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

簡介

《三國志》《三國志》位列中國古代二十四史，與《史記》（司馬遷）、《漢書》（班固）、《後漢書》（范曄、司馬彪）並稱前四史。《三國志》不僅是一部史學巨著，更是一部文學巨著。陳壽在尊重史實的基礎上，以簡練、優美的語言為我們繪製了一幅幅三國人物肖像圖。人物塑造得非常生動。《三國志》成書年代不能確定。當時魏、吳兩國先已有史，如王沈的《魏書》、魚豢的《魏略》、韋昭的《吳書》，此三書當是他依據的基本材料。蜀國無史，由其自采資料。《三國志》以曹魏為正統，魏志列在全書之首，稱曹操、曹丕、曹睿為帝。吳、蜀君主即位，都記明魏的年號，以明正朔所在。東吳只有孫權稱主，孫亮等都稱名。這是因為晉朝受禪於魏，晉的史家尊重本朝的合法性，就必須以魏為正統。孫吳為晉所滅，孫皓乃晉之降臣，因而如此處理。蜀漢劉備父子稱先主、後主，不同於孫吳，多少反映陳壽對於蜀漢的故國之思。前人責難陳壽，說他向丁儀、丁廙的兒子乞米不得，因此不給丁氏兄弟立傳；因有憾於諸葛亮，所以說他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實際這些責備缺乏根據。丁氏兄弟附見王粲傳，而諸葛亮傳中充分肯定了他的功績，還收錄了亮集目錄，為全書特例。說諸葛亮將略非其所長，當時其他人已有類似評論，而且也是公允的。但《三國志》對於晉朝皇室的敘述時有曲筆，對於魏晉禪代之際司馬氏的所作所為，尤其顯然加以粉飾，多所回護。三國時期在政治、經濟、軍事上有關係的人物，以及在學術思想、文學、藝術、科學技術上有貢獻的人，書中都記錄下來。此外也記載了國內少數民族以及鄰國的歷史，《魏志.倭人傳》就是日本古代歷史的重要史料。《三國志》沒有關於典章制度等方面的志，是一個缺陷。陳壽對於史料的取捨選擇，比較審慎謹嚴，文字也以簡潔見長，所以前人說其書「裁製有餘，文采不足」。

作者及注釋

《三國志》 陳壽（233－297），字承祚，西晉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北）人。他少好學，就有志於史學事業，對於《尚書》《春秋》《史記》《漢書》等史書進行過深入的研究。師事同郡學者譙周，在蜀漢時任觀閣令史。當時，宦官黃皓專權，大臣都曲意附從。陳壽因為不肯屈從黃皓，所以屢遭遣黜。入晉以後，歷任著作郎、治書待御史等職。208年，西晉滅東吳，結束了分裂局面。陳壽當時四十八歲，開始撰寫《三國志》。陳壽寫《三國志》以前，已出現一些有關魏、吳的史作，如王沈（？－266）的《魏書》，魚豢的《魏略》，韋昭的《吳書》等。《三國志》中的《魏書》、《吳書》，主要取材於這些史書。蜀政權沒有設置史官，無專人負責搜集材料，編寫蜀史。《蜀書》的材料是由陳壽採集和編次的。陳壽寫書的時代靠近三國，可資利用的他人成果並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沒有條件獲得大量的文獻檔案。閱讀《三國志》時，就會發現陳壽有史料不足的困難，內容顯得不夠充實。陳壽沒有編寫志，了解三國時代的典章制度，只好藉助於《晉書》。陳壽還著有《益部耆舊傳》、《古國志》等書，整理編輯過《諸葛亮集》，可惜這些書後來都亡佚了。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河東聞喜(今屬山西)人，祖父時已遷居江南。劉宋初官中書侍郎，奉命作《三國志注》，元嘉六年(429)奏上。他在《上三國志注表》中說，陳壽的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但又指出它「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所以裴注不僅解釋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於補充原書記載的遺漏和糾正錯誤。同一事幾家記述不同的，他都收錄進來，以備參考。對於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評論；對於陳壽議論的不當，裴注也加以批評。裴注搜羅廣博，引書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所引用的書達一百四十餘種，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今天已經亡佚的。對於三國時代歷史的研究，裴注的重要性不下於陳壽本書。歷代研究《三國志》及裴注者很多，其中尤以清代人用力最多。民國時，盧弼匯集歷代學者對《三國志》正文和裴注所作的注釋、版本校勘和考證，並將本人的注釋和按語統一編纂為《三國志集解》，可供讀《三國志》時參考

作品剖析

《三國志》 《三國志》善於敘事，文筆簡潔，剪裁得當，當時就受到讚許。與陳壽同時的夏侯湛寫作《魏書》，看到《三國志》，認為沒有另寫新史的必要，就毀棄了自己的著作。後人更是推崇備至，認為在記載三國歷史的史書中，獨有陳書可以同《史記》、《漢書》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國史相繼泯滅無聞，只有《三國志》一直流傳到現在。南朝人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篇中講：「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征，或疏闊寡要。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勖）、張（華）比之(司馬)遷、(班)固，非妄譽也。」這就是說，那些同類史書不是立論偏激，根據不足；就是文筆疏闊，不得要領。只有陳壽的作品達到了內容與文字表述的統一。陳壽畢竟是晉臣，晉是承魏而有天下的。所以，《三國志》便尊曹魏為正統。在《魏書》中為曹操寫了本紀，而《蜀書》和《吳書》則只有傳，沒有紀。記劉備則為《先主傳》，記孫權則稱《吳主傳》。這是編史書為政治服務的一個例子，也是《三國志》的一個特點。陳壽雖然名義上尊魏為正統，實際上卻是以魏、蜀、吳三國各自成書，如實地記錄了三國鼎立的局勢，表明了它們各自為政，互不統屬，地位是相同的。就記事的方法來說，《先主傳》和《吳主傳》，也都是年經事緯，與本紀完全相同，只是不稱紀而已。陳壽這樣處理，是附合當時實際情況的，這足見他的卓識和創見。《三國志》總起來說記事比較簡略，這可能與史料的多少有關。陳壽是三國時人，蜀國滅亡時三十一歲。他所修的《三國志》在當時屬於現代史，很多事是他親身經歷、耳聞目見的，比較真切，按說是有條件搜集史料的。但因為時代近，有許多史料還沒有披露出來；同時，因為恩怨還沒有消除，褒貶很難公允，也給材料的選用和修史帶來了一定的困難。

從魏、蜀、吳三書比較來看，《蜀書》僅得十五卷，較魏、吳兩書更簡。這大概是魏、吳兩國的史料多於蜀的原故。陳壽寫《三國志》時，魏國已有王沈的《魏書》，吳國也有韋昭的《吳書》可作參考，這給陳壽搜集史料提供了極大方便。而蜀漢既沒有史官，也沒有現成的史書可借鑑，搜集史料就非常困難。陳壽費了很大氣力，連一些零篇殘文也注意搜尋，《蜀書》才僅得十五卷之數。《蜀書》中的許多重要人物的事跡，記載都十分簡略，可見蜀漢的史料是相當缺乏的。另外，因為政治上的原因，陳壽也可能捨棄了一些材料，如牽涉到司馬懿的一些不光彩的事，不便寫，只好捨棄了。《三國志》取材精審。裴松之《三國志注》記漢魏交替之際的表奏冊詔有20篇之多，陳壽在《三國志·文帝紀》中，只用一篇１７３字的冊命就把這件大事寫出來。對孫策之死，捨棄《搜神記》等書上的妄誕傳說，只記孫策為許貢的刺客所擊殺。這些都反映了他對史實認真考訂，慎重選擇的態度。《三國志》行文簡明、乾淨。它常用簡潔的筆墨，寫出傳神的人物。《先主傳》記曹操與劉備論英雄，當曹操說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之時，「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記載，使劉備韜晦的心情，躍然紙上。《周瑜魯肅呂蒙傳》記載的曹操聽到劉備占據了荊州之時，「方作書，落筆於地」的情態，生動烘托出劉備在曹操心目中和當時局勢中的地位。書中寫名士的風雅、謀士的方略、武將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卻栩栩如生。

《三國志》 陳壽在書中表現出品題人物的興趣。他說劉備是英雄，曹操是人傑，孫策、孫權是英傑，諸葛亮、周瑜、魯肅是奇才，龐統是高俊，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劉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胡質是彥士，王粲、秦宓是才士，關羽、張飛、程普，黃蓋是虎臣，陳震、董允、薛綜是良臣，張遼、樂進是良將，這都反映了當時的時代風氣。陳壽所著的《三國志》，與前三史一樣，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後，尚書郎范頵上表說：「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朋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艷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由此可見，《三國志》書成之後，就受到了當時人們的好評。陳壽敘事簡略，三書很少重複，記事翔實。在材料的取捨上也十分嚴慎，為歷代史學家所重視。史學界把《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視為紀傳體史學名著。陳壽還能在敘事中做到隱諱而不失實錄，揚善而不隱蔽缺點。陳壽所處時代，各種政治關係複雜，歷史與現實問題糾纏在一起，陳壽在用曲折方式反映歷史真實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三國志》對漢魏關係有所隱諱，但措詞微而不誣，並於別處透露出來一些真實情況。如建安元年（１９３）漢獻帝遷都許昌，本是曹操企圖挾天子以令諸侯之舉。陳壽在這裡不用明文寫曹操的政治企圖，這是隱諱。但寫遷都而不稱天子，卻說董昭等勸太祖都許，這就是微詞了。另外，他在《荀彧傳》、《董昭傳》和《周瑜魯肅呂蒙傳·評》中都揭露了當時的真實情況。陳壽對蜀漢雖懷故國之情，卻不隱諱劉備、諸葛亮的過失，記下了劉備以私怨殺張裕和諸葛亮錯用馬謖等事。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個表現。但是，唐朝房玄齡等奉詔撰寫的《晉書·陳壽傳》，在承認陳壽「善敘事，有良史之才」的同時，又認為陳壽因為私仇而在書中有所表現。說「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

《晉書·陳壽傳》關於陳壽索米的這條史料，只有少數幾位史學家如北周的柳虬、唐朝的劉知幾等相信，而多數的史學家則認為這條史料不合事實，是假的。清朝的潘眉在《三國志考證》中指出：「丁儀、丁廙，官不過右刺奸掾及黃門侍郎，外無摧鋒接刃之功，內無升堂廟勝之效，黨於陳思王，冀搖冢嗣，啟釁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隨之，斯實魏朝罪人，不得立傳明矣。《晉書》謂索米不得不為立傳，此最無識之言。」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也指出：《晉書》謂「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被髡，故壽為《亮傳》，謂將略非所長。此真無識之論也。亮之不可及處，原不必以用兵見長。觀壽校訂《諸葛集》，表言亮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勵。至今梁、益之民，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過也。又《亮傳》後評曰：亮之為治也，開誠心，布公道，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其頌孔明可謂獨見其大矣。」由此可見，《晉書》貶陳壽之說，實為不實之詞，不可盡信。《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三國志》說過一些公道話：「以理而論，（陳）壽之謬萬萬無詞；以勢而論，則鑿齒帝漢順而易，壽欲帝漢逆而難。蓋鑿齒時晉已南渡，其事有類乎蜀，為偏安者爭正統，此孚於當代之論者也；壽則身為晉武之臣，而晉武承魏之統，偽魏是偽晉矣。其能行於當代哉！此猶宋太祖篡立近於魏而北漢、南唐亦近於蜀，故北宋諸儒皆有避而不偽魏;高宗以後，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於金，故南宋諸儒乃紛紛起而帝蜀。此皆當論其世，未可以一格繩也。」看來，從東晉習鑿齒以來掀起的正統之爭，無不具有現實的目的和為當代政權服務的用心，知人論世，知世論史是至關要緊的，沒有永恆不變的正偽標的。陳壽受後人批評的另一弊病是書中時有曲筆，多所回護。劉知幾在《史通·直書篇》說「當宜、景開基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仗雲台，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其口而無言。」批評陳壽和王隱在修史時對當權人物曹操、司馬懿的醜事緘口無言，為之回護。在《三國志·魏書》中確實沒有看到劉知幾所論的內容，對此，清人趙翼在《廿二史札記》卷六中「三國志多回護」寫到：《春秋》書天王狩於河陽，不言晉侯所召，而以為天子巡狩，既已開掩護之法，然此物為尊者諱也。至於孩父之事，則大書以正之，如許止、趙盾之類，皆一字不肯假借，所以垂誠，義至嚴也。自陳壽作《魏本紀》多所回護，凡兩朝革易之際，進爵封國，賜劍履，加九錫，以及禪位，有詔有策，竟成一定書法。以後宋、齊、梁、陳諸書悉奉為成式，直以為作史之法固應如是。然壽回護過甚之處，究有未安者。陳壽修史中的曲筆、回護的確存在，他顯然是處在曹魏、西晉政權交替過程中的一種避禍方式，作為封建時代的史書，必然會對當權者有所回護，為尊者諱是無法超越的潛在規則。就是趙翼所肯定的秉筆直書的南史、董狐也是經不起推敲的。所謂「趙盾弒君」（《左傳·宣公二年》）也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結論。他們立論的理由是趙盾「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計賊」，沒有盡到臣子的責任。

趙翼也為陳壽的曲筆作了歷史考辯，指出：「蓋壽修書在晉時，故於魏、晉革易之處，不得不多所回護。而魏之承漢，與晉之承魏，一也。既欲為晉回護，不得不先為魏回護……，當然，也有可能是陳壽所參考的魏、晉資料原來就是這樣記載，陳壽未作訂正，也不敢妄加篡改的。為陳所處的特定歷史環境，處於改朝換代之際修史者顧忌更多的實際背景，是可以理解的。毋庸置疑，修史貴真實，不虛美，不隱惡應是史家必須恪守的準則，曲筆是不足為訓的。應當看到，陳壽除了涉及魏晉易代的敏感問題與當權人物之外，其敘寫仍屬翔實可信的。不必諱言陳壽的曲筆，也不能因此而懷疑《三國志》的信史價值。錢大昕所說：「然吾所以重承祚者，又在乎敘事之可信。蓋史臣載筆，事久則議論易公，世近見聞必確。三國介漢晉之間，首尾相涉，垂及百年，兩史有違失者，往往賴此書正之……予性喜史學，馬班而外，即推此書，以為過於范曄、歐陽修。」（《三國志辯疑序》）《三國志》也有其不足之處，不可不注意。在敘事時，除了在某些人的紀和傳中有矛盾之處外，其最大的缺點，就是對曹魏和司馬氏多有回護、溢美之詞，受到了歷代史學家的批評。另外，全書只有紀和傳，而無志和表，這是一大缺欠。《三國志》成書之後，由於敘事過於簡要，到了南朝宋文帝時，著名史學家裴松之便為其作注，又增補了大量材料。

分析與評價

《三國志》 作《後漢書》的范曄和裴松之同時，以年齡論，裴比范長二十歲，范死在宋文帝元嘉二二年（４４５），裴死更比范後六年。兩人雖然生在同一時期，同樣搜集史料，但他們運用史料的方法不同，范曄組織所得的史料編或後漢書，裴松之則用來注陳壽的三國志。試取陳壽、范曄兩書中篇目相同的十六篇列傳比較，范書比陳書篇幅增多約一倍，那些多出來的材料，大多是和裴注相同的。裴注出現後，引來了許多評議，其中有褒有貶。劉知幾說：「少期集注《三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繁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與劉知幾不同，讚譽裴松之者多從保存史料方面對裴注給予肯定。侯康說：「陳承祚《三國志》世稱良史，裴注尤博贍可觀。」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對裴松之注《三國志》的評價:「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詔為注，所注雜引諸書，亦時下己意。綜其大致約有六端：一曰引諸家之論，以辨是非；一曰參諸書之說，以核訛異；一曰傳所有之事，詳其委曲；一曰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一曰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一曰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其中往往嗜奇愛博，頗傷蕪雜。然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相引據者，反多於陳壽本書焉。」這個歸納是準確的。但又說：「其初意似亦欲如應劭之注漢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欲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這話毫無證據，只能認為撰提要者的臆測之辭罷了。關於以往史家對裴注的評價，楊翼驤先生在前引《裴松之》一文中有詳細介紹，可以參看。

以上對於裴注的評價反映了傳統史學批評的特點。評論者大多不能擺脫是與非、優與劣的思維框架。從史學史的角度來看待裴注，更應關注的是，歷來對史書的注釋都是從名物訓詁的角度着眼的，為什麼裴松之卻要發明出一種新的注釋方式？劉知幾說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達」，章學誠也說：「裴松之依光於陳壽，非緣附驥，其力不足自存也。」劉知幾、章學誠雖然都是傳統史學批評的大家，但這些分析卻有失水準，帶有很強的好惡色彩。所謂「不能自達」、「不足自存」，都是要從注釋家才智缺乏一端求得解釋。對陳氏觀點也不乏贊成者。逯耀東先生就接受了合本子注的意見，並在此基礎上，又試圖通過經學與史學的區別來解釋裴注的產生。他的基本思想是，傳統注釋方法與裴注的不同在於一是經注、一是史注。這主要是受到了錢大昭的啟發。錢大昭說：「注史與注經不同，注經以明理為宗。理寓於訓詁，訓詁明而理自見。注史以達事為主，事不明，訓詁雖精無益也。」逯耀東就此說道：「因此，明理與達事是經注與史注的基本區分。『達事』是更進一步敘述歷史的真相。」他又說：「由經注的義理闡釋，轉向歷史事實的探討，是經史分途過程中重要轉變的關鍵。」眾所周知，魏晉以後，史學逐漸脫離經學而獨立。以此為背景來解釋經注演變為史注是不錯的，本文也持有同樣的觀點。但是，僅至於此的泛泛之論還是不夠的，因為裴注以後占據主流地位的史注還是經學式的。我們當然不能因此說史學與經學又合流了。

疑問

《三國志》 圍繞《三國志》及其裴注，實際上可以提出兩個問題，第一，為什麼《三國志》寫得如此簡略？第二，為什麼裴松之要不避繁瑣徵引那樣多的史籍？有一種意見認為，陳壽所見到的材料有限，所以《三國志》寫得簡略。這種意見有一定道理，因為裴注中所徵引的許多書在陳壽寫《三國志》時確實還沒有問世。但這樣解釋也有問題，因為畢竟還有些書是陳壽有可能見到的。陳壽撰寫《三國志》在西晉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吳之後。據楊翼驤先生《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所列，在此之前，專記三國歷史的史書如王沈《魏書》、韋昭《吳書》，魚豢《魏略》、《典略》已經問世。此外，如趙岐的《三輔決錄》、謝承的《後漢書》、王粲的《漢末英雄記》、司馬彪的《九州春秋》等也早已完成。《三國志》的成書年代，史無明文，楊翼驤先生書編於太康六年（285年）下。案語說明道：「考《三國志》卷４８《孫皓傳》雲『皓舉家西遷，以太康元年三月集於京邑。五年，皓死於洛陽。』此為《三國志》中記事最晚之一條，則陳壽着成全書必在太康五年孫皓死後，故編於本年。」據同書，着有《帝王世紀》、《高士傳》的皇甫謐卒於太康三年（２８２）。

陳壽寫《三國志》時見到皇甫謐書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以上這些書裴注中都徵引了。據《三國志人名索引》附錄《三國志裴注引書索引》，裴注引用《魏書》一百九十條、《魏略》一百七十九條、《典略》四十九條、《吳書》一百一十九條、《三輔決錄》九條、《後漢書》十二條、《英雄記》六十九條、《九州春秋》二十六條、《帝王世紀》一條、《高士傳》六條。這些材料陳壽應能見到，但他並沒有以此來充實《三國志》，倒是南朝的裴松之完成了這個工作。《三國志》卷21《王粲傳附吳質傳》載文帝與吳質書，近二百字，而裴注詳引《魏略》所載此書，竟多達八百餘字。裴松之就此解釋說：「臣松之以本傳雖略載太子此書，美辭多被刪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備其文。」關於曹魏屯田，據楊翼驤先生統計，《武帝紀》中僅用了「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十三個字來敘述。在《任峻傳》中又用了「是時歲飢旱，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為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四十一字。而裴松之在《武帝紀》中引用王沈《魏書》的記載，補充了一百四十七字。由此看來，對《三國志》的簡略不能只從陳壽所見材料的多寡這個角度來加以解釋，還必須另想辦法。

裴松之嫌《三國志》寫得簡略，而這樣的意見在他以前是未曾見過的。《三國志》剛問世時，獲得了一片讚譽聲。《晉書》卷８２《陳壽傳》稱：「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着《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所重如此。」本傳又稱：「元康七年，病卒，時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頵等上表曰：『……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戒，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艷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東晉時，習鑿齒從正統論的角度對陳壽書以魏為正統的寫法提出異議，在其所着《漢晉春秋》中堅持以以蜀漢為正統。正統問題是政治問題，從學術的角度仍然不見對《三國志》的批評。看來，簡略在晉人眼裡是不成問題的，只是到南朝裴松之才將其視之為缺點。這就提示我們應當從時代學術風氣變化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

後人補充與考證

在北宋以前，魏、蜀、吳三書是各自成書的。《舊唐書·經籍志》以《魏書》為正史，歸《蜀書》、《吳書》入編年，分類極不科學，然其可證三書，當是時仍是互相獨立的三部。北宋雕板刻書，始合三書為一種。現存最早的刻本是北宋咸平六年（1003）的國子監刻本。《三國志》沒有表和志，清代以來不少學者補撰，雖然材料基本上不出原書和裴注，但經過分類排比，眉目清醒，有關地理、職官的表志，尤為有用。這類補表補志絕大多數收在《二十五史補編》和《後漢書三國志補表三十種》。今臚列有關《三國志》的補表補志於下：

萬斯同：《三國大事年表》。

周嘉猷：《三國紀年表》。

謝鍾英：《三國大事表》。

張守常：《三國大事表補正》。

萬斯同：《三國漢季方鎮年表》。

萬斯同：《三國諸王世表》。

萬斯同：《魏國將相大臣年表》。

萬斯同：《魏將相大臣年表》。

萬斯同：《魏方鎮年表》。

萬斯同：《漢將相大臣年表》。

萬斯同：《吳將柏大臣年表》。

黃大華：《三國志三公宰輔年表》。

周明泰：《三國志世系表》。據南宋本《世說新語》所附人名譜，補錄不見於陳壽書中者多人。

陶元珍：《三國志世系表補遺附訂》。

洪飴孫：《三國職官表》。曹魏官制大異於漢，而兩晉南北朝的職官多淵源於此，所以表中凡初建置者皆特著出。此表合職官志與表為一，每官下列前後居此官者姓名，可以考見官職高下和遷轉。

吳增僅、楊守敬：《三國郡縣表附考證》。吳氏訂正洪亮吉《補三國疆域志》，三國分列，按諸帝次序，依州郡縣列為表。楊氏補正。

謝鍾英：《三國疆域表》。列三國最後疆域所包括郡縣名，並注清末今地。

洪亮吉、謝鍾英：《補三國疆域志補註》。洪氏撰，謝氏補註，以三國最後疆域為斷。縣下注城鎮山川等及有關當地故實。

謝鍾英：《三國疆域志疑》。

金兆豐：《校補三國疆域志》。

侯康：《補三國藝文志》。

姚振宗：《三國藝文志》。

陶元珍：《三國食貨志）。

清代楊晨編《三國會要》二十二卷，分十六門。引用正史為正文，裴注等書低格寫。此書與以後朱銘盤所編南朝宋、齊、梁等會要一樣，都不能提供新史料，但可作分類的索引利用。

關於《三國志》的工具書，有哈佛燕京學社所出引得編纂處的《三國志及裴注綜合引得》，中華書局所出高秀芳、楊濟安編的《三國志人名索引》。前者是全面的索引，用處較廣。但編者在選定條目編入引得時，着眼不寬，只注意習見的人名、地名、官名等，對於某些詞語，尤其是具有時代特徵而較少見的詞語，反未收錄。如「三史」、「人倫」、「人流」、「羌胡谷」、「虜谷、「樓夢」、「保官」等，因而不能利用引得排列此類詞語進行研究。又如「中國」、「中州」、「部曲」等條目下所列出處，亦有脫漏。引得約纂處所出其他引得，與本段歷史有關的如《世說新語引得》，亦存在類似問題。現代最通行的三國志刻本有四種：一、百衲本，據宋紹興、紹熙兩種刻本配合影印；二、清武英殿刻本，據明北監本校刻（鉛印石印各本都據武英殿本翻印）；三、金陵活字本，據明南監馮夢禎本校印；四、江南書局刻本，據毛氏汲古閣本校刻。這四種刻本，除百衲本影印外，其餘三種雖然在重刻時還不免增加了一些錯字，但都經過認真校勘，並改正了原本的不少錯誤。我們的校點工作，就用這四種通行本互相勘對，擇善而從。歷代研究《三國志》及裴注者很多，其中尤以清代人用力最多。自顧炎武、何焯以下約二十餘家，都能根據本書前後文互證，並參考它書，對於宋、元以來各種版本相沿未改的錯誤，分別提出意見，或批註書眉，或成為專門著作刊布。民國時，盧弼匯集歷代學者對《三國志》正文和裴注所作的注釋、版本校勘和考證，並將本人的注釋和按語統一編纂為《三國志集解》，可供讀《三國志》時參考。

除各種選注選譯本外，完整翻譯陳壽《三國志》的工作，已經進行了將近四十年的時間。搜羅到了各種《三國志》的今注今譯本共有十二種。有中、韓、日三個語種。中文最早的是中國台灣學者王靜芝等人的《白話三國志》（台北河洛出版社，1980年，僅翻譯了「陳志」，有注釋），進入20世紀九十年代後，中國大陸學者陸續推出了下面九種譯本：

１、蘇淵雷主編《三國志今注今譯》（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僅翻譯了「陳志」，有注釋）

２、田餘慶、吳樹平主編《三國志今譯》（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僅翻譯了「陳志」，沒有注釋）

３、劉國輝等譯《三國志現代文版》（紅旗出版社，1992年，僅翻譯了「陳志」，沒有注釋）

４、曹文柱等主編《白話三國志》（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4年，翻譯了「陳志」和少量「裴注」，沒有注釋）

５、戴逸主編《三國志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僅翻譯了「陳志」，沒有注釋）

６、杜經國譯《文白對照三國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僅翻譯了「陳志」，沒有注釋）

７、方北辰註譯《三國志註譯》（陝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僅翻譯了「陳志」，有注釋）

８、上海古籍出版社譯《白話三國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僅翻譯了「陳志」，沒有注釋）

９、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三國志》分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僅翻譯了「陳志」，沒有注釋）。

裴松之注本

《三國志》 東晉時歷仕零陵內史、國子博士等。入宋後任中書侍郎。宋文帝以陳壽所著《三國志》記事過簡，命他為之作補註。他在《上三國志注表》中說，「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三國志》。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誠遊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註記紛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所以裴注不僅解釋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於補充原書記載的遺漏和糾正錯誤。同一事幾家記述不同的，他都收錄進來，以備參考。對於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評論；對於陳壽議論的不當，裴注也加以批評。裴注搜羅廣博，引書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為了注釋《三國志》，他收集了三國時期的原始材料達一百五十多種，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數約超過原文的三倍。據沈家本統計，注中引書「經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由此許多《三國志》中失載的歷史事實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運用傳統注釋方法的地方，《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其初意似亦欲如應劭之注《漢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蓋欲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亦頗為例不純。」侯康說：「至於箋注名物，訓釋文義，裴注間而有之而不詳，蓋非其宗旨所存。」楊翼驤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將這部分裴注歸納為字音、文義、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類。他認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廣事實，而這一類的批註不過是附帶的工作」。他注《三國志》的重點是補闕和糾謬。正如他在《上三國志注表》中所說：「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納，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忘；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裴注的最大特點，就是廣采博引，極大地豐富了原書的內容。特別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經亡佚，幸而保留在裴注中，因而史料價值就非常珍貴。讀《三國志》時，一定要把裴松之的注文當作正文來讀。裴注為史書注釋開闢了新的廣闊道路。由於裴注引書具有較高的文獻學價值，因此裴注引書數量和書目的考證成了裴注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分歧最大的問題。錢大昕統計裴注引書「凡百四十餘種，其與史學無涉者不在數內」，所列書名144種（《廿二史考異》卷十五）。趙翼統計裴注引書「凡（百）五十餘種」，所列書名151種，亦為史部類數目（《廿二史札記》卷六）。趙紹祖統計裴注引書「凡一百八十餘種」，另外，引諸經及諸子字書「又四十餘種」（《讀書偶記》卷六）。

三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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