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和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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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雍和宮
雍和宮(The Lama Temple)位於北京市區東北角，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康熙帝在此建造府邸、賜予四子雍親王，稱雍親王府。雍正三年（1725年），改王府為行宮，稱雍和宮。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駕崩，曾於此停放靈樞，因此，雍和宮主要殿堂原綠色琉璃瓦改為黃色琉璃瓦。又因乾隆皇帝誕生於此，雍和宮出了兩位皇帝，成了「龍潛福地」，所以殿宇為黃瓦紅牆，與紫禁城皇宮一樣規格。乾隆九年（1744年），雍和宮改為喇嘛廟，特派總理事務王、大臣管理本宮事務，無定員。可以說，雍和宮是全國規格最高的一座佛教寺院。
雍和宮由牌坊和天王殿、雍和宮大殿（大雄寶殿）、永佑殿、法輪殿、萬福閣等五進宏偉大殿組成，另外還有東西配殿、「四學殿」（講經殿、密宗殿、數學殿、藥師殿）。整個建築布局院落從南向北漸次縮小，而殿宇則依次升高。形成「正殿高大而重院深藏」的格局，巍峨壯觀，具有漢、滿、蒙、藏民族的特色。
佇立雍和宮南院，可見一座巨大影壁、三座高大碑樓和一對石獅。過牌樓，有方磚砌成的綠蔭甬道，俗名輦道。往北便是雍和宮大門昭泰門，內兩側是鐘鼓樓，外部迴廊，富麗莊嚴，別處罕見。鼓樓旁，有1口重8噸的昔日熬臘八粥的大銅鍋，十分引人注目。往北，有八角碑亭。
在八角碑亭旁，便見懸掛着乾隆帝題匾「雍和門」的天王殿。殿前的青銅獅子，造型生動。殿內正中金漆雕龍寶座上，坐着笑容可掬、坦胸露腹的彌勒佛。大殿兩側，東西相對而立的是泥金彩塑四大天王。天王腳踏鬼怪，表明天王鎮壓邪魔，慈護天下的職責和功德。大肚彌勒後面，是腳踩浮雲，戴盔披甲的護法神將韋馱。
出天王殿，院中依次有銅鼎、御碑亭、銅須彌山、嘛呢杆和主殿雍和宮。主殿原名銀安殿，是當初雍親王接見文武官員的場所，改建喇嘛廟後，相當於一般寺院的大雄寶殿。殿內正北供3尊高近2米的銅質三世佛像。三世佛像有兩組：一組是中為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左為東方世界藥師佛。右為西方世界阿彌陀佛。這是空間世界的三世佛，表示到處皆有佛。空間為橫向，所以又叫橫三世佛。各地大雄寶殿供三世佛的，多為橫三世佛。雍和宮大殿的三世佛則表示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時間流程，說明無時不有佛，即中為現在佛釋迦牟尼佛，左為過去佛燃燈佛，右為未來佛彌勒佛。空間為宇，時間為宙，意為宇宙是佛的世界。正殿東北角供銅觀世音立像，西北角供銅彌勒立像。兩面山牆前的寶座上端坐着十八羅漢。大殿前院中兩廡是「四學殿」。
雍和宮出大雄寶殿，便是永佑殿，建築結構同天王殿，為單檐歇山式，「明五暗十」構造，即外面看是5間房子，實際上是兩個5間合併在一起改建而成的。永佑殿在王府時代，是雍親王的書房和寢殿。後成為清朝供先帝的影堂。永佑是永遠保佑先帝亡靈之急。殿內正中蓮花寶座上，是3尊高2．35米的佛像，系檀木雕制，中為無量壽佛（即阿彌陀佛），左為藥師佛，右為獅吼佛。出永佑殿，便到法輪殿。左右兩側為班禪樓和戒台樓。法輪殿平面呈十字形，殿頂上建有5座天窗式的暗樓，有5座銅質餾金寶塔，為藏族傳統建築形式。法輪殿是漢藏文化交融的結晶。殿內正中巨大的蓮花台上端坐1尊高6．1米的銅製佛像，面帶微笑，是藏傳佛教黃教的創始人宗喀巴大師。這尊銅像塑於1924年，耗資20萬銀元，歷時2年才成。宗喀巴像背後，是被譽為雍和宮木雕三絕之一的五百羅漢山，高近5米，長3．5米，厚30厘米，全部由紫檀木細雕鏤而成。五百羅漢山前有一金絲楠木雕成的木盆，據說當年乾隆帝呱呱墜地後3天，曾用此盆洗澡，俗名「洗三盆」。
出法輪殿，便是高25米，飛檐三重的萬福閣。其兩旁是永康閣和延綏閣。兩座樓閣有飛廊連接，崢嶸崔嵬，宛如仙宮樓闕，具有遼金時代的建築風格。萬福閣內巍然矗立一尊邁達拉佛（彌勒佛），高18米，地下埋入8米。佛身寬8米，是由六世達賴喇嘛進貢的、用一整棵名貴的白檀香木雕刻成的。據說乾隆帝為雕刻大佛，用銀達8萬餘兩。這尊大佛也是雍和宮木雕三絕之一。還有一個木雕三絕在萬佛閣前東配殿照佛樓內，名金絲楠木佛龕，採用透雕手法，共有99條雲龍，條條栩栩如生。
明代時雍和宮叫太保街，是明末太監們的官房，規模不大，只比老百姓的民房稍高一些，灰瓦屋頂，無甚特殊之處。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康熙帝在此建造府邸賜予四子雍親王，稱雍親王府。雍正三年（1725年）改王府為行宮，稱雍和宮。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駕崩，曾於此停放靈樞，因此雍和宮主要殿堂原綠色琉璃瓦改為黃色琉璃瓦。又因乾隆皇帝誕生於此，雍和宮出了兩位皇帝，成了「龍潛福地」，所以殿宇為黃瓦紅牆。可以說雍和宮是全國規格最高的一座佛教寺院。
歷史發展
胤禎於公元1723年採取了不太光明正大的手段當上了皇帝，即清世宗雍正皇帝。他的家庭照例搬進了皇宮內院 。在他大肆剷除異己的政治活動中，其御用工具"粘竿處"(特務機關)就設在原雍王府。胤禎當上皇帝之後，其王府即為"潛龍邸"。在他繼位後的第三年(1725)，把王府的一半改為行宮，另一半賜給喇嘛章嘉呼圖克圖，作為黃教的上院。後來行宮部分失火，僅剩廟宇部分。從明內宮監房到康熙皇四子府邸(皇四子與雍和宮) 尋着歷史的足跡，雍和宮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遙遠的十五世紀。 《清宗人府事例》中有這樣的記載：「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諭宗人府：皇二子允礽、皇四子允禎、皇五子允祺、皇七子允祐、皇十子允鋨……等，俱已分別冊封分府，唯允禎、允祐二人是貝勒，而所封府邸是親王府邸，規模違制，着由官房租庫，將前明內宮監房撥給允禎……」。文中提到的皇四子允禎(胤禛）即：清朝雍正皇帝。這時是貝勒身份，按照貝勒府府邸的規制，他的父親康熙皇帝將明朝時期太監們居住過的官房(清朝定鼎北京後將這裡劃為內務府官用房)分給了他。康熙三十三年(1694)胤禛搬進府邸，取名「貝勒府」。
康熙四十八年(1709)，胤禛晉升為「和碩雍親王」，「禛貝勒府」也隨之升為「雍親王府」。這時的雍和宮從規模、建制到人員配備都與從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語。然而，這座昔日的「貝勒府」真正發生歷史性改變則是到了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
公元1722年，康熙皇帝駕崩，結束了他為期六十年也是清朝歷史上最為長久的統治歷史。同年，他的第四個兒子胤禛繼承皇位，改年號雍正，是為雍正皇帝。皇帝隨即遷入宮中，但對曾經居住過三十餘年的府邸已有了很深的感情，於是，將這裡改為自己的行宮，正式賜名「雍和宮」。雍和宮作為帝王行宮和「龍潛禁地」的歷史便由此開始。
從皇四子府邸到行宮(行宮時期的雍和宮) 雍和宮改為行宮後，雍正皇帝並沒有對這裡進行大規模改建，而只是對東花園(又稱東書院)進行了徹底修繕。
雍和宮早在「禛貝勒府」時期，當時宅院東側就辟有一小院，內有亭、台、廊、室，栽種着各種樹木花草，供作為貝勒王胤禛讀書閱典、貝勒王福晉賞花觀月。往後，隨着胤禛爵位的升遷，這裡得以不斷擴建和修繕。雍和宮改為行宮後，東書院又在原來基礎上增添了許多亭、台、樓、閣。《國朝宮史續編》中對東書院的一門一匾，每幅楹聯、每幅匾額甚至一草一木都有詳盡記載。重建後的東書院被裝點的古樸典雅，清幽明淨。乾隆以後的各位皇帝，必須按「定製」每年最少來雍和宮禮佛三次，即：每年八月二十五乾隆的誕辰和正月初三的忌辰，必須「盛裝隆從，威嚴如儀」地先到雍和宮各佛殿拈香禮佛，然後到東書院向乾隆遺像致祭；每年五月的夏至節，皇帝到地壇祭拜後，也必須「原班原儀」先到雍和宮拈香拜佛，然後至東書院嘗新麥——吃新麥麵粉做的麻醬麵，即每年夏至「芳澤事畢，臨此園少歇、進膳」。東書院則成為清朝自乾隆以後各位皇帝在雍和宮禮佛之後休息的重要場所。
從史料記載可以看出，東書院當時的規模幾乎與現在的雍和宮相當，當時，兩種風格不同、格調迥異的建築群相輔相成構成了雍和宮的全貌。值得一提的是，由於雍和官規格的不一般，使得東書院各殿房陳設，如桌案、圍屏、寶座、古玩等都和故宮一樣。這裡也曾設有「領雍和宮事務大臣」、「總理雍和宮東書院事務大臣」等文、武官員。他們的重要職責之一即：看管東書院所陳大量珍寶古玩。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時，東書院被日本人所燒，大量物品也都被日本人搶走。東書院連同這裡所發生過的故事都已成為歷史。
1995年，為改善僧人住宿條件，雍和宮管理處在東書院遺址上蓋起了兩幢極具古典建築風格、現代化設施齊全的僧舍，雍和宮的大多數僧人常年居住生活在這裡。
從行宮到藏傳佛教寺廟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雍正皇帝駕崩圓明園，愛新覺羅·弘曆即位。乾隆皇帝一改清朝舊制，於同年 雍和宮九月將父親梓棺安放雍和官(這其中有着怎樣的歷史玄機，眾說紛紜)，雍和宮也因此結束了它整整十年的帝王行宮歷史。
期間，為迎棺槨，雍和宮主要建築在十五天內改覆黃瓦，雍正靈柩就安放在他當年的寢宮(今永佑殿)。乾隆元年(1736)十月十一日，移棺易州西陵，此後，永佑殿則常年供奉雍正影象，這就是現在常說的「影堂時期的雍和宮」。實際上，在雍和宮沒有真正改為藏傳佛教寺廟之前的近十年時間裡，宮內大部分殿堂已成為藏傳佛教黃教喇嘛頌經的地方。
從「貝勒府」到「雍親王府」、「行宮」直至影堂時期的雍和宮，雍和宮的每一階段都演義着不同的宮廷鬥爭歷史，也為我們留下了許許多多至今無法解開的歷史疑團。
乾隆九年(1744)，雍和宮正式改為藏傳佛教寺廟。從此，雍和宮開始了它既為皇家第一寺廟又為連接中國歷屆中央政府與蒙古、西藏地方紐帶、橋樑作用的輝煌歷史。
乾隆皇帝也對他將雍和宮改為藏傳佛教寺廟感慨萬端，詠嘆雍和宮是「躍龍真福地，俸佛永潛宮」，他把康乾時期「六街三市皆珠玉」的盛景歸結為「興慶當年選佛場」。照乾隆的邏輯，真龍天子即是佛，祭奠先祖即是敬佛。祭祖，敬佛必然福蔭子孫萬代，因此他曾由衷感嘆：「頻繁未敢忘神御。」尤其是在他晚年，他每到雍和宮都會生出許多感慨，他在這裡於「俯仰之間」了卻了江山繼續的初衷。雍和宮留下了他許多抹不去的記憶，雍和宮更是他思親懷舊的所在。
雍和宮位於北京安定門內雍和宮大街。 辛亥之後，民國四年(1915)，雍和宮開始售票開放。日偽統治時期，不但廟宇失修，連廟裡的喇嘛們吃飯都成了問題
雍和宮
。喇嘛們不得不做點小生意，賴以糊口。到解放前夕，該廟已相當敗落。北京解放後不久，人民政府兩次撥專款(1950年和1952年)，修繕雍和宮。喇嘛們的生活也有了保障。十年浩動期間，雍和宮殿宇雖得以倖存(據說周總理曾下令保護)，但喇嘛們卻未能倖免。主持喇嘛伯雲烏爾吉被批鬥後，送往茶淀農場勞改了6年。粉碎"四人幫"以後，喇嘛們又回到雍和宮，恢復了正常的宗教活動。1979年，政府又撥巨款對雍和宮進行了全面修繕，使這座莊嚴的廟宇重新放出了異彩。近年來隨着旅遊事業飛速發展，雍和宮成為市內的一處觀光熱點，尤其是對日本、東南亞一帶的佛教信徒們頗具吸引力。他們來此布施、隨喜、捐資，為維修廟宇貢獻自己的力量，為此80年代屢加修繕，至今該廟以全新的面貌出現。雍和宮於1961年3月4日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雍和宮初建於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曾是雍正繼位前的府邸。雍正繼承皇位後，將其中一半改為黃教上院，一半作為皇帝行宮，後行宮遭火焚毀。雍正三年（1725年），把上院改為"行宮"，賜名"雍和"。 乾隆九年（1744年），雍和宮正式改為喇嘛廟，成為清政府管理全國喇嘛教事務的中心。
教學與管理
在清代，雍和宮上設「總管駐京喇嘛印務處」，主要負責人為正、副掌印扎薩克達喇嘛，即直接行使政教兩權的 雍和宮上層喇嘛。管理京城及附近藏傳佛教寺院，並接待來京僧人。而雍和宮總堪布，即寺院主持人，全盤主管雍和宮教務，又稱「坐床堪布」。其下設「管理雍和宮事務扎薩克喇嘛」，即輔佐扎薩克喇嘛辦理事務的上層喇嘛，負責管理廟內的一切事務。如總堪布不在京城，他可代理職權。在扎薩克喇嘛之下，又分為管理寺院宗教、財務等事務的「蘇拉喇嘛」四名，其下為「德木奇」和「格斯貴」各二名。而管理教務的名叫：「教習蘇拉喇嘛」，主要負責教授經典等。
雍和宮僧人的佛事活動很多，並根據宗教節日的大小來決定舉辦佛事活動的規模。而平日的誦經活動，在佛教中是一種常見的求學佛法的方式。通過誦經，增長信心，參究真諦，顯發智慧，以期徹見法性。還有由經師在課堂上講授佛法經論，又名「講經」，以使學僧通過學習啟發思想，增長智慧，使法乳流傳，慧燈永照，擔當起「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如來家業。 《天咫偶聞》卷四云：雍和宮「寺僧分四學，曰天文學，曰祈禱學，曰講經學，曰醫學。各有經論……」這「四學」即指乾隆自改廟始，雍和宮四個扎倉的教育。 在清代，由於雍和宮的地位，這座寺院又是一所藏傳佛教的學校，各扎倉的教師嚴格依照宗喀巴大師所創立的教學體制進行教學。嚴謹的學制，固定的教材和獨特的教學方法使這裡的學僧靜心修證，深入義理，成就慧學，形成了很好的學風。
清代雍和宮僧人的誦經活動
在清代，雍和宮僧人誦經活動頻繁，他們除在本廟舉行宗教活動外，還要到皇室內的指定地點去誦經。在中正殿喇嘛念經處的具體安排下，根據誦經的地點可分為「內課」，「隨營」、「本課」三種。 「內課」即在皇宮內念經的功課，多數是在皇宮和西郊的各御園內誦經。這其中還包括為皇宮各佛殿做各種供品。 「隨營」即僧人在軍營內的經差，多數是在圍場的「御營」內和八旗軍營在安營紮寨的時候所做的佛事。 「本課」即在雍和宮本廟誦經。 一、「內課」 關於雍和宮僧人在清宮和各御園內誦經的「內課」活動，在《清會典》和《會典事例》中的「中正殿雍和宮喇嘛念經定例四十一條」記載得十分清楚。由於清帝十分崇信佛教，特別是乾隆皇帝，對藏傳佛教篤信有加，故雍和宮僧人每年「內課」的任務繁多。每次誦經，少則十餘人，多則四五百人，人數不夠時，還要從各地藏傳佛教寺院抽調。 二、「隨營」 清代雍和宮僧人的「隨營」誦經，即是在清帝親征，行圍打獵、閱兵及親郡王出征安營之前，由雍和宮僧人進行的誦經活動，意在驅逐濁祟，祈願吉祥。 三、「本課」 雍和宮僧人的「本課」誦經分別在本廟的講經、密宗、時輪、藥師四個扎倉內誦經，各扎倉依儀軌誦經，所誦經文不同。 雍和宮清代藏傳佛教在雍和宮的學術中心——四學殿 雍和宮正殿的東西兩側設置有講經、密宗、藥師、數學四殿，通稱「四學殿」。在清代，這裡是藏傳佛教在雍和宮的學術中心，依藏傳佛教正規寺院建置，藏語稱「扎倉」，意為「僧院」，即藏傳佛教僧侶修習經典的學校。 藏傳佛教正規的寺院教育，是從公元8世紀開始的，自11世紀，即公元1074年阿底峽弟子鄂·洛丹希饒在桑布寺開創修習《釋量》、《般若》、《中觀》、《戒律》、《俱舍》五部大論的講經院後，這五部大論，便逐漸成為一般正規寺院的必修科目之一。至15世紀，格魯派產生以後，由於宗教組織制度上的需要，一寺之中分若干「扎倉」的格局基本定形，成為格魯派為代表的藏傳佛教寺院主體建築的基本形制。僧人在寺院內首先學習顯教教理，學習後可以考取「格西」學位(意思是「善知識」)，得此學位，對於僧人來講是很榮譽的，同時有資格任寺院的各級「執事」職務。16世紀初，塔爾寺、拉卜楞寺等寺院在原有顯宗院的基礎上，先後開沒了法相院、醫學院、時輪學院等。自此，在藏傳佛教寺院中，有了修習聲明(語言學)、工巧明(工藝學)、醫方明(醫學)、因明(邏輯學)、內明(佛學)等「五明」的傳統。當時，西藏寺院的「扎倉」數量有兩個、四個或六個不等，其中以顯宗、密宗、醫學、天文歷算四大「扎倉」為主。雍和宮的「四學殿」也由此而來。 公元1744年，乾隆皇帝將雍和宮改成藏傳佛教寺院時，就明確向三世章嘉活佛表明，要在此處培養精通藏傳佛教經典、教理傳承的僧侶，以使寺院僧人能恆持真諦而不衰泯。之後，乾隆帝即頒渝旨：充任各個扎倉上師的格西，一定要由西藏直接派遣。並指示由七世達賴喇嘛具體辦理。七世達賴遂由三大寺和上下密院派出第一批卓有學識的18位高僧前來就職。 與此同時，還集中了蒙古四十九旗，喀爾喀七部以及藏漢地區的年輕僧人，分別於四大扎倉學習。從此，雍和宮有了十分完備的學經組織，使在這裡學習的僧眾有了很好的學風。
一、顯宗扎倉
雍和宮講經殿即是清代的顯宗扎倉，又稱聞思學院，藏語稱參尼特扎倉，意為主要學習以因明學為主的五部大論的學校。藏傳佛教格魯派寺院注重顯密雙修，先顯後密，顯宗經典是釋迦牟尼佛的公開學說，故顯宗學院在格魯派寺院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該院設教習堪布喇嘛一名(相當於校長)，教習蘇拉喇嘛三名(相當於教員)，格斯貴一名，負責教務管理，戒律檢查。在清中期，每扎倉學生的數額不止20名，全廟僧人中幾乎近100人參加學習。其考試的方法主要是辯證佛教教義，以使學員思想清晰，增強對教義的理解。其方式有兩種，一為「立宗辯」，二為「對辯」。「立宗辯」是由立宗人(即出題目的人)樹立一宗進行辯論。特點是立宗人只能對對方提出的問題進行辯答，不得反問。往往是問難的人擊掌高聲提問，揮舞着手中的念珠，兩腿成蹲襠式，不斷移動重心，圍着立宗人轉，不斷提問和請大家評定。「對辯」，顧名思義就是兩個人相互提問，答辯。辯論對僧人是一種多方面的修煉，答辯人需精神集中，思維敏銳，舉一反三。如此，每個學員由一至十三班修業需39年方可學完所規定的課程。之後，每隔三年可以在「圓滿六度」講論會上，作講解二部大論的競賽，成績優秀者，可獲得「格西」學位。
二、密宗扎倉
雍和宮雍和宮的密宗殿即為清代的密宗扎倉，又稱續部學院，藏語稱巨特巴扎倉，系密宗瑜伽傳承之意。為教化善根弟子入密宗金剛乘法門的學校。
密宗又稱「真言宗」，藏語稱「桑俄」，是佛教和古印度婆羅門教的某些教義相結合的產物，其主要經典有《大日經》、《金剛頂經》、《時輪金剛根本經》等。在這裡，每個學員由一至五班修業需15年的時間。學業期滿，考試合格後，可獲得「阿林巴」名號，此名號與「格西」名號相近。
三、醫學扎倉
雍和宮的藥師殿為清代的醫藥學院，臧語稱曼巴扎倉，即學習醫藥學的扎倉。藏傳佛教對醫藥學十分重視，在醫藥學院裡要學習醫道和藥物之學，經典主要有《四部醫典》、《藥王月珍》、《晶珠本草》、《藥師經》等，醫藥扎倉的學制共分四班，每班3年。在學習經典的基礎上，還要學習藏藥的採集、配製，藥物的生長知識等。每個學員由一至四班修業需12年，期滿後，通過考試獲得「麻林巴」名號，取得此名號後，可任廟內「執事」，或回到內蒙、西藏各地當醫生。現在殿內還陳列着乾隆年間根據《四部醫典》和《本草綱目》繪製的《本草綱目》草藥圖。
四、時輪扎倉
雍和宮的數學殿為清代的時輪學院，藏語稱扎尼阿克扎倉。「扎」系藏文化「大五明」中「聲明」的音譯，「尼阿克」系「小五明」中「詩學」的音譯，而雍和宮時輪學院主要學習天文和歷算，同時還要修習時輪密乘。其學制共分為四個班，一至三班均為3年畢業，第四班為6年畢業。主習天文、曆法。雍和宮的時輪學院曾對藏傳曆法「時輪歷」起過轉播站的作用，也是藏傳「時憲歷」的發源地。著書的《馬楊寺漢歷心要》就是在「時憲歷」的基礎上，將《漢歷大全》加以簡化，創造出的一套新的運算方法。此書的作者系雍和宮一位蒙古族僧人，成為具有蒙藏特色的「時憲歷」，為蒙藏族的天文、歷算學開闢了一個新的領域。有的僧人終身在這裡研究天文學，編寫曆書，並預測日、月食現象。1939年，雍和宮僧人拉森烏力吉，根據多年流傳下來的觀天測候經驗，預測到1940午10月1日 (農曆九月初一日)，將發生日全食，比當時天文台公布的時間還要精確。此院學業期滿，僧人可獲得「資林巴」名號。現殿內陳列着藏曆名著《白琉璃》和乾隆年間製造的銅質渾天儀、天體儀，均為清代該學院教學所用。
清代雍和宮的「四學殿」，由於學經組織嚴密，加之高僧大德任教，曾經形成了很好的學風。由此畢業的高才生要被派到其它寺院擔任住持等職務。同時，一批又一批學有成就的僧才畢業後返回蒙占地區或進入其它寺院，為藏傳佛教文化的傳承與開拓做出了貢獻。 雍和宮教務的管理及平日誦經活動
雍和宮自1981年開放以來，由雍和宮廟務管理委員會負責管理廟內的宗教事務，看護殿堂，接待工作及全體僧人的學 雍和宮習、工作、生活事宜。廟管會內設住持一名、副住持一名、管家一名、副管家兩名，正副格斯貴兩名、文贊兩名，另外還有數名廟管會委員，共同管理廟內的宗教事務。其中住持、副住持總管廟內宗教的一切事務，並主持宗教活動。管家、副管家負責管理廟內的行政事務，他們具體各有側重，有的負責僧眾的學習、生活，有的負責法會的安排和財務，有的負責日常接待工作和廟內修繕等。格斯貴負責管理經堂事務及僧眾的紀律。文贊則負責在法會誦經時，安排所誦經典及帶領誦經。另外還有經師數名。廟管會全體成員團結一心，兢兢業業，在各級有關部門的積極配合、支持下，為開展宗教活動，為迎接國內外遊人、信眾，為保護、開發、利用雍和宮的文物，為雍和宮的發展而不懈努力着。
現在，雍和宮的誦經活動主要分兩部分，一是每日晨起的早課和農曆每月初一日、十五日以及農曆每月的最後一日的法會，二是每年數次的佛教節慶日。
每日早課為5：30分至7：00整，僧人要到法輪殿誦經，每月初一日、十五日和每月的最後一日，僧人在法輪殿涌經。
僧人服飾
清代以來雍和宮僧人的服裝 在 雍和宮清代，清政府依據藏傳佛教的傳統制定了藏傳佛教寺院僧眾的着裝。 《理藩院則例》載：「順治十二年題准，喇嘛格隆服用黃紅色，非奉上賜，不准用五爪團龍。班第用黃帽、紅衣。康熙六年題准，喇嘛等許服金黃、明黃、大紅等色，班第等許服大紅色，其餘不得擅服」。由於清代雍和宮的僧人是奉清帝敕旨出家，並常進宮誦經，故僧人的服裝均按季節發
放，誦完經後，法衣存入庫中，每人均有固定的法衣。如今，雍和宮還藏有清代服裝數件，其中有當時喇嘛所穿的緞繡、黃緞、緙絲、官紗、蟒袍和衣料，還有偏衫衣料、雞冠形僧帽及四季所戴的各式帽子。清代雍和宮僧人到皇宮誦經的法衣是依一年中二十四個節氣更換的，其法衣的樣式，借鑑了當時皇宮官員的袍褂制度，只是顏色不同，僧人的法衣均為黃色。服裝顏色是根據藏傳佛教的傳統制定的。
其中，戴黃帽、穿黃衣系宗喀巴大師在創建格魯派時所定的規制。自古以來，黃色也是代表皇家尊貴、吉祥的色彩。五行中，黃色居中，即土為黃色。雍和宮改成藏傳佛教寺院時，將原正殿均覆以黃色琉璃瓦，標誌着皇家寺院的地位。當時雍和宮僧人去皇宮做佛事所穿的服裝有皮、棉、單、夾、紗等十四套。雍和宮僧人平時誦經、做佛事所穿的服裝為五種：第一種為明黃色袍褂，此為僧人誦經時必穿之服。第二種為戴黃帽、披黃色斗篷的藏傳佛教禮服。第三種為帶有滿服裝飾樣式的黃袍黃褂，頭戴黃帽，足着緞靴，此為僧人的常禮服。第四種為繡有五彩海水和金龍的黃緞袍，其上綴飾駝骨瓔珞。這種服裝，自雍和宮改成藏傳佛教寺院後，只有乾隆帝和章嘉活佛穿戴，僧眾是不准穿戴的。第五種為平時不做佛事時所穿的便服。有職銜的大喇嘛可用紫色緞做便服衣料，緞上准許織帶有團龍的暗花紋；一般僧人可以紫色布做衣料，腰帶則為紅綢布。而穿便服時所戴的帽子為紫緞或黃緞所制。
二百多年過去了。如今，雍和官僧人在做佛事時依宗教儀軌着三衣，即上身內穿鑲有紅邊的黃色坎肩，下身着圍裙，再全身外披一粗布袈裟。這三件服裝，顏色均為深紫紅色。冬季上殿誦經，還要披一件呢料紫紅色斗篷。重要佛事活動巾，住持要戴黃色桃形帽，身披黃色偏衫主持佛事。帶領誦經的文贊及助理文贊等在向佛獻曼札、獻幡、獻洗浴等活動時要披黃色斗篷。
平時，僧人看護殿堂和接待客人，迎來送往中均身穿紅褐色袍子，按四季分單袍、夾袍、棉袍等。而系袍子的絲綢腰帶分大紅和金黃兩種顏色。剛出家的年輕僧人均系紅腰帶，在廟裡十年以上的僧人可系金黃色腰帶。這些服裝均為廟內供給。
唐卡概貌
藏傳佛教注重像教，除供奉崇拜塑像，唐卡是不可缺少的形式。雍和宮保存的唐卡多種多樣，總計一千五百餘幅， 半托迦尊者可分為供奉與庫藏兩大部分。供奉唐卡主要分布在各大寶殿及專學佛堂中，按殿堂主尊序列、殿堂規模以及修習法門的不同，配掛不同內容的唐卡。這些唐卡在殿堂中與佛尊共司一職，同時它又裝飾美化了佛堂，它以平面色彩的張力擴展了立體佛尊的想象空間，讓佛的世界更具光彩。 雍和宮殿作為寺院的大雄寶殿，主尊供奉的是過去、現在、未來三世佛，為時間概念的豎三世，殿兩側供有十八羅漢脫紗像，在十八羅漢脫紗像後的兩面大牆上就掛有西藏貢呈的十八羅漢唐卡，帶有青綠山水畫景的十八羅漢唐卡與漢像裝束的脫紗彩像形成對比，又為寬闊的殿堂填補了空白，增加了層次，加重了大雄寶殿的威儀。現在這十八幅羅漢唐卡鑲框後掛入延綏閣。唐卡的產生 唐卡又名唐喀，是藏語的譯音。其本意是指寫在布面上的政府詔令，後衍變為平面捲軸畫——即唐卡。這門獨特藝術表現形式的產生和發展，是隨佛教在西藏的傳播並最終形成的藏傳佛教的歷史緊密相連。公元七世紀，在中國版圖西南方，這塊領譽世界陸地之巔的雪域高原上，松贊干布統一了西藏，建立了吐蕃王朝。在其統治時期，吐蕃的經濟文化都有較大發展，尤其是松贊干布所娶的兩位妻子，尼泊爾的墀尊公主和唐王朝的文成公主不僅美麗且篤信佛教，他們帶去了佛像、法器、經典，還有僧人以及能工巧匠，間接或最直接地影響了佛教在吐蕃地區的傳播。佛教藝術隨即興起，建立寺廟、建造佛塔、雕鑿佛像、建築的彩繪裝飾、以及寺廟壁畫等等------到了公元八世紀中葉至九世紀初，佛教在吐蕃地區被尊為「國教」。幾代贊普的崇佛政策使佛教在吐蕃社會得到最廣泛的傳播，西藏的繪畫藝術漸趨成熟，此時人們對佛教藝術品的需求日益增加，除對佛像及壁畫的崇奉，一種能隨意做畫、便於攜帶、收藏、易於懸掛、更利於佛教宣傳的新型藝術——唐卡誕生了。從此唐卡成為西藏主要的繪畫形式。在雍和宮後殿門的左右兩側北牆壁上，掛着兩幅巨大的唐卡畫框高2.8米，寬1.9米，一為大白傘蓋佛母，一為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兩幅女相佛高大而富麗。撐持的大傘，伸張的上千支手臂與層層遍觀之目，代表了佛法超人的無邊法力。 那迦犀那兩幅巨型唐卡分侍殿門兩邊，與主供三世佛尊同向錯位而立，這樣的殿堂布置，不僅加強了主殿堂供奉的莊嚴與肅穆，而且延展了佛堂有限空間，以佛法無邊，三世輪迴，拔苦解難的佛理開啟僧眾心智。 在雍和宮的萬福閣，一尊木雕曼達喇大佛即彌勒，屹立於殿中央。圍繞主尊的西、北、東三面牆上，懸掛着四十一幅釋迦源流故事唐卡，這套珍貴的唐卡是七世達賴喇嘛於1745年雍和宮改廟慶典時，進獻給乾隆皇帝供掛於雍和宮的。這樣的殿堂布置讓人感到規矩井然，在仰望偉岸的未來世界之主宰彌勒時，腦中油然生出嚮往，環顧四周現世佛祖釋迦在過去本生中的種種功德事跡，讓佛陀的弟子們信心百增。因此唐卡作為獨特的藝術門類，在雍和宮供奉中有着其它藝術形式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在雍和宮西北角的配殿，雅瑪達嘎樓是現今喇嘛們做佛事的小經堂。是超度亡靈的道場，在殿堂二樓的北面正壁上，供掛着十幾幅小幅唐卡，有金剛、護法、及壇城圖，一幅最為精美的《西方極樂世界》經變圖成為演示西方樂土的美妙圖畫。作為一種象徵，阿彌陀佛會接引逝者的往生，演示人生輪迴並得到佛的最大護佑。這裡幾幅唐卡營造出一個企往的再生世界。 雍和宮藥師殿，有七幅據四部醫典而畫出的藏醫草藥及施治藥理唐卡。唐卡繪製的極為詳備，有植物的、有動物的、也有人物病情、病狀的深淺表現和施治方法。每一圖示下方都有經文說明。這不僅是為此部修學藏醫藏藥的喇嘛們提供觀想，也詳細集錄了藏藥的標本圖樣，是藏醫藥成就的集成體現，更是培養藏醫喇嘛的最實用的教具。 雍和宮的供奉唐卡與佛像的功用是一樣的，它們的供奉特點也幾近一致。主殿供奉顯宗佛尊，唐卡也多為正尊佛、菩薩的慈悲莊嚴像。而那些凶憤怒目、多頭多臂的密宗佛像，則多在東西兩路的配殿中，以密宗殿，數學殿為眾。這些怪異多變的護法神並非鬼魂的代表，他們是釋迦牟尼佛或高僧大德所收服的立誓順從佛法、護衛佛法的力士神靈。他們帶着佛的智慧與業力也同時護衛着修習奉行佛法的人。
唐卡的種類
一、唐卡的質地與工藝 廣義的唐卡是指能懸掛的捲軸畫。因此除彩繪在布上的唐卡，還有繪於紙、絹上的，或刺繡、緙絲、織錦、堆綾繡、納紗、墨拓等不同質地與工藝的唐卡。這些不同材質與工藝製作出的唐卡構成了唐卡種類的繁多，雍和宮唐卡幾乎囊括了所有種類。
（一）刺繡唐卡 雍和宮數學殿南牆上掛有一幅《釋迦牟尼佛》 ，即是刺繡唐卡的代表作，豎長95厘米，橫寬66厘米，整幅畫面規整雅 布袋和尚尊者潔，色彩濃艷深邃。釋尊肌膚平滑的肉質感，袈裟鍛衲的豐厚感，背光的芒芒射線，山川層疊深遠，綠色系與紅色系在不足平米的尺幅中得到充分排比演變，細密的針線不露絲毫邊縫，絨線的奪目光彩一展釋迦牟尼佛祖華貴的氣質。刺繡唐卡較之繪畫唐卡更有立體效果和麗質豐腴的特質。
（二）緙絲唐卡 雍和宮收藏中，有一幅《藥師佛》緙絲唐卡。其絲織質感強，工藝味濃，緯絲壓在經絲上的紋理破壞了畫面線條的婉轉與流暢。主尊藥師佛端坐在方台之上的蓮花寶座上，佛身為金色，着滿飾花紋的佛衣。佛尊周圍，天界雲團托起的蓮座中五佛莊嚴，地界五尊佛、菩薩和金剛像，十尊佛像均不足8厘高，卻都刻畫得十分細緻，佛指纖纖，儀容各異。只是主尊藥師佛的雙足及托缽之手為蘭色，而另一下伸的手臂卻與身相同為金色，或許這是織作中的紕漏吧。
（三）織錦唐卡 雍和宮原保存一幅長6.83米、寬3.2米的巨幅織錦《無量壽尊佛》唐卡。這幅織厚有3毫米的重錦唐卡，曾是雍和宮法輪殿的壓殿之寶。 唐卡最上部織有「無量壽尊佛」五字，三團雲氣左擁日右托月，最下部是五彩升騰的祥雲。畫面人物從上至下分為四層，第一層為四對飛天奉寶展翅雲間；橫向的細線條代表流動的雲氣；第二層是畫面主尊，彌勒、釋迦、燃燈三世佛陀結跏趺於高座蓮台是漢傳排列樣式，及蓮台兩側恃立佛的兩大弟子；第三層在祥瑞寶盆兩側有十八羅漢行走於彩雲之上，他們各持法物，神態飛揚。第四層是身着戰袍鎧甲，氣宇軒昂的四大天王像。人物線條酐暢飄動，極富感染力。 青黑色的底背以金線貫織，深沉中透出古雅恢宏之美。這幅可稱稀世珍寶的唐卡，由於損壞嚴重已不能展觀。頤和園尚存一幅與此幅幾近一樣的織錦唐卡，保存完好。均為乾隆時期的織錦佳作。
（四）堆綾繡唐卡 雍和宮永佑殿西牆上一幅堆繡《綠度母》唐卡，長175厘米、橫寬115厘米。全幅分天、地、海三層表現。天界的伎樂飛天與長壽佛；地界主尊綠度母，海下是聚寶供養與護法佛母，是一幅讚頌佛母慈悲淨德的尊像畫。唐卡用了上千塊形色各異即柔又薄的錦緞綢絹，把層疊變化的裙衣飄帶、瓔珞珠釧表現得姿彩美麗。傳說這幅唐卡是乾隆母親孝聖憲皇太后帶領宮中繡女共同繡制的，使這幅唐卡有了百倍身價，成為宮中傳世孤品。
（五）納紗繡唐卡 雍和宮密宗殿東牆南面,掛有一小幅不足尺方的納紗唐卡《金剛瑜伽母》 。此尊又稱空行母,是密乘中代表智慧與力量 羯摩札拉尊者的在空中飛行的女神,是密修中必供的佛像。其左手舉持嘎布拉碗，右手伸握鉞刀，弓步立姿，赤體仰面，頸掛骷髏串，身飾瓔珞，足踏二魔立於單瓣仰蓮之上。褐紅色的佛母，金黃色的火焰，蓮座與蓮瓣的多層色彩交替，背光、山巒與天空的深淺色度的搭比變化構成此幅沉穩厚朴的特質。整體棕紅色調給人深邃莫測的感覺，這正是佛母法力伸張的引喻。
（六）墨拓唐卡 雍和宮保存有一套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80年）的墨拓《班禪源流》唐卡，計十三幅，每幅長92厘米，寬67厘米。畫幅表現自第六輩班禪之前輩的各輩師承大師，第十三幅即是第六輩班禪大師，法名羅布藏巴勒墊伊喜。其面廓寬圓，坐態端穩，左手平托經冊，右手胸前結說法印。周圍林木山川中繪有佛、護法、及其應身說法像，畫面下用藏文標出所繪班禪大師的名號；畫幅四周裝飾邊框及八寶、七珍、龍戲珠等紋樣，並書滿、漢、藏、蒙四種文字的年款：「乾隆庚子欽定」。畫面構圖嚴謹，虛實相應，線條細潤連綿，清雅別致，是清宮造品。
唐卡的繪畫內容與題材
從雍和宮不同質地與不同工藝的唐卡種類中顯示出唐卡藝術的多姿多彩。在繪畫內容與題材方面，唐卡更是多種多樣，如：尊像圖、本生故事、佛教故事、經變畫、曼陀羅等等-----在雍和宮開放的十六座殿堂內，那一世界的展現更是五光十色，燦爛無比。
（一）尊像圖
尊像圖是佛，菩薩的端正像。類似肖像畫。這類唐卡描畫頌讚的是佛、佛母、菩薩、上師等。突出表現佛尊的寬忍垂憫與智慧之容。 永佑殿東牆上，一幅《白度母》唐卡，長110厘米，寬78厘米，是尊像唐卡中富有性情的一幅。白度母被藏族人民深深愛戴，是人們度苦克難所祈助的仙女。這幅白度母不僅慈悲貌美，着裝華麗，身姿優雅，最為動人之處是佛母脂玉般肌膚所襯托的那張圓潤面相，黛眉垂目，潤口朱唇間透出一種脈脈含情的笑意，靜穆中帶着一絲柔媚。這種帶有世俗情感寄託的尊像，拉近了人與神的距離，讓信徒們對於這位生有七眼的佛母能帶給眾生安樂吉祥更是深信不疑。
（二）本生故事
本生故事是依據佛經所載，釋迦牟尼佛生前即過去本生中，作為菩薩修行時的種種事跡所傳寫的故 騎犼觀音事。 雍和宮永康閣內掛有一套二十一幅《釋迦源流》唐卡，也稱《如意寶樹本生記》。唐卡長176厘米，寬130厘米，均去軸鑲掛在楠木框中。這套唐卡是西藏貢呈的古物之一。似長卷鋪開的二十一幅唐卡，釋迦牟尼端端正正地畫在每幅畫面的中央，以說法印、禪定印、施願印、觸地印四種手印各做表現。釋迦牟尼肌膚金紅色，手、足心為珊瑚紅色，着硃砂紅色繪滿亮金圖案的袈裟。突出了佛的莊嚴。其頭光和背光為深綠色，蓮座以墨綠和翠綠套染，以金線勾勒，透出蓮座的安穩與堅固。殿宇樓閣隱現在浮游的雲團之間，人物身着彩袍繡裙儀態萬千。生動描繪了《神猴救人》、《九色鹿》、《水牛王忍獼猴辱》、《猴王》、《捨身飼虎》-------等三十四段佛本生故事。表達了人們對於真、善、美的追求。
（三）佛傳故事
佛傳故事是描述釋迦牟尼一生教化生涯的事跡圖畫。雍和宮唐卡中表現佛傳故事內容的並不多，永康閣北牆面南正中的一幅，即《如意寶樹本生記》唐卡中的第11幅，描繪的就是佛傳故事。稱為八相成道或十二相成道：即從兜率天降、入胎、誕生、學書習定、婚配賽藝、離俗出家、苦行、誓得大菩提、降魔成佛、轉法輪、度化其母從天降臨、示涅槃。主尊釋迦佛造型堅實優雅，細眉廣目，啟目垂神，鼻端唇鎖，密意從容，充滿智慧與慈悲的美感，佛傳故事圍繞着這尊瑞相佛陀從畫幅左側上方向下徐徐展開。
（四）經變圖
經變圖是依據佛經所載各種故事及佛國淨土的形象繪製成的圖畫。如：「阿彌陀佛淨土變」即阿彌陀佛所居西方佛國，是佛教徒理想中的極樂世界。 雅瑪達嘎樓上供奉的《極樂世界》唐卡卻另有畫風。畫幅長89厘米、寬64厘米。其構圖繁複嚴滿、色彩艷麗輝煌、場面開遠豪華、人物鮮活眾多、筆法工細、造物生動令人刮目讚嘆。在不足平米的畫幅中，除去主尊阿彌陀佛所占全圖的三分之一外，在那有限的空間內共安排下天地兩界，亭台樓閣五處，寶池三座，奇花異樹數十種，行樂其間的各種人物有一百九十人之多，且每一細小局部都做精心描畫，這是一幅妙筆生花的絕佳作品，是雍和宮唐卡收藏中宮廷唐卡的代表作之一。
（五）曼陀羅
曼陀羅是梵語的音譯，也譯作壇城，又有「圓輪」「發生」「堅固」「聚集」等多種釋義，代表聚集十方三世諸聖於一處，象徵大徹大悟之境地，唯藏傳佛教修行密法時所供奉。曼陀羅起源於印度，最初是指作法時所修的圓形或方型土壇，後演變發展又以圖代之，因此繪製的曼陀羅中央都呈圓形和方型。 宮藏《上樂金剛曼陀羅》唐卡長120厘米、寬80厘米。主尊上樂金剛也稱勝樂金剛是密修本尊之一。為雙身三面九目十二臂，主臂擁抱明妃金剛亥母，余臂各持法器，雙足踏魔居於內壇城中心，有五圈八瓣輪輻框中繪出多尊上樂金剛的從神。圓圈外，四方型金剛城即上樂金剛的宮殿，殿內以對角線劃出紅、黃、白、綠四色，表東、南、西、北四方，殿牆上飾吉祥幡幢。方城之外是多層圖案化的大圓圈，表示堅固不摧的蓮花牆、金剛牆、火焰牆、及八大寒林。壇城外，天界聚滿諸佛、菩薩和祖師。地界繪出騎坐寶乘的眾護法神。整幅畫面氣勢開闊，給人清透飛動的感覺。
（六）供養圖及其它 宮藏唐卡中還有許多以上師供養為內容的唐卡，其繪畫形式在構圖上多有變化，這類唐卡在設色上表現出格外的清純 四臂觀音 沉靜，描畫也更顯簡約柔和。 上師供養唐卡，又名《上師供養資糧田》或直稱《上師供》。長63.5厘米，寬50厘米。構圖樣式獨特，一棵大樹從碧水中長出，右有虛彌聖境，左有八寶聖物，水中仙聖奉寶，岸邊僧眾唪經。開滿花朵的大樹間，分十二層就座了佛門所有神祗，他們代表着顯密兩宗的修行次弟。樹冠頂處即是主尊宗喀巴大師的瑞容寶像。其身後藍色空際中有阿彌陀佛淨土和彌勒聖境示現。向心聚坐的眾僧師代表了大乘佛教各教派的傳承祖師。左側是以龍樹菩薩為始祖的甚深派傳承。右側是以彌勒為初祖的廣大行派的傳承。，頂上為尊持大乖戒法的開許傳承。畫幅以豐碑的形式聖贊了這位藏傳佛教改革者的功績。 另外，以表達佛教人生觀為主題的唐卡種類中，還有象《六道輪迴圖》《輪迴圖》等樣式。這類唐卡的構圖極為奇特怪異，即有恐怖地獄世界的展示又有引發人們對虛幻極樂世界的嚮往。 雍和宮東配殿，一幅《輪迴圖》。畫幅長64厘米，寬44厘米。畫面上方繪智慧三尊（文殊菩薩、四臂觀音、金剛手菩薩）代表智慧，取救度苦難和護持平安吉祥之意。中央繪各種供奉寶物，下方繪明王懷抱帶有火焰的大輪。大輪外圈畫十二生肖，內圈畫九宮八卦圖。畫幅兩側繪「十相自在圖」和「九宮圖」，兩長方條框中畫出的象形圖案代表了壓邪的各種手印。這種《輪迴圖》被僧人視為避邪的壓勝之物，成為能給信徒們帶來吉祥的聖物而受到的奉護。 儘管雍和宮唐卡僅有二百多年的繪畫收藏歷史，比起浩瀚的藏傳佛教藝術的淵源，只是滄海一粟，但是雍和宮唐卡在表現形式與藝術種類等方面都較好地體現了藏傳佛教藝術的一斑形貌。
儀軌簡介
出家必須受戒，佛教的傳戒，是指設立戒壇並為出家的僧眾或在家的居士傳授戒法，藏傳佛教的受戒儀式與漢傳 雍和宮佛教有所不同，就是在皈一佛、法、僧三寶之上，還需皈一上師，藏傳佛教僧人常說：「無喇嘛上師何以近佛」，說明皈一上師的重要。
藏傳佛教受戒是非常嚴肅隆重的法事，在寺院內要舉行受戒儀式。受戒之目的為了個人開悟、僧團一心、號召眾信、佛法久住，使信眾悟道積善、深入修行而制定的。佛滅度前曾經告誡弟子要「以戒為師」。從戒和律的內容來看，「戒」是止持，禁止惡業；「律」是作持，修善利他；受戒是人佛門必須進行的事項。皈一上師以「三寶」的慈悲和智慧，引導修行者達到開悟的境界。如今，雍和宮在每年農曆四月初八日開始，要為受戒僧人舉行為期三天的受戒儀式，分為沙彌戒和比丘戒(即：俱足戒)沙彌戒藏語稱「格崖」，是求寂、行善之意，包括十種戒律：不殺生、不偷盜、不淫慾、不妄語、不飲酒、不歌舞、不戀念、不坐高床華榻、不非時食、不收取金銀。每個僧人都將從這裡開始經受戒律的考驗。而比丘戒有253條。在受戒儀式上，僧人要向受戒經師行禮、敬獻哈達和曼達。 《大乘義章》日：「防禁故名為戒，潔淨故名為齋。」即要求受戒的僧人，按照佛教的戒律行事，去除心中的雜念，一心皈依佛門。在受戒的日子裡，雍和宮受戒僧人要持「過午不食戒」。即不用晚膳，受過沙彌戒的僧人，到一定的年齡方能受比丘戒。傳授戒律不僅在於對律條的認識與遵守，而且通過受戒儀式成為身份的取得。受戒時，如入海采寶，無數方便乃得。
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受戒後的僧人就必須遵守戒律，並且要深入學習教理，進入更高的階段，即要由上師進行灌頂儀式。「灌頂」即是授權。修行者接受灌頂之後，即可獲得聽、聞、讀、誦、學修一切密法的權利，因為這是密乘佛法之灌頂。這就為一切修學佛法者得到正法打開方便之門。藏傳佛教初級灌頂稱「瓶灌」，包括寶瓶、寶冠、金剛杵、鈴、名灌頂。意為通過灌頂，分別使五方佛現起，使弟子的貪、嗔、痴、慢、疑五毒受到調伏。雍和宮在1998年和2001年金秋時節，舉行了無上瑜伽部大威德金剛灌頂法會，取得了圓滿成功。
面供製做
面供，即以面捏成的各種形狀的供品。
在清代，雍和宮僧人的「內課」職務，除誦經等活動外，還兼任為皇宮內各佛殿製做供品，即以莜麵做成供器 雍和宮或鮮果的模型。供器模型以做成靈芝、茯苓，或高山狀為多。供器模型製成後，一供奉佛、菩薩以面本色為主，供奉護法等則要染成棗紅色。鮮果模型以做成桃、蘋果、石榴、佛手、梨、柿、香蕉等為多。外形做好後，還要着以各種顏色，以追求逼真的鮮果效果。因為鮮果、糕點放的時間一長就會腐爛或長蟲，故以面供製作成各種果品形狀，置於佛前，是必不可少的。
為學會製做各種面供，雍和宮專門派僧人學習此項技術，然後才能到皇宮去製做。在各種面制供品中，做成茯苓形狀的叫巴苓供，此為清代皇宮佛堂的主要供器。在農曆每年正月初一日，皇宮中正殿前殿供大巴苓一座。每月初一和十五日，供巴苓15盤。每年農曆八月二十二日、十一月十二日、十二月二十四日在慈寧宮獅象佛母前供大巴苓一座。每年農曆十二月二十三日，則在一些齋室供插箭大巴苓三盤。
清代雍和宮僧人在為皇宮各佛殿做面供的同時，也要為雍和宮各殿堂製做各種面供，這種規制一直沿襲至今。如今，雍和宮僧人做的面供以山形、塔形為多，和面的同時還要加上白糖、紅糖、蜂蜜、黃油、糌粑等。做好面供後，要一一置於銅盤內供於佛像前。雍和宮在每年的佛教節慶日前，都要由僧人做許多面供。這種屬於藏傳佛教「五明」學科之內的面供製做，在雍和宮已經成為一種文化。
改廟機緣
雍和宮天王殿前矗立着一塊碑文，即御製雍和宮碑，是乾隆九年(1744)，乾隆皇帝專為雍和宮改廟所立。碑中寫道：「念斯地為皇考藩潛所御，攸躋攸寧幾三十年，神爽憑依，倘眷顧是……規制略備……深惟龍池肇跡之區，既非我子孫析圭列邸者所當褻處，若曠而置之，日久蕭寞，更不足以宏衍慶澤，垂燾於無疆。曩我皇考孝敬昭事我皇祖，凡臨御燕 乾隆皇帝處之適且久者，多尊為佛地……」這是乾隆皇帝寫下來留給後人看的，它部分告訴我們，像這樣一座由雍正居住近三十年的「龍池肇跡之區」，子孫後代是無人能住，也不該住、不敢住的。但是，如若長久閒置，必然顯得荒涼，更不足以「宏衍慶澤」。作為後生，必然要用一種最完美、最恰當的方式來祭奠自己的父親。乾隆皇帝最終選擇了將它改為一座皇家寺院，而且是一座藏傳佛教格魯派寺院，再選一些「高行梵僧」居住在這裡，這樣，「香幢寶綱，夕唄晨鐘」可以縈繞其中，「予小子瞻仰之餘，間一留止，緬憶過庭，怵惕興慕」。這可以算作是乾隆皇帝將雍和宮改為藏傳佛教寺院的原因之一。
從雍和宮改廟後乾隆皇帝在雍和宮的良苦用心來看，這段文字顯然沒有告訴我們他將雍和宮改為喇嘛廟的真正原因。因為在乾隆時期，僅僅是一座喇嘛廟，它卻發揮着即使是千軍萬馬也難以起到的巨大作用。一座寺院何以能如此?
其實，早在康熙、甚至更早的時期，清朝的創始人皇太極以及順治皇帝就和藏傳佛教格魯派結下了很深的淵源關係。康熙時期，為防止蒙古準噶爾部東犯，當時清朝派駐長城古北口總兵蔡元曾上奏康熙皇帝請求修理倒塌了的萬里長城，以抵擋大漠以北的強大的蒙古族入侵，康熙大帝曾做過這樣一首詩：「萬里經營到天涯，紛紛調發逐浮誇，當時費盡民生力，天下何曾屬爾家。」這也許可以看作是清朝皇帝對藏傳佛教重要性認識的最精闢、最典範的概括。只是乾隆皇帝將這一切進行得有聲有色、將這一切做得人情入理。
三世章嘉·若比多吉——乾隆皇帝相伴相讀十餘載的好友、乾隆皇帝佛學造詣方面的導師、乾隆皇帝治理蒙、藏事務中的得力助手。關於雍和宮改廟，乾隆皇帝曾經和他有過如下交談：「佛教之弘傳及長久住世，全仗講論佛法之經院，若修建聞修顯密教言等一切學科之經院，對佛教之弘傳大有利益……皇祖及先帝在位時，廣弘佛法，康熙皇帝與前輩章嘉活佛雖然在多倫諾爾之匯宗寺建立了講修顯密的扎倉，但在京並未建立講經之扎倉。現在，我們施主與上師二人若在京城宮中創建寺院，內設聞思顯密學識的若干扎倉，定會使佛教興盛。」
乾隆皇帝真的是為了在此弘揚佛法?也有說法，他是為了給自己的同窗好友找一個安身立命之所。其實，不管是懷念先祖，抑或是為弘揚佛法，這都是乾隆皇帝的一家之說，哪種說法也都合情合理。但是，從歷史的角度以及雍和宮改為藏傳佛教寺院後所發揮的作用來看，作為一代帝王的乾隆皇帝，面對複雜的蒙古、西藏問題將雍和宮改為藏傳佛教格魯派寺院，一定還有着他更為直接和重要的目的。我們不妨走進清朝建國以來清朝皇帝與藏傳佛教格魯派宗教領袖之間漫長而密切的交往歷史。
西藏，古稱唐古忒，又稱土伯特，隋唐時稱吐蕃。強大的吐蕃王朝有盛有衰並最終納入中國版圖。而在這片神秘的土地上，宗教自傳人起就和政治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以致西藏地方一度呈現出教派林立、各派之間互相爭權奪利的局面，直至西藏被納人中央政權之下，中央政權更迭的每一時期都和藏傳佛教其中一個教派有着密切的往來。
17世紀中葉，格魯派領袖第五世達賴喇嘛為了取得強大的中央政權的支持朝見清順治皇帝，成為清中央王朝與西藏地方關係史上的里程碑。
雍和宮清順治十年(1653)，第五世達賴喇嘛經青海、甘肅、寧夏到北京，順治皇帝設宴迎接。此行，清朝中央政府冊封第五世達賴喇嘛「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開創了歷輩達賴喇嘛必須由中央政府冊封的先河。從此，清朝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建立了最直接的聯繫，在清代崇尚喇嘛教的做法從此便輩輩相傳。事實上，扶持喇嘛教便成為清朝中央政府管理廣大的蒙古和西藏地方的基本國策。
藏傳佛教格魯派之所以能在關鍵時期崛起，四世班禪大師羅桑卻吉堅贊起了很大作用。他是四、五兩輩達賴喇嘛的師傅，在廣大信教的蒙古和西藏群眾心目中享有極高的威望。他的存在猶如格魯派祖師宗喀巴大師在世。格魯派之崛起與他的長遠計議密不可分。四世班禪大師於康熙元年圓寂，1713年，康熙皇帝封第五世班禪大師羅桑益西為「班禪額爾德尼」。從此，開創了歷代班禪大師亦由中央政府冊封的歷史。
康熙朝前期，遇到的最大心患是以吳三桂為首的三個「藩王」重新扯起「反清復明」的大旗(即「三藩之亂」)，使剛剛強盛起來的清王朝面臨着覆滅的危險。吳三桂的勢力一度擴大到與清朝分庭抗禮，清朝軍隊與其相持數年之久。當時，康熙叮囑第五世達賴喇嘛：「大兵分路進討，若吳三桂勢蹙投降，喇嘛其即執送。」雖說在平定「三藩之亂」的過程中達賴喇嘛並沒有直接發揮過作用，但達賴喇嘛所屬的一方土地康熙皇帝是放心的，這對處在長達數年之久的平叛緊張關頭的康熙皇帝來說，無疑是一種政治上的支持。由此可見清朝皇帝與達賴喇嘛的關係已相當密切和牢固。
康熙時期遇到的另一重大邊疆問題是蒙古準噶爾部屢屢進犯。
準噶爾是新疆厄魯特蒙古中一支強大的蒙古族勢力，康熙朝初期，噶爾丹奪取準噶爾部汗權，勢力不斷擴大，他一方面向清朝中央政府臣服請安，一方面又暗中與沙俄及西藏某些僧俗上層勾結，四處搶掠。
康熙五十五年(1716)，準噶爾部發動叛亂，出兵六千由新疆發兵西藏，兵臨拉薩城下。1717年，西藏地方行政首領拉藏汗被殺。準噶爾軍隊進入拉薩之後，搶劫財物、殺戮僧俗、摧毀寺廟、無惡不作，造成人人自危的混亂局面。為了安定西藏地方，康熙皇帝先後兩次派軍剿除準噶爾軍，第一次清軍全軍覆沒。康熙五十九年(1720)，康熙皇帝任皇十四子允禵為撫遠大將軍，統帥三軍，坐陣西寧；派大將延信率軍與西藏各部積極配合進剿準噶爾軍隊。在西藏地方廣大僧俗積極配合、支持下，清朝軍隊收復了已被準噶爾占領的拉薩，準噶爾軍潰敗，其首領策旺阿拉布坦倉皇逃回新疆伊犁舊地。康熙皇帝隨即派大軍護送從青海選定的十三歲靈童格桑嘉措至西藏，1720年，靈童在拉薩坐床，這就是在西藏歷史上產生過巨大影響的第七世達賴喇嘛。
為了穩定西藏地方局勢，清朝政府廢除了自第五世達賴喇嘛圓寂以來在西藏實行了長達四十餘年之久的第司(執政首領)總攬西藏地方政權的制度，建立噶倫制，任命配合清軍在剿除準噶爾戰鬥中表現出色的康濟鼐·索南傑布為首席噶倫。
其他三名噶倫分別是貝子阿爾布巴·多吉傑布、輔國公隆布鼐·扎西傑布、僧官扎爾鼐-羅追傑布，命四人聯合執政。
18世紀初期，西藏噶倫內亂。以阿爾布巴、隆布鼐、扎爾鼐為首的三噶倫殺害了首席噶倫康濟鼐。西藏政局又一次陷入危機。實際上，噶倫之間的矛盾早在噶倫制度建立初期就已經埋下了隱患。三人中，康濟鼐及其支持者頗羅鼐來自阿里和後藏地區；阿爾布巴和隆布鼐來自工布和雅魯藏布江下游地區，他們分別代表着不同的階級和他們本階級的利益，兩派在維護地區集團利益上存在着很深的矛盾。1727年，矛盾終於爆發。阿爾布巴聯合隆布鼐和扎爾鼐，設計殺害了康濟鼐。此時，遠在阿里的頗羅鼐聞訊後，義憤填膺，他向清朝雍正皇帝稟報西藏局勢，同時起兵阿里，在清朝大軍趕到拉薩之前平息了這場內亂，穩住了西藏局勢。噶倫內亂被平息後，清朝任命頗羅鼐為總理西藏地方事務的噶倫，封為貝子。後被清朝政府封為郡王。此後，郡王制度在西藏延續了近二十年。
乾隆朝初期，西藏正處在頗羅鼐時期，這一階段，西藏地方一度呈現出政通人和的繁榮景象。西藏這一階段的穩定，給剛剛走上政壇的乾隆皇帝以足夠的審視西藏局勢的時間，同時，他也在尋找着治理蒙藏地區的最切合實際的政策。
頗羅鼐死後，其子朱爾默特·那木扎勒繼承郡王職位。
此人飛揚跋扈、倒行逆施，一直暗中與覬覦西藏地方的準噶爾軍勾結，圖謀叛亂。清朝駐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見機將朱爾墨特·那木扎勒殺死，二人同時被朱爾墨特·那木扎勒手下所殺。駐藏大臣被殺激怒了遠在京師的乾隆皇帝，也為他進一步解決西藏問題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契機。
乾隆十五年(1750)，清軍三千人人藏，平定了朱爾墨特·那木扎勒事件。之後，清朝制定了《欽定藏內善後章程十三條》；授命駐藏大臣協助第七世達賴喇嘛管理西藏政教事務；建立噶廈政府，設四名噶倫(三俗一僧)聯合執政，尤其強
調，噶倫等重要官員的人選必須由清朝中央政府任命。直到民主改革前，西藏一直處在噶廈政府管理之下，這就是在西藏歷史上延續了兩個多世紀的噶倫制度的起源。
縱觀18世紀西藏歷史，可謂風雲變幻。從準噶爾進犯到噶倫內亂，再到朱爾默特·那木扎勒事件的被平息，西藏地方 雍和宮一直處在風雨激盪之中。也正是在這一漫長的平息戰亂的過程中，清朝中央政府一步步實現了對西藏地方的治理，使中央王朝對西藏的管理逐漸從無序走向有序，尤其是康熙皇帝兩次用兵西藏、雍正時期西藏地方政權內部爭權奪利鬥爭的被平息，西藏社會內部漸漸趨於穩定，但是，真正從各個方面最終對西藏實現完備管理的，則是到了18世紀中、後期，即清朝乾隆皇帝時期。
雍和宮正是順應了這一大的歷史趨勢實現了它從帝王行宮到皇家第一藏傳佛教寺院的歷史性轉機。雍和宮改廟之時(1745年)，西藏正處在頗羅鼐管理時期，也是此前西藏歷史上最為安定的時期。熟讀先輩統治歷史的乾隆皇帝時刻牢記
「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移其宜」的祖訓，利用藏傳佛教是他坐陣京師統領蒙藏地區最有效的方法。將雍和宮改為藏傳佛教寺院也就成了歷史的必然，更成為有清一代治理蒙藏地方最成功的範例。
乾隆皇帝也對他將雍和宮改為藏傳佛教寺院感慨萬端，詠嘆雍和宮是「躍龍真福地，奉佛永潛宮」，他把康乾時期「六街三市皆珠玉」的盛景歸結為「興慶當年選佛場」。照乾隆的邏輯，真龍天子即是佛，祭奠先祖即是敬佛。祭祖、敬佛必然福蔭子孫萬代，因此他曾由衷感嘆：「頻繁未敢忘神御」。尤其是在他晚年，他每到雍和宮都會生出許多感慨，他在這裡於「俯仰之間」了卻了江山繼續的初衷。雍和宮留下了他許多抹不去的記憶，雍和宮更是他思親懷舊的所在。從現在的角度來看，我們完全可以肯定地說，乾隆皇帝之所以將先父的行宮改為藏傳佛教格魯派寺院，完全是出於政治方面的考慮，是為了鞏固大一統江山的重要決策。
歷史作用
雍和宮在「金瓶掣籤」制度中的歷史作用 西藏班禪將金瓶置於雍和宮並在此掣定內地各大轉世活佛的人選，足以證明雍和宮在維護民族團結，加強蒙藏地區與清中央政府關係中所發揮的特殊歷史作用。下列檔案材料詳細記錄了蒙古三音諾彥部活佛轉世在雍和宮的掣籤情況：
「三音諾彥部落署盟長扎薩克多羅郡王庫魯固木札布呈報：查光緒三十年二月間，本部落咱雅班第達呼圖克圖棍布扎布圓寂時，呈報大部並飭該商卓特巴，訪尋該呼圖克圖之呼弼勒罕在案。今據咱雅班第達呼圖克圖之商卓特巴車伯克多爾濟呈稱：訪得咱雅班第達呼圖克圖之呼弼勒罕，系本徒黑人索諾木多爾濟之子，津巴車林，現年三歲。黑人塔爾濟雅之子，巴札爾，現年三歲。此二子均異常穎悟，篤嗜黃教，氣象尤屬清潔，識認前輩呼圖克圖舊用金鈴等物。該徒眾等心悅誠服，均願將津巴車林、巴札爾等人於金本巴瓶內簽掣。該商卓特巴車伯克多爾濟出具印結等因，呈報大部照案轉奏，為此呈報。光緒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簽掣三音諾彥部落咱雅班第達呼圖克圖之呼弼勒罕。
掣出 沙畢索諾木多爾濟之子津巴車林 現年四歲 沙畢塔爾濟雅之子巴札爾 現年四歲
「員外郎存瑞、筆貼式桂樟謹奏為掣定咱雅班第達呼圖克圖之呼弼勒罕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竊據三音諾彥部落署盟長扎薩克多羅郡王庫嚕固木札布呈報：本部落咱雅班第達呼圖克圖棍布扎布圓寂。後經伊徒眾尋訪得沙畢索諾木多爾濟之子津巴車林、沙畢塔爾濟雅之子巴札爾均現年四歲，此二子於該呼圖克圖舊用金鈴等件，均能識認，似本師之呼弼勒罕，懇乞由部入瓶簽掣等因。呈報前來。臣等查轉世呼圖克圖諾們汗及各項喇嘛等圓寂後，經伊等徒眾訪出幼子，應為呼弼勒罕者照例呈報理藩部。理藩部堂官會同掌管京城喇嘛印務之呼圖克圖喇嘛等，繕寫名簽人於雍和宮供奉之金本巴瓶內公同掣定，作為各呼弼勒罕等因，奏經辦理在案。今據三音諾彥部落署盟長扎薩克多羅郡王庫嚕固木札布呈報：該部落咱雅班第達呼圖克圖棍布扎布圓寂後，經伊徒眾尋訪得沙畢索諾木多爾濟之子津巴車林、沙畢塔爾濟雅之子巴札爾，均現年四歲，懇乞人瓶掣定等情。臣等核輿例案相答，謹將該二子繕寫名簽，臣思前期會同護印札薩克喇嘛烏爾吉巴雅爾封人於雍和宮所供之金本巴瓶內。札飭該札薩克喇嘛烏爾吉巴雅爾等諷經三日，臣堃於第三日會同護印札薩克喇嘛烏爾吉巴雅爾將索諾木多爾濟之子津巴車林掣出，即請作為咱雅班第達呼圖克圖棍布扎布之呼弼勒罕。理全恭奏聞，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於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十八日具奏，奉旨：知道了。欽此。」
雍和宮設置金奔巴瓶之後，據不完全統計，掣籤認定了蒙古、青海等地十幾位著名活佛的轉世靈童。
青海地區佑寧寺、塔爾寺等著名寺院經雍和宮金瓶掣籤確認的大活佛轉世靈童有：
1．五世章嘉·洛桑圖丹達吉(1847—1874) 西藏
道光三十年(1850)，由西寧辦事大臣哈勒吉那呈報幼童，經雍和宮金瓶掣籤，從三名中確定一名，同治元年(1862)來京，安禪嵩祝寺。
2．六世章嘉·洛桑丹增堅贊(1875—1888)
光緒七年(1881)，由西寧欽差大臣及三世章嘉的弟子選出幼童，呈報清廷，經雍和宮金瓶掣籤認定。
3．五世阿嘉·耶喜格桑克珠嘉措(1817—1869)
道光元年(1821)掣出。1827年進京供職，1833年奉旨人藏考察經典，受賜「阿嘉呼圖克圖禪師」銀印一方，1836年回京復命，任扎薩克達喇嘛。
4．六世阿嘉·洛桑丹白旺秋索南嘉措(1869—1909)
光緒五年(1879)掣定。1888年進京供職，任副扎薩克達喇嘛，1894年為慈禧太后祝壽誦經，欽賜黃蟒袍、黑底繡花蟒袍等，接扎薩克達喇嘛。
5．七世阿嘉·洛桑隆多久邁丹貝堅贊(1910一1948)
民國五年(1916)，由民國政府蒙藏院副總裁到雍和宮拈禮，會同京師喇嘛印務處副扎薩克達喇嘛在雍和宮掣籤認定。1925年到北京供職，曾任北平喇嘛寺廟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青海省參議員，立法委員等職。
6．七世敏珠爾·多傑扎布(1905—1937)
1909雍和宮掣籤認定，1913年民國政府加封「廣慈弘教淨照禪師」名號。1925年到京供職，1932年作為青海各大活佛代表到南京籌建青海七呼圖克圖駐京辦事處，擔任處長。
7．十世東科爾呼圖克圖·噶居嘉措，1893年在雍和宮掣定。
由此可見，雍和宮在清代，為維護國家統一，鞏固清王朝同西藏、蒙古地方的隸屬關係做出過重大貢獻。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充分證明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傳佛教各大活佛的轉世，必須經過中央政府的批准，歷經二百多年的雍和宮足以說明這一問題。
現今狀況
雍和宮南北長近400米，占地約6.6萬平方米，具有將漢、滿、蒙、藏等多種建築藝術融為一體的獨特藝術風格。整個寺廟可分為東、中、西三路，中路位於南北中軸線上，由南往北，依次為牌樓院、昭泰門、天王殿、雍和宮殿、永佑殿、法輪殿、萬福閣等建築。這裡值得一提的是法輪殿內的五百羅漢山，五百羅漢由金、銀、銅、鐵、錫五種金屬製成，布滿了山間的每一個地方，整個雕塑猶如仙境一般，是雍和宮的"三絕"之一。萬佛閣供奉的木雕巨佛"邁達拉佛"高18米，加上埋在地下的8米，共有26米高。也是雍和宮"三絕"之一。雍和宮還保存有其它大量的佛教文物和資料、圖片。雍和宮雍和宮有藏傳佛教博物館之稱，達賴、班禪都曾來這裡講經傳教，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北京是座歷史悠久的世界聞名的古城，以故宮為中心分布着構成古都風貌的大量歷代古蹟。雍和宮就是這眾多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重要文物古蹟之一。不幸的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這些古蹟屢遭帝國主義侵略和軍閥的掠奪與破壞。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時，雍和宮已是殿堂殘破、蒿草叢生、垃圾堆積、滿目荒涼。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制定、頒布了一系列保護文物的法令、法規和政策。1957年10月北京市人民委員會公布了包括雍和宮在內的北京市第一批39個文物保護單位。1961年，國務院頒發了《進一步加強文物保護和管理工作的指示》和《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以及1982年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 ，有力地推動了文物保護工作的展開。1961年3月，雍和宮被國務院列為全國第一批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北京和平解放，百廢待興。在國家財政極為有限的情況下，1950年7月，由國家財政撥款4億元（舊幣）全面整修雍和宮。北京市人民政府非常重視這項修繕，專門成立了由市文物整理委員會、市民政局、市房管局和中國人民銀行組成的工作組，對修繕工程實施監理。兩年後修繕工程告竣，1954年春節免費對社會開放三天。這次維修使雍和宮金碧輝煌的面貌迎接了黨和國家第一代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朱德，以及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西藏活佛蒞臨。
國家關懷
雍和宮有史以來最大一次修繕工程始於1979年3月，歷史16年，投資上千萬。其間本着「邊修繕，邊開放」的原則，於1981年2月5日（農曆正月初一）對外正式開放。
雍和宮二十世紀50年代，圍繞着解決西藏問題，黨中央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針、政策。為此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相繼視察雍和宮。1952年5月，政務院總理周恩來來到雍和宮視察工作並進行調研。周總理認真參觀了每一座殿堂，並與陪同參觀的德木奇（僧職，即管家），進行交談，詳細了解僧侶的教習、生活情況。在御碑亭中周總理特別認真地閱讀了乾隆御文《喇嘛說》，逐字逐句，從頭到尾全部看完。閱後總理對德木奇說：「乾隆皇帝的文章寫得很好，對於喇嘛教很有研究，他很聰明。」離開寺院時，周總理對德木奇指示道：「雍和宮建築相當規格，布局完整，氣魄很大，佛像造形也很美觀，喇嘛們一定要特別保護好雍和宮。最近國家也考慮要撥款重修雍和宮。」周總理視察後的第4個月，國家即撥款開始了修繕工程。
1954年是新中國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一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將於9月在北京召開。為了使會議成為圓滿的、民族團結的盛會，各種接待籌備工作都在緊張地進行。為了開好這次會議，接待好從西藏遠道而來的活佛，4、5兩個月中，毛澤東主席、劉少奇副主席、朱德總司令相繼來到雍和宮進行視察。
1954年4月17日1l時45分，毛澤東主席在10餘位工作人員的陪伴下，乘車來到雍和宮。主席的車隊從牌樓院往北沿輦道緩緩行進，停在昭泰門前。毛主席下車後，順着雍和宮中路依次仔細參觀子雍和門(殿)、雍和宮(殿)、永佑殿、法輪殿、萬福閣。在法輪殿院和雍和宮殿院，毛主席還參觀了東、西配殿和密宗殿二層殿堂。在法輪殿內，當主席看到殿內喇嘛正為籌備「時輪金剛法會」而製做「壇城」時，饒有興致地認真觀看並與格斯貴(僧職)索那木扎木蘇親切交談起來。毛主席詢問了寺院內僧侶的數量及生活情況，讚揚喇嘛製做「壇城」的高超技術，稱讚格斯貴「漢語講得很好」，並勉勵年輕的格斯貴喇嘛「要更多地、更好地學習」。
一周後，4月25日10時整，劉少奇副主席來到雍和宮進行視察。寺院喇嘛那音台帶領劉副主席參觀了寺院中所有的殿堂。一個半小時的參觀過程中，劉副主席仔細了解了佛教的歷史及發展過程；雍和宮的歷史沿革；佛像、佛畫的藝術特點及寺院僧侶的生活、學習、修行的情況。
5月8日，朱德總司令來到雍和宮進行了視察。喇嘛韓瑞泉介紹了雍和宮情況後，朱總司令認真參觀了每座殿堂，邊看邊了解僧侶們的生活狀況。視察中，朱老總兩次問及寺院的經濟來源和喇嘛依靠什麼維持生活?離寺時，朱總司令對韓喇嘛講：解放前，我曾在五台山住過，對於喇嘛教的情況比較熟悉。五台山的寺院不如雍和宮氣派大，雍和宮建築宏偉大方，布局規格，佛像造形很好。你們一定要管理好、保護好雍和宮。
4個月後，雍和宮被中央人民政府定為西藏活佛在京進行宗教活動的重要場所。
1966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國共產黨、國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國建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北京首當其衝，「造反」風暴席捲全城，社會秩序一片混亂。
1966年5月29日，某校附中的幾十名學生成立「紅衛兵」組織。至7月下旬，北京市許多中學相繼建立起「紅衛兵」組 萬福閣織。8月20日，北京某中「紅衛兵」貼出《向舊世界宣戰》的「宣言書」，倡議破除所謂「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為內容的「四舊」，樹立「四新」。全市各學校「紅衛兵」紛紛起來響應，一時間，各「紅衛兵」組織的「通令」、「勒令」滿天飛，北京即刻陷入「打」、「砸」之中。22日，北京某中學等部分中學和大學的「紅衛兵」，在雍和宮大門外貼出對聯，主要意思是讓和尚、喇嘛都「滾蛋」。23日，這群「紅衛兵」闖入雍和宮內，要破「四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並要對雍和宮採取「革命行動」將其砸爛。留守的喇嘛出來勸阻，雙方由對峙發展成僵持。危急之下，此情況迅速報告到國務院。周總理得知後，立即作出指示：一定要教育、說服「紅衛兵」，要求學生們做到不僅不能破壞雍和宮，還要嚴加保護雍和宮。同時，派副外長韓念龍同志到雍和宮作勸解工作。
韓念龍同志到雍和宮後，與學生們交談，面對面地進行勸說。在當時的歷史情況下，韓副外長首先「肯定」了「紅衛兵」的「造反精神」，隨後話鋒一轉：雍和宮雖是宗教寺院，但更是祖國寶貴的文化遺產，因此必須將它保護好。由於某中學地處國子監附近，學生們平時也受到些保護文物古蹟的教育，因而接受了勸說。他們對雍和宮未採取砸爛行動，只是為防「封建流毒」繼續傳播，將雍和宮殿堂中的佛像都貼上寫有「牛鬼蛇神」字樣的字條，並把殿堂門窗貼上封條。此後大約一個月時間裡，學生們輪流待在雍和宮，對「封建流毒」、「封建宗教」進行批判的同時，勸說別的「紅衛兵」組織不要「打」、「砸」雍和宮。9月以後，「大串聯」開始，破「四舊」、「砸爛」之勢減弱，這批「紅衛兵」才逐漸撤離雍和宮。
正是由於周恩來總理的親切關懷，雍和宮這座富麗堂皇、絢麗多姿的藏傳佛教藝術宮殿才倖免於難。
宗教政治作用
宗教信仰、文化交流與民族團結的窗口 雍和宮在其260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反映出它具有宗教與政治的兩種作用。自乾隆九年雍和宮改為 雍和宮寺院時起，雍和宮實質成為聯繫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權的紐帶和橋樑。由於除西藏之外的活佛轉世時的「金瓶掣籤」儀式均在雍和宮舉行，雍和宮實質又成為中央政府管理藏傳佛教事務的中樞。新中國成立後，雍和宮在落實黨的宗教政策，配合中央政府做好西藏各項工作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歷史上雍和宮兼具宗教與政治雙重作用的成功經驗，使得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各項宗教政策落實時，首都的宗教場所對外開放首選為雍和宮。1979年北京市政府辦公會決定：雍和宮作為宗教場所對外開放。經過兩年的修繕與籌備，1981年2月5日雍和宮正式對外開放。
首先，雍和宮作為宗教活動場所，具有傳播宗教文化，淨化人們心靈，美化環境和對外進行友好交流等綜合性社會功能，是國內外各界人士了解黨和政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窗口。
開放以來，雍和宮僧眾按照藏傳佛教儀軌晨鍾暮鼓，誦經唪佛，恢復了每年全部法會活動。為滿足法事活動人手的需要，20多年中雍和宮共招收學僧十多批，他們先進入佛學院學習三年佛教課程後，分配到各殿值守，接待四方信眾。雍和宮恢復宗教活動的同時，遵照第十世班撣大師的生前教誨，把愛國愛教，施樂行善，作為佛教真諦發揚光大，把莊嚴國土，利樂有情，廣積功德，慈悲救世的人間佛教精神，貫徹在日常的行動中。因此，20多年中，僧眾們積極支援抗洪救災，個人捐款捐物達到數十萬元。寺院支援貧困地區和西部地區的教育事業，捐辦了數所希望學校。
其次，雍和宮是一座藏傳佛教藝術博物館，具有宣傳教育、科學研究、陳列展覽、管理服務等多項功能。宗教是藏民族文化的核心，它將藏民族的歷史、建築、民族、藝術等融為一體，而且博大精深。開放以來，雍和宮利用館藏文物先後舉辦了「藏傳佛教藝術精品展」、「藏傳佛教與雍和宮」、「乾隆皇帝與藏傳佛教」、「清代西藏貢品禮品展」、「清帝御用珍品展」等展覽。這些展覽通過佛像、唐卡、法物、法器等展示出藏傳佛教在其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獨特風格。目前長期展示的「藏傳佛教與雍和宮」展覽，是為紀念雍和宮改作寺院250周年而舉辦的。整個展覽分為5個單元，着重介紹了藏傳佛教各派系創立的歷史及其宗教領袖，展示了藏傳佛教的主要特色，並在顯赫位置突出了雍和宮珍藏的掣籤金瓶。通過藏傳佛教格魯派兩大活佛轉世系統與中央政權的密切關係，說明西藏與祖國不可分割的歷史關係。「乾隆皇帝與藏傳佛教」展，則展示了從弘曆(乾隆皇帝)誕生於雍和宮東書院開始，從小就受到藏傳佛教薰陶。少年時與三世章嘉活佛一起就讀。即位後，學習密法並接受灌頂，並在章嘉活佛策劃下，撥國庫巨資將雍和宮改為喇嘛廟。同時組織大量人力翻譯藏文《大藏經》和滿文《大藏經》。晚年乾隆親撰《喇嘛說》一文，刻於碑上，立於雍和宮中，表現了他對藏傳佛教獨特的見解和務實的管理政策及把宗教引導到有利於鞏固國家政權的意圖。《喇嘛說》的成因 公元1788年至1792年，清帝乾隆兩次命清軍進藏打擊入侵後藏、搶掠札什倫布寺的廓爾喀(今尼泊爾)軍，表達了清廷 雍和宮捍衛國家領土完整的決心。這場戰爭艱難曲折，最後在大將軍福康安指揮下，取得了勝利。與此同時也調查清楚，招致廓爾喀軍入侵的原因，即活佛轉世、私相指認、率出一族的利益衝突和駐藏大臣職責尚不完善，因種種原因，駐藏大臣不能依法行使對西藏宗教、外事、軍隊、邊貿、經濟管理所致。經過戰爭，藏地稍安。乾隆決心抓住這一轉關錯節的時機，加強清廷對西藏事務的管理，親下御旨，囑大將軍福康安和駐藏大臣和琳，妥立藏內善後章程，計二十九條，並親撰《喇嘛說》，刻石立碑於皇家寺廟——雍和宮，宣詔天下：活佛轉世，金瓶掣籤，永為定製。 《喇嘛說》是清代加強藏傳佛教事務管理，「安藏輯藩，定國家清平之基於永久」的重要文獻，它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說明：西藏自古以來就是祖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雍和宮是北京著名十大旅遊景點之一，目前北京及國外的多數旅行社已把雍和宮列為「必觀景點」。正式對外開放20多年來，從1981年全年觀眾僅40萬人次左右，增到2002。年的180萬人次，增長約4.5倍。境外遊客總數從1981年只占年遊客總量的5％左右，增至2002年超過國內遊客總數，達到占全年總人數的60％。
雍 遊客不斷和宮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一直作為國際交流和國際宗教交流的窗口。20世紀50年代以來，雍和宮配合國家的外交工作，接待了來自世界200多個國家或地區的政府首腦、軍界人士和宗教界友人等。1981年正式開放以後，外國遊客更是與日俱增，2001年外國遊客達到百萬人次，突破了接待外國遊客人次的歷史記錄。
1949年到1981年對外正式開放前，雍和宮接待的國際友人主要是亞、非、拉各國的共產黨代表團、政府代表團和駐華使館官員。1981年開放以後，據不完全統計，接待了66個國家的貴賓，他們中亞洲有21個國家，歐洲有22個國家，南北美洲有11個國家，非洲有10個國家，大洋洲有2個國家。另外還有一些國際組織，聯合國及其部分機構，歐洲共同體，國際奧委會等。
20多年中所接待的國家元首主要有：朝鮮國家副主席李鍾玉，柬埔寨國家元首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伊郎總統阿里·哈梅內伊、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西班牙國王卡洛斯、荷蘭女王貝婭特麗克絲、塞浦路斯總統喬治·瓦西利烏、塞拉利昂總統史蒂文斯、匈牙利總統根茨、智利副總統艾爾文、菲律賓副總統勞雷爾、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老布什、韓國前總統全斗煥等。
所接待的政府首腦、議會議長、各部部長以及聯合國官員、各駐華大使、各通訊社駐京記者等達近千人。
這樣眾多的貴賓參觀雍和宮，在全國各宗教活動場所是首屈一指的。同時，通過雍和宮這個開放窗口，客人們看到的是我國真實的宗教信仰狀況和人權狀況。
雍和宮改寺院的250年後，1995年被北京市文物局第一批正式登記註冊為「藏傳佛教藝術博物館」，是全國唯 連戰攜夫人參觀北京雍和宮一一家此專業博物館，雍和宮從此又多了「保存和傳播人類進步文明」的職能與作用。
博物館註冊後，除保持各殿堂原有陳列形式外，着重舉辦了兩個長期展覽，即： 「藏傳佛教與雍和宮」和「乾隆皇帝與藏傳佛教」。
「藏傳佛教與雍和宮」展於宮內班禪樓。1984年將其一層開闢為專題展室，面積約330平方米，專題展名為「藏傳佛教藝術精品展」，展品有佛像、法物、法器、服裝、宗教用樂器及民族生活用品等，約490餘件。1994年經過對「藏傳佛教藝術精品展」再創作和修改，成為「藏傳佛教與雍和宮」。1996年此展在北京市舉辦的「我喜愛的博物館」評選活動中被評為二等獎。
「乾隆皇帝與藏傳佛教」展於宮內戒台樓，是在「清帝御用珍品展」的基礎上，重新裝飾布展而成。1998年，用館藏與乾隆皇帝有關的文物，展示乾隆皇帝在位60年，把「興黃教」作為「安眾蒙古」、「安藏輯藩，定國家清平之基於永久」的大事。同時，把其先父雍正帝行宮改成皇家喇嘛廟，以利於培養「尊國政、諳例律、知舉止」、在京聽命朝廷、赴藏妥善辦事的喇嘛教人才。展覽以圖片、唐卡、佛像、法物法器、泥塑、朝服、火槍寶劍、金絲馬鞍和掣定活佛轉世靈童的金奔巴瓶等組成，共陳列展品45件(套)。
2000年仲夏，正值南半球的澳大利亞舉國迎接第27屆奧運會的大喜日子，陽光燦爛的澳國昆士蘭州首府、美麗的旅遊城市布里斯班也迎來了中國佛教文化展覽的隆重開幕。
澳大利亞是個多元文化的國家，文化上的寬容性，使得東西方文化在這塊廣垠的土地上發展延伸。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昆州國立博物館舉辦了澳洲歷史上首次中國佛教文化展覽。藏傳佛教作為中國佛教重要組成部分，也在展覽中進行了展陳。雍和宮作為內地重要的藏傳佛教寺院和唯一以「藏傳佛教藝術博物館」貫名的藏傳佛教文化博物單位，以「雍和宮藏傳佛教藝術」為陳列專題，應邀參加展覽，並用其獨特的藏傳佛教文化特色及藝術魅力，贏得了澳洲觀眾的讚賞。
8月 雍和宮9日陽光明媚，下午2：00中國佛教藝術展在中國傳統的南派舞獅和鞭炮聲中隆重開幕。由於舉行佛教展在澳洲是首次，因此，展覽受到了方方面面的高度重視。昆士蘭州總督彼得·阿龍生伉儷為展覽舞獅「點晴」，澳大利亞文化部長麥特?弗利先生、中國駐澳大利亞使館文化參贊孫耕新女士等為展覽揭幕。原定一個月的展出，應觀眾、博物館的要求延長至兩個月。展覽始終吸引着華人、華僑及當地各界、各裔人士。布里斯班許多學校、幼兒園還把展覽作為了解中國以及了解中華民族古老文化的課堂，專門組織學生前來觀看。有位老華裔看過展覽後非常激動，找到雍和宮的工作人員講：我非常想念祖國，非常想念北京。這個展覽太讓人激動了，辦得太好了。很為我們當地華人爭光。兩個月間，老人三次觀展。並介紹不少澳洲朋友前往看展。
展覽同樣引起了澳大利亞新聞媒體的注意，當地幾家電台、電視台，中、英文報紙都有多版面的報道，均給予了很高的評介。當地最大的中文報紙《自立周報》發表署名文章，稱讚展覽「對促進中國和澳洲之間的文化交流，增進彼此的了解和友誼，提倡多元文化，鼓勵少數族裔團體參與主流社會，都會有很大貢獻。」
雍和宮的館藏文物主要分為各種質地的佛像、唐卡字畫、法物法器、棉絲織品服裝、明清瓷器、木器家俱、民族生活用品、珠寶寶器等幾大類，藏品總數達數萬套(件)。
由於清時雍和宮有朝廷家廟性質，雍和宮藏品主要源於清宮廷賜予、蒙藏地區進京進貢以及清官造辦處鑄造的佛像、法器等。
對外開放的20年中，雍和宮對其所藏文物進行了較好的保護和管理。先後對明代青銅器「須彌山」，清代乾隆皇帝生母所繡唐卡「綠度母」，清乾隆皇帝的「洗三盆」以及活佛轉世掣籤所用的金奔巴瓶進行複製，換下真品進行妥善保護。1994年在雍和宮宮改寺250周年時，與中國藏學中心聯合舉辦了學術研討會，同時出版了學術論文集。2000年，雍和宮與當代中國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中國藏傳佛教著名古寺——雍和宮(一)》VCD光盤，受到了新華社、《人民日報》海外版、《民族團結》雜誌、《北京日報》、《北京晚報》等媒體的盛讚。
之後，又合作出版了該光盤的續集。2001年雍和宮與北京華信中元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利用現代化的計算機技術、三維圖像處理技術、多媒體技術、Intemet技術、虛擬現實等技術將雍和宮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在世人面前。VCD光盤的完成，標誌着雍和宮經過古代、近代、現代進入了光盤時代，而隨着「數字雍和宮」工程的完成，標誌着這座古老的祖國文化遺產進入數字時代。
主要建築
牌樓：位於雍和宮中路南端入口處，有牌樓三座，中央的牌樓為三間四柱九樓，題額為「寰海尊親」和「群生仁壽」，雍和宮牌樓南為影壁。兩側牌樓為三間四柱七樓。樓柱原為金絲楠木修建，日本占領時期改為水泥柱。牌樓北為輦道，直通雍和宮正門昭泰門昭泰門：為琉璃隨牆門，面闊三間。門內有碑亭兩座，以及鐘鼓樓。東西為阿斯門，是清朝王府遺留的規制。鼓樓旁有熬製臘八粥的大銅鍋，每年農曆臘月均在此舉行施粥儀式
天王殿：在昭泰門內，單檐歇山頂建築。原為雍王府正門，後改為佛殿，內供彌勒佛、四大天王和韋陀。殿後院中有銅鼎、御碑亭、銅須彌山、嘛呢杆。
正殿：又稱雍和宮，原為雍王府銀安殿。為七間五進重檐歇山頂建築，殿前有月台，殿內供奉三世佛：藥師佛、如來佛和阿彌陀佛。東北角為觀世音立像，西北角為彌勒佛立像，兩側為十八羅漢。殿外院落有東西配殿四座，又稱「四學殿」，即講經殿、密宗殿、數學殿、藥師殿。
永佑殿：原為雍王府內門，規制同天王殿。殿內供奉無量壽佛（即阿彌陀佛）、藥師佛和獅吼佛。
法輪殿：原為雍王府寢殿，殿內布局同紫禁城坤寧宮和瀋陽故宮清寧宮類似，即東半部為居住空間，西半部為薩滿教佛堂。乾隆時期加以大幅改動，平面布局改為十字形，面闊七間，前後各出五間抱廈。殿頂按照藏傳佛教傳統設有五座小閣，象徵須彌山的五峰。殿內正中蓮花台上為藏傳佛教創始人宗喀巴大師的銅像。宗喀巴像背後為木雕五百羅漢山，高近5米，長3．5米，厚30厘米，全部由紫檀木雕鏤而成。五百羅漢山前有一金絲楠木雕成的木盆，傳為乾隆帝的「洗三盆」。
萬福閣：位於法輪殿之後，原為雍王府後罩樓。樓高三層，七間五進，重檐歇山頂，兩旁是永康閣和延綏閣。三座樓閣之間有飛閣復道凌空連接，宛如仙宮樓闕，是唐朝至遼金時代佛教建築的典型風格，也是中國現存古建築中飛閣復道的僅存實例。萬福閣內有一尊高18米的彌勒佛站像，地下埋入8米，用整根白檀木雕成。
阿嘉倉：位於昭泰門外，輦道兩側，是歷代活佛的佛倉（即住所）。西側有佛倉三座，自南向北為洞闊爾呼圖克圖佛倉、薩木薩呼圖克圖佛倉和諾門罕呼圖克圖佛倉。東側有佛倉一座，即阿嘉呼圖克圖佛倉。此外，在中路東側還有佛倉三座，即土觀呼圖克圖佛倉、濟隆呼圖克圖佛和果蟒呼圖克圖佛倉。
佛教音樂
雍和宮的佛教音樂 佛教音樂，泛指在佛事活動中的宗教唱誦和器樂演奏，亦稱法曲、法樂等，因主要流行於佛教寺院中，又稱 法樂寺院音樂。
佛曲隨佛教傳人中國後，與中國固有的文化相融合而最終形成中國化的佛教音樂，成為中國傳統音樂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化遺產。
最早的佛教音樂，來自西域胡僧或天竺梵僧傳授的梵唄。佛教音樂的宮廷化，當推南北朝的梁武帝，他將佛曲定為「正樂」。隋朝視梁朝雅樂為華夏之聲，使佛教音樂流行於朝廷及上層官吏之中。至唐朝，佛教音樂與宮廷音樂一決高低。以後，佛教音樂在各地寺院出現眾多流派，在樂調曲牌、樂器形制、音樂風格等方面各具特色。而藏傳佛教音樂在其長期發展的過程中，在汲取各民族文化養分的同時，走出了一條自己的路。
在藏傳佛教「五明」 (即五大類學問)之一的聲明，即專門辟有經文唱誦音韻方面的學問。藏傳佛教的許多經文是以贊體撰寫的，讀起來抑揚頓挫，厚重低沉。寺院是保留傳統文化的重要場所，歷史的延續，文化的往來，使藏傳佛教音樂更加充實完善。
雍和宮的佛教音樂分為誦經音樂和儀禮音樂(臧語稱「道得爾」，俗稱細樂)。誦經音樂，即為唱誦，為臧傳佛教音樂；儀禮音樂則為純器樂演奏，融合了漢傳佛教音樂的藝術特色。
在清代，雍和宮主要是誦經音樂，體現於佛事活動中。所持樂器亦稱法器，主要有：大銅號、罡洞、海螺、柄鼓、嘎巴拉鼓、鐃、鈸、金剛鈴等，這些多為藏傳佛教持有的樂器，必須嚴格依循宗教規範進行。僧人集體誦經時，根據經義，在每念出一個小段落的時候，和着經聲要有節奏地敲擊鼓、鐃、鈸等樂器， 與大銅號那渾圓、深沉的聲音交織在一起，令眾生警悟，令覺者歡喜，令邪惡驚怖。雍和宮久負盛名的「都人觀者甚眾，有萬家空巷之風」美喻的金剛驅魔神舞，即以這些樂器為主進行伴奏，具有濃郁的宗教氣息和民族特色。自清以來，雍和宮中的樂器，主要是上述數種。至民國年間，若有人請僧人演奏笙、管、嗩吶儀禮音樂的，則雍和宮內負責人必須向其它藏傳佛教寺院代約，邀請精通此術的僧人演奏。後來，雍和宮中的少數僧人因生活所迫，也有學習儀禮音樂並應邀去演奏的。
如今，雍和宮的佛教音樂在政府及各方面的關懷支持下，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又有了新的特色，使古老的佛教音樂在改革開放的今天有着獨特的藝術魅力和文化內涵。誦經所持樂器基本與過去相同，在跳金剛驅魔舞和重大佛事活動時，還要加上嗩吶等樂器。
近年，隨着形勢的發展和佛事活動的頻繁，雍和宮又成立了儀禮樂隊，專為重要佛事活動和迎來送往禮尚之需。儀禮 雍和宮樂隊由16位年輕僧人組成，其中，管2人，笛4人，笙4人，鈸2人，雲鑼2人，鼓2人。每次奏樂，僧人依序分兩排站立，樂譜為古老的工尺譜。在排練演奏時一般口授曲譜，讀出字音，其旋律優美舒緩，形成悠、和、淡、靜的氣氛，帶給人們的是平和與安詳的心境。在樂隊中，以管子作為樂隊的骨幹樂器，因為它最適合擔任主旋律的演奏，笛子吹出的音色，使樂曲顯得活潑明快，而笙吹出含有和聲因素的音符，使樂曲更加豐滿，雲鑼則強調骨幹音，鈸、鼓一拍一音配合全曲。每件樂器盡情發揮其音色的長處，演奏起來板眼分明，協調和諧，且有「一聲來耳里，萬事離心中」之感，帶來的是一絲清涼，化解的是心中的熱惱。從所持樂器、演奏的樂曲來看，雍和宮、拉卜楞寺、塔爾寺音樂及五台山黃廟音樂同屬一個文化圈，充分體現了長期以來各民族在音樂文化上的交流與融合。
兩類音樂在一些重要佛事和迎送活動中要共同演奏。
自開放以來，雍和宮佛樂隊在重大佛事活動和其它大的活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為之增添了喜慶氣氛，如近年恭迎第十一世班禪大師來雍和宮，北京雲居寺佛祖舍利到雍和宮供奉，還有每年的正月初一清晨迎接第一批遊客的到來，均由雍和宮佛樂隊演奏。
近年來，雍和宮佛樂隊還應邀參加佛教協會、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等地舉行的重大佛事活動和迎送活動。2004年還隨團到香港、台灣地區和美國、加拿大訪問、演出。每次他們依法演奏，以樂結緣，吉祥妙音，迴響四方，博得了各界一致的讚揚。
建築施工
雍和宮的建築與陳設藝術，是清代各族人民的偉大創造，雍和宮的樓台殿閣，以及陳列於其中數以萬計的珍貴藝術品，是我國勞動人民的辛勤血汗和聰明才智的結晶。
據大量的漢、藏史料載述，雍和宮改建廟宇工程的規劃和施工，是由當時的駐京喇嘛印務處掌印扎薩克達喇嘛三世章嘉·若畢多吉國師督辦，清皇家內務府養心殿造辦處承建施工。
興建廟宇工程施工實屬「欽工」，故而工程的各項要求極為嚴格，廟宇內部的造像、掛畫、陳設細部紋飾都需要按比 典型建築例放大圖紙，經主管大臣奏明朝廷後方可施工。例如，各殿的外檐、窗欞、門窗的裝修式樣，樓、台、殿、閣內部的空間劃分、利用，及佛龕、石座的位置、造樣，桌、案的尺度，供器的安放和選材，掛畫的裝裱、尺幅，匾額、聯對的鐫書，碑幢的石質、文體、雕鑿、矗立、銅獅、銅鼎、的造型、鑄冶，每種圖紙均先畫草圖，逐步修改。
雍和宮興建工程的磚石用料及內部陳設的各類材質，也系各地精選而來。
以赫赫有名的楠木用料而言，廟宇的施工選料，除所有的樓、閣、殿、堂、廳、軒、坊、亭、群房、堂門等建築物的大部件中的樑柱、椽、斗拱、飛廊、轉輪藏、藻井採用此料；花園行宮太和齋內的廳、室、軒、亭、舍、齋、舫內部的門、窗、屏、欞、隔扇、落地罩、宮燈、炕沿、掛燈、家具、陳設也選楠木下料製作。
如質地細密堅固、不易風化的漢白玉和艾葉青石，來自房山的大石窩；各色金碧輝煌、鎏金溢彩的琉璃瓦件，來自北京琉璃河之皇家琉璃窯；每塊長一尺五寸，寬七十五分，厚五寸的工程用尺七長方形條磚，來自臨清的皇家磚窯；玉石料來自新疆天山南陸之密爾代山；冬珠出自關外黑龍江省之松花江上；南珠產自南海之合浦；氆氌來自西藏；氈子產自內蒙古；而廟內各殿所使用的各式呢、羽、緞、紗、綢、綾、絹、錦、緙，則產自江南的揚州、蘇州、杭州。在改建廟宇的施工期間，對於雍和宮喇嘛們興辦佛事的設施、器具、服飾、經卷等宗教用品，也是如期造辦的。比如，久負盛名，「都人觀者甚眾，有萬家空巷之風」美喻的「大願祈禱法會」上跳布扎（今又稱「金剛驅魔神舞」）儀軌，所穿戴使用面具頭套、刺繡舞服、法器幡幢的制辦，即為其中一項；且所用面料也為絲織物之上品，系選青海西寧府所產明黃緞下料。而這種明黃緞系清宮廷的御用品，每尺面料「值銀三錢九分七厘」之高。
自乾隆八年（1743）雍和宮行宮改建廟宇工程施工的籌備策劃開始，至乾隆十五年（1750）雍和宮萬福閣工程的竣工，前後歷時六年雍和宮改廟主體工程施工告以實成。在這漫長的歲月中，大批的工匠與夫役夜以繼日地進行着艱苦的勞動；論及辛勤所得，一名技藝嫻熟的專職工匠，每月的施工酬勞，只不過給「銀一兩、米八斗八升」，而工程吃緊時，臨時外雇之民匠、夫役、僅「日給制錢一百四十文」。
陳設藝術
雍和宮，是座以殿宇為主體的古建築群。從乾隆十五年（1750）官府繪製的《乾隆京師全圖》中，可以看到這座歷史久遠格魯派寺院鼎盛時期的全貌。
雍和宮建築群的整體局勢為長方形。內有樓閣殿宇、房屋、僧舍、亭台軒榭千餘間。從布局和形式上看，可分為殿宇雍和宮、禪房佛倉、園林庭院三種類別。殿宇部，是禮佛弘法的道場，又是清代皇家歲時展禮、進香祭祀之處，可謂「金碧輝煌、規模宏麗」；園林部，綠樹成蔭，花團錦簇，如同皇家御苑一般，可謂「清都之境，不老之庭」；禪房佛倉部，為格魯派領袖及大德高僧的修持精舍，廳、堂、舍、屋，供藏有各類古佛舍利、商鼎珍玩，庭中舍前植栽翠柏、修竹、佛域菩提、藏地靈霄。
雍和宮中還陳設有大量的匾額、楹聯與碑文石刻，是設計者將詩詞、書法、鐫刻、藝術成就融入建築工程的傑作。其中大部分匾額，是對佛學般若哲理的宣揚和建築、佛尊、繪畫美的高度概括，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如雍和門殿內的弘曆親書「現妙明心」額，所對應的聯語為「法鏡交光，大根成慧日；牟尼真淨，十地起祥雲」。這聯語，音調鏗鏘，節奏優美，佛語疊出，禪意深遠，對於殿宇的題額，內供的佛尊與陳設而言，起着烘雲托月的作用。當然，有些匾額、聯語、碑文，則是言志敘述懷的。如勒石立碑，采滿、漢、藏、蒙古四種文體載述，乾隆御筆《喇嘛說》一文，全篇文章大小字體二千一百有餘（大字為正文，小字為註解）均為楷體寫就，給人以書法美的享受；同時，也反映了一代封建帝王「安藏輯藩，定國家清平之基於永久」的雄才大略。
佛教文物
雍和宮擁有眾多極具特色的佛教文物，其中最著名的文物有∶
１．木雕「三絕」
指五百羅漢山、檀木大佛和楠木佛龕。「五百羅漢山」在法輪殿，整個山體由紫檀木雕刻而成，層巒疊嶂、閣塔錯
雍和宮落；五百個用金、銀、銅、鐵、錫鑄制的羅漢置身其間；講演佛法的、降龍伏虎的、乘鶴飛升的，或坐或臥，或醉或思，或笑或痴，造型逼真，神態各異，姿勢生動，雕技精湛。可惜歷經戰亂，山上羅漢僅存四百四十九尊。
檀木大佛就是萬福閣的邁達拉佛。這尊巨佛是用一棵白檀樹的主幹雕成的，高二十六米，地上十八米(地下埋有八米)，直徑八米，全重約一百噸，是中國最大的獨木雕像。其緣起是由於雍和宮坐落在柏林寺右，乾隆帝恐其影響「龍潛禁地」風水，準備在雍和宮北部空曠之地建高閣供一大佛，以作靠障，藉助佛力保佑平安。一七五○年乾隆帝將治藏大權交七世達賴喇嘛。達賴為報答「浩蕩皇恩」，用大量珠寶從尼泊爾換來這棵巨大的白檀樹。由西藏經四川，歷時三年之久運至雍和宮。之後，先搭蓋一座「蘆殿」雕刻大佛，然後再建萬福閣。「邁達拉佛」是蒙古語，梵文音譯「彌勒」，漢語意思是「當來下生佛」。《彌勒下生經》說他是釋迦牟尼弟子，被釋迦指定做接班人，先於釋迦涅磐，升入兜率天，五十六億七千萬年後，在華林園龍華樹下成佛，即「未來佛」。這尊大佛體態雄偉，全身貼金，鑲有各種珠寶。他身上披的大袍，連裡帶面就用去了五千四百黃緞。
楠木佛龕在萬福閣東廂的照佛樓內，上下兩層共十間樓房，樓里有一尊照佛（旃檀佛）。佛經說，釋迦牟尼到兜率天為母親摩耶夫人講《涅盤經》，佛弟子請求佛留下影像，畫師畫像時不便直視佛，只好請佛站在水邊，照水中佛影畫，所以叫「照佛」。佛像畫好後，用旃檀木按佛的形象製作∶右手屈臂上伸，稱「施無畏印」，表示佛能除眾生苦；左手下垂，名「與願印」，表示佛能滿眾生願。後來，仿照此形象製作的佛像也叫「旃檀佛像」。照佛樓的照佛是仿木刻旃檀佛，用銅澆鑄而成，很名貴，但供奉這尊照佛的楠木佛龕更為名貴；佛龕從地面直達樓頂，高約十幾米。照佛背後有一火焰背光是楠木雕刻並塗以黃色，黃銅鏡鑲嵌在背光中，夕照時，佛像生輝，蔚為奇觀。同時，利用透雕手法突出的九十九條立體金龍翻騰於雲海之中，形態逼真。
２．銅鑄須彌山
雍和宮大殿前的庭院裡，橢圓形漢白玉石座上的石池中，有座高達一點五米的青銅「須彌山」。須彌山是梵文Sumeru的音譯，意譯為「妙高」。它是古印度神話中的名山，據說是世界的中心。佛經認為，世界的最底層是風輪，其上是水輪，再上是地輪。地輪之上有九山八海，須彌山就在這山海之間。須彌山高八萬四千由旬（「由旬」是古印度計算距離的單位），日月環繞須彌山迴旋出沒，三界諸天也依須彌山層層建立。須彌山腰有「犍陀羅山」，山外有鐵圍山所圍繞的鹹海，鹹海四周還有四大部洲即∶東勝身洲、南贍部洲、西牛貨洲和北俱盧洲。這四大部洲就由四位天王護持。須彌山頂部為「帝釋天」。帝釋天下面有一圈星象圖，是按古代天文觀測的結果依次排列的。據說這些星座的分布和標記大體上符合現代天文學的研究成果。在佛教中，須彌山是世界最高的山，山頂的帝釋天自然也就是世界最高的天，是天堂極樂之處。因為須彌山是「世界的中心」，所以，佛祖釋迦牟尼經常在此講經說法。不少寺院石窟佛都坐在叫做「須彌座」的座位上，成為一種象徵。
３.豎三世佛
雍和宮
雍和宮大殿原是雍親王胤禛在府里升殿受賀的地方，叫「銀安殿」。雍和宮改為喇嘛廟後，銀安殿成為正殿，便供奉三尊高兩米的銅佛，兩側漢白玉石座上排列蒙麻披金的十八羅漢。這三尊銅佛都結跏趺坐。佛像背後是蛟龍背光。背光象徵像的身光，成葉形屏風狀，上雕刻蛟龍象徵釋迦牟尼誕生時九龍灌浴。這三尊銅像的中間為釋迦牟尼佛，他是現在世的佛，結跏趺坐，右手放在右腿膝蓋上，稱「成道印」,表示他在大地上艱苦卓絕的修行唯有大地能夠證明；左手向上放在左腿上是「禪定印」，表示他靜坐思慮人生的無盡苦難。東邊上首是燃燈佛，他是代表過去世的佛，佛經說他出生時身邊一切光明如燈。釋迦牟尼前世曾買五莖蓮花供獻燃燈佛，燃燈佛預言釋迦牟尼九十一劫後之「此賢劫」(現在世)時成佛。燃燈佛結跏趺坐，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扣在一起，合成一個圓圈，表示修成正果。西邊彌勒是代表未來的佛。他結跏趺坐。雙手成「說法印」，表示他五十六億七千萬年後，「三會龍華」，對天、人、地、眾生說法。大殿供這三尊佛，表明從無限久遠的過去，到無限遙遠的未來，都是佛的世界；這是從時間上說佛教歷史悠久、生命久長。由於時間從上古到今世到未來呈堅向，所以稱「豎三世佛」。
４．六道輪迴圖
雍和宮
雍和宮萬福閣東廂的照佛樓，原是乾隆生母供佛之處。那裡陳列着兩幅畫像∶旃檀佛畫像和「六道輪迴圖」。佛教是主張眾生平等的，認為世世代代的人處於不停的車輪般的迴旋之中，機會均等。人死了以後，來世有六種「出路」∶或為天神，或為人，或為阿修羅，或為畜生，或為餓鬼，或下地獄。《長阿含經》說，人在來世的歸宿，主要看現世的表現，如積善德，下等種姓下世可成為上等種姓；如劣跡不堪，上等種姓下世也會成為下等種姓，甚至淪入地獄，這一切就是佛教所說的「輪迴」。「六道輪迴圖」繪一個長爪三眼、形如黑熊的巨大怪物坐在地上，抱着一個大車輪形的圓圈。圓圈四周彩繪各種人物和姦、殺、搶劫、欺詐、偷、盜、吃、喝、嫖、賭等惡行劣跡。幾股氣流將圓輪分成六道。第一道內五色雲端中宮闕巍峨，宛若仙境，第二道內市井社會，平民百姓，稱「人道」；第三道內硝煙四起，有水、火、旱、澇，稱「阿修羅道」；第四道內男女鬼怪，口內生煙，骨瘦如柴，正受嚴刑拷打，稱「餓鬼道」；第五道內豬狗牛馬、魚介昆蟲，稱「畜生道」；第六道內刀山冰谷，火海煉獄，鬼怪在受煎熬，稱「地獄道」。此圖形象地儆戒世人「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以達到勸惡從善的目的。
雍和官是漢藏文化的瑰寶，1961年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5、雍和宮的佛倉
走進藏傳佛教古寺雍和宮，過九頂牌樓，便是一條長長的甬道。在甬道東側紅牆外，是清代赫赫有名的寺內最大的佛倉。今年，在政府的關懷下，雍和宮這一佛倉經過一年多的修復圓滿竣工。此佛倉現占地面積1755平方米，建築面積827平方米。分為三排，共有住房19套，39間。我知道，在修復過程中，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有的建築風貌和歷史記憶，原有的建築材料能用的都用上了。來到這裡，映入眼帘的是青磚灰瓦的外牆、棗紅色的木窗、青磚地面，房屋垛子上的方形磚雕，外檐下的蘇式彩畫，其中，還保留了一段原有的彩畫，雖然那接板、額枋上的紋飾已經模糊，但尚能感覺到歷史的印痕。佛倉，意為藏傳佛教轉世活佛的住所、行館或府邸。在清代，蒙藏地區的大活佛來到北京，都有一處駐京的行館。這行館分為三種，一為「城內本寺佛倉」，即在京城內有其本人一座寺院。像地安門內的松祝寺，是章嘉活佛的本寺院佛倉。二為「城外本寺佛倉」，如德勝門外的後黑寺，是察汗達爾汗活佛的本寺院佛倉。三是「賜居佛倉」，即是其本人在京沒有寺院，又因職務關係需長久居住，並且其職務還與雍和宮有關，則會在雍和宮院內或附近賞賜一所院落，雍和宮的佛倉當屬這種。乾隆九年(1744年)，雍和宮改為藏傳佛教寺院，時任雍和宮住持的第三世章嘉若必多吉活佛向乾隆皇帝推薦了數位藏地的格魯派活佛，參與雍和宮的宗教事務。於是，乾隆皇帝將雍和宮及周邊的一些院落賜給他們，從而形成了雍和宮的各個佛倉，妙舟法師《蒙藏佛教史》載:「寺內有阿嘉呼圖克圖倉，洞闊爾呼圖克圖倉。宮之東牆外東花園，有土觀呼圖克圖倉。東板子門內，有諾門罕呼圖克圖倉。門前藏經館，原名北大門，初為那木喀呼圖克圖倉，光緒三十四年改變喇嘛印務處。東有濟隆呼圖克圖倉，為西藏喇嘛來京住錫之所，民國十八年設西藏駐平辦事處，其後有果蟒呼圖克圖
石獅子倉。」呼圖克圖系藏語「朱必古」的蒙古語音譯，意為「化身」、「長壽者」，《大清會典》雲:「喇嘛之最高者曰呼圖克圖」，清朝廷以此封號稱呼蒙藏地區的大活佛。在清代，雍和宮輦道西邊紅牆外為三個緊湊的院落；青磚、青瓦、木窗，第一個院落原是洞闊爾呼圖克圖倉，前後五排，計瓦房38間，內分為佛堂、臥室、客廳、廚房等。第二個院落原是薩木薩呼圖克圖倉，計瓦房10間。第三個院落原是諾門罕呼圖克圖倉，計瓦房25間。現多為民居，但還能看出當年的布局。而在輦道東原是阿嘉佛倉，由連房改建，原有瓦房66間，內有遊廊，並以走廊相連，阿嘉佛倉是雍和宮各佛倉中規模最大的。以上四座佛倉均在雍和宮甬道兩側，俗稱「內圍子佛倉」。而在雍和宮原東書院及附近的四座佛倉俗稱「外圍子佛倉」。說到阿嘉佛倉還要提到二世阿嘉喜饒桑布(1642—1707)他生於青海湟中李家山阿氏家族，是從西藏到塔爾寺傳法的高僧楚臣回乃的轉世，曾是塔爾寺第十六任法台，由此形成阿家活佛，後改稱阿嘉活佛。1689年，他主持擴建塔爾寺大經堂。三世阿嘉洛桑丹貝堅贊(1708—1768)，在乾隆十一年(1746)奉旨進京朝見，受封「述道伯勒格圖諾門罕」稱號。並留京供職，駐錫雍和宮，任副扎薩克達喇嘛。雍和宮阿嘉佛倉即在此時興建。在清代，這些佛倉的建立表明以上活佛與雍和宮的密切關係，也表明雍和宮的地位與影響。雍和宮的佛倉曾經成為清中央與藏、蒙地區大活佛聯繫的紐帶。斗轉星移，我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時常往來於阿嘉佛倉這幽靜的院落。那時後面兩排房居住着多位老僧人，有烏達木卻、根敦、彭措閣等，像大巴、恩和白音等一直在此居住。烏達木卻老人的僧舍不大，一進門是老人在花盆中種植的各種花草，長勢茂盛。他曾在這裡念誦了五遍法輪殿內的大藏經甘珠爾部，老人的心愿就是祈禱國泰民安。他及其他數位老年僧人曾多次將積攢下的錢進行施捨，烏達木卻與根敦世壽都近百歲。現在，阿嘉佛倉作為雍和宮內老年僧人的居所，整體配備上了中央空調、暖氣、廚房、上下水、衛生間，房間內還配備了衣櫃等家具。在這裡他們將修習、生活、頤養天年。雍和宮的佛倉以和諧、厚重的形式莊嚴着寺院。老年僧人的入住，既很好地保護了文物，又使雍和宮的歷史與文化得到進一步的利用與續寫。
匾額楹聯碑刻的布陣
雍和宮的匾額、楹聯、碑刻大多是清帝乾隆的御筆，既展現了這一代帝王政治家的氣魄，又展現了他的文學才 雍和宮華和佛學造詣，是具有重要歷史價值的文物瑰寶、佛學瑰寶、書法瑰寶。
現將雍和宮匾額、楹聯、碑刻的布陣介紹如下：
雍和宮最南端有成品字形的三座牌樓。東牌樓之前匾為「慈隆寶葉」，後匾為「四衢淨辟」；西牌樓之前匾為「福衍金沙」，後匾為「十地圓通」；宮之正中牌樓南向匾為「寰海尊親」，北向匾為「群生仁壽」。這六塊匾額均鈐「乾隆御筆之寶」印。
自正中寶坊而內，經高樹參天、綠草茵茵之綿長輦道，抵琉璃飾頂、紅牆朱漆宮門，宮門楣上懸滿、漢、藏、蒙四體字、九龍飾邊的「昭泰門」匾。
過昭泰門，進寬敞的天王殿院，院內除鐘鼓二樓外，有兩八角碑亭，亭內各立一高三米巨碑，東側亭內碑刻滿、漢文，西側亭內碑刻藏、蒙文字之乾隆御筆《雍和宮碑文》。雍和宮之天王殿名為雍和門，乾隆題寫的「雍和門」匾高懸門，匾刻滿、漢、藏、蒙四體文字，匾邊鏤空雕刻九條盤龍，十分壯觀。雍和門殿內額曰：「現妙明心」，聯為「法鏡交光，六根成慧日；牟尼真淨，十地起祥雲。」皆系乾隆御筆，「現妙明心」匾上鈐有「乾隆御筆之寶」印。
雍和門殿後，有一重檐碑亭，亭內立一高6.2米，每面寬1.45米方碑，碑刻滿、漢、藏、蒙四體文字之碑文《喇嘛 雍和宮說》。該碑刻於乾隆五十七年（1792），是清帝乾隆八十二歲高齡的力作，是確立「活佛轉世，金瓶掣籤」歷史定製的重要文獻。碑文後鈐少見的「八徵耄念之寶」印和「自強不息」印。
雍和宮的大雄寶殿，名為「雍和宮」殿，門楣正中懸九龍鑲邊，書滿、漢、藏、蒙四體文字之乾隆御筆之寶「雍和宮」匾。殿內懸掛兩副御筆對聯。一為，「接引群生，揚三千大化；圓通自在，住不二法門。」另一為，「法界示能仁，福資萬有；淨因臻廣慧，妙證三摩。」另有一幅是當代書法家啟功先生的補璧，聯為「超二十七重天以上，度百千萬億劫之中」。
雍和宮殿後的永佑殿，是雍正皇帝在肇封貝勒時居住的地方，也是曾停放雍正梓宮之殿，故名永佑殿。殿外門楣上懸乾隆御筆「永佑殿」匾，亦為滿、漢、藏、蒙四體文字寫成。殿內聯為，「般若慈源，覺海原無異抓水；菩提元路，德山相見別峰雲」。
法輪殿是僧人誦經說法之所在。殿外門楣上懸乾隆御筆，滿、漢、藏、蒙四體文字之「法輪殿」匾。殿內北門楣懸乾隆御筆匾「恆河筏喻」，南門楣懸清咸豐帝御筆「妙盡無為」匾在宗喀巴大師前廊柱橫楣上懸「無量壽輪」匾，字跡與咸豐帝之筆體相同，而鈐印章模糊不清，難以確認書者。法輪殿內掛：乾隆御筆對聯，為「是色是空，蓮海慈航游六度；不生不滅,香台慧鏡啟三明」。
據《日下舊聞考》載，法輪殿內還有一副對聯，為鬘雲采護祥輪，錦軸光明輝萬象；龍沼慶貽寶地，玉毫圓足聚三 雍和宮花」。此聯現已無存。
法輪殿左右山殿西為戒壇，東為班禪樓。據《日下舊聞考》載，戒台樓與班禪樓內均有匾額、楹聯。戒台內額日：「律持定慧」，聯日：「法會啟無邊，共守真如願力；律宗超最上，總持實相因緣」。班禪樓內，樓上額日：「能仁普度」，聯日：「寶地徧沾功德潤；香台恆擁吉祥花」。樓下額日：「慈雲應念」，聯日：「廣一切善緣，現莊嚴相；普如是功德，發歡喜心」。現戒壇、班禪二樓內的匾額、楹聯均已無存。
萬福閣、延綏閣、永康閣並峙，三閣之殿名匾額之形制與前幾重大殿相同，亦為乾隆御筆滿、漢、藏、蒙四體文字之殿名匾。
萬福閣為三層重樓，上層檐下匾額「圓觀並應」，中層檐下匾額「淨域慧因」，下層廊柱聯日：「慧日麗璇霄，光明萬象；法雲垂玉宇，安隱諸方」，均系乾隆御筆之寶。閣內三層北向聯日：「說法萬恆沙金輪妙轉，觀一心止水華海常涵」；南向聯日：「以不可思議說微妙法，具無量由旬作清淨身。」此二聯皆乾隆御筆。閣內二層東向聯日：「示第一義諦，開不二法門」，是大臣介福敬書；西向聯日：「日月臨初地，人天仰化城」，敬書人因柱聯損壞已無從查考；南向聯日：「定光澄月相，慧海涌潮音」，是大臣錢陳群敬書；北向聯日：「雨華莊寶相，湛月朗心珠」，是大臣汪由敦敬書。
據《日下舊聞考》載，萬福閣內尚有兩塊匾額。一為「緣覺妙諦」，一為「放大光明」，現已無存，其懸掛的位置亦無從考證。另萬福閣內三層西向聯：「丈六顯金身，非色非空；大千歸寶所，即境即心」；東向聯「合大地成形，非有為法；與眾生同體，作如是觀」，現已無存。另，永康閣內對聯「慧日朗諸天圓輝寶相，吉雲垂大地淨掃塵根」，延綏閣內對聯「獅座寶花拈來參妙諦，檀林法乳觸處領真香」，也已無存。
萬福閣後是綏成殿。殿名匾為四體文字之乾隆手書「綏成殿」匾。
自然環境
雍和宮的古槐
雍和宮
曾為六朝古都的北京，有大量古樹，其中槐樹是京城的特色，自元代起，即為北京行道樹中的當家樹。此鄉土樹種具有耐寒、抗旱的特點，適應北京地區的氣候條件和自然環境，加上樹形壯美，生長快，故栽植廣泛。現京城常能看到的樹齡在數百年至千年的國槐，如北海公園畫舫齋院的唐代古槐，故宮武英殿東側斷虹橋畔的古槐，雖歷經滄桑，仍枝葉繁茂，而京都古剎雍和宮內的古槐，也是一大景觀。走進雍和宮第三進院落雍和門院內，即可看到十餘棵老槐樹。庭院深深，古槐參天。花開時節，清風徐來，這古槐散發出陣陣淡雅的香氣，瀰漫在空中，使人陶醉。淺綠色的槐花層層疊疊布滿樹冠，帶來陣陣清香。層層綠葉，遮擋着陽光，形成片片綠陰，遊人在樹陰下歇息，談天說地，讀書看報，令之流連忘返。七八月份，槐花漸漸落了，那點點淡綠又不斷點染着庭院的地面，麻雀、喜鵲歡悅其間，又是一片生機。臨近九月，秋風乍起，槐枝歡舞着，樹下的小松鼠跳躍着，遊人來來往往，成了一道溫馨的風景，迎着散落的槐花我漫步其間，體會着「滿地槐花秋」之境。偶有僧人在樹陰下對弈，「一樹槐花幾幽香，棋盤素茗曲悠揚」，那又是一番境界。丁亥年夏月，京城槐樹花期正逢大年，花勢旺盛，雍和宮也不例外，每日花飄滿院，引人駐足。而槐樹的葉則落得晚，12月初才紛紛落下。大雪過後，古銅色的樹幹托着銀絮，厚重而剔透，更顯其滄桑本色。別致的景色，忙壞了愛好攝影的人們，怪不得當年曹植曾留下「羨良木之華麗，愛獲貴於至尊」這讚揚國槐的詩句。古樹名木與古建並存，是京城的特色，也是雍和宮的特色。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在建設國子監辟雍的過程中，有51株槐柏準備伐除，乾隆皇帝知道後，當即下諭:「凡能移栽的幼樹，不准砍伐。就近移植於太學門外、雍和宮，餘下不能移植的大樹，要利用到辟雍工程上去。」雍和宮的古槐即是在這時從國子監移植過來的。這古槐與雍和門院的建築相呼應，布局基本呈對稱形栽植。細觀之，最粗的一棵在雍和門西側，已有300多年，屬一級
雍和宮
古樹。此樹蒼老遒勁，樹葉濃綠，生機盎然。主幹上高低不平、斑駁的樹鱗，似乎訴說着那一段段不尋常的歷史，訴說着這座古寺的變遷。而另外數棵200至300年間的古槐則各具身姿，有的做招手狀，有的做鞠躬狀，有的靜靜侍立似護衛着古寺，正是「一枝一葉總關情」。清代乾隆及以後各帝是經這槐樹間到各殿禮佛的；自清代以來，雍和宮的金剛驅魔神舞(俗稱「打鬼」)儀式，是在這槐樹旁舉行的；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國家領導人也是經這棵棵槐樹來雍和宮視察的；1997年，歌唱家胡松華及畫家王定理、官布、馬海方、王堯民等是在這槐樹陰下揮毫潑墨，喜迎香港回歸的；這些年，第十一世班禪是經過這槐樹間至法輪殿講經說法的。「名園易得，古樹難求」。我在雍和宮的這些年，眼瞅着這古槐的成長，那樹枝葉茂盛猶如傘蓋，樹皮皴褶更為粗壯，裸露的樹根也更加突出了。棵棵巨槐映襯在這黃瓦朱壁、飛檐峰脊的殿宇間，正因雍和的名稱，顯得那樣宏大、厚重與和諧。近年來，雍和宮僧、俗二眾對於如何保護這些活文物花了不少心血，並請專家對古槐精心修枝、除蟲，對數棵有洞的古槐進行了復壯，將樹幹的腐朽部分除菌後填充了養料封嚴，使古槐充滿了生機。
春節活動
農曆正月初一日，標誌着新一年的開始。藏傳佛教古寺雍和宮內的僧人們很早就起來了，有的還通宵不睡。初一日的凌晨眾僧身披袈裟手持經書，穿過一道道院落至大經堂法輪殿。在熒熒的燈光映照下，大家齊誦《大威德金剛》 、《吉祥天母回供》、 《永保護法》等經文，祈願世界和平，國泰民安，一年風調雨順。這經文是僧人們日課必習的內容，因為改寺初始，乾隆即頒旨，寺院內設顯、密、時輪、醫學四大札倉(學校)。當時，雍和宮成為藏傳佛教在京城的活動中心，是高僧大德嚮往之地，也是溝通中央政府和蒙、藏地區關係的紐帶與橋 北京雍和宮迎來春節和藏曆新年 梁。眾僧學經習律，代代相傳。如今，尤以陳列在法輪殿兩側的藏文大藏經最為著名，其中《丹珠爾》經為清康熙年版，硃砂印製，而藏於經樓的一萬餘塊木製經版，數十塊佛畫原版，多為清代乾隆年制。再說日課，乃指信眾每日定時持誦、學習經文、頂禮佛、法、僧三寶和梵唄唱贊的法事，簡稱「功課」。「功」是要有收穫成效，「課」是要有計劃定量。是佛教日常修持的重要法門。在我國古代，有經咒、梵唄等較為簡單的念誦，晉代之後念誦漸趨複雜，唐代馬祖建叢林，百丈制清規，形成寺院的規制。至明清，佛教叢林中形成朝暮課誦制。自此，早晚二課與日常的誦經法事，成為僧人的修持系統。而藏傳佛教的朝暮課誦以使僧人「期思惟以還淨，冀覺昏而除昧」，成為規範自己身心的必修課程。僧人在日課禮誦時要虔誠恭敬，身心清淨，身體端正，口出清音，意隨文觀，依教奉行。雍和宮眾僧認為，吃飯是維持生命，做功課是養活慧命。在做功課時，要達到經典的真正領悟，必須背誦。因為義由文顯，文如不牢記心中，義則無從談起。雍和宮住持嘉木揚·圖布丹是一位廣識博學的學者型高僧，他熟識經律，熟練掌握藏、梵語文，雖已83歲高齡，但春節期間和節慶日的每日早課仍和大家一起上殿誦經，他總是說:當今是雍和宮發展的最好的時期，我們應該精進不懈才是。老僧人們不會忘記: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國家兩次撥款對雍和宮進行了全面修繕。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國家領導人親臨雍和宮視察，對僧人的生活、寺院的管理，給予極大的關懷。在十年動亂期間，承蒙周總理的關懷，使雍和宮得以保護。1981年，作為宗教活動場所對外開放。1995年，建築面積3000平方米的新僧舍落成。2000年，雍和宮佛學院工程峻工。2007年，雍和宮甬道東側的佛倉經過一年多的修復圓滿竣工。現為老年僧人的居所。近年來，雍和宮還自籌資金，對建築、佛像、唐卡、法物等文物進行了全面的維護，按照佛教儀軌逐漸恢復了各項佛事活動，出版了多種書籍，舉辦了多個展覽，開通了雍和宮網站，並積極支援民族地區、貧困地區的教育事業，助建了多所希望小學。到初一的早晨，眾僧下殿後，僧人們穿梭於各院落相互祝賀新年，「扎西德勒」(藏語「吉祥如意」)、「新吉林賽」(蒙古語「新年好」)、「洛薩爾桑」(藏語「新年好」)的問候聲不絕於耳。這日，僧人和寺院內的管理人員紛紛到住持、經師處敬獻哈達，但見人們雙手捧着哈達，口中吟誦吉祥的祝詞獻上哈達，氣氛祥和。住持為眾人摸頂祝福，祈願新年吉祥。雍和宮初一日清晨，禮佛的人特別多。講到禮佛，有人認為大年初一禮佛最好，其實並不盡然，古人云「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應該說日日是好日，關鍵在於我們的心，何況禮佛需要的是清靜與感悟。春節期間，人們穿戴一新，來到雍和宮，迎接新年。在人們所購的門票背面還印有雍和宮住持寄語:歡迎您來雍和宮禮佛，祝您全家新年六時吉祥等內容。信士手持點燃的三支香，虔誠禮佛，並輕輕插於香爐內。說到佛像前燃香，其實只燃一支足矣，一般燃三支，代表禮敬佛、法、僧，或寓意去除貪、嗔、痴。需知敬三寶、戒三毒，均在心上，在平時的修行中。而不是燃大把香就可以敬可以戒的。應該說法無定法，法無執著，廣行善舉，才是根本。從人們靜靜的祈願和充滿幸福的笑臉上，可以看到對於生活的滿足和對於未來的信心與希望。進入雍和宮後，人們可看到旗杆上和各殿院懸掛着以絲綢印製的經幡，每面經幡中心繪有象徵興旺的馱寶駿馬，圖案之間印有經文。此旗稱「風馬旗」是藏文化的重要內容，有着深邃的歷史淵源，片片小旗隨風舞動，寄託着人們美好的願望。其實，雍和宮在每年數次佛教節慶日期間均要在殿院內懸掛一排排五彩小旗，無言的風馬旗，就這樣歲歲年年，在藍天白雲間飄動着，如同為國為民祈願祝福。信眾進入寺院後以順時針方向行進，禮敬佛、菩薩像。禮敬也有寓意，雙手合十稱「合掌」，表示和平、友好、一心、圓成佛果。合十時手掌背微躬，掌心略彎，從合掌的手心到手指間有着空隙，表示悟入空性。雙手合十置於胸前的位置距離心臟近，寓意對於覺者的恭敬。春節期間，雍和宮這座藏傳佛教古寺，以其宏偉的建築、優美的環境、肅穆的宗教氛圍、豐富的文物收藏展現於中外遊人面前，傳播着和睦、吉祥、友善與幸福的祈願。
景區旅遊圖
雍和宮
雍和宮
參考資料
[1] 官方網站－http://www.yonghegong.cn
[2] http://www.51766.com/img/bjyhg/
[3] 雍和宮藏傳佛教藝術博物館百科 http://bwg.hudong.com/view/%E9%9B%8D%E5%92%8C%E5%AE%AB%E8%97%8F%E4%BC%A0%E4%BD%9B%E6%95%99%E8%89%BA%E6%9C%AF%E5%8D%9A%E7%89%A9%E9%A6%8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