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寒論》

基本介紹

《傷寒論》是以論述傷寒熱病為主的奠基性中醫臨床經典著作。

《傷寒論》東漢末張仲景所撰《傷寒雜病論》的組成部分之一，共10卷。作者原撰《傷寒雜病論》16卷，後經晉代王叔和整理，將其中有關傷寒證治等原文重予編纂，北宋治平二年(1065)復經校正醫書局孫奇、林億等加以校訂，成為當時《傷寒論》之通行本。其內容大致包括辨傷寒太陽病、陽明病、少陽病、太陰病、少陰病、厥陰病脈證並治，以及「平脈法」、「辨脈法」、「傷寒例」(此三篇多數學者認為系王叔和編寫，非仲景手撰)、辨痙濕暍、辨霍亂病、辨陰陽易差後勞復脈證並治等；還介紹了汗、吐、下等治法的應用範圍及其禁忌。全書以辨六經病脈證和治療為主體內容。作為臨床醫學典籍，《傷寒論》記述了113方(其中禹餘糧丸單有六名，故實缺一方)。內容以六經辨證為綱，方劑辨證為法。其代表性的治療方劑則有桂枝湯、麻黃湯、白虎湯、承氣湯、柴胡湯、四逆湯、真武湯、理中丸、烏梅丸等方，並列述了各方的方藥組成、用法及主治病證。

從《傷寒雜病論》序言中可知，作者張仲景因其宗族中大半死於傷寒，遂「勤求古訓，博採眾方」，在診斷上融會了四診(望、聞、問、切)、八綱(陰、陽、表、里、虛、實、寒、熱)，對傷寒各證型、各階段的辨脈、審證大法和用藥規律以條文的形式作了較全面的闡析。《傷寒論》運用精細的辨證思路和方法，並據較規範化的診療原則確立治法，這就是後世所說的辨證論治。這一先進的診療思想，成為後學者在診療過程中必須遵循的診治原則，體現了中醫學具有獨特而完整的醫療體系。

在治法上，此書以內服方法為主。從方藥治療的藥性分析，已概括了汗、吐、下、和、溫、清、補、消八法，或單用、或數法結合應用、或分階段論治，方治靈活而法度謹嚴。張仲景所博採或個人擬制的方劑精於選藥、講究配伍、主治明確、效驗卓著，後世尊之為「經方」，譽為「眾方之祖」。這些方劑經過千百年臨床驗證，為中醫方劑治療提供了發展的基礎。

作者簡介

張仲景，名機，

張仲景據傳當過長沙太守，所以有張長沙之稱。南陽郡涅陽（今河南省南陽縣）人，約生於東漢和平元年（公元一五O年），卒於建安二十四年（公元二一九年）。張仲景自小好學深思，「博通群書，潛樂道術。」當他十歲時，就已讀了許多書，特別是有關醫學的書。他的同鄉何顒賞識他的才智和特長，曾經對他說：「君用思精而韻不高，後將為良醫」（《何顒別傳》）。後來，張仲景果真成了良醫，被人稱為「醫中之聖，方中之祖。」這固然和他「用思精」有關，但主要是他熱愛醫藥專業，善於「勤求古訓，博採眾方」的結果。

東漢末年，連年混戰，「民棄農業」，都市田莊多成荒野，人民顛沛流離，饑寒困頓。各地連續爆發瘟疫，尤其是洛陽、南陽，會稽（紹興）疫情嚴重。「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張仲景的家族也不例外。對這種悲痛的慘景，張仲景目擊心傷。「感往昔之論喪，傷橫夭之莫救」（《傷寒論》自序）。於是，他發憤研究醫學，立志做個能解脫人民疾苦的醫生。「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傷寒論》自序）。當時，他的宗族中張伯祖，是個極有聲望的醫生。張仲景為了學習醫學，就去拜他做老師。張伯祖見他聰明好學，又有刻苦鑽研的精神，就把自己的醫學知識和醫術，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他，而張仲景竟盡得其傳。何顒在《襄陽府志》一書中曾讚嘆說：「仲景之術，精於伯祖」。

張仲景提倡「勤求古訓」，認真學習和總結前人的理論經驗。 他曾仔細研讀過《素問》、《靈樞》、《難經》、《陰陽大論》、《胎臚藥錄》等古代醫書。其中《素問》對他的影響最大。《素問》說：「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又說「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張仲景根據自己的實踐對這個理論作了發展。他認為傷寒是一切熱病的總名稱，也就是一切因為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叫做「傷寒」。他還對前人留下來的「辨證論治」的治病原則，認真地加以研究，從而提出了「六經論傷寒」的新見解。

養生思想

《傷寒論》的養生思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1）天人相應的整體觀

《傷寒論》

是張仲景養生學的基本出發點和指導思想。正如《傷寒雜病論·自序》「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之語所云，仲景之學。是在繼承了《內》、《難》學術思想的基礎之上而形成的。因而，在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上，張仲景便自然地以《內經》天人相應的整體觀作為指導思想，並且作了進一步的闡發，他曾指出：「夫天布五行，以運萬類；人稟五常，以有五臟」（見《傷寒論·自序》），「夫人稟五常，因風氣而生長，風能生萬物，亦能害萬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見《金匾要略方論.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第一》）這些生動的描述，就很清楚他說明，人類生活在自然界，並作為自然界的組成部分，人類只有順應自然界氣候的發展變化，才能得以生存，保持健康。由此可見，天人相應的整體觀是仲景養生學的基本出發點和指導思想。

（2）防病、抗病重視保津液。

津液之所以能防病、抗病，首先表現在津液具有固護機體、防禦病邪的功能。如仲景在揭示太陽病轉入陽明的機理時，一再重申亡津液是其關鍵條件：「太陽病若發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乾燥，因轉屬陽明。」正是其例。何以亡津液會導致病轉陽明？因為律液乃陽明經的主要正氣，津液充則陽明固，邪不可干；津液亡則陽明虛，邪氣便可輕易陷入。

津液之所以能防病、抗病，其次表現在津液能驅逐病邪，削弱病勢上。如「陽明病，發熱汗出者，此為熱越。」這裏的熱越，即言熱邪發越於外。津液充沛，陽氣暢運則汗出越邪，邪越則病順。故「陽明病，法多汗」，而津虧則無汗，邪不得出，其病為逆。又如溫熱病中小便常短赤灼熱，因為人要通過小便排邪。熱邪一除，小便即轉清利。「小便利，色白者，此熱除也。」故臨床可視小便斷吉凶。「小便利者，其人可治」。因小便不僅顯示人體津液虛實情況，而且還能反應前陰這條驅邪途徑是否正常。

《傷寒論》

津液所以能防病、抗病，還可體現在津液能調整由病邪所致的功能失調並修復損傷。如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干，欲得飲水者，少少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這是因為津液得到了補充。若津液郁滯不行，其調和作用也難以順利發揮。

由上可知，津液抗病作用及津液抗病思想在《傷寒論》中有充分反映。人們要想不得病或少得病，必須重視保護體內的津液。如張景岳說：「五液充，則形體賴而強壯。」人若津液不充，則筋枯髓減，皮槁毛脆，臟腑虛弱，即易為病邪所害。

（3）重視用飲食防病、治病。

《傷寒論》中的飲食藥物系指既可食用，又能防治疾病的動植物及其加工品。據統計，在《傷寒論》112方中，一共使用飲食藥物17種，計有大棗、生薑、乾薑、香豉、粳米、蔥白、蜂蜜、赤小豆、豬膽汁、蜀椒、烏梅、豬膚、雞子黃、雞子（去黃）、飴糖、苦酒、清酒。這些飲食藥物遍及81個方劑，佔全書方劑總數的72．32％。其中還有不少純以飲食藥物命名的方劑，如十棗湯，豬膚湯等6方，加上藥食合名的方劑（如乾薑附子湯）共24方，佔全書的21．43％。由此可見，仲景對食療是十分重視的，並已使其成為其學術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4）時時刻刻注意保胃氣。

仲景認為，機體的功能與胃氣的充沛與否有着十分密切的關係。這是因為機體所需的營養物質有賴於胃氣的化生，治療疾病的藥物也需中焦受氣取汁以發揮療效。為此，他不僅重視脾胃陽氣的一面，也注意到了脾胃陰液的一面。《傷寒論》六經病證的治則，總的說來，不外祛邪與扶正兩方面，在具體運用上，實際包括汗、吐、下、和、溫、清、消、補八法。仲景於八法中，均不忘「保胃氣」，如汗法的桂枝湯，用草、棗調補中焦，保護胃氣。下法的調胃承氣湯，用甘草緩急和中。補法的炙甘草湯，以甘草、大棗補益脾胃。困苦寒清熱藥易傷人胃氣，則加入粳米。甘草調補胃氣。

對偶統一

對偶原本是古代文學中常用的一種修辭法。在《傷寒論》中，仲景面對複雜的病情，常把不同或相反但具有可比性證候放在一起進行對偶分析，以探求其內在規律及相互關係。在闡述病機、辨證、處方用藥等方面，對偶統一的思維規律是《傷寒論》的特色之一。

1、陰陽的對偶統一

《傷寒論》

「陰陽」這一概念本身即體現了對偶統一觀。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所云「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即是明證。仲景「撰用《素問》、《九卷》……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亦繼承了《內經》這一規律。《傷寒論》中，仲景用陰陽屬性相反的證候進行對偶分析，來確定疾病的陰陽性質。如「病有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7條）。「發熱惡寒」是指外邪侵犯人體，正氣不衰，正邪交爭，病情呈亢奮狀態。如太陽病發熱惡寒、少陽病往來寒熱、陽明病但熱不寒（初期暫有惡寒），故邪在三陽多為正盛邪實，以發熱為特點。「無熱惡寒」是病在三陰，正氣不足。如太陰脾虛濕盛，少陰心腎陽虛，厥陰虛寒致厥，均不發熱，而惡寒顯著。因此，用寒熱辨陰陽具有特徵性。承第7條之意，論中131條進一步闡述了痞的成因及結胸的證治：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而反下之，則表中陽邪入里，結於胸中為結胸；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而反下之，表中之陰邪入里，結於心下為痞。即「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

疾病既然是陰陽對立雙方的力量失衡，則立法處方的目的旨在調和陰陽，使其陰平陽秘。《傷寒論》中的立法組方，也處處體現了協調陰陽的對偶統一觀。如白虎、承氣為治陽明熱盛津傷之方，理中、四逆為治陰盛陽衰之劑。同時論中的每一方中又往往寓有陰陽二義，如桂枝湯中桂枝和白芍，桂枝辛溫以助陽，芍藥酸甘以養陰，互相資助而陰平陽秘，其病乃治。《傷寒論》中所用陰陽對偶統一的辯證法思想，由此可見一斑。

2、表裏的對偶統一

《傷寒論》

表裏的對偶統一指對表裏定位相反的幾個類似證進行比較鑑別。如「病人煩熱，汗出則解，又如瘧狀，日晡所發熱者，屬陽明也。脈實者，宜下之；脈浮虛者，宜發汗。」(240條）。「脈實」說明病在里，陽明里實證已形成。「脈浮虛」說明在表，陽明中風表邪未解。如不比較鑑別，見發熱惡寒便認為是表證而妄用汗法，見潮熱皆認為里證而濫用攻法，以致誤治變證從生。

但就表證而言，有偏於風寒的中風、傷寒，有偏於風熱的溫病。一個治療風邪在經，太陽經氣不利；另一個治療寒邪在經，太陽經氣不利。而就太陽經氣不利來說，有桂枝加葛根湯證主治項背強，伴有汗出惡風寒，亦有葛根湯主治項背強，伴無汗出惡風寒。

又如附子湯證與真武湯證的比較。仲景用附子湯論治腎陽虛損，寒濕凝滯肌膚所致的身疼痛證，亦稱陽虛身痛證。方中人參和附子同用，助元陽、益元氣；合白朮、茯苓燥濕，利濕，祛肌表寒濕邪氣；以芍藥緩急止痛。仲景以真武湯治療少陰病陽虛水犯證，表現為「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方中以辛熱之附子，溫經回陽以散寒水；輔以白朮溫運脾氣，補土以制水；茯苓淡滲，協白朮以利水；生薑辛溫，配附子扶陽消陰以散水邪；芍藥活血脈，利小便，且能制姜、附之辛燥，使之溫經散寒而不傷陰；諸藥合用，相輔相成，可謂有制之師。由上可知，兩方均治腎陽虛，一個是陽虛外有寒濕，一個是陽虛里有寒水。故附子湯和真武湯實為一對表裏對偶方。

3、虛實的對偶統一

《傷寒論》

虛實的對偶統一指對幾個類似相對的證候進行比較，以別病之虛實。如「發汗病不解，反惡寒者，虛故也……」。「發汗後，惡寒者，虛故也；不惡寒，但熱者，實也……」，此二條同有「發汗後」，但由於病人體質不同，致病機有虛實之分。汗後惡寒，多屬少陰虛寒；不惡寒，但熱者，多屬陽明實熱證。另外仲景在論治「腹滿」時云：「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下之，宜服大承氣湯。」同時又曰：「太陰之為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結硬」，「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髒有寒故也，當溫之。」即以對偶統一的手法論述了腹滿的虛實證治。「本太陽病，醫反下之，因而腹滿時痛者，屬太陰也，桂枝加芍藥湯主之。」本太陽病，誤用下法而致太陽表邪內陷太陰脾經，氣血失和。氣不利則滿，血不和則痛，「因而腹滿實痛者」，故用桂枝加芍藥湯來疏通經脈，和里緩急；本證若往虛的方面發展，氣血兩虛，筋脈失養，而致腹中急痛，仲景以小建中湯健脾補虛，緩急止痛。太陰之邪若是外薄陽明，即太陰脾陽逐漸恢復，太陰濕濁不化，鬱積過久，從陽明燥化而現大便乾燥、腹痛，而且疼痛拒按，仲景稱之為「大實痛」，以桂枝加大黃湯主之。小建中湯治太陰脾經的虛證，桂枝加大黃湯治太陰脾經的實證，這正是虛實的對偶統一。

柴胡桂枝幹薑湯證主治「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復下之，胸脅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太陽之邪傳入少陽，故胸脅滿悶。由於誤下之後，挫傷中焦，氣機不暢，氣化不利，三焦水道不暢則見小便不利；氣不化津，津不上承，則見口渴。傷寒大家劉渡舟教授謂：「根據本方的藥理作用和臨床實踐，用之治療少陽病而兼太陰脾家虛寒的證候，確為對證之方。」而大柴胡湯主治「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嘔不止，心下急，鬱郁微煩者」，邪熱不解，內並陽明，熱壅於胃。胃氣上逆而致「心下急」，即胃脘部或脹滿之極、或疼痛之極、或拘急緊張之極而不可耐之謂，乃陽明胃熱結聚之兆。由此可見，柴胡桂枝幹薑湯治療少陽病兼有脾家虛寒與大柴胡湯治療少陽病而兼陽明胃家熱實的證候相對偶，恰有寒熱虛實對照鑑別之意。

4、寒熱的對偶統一

《傷寒論》

在病機方面，如：「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髒有寒故也，當溫之……」。「下利，欲飲水者，以其有熱故也……」。以「不渴」和「欲飲水」為辨證要點，鑑別寒熱病證。前條太陰下利脾藏虛寒兼濕邪，故「自利不渴」，而373條和371條的「熱利下重者」為前後補述熱利證治，病位在腸，病機與肝有關，肝熱迫腸，濕熱熏蒸，損經脈，下膿血，渴欲飲水，屬里熱傷津之故。但「下利口渴」也有寒熱虛實之別。如：「自利而渴者，屬少陰也……」(282條）。病機為腎陽虛衰，火不生土，水谷不化，津液無以上承，故而口渴，又可以小便清白如水而辨之。又如對疾病的寒熱真假鑑別時，「病人身大熱，反欲近衣者，熱在皮膚，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也。」此條通過病人喜惡之情和體表寒熱的比較，以辨真假寒熱，並從寒熱真假疑似的辨析中以決生死。

在論治方面，大青龍湯見於《傷寒論》第38條、39條，是治療「太陽中風，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的主方。其39條「傷寒脈浮緩，身不痛但重，乍有輕時」則是治療溢飲在表的變法。小青龍湯見於《傷寒論》第40條、41條，是治療「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的方劑，其主證為「咳而微喘，發熱不渴」和「乾嘔，發熱而咳」。兩方均以青龍來命名。大青龍湯為外有表寒，里有鬱熱，即外有寒而里有火；小青龍湯是外有表寒，里有水飲，即外有寒而里有水；故大小青龍湯亦體現對偶統一觀。另外張仲景在論治「邪熱利」時，有寒利和熱利之辨：葛根芩連湯主治「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此乃里熱下利，兼有表證的二方皆治「協熱利」，但有寒熱虛實之異樣，又是仲景對偶統一思想的明證。

《傷寒論》中，可發汗與不可汗，可下與不可下等篇，單從篇名而言，就體現了仲景的對偶統一觀。《傷寒論》對偶統一的思維理念能夠針對廣泛的臨床病證進行比較分析，是辨證論治的一種重要邏輯學方法，對提高臨床辨證水平以及理解仲景湯方命名規律具有重要意義。

藥物運用

《傷寒論》中所用藥物非常廣泛，以《傷寒論》所用112方與93味藥來看，有扶正祛邪免疫作用的人參、黃芪、白朮、雲苓、當歸、甘草、大棗等藥物的條文不下上百條。在其所載扶正祛邪藥物中，多有增強免疫機能、調理臟腑、補養氣血的作用。現舉例如下：

《傷寒論》

人參：能鼓舞正氣，增強機體免疫力而增強抗病能力。《本經》用人參的條文68條，如桂枝人參湯用於扶正祛邪，增強機體免疫力。

黃芪：可增強病毒誘生干擾素的能力，並能通過促進細胞體液免疫反應，增強吞噬功能。《本經》用黃芪條文11條，如黃芪桂枝湯，就是增強機體免疫力，扶正祛邪的方劑之一。

甘草：《傷寒論》用甘草69次。實驗證明，甘草有抗變態反應作用，能延長移植組織的存活時間，對枯草桿菌「一澱粉酶免疫小鼠的抗體產生有抑制作用，甘草所含的LH作用於T細胞，有促進免疫作用。

大棗：《傷寒論》用大棗40次，也是在《本論》中出現頻率較高的一種藥物，藥理研究其含大量AMP樣物質，人口服時末梢血漿及白細胞內的CAMP含量均明顯上升。免疫學認為，免疫反應與分子生物學中的CAMP和CGMP有關，故大棗對免疫功能有重要影響。

運用較廣的其它藥物如芍藥、附子、桂枝、白朮、茯苓、麥冬、豬苓等，均不同程度地顯示了促進免疫，從而祛除邪氣。

流傳情況

《傷寒論》雖是以傷寒證治為主，但書中所貫串的辨證論治精神以及方治中的六經大法，於各科臨床均有指導意義。《傷寒論》刊行後流傳極廣，具有廣泛的國內外影響。

自宋以後，

《傷寒論》歷代注釋或從不同角度研究《傷寒論》的著作多不勝數(約有600種左右)，其中古代著名的注本如：金代成無己《註解傷寒論》(也是最早的注本)；明代方有執《傷寒論條辨》，張遂辰《張卿子傷寒論》；清代喻嘉言《尚論篇》，柯韻伯《傷寒論注》，汪琥《傷寒論辨證廣注》，張志聰《傷寒論集注》，張錫駒《傷寒論直解》，周揚俊《傷寒論三注》，錢潢《傷寒溯源集》，魏荔彤《傷寒論本義》，尤在涇《傷寒貫珠集》，吳謙等《訂正傷寒論注》，黃元御《傷寒懸解》，陳修園《傷寒論淺注》等。

研究性著作如：宋代韓(101)和《傷寒微旨論》，龐安時《傷寒總病論》，朱肱《傷寒類證活人書》，許叔微《許叔微傷寒論著三種》，郭雍《傷寒補亡論》；金代成無己《傷寒明理論》，劉河間《傷寒直格》；明代陶華《傷寒六書》，戈維城《傷寒補天石》，許宏《金鏡內台方議》；清代柯韻伯《傷寒論翼》，秦之楨《傷寒大白》，徐大椿《傷寒類方》，陳修園《傷寒醫訣串解》、《長沙歌括》等。有關《傷寒論》的現代注、譯本，亦不下數十種之多。如曹穎甫《傷寒發微》，陸淵雷《傷寒論今釋》，余無言《傷寒論新義》，南京中醫學院《傷寒論譯釋》，中醫研究院《傷寒論語譯》，劉渡舟等《傷寒挈要》等。國外譯本和研究性著作，較著名的如：日本山田正珍《傷寒論集成》，丹波元簡《傷寒論輯義》，丹波元堅《傷寒論述義》等。

《傷寒論》刊本很多，國內現存影印明代趙開美校刻本等及多種日刻本，1949年後多次出版影印本、排印本。[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