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

文子

《文子》為文子所著。文子，姓文，尊稱子，其名字及籍貫已不可確考。《漢書·藝文志》道家類著錄《文子》九篇，班固在其條文下只註明：「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沒有名字籍貫。北魏李暹作《文子注》，傳曰：「姓辛，葵丘■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錄其遺言為十二篇。」宋人南穀子杜道堅《通玄真經纘義序》則據此得出結論：「文子，晉之公孫，姓辛氏，名釒開，字計然，文子某號，家睢葵丘，屬宋地，一稱宋釒開，師老子學，早聞大道，著書十有二篇，曰《文子》。」現在看來，這段有關文子生平的文字仍有疑竇。　　總之，文子是老子的弟子無疑，與卜商子夏同時，而少於孔子，曾問學於子夏和墨子，是一位學無常師者。他雖學習了各家學說，但經過自己的融匯貫通，遂別生新義，乃過所承。世稱文子勤學■顏，故得道尤高，而卒歸本於老子。王充曾稱：「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對他極推崇。文子學道早通，遊學於楚。楚平王孫白公勝曾向他詢問「微言」。後又遊學到齊國，把道家兼融仁義禮的思想帶到齊國，彭蒙、田駢、慎到、環淵等皆為其後學，形成齊國的黃老之學。後來文子又到南方的吳越遊歷，隱居在吳興餘英禺山，不知所終，或雲成仙而去。　　《隋書·經籍志》著錄《文子》十二篇。前人認為今本系漢唐之間的偽書，或認為抄襲《淮南子》的西漢後期作品。如唐柳宗元即認為這本書是夾雜抄襲了儒、墨、名、法諸家語句，來解釋《道德經》，故稱之為「駁書」。但是1973年河北定縣40多號漢墓出土的竹簡中，有《文子》的殘簡，其中與今本《文子》相同的文字有6章，不見於今本的還有一些內容，或系《文子》的佚文，但確證了《文子》一書的存在，為西漢時已有的先秦古書。文子在唐代時與老子、莊子並重，天寶元年唐玄宗詔封文子為「通玄真人」，詔改《文子》為《通玄真經》，與《老子》、《莊子》、《列子》並列為道教四部經典。　　對《文子》進行整理研究的，有《通玄真經》默希子注，十二卷；宋朱並注，七卷，（八卷以下已佚）；元杜道堅《文子纘義》，十二卷；清錢熙祚《文子校勘記》，俞樾《俞樓雜纂讀文子》。現今流傳的版本有：《正統道藏》十二卷本；《通玄真經贊義》十二卷本；《道藏》七卷本；《道藏輯要》本；《四部叢刊》縮印《通玄真經》十二卷本；《四部備要》本等。　　今本《文子》分十二篇八十八章。十二篇分別為：一、道原，二、精誠，三、九守，四、符言，五、道德，六、上德，七、策明，八、自然，九、下德，十、上仁，十一、上義，十二、上禮。　　《文子》主要解說老子之言，闡發老子思想，繼承和發展了道家「道」的學說。它每篇皆以「老子曰」三字開頭，表明與老子的師承關係。明朝宋濂稱：「子嘗考其言，一祖老聃，大概道德經之義疏爾。」元代吳金節也稱：「文子者，道德經之傳也。」都說明了《文子》的主旨內容。但也有人認為「老子曰」三字乃後人竄入的。　　《文子》的首篇《道原》即開宗明義地解釋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道」說：「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苞裹天地，稟受無形，原流泉氵孛，沖而不盈，濁以靜之徐靜，施之無窮，無所朝夕，表之不盈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含陰吐陽，而章三光；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烏以之飛，麟以之游，鳳以之翔，星曆以之行，以之取存，是天地萬物的起源。道先天地而生，窈冥無形，渾而為一，一分為天地，輕清者為天，重濁者為地，四時陰陽亦依此而生，萬物乃得以生存活動。因此道是自然的究竟根本，自然萬物皆循道而行。「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萬物恃之而生，莫之知德，悖之而死，莫之能怨。」道無形無狀，無所不包，無處不在。道也是氣，「陰陽陶冶萬物，皆乘一氣而生。」

相關條目

　　道是構成萬物的原始材料，德是萬物各得於道的一部分，蓄養成長為具體事物，道與德相輔相成。道是萬物的主宰，以無為方式生養了萬物，道使萬物生長，而德使萬物繁殖。道是整體，德是部分。《文子》中的《道德》、《上德》、《下德》諸篇都論述了道與德的問題。認為「天道為文，地道為理，一為之和，時為之使，以成萬物，命之曰道，大道坦坦，去身不遠，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物，其德不絕。天覆萬物，施其德而養之，與而不取，故精神歸焉；與而不取者，上德也，是以有德。高莫高於天也，下莫下於澤也，天高澤下，聖人法之，尊卑有敘，天下定矣。地載萬物而長之，與而取之，故骨骸歸焉；與而取者，下德也，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道亦是自然規律。「道者，物之所道也，」是陰陽陶冶而變化萬物的必由之路。因此他又認為：「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故一之理，施於四海，一之嘏，察於天地……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為一，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不能知一即無一之能知也。」因此，「萬物變化，合於一道。」　　《文子》對老子的無為思想也進行了發揮，認為無為並非絕對消極的不動，而是排除主觀偏見，按規律辦事，指出「所謂無為者，非謂其引之不來，推之不往，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卷握而不散也，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推自然之勢也。」也就是要順應自然規律而成事。　　確立了「道」的觀念後，即發現了天地間最深微的奧妙，認為道不僅是物之所原，而且也可以引向人事，為人之所由。《九守》篇中即多處論到養生之道。他指出：「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原。夫唯無以生為者，即所以得長生。」以為極力追求物質利益，縱情於聲色，則不得終其天年，只有不追求這些東西，淡薄名利者，才可長生。又曰：「所謂聖人者，因時而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夫哀樂者德之邪，好憎者心之累，喜怒者道之過，故其生也無行，其死也物化，靜則與陰合德，動則與陽同波。」以為聖人，即得道之人不貪求榮華富貴，依據自己所處的時代安居樂業，沒有喜怒憎恨等情緒擾亂道的修行，因此他的生死都符合自然的規律，與萬物變化一樣。　　文子以為，得道之人是可以達到不為是非左右的境界的，在生活中可以超越一切相對事物，從而得到一種超然的自由。《文子·道厚》曰：「真人者，知大已而小天下，貴治身而賤治人，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隱其名姓，有道則隱，無道則見，為無為，事無事，知不知也。懷天道，包天心，噓吸陰陽，吐故納新，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與剛柔卷舒，與陰陽俯仰，與天同心，與道同體，無所樂，無所苦，無所喜，無所怒，萬物玄同，無非無是。」又稱：「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善，而非其所惡，夫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非去邪也，去邇於心者，公吾俗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其所謂是非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殳致於千里，轉於無窮之原也；故聖人體道反至，不化以待化，動而無為。」這就是要達到一種逍遙無為的境界，超脫一切榮辱得失的思慮，容身於自然，從而獲得至道。　　「道」也是統治者必由之路，「聖人所由曰道」。「夫道，無為無形，內以修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與天為鄰，無為而無不為。」統治者要能很好地進行統治，就要修己體道。又曰：「故聖人不以事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為而成，是以處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不害，天下歸之，奸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主張不用人事或貪慾等來破壞自然規律，要按道為政，不用謀略欺詐，不加重人民負擔，由此爭取人民的擁護，爭取政治上的勝利。文子還注重「得人心」的統治方法，稱：「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也，自得者，必柔弱者。」　　即得道者其德柔弱，用柔弱容眾，可以以柔克剛。又稱：「用眾人所愛，則得眾人之力，舉眾人之所喜，則得眾人之心，故見其所始，而知其所終。」「得眾人之力者即無不勝也，用眾人之力者烏獲不足恃也。」「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眾智之所為則無不成也。千人之眾無絕糧，萬人之群無廢功。」這是論述得眾人之力來統治才可以無往不勝，才可以成事，而要得眾人之力，就須順民心，即要「用眾人所愛」，「舉眾人之所喜」。他認為：「故云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無此四者，民不歸也，不歸用兵，即危道也。」他這種對於政治的看法，即加入了仁、義、禮的內容，與老子學說稍有不同，在這種思想里，也表達了道家所推崇的利用人民、統治人民的權術。為了統治需要，就要表現出仁慈虛和，甘居人後，用無為不爭為手段，以取得其主觀所要達到的目的。另外，從中也反映出道家對於人及人的生命的重視和對於神力貶低的思想，這在當時是較先進的。　　此外，《文子》也肯定了矛盾的客觀性，以為矛盾雙方是互相依存，互相包含的，指出「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並肯定對立雙方可以轉化，指出「陽氣盛變為陰，陰氣盛變為陽。」「天道極即反，盈則損，物盛則衰，日中而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其中充滿辯證思想的光輝。　　《文子》成書後，在秦初即遭到禁毀。秦吞併六國，建立封建君主制的中央集權統治後，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秦始皇採納丞相李斯的意見，施行文化箝制政策，公元前213年，下令沒收並焚毀詩、書、百家語及秦紀以外的歷史書。《文子》亦在被禁毀之列。漢朝建立統治後，公元前124年，漢武帝劉徹因見「書缺簡脫」，下詔「廣開獻書之路」，被秦禁毀之書才又逐漸面世。《文子》也在此時又得到了流傳。《漢書·藝文志》將之著錄於「道家」一類。唐代尊崇道教，《文子》也得到重視，不斷有人為之作注，並且被太宗詔改書名為《通玄真經》，可見其地位。但隋唐以後，隨着道教在與佛教的鬥爭中失去優勢地位，《文子》也曾漸湮沒，對它的研究亦頗為冷清。　　《文子》一書闡明了文子的哲學思想，它發展了道家的學說，同時又吸收了同期其它學派的某些思想，進一步完善了老子的學說，在中國古代哲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