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
目錄
簡介
西漢史學家
、文學家。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西南靠近龍門。所以司馬遷自稱"遷生龍門"《太史公自序》龍門，龍門山，很有名氣。傳說大禹曾在龍門開山治水。龍門山的南面是黃河。司馬遷的家正好在黃河、龍門之間。當地名勝古蹟很多。司馬遷從小在飽覽山河名勝的同時，也有機會聽到許多歷史傳說和故事。）人。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西元前145），一說生於漢武帝建元六年（西元前135），卒於西元前87年，48歲終。現司馬遷墓祠，在韓城市城南10公里芝川鎮南門外，位於黃河西岸的梁山東麓,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司馬遷10歲開始學習古文書傳。20歲時，從京師長安南下漫遊，足跡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區，所到之處考察風俗，採集傳說。元封三年（前108），司馬遷繼承其父司馬談之職，任太史令,此後，司馬遷開始撰寫《史記》。後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護，獲罪下獄，受腐刑。出獄後任中書令，繼續發憤著書，終於在西元前91年完成了《史記》的撰寫。人稱其書為《太史公書》。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對後世史學影響深遠.司馬遷還撰有《報任安書》,記述了他下獄受刑的經過和著書的抱負，為歷代傳頌。
生平
司馬遷，字子長，西漢夏陽龍門人。夏陽，縣名，今韓城，靠近龍門。所以司馬遷自稱「遷生龍門」（太史公自序）。龍門，龍門山，很有名氣。傳說大禹曾在龍門開山治水。龍門山的南面是黃河。司馬遷的家正好在黃河、龍門之間。當地名勝古蹟很多。司馬遷從小在飽覽山河名勝的同時，也有機會聽到許多歷史傳說和故事。
司馬遷生卒年代，史無明文。近人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認為司馬遷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大約卒於漢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享年60歲。據說司馬遷家自唐虞至周，都是世代相傳的歷史家和天文家。司馬錯是秦惠王時伐蜀的名將，司馬昌是秦始皇的鐵官，到了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又做漢武帝的太史令，恢復了祖傳的史官恆業。
成長簡歷
建元五年（西元前136年），10歲，在夏陽耕讀。《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陽，年十歲，則誦古文。」
建元六年（西元前135年），11歲。竇太后死，漢武帝罷黜黃老之言，發動尊儒。
元光元年（西元前134年），12歲。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司馬遷時在夏陽耕讀，時在長安求學。
元朔二年（西元前127年），19歲，從夏陽遷居長安。從孔安國學《尚書》，從董仲舒學《春秋》。孔安國為侍中。
元朔三年（西元前126年），20歲，開始外出遊歷，回長安後，為漢武帝近侍郎中，隨漢武帝到過平涼、崆峒，又奉使巴蜀。
元封元年（西元前110年），36歲。漢武帝封禪泰山，司馬談病死洛陽。司馬遷到泰山參加封禪。
元封三年（西元前108年），38歲，正式做太史令，一邊整理史料，一邊參加改歷。
太初元年（西元前104年），42歲，《太初曆》完成，開始編寫《史記》。
天漢二年（西元前99年），47歲，漢武帝攻打匈奴，騎都尉李陵投降。司馬遷為其辯護，下獄，遭宮刑。(《史記》一半左右都是在他入獄的時間中完成的)
太始元年（西元前96年），50歲，漢武帝改元大赦。司馬遷出獄後當了中書令。
征和二年（西元前91年），55歲，完成了《史記》。
佚事
司馬遷的少年時代，「耕牧河山之陽」。司馬遷在這「山環水帶」（《韓城縣誌序》）的自然環境裡成長，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氣所陶冶，又對民間生活有一定體驗。
十歲，司馬遷隨父親至京師長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國學習；家學淵源既深，復從名師受業，啟發誘導，獲益不淺。這個時候，正當漢王朝國勢強大，經濟繁榮，文化興盛的時候，張騫奉使通西域，衛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漢武帝設立樂府……；也是司馬遷在京城裡豐富見聞，熱情迸發的時候。
大約二十歲，司馬遷開始外出遊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回到長安以後，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隨漢武帝到過平涼、崆峒，又奉使巴蜀，最南到了昆明。
元封元年（前110年），漢武帝舉行大規模的巡行封禪，步騎十八萬，旌旗千餘里，浩浩蕩蕩。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是史官，本應從行，但病死在洛陽。司馬遷接受了父親的遺志，趕到泰山，參加封禪，隨後沿着東海，繞道長城塞外回到長安。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馬遷三十八歲時，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機會閱覽漢朝宮廷所藏的一切圖書、檔案以及各種史料的機會，他一邊整理史料，一邊參加改歷。等到太初元年（前104年），中國第一部曆書《太初曆》完成，他就動手編寫《史記》。
天漢二年（前99年），李陵出塞攻打匈奴戰敗被俘，司馬遷替李陵說了幾句解釋的話，觸怒了漢武帝，把他投下監獄，第二年漢武帝殺了李陵全家，處司馬遷以宮刑。宮刑是個大辱，污及先人，見笑親友。司馬遷在獄中，又備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棰，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司馬遷《報任安書》）幾乎斷送了性命。但他為了完成《史記》的寫作，忍辱負重，苟且偷生，希圖出現一線轉機。
太始元年（前96年）漢武帝改元大赦天下。這時司馬遷五十歲，出獄後當了中書令，在別人看來，也許是「尊寵任職」，但是，他還是專心致志寫他的書。直到征和二年（前91年）全書完成，共得130篇，52萬餘言。
繼父志，任史官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在漢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負責管理皇家圖書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曆法。司馬談打算編寫一部通史，願望沒有實現就死去了。臨死的時候，囑咐司馬遷完成他未竟的事業。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馬遷繼承其父司馬談之職，任太史令，掌管天文曆法及皇家圖籍，因而得讀史官所藏圖書。太初元年（西元前104），與唐都、落下閎等共訂《太初曆》，以代替由秦沿襲下來的《顓頊曆》，新曆適應了當時社會的需要。司馬遷的祖先並不十分顯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職。但是司馬遷和他的父親都以此為榮，在他們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項崇高的事業。他們為此奉獻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在父親的直接教導下，司馬遷十歲時便開始學習當時的古文。後來，他又跟着董仲舒學習《春秋》，跟孔安國學習《尚書》。司馬遷學習刻苦，進步非常快，極有鑽研精神。司馬遷的父親病危時，拉着兒子的手，流着眼淚對他說:"......我死了以後，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萬不要忘記我一生希望寫出一部通史的願望。你一定要繼承我的事業，不要忘記啊!"這一番諄諄囑託極大地震動了司馬遷，他看到了父親作為一名史學家難得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他也知道父親將自己畢生未竟的事業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司馬遷低着頭，流着淚，悲痛而堅定地應允道:"兒子我雖然沒有什麼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願。"
司馬遷做了太史令以後，就有了閱讀外面看不到的書籍和重要資料的機會。這為他以後著史記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可是，資料整理工作非常繁複。由於當時的那些藏書和國家檔案都雜亂無序，連一個可以查考的目錄也沒有，司馬遷必須從一大堆的木簡和絹書中找線索，去整理和考證史料。司馬遷幾年如一日,絞盡腦汁，費盡心血，幾乎天天都埋着頭整理和考證史料。司馬遷一直記得父親的遺志，他決心效法孔子編纂《春秋》,寫出一部同樣能永垂不朽的史著。西元前104年，司馬遷在主持曆法修改工作的同時，正式動手寫他的偉大著作史記 。
直言受宮刑
天漢二年(西元前99年)，正當司馬遷全身心地撰寫《史記》之時，卻遇上了飛來橫禍，這就是李陵事件。
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寵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師將軍李廣利領兵討伐匈奴，另派李廣的孫子、別將李陵隨從李廣利押運輜重。李廣帶領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軍深入浚稽山，與單于遭遇。匈奴以八萬騎兵圍攻李陵。經過八晝夜的戰鬥，李陵斬殺了一萬多匈奴，但由於他得不到主力部隊的後援，結果彈盡糧絕，被迫投降。
李陵兵敗的消息傳到長安後，漢武帝本希望他能戰死，後聽說他卻投了降，憤怒萬分，滿朝文武官員察言觀色，趨炎附勢，幾天前還紛紛稱讚李陵的英勇，現在卻附和漢武帝，指責李陵的罪過。漢武帝詢問太史令司馬遷的看法，司馬遷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見風使舵的大臣，盡力為李陵辯護。他認為李陵平時孝順母親，對朋友講信義，對人謙虛禮讓，對士兵有恩信，常常奮不顧身地急國家之所急，有國士的風範。司馬遷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們如今見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誇大其罪名。他對漢武帝說:"李陵只率領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軍奮戰，殺傷了許多敵人，立下了赫赫功勞。在救兵不至、彈盡糧絕、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仍然奮勇殺敵。就是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李陵自己雖陷於失敗之中，而他殺傷匈奴之多，也足以顯赫於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尋找適當的機會再報答漢室。"
司馬遷的意思似乎是二師將軍李廣利沒有盡到他的責任。他的直言觸怒了漢武帝，漢武帝認為他是在為李陵辯護，貶低勞師遠征、戰敗而歸的漢武帝李夫人的哥哥李廣利，於是下令將司馬遷打入大牢。
司馬遷被關進監獄以後，案子落到了當時名聲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嚴刑審訊司馬遷，司馬遷忍受了各種肉體和精神上的殘酷折磨。面對酷吏，他始終不屈服，也不認罪。司馬遷在獄中反覆不停地問自己"這是我的罪嗎?這是我的罪嗎?我一個做臣子的，就不能發表點意見？"不久，有傳聞說李陵曾帶匈奴兵攻打漢朝。漢武帝信以為真，便草率地處死了李陵的母親、妻子和兒子。司馬遷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據漢朝的刑法，死刑有兩種減免辦法:一是拿五十萬兩黃金贖罪，二是受"腐刑"。司馬遷官小家貧，當然拿不出這麼多錢贖罪。腐刑（即成為太監）既殘酷地摧殘人體和精神，也極大地侮辱人格。司馬遷當然不願意忍受這樣的刑罰，悲痛欲絕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殺。可後來他想到，人總有一死，但"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死的輕重意義是不同的。他覺得自己如果就這樣 "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無價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孫臏等人，想到了他們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驕人成果。司馬遷頓時覺得自己渾身充滿了力氣，他毅然選擇了腐刑。面對最殘酷的刑罰，司馬遷痛苦到了極點，但他此時沒有怨恨，也沒有害怕。他只有一個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 史記寫完，"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正因為還沒有完成史記，他才忍辱負重地活了下來。
發憤著《史記》
司馬遷從元封三年(西元前108年)為太史令後開始閱讀、整理史料，準備寫作，到太始四年(西元前91年)基本完成全部寫作計劃，共經過十三年。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艱苦的勞動，並忍受了肉體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個生命寫成的一部永遠閃耀着光輝的偉大著作。 《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司馬遷撰。全書包括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 "書"，共五個部分，約五十二萬六千多宇。記述了從傳說中的黃帝至漢武帝太初年間上下三千年的歷史。它同時也是一部文學名著，是中國傳記文學的開創性著作。它的主體部分是本紀、世家和列傳，其中列傳是全書的精華。
史家絕唱
魯
迅先生曾說，＂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也就是說，作為一部規模宏大、體制完備的中國通史的史記，同時也是一部非常優秀的文學作品。
在司馬遷的筆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動地刻畫出一個歷史事件或一個歷史人物。例如，對《田單列傳》中田單防守即墨城的描寫。田單用了六條妙計大勝燕國，使齊國得以恢復。"火牛陣"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條計策。晚上，田單將紫紅色的帶有龍紋的布帛披在一千多頭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綁上鋒利的刀劍，用油浸透它們的尾巴，再用火點着。於是，一千多頭牛帶着熊熊火焰，像怪獸一樣衝進了燕兵的陣地。而齊國士兵也拿着武器沖向了敵人，還有一些人敲鑼打鼓，高聲喊叫，以壯聲勢。摸不着頭腦的燕兵嚇得爭相而逃，結果被殺得丟盔棄甲，燕兵的屍體遍布於戰場上，齊國大獲全勝。司馬遷雖着墨不多，可"火牛陣"就如一幅圖畫一般出現於讀者的腦海中。
司馬遷還栩栩如生地刻畫了不同類型的歷史人物。他對西楚霸王項羽的描寫非常精彩。巨鹿戰役中，項羽率領大軍渡河，然後沉掉所有的船隻，並下令只允許帶三天的糧食，這便形象而又具體地刻畫了項羽破釜沉舟、與秦軍決一死戰的決心和氣概。項羽的軍隊一個抵十個，消滅了數量上遠遠超過自己的秦軍，在推翻強秦統治的戰爭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項羽在戰鬥結束之後，召見各路將領，當他們進入項羽的轅門時，沒有一個人敢抬起頭走路。這是對項羽威風的描寫。對項羽被圍的場景，司馬遷描繪得更是感人。項羽慷慨而歌:"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司馬遷通過這歌聲，完全刻畫出了這位英雄在失敗以後時慷慨悲壯，而又無力挽回失敗命運的複雜心情。接下來，司馬遷又對項羽突圍後，在東城決戰時的勇猛作了描繪。當時項羽只剩下二十八個騎兵，當幾千名追兵迫近時，項羽圓睜雙目，怒喝一聲，把漢軍嚇得後退了好幾里。看到這樣的描寫，不禁使人覺得這位失敗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
再如，司馬遷描寫漢高祖入關時與民眾約法三章，充分表現出了一個政治家的風度。而漢高祖也具有好謾罵的流氓習氣和隨機應變的性格。有一回，韓信給漢高祖寫信，要求封自己為假齊王。漢高祖非常生氣，剛想發作，張良卻在一旁暗示他別發作，他立即轉過口風說:"大丈夫平定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麼假王呢？"這裡用字也不多，卻活靈活現地刻畫出了漢高祖善於隨機應變和玩弄權術的性格。
司馬遷在書中的敘述語言非常生動，人物形象鮮明。他廣泛採用口頭流傳的諺語、成語、歌謠，而且不迴避方言土語。他的語言是一種接近口語的"方言"，通常敘述和人物對話和諧一致，雖明快但含蓄，話外有音，值得玩味;繁複而簡潔，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為人物特徵的描寫服務。他刻畫人物說話口吻的描寫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現了人物的精神態度。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還常常適當地強調、誇張。比如，《高祖本紀》:"(五年)正月，諸侯及將相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這一段漢高祖讓帝位的話，是直接模擬當時的口語，生動形象地反映了漢高祖惺惺作態的樣子，讀完不禁覺得漢高祖說話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再者，司馬遷使用古史資料時，一般以當時通用語翻譯古語。如《五帝本紀》寫堯舜的事跡，取材於今文《尚書•堯典》，把書中的"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績咸熙"等語，翻譯為"百姓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信傷百官，眾功皆興"等，譯文與原文相比較，就會發現更容易讀懂。史記的人物傳記之所以這麼出色，是與司馬遷駕馭語言的高超能力分不開的。
一個人在遭到無辜的迫害以後，通常有兩種選擇: 要麼悲觀消沉，要麼發憤圖強。而司馬遷選擇了後一條路。他秉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將自己心中所有的"憤"全部傾注到史記的創作中去。司馬遷獨創了中國歷史著作的紀傳體裁，開創了史學方法上全新的體例。司馬遷以個人傳、紀為形式，以社會為中心記載歷史，為後人展示了一部規模宏大的社會變遷史。無論在歷史上還是文學上，司馬遷都取得了光輝的成就。他那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崇高的人格將永遠閃耀着不朽的光芒。
墓與祠
司
馬遷墓與祠，在韓城市城南10公里芝川鎮南門外，位於黃河西岸的梁山東麓。司馬遷墓、祠，東臨黃河，西枕梁山，涺水沖前，芝水環繞，屹立於懸崖峭壁之上，氣勢雄偉、壯觀。詞用磚石依山勢築成四個高台，面積一個比一個廣大，每個高台之間有石級相連，層層上升，前面三個台上都有建築物，最後一層是磚砌的司馬遷墓。墓圓形，墓前有清乾隆年間畢沅題「漢太史公墓」墓碑一座，上有古 柏五棵，蟠若蛟龍。
祠廟內外古碑林立，敘述自晉朝永嘉年間（西元307年一西元313年）擴大修建後，歷代修繕情況。也有文人名士路過或者遠道來此瞻仰憑弔後所留下的詩碑。
祠廟正殿有司馬遷塑像，方臉，長須，兩眉入鬃，現出嚴肅、抱負不凡的氣概。1982年，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經濟學觀點
司馬遷重視經濟問題，在《史記》中有專門記載經濟方面歷史的《平準書》和《貨殖列傳》。他在記述史實的同時，還對許多經濟問題作了評論和分析，形成比較系統的、有一定理論深度的經濟觀點。
西漢初年，面對凋敝的社會經濟，漢王朝以黃老的無為思想作指導，與民休息，實行了一些有利於經濟恢復和發展的政策，比較放任，較少干預。經過70年的休養生息，到了漢武帝初年，社會經濟有了較大發展，不僅農業獲得了恢復發展，而且工商業也空前繁榮。封建國家、官僚貴族、大地主和富商大賈積累了大量財富。但是，社會矛盾也日益尖銳。西漢王朝的政策也就從無為轉向有為，在經濟上實行了算緡、告緡、鹽鐵、酒榷、均輸、平準等政策，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了廣泛的干預。司馬遷正是面對這樣的社會經濟現實，從庶民地主商人的角度出發，對經濟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人性求富的觀點司馬遷認為對財富的追求是人的本性決定的「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他還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這種追求物質享受，追求財富的欲望，是任何人都一樣的。不僅農工商賈追求財利，而且賢人、隱士、官吏、將士，以及賭徒、娼妓、流氓、惡棍，無一不是為了求利而活動。他特別稱道通過農虞工商的生產、經營而致富的人，認為這些人都是「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是「賢人所以富者」，值得稱道、借鑑的。司馬遷之所以在《貨殖列傳》中為這些人立傳，就是為了「令後世得以觀擇焉」（《史記·貨殖列傳》），「智者有采焉」（《太史公自序》）。 對貧富差別成因的認識司馬遷對社會上存在貧富差別的原因，也作了比前人更為深入的探討。他不同意前人提出的勤儉是致富的根源的看法。他認為勤儉雖然是「治生之正道」，但「富者必用奇勝」。他還認為，要想致富，必須「誠壹」，即專心於他所從事的事業。他又認為，富與貧是由於「巧」、「拙」和「能」、「不肖」的差別造成的。「巧者有餘，拙者不足」，「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司馬遷還把個人致富的可能性和致富的程度同有無本錢和本錢多少聯繫起來，認為：「無財作力，少有鬥智，既饒爭時」（《貨殖列傳》），沒有本錢的人只能出賣勞動力，少有本錢的人可以施展經營本領，本錢雄厚的人可以逐時爭利，發大財。基於上述看法，司馬遷把富者奴役貧者看作是自然的事。他說：「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貨殖列傳》）。 對農、工、商關係的認識司馬遷既重視生產，又重視流通；既把農業看作本業，又不輕視工商業。他認為要滿足人們消費的需要，就要有自然資源，還要有農、虞、工的勞動，以及商業的販運流通，要「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貨殖列傳》），農、虞、工、商的生產和經營是人民的衣食之源。充分利用自然資源，發揮農、虞、工、商的作用，對國家、對人民都有好處。
對放任與干預的看法司馬遷認為農、虞、工、商所組成的整個社會經濟，是合乎自然地在那裡發展的，並不需要行政命令約束。每個人都「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因此，他認為封建國家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最好聽其自然，「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所以，他對漢初的經濟政策是讚許的，他認為，「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貨殖列傳》）。他對漢武帝時所實行的某些經濟政策是有看法的，「最下者與之爭」就是對當時的某些政策的批評。比如對「告緡」，他指出其後果一方面是國家財政充裕了，另一方面，由於大批工商業者破產，造成「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平準書》），生產、經營的積極性沒有了。
但是，司馬遷也不主張完全的自流放任他認為過分放任，「網疏而民富」會產生兼併豪黨之徒武斷於鄉曲，競相奢侈等現象，就會出現「物盛而衰」的局面（《平準書》）。商品貨幣經濟的過分發展，也會產生兼併投機，去本趨末，影響農業生產。因此，對社會經濟的發展，需要採取某些干預的措施。比如，他對計然（見范蠡）所講的控制糧價以使「農末俱利」的干預措施，就是讚揚的。
平均贏利率觀念司馬遷還認為，「庶民農工商賈」有同樣多的本錢，都同樣可以獲得百分之二十的贏利。一個千戶侯每年從一戶徵收二百錢，一千戶即可取得二十萬錢。農工商賈如果有一百萬錢的本錢，就可以取得和千戶侯相等的二十萬錢的贏利。如果哪個行業得不到百分之二十的贏利，就不值得投資經營。
司馬遷的經濟思想
縱觀整個中國封建社會，歷朝歷代都實行「重農抑商」經濟政策，商人一般都被當作投機取巧分子、勢利小人。但是司馬遷卻站在另一種角度提出了重視商業的觀點，形成了市場經濟理論，在當時及後世獨樹一幟。通過數千年的經驗證實，「重農抑商」之路是行不通的。農業是雖然是國家的第一產業，但是只是基礎產業，不能成為國家發展的推動力。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商業的發展，所以只有大力發展商業，才能真正使國家富強。在司馬遷的經濟思想里充分肯定了人對物質欲望。各行各業的分工，物之貴賤，在司馬遷看來，這些經濟上的一切現象都是在人慾的推動下自然形成的，是符合「道」、「自然」的規律而運動的。每一個正常人都是有欲望的，追逐利益是人的正常心裡活動，所以不能對趨利行為進行否定。「若水之趨下」，聽其自然。他把追求物質利益看作是人生之唯一目的。因此，他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無論王、侯、君還是匹夫編戶，都在追逐利益。可見「利」牽動着每一個人的活動。為了說明這個觀點，他還在《貨殖列傳》里對社會各個階層對財富的追求做了深刻的解剖。儘管司馬遷認為人們對富利的追求有不可阻擋之勢，卻並不鼓吹韓非的那種冷酷的利己主義哲學。司馬遷所闡發的「欲望論」乃至「富利論」，都帶有既包括統治者也包括被統治者的全民性質，這即使與包括管仲和荀子在內的所有先秦諸子相比，也具有極大的特殊性。市場經濟理論是司馬遷經濟思想的核心內容。首先，司馬遷總結了在市場中商品價格起伏的規律。所謂一切商品皆是「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要想致富就要抓住這個規律「與時逐利」。這說明早在漢朝，司馬遷就已經開始注意價值規律的問題，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這與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極為相似。其次，司馬遷肯定了競爭這種現象在經濟生活中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貧富之道，莫之與奪，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要發揮市場的作用，就要合理的引入競爭機制。只有「有餘」，「巧者」才有前進的動力；意識到「不足」，「拙者」才有奮起直追的目標，進而「能者輻輳，不肖者瓦解」，即通過競爭使物質資本流通到最能創造價值的生產環節中，使勞動者、經營者自覺產生提高生產力的緊迫感。競爭可以促使人有危機感，適者生存這個理論在商品市場中也是格外適用，廠商為了獲得更多的市場和更高額的利潤，一定會對產品質量、銷售等環節進行改進，這就會直接促使技術的進步和經濟水平的發展。再次，在司馬遷的貨幣理論中提到「唯幣之行，以通弄上，其急則玩巧，併兼滋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 。」他在肯定了貨幣在商業活動中的重要地位的同時，還提出了一個尺度問題，也就是合理的利用貨幣的交換職能，避免出現那種投機取巧的「奸富」之徒。此外，司馬遷還指出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認為：「（人)各勸其業，若水之爭趨下，日夜無休，不招而自來，不求而自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也就是說要在市場的環境下，用價格的變化來調動人民的積極性，使社會資源自然流動到最需要的環節中去，從而達到對生產資本的合理分配，也使國家能夠以最快的速度得到急需的財物。司馬遷提出國家要對經濟發展減少行政干涉，他認為行政干預會嚴重阻礙經濟發展的動力，社會經濟活動是「人各任豈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這裡所說的道，就是客觀經濟規律。因此，他主張「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政府需要對社會經濟進行宏觀調控，但是過分的參與，是不利於市場的發展的。政府應該對經濟進行引導，而不是直接的干預，這樣可以使經濟按照市場規律正常運行。在「義」和「利」二者之間的關係中，是道德決定物質利益，還是物質利益決定道德，這是擺在我國古代思想家面前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司馬遷的這種「義利」觀是繼承了《管子》的理論，並有所發揮。他在《貨殖列傳》的開頭說：《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挽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司馬遷對老子宣揚的無欲、寡慾的義利觀以及他嚮往的那種「老死不相往來」的社會，採取了批判的態度，認為是行不通的。他接着說：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己。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色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 身安逸樂, 而心夸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 雖戶說以眇論, 終不能化。司馬遷認為自有歷史記載以來, 人們都是重視和追求物質財富和精神生活的, 這是人的一種本能的要求。所以, 無論用什麼高超的理論也無法改變人們求取耳、目、口、身、心之欲。對於「義」和「利」，司馬遷的回答是：「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他還發揮了《管子》的思想：「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人富而仁義附焉」。司馬遷的義利觀闡述的十分清楚，那就是在道德觀念和物質財富之中，物質財富起決定性作用，它是道德觀念產生的物質基礎，而道德觀念是受物質利益制約的。
給後人的啟示
中國歷史悠久，史籍浩如煙海，歷史內容豐富多彩，歷史人物風姿萬千。我們華夏民族有一部令子子孫孫為之驕傲、為之神往的歷史。當然，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對於每一個人來說，面對悠久而豐富的歷史，究竟怎樣去了解它、認識它並從中獲得教益，受到啟迪與鼓舞？這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了。看來，怎樣讀史，確是值得認真思考、認真研究的。依我的膚淺看法，首先是了解和認識最基本的歷史事實和歷史過程，其次是着眼於從歷史中獲得思想上的啟示。這種啟示，一是可以通過對歷史事實和歷史過程的認識而獲得，一是可以從歷代史學家對歷史和史學的評論中去發掘。這兩個方面都很重要，而對於後一個方面我們似乎還有許多事情可做，還有許多問題需要進一步去深入思考。中國歷史上每一個有責任感的、有成就的史學家，都會以他們的心血凝聚起來的思想，留給後人許多有益的啟示。對此，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太史公司馬遷。司馬遷寫的《太史公書》--後人稱作《史記》，一方面展示了他那時的一部輝煌的中國通史，一方面凝聚了他對史學和歷史的深刻的理解與認識。2000多年來，讚嘆它、研究它的人不絕於時，證明它有巨大的魅力和不朽的地位。對於這樣一部宏偉的歷史著作所展示的歷史長捲來說，在歷史運動中的個人，都扮演着怎樣的角色呢？這些角色和他們所活動的歷史舞台及其背景，對今天的人們有些什麼樣的重要啟示呢？對於這樣的問題，不同時代的人都會有他那個時代的思想範圍內的一些認識，而從不同角度看問題的人也會有屬於他那個領域或視角範圍內的一些認識，這是一部說不盡的"史家之絕唱"。儘管如此，在太史公的深邃的思想領域中，必有一些最根本的、對不同時代的不同的人們來說都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觀念。比方說，人們為什麼要學習歷史？人們應該用什麼方法或態度對待歷史和現實的關係？這是有關社會公眾同歷史學之關係的最根本的問題，直至今天，還不斷有人提出類似的問題來。其實，關於這個問題，太史公早已作了精闢的回答。他寫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這幾句話是非常深刻、非常重要的。第一，他指出現實中的人們之所以要了解歷史、認識歷史，是把歷史作為現實的一面鏡子來看待，加以對照，作為借鑑，既不是把歷史與現實等同起來，也不是要現實去模仿歷史，二者是不應當混同的。這是明確地指出了古今的聯繫和區別：因有聯繫，故可"自鏡"；因有區別，故"未必盡同"。第二，他指出了以往帝王"各殊禮而異務"，他們的制度、政策往往是不同的，但都是要達到治理國家的根本目的。可見"自鏡"決不是混同古今。這兩點，很辯證地闡明了"居今之士"何以要"志古之道"。可見，拒絕歷史經驗，是愚昧的；生搬硬套歷史經驗，也是不高明的。又如，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是否有自身的法則（即今天我們所說的規律）？如果有的話，人們認識這種法則有什麼意義？這是人們學習歷史、研究歷史一個帶根本性質的問題，而首先是認識歷史之本質屬性的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應當坦率地承認，這也是千百年來人們為之爭論不休的問題之一。這個問題，太史公司馬遷也觸及到了。他從對社會經濟生活的考察中，得到了如下的認識?quot;……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征期會哉？史記·貨殖列傳》序）這是把耕種、開採、加工、交換，以及交換中的貴賤變化等人們的分工及相互關係，視為符合於"道"的自然現象。太史公在講到類似的經濟現象時還說："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又說："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史記-平準書》後論）他認識到：事物發展到極盛就會轉向衰落，有利的客觀形勢發展到了頂頭也會轉向不利的方面，這是各種事物之間的相互影響、衝突而造成的，是沒有什麼值得奇怪的。顯然，人們能夠認識到這一點，其重要意義不僅在於對過往歷史有一個大致正確的看法，而且還在於對現實的歷史運動和未來的歷史前景，會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和比較客觀的態度。再如，歷史運動主要是由人的活動組成的；離開了人的活動也無從討論人類社會歷史運動的各種問題。那末，作為一個個體的人，究竟應當在歷史活動中扮演什麼角色呢？這不僅涉及到人對自身生命價值的認識，還涉及到作為個體的人在社會生活、歷史運動中所具有的價值。歷史上的思想家、教育家們對此有種種說法，都給人以有益的啟迪。他們所論大多是理性的闡說，這無疑能夠提高人們的認識，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在這方面，太史公從史學家的角度，冷靜地觀察那些經過歷史潮流洶湧澎湃沖刷之後（如大浪淘沙之後），仍然沒有逝去的歷史人物，並對他們的精神世界、社會活動進行分析和綜合，從而提出了撰寫歷史人物的基本原則；這原則既是太史公評價歷史人物的標準，又是他告誡後人如何做人的準則。太史公在綜論他為《史記》作人物列傳時是這樣說的："扶義倜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史記-太史公自序》）" 扶義倜儻"，主要是講德行、風采；"不令己失時"，是講善於把握時機、機遇；"立功名於天下"，是講以天下為己任的事功目標。顯然，在太史公看來，他所要寫進《史記》的歷史人物，一般都是屬於這種類型的人。然而，太史公卻又並不是用絕對的觀點來對待這個準則的；他的史筆之下，也活畫出一些世儈小人，而正因為有這些人的存在，才更襯托出那些寫入歷史書的傑出人物的真正本色。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到，所謂"扶義倜儻"等等，這正是太史公所希望於後人的，後人應以為"自鏡"，做一個正派的、適應歷史潮流的、有益於天下的人。太史公司馬遷的《史記》一書，留給後人許多啟示；這些啟示大多同具體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結合在一起，這是《史記》之所以受到後人傳誦、崇敬的主要原因。這裡所舉出的三個方面的啟示，着重於人們為什麼要重視歷史、認識歷史、記住歷史上的經驗教訓，歷史演進的法則何在，在歷史演進中人應當有什麼作為等問題。這些問題，不僅在司馬遷時代，在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是帶有根本性質的問題；就是在當今，也仍然是帶有根本性質的問題。總起來說，任何時代的人們，在認識與處理歷史與現實的關係上，在對待史學與社會及人生的關係上，都可以從《史記》中得到必要的啟示
作為星象家的司馬遷
在兩漢時期的星象家中，首先要提出司馬遷。大家都知道司馬遷是一個偉大的史學家，而不知他也是一位對天文星象精到造詣的專家。其實只要仔細讀其《史記》的《天官書》《律書》《曆書》就可明白稱他為天文星家專家決非虛譽。象司馬遷這樣博大精深的文學大師，絕對不會自劃範圍，限制自己的知識體系和探索領域。古代的史宮本來以星曆之事為其本職之一，故精通星象之學也不足為奇。不過司馬遷能用史學家的高贍遠矚的眼光，把星象學與歷史問題結合起來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這可是其他星象家和史學家皆望塵莫及的向明之處。司馬遷並末用星象學去占測具體的人事變異，而是用來總結歷史規律，這不能不說是他對星系學的創造性應用。
司馬遷繼承父親遺志遺業，完成《史記》及「推古天變」之任務，並明確表述為「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其結論表述在《天官書》中，即據春秋242年之間日食三十六、慧星三見等星象，聯繫點天子衰微、諸候力政、五伯代興及到戰國及秦漢之際的社會變亂動盪，而總結出天運三十年一小變，一百年一中變，五百年一大變，三大變為一紀，三紀而大備的「大數」，最後才認為「天人之際續備」。這是司馬遷星學之應用的最重要之範例，在整個星學歷史上占有最高地位。
此外，司馬遷又總結了戰國以來的星象學的基本原則，表述如下(亦記載於《天官書》中)：
「我仔細檢查史書的記裁，考察歷史上的事變，發現在100年之中，五星皆有逆行現象。五星在逆行時，往往變得特別明亮。日月的蝕食及其向南向北的運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周期，這是星象學所要依據的最基本的數據。而星空中的紫宮星垣和東西南北四宮星宿及其所屬的眾多星辰，都是位置不變的，它們的大小程度和相互向的距離也是一定不變的，它們的分布排列象徵着天上五官的位置。這是星象學中作為『經』亦即不變的依據。而水、火、金、木、土星則是上天的五位輔住，它們的出現隱伏也有一定的時間和周期，但其運行速度快慢不均。這是星象學中的『緯』亦即經紫變動的部分。把這些固定的和變動的兩種星象結合起來，就可以預測人事的變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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