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經

中國戰國時期後期墨家的著作。指今本《墨子》中的《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6篇﹔《墨經》亦稱《墨辯》﹐主要是討論認識論﹑邏輯和自然科學的問題。註解和研究《墨經》之名始見於《莊子?天下》篇。晉代魯勝曾以《墨子》中的《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為《墨辯》﹐作注﹐還「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秦漢以後﹐隨着墨學的衰微﹐《墨經》也很少流傳。現在可見的只有魯勝的《墨辯注敘》﹐保存在《晉書?魯勝傳》中。清代乾隆年間﹐畢沅﹑孫星衍﹑汪中﹑張惠言等紛紛為《墨子》作注。後來孫詒讓匯集畢沅以來的研究成果﹐加上自己的見解﹐輯成《墨子閒詁》一書﹐其中有對《墨經》的考訂。近現代學者譚戒甫的《墨辯發微》﹑高亨的《墨經校詮》﹑沈有鼎的《墨經的邏輯學》﹑詹劍峰的《墨家的形式邏輯》等著作﹐聯繫歷史背景﹐比較古希臘﹑印度的邏輯學﹐綜合自然科學和經濟學的知識﹐對《墨經》進行了系統的整理和深入的研究﹐使得《墨經》有一個大體可讀的脈絡。哲學內容,自然觀方面﹐《墨經》擺脫了前期墨家天志﹑明鬼的思想影響﹐根據當時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對時間﹑空間﹑運動等哲學範疇作出了明確的說明。《經上》說:「久﹐彌異時也」﹔「宇﹐彌異所也」。《墨經》指出﹐「久」是時間範疇﹐包括古今早晚等一切具體時間在內﹔「宇」是空間範疇﹐包括東西南北等一切場所﹔「異時」與「異所」則構成「宇宙」﹐宇宙是無限的。《墨經》用時間與空間的統一來說明運動。《經下》說:「宇或徙﹐說在長宇久」﹔《經說下》解釋說:「長﹐宇徙而有(又)處﹐宇南宇北﹐在旦有(又)在莫(暮)﹔宇徙久」﹐認為物體的運動必經歷一定的時間和空間﹐在一瞬間內﹐物體既不在某一點又在某一點上﹐但整個運動卻是由此處到達彼處﹐由此時至於彼時﹐時間﹑空間和運動三者是統一的。認識論方面﹐《墨經》繼承和發展了前期墨家唯物主義反映論的思想﹐闡明了認識的來源與認識的過程﹐認為人具有認識的能力﹐《經上》說:「知﹐材也」﹔認識能力僅僅是獲得認識的必要條件﹐有了認識能力還不等於有認識﹐猶如有了眼睛並不等於已經見到了事物一樣﹐《經說上》說:「知也者﹐所以知也﹐而不必知﹐若明」﹔要得到知識必須以感官去接觸外物﹐《經上》說:「知﹐接也。」《經說下》說:「惟以五路(五官)知」。《墨經》又認為﹐接觸事物首先要認識其外貌﹐說:「知也者﹐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貌之」屬於感性認識﹐要得到明了透徹的認識還必須經過「心」的作用﹐說:「﹐明也」﹐「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着」。這就是說﹐表面的感性認識﹐經過心的思維作用﹐形成深切着明的理性認識﹐便從「過物」進到「論物」。《墨經》還把知識按其獲得方式分為三類:「聞知」得自傳授﹔「說知」是由已知推及未知﹔「親知」系直接經驗所得。後期墨家特別重視親知﹐認為它是聞知和說知的基礎。《墨經》還討論了認識和客觀事物的關係﹑以及檢驗認識的方法﹐提出了「名﹑實﹑合﹑為」四個概念。「名」是稱謂對象的名詞﹑概念﹔「實」是被認識﹑稱謂的對象﹔名實相耦(「合」)才能成為真正的知識﹔而「為」則是認識的目的和驗證﹐它本身體現了動機和效果的統一。邏輯方面﹐《墨經》的貢獻尤為突出。在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中﹐「辯」是思想鬥爭的重要工具﹐《小取》把辯的目的規定為:「明是非之公﹐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這就否定了莊周學派「不譴是非」的主張以及惠施﹑公孫龍學派玩弄概念的偏向。同時﹐《小取》還提出辯的原則應該是「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群言之比」﹐即必須反映事物的本來面貌﹐了解各種言論的同異﹔「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認為概念必須反映客觀實際﹐判斷必須表達確定含義﹐論證必須有充分根據﹐而比較推理也要「以類取﹐以類予」﹐只有同類事物﹑同類概念才能比較推論。《墨經》還具體探討了概念的分類﹑判斷的形式﹑推理的原則與方法。(見後期墨家邏輯)社會歷史觀方面﹐《墨經》繼承和發展了墨子「兼相愛﹐交相利」的學說﹐公開提倡注重實際的功利主義﹐以利害作為衡量是非善惡的標準。它主張歷史進化論﹐認為堯舜之道在當時是好的﹐拿到今天就行不通﹔今天的社會應該根據今天的情況來治理。《墨經》是中國古代重要的哲學文獻和邏輯著作。它關於自然觀﹑認識論和形式邏輯的理論﹐構成先秦哲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