之更加適於當時的社會狀況。在東漢前期，政權進一步加強與地方勢力的融和，使國家趨於穩定，在經濟、文化、科學技術等方面都超過了西漢的水平。西元105年，蔡倫在前人的基礎上改造了紙張的製造技術，使我國的文字記錄方式脫離了使用竹簡的時代，同時造紙術也作為我們熟悉的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而流傳至今。東漢對後世的另外一項貢獻是制陶業的發展，它使中國徹底脫離了青銅時代的材料束縛，把一些以前為豪門貴族專有的用品帶入了尋常百姓家。 在自然科學方面，以張衡為代表的東漢學術界，有著很高的成就；張衡則以高超的工藝製造了「渾天儀」、「地動儀」等科學儀器，製造這些儀器的原理至盡仍被廣泛使用。另外，東漢末年的名醫華佗是有記載以來第一位利用麻醉技術對病人進行手術治療的外科醫生，他創造的「五禽戲」是我國第一套體操性質的健身活動。 到東漢時期，書法、繪畫已不單純作為文字圖形符號使用，它們的藝術地位逐漸顯露出來，雖然今日東漢流傳下來的藝術品數量不多，但從其中依然能窺得漢文化的風貌。東漢王朝前後歷十二帝，共一百九十五年。

東漢集權

建立東漢

劉秀稱帝

劉秀 在王莽統治末年，西漢宗室後裔劉縯、劉秀兄弟參加了綠林起義。劉縯被劉玄殺死後，劉秀極力克制自己，避免了和劉玄的正面衝突。西元23年十月，劉玄派劉秀到黃河以北招集農民軍。劉秀到河北後，在地方官僚、豪強的支持下，消滅了當地的各支起義軍。同時收編了部分農民軍，壯大了自己的勢力，隊伍達幾十萬人。劉秀在河北站穩腳跟後，一面派鄧禹率軍西向關中，伺機向起義軍進攻；一面派馮異等監視更始政權的關東重鎮洛陽。西元25年六月，劉秀在鄗（河北柏鄉縣）稱帝，不久移都洛陽。

劉秀稱帝後，繼續對農民起義軍進行鎮壓。他派遣鄧禹、馮異率大軍入關，向赤眉軍進攻。又在豫西設置重兵防線，利用赤眉軍東歸的時機，把赤眉軍鎮壓下去。在河南、荊州地區，劉秀分派遣岑彭等人，圍剿了這一帶的起義軍及更始政權餘部。劉秀還派吳漢等率軍鎮壓了河北的檀鄉、五校、青犢等農民軍。隨後，劉秀派兵先後消滅了各地的割據者，到西元40年（建武十六年），才最終完成了對全國的統一。

集權制度

防範功臣

東漢自光武中興到漢獻帝被廢，歷12帝，凡196年而亡，其中未滿16歲即位的皇帝竟多 劉秀建國後，鑑於西漢時期權臣當政、外戚篡權以及地方權重等歷史教訓，極力加強皇權，強化中央集權制度。

劉秀著意防範功臣、宗室諸王及外戚專權。劉秀在位時，大多數功臣皆以列侯奉朝請，讓他們享受優厚待遇，而不參與政治。當時功臣能夠參議大政的僅鄧禹、李通、賈復三人而已。這幾個人亦深知劉秀心跡，「並剽（消除）甲兵，敦儒學」，以避猜忌。 劉秀對大臣更為警惕。建武時任大司徒者多遭打擊，如伏湛因事罷官，韓歆因剛直去位，又被逼自殺，歐陽歙、戴涉皆因罪下獄而死，史稱「自是大臣難居相任」。劉秀之所以如此，其目的就是為了提高皇帝的專制權力。

劉秀對宗室諸王及外戚的控制更嚴。西元48年（建武二十四年），劉秀重申西漢時代的阿附藩王法，嚴禁諸王交通賓客，結黨營私。西元52年，他藉故搜捕王侯賓客，「坐死者數千人」。漢明帝即位後，更是屢興大獄，株連極廣。

穩定社會

擴大尚書台的權力

輜車畫像磚（東漢） 劉秀通過擴大尚書台的權力，來削弱三公的權威。尚書台原系掌管皇帝秘書事務，負責發放公文的機構，官職資淺任輕，尚書令、尚書僅為千石、六百石的中下級官吏，尚書郎則多由令史久任者補之，為士大夫所輕視。尚書一職官卑品低，易於驅使，西漢後期已被重用。劉秀為進一步控制大權，又擴大了尚書台的組織，加強其職權。

於是，尚書台置尚書令、尚書僕射各一人，下設尚書六人，分管六曹事務。其中三公曹主管考課諸州郡事務；吏曹主管選舉、祭祀；民曹主管修繕功作、鹽池園苑事務；二千石曹主管訴訟；客曹主管少數民族及對外事務；中都官曹主管治安。此後一切政務不再經三公管理，所謂「雖置三公，事歸台閣（尚書台）」。（《後漢書·仲長統傳》）從此，尚書台成了皇帝發號施令的執行機構，所有權力集中於皇帝一身。

政權機構與軍事

秦漢以來，地方政權機構為郡縣二級制。劉秀把西漢時監察地方政情的刺史，固定為州一級的地方長官。刺史處理地方政務，不通過三公，可直接上奏皇帝，使地方郡縣也直接置於皇帝的控制之下。

在軍事制度上，劉秀也作了重大改革。東漢建立不久，就廢除了執掌地方兵權的郡國都尉，以後又罷輕車、騎士、材官及樓船士等，實際上取消了地方軍隊。在和平時期，少量維持地方治安的郡縣兵，由太守令長兼管，在某些沿邊地區則復設都尉或屬國都尉別領。總的來說，東漢時期地方軍隊的力量比較弱小。

劉秀還逐步擴大中央軍隊，來加強中央的力量。東漢軍制繼承西漢，中央軍以南北軍為核心。南軍由衛尉統率，掌宮城警衛，北軍由北軍中侯統領，掌京師衛戍。如有重大軍事行動，南北軍也可出征。另外，在重要的沿邊地區，設置邊防軍，也屬於中央軍隊的一部分，主要由烏桓校尉、度遼將軍、匈奴中郎將、護羌校尉等統率。這樣，不僅使中央集中掌握了鎮壓人民的武裝力量，而且也加強了對地方的控制。 總之，通過以上措施，東漢中央有效地集中了權力，維護了國家的統一，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

察舉和徵辟

察舉和徵辟是東漢選拔官吏的制度。所謂察舉，是地方州郡以「賢良」、「孝廉」、「秀才」等名目，把有名望、有「德行」的人推薦上去，經過考核，任以官職。所謂徵辟，是由朝廷、官府直接徵召某人當官。

在名義上，被察舉和徵辟的人，必須有「高才重名」，為鄉黨輿論所推崇。因之，為了爭取被察舉和徵辟，當時的士大夫頗注意修飾自己的品行，以激揚聲名，抬高身價。有的人更是矯情造作，沽名釣譽，以便博取高官厚祿。在察舉和徵辟時，賄賂請託，特權橫行，成了司空見慣的現象。「選舉乖實」的狀況，甚至連最高統治者也不得不承認。漢明帝剛即位就說：「今選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託，殘吏放手。」（《後漢書·明帝紀》）就是在這種腐朽的選舉制度下，豪強地主盤根錯節地控制著各級政權部門，封建的等級關係日益凝固化，一批「世代為官」的豪門閥閱、「儒學世家」開始形成。如鄧禹一家，凡公者2人，侯29人，大將軍以下13人，中二千石14人，州郡長官48人，其餘官職不可勝數。弘農楊氏四世為三公，汝南袁氏則四世五公。這些世家大族，以後就發展成為門閥士族。

東漢經濟

生產發展

水利發展

三峽出土東漢生殖女神陶俑 灌溉工具、水利事業獲得改進和發展。在各地發現的東漢墓葬里，經常可以看到水田和池塘組合的模型，有從池塘通向水田的自流水渠，有的還在出口處安置閘門。漢靈帝時，宦官畢嵐總結勞動人民的實踐經驗，創作翻車和渴烏，使灌溉水平大大提高。 東漢時期，不僅修復和擴建了許多已堙廢的陂塘，而且又新修了一批水利灌溉工程。如汝南地區的鴻隙陂，西漢時堙廢。東漢初，鄧晨任汝南太守，加以修復，可以灌溉幾千頃良田。後來又不斷加以擴建。漢和帝時，太守何敞又在那裡修治渠道，開墾良田三萬多頃。又如下邳徐縣北的蒲陽陂、廬江的芍陂、會稽的鏡湖等，都是當時著名的灌溉工程。 東漢前期，各地還開鑿了許多灌溉渠道，三輔、河內、山陽、河東、上黨、太原、趙、魏及河西、江南地區，也都「穿渠灌溉」，有的地區還開闢了很多稻田。 黃河的治理，更是當時一項巨大的水利工程。西元1世紀初，黃河在今河南、河北交界地區決堤，河道南移，改從千乘（山東高宛以北）入海。河水泛濫成災，淹沒了幾十個縣。漢明帝時，在著名水利專家王景、王吳的主持下，用「堰流法」修了浚儀渠，並從滎陽至千乘海口千餘裡間修渠築堤，從而使河、汴分流。黃河受兩堤約束，水勢足以沖刷沙土，通流入海。經過廣大人民的辛勤勞動，終於戰勝了黃河水患。此後八百年間，黃河沒有改道，水災也減少了。

生產工具改進 生產工具的改進有顯著的成就。東漢時，出現了短轅一牛挽犁，它操作靈活，便於在小塊農田上耕作。這種短轅一牛挽犁的出現，是跟犁鏵的改進結合在一起的。東漢時，已經大量使用全鐵製犁鏵，它比以往的V形犁，刃端角度已逐漸縮小，不但起土省力，而且可以深耕。此外，新型的全鐵製的耕作工具也逐漸增多。在四川樂山崖墓石刻畫像中見到的曲柄鋤，是便於剷除雜草的中耕工具；四川綿陽發現的鐵製鉤鐮，全長35厘米，是專用於收割的小型農具，操作起來很方便。 據記載，漢獻帝末年，雍州刺史張既曾令隴西、天水、南安三郡富人造屋宅水碓。可見水碓在當時已經普遍採用了。水碓是用水力帶動石碓的舂米工具，它比以前用柱臼或腳踏石碓舂米，不但省力，而且效率要高得多。考古發掘還不斷有陶風車、陶磨盤模型出土，都說明農產品加工工具有了顯著進步。

牛耕技術

牛耕圖 牛耕技術在東漢時受到了普遍的重視。當時，一些地方官吏注意推廣牛耕技術，鐵犁牛耕技術已從中原向北方高原和江南一帶推廣。陝西綏德縣東漢畫像石上的牛耕圖，和米脂縣東漢牛耕圖，證明陝北高原的牛耕技術和中原地區已沒有什麼不同。任延做九真太守，在當地推廣牛耕，田畝年年增闢。在西漢後期發明的精耕細作的區種法，到東漢時期得到了迅速推廣。 在崔實的《四民月令》中，記述了地主田莊內精耕細作經營農業的一些情況。這種田莊的農業經營，十分注意時令節氣，重視殺草施肥，根據不同土壤的性質，種植不同的作物，採用不同的種植密度。並能及時翻土曬田，雙季輪作，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由於農田水利工程的興建，農耕工具的改進，農業耕作技術的提高以及精耕細作方法的推廣，大大提高了社會生產力，使東漢時期的農業生產有了較大的發展。和帝永興元年（西元105年）的墾田數字達到732萬多頃，人口達到5325萬多人。這個數字略低於西漢，但如果把東漢豪強地主隱瞞的田畝和人口包括在內，實際的墾田面積和人口數字肯定要超過西漢。

冶鐵技術的改進 由於東漢鐵製農具的普及，鋼鐵的需要量大大增加，從而推動了冶鐵技術的改進。東漢初，南陽冶鐵工人發明了鼓風爐（即水排），利用水力轉動機械，使鼓風皮囊張縮，不斷給高爐加氧。水力鼓風爐的發明，是冶煉技術史上的一大進步。在鐵器鑄造方面，東漢時已熟練地掌握了層疊鑄造這一先進技術。在河南溫縣發現的一座烘范窯，出土了五百多套鑄造車馬器零件的疊鑄泥范。把若干個泥范疊合起來，裝配成套，一次就能鑄造幾個或幾十個鑄件。同時，疊鑄技術有重大改進，由原來的雙孔澆鑄，改為單孔澆鑄。疊鑄技術的改進，進一步提高了生產效率，節省了原料。考古發掘資料證明，東漢時鐵製用具已普遍應用到生活的各方面。鐵釘、鐵鍋、鐵刀、鐵剪、鐵燈等的大量出土，就是有力的證據。 東漢時期，在冶鐵手工業中已經使用煤（石炭）做燃料。在河南鞏縣的冶鐵遺址中曾發現混雜了泥土、草莖製成的煤餅，說明煤已被用來煉鐵。巴蜀地區還利用天然煤氣煮鹽。在紡織業方面，東漢初年已能用織花機織成色彩繽紛、花紋複雜的織錦。當時，蜀錦已馳名全國，襄邑（河南睢縣）和齊（山東臨淄）的絲織業特別發達。考古材料還證明，在邊疆地區，絲織業也有很大的發展。新疆不少地方漢墓出土的紅色杯紋羅，織造勻細，花紋規整，反映絲織工藝水平相當高。在同一地區出土了組織細密的織花毛織品，顏色鮮麗，顯示出當時西北高度發展的毛紡織工藝技術。

造紙業與漆器業

蔡倫改進造紙術 東漢時期，造紙業取得了極大的成就。西漢時，造紙工藝還處在探索階段。《後漢書》記載，漢和帝時，尚方令蔡倫總結勞動人民的經驗，發明了用樹皮、麻頭、破布、舊漁網等作原料造紙的技術。新的造紙工藝，主要是在紙漿的化學處理和漂白等關鍵工藝上有了重大突破。蔡倫的發明，使造紙原料多樣化，還能化舊利廢，取材方便，提高了紙的質量，便於普遍推廣。蔡倫的功績是不朽的，當時天下都稱之為「蔡侯紙」。從此，紙張迅速代替了過去的竹簡、木牘和縑帛，大大便利了科學文化的傳播和推廣。西元8世紀時，中國造紙術傳入西亞，以後又傳入歐洲，逐步在全世界得到推廣。紙的發明使用，是中國對世界文明的巨大貢獻。 其它如漆器業、陶瓷業等手工業部門，在東漢時也都有進一步的發展。當時的漆器以蜀郡、廣漢出產最為有名，兩地工官主造的漆器，都是精美絕倫的手工藝品。當時，瓷器燒制的火候更高，器物的吸水性更弱。從出土的器物看，它已十分接近後來的青瓷。

經濟先進區域 鐵工具的普遍推廣和牛耕技術的提高，大大增強了人們向自然界鬥爭的能力，特別是它使江南河網沼澤地區的大規模開發成為可能。加上當時各種社會原因，東漢時期的經濟區域開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東漢以前，中國經濟的先進區域主要在淮河以北，特別是包括關中在內的黃河中下游地區。當時的人口分布，也主要集中在黃河流域。到了東漢後期，這種情況開始有了較大的變化。黃河流域的某些地區人口減少，出現了衰落的跡象。而南方出現了新的經濟發展地區，人口在急劇上升。如西漢時，長安附近的京兆、左馮翊、右扶風一帶，地處關中地區，人口特別稠密，共有240多萬。到東漢時，關中戰亂頻仍，殘破不堪，人口銳減至50餘萬。兗州也由780多萬減至400萬左右。相反，南方諸州，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長。揚州人口從320多萬增到430多萬；荊州人口從350多萬增到620多萬；益州人口也從470多萬增到720多萬。 隨著人口的增加，南方不少地區的開發速度加快。如太湖和錢塘江流域，西漢時統由會稽郡管轄，東漢時分為吳、會稽二郡，這正是經濟發展的直接結果。其他如鄱陽湖、洞庭湖周圍地區及成都平原一帶，都在不斷發展，成為新的經濟發達區域。不過，東漢時期，大部分人口仍然集中在黃河中下游一帶。因之，黃河流域仍是當時的經濟、政治中心。

莊園經濟

田莊式的生產經營

東漢畫像石-豪強田莊 東漢時期，豪強地主都占有大量土地，通常又採取田莊式的生產經營方式。在當時的田莊中，有農、林、牧、漁各業，還從事某些手工業的生產，或進行一定的商業和高利貸活動，具有極強的自給自足性質。例如劉秀母舅樊宏在湖陽經營的田莊，其中有數裡面積的樊陂，田地達三百餘頃。在這個田莊中，廬舍樓閣成片，「竹木成林，六畜放牧」，「檀棘桑麻，閉門成市」。可見其規模很大，具有多種經營的特點。另外，樊宏還「好貨殖」，從事商業和高利貸活動。(《後漢書·樊宏傳》)在四川發現的畫像磚上，也可以看到地主田莊的同樣情景。 崔實所寫的《四民月令》，對地主田莊的經營情況反映得很詳盡。所謂：田莊裡種植著小麥、大麥、春麥、粟、黍、粳稻、大豆、小豆等糧食作物，胡麻、牡麻、藍靛等經濟作物，瓜果等蔬菜；自己製作各種醬、酒、醋及飴糖等食物；又種植藥用植物，以配藥品。在這種大田莊裡，還種植各種林木以及果樹，飼養馬牛等耕畜和家畜。在手工生產方面，自己養蠶，紡織各種麻布和絲織物，製作衣、鞋，製造農具和兵器等。此外，田莊中也有糧食及農副產品的買賣。可見，在地主田莊裡，各類生活資料基本上都可以自給自足。

剝削勞動者 東漢時，豪強地主大都利用宗族血緣關係作為剝削勞動者的手段，使地主和農奴的關係罩上了一層溫情的面紗。當時，豪強地主常常聚族而居，特別是在西漢末年戰亂中，他們往往糾集宗族，建築塢堡以自守。東漢以後，隨著封建隸屬關係的強化，豪強地主的貧困宗族，大多成為田莊裡的勞動者。在莊園裡，勞動者主要有宗族、賓客、徒附和奴隸，他們對豪強地主有極強的依附性。其中莊園主的貧困宗族、賓客地位略高，徒附是典型的農奴，奴隸則最為卑賤。 豪強田莊裡的勞動者所受的剝削都很沉重，地租剝削大概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除實物地租外，他們還得無償地為田莊主服勞役。不但如此，豪強地主還把他們編制起來，組成私人武裝，平時看家護院、巡警守衛，戰時則跟隨主人打仗。這種豪強地主的私兵，史稱「部曲」。由於剝削的沉重，宗族、賓客、徒附的生活都極其痛苦，「生有終身之勤，死有暴骨之憂。歲小不登，流離溝壑，嫁妻賣子。」(崔實《政論》) 為了消弭農民的反抗，豪強地主也有意識地利用宗親關係，分化農民。據《四民月令》記載，每年春耕前後，莊園主就「賑贍窮乏，務施九族，自親者始」。秋收前後，又「存問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對同宗貧困而死者，則糾合宗人，合族收葬。冬月臘日，還要「請召宗族、婚姻、賓旅、講好和禮」，「休農息役」。於是，在封建莊園內部往往形成相對緩和的關係。所以，在東漢時期，封建田莊還能較好地組織生產。正因為如此，每當遇到戰亂之際，常常出現豪強地主率領大群宗族賓客、徒附義從，或擇地避亂，或築塢自守，甚至合族開上戰場，舉宗進行叛亂的現象。在農民起義的年代裡，豪強地主的莊園武裝也成為鎮壓農民軍的力量。

封建制度

自耕農 東漢時期，封建政府雖在形式上實行嗆篋薄賦的政策，但事實上農民受到多方面的盤剝。地主、官吏欺凌人民，轉嫁負擔，花樣百出。如漢明帝時，政府下令推廣區種法以增加產量。結果，有些地方通過多報農民耕地，把租稅負擔強加在農民頭上。又如東漢初，禁止農民從事商業活動以妨礙農時，地方官吏及豪強地主遂據此對農民進行種種限制，規定有田者不得捕魚，以便他們營私牟利。此外還在各種藉口下任意徵發，轉輸遠戍等等，更使農民喘不過氣來。總之，農民的賦稅徭役負擔非常沉重，加上豪強地主的欺壓，使農民生活極其艱難，常常落得「飢餓流離」的結局。

封建國家所有制 封建國家所有制經濟是東漢時代另一種重要的經濟形式。封建國家不僅掌握著大量土地及山林川澤，並且還直接經營許多生產事業。特別是手工業方面的經營，更多地集中在封建國家手裡。 在東漢的政府機構中，大司農、少府、將作大匠、太僕所掌管的生產事業最多，也最重要。大司農除了經管國家賦稅收入外，還主管屯田等事務。東漢時期的屯田，以軍屯為主，在沿邊地區，還有募民屯田及放免刑徒屯田。大司農所屬的平準署和導官署，還分別進行各種絲麻紡織品的染色加工及糧食加工。東漢時，鹽鐵生產由郡國經營管理。少府實際上是皇帝的大管家，它除了管理山林川澤的各種稅收外，也直接組織皇室需要的生活用品和各類奢侈品的生產。少府在各地著名的手工業中心，都設有工官組織生產，其規模都相當龐大。將作大匠直接主持宮室、都邑、園苑、陵墓等土木工程的營造。太僕則主造各種兵器器械，並管理各處牧苑。 在東漢國家經營的生產事業中，還較多地使用奴隸。同時，還有大量罰作苦役的罪犯、服徭役的農民和少數傭工人。大規模的土木工程，則更多依靠徵發徭役來完成。

東漢各族

班超出使西域

匈奴關係

南匈奴

西元46年（建武二十二年），匈奴貴族之間爆發了爭立單于的鬥爭，互相猜忌，出現裂痕。加上蒙古草原上連年旱蝗，「人畜飢疫，死耗太半」，匈奴遂分裂為南北兩部。劉秀接受了南匈奴的歸附，令其入居雲中，東漢政府每年供給南匈奴一定數量的糧食、牛馬及絲帛等物資。南單于則遣侍子入朝，分置諸部於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郡、西河等緣邊八郡，協助東漢防禦北匈奴的侵擾。 北匈奴 南匈奴歸附東漢王朝後，留在蒙古草原上的北匈奴，勢力大大削弱，在南北交戰中，數次被南匈奴擊敗。西元73年（永平十六年），東漢王朝大舉反擊，竇固等分兵四路，深入北匈奴腹地，取得很大的軍事勝利，往北追至蒲類海（新疆巴里坤湖），並留屯於伊吾盧城（新疆哈密）。到漢章帝時，北匈奴日益衰弱，先後有數十萬口入塞投降。 西元89年（永元元年），竇憲、耿秉等率領漢軍會合南匈奴大舉北進，與北單于交戰，連戰皆捷，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在以後的二年內，北匈奴不斷失敗，向西遷移。以後，北匈奴的一部分越過中亞、西亞遷往歐洲。

烏桓關係

西元46年，匈奴內部發生分裂，烏桓各部乘機擺脫了匈奴的控制。南匈奴歸附東漢後，烏桓也向東漢政府表示臣服。劉秀封郝旦等大小酋長八十餘人為侯王君長，使其居住於幽、並二州緣邊十郡境內，招募烏桓族人內附，在上谷郡寧縣（河北宣化縣西北）設護烏桓校尉，監領烏桓各部。東漢王朝歲給烏桓人衣食，利用他們善於騎射的特點，讓他們助守邊防。烏桓各部世代為東漢守邊，實際上成了一支世襲的僱傭軍隊，直到魏晉時期，烏桓鐵騎仍名聞天下。

鮮卑關係

南匈奴和烏桓相繼歸附東漢後，鮮卑各部也遣使通好。西元54年（建武三十年），鮮卑接受了東漢中央的封號，也受護烏桓校尉監護。東漢還收買鮮卑部落大人，使之專門對付北匈奴。

東漢中期，北匈奴殘部西遷，鮮卑族乘機占領了匈奴故地，與散居在原地的十餘萬落匈奴人融合在一起，勢力迅速強盛起來。從此以後，鮮卑族擺脫了對東漢王朝的依附，並成為東漢中後期在北方的一支威脅力量。

羌族關係

東漢初，劉秀在削平隴西割據勢力後，復置護羌校尉，管理羌族諸部落，並陸續遷羌族於隴西、天水、扶風諸郡（甘肅東部、陝西西部一帶）。西元58年，竇固等攻破青海境內未臣服的燒當諸部後，又把他們遷徙至關中一帶。為了隔斷徙居內地的羌族諸部與青海境內未臣服羌族的聯繫，防止他們聯合反抗，東漢政府在今青海西寧、樂都一帶建立屯田區，長期駐軍屯墾。從漢安帝時起，羌族人民發動了三次大規模的起義，前後延續五六十年。羌族人民的鬥爭和各地的農民起義相呼應，給予東漢王朝以致命的打擊。由於長期的殘酷戰爭，使整個西北地區殘破不堪，社會生產遭到巨大的破壞。

蠻族關係

在西漢末年的社會大變動中，大量漢人流入湖南地區，與蠻族人民錯居雜處。東漢建立後，當地郡縣為了重新控制這些流亡人口，也與蠻族人民發生了衝突。西元47年（建武二十三年），武陵蠻首先起來反抗，攻擊當地郡縣。劉秀派萬餘軍隊前往鎮壓，結果全軍覆沒。第二年，李嵩、馬成督軍進剿，仍然不能獲勝。第三年又派伏波將軍馬援帶領四萬多人前往鎮壓。漢軍死耗大半，馬援也因疫疾死亡。最後，起義者才被鎮壓下去。東漢中葉後，由於加重了對蠻族的控制和搜刮，結果引起了各地蠻族大起義。蠻族人民連綿不斷的反抗鬥爭，一直延續到東漢王朝覆滅為止。

日韓關係

在東漢末年，朝鮮半島北部先後興起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個國家，三韓的發展水平雖略有不同，但都處在由原始社會向階級社會過渡階段。他們在東漢的強烈影響下，並沒有向奴隸社會發展，而是模仿漢朝的剝削方式和政治制度，從而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

在日本島上居住著倭人，東漢時倭人分為一百多個小國。早在西漢時，倭人就通過朝鮮半島與漢朝有了交往。東漢時雙方關係更為密切，西元57年（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派遣使臣與漢通好，劉秀遂以「漢委奴國王」金印相贈。這顆金印已在日本九州志賀島崎村出土，成為中日友好的歷史見證。

越南關係

東漢時，越南北部設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東漢初，錫光任交趾太守，任延任九真太守，教越民耕種技術，設立學校，傳播先進文化，對改變當地落後狀態起了很大促進作用。但後來蘇充任交趾太守，對越人加重剝削，引起越人的強烈不滿。西元40年（建武十六年），交趾征側、征貳起兵反抗，得到九真、日南等地人的響應，很快攻占六十多座城池。征側、征貳自立為王，這就是越南歷史上著名的二征王。二征王不久就被伏波將軍馬援鎮壓。東漢在鎮壓二征之後，在政治、經濟等方面進行了一些改革，如穿渠溉田，發展農業生產，廢除殘暴的「越律」十餘條等。東漢先進的經濟、文化給越南以深刻的影響。

亞歐關係

中國第一古剎-洛陽白馬寺（東漢明帝建） 自張騫出使西域之後，通過絲綢之路，漢朝與中亞、歐洲建立了經常的貿易關係。西元97年（永元九年），班超曾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國（羅馬），一直到達條支海（波斯灣）。甘英這次出使，雖然沒有直接開闢與大秦通商的道路，但也反映出東漢要與歐洲建立關係的願望。西元166年（延熹九年），大秦商人來到中國，以大秦王安敦的名義，贈送漢桓帝一些禮物。此後漢與羅馬的貿易關係更為頻繁。 東漢時期，印度、緬甸等國與中國的關係也更為密切。據記載：西元94年（永元六年），永昌境外的敦忍乙王莫延曾派遣使者來訪，雙方互贈禮物。西元97年，緬甸北部的撣國王雍由調派遣使者向漢王朝贈送珍寶。東漢政府則以金印回贈。西元120年（永寧元年），雍由調再次遣使來漢，並「獻樂及幻人」，緬甸的音樂和雜技，在當時深受歡迎。

自從佛教傳入中國以後，漢與印度的聯繫就日趨密切。特別是漢明帝派人去印度取經以後，印度的僧侶大量來到中國，譯佛經，傳佛學，對中國的文化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

東漢政權

竇氏專權

竇太后 東漢時期，劉秀之後的皇帝除明帝、章帝外，幾乎都在幼年繼位。因而每一代開始時，總是由皇太后臨朝稱制。這些年輕的皇太后，要掌握封建國家的專制權力，只能依靠兩種人，一種是她的父兄，即外戚；另一種是她身邊的奴才，即宦官。而皇帝長大以後，有時也會與外戚、宦官發生利害衝突，甚至相互殘殺。但是，一般說來它們是三位一體的，外戚與宦官，是專制主義皇權的左右手，是寄生在皇權肌體上的一對毒瘤。

章帝死後，和帝即位，年僅十歲，竇太后臨朝，其兄弟竇憲、竇景等並居機要，掌握實權。當時，竇氏一門富貴，其子弟親戚，飛黃騰達，所受賞賜，使東漢政府「倉帑為虛」。竇氏兄弟都驕縱不法，甚至其奴僕也「侵陵小人，強奪財貨，篡取罪人，妻掠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讎」。(《後漢書·竇憲傳》)在擊破匈奴後，竇憲任大將軍，權勢更盛。

宦官崛起

竇氏權勢的膨脹，和日益長大的皇帝終於發生了矛盾。西元92年（永元四年），漢和帝在宦官鄭眾等人的幫助下，誅滅了竇氏勢力，鄭眾因功封侯，參與政事，宦官勢力開始增長起來。

和帝死，鄧太后為了把持大權，廢和帝長子，改立僅百日的殤帝。殤帝死，她又立十三歲的安帝。鄧太后之兄也開始輔政。不過，鄧太后吸取了以往的教訓，一方面注意壓抑家人，另一方面更多地依靠宦官掌握專制權力。於是，宦官的權利繼續膨脹。鄧太后死後，因為爭權奪利，安帝乳母王聖、宦官李閏等，誣告鄧氏兄弟及宦官圖謀廢立，驅除了鄧氏勢力。安帝親政後，閻皇后兄弟閻顯等及帝舅耿寶並為卿校，典掌禁兵；宦官李閏、江京、樊豐等並掌機要，形成了外戚、宦官共同把持政權的局面。

安帝統治時期，政治敗壞。外戚宦官更相勾結，胡作非為。安帝死後，閻顯又依恃其妹皇太后的聲勢掌握大權。不久，另一派宦官孫程等十九人，又消滅了閻氏勢力，迎立被廢的皇太子劉保，是為順帝。在外戚宦官的互相爭鬥中，皇帝已完全成了傀儡。

梁氏暴政

從西元135年（陽嘉四年）到西元159年（延熹二年）的二十多年裡，大將軍梁商、梁冀父子相繼掌握政權，外戚勢力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順帝死後，梁太后臨朝，梁冀的權力越來越重，年幼的質帝說了他一句「跋扈將軍」，就被毒死。太尉李固等主張建立長君，以安定帝位，觸犯了他的忌諱，都被誣陷下獄死。梁冀與宦官曹騰合謀，立尚未成年而又昏庸無能的桓帝，從而獨攬大權。當時，百官升遷任免，都要先到他家謝恩，才能到尚書台辦手續；地方郡縣每年進獻的貢品，要先把上等的送給梁冀，然後才把次一等的獻給皇帝。專橫暴虐，達到了極點。

梁冀一家窮奢極侈，為非作歹，大肆搜刮財富。其殘忍貪暴，引起了公憤。梁冀的兩個妹妹──皇太后和皇后死後，他失去了靠山。在一群宦官的策劃下，桓帝消滅了梁氏勢力，自公卿大臣至故吏賓客，因牽連而死、免者，有好幾百人，一時「朝廷為空」。沒收梁冀的家財，拍賣後值錢30多億，等於當時東漢王朝半年的租稅收入。

黨派鬥爭

宦官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等五人，因討滅梁冀之功，同日封侯，世稱「五侯」。單超任車騎將軍，位等三公。宦官的淫威，使得「中外服從，上下屏氣」。單超早死，四侯專橫，他們作威作福，殘害人民。中常侍侯覽，大肆聚斂，貪贓以巨萬計，前後奪取民田一百多頃，住宅381所，自己模仿皇宮修建大規模的住宅16區，都有樓閣、池塘、園囿。當時，宦官的兄弟姻戚，宰州臨郡，到處為非作歹，殘害群眾，民不堪命，東漢統治異常黑暗。

桓帝死，竇太后臨朝，立12歲的劉宏為帝（靈帝），其父竇武任大將軍輔政。在宦官勢力猖獗的情形下，竇武與官僚陳蕃等密議，圖謀驅除宦官勢力，但竇太后不肯。不久，機密泄露。宦官曹節等發動政變，幽太后於南宮，殺死竇武、陳蕃，獨霸朝政。當時，靈帝常說：「張常侍（張讓）是我公，趙常侍（趙忠）是我母。」宦官成了皇帝的衣食父母，他們更為所欲為，肆無忌憚了。

反對擅權

外戚宦官的腐朽黑暗統治，使東漢王朝面臨崩潰的邊緣。在此深重的社會危機面前，統治階級中有一部分人，開始對東漢政權的前途感到憂慮。他們反對外戚宦官專權，要求改革政治，修補樊籬，維繫東漢王朝搖搖欲墜的統治。

反對外戚宦官擅權的營壘，以一部分開明的官僚為主體，還有一些太學生和郡國生徒。他們反對外戚宦官，除了為挽救東漢政權危機的共同出發點外，一個直接的原因是外戚宦官專權堵塞了他們的政治出路。外戚的黨羽，宦官的爪牙，控制了從中央到地方的政權機構，選舉不實的情況更加嚴重。這就不能不引起社會輿論的抨擊。時諺說：「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抱朴子外篇》卷一五《審舉》)選舉制度混亂，太學生和郡國生徒不能按正常途徑進入政治舞台，引起了他們的強烈不滿，他們議論政治，品評人物，對外戚宦官進行猛烈的攻擊。

階層鬥爭

國家級文保單位—民主東漢崖墓 官僚、學生與外戚宦官的鬥爭，大體上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在順帝以前，第二階段為桓靈時期。

在第一階段，反對外戚宦官的鬥爭，一般只是個別或少數人的行動，還沒有形成一股勢力。早在和帝初年，竇憲兄弟專權，驕縱不法，激起了司徒袁安、司空任隗等人的反對，他們採取措施，打擊竇氏的黨羽爪牙。和帝死後，司空周章因反對鄧太后廢嫡立庶，反對外戚、宦官專權，企圖發動政變，事泄後自殺。安帝末年，宦官與外戚閻顯、耿寶相勾結，虛耗國庫，竭民資財。太尉楊震等人反覆上書，抗議外戚宦官濁亂朝政。結果楊震被罷官，憤而自殺。西元133年（陽嘉二年），李固對策，要求「權去外戚，政歸國家」，禁絕宦官子弟「為吏察孝廉」。

西元142年（漢安元年），東漢政府派遣杜喬等八人分行州縣，監察刺史二千石臧否，侍御史張綱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公開宣言：「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並劾奏梁冀兄弟專權納賄，結黨營私。張綱的行動，震動了整個洛陽。 桓、靈以後，朝政完全為外戚宦官勢力所把持，連皇帝的廢立都操縱在他們手裡。政治更加敗壞，人民的苦難也越發深重，面對這種黑暗的現實，有更多的官僚和地主知識分子聯合起來投入反對外戚宦官腐朽勢力的鬥爭，但遭到鎮壓，造成了歷史上有名的「黨錮之禍」。這是鬥爭的第二階段。

第一次黨錮

桓帝在位時，前期是梁冀專制，後期則五侯橫暴，官僚和太學生與外戚、宦官的鬥爭，從一開始就非常激烈。順帝死後，圍繞立帝問題，進行了多次較量，最後梁冀殺了反對派首領李固、杜喬，擁立桓帝。梁冀失敗後，桓帝又被宦官所挾制，這就進一步引起了一部分官僚、太學生的憤怒。李固、杜喬等人的鬥爭，得到了社會上的普遍同情，一時，李杜之名聲滿天下。桓帝後期，宦官集團獨霸政權。在這種背景下，湧現出一大批以清高自守、敢於抨擊宦官勢力的反對派人物。在反對宦官集團的鬥爭中，李膺成為著名領袖。

李膺出身於衣冠望族，他任河南尹時，因打擊宦黨而被下獄，不久復為司隸校尉。宦官張讓弟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罪躲在張讓家中。李膺派人到張讓家中搜出處死。許多宦官害怕李膺，不敢走出宮門。李膺敢於打擊當權的宦官，名聲越來越大。他與太尉陳蕃、南陽太守王暢都受到士大夫的敬重。以李膺、陳蕃等為首的反宦官鬥爭引起了宦官集團的嫉恨。西元166年（延熹九年），宦官派人誣告李膺與太學生朋比為奸，桓帝遂詔令全國，逮捕「黨人」，收執李膺、陳實等二百餘人。第二年，把黨人赦歸田裡，禁錮終身，不得做官。這就是第一次黨錮。

第二次黨錮

桓帝死，靈帝繼位，太后父竇武為大將軍輔政。竇武嫉惡宦官專寵，遂與陳蕃合作，起用被禁錮的「黨人」，打算消滅宦官勢力。但因事機泄漏，宦官曹節等發動政變，竇武兵敗自殺，陳蕃等遇害。西元169年（建寧二年），宦官侯覽使人誣告張儉結黨謀反，曹節又乘機奏捕「黨人」。李膺、杜密、虞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其他因仇怨陷害相牽連，以至於死、徒、廢、禁者六七百人。人民群眾同情和支持被宦官集團迫害的所謂黨人，某些黨人逃亡時，許多人「破家相容」。這說明反對宦官專權，客觀上反映了人民群眾的利益和願望。

西元172年（熹平元年），竇太后死，有人在洛陽朱雀闕上書寫反對宦官專權的文字，宦官集團又一次四出搜捕「黨人」及太學諸生千餘人。西元176年，又下詔規定，凡是「黨人」的門生、故吏、父兄子弟及五服以內的親屬，都一律免官禁錮。這就是第二次「黨錮」。這次黨錮繼續了十幾年，直到黃巾大起義後，東漢政府才宣布赦免「黨人」。

東漢滅亡

階級矛盾

統治腐朽

徐州東漢畫像石《牛耕圖》] 東漢中期以後，各種社會矛盾開始大量積聚起來。隨著豪強地主勢力壯大，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不斷發展，土地兼併激烈進行，使大批農民失掉土地，淪為農奴，或流離失所。由於外戚宦官專權，政治黑暗，官吏貪殘，橫徵暴斂，敲詐勒索，人民負擔沉重，苦難日深。加上因多次鎮壓羌族人民的起義，造成了「兵役連年，死亡流離」的惡果，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

到了桓帝、靈帝統治時期，統治階級更加腐朽。桓帝、靈帝後宮彩女都有數千人，衣食之資日費數百金。封建國家財政枯竭，經常減百官俸祿，借王侯租稅，以應付軍國急需；桓帝還公開地賣官鬻爵，大肆聚斂。到了靈帝時期，更變本加厲，拚命搜刮。他公布賣官的價格，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甚至不同的對象也可以有不同的議價。既然可以用錢買官，貪污就成了合法行為，官吏一到任，就儘量搜刮。政府為了多賣官，就經常調換官吏，甚至一個地方官，一個月內就調換幾個人。為了刮錢，靈帝還規定，郡國向大司農、少府上交各種租稅貢獻時，都要先抽一分交入宮中，謂之「導行錢」。又在西園造萬金堂，調發司農金帛充積其中，作為他的私藏。他還把錢寄存在小黃門、中常侍那裡，各有數千萬。

破壞生產力

東漢王朝的腐朽統治，以及統治者對人民敲骨吸髓的壓榨，嚴重地破壞了社會生產力，加上水旱蝗災連年不斷，人民更無法生活。西元153年（永興元年），全國有三分之一的郡縣遭受水災、蝗災，有幾十萬戶傾家蕩產，流浪在外，冀州出現了人相食的慘劇。到靈帝時，「河內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人民在毫無生活出路的時候，只有起來反坑，爭取生存。

東漢後期的七八十年間，階級矛盾尖銳，社會動盪不安，小規模的農民起義此起彼伏，連綿不斷。這些起義雖然都被鎮壓下去，但是人民並沒有屈服。當時有一首民謠說：「發如韭，剪復生；頭如雞，割復鳴。吏不必可畏，小民從來不可輕。」(崔寔《政論》)它生動地表現了農民誓死反抗東漢統治者的決心。

黃巾起義

原始道教

黃巾起義 原始道教的傳播在階級矛盾日益尖銳、農民大起義一觸即發的時候，原始道教中的兩個著名教派正在民間流行，這就是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早在西漢成帝時，甘忠可造了一部《天官曆包元太平經》，主張「易姓受命」，後被判處死刑。東漢順帝時，琅邪人于吉又造了一部《太平清領書》。後來這部書落在張角手裡，張角就根據這部書傳道，故稱太平道。張角宣稱太平道是黃帝老子所創，所以太平道又叫「黃老道」。《太平經》說：「人無貴賤，皆天所生。」主張人人平等。這一思想反映了農民反對地主壓迫、剝削的願望。

五斗米道的教義與太平道相似，創始人是沛人張陵。順帝時張陵作道書，並向群眾傳道。受道的人都要出五斗米，故稱五斗米道。東漢末年，五斗米道活動的地區主要在雍、益二州，根據地在漢中。張陵死後，其子張衡傳其道，張衡死，其子張魯又繼之。

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在民間的傳播，特別是它們樸素的平等觀念和反對地主階級剝削的思想，深受農民群眾的擁護，成了農民群眾進行鬥爭的武器。

黃巾大起義

黃巾起義領袖張角，巨鹿（河北平鄉）人，是太平道的教主，自稱「大賢良師」。他利用「符水」給人治病，吸收了很多弟子，派他們到各地去傳教，十幾年間，徒眾發展到三十多萬人，活動地區擴大到青、徐、幽、冀、荊、揚、兗、豫等八州。為了把人們更好地組織起來，他把徒眾分為三十六方，大方有一萬多人，小方六七千人，各有渠帥領導，統一歸張角指揮。經過長期的醞釀之後，張角決定於西元184年（中平元年），即甲子年的三月五日在全國同時起義，並提出了「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後漢書·皇甫嵩傳》)的口號。

由於有人告密，張角下令提前起義，三十六方同時起義，「旬日之間，天下響應」。起義農民頭裹黃巾，因此被稱為黃巾軍。黃巾軍在各地殺官吏，燒官府，摧毀豪強地主的田莊，沒收他們的土地和財物，開倉賑濟貧民。張角自稱「天公將軍」，他的弟弟張寶稱「地公將軍」，張梁稱「人公將軍」。

起義以後，黃巾軍的主力集中在冀州、潁川、南陽三個地區，進攻的矛頭指向洛陽。東漢統治者非常驚慌，急忙派何進為大將軍，調集大軍防守洛陽周圍。同時，派皇甫嵩、朱儁率主力鎮壓對洛陽威脅最大的潁川黃巾軍；盧植、董卓等率軍鎮壓冀州黃巾軍。東漢政府還下令解除黨錮，動員力量來對付農民起義，各地豪強地主也紛紛起兵。

在東漢王朝有組織的鎮壓下，潁川黃巾起義軍不斷失利。正在決戰的關鍵時刻，張角不幸病逝。黃巾軍在張梁領導下和皇甫嵩展開了血戰，張梁陣亡，農民軍慘敗。十一月，在下曲陽（河北晉縣西）的戰鬥中，起義軍又失利，張寶戰死。冀州的主力黃巾軍失敗了。與此同時，宛城陷落，南陽黃巾軍也被鎮壓下去。

河北等地的起義

西元185年（中平二年），河北、河南、山西一帶的廣大農民又舉起了起義的旗幟。起義軍的名號繁多，起義勢力大的二三萬人，小的六七千人，總計達百萬人。他們在鬥爭中逐漸聯合起來，統稱「黑山軍」。黑山軍堅持了長期的鬥爭，後被袁紹、曹操等軍閥所鎮壓。 青徐地區的黃巾軍餘部也再度起兵，發展至三十萬人，最終被曹操打敗，其精銳被曹操改編為「青州兵」。

西元191年（初平二年），張魯發動五斗米道起義，在漢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農民政權。這一政權維持了二十多年，西元215年（建安二十年），曹操向漢中進兵，張魯投降，這個政權才在歷史上消失。

黃巾起義是經過長期準備的有組織、有綱領的武裝鬥爭，它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口號的提出，對儒家倫理綱常的正統說教，是一次沉重的打擊。它基本上摧垮了腐朽的東漢政權，使其名存實亡。農民軍還掃蕩了地主階級中最腐朽的外戚、宦官勢力，衝擊了東漢後期土地兼併的嚴重局勢。所有這些，對以後封建社會的發展都是有利的。

文化發展

思想家王充

哲學發展

漢初的黃老思想 尊崇「黃老思想」漢初吸取秦末農民戰爭的教訓，採取在黃老思想指導下的"無為而治"的統治政策。所謂"黃老學說"，實際上是道家學說中的兩派。"黃"指"黃帝之學"，"老"指老子的學說。黃帝之學是在戰國時期形成的一個學派，也是道家中的一派。它與老子學說的根本區別是：黃帝之學不僅講道，而且講法。漢初把黃老糅合在一起，成為當時統治階級的政治指導思想。 董仲舒及其儒家思想 董仲舒（西元前179年～前104年），廣川（河北棗強縣東廣川鎮）人。為了適應漢中期統治者的需要，他不但首倡儒家獨尊，而且把儒家的學說宗教化，把封建專制制度的理論系統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神學唯心主義思想體系。他的《天人三策》就是這一思想體系的具體說明，《春秋繁露》是其代表著作。 為了維護封建統治，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應"學說。他把自然界的天塑造成為有意志的人格神，把人間的一切都說成是上天有目的的安排。天意與人事緊密相連，天以祥瑞災異影響人，人的活動也會感動天。董仲舒還認為天給人類社會設立了一個最高權力的君主，皇帝就是代天意進行賞罰的權威。人民服從皇帝，也就是服從天道，以此來論證皇權的神聖性，為加強皇權提供了理論根據。董仲舒在宣揚君權神授說的同時，也企圖假天之威，對皇帝的過分殘暴加以限制。他說天為人民而立皇帝，皇帝對人民有好處，就能繼續做下去，否則天就要剝奪其皇位。這種學說當然是為封建統治者服務的，但也可以被用來反對皇權。 董仲舒從天授君權說出發，大力宣揚儒家"君臣、父子"的等級觀念，並提出了"三綱"、"五常"的倫理規範。他說："三綱"、"五常"是天的安排，是天的意志。"三綱"加上有意志的天，就構成了封建政權、族權、神權、夫權四種統治權力。這種宗法思想，成為封建倫理關係的準則和束縛人民的精神枷鎖。 董仲舒還提出了"性三品"說。他認為人性是有等級的：聖人生來性善，小人生來性惡，中人之性，可善可惡。聖人是天生的統治者；中人經過"教化"可以變善；唯有下等小人是命中注定低微卑賤。他以這種人性論來論證封建等級和封建統治的合理性。 董仲舒的思想核心，是從維護封建中央集權的立場出發，神化皇權，並力圖把封建政權、神權、族權、夫權結合起來，為地主階級服務，所以長期以來為封建統治者所推行。 讖緯思想

西漢末年，從董仲舒開始的神學化的儒學思想繼續發展，讖緯迷信開始廣泛流傳，毒化了整個思想學術領域的氣氛。

讖緯是一種庸俗經學和封建迷信的混合物。讖是用詭秘的隱語、預言作為神的啟示，向人們昭告吉凶禍福、治亂興衰，往往有圖有文，又稱圖讖。緯是用宗教迷信的觀點對儒家經典所作的解釋。緯書就是假託神意來解釋經典。

劉秀當初為了稱帝，就用符瑞圖讖來證明他當皇帝是「天命」所歸，是神的意志。劉秀建立東漢政權後，對讖緯崇信更甚。用人施政都要找讖緯作根據；各種重大問題的決策，也以讖緯來「決定嫌疑」；對於儒家經典的解釋，都以讖緯為指歸。 反讖緯學者 當讖緯迷信泛濫的時候，也出現了與其對立的思想家，其代表人物是桓譚（西元前40年～西元32年）。桓譚明確指出，讖記緯書是「奇怪虛誕之事」，應該而且必須拋棄。桓譚所闡發的唯物論和無神論觀點，在哲學史上具有重大意義。他對稍後的唯物主義思想家王充，有直接的影響。 佛教傳入 西漢時，西域的某些城邦小國已經信奉佛教。西漢末，佛教開始傳入中原地區。西元前2年（元壽元年），信奉佛教的大月氏派遣使臣伊存到達長安，博士弟子秦景憲從伊存學浮屠（佛的音譯）經。從此以後，佛教就逐漸流傳開來。

經學

經的今古文之爭 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立五經博士，儒家取得了獨尊的地位。不僅在都城設立太學，教授五經，而且在郡縣設立學校，設置經師。當時凡博士教弟子的經書，都是用通行的隸書寫成的，故稱"今文經"。漢武帝所尊崇的儒術，就是儒家的今文經學派，於是今文經學盛行。 漢武帝末年，魯恭王劉余壞孔子宅，得《尚書》、《禮》、《論語》和《孝經》等數十篇，都是用漢以前的小篆所寫，這些經書被稱為"古文經"，傳授古文經的學說叫古文經學。 在儒學發展的同時，掀起了搜集、整理圖書的熱潮。漢武帝時廣開獻書之路。成帝時命各地搜求遺書，並派劉向等將藏書分類整理校訂，劉向之子劉歆幫助校理。劉歆在校書時，發現了用古代文字書寫的《春秋左氏傳》。他認定《左氏傳》是解釋《春秋》最可靠的書。其後又發現了《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等。劉向死後，劉歆代替父職，他便請朝廷將這些書列於學官，但遭到博士們的反對，甚至執政大臣也對其加以指責。 經今古文學之爭，不僅是文字和讀法的問題，而是隨著經師源流不同，傳授的方法和對經義的解釋也不同，因而形成兩種不同的思想體系和政治派別。經今文學派在封建統治集團扶植下，對儒經任意發揮，以迎合統治者的需要。而經古文學派則把儒經看成是古代的歷史材料，他們按字義解釋經文，不憑空臆造，從實際上闡明儒家的道理。 王莽當政時，對劉歆委以重任，掌儒林史卜之官。劉歆大力提倡古文經學，為王莽代漢製造理論根據。因此，古文經得到王莽的支持，《春秋左氏傳》、《古文尚書》、《逸禮》、《毛詩》都立為學官，每經博士也增為5人，每一博士領弟子360人。這樣，古文經學就在王莽的扶植下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西漢時期經今古文之爭，是儒家內部的鬥爭。雖然他們兩家各立門戶，爭論不休，但在歌頌先王、先聖，美化古代政治制度，為封建政治服務等問題上還是一致的。不過，經今古文之爭，由於雙方互相辯難，對學術發展也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東漢經學

東漢時期，今文經學還是官方學術的主體，從洛陽的太學到州郡縣所設立的官學，傳授者都是今文經一些著名的經師，他們所著錄的弟子，往往成千上萬。但從發展趨勢看，今文經由於其本身的弱點而日趨衰落。今文經學最大的弱點，一個是妖妄，一個是繁瑣。今文經用讖緯說經，充斥著荒誕不經的迷信邪說，這些邪說曾經獲寵於一時，但它的欺騙性逐漸被戳穿，也就逐漸被蔑視。

古文經學的一個特點是「通訓詁」，「舉大義」，「不為章句」。與今文經學比較，古文經學是一種簡單明了、思想犀利的學術。由於這種特點，東漢時期古文經學發展很快，它雖然未立學官，卻逐漸成了私學的主流。在學術方面，古文經學取得了很大成就。東漢一代，古文經學的大師輩出，如桓譚、班固、王充、賈逵、張衡、許慎、馬融、鄭玄等人。在古文經學的訓詁和注釋方面，成就最大者是許慎、馬融、鄭玄三人。

史學

司馬遷與《史記》

司馬遷史記司馬遷（西元前135年～前93年），字子長，左馮翊夏陽（陝西韓城縣）龍門人。他的父親司馬談為漢朝專管文史星曆的太史令。司馬遷自幼隨父到長安學習經史，青年時探游四方，考查風俗，訪問古蹟，採集傳說。西元前108年（元封三年）他繼父職任太史令。西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他與唐都等人共訂太初曆。同年，他開始撰寫《史記》。五年後，他因替李陵兵敗之事作辯解，觸怒漢武帝，被處以腐刑。他在獄中滿懷悲憤繼續寫作。西元前96年，司馬遷被赦出獄，任中書令。他耗費二十多年時間，傾注了全部心血，完成了《史記》這部不朽的史學巨著。 《史記》記事始於黃帝，止於漢武帝太初年間，包括上下三千年的歷史，尤詳於戰國、秦漢。全書共526500字，分為本紀、表、書、世家、列傳。這五種不同的體例互相配合，揭示了三千年的社會歷史面貌。對漢以前的典章文物、政冶經濟以及天文地理、風俗民情等都有詳細的記載。 《史記》是中國第一部通史，它把幾千年間零碎散亂的歷史資料加以整理，"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全書體系完整，疏而不漏。"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創造了紀傳體的形式，對後世史學的發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司馬遷在整理歷史材料時，"涉獵者廣博"，對這些豐富的史料，他審慎地進行選擇和考訂。更重要的是敘述歷史事件和人物，"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他不僅寫了帝王將相、官員名流，而且以飽滿熱情記敘了農民領袖陳勝、吳廣和項羽的事跡，給予極高的評價，反映了司馬遷進步的史學觀點。同時，他還揭露了統治階級的暴虐、奢侈，連漢武帝求神等事都給予冷嘲熱諷。 《史記》敘事，簡明扼要。特別是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描寫，生動活潑。魯迅先生稱讚《史記》："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史記》問世後，二千年來，對史學和文學的影響都很大。 西漢末，劉歆在父親劉向《別錄》的基礎上寫成《七略》。它綜合了西周以來的文化遺產，經過校勘、分類，編成目錄。《七略》不僅是中國目錄學的開端，而且是一部寶貴的古代學術史。 東漢時期最重要的歷史著作，是班固所著的《漢書》。《漢書》起自漢高祖劉邦，止於平帝、王莽，寫了西漢王朝二

漢書 百多年的歷史，是我國第一部斷代史。班固的父親班彪，繼《史記》之後，作《後傳》六十五篇。班彪死，班固繼承父業，完成《漢書》一百卷。班固死時，《漢書》的八表和《天文志》還沒有完成，後來由班固妹班昭等人補寫。

文學藝術

漢賦和樂府詩 文學西漢的文學成就，主要有漢賦和樂府詩。漢賦是從楚辭發展來的一種長篇的韻文。西漢的賦主要有兩種：一種是騷體賦，漢初比較盛行；一種是散體大賦，形成於漢初，興盛於中葉，並取代了騷體賦的地位。 漢初的騷體賦作者，以賈誼、枚乘為代表。賈誼因遭人讒毀，被謫為長沙王太傅。當他渡湘水時作《吊屈原賦》，借憑弔屈原來抒發自己心中的憤懣，是一篇很好的抒情賦。賈誼另一篇代表作《鵩鳥賦》，也是一篇抒發悲傷情感的作品，開了西漢散體賦的先河。景帝時，枚乘所作的《七發》，對後世也很有影響。 漢武帝至成帝間，是散體大賦全盛期。有名的賦家有司馬相如、揚雄、東方朔等，其中以司馬相如最負盛名。他的作品有《子虛賦》、《上林賦》等。這些賦都以遊獵為題材，描寫了皇宮的雄偉壯麗，園囿的幽深和禽獸的眾多，遊獵隊伍的壯觀，以及音樂、美女等，篇末則加一些諷諫的話語，作為點綴。 漢賦是典型的宮廷文學。它用華麗的辭藻，鋪張的手法，堆砌了豐富的辭彙，描寫西漢上層社會的繁華景象，反映漢代的統一與強大，顯示了天子的尊嚴。漢賦內容的虛浮空洞，枯燥乏味，形式呆板，詞句艱深，不能反映社會的真實情況，因而文學價值不高。不過在形式和技巧上對後世的文學作品有一定影響。 "樂府"作為掌管音樂的官署，始於秦。到漢武帝時，為了宮廷娛樂和廟堂祭祀，開始大規模地採集各地民歌。包括鼓吹曲辭、相和歌辭、雜曲歌辭等，既有漢族歌曲，又有少數民族和邊疆地區的歌曲。這些民歌雖經文人加工潤色，但仍保存著民歌的特色，從而在西漢的詩壇上留下了人民的呼聲。如《戰城南》用蒼涼的調子描寫了人民厭惡戰爭的心情。這些民歌語言樸實，形象鮮明，是漢代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歷代有成就的詩人，都受過漢代民歌的影響。 漢代民歌的體裁多種多樣，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形式生動靈活，其中以五言最多，是東漢以後的五言詩的先聲。 西漢散文的成就也很突出。賈誼的《過秦論》和《治安策》、晁錯的《賢良對策》以及劉向的《說苑》等，都是西漢的散文名篇。賈誼的政論文議論明白，慷慨激昂。特別是《過秦論》，語言生動，層層深入，把秦的興亡分析得淋漓盡致。晁錯的政論文語言精煉，富有節奏，有很強的說服力。 繪畫、雕刻和音樂

繪畫、雕刻和音樂是西漢藝術領域的主要成就。西漢時期，隨著經濟的發展，作為帝王、官僚、地主的宮殿、住宅、墳墓的裝飾品之一的壁畫也發展起來。漢武帝時的魯靈光殿就有西漢最著名的大幅壁畫，內容極為豐富，可惜沒有保存下來。當時的上層社會不僅在建築物上作畫，而且在絹帛、漆器、陶器等工藝品上作畫，有彩繪，有素墨畫，有刻縷畫，內容涉及神話傳說、歷史故事，也有漁獵、農事、宴會、樂舞等生活情景，題材廣泛，畫意高超。 1972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彩繪帛畫，反映了西漢繪畫藝術的高度成就。這幅帛畫全長205厘米，上部寬92厘米，下部寬47.7厘米，畫面內容十分豐富，有人物，有日月，有人身蛇尾的神像，還有龍、蛇、龜、虎、馬和各種奇禽異獸，刻畫生動，色彩鮮艷，是中國古代傑出的繪畫作品，也是世界藝術史上一件罕見的珍品。另外，在江蘇邗江等地出土的彩繪漆器，製作精巧，各種人物和動物繪畫，極為生動、優美。 漢代雕刻藝術與繪畫也是相輔而行的。統治階級用石刻來裝飾宮室、陵墓，以誇耀豪華，顯示威嚴。如陝西興平縣霍去病墓前的石人、石馬、石牛、石虎等，造型生動，神態逼真。這些巨大的雕像雖經二千多年的風剝雨蝕，依然神態生動，栩栩如生，有很高的藝術價值。 東漢時期

東漢時期的文學，較之前代，又有很大發展。東漢的文學作品，主要有辭賦和五言詩兩種。其中在辭賦方面，東漢時作者很多，但大抵都是模仿之作。流傳較廣的有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二京賦》等。東漢人王逸選編屈原、宋玉及部分漢人的辭賦，進行注釋，稱《楚辭章句》，使楚辭的音義句讀，得以流傳於後世。 五言詩是漢代新興的文學體裁，西漢時只在民間流行，東漢時，一些文人開始作五言詩。古詩十九首是五言詩創作中的傑作，對以後的詩歌發展有巨大影響。五言詩比四言詩雖只多一個字，但在音律上卻多一個音符，在句法上多一個詞位，因而能表達更豐富的內容。

東漢時期的藝術創作，以繪畫和雕刻最為著名。當時，貴族、地主們的宮殿、住宅、廟宇、陵墓的牆壁上，到處都有壁畫，一般漆器、陶瓷器等工藝品上也有各種圖畫。20世紀50年代以來，先後在四川、山東、河北、遼寧、河南等地的東漢墓里發現了很多壁畫，其內容大多是描繪貴族官僚和豪強地主們的豪華生活，有宴會、狩獵、舞樂、角牴等各種場面。

現存東漢的石刻畫，最著名的有山東嘉祥縣的武梁祠石刻，肥城縣的孝堂山祠石刻，沂南縣的東漢墓石刻等等。武梁祠石刻用陽刻，是平面的浮雕；孝堂山石刻用陰刻，以線條來勾畫形象。除石刻畫外，東漢墓中還發現大量畫像磚，成都等地出土的畫像磚，表現了社會生活的各種場景，題材廣泛，刻畫精細，線條流暢，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和歷史意義。

《九章算術》 約西元前1世紀成書的《周髀算經》，是中國現存的最早數學著作，《九章算術》是西漢以來許多數學家研究的結晶。西漢前期的著名數學家張蒼、耿壽昌等人曾對它進行增刪。全書共分九章，搜集了246個數學問題的解法。其中記載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分數四則和比例算法。還有各種面積、體積的算法和利用勾股定理進行測量的問題，以及開平方、開立方的方法，特別是在世界數學史上第一次記載負數概念和正負數的加減法運算法則。這部書對中國古代數學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而且影響到朝鮮、日本，被翻譯成許多種文字。

科學技術

天文曆法 西漢時期，天文學非常發達。當時的天象記錄相當豐富。早在《淮南子》子一書中，就有關於太陽黑子的記載。《漢書·五行志》則對此更精確地加以記載：河平元年（西元前28年）三月乙未（十八日），"日出黃，有黑氣大如錢，居日中央"。這是現今世界公認的最早的黑子記錄。馬王堆漢墓的帛書《五星占》中有五大行星運行的記載，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天文學著作。 西漢時不僅有詳細的天象記錄，而且對天文學的研究也盛極一時。漢武帝時，落下閎造渾天儀；太初三年立日晷儀下漏刻（水鍾），以求二十八宿的位置。宣帝時耿壽昌鑄銅為像，以測天象。由此可見，中國是世界上天文學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 漢初，沿用秦朝的《顓頊曆》，以十月為歲首。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中發現西元前134年的歷譜，這是中國發現最早的完整歷譜。根據它推算，這個歷譜與秦曆法相同，證明武帝太初以前依然採用《顓頊曆》。但《顓頊曆》並不精確，到漢武帝時已出現了錯亂現象。於是漢武帝令司馬遷、落下閎、鄧平等改《顓頊曆》而作《太初曆》，以正月為歲首，採用有利於農時的二十四節氣，在無中氣的月份，插入閏月，調整了太陽周天與陰曆紀月不相合的矛盾，使朔望晦弦較為正確，是中國曆法上一個劃時代的進步。隨著天文學的不斷發展，人們在曆法上也日求精密。成帝時，劉歆又依據《太初曆》作《三統曆》，規定一年為日，一月為日，19年有7個閏月，這是當時最精密的曆法。

天文學

張衡（西元78年～139年），字平子，南陽人。他學識淵博，又十分精通數學，著有《算罔論》。但張衡最大的科學貢獻，是在天文學方面。他總結前人在天文學上的成就，創製了渾天儀、候風儀和地動儀。

張衡 渾天儀製成後，張衡又著《渾天儀圖注》，解釋渾天儀的製造原理和使用方法。他還寫了一部專門的天文著作，叫作《靈憲》，講述天體現象。他主張渾天說，認為天地都是圓的，天在外，像雞蛋殼，地在內，像雞蛋黃。這種說法雖不完全正確，但比當時流行的天圓地方的蓋天說要進步。另外，《靈憲》還記載了星座和微星數量，並正確地解釋了日蝕月蝕的原因。

張衡製作的候風儀不見著錄，可能是一種預測大風的儀器。他所製作的地動儀，則是世界上第一台測定地震的儀器。地動儀用精銅製成，圓徑八尺，狀如酒樽；中有立柱，連著八個方向的機械；外面有八個龍頭，口銜銅丸；下有八個蟾蜍，口向上張。當哪個方向出現了地震，那個方向的龍口就吐出銅丸，落在蟾蜍口內，發出清脆的聲音，看守儀器的人就可以知道發生地震的方向，能推測出震源的距離。 醫學 醫學在西漢時期也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當時主要是以陰陽五行來解釋人的生理現象、病理現象，並用這種理論進行辯證治療。西漢的名醫淳于意，為人治病"必先切其脈，乃治之"。可見當時脈學很發達。中國古代創造的獨特療法──針灸療法，到這時已有發展。1962年河北滿城發現的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夫婦墓中，不僅發現了"醫工"專用的銅盆、銅藥匙等醫療專用器械，而且有四根金針、五根銀針，保存完好。

東漢時期，是中國傳統醫學創立的重要時期。東漢晚期著名的醫學家張仲景，著《傷寒雜病論》，成為中醫學的主要奠基人。

張仲景（西元150年～219年），名機，河南南陽人。他總結前代的醫學經驗，寫成《傷寒雜病論》十六卷。後代流傳下來的，只有經過晉代名醫王叔和改編過的《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兩種。張仲景在中醫學上的卓越貢獻，主要是在診斷和治療兩方面。診斷方面，在辨明症狀時，他先分析是陰症還是陽症，由陰陽而辨明表里，再辨明虛實、寒熱，這就是中醫診斷學上的八綱。在治療方面，他用汗、吐、下、和概括了各種症狀的療法。這些都是以後中醫的準繩，張仲景也被後代中醫奉為「醫聖」。

東漢時，另一位著名的醫生是華佗。華佗精於方藥、針灸，特別精於外科手術。在施行手術前，他讓病人服用他發明的麻沸散，進行麻醉。施行手術後把創口縫合，塗上膏藥，就能逐漸痊癒。華倫能剖腹破背，剪截沖洗腸胃，還能做需要高度精確而複雜的腦科手術。華倫認為人要經常運動，促進血脈流通，飲食消化，就能減少疾病。他創作「五禽之戲」，模仿虎、鹿、熊、猿、鳥五種動物的活動姿態來鍛練身體，這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早的健身操。 東漢時期，藥物學方面也獲得了出色成就，它集中反映在東漢初年編成的《神農本草經》上。《神農本草經》是中國最古的一部藥物學著作，記載了365種藥物的性能和用途。

造紙術

西漢在科學技術上的一個很大貢獻，就是發明了造紙術。在《漢書·孝成趙皇后傳》中有紙的記載，這是西漢關於紙的最早文獻記載。1933年，新疆羅布淖爾漢代烽燧遺址中發現了一片麻紙殘片。1957年陝西西安市出土的灞橋紙殘片，1973年甘肅出土的金關紙，都出自西漢古墓，其中灞橋紙最為原始。1986年，在甘肅天水西漢古墓中還出土了一張紙地圖。由此可見，在西漢時代中國人就已發明了造紙技術。但西漢時紙的使用還不普遍，帛絹、竹木簡還是主要的書寫工具，考古發現西漢大量竹木簡和帛書就說明了這個問題。[3]

帝陵建築

東漢開國皇帝——漢光武帝劉秀陵園西漢時期寢殿一般建築在陵園之中，廟建於陵園之外，大規模的祭祀典禮多在廟中進行。東漢把這一禮儀移置陵園中。東漢明帝時，把每年元旦公卿百官會集賀皇帝的禮儀和八月舉行的「酎祭」一併搬到陵園中。這樣，宗廟的地位開始下降。為了適應陵園中舉行祭祀的需要，陵園建築也增添了新內容，開始在陵前建築祭殿，還在陵旁建築懸掛大鐘，以便祭祀時鳴鐘。東漢陵寢的這一變化，正是為了把公卿百官和地方官員團結在皇帝周圍，以鞏固東漢的統治。 東漢陵園四周的建築也與西漢相異，不築垣牆，改用「行馬」。通往陵冢的神道兩側還列置成對石雕。東漢開創了在神道兩側建置石雕生的先例，更進一步顯示了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威。這一建制為以後各朝所沿用並發展了。

東漢帝陵地下建築改變了西漢以柏木黃心為槨的制度，多用石頭砌建槨室，稱為「黃腸石」。東漢十二個帝陵，除獻帝禪陵遠在河內郡山陽以外，其他十一個帝陵都在洛陽故城附近。

歷史年表

東漢時期君主與年號（25年—220年）

廟號	諡號	姓名	統治時間	年號	年期	備註
世祖	光武皇帝	劉秀	25年—57年	建武建武中元	25年—56年56年—57年	新莽末年起兵， 西元25年稱帝，定都洛陽
顯宗	孝明皇帝	劉莊	57年—75年	永平	58年—75年	以皇太子嗣位
肅宗	孝章皇帝	劉炟	75年—88年	建初元和章和	76年—84年84年—87年87年—88年	以皇太子嗣位
穆宗(後除廟號)	孝和皇帝	劉肇	88年—105年	永元元興	89年—105年105年—105年	以皇太子嗣位
	孝殤皇帝	劉隆	105年—106年	延平	106年—106年	即位時，生僅三個月 ，在位時間實際八個月
	孝德皇帝	劉慶
恭宗(後除廟號)	孝安皇帝	劉祜	106年—125年	永初元初永寧建光延光	107年—113年114年—119年120年—121年121年—122年122年—125年	殤帝死，鄧太后策迎 劉祜進宮，為和帝嗣
	北鄉侯1	劉懿	125年
敬宗(後除廟號)	孝順皇帝	劉保	125年—144年	永建陽嘉永和漢安建康	126年—132年132年—135年136年—141年142年—144年144年—144年	原封太子，後被廢為濟陰王 ，安帝死，宦官孫程立以為帝
	孝沖皇帝	劉炳	144年—145年	永嘉	145年—145年	在位時間實際五個月（以皇太子嗣位）
	孝質皇帝	劉纘	145年—146年	本初	146年—146年	沖帝死，梁太后與大將軍 梁冀密謀迎劉zan進宮，封建平侯，即位
	孝穆皇帝	劉開
	孝崇皇帝	劉翼
威宗(後除廟號)	孝桓皇帝	劉志	146年—167年	建和和平元嘉永興永壽延熹永康	147年—149年150年—150年151年—152年153年—154年155年—158年158年—167年167年—167年	質帝死，梁太后與 大將軍梁冀密謀迎劉志，立為帝
	孝元皇帝	劉淑
	孝仁皇帝	劉萇
	孝靈皇帝	劉宏	168年—189年	建寧熹平光和中平	168年—172年172年—178年178年—184年184年—189年	桓帝死，無子，竇太后與 竇武迎劉宏即位，竇太后臨朝
	弘農懷王2	劉辯	189年	光熹昭寧永漢	189年—189年189年—189年189年—189年	189年九月，董卓廢劉辯為 弘弄王，190年使郎中令立儒zhen殺之。
	孝獻皇帝3	劉協	189年—220年	中平初平興平建安延康	189年—189年190年—193年194年—195年196年—220年220年—220年	由董卓擁立即位， 220年十月，曹丕代漢稱帝， 廢獻帝為山陽公

註： 1. 在漢敬宗（漢順帝）之前本來是閻太后（漢安帝太后）擁立的少帝劉懿，劉懿做了半年皇帝即死亡，敬宗趁機即位。現在史書和學者都沒有把劉懿歸於漢朝皇帝一類。 2. 獻帝以前是少帝劉辯，當了四個月皇帝，而且還有許多時間都在避難之中。現在史書和學者都沒有把劉辯歸於漢朝皇帝一類。但董卓毒殺劉辯後，諡為弘農懷王。 3. 蜀漢昭烈皇帝所上諡為「孝愍皇帝」，但上諡時劉協並未去世。

歷史政區

州 名(或都護府)	古名	今 地	大 致 范 圍	所 轄 郡 國
司 州	洛 陽	河南洛陽東北	陝西中部，河南西部、北部，山西西南部	京兆尹(12) 左馮翊(13) 右扶風(15) 弘農郡(9) 河內郡(18) 河南郡(21) 河東郡(20)
冀 州	鄗 縣	河北柏鄉縣北	河北中南部	魏郡(15) 鉅鹿郡(15) 渤海郡(8) 常山國(13) 中山國(13) 安平國(13) 河間國(11) 清河國(11) 趙國(5)
幽 州	薊 縣	北京市	河北北部，遼寧大部等地區	涿郡(7) 代郡(11) 上谷尹(8) 漁陽郡(9) 右北平郡(4) 遼西郡(5) 遼寧郡(11) 玄菟郡(6) 樂浪郡(18) 廣陽郡(5) 遼東屬國(6)
並 州	晉 陽	山西太原西南	山西中部、北部、陝西、寧夏蒙古的一部	太原郡(16) 上黨郡(13) 西河郡(13) 五原郡(10) 雲中郡(11) 定襄郡(5) 雁門郡(14) 朔方郡(6) 上郡(10)
涼 州	隴 縣	甘肅清水北	甘肅及寧夏大部	隴西郡(11) 漢陽郡(13) 武都郡(7) 金城郡(10) 安定郡(8) 北地郡(6) 武威郡(14) 張掖郡(8) 酒泉郡(9) 敦煌郡(6) 張掖屬國(5)居延屬國(1)
益 州	雒 縣	四川廣漢	四川、雲南大部，廣東、陝西一部分	漢中郡(9) 巴郡(14) 廣漢郡(11) 蜀郡(11) 犍為郡(9) 牂牁郡(16) 越巂郡(14) 益州郡(17) 永昌郡(8) 廣漢屬國(3) 犍為屬國(2)
交 州	龍 編	越南河內東	廣東、廣西南部等地區	南海郡(7) 鬱林郡(11) 蒼梧郡(11) 交阯郡(12) 合浦郡(5) 九真郡(5) 日南郡(5)
荊 州	漢 壽	湖南常德市東北	湖北、湖南二省及陝西、河南、貴州、廣東的一部分	南陽郡(37) 南郡(17) 江夏郡(14) 零陵郡(13) 武陵郡(12) 桂陽郡(11) 長沙郡(13)
揚 州	歷 陽 壽 春 合 肥	安徽和縣安徽壽縣安徽合肥西北	江西、福建、浙江三省及江蘇、安徽南部	九江郡(14) 丹陽郡(16) 豫章郡(21) 吳郡(13) 會稽郡(14) 廬江郡(14)
豫 州	譙 縣	安徽亳縣	河南東部、安徽西部	潁川郡(17) 汝南郡(37) 梁國(8) 沛國(21) 陳國(9) 魯國(6)
徐 州	郯 縣	山東郯城	江蘇北部、山東東南部	東海郡(13) 廣陵郡(11) 琅邪國(13) 彭城國(8) 下邳國(17)
青 州	臨 淄	山東淄博市	山東北部	平原郡(9) 東萊郡(13) 濟南國(10) 樂安國(9) 北海國(18) 齊國(6)
兗 州	昌 邑	山東金鄉西北	山東西南部、河南東北部	陳留郡(17) 陳郡(15) 泰山郡(12) 山陽郡(10) 濟陰郡(11) 東平國(7) 任城國(3) 濟北國(5)
西域都護府	它 乾 柳 中	新疆新和縣境內 新疆鄯善縣境內	同西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