銘文

簡介

銘文 是指在金屬鑄器，如鼎，鍾等上以或突起或凹陷的形式鑄造或刻制的文字。

錯金銘文是指用錯金工藝(錯金工藝指在器物表面刻出溝槽，以同樣寬度的金線、金絲、金片等按紋樣鑲嵌其中隨後磨光表面的工藝)在鑄器表面製作的銘文。

青銅器銘文，又稱金文、鐘鼎文。它是遠古歷史最早、最完備、最有說服力的記述，是最具魅力的符號語言。比之同時期的甲骨文字，有着更多的有意味的創作特性，而且可以憑藉精湛的鑄造技術，使優秀的青銅器文字在相當程度上表現出筆意來。商代青銅器上的文字很簡單，少則如圖像化的族徽，多也不過百十來字。西周的文字無論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有了飛躍，著名的《毛公鼎銘》、《虢季子白盤銘》、《大盂鼎銘》和《散氏盤銘》被稱為青銅器銘文中的「四大國寶」。

印章上或別的器物上所刻或所鑄的凹下的銘文，叫陰文。而凹上的叫陽文。印章上的陰文也叫做白文。

西周時期銘文

北京故宮頌鼎銘文 由於西周銅器斷代研究已進行得比較深入，所以西周金文在整個西周時期各個階段的面貌即大致得以明朗。鑑於青銅器銘文的發展階段與主要依據形制、紋飾進行的銅器分期似並不完全同步，同時也為了使對西周金文所發生的階段性變化在時間上有個較清晰的印象，其下以西周早、中、晚三期為序來概述青銅器發展、演化情況。雖然在一定時期內，青銅器銘文會有某些共同流行的，帶時代性的風格。然而這並不能排斥銘文風格上有某些不合主流的個性的體現，因為當時書寫銘文的作者在風格上未必皆雷同，所以，以下對各階段銘文特徵的介紹，就只是泛泛而談。

西周早期金文可分兩個階段來概述：第一階段，主要是武王、成王時期，但康王時期(約偏早)仍有部分器銘具有本階段特點。在內容上，仍存在較多的字數很少的族氏銘文及其與先祖曰名組合的銘文。銘有此類銘文的銅器，多數當屬於商亡國後臣服於周人的商朝遺民。但自此階段開始，長篇與較長篇的銘文已多了起來，內容關係到許多西周初期的重要史實及當時的官制，軍制等。從總體上看，此階段金文扔保留了不少商晚期金文的持點。首先是佈局不夠規整，依然是豎成行而橫不成排。字形大小仍不均勻。象形性還較強。書寫氣勢亦較豪放 ，筆畫較渾厚、凝重，有的筆畫中間粗肥，而首尾出尖，筆捺皆有波折。所有這些均與商金文近同。上述特徵可從武王時期的利簋與成王時期的保卣、甗侯鼎及康王時期(約偏早)的作冊大方鼎的銘文中得知。

第二階段，康、昭王時期。此階段銘文多為較長篇或長篇，內容範圍與第一階段較長銘文相近似，亦多關係當時的戰爭、政治、封賜等重要史實。族氏銘文已少見。與第一階段銘文不同的是，多數銘文排列較第一階段規整，不僅豎成行，而且橫也成排。但仍有部分銘文由於每豎行字數與字的大小未能一律，在總體較整齊的情況下顯出個別的不整齊。此階段銘文有兩種字體形式。 其一：字體筆畫仍顯渾厚，還有明顯的波折，部分筆面仍作中間粗兩頭尖形。如康王廿三年之大盂鼎銘文。 其二：字形一改過去較渾厚、豪放的書風而為規整、拘謹。多數字筆畫均勻，但仍有一些字點畫上作粗肥筆，如天字上一筆，王字下一橫，才（在）字橫畫與豎筆交接處等皆是，此外有的字右邊捺筆仍有波折。此種形式的銘文大致出現於昭王時期，如御正衛簋與啟卣銘。 以上兩種字形屬於本階段之主流。但本階段銘文另有一種較鬆散的形式，每豎列字數基本相同，但因其字大小不一，橫排基本上不齊整，字形亦有波折，似仍具第一階段遺風。惟筆劃較細，且多圓筆。

《散氏盤銘文》西周晚期 本期金文中記錄周王於宮廷進行冊命之禮的銘文始出現，並漸成套子。「子子孫孫萬年永寶用」之類文辭始流行。本期只有極少數銘文後銘有族氏名號。字體形式則大致可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主要是穆王時期，共王時期部分器銘仍有此階段特徵。銘文基本上沿襲以上所述昭王時期出現的那種小而規整、拘謹的字型，總體顯現出一種整潔的風貌。文字的象形性己甚弱，表現人體的字多不再作下跪狀而下肢向下伸展。 第二階段，共王至懿王時。部分器銘於銘文佈局之規整程度及字形結體上尚留有上一階段的一些特徵，但筆道 已粗細一致，進一步向線條化方向發展，波折與粗肥筆畫皆已不存在，這顯然是為了使書寫更加便利。而在字形上也相對上一階段拘謹的形式有所變化，顯得較寬鬆，此種風格的銘文可見於共王時的牆盤銘文。本階段另有一些器銘風格較別致，佈局上均比較散漫，雖已無波折與肥筆，但字體比較開擴、敦厚。 由上述可知，本期第二階段的銘文亦存在規整與粗獷兩種風格，而以前者為主流。但在本期末葉約孝王時，又已出現西周晚期金文的形式了。

本期在時間上即指夷王至幽王時期。本期有較多長篇銘文，內容多為套子化的廷禮冊命。有關戰爭、土地獄訟 等方面內容亦較多見。宣王時出現最長的西周金文毛公鼎銘，長達四百九十九字的銘文，記宣王對毛公之誥命。此外，本期銘文末尾多有套辭，盛行「萬年無疆」之類辭句。特別是本期還有許多器銘屬於韻文，亦是非常有特色的。本期銘文佈局工整規範，橫成排，豎成列，在少數器銘拓本上可看到清楚的長方格，表明當時在制范時是採用先畫格後按格作字的。本期字形特徵較明顯：一是普遍作長方形，字形大小相近同；二是筆道絕大多數為細勁均勻的線條，僅個別字，如「天」字上一橫，「旦」字下一橫仍有作圓點狀的，「丁」字仍多寫成圓點。此種金文字體舊或稱為「玉箸體」。由於字形典雅，行列整齊，所以本期銘文總體上顯得莊重、肅穆。如上文所言，此種「玉箸體」實源起於中期末葉，但在本期才盛行。如：夷王時的史頌鼎銘文，夷王或厲王時期的大克鼎銘文等等。

春秋時期銘文

春秋早期因接近西周，故此時期列國金文皆不同程度的保留有西周晚期金文的一些特徵，體現在文字結構及書體上。其中，尤以一些重要的諸侯國的金文更與西周晚期金文形似，文字作長方形，端莊凝重，佈局較整齊、規範。如：晉姜鼎、齊侯匜之一、魯伯厚父盤、曾侯簠等等。春秋早期的秦國金文尤與西周晚期虢季子白盤銘文在字形結構與風格上很相近，這可由1978年寶雞太公廟出土之春秋早期偏晚的秦公鎛銘文與虢季子白盤銘文相比較得知，如上文所言，這說明秦國文字繼承了西周晚期王纖地區內西部區域的文字特徵。

秦公簋銘文 (春秋) 。但是此期列國金文也呈現與西周晚期金文一定的差別。這主要表現為：(一)部分器銘佈局較散，橫不成排，字形亦不規整，大小不一，也非皆長方形，如蘇甫人匜、匽公匜、鄭姜白匜。此種字體，可能較接於當時流行的俗體，或稱手寫體，而上述與西周晚期金文相近同的規整的文字當屬特意加工的，比較鄭重的正體。(二)淮河，漢水流域與漢淮間諸國，有的在春秋早期即較明顯地體現出與西周晚期不同的風格。如陳伯元匜銘文，又如楚贏匜銘文，文字皆大小不一，多曲筆、並有故意將筆畫拉長之趨勢。

至春秋中晚期，列國金文在形體上均已形成較鮮明的時代特色，不同地理區域，甚至區域相鄰的不同國家間的金文也有了較大的差別。但當時大小國眾多，今日所能掌握的金文資料，尚不足以逐一作細緻的、分國別的研究。下面僅根據現有資料，將這一階段金文大致分四個區域作概述，這四個區域即是東方之齊魯，中原之晉、南方諸國。關中。

這一地區以齊國金文的資料較為豐富。從春秋中期時，齊金文出現兩種風格，第一種風格：字形瘦長而工整，筆畫流暢，豎筆往往長垂而迂曲，顯得莊重而又典雅。例如出土於易縣的所謂齊侯四器(鼎、敦、盤、匜)之銘文。然齊侯盂銘文，此盂銘文字體與易縣所出齊侯器銘文極相近。在此同時，齊國金文還有另一種風格。字形較方、筆畫舒張，風格比較豪放，如國差黵銘文，傳世之洹子孟姜壺的銘文《大系》也可歸屬此種形式，惟佈局較為草率。以上春秋齊國金文的這兩種形式雖書法不同，但字形結構卻是相一致的，這隻要將以上齊侯盂銘文、筋鎛銘文與國差黵銘文比較一下即可知。兩種形式中，前者當是一種着意加工的藝術字體，後者則是接近於平時流行的手寫體，或稱俗體。

魯國與齊國相毗鄰，但現所見到的春秋中晚期魯國金文罕見齊金文那種瘦長，工整而多垂筆的字體，多數器銘之書體仍較多地保留西周晚期金文的風格，穩重而敦厚，這也許與魯國保存周禮最多有關。惟此階段金文字形大小已不盡同，相比西周晚期，個別字體筆畫亦迂曲，佈局多顯得較寬鬆。體現了時代之風格。比較典型的字體，如魯大司徒厚氏元鋪銘文、魯大司徒子中白匜銘文。此一階段齊、魯金文不僅在書體上有一定差別，而且在習慣採用的字形結構上也不盡同，當然，在某些字上有共同的、較特殊的寫法，如「壽」字上部筆畫（「老」字頭），此點曾為學者所注意。但是齊魯金文字體結構的差別還是更引人注目的，如比較一下魯大司徒子中白匜銘文與齊侯盂銘文,由「其」、「壽」、「萬」、「保」等字的寫法，即可看出字體結構上定差異。以上齊魯金文的不同，說明列國政治上獨立性之增強與地域上割據之狀態加深了文化上的隔閡，即使地域鄰近亦未可免。

春秋中晚期時晉國政治中心還在晉南，地可歸屬中原。屬於這一階段晉國的金文發現得不多。現歸中國歷史博物館所藏之欒書缶，因銘文中「欒書」之名見於《左傳》，為晉景公、晉厲公時人，活動於春秋中期偏晚，故一般認為這件缶即欒書所作。近年有學者提出此器乃楚器形制，文字亦屬楚系。持此說者對該器之年代則有戰 國時期、春秋晚期二說。

目前可以見到的這一階段有銘晉器中，晉公奠為春秋晚期器，器銘之晉公，有平公(前 557一前532)、定公(前511一前477)等說法。器銘佈局較散，橫不成排，字大小亦不同，但筆畫細勁而多方折，其書體接近於侯馬盟書，所以應屬於當時流行之手寫體，而未經刻意加工。約屬春秋末葉的郘鐘，為魏氏之器，其銘文書體近於晉公奠，但圓筆較多。此外還有長子購臣簠（ 《文物》 1964年7期），長子在春秋時屬晉國，其佈局鬆散，字體仍帶西周晚期遺風，惟亦多圓筆，風格較柔弱。另一件著名的春秋晚期晉國有銘器物是出土於河南輝縣的趙孟庎壺，今藏英國博物院。其銘文記前482年晉定公與吳王夫差黃池之會，知器當制於春秋末葉。銘文與晉公奠明顯不同，字形修長，筆畫工整而流暢，顯然是鄭重的藝術型字體。

由上面提到的幾件器銘，可知春秋中晚期晉國金文書體較紛雜，但大致可歸屬手寫體（或稱俗體）與藝術形字體兩種，前者又有方折筆與圓筆之分。這裏所謂南方列國，主要是指當時江淮流域或鄰近江淮流域的諸國，包括蔡、許、徐，楚，吳，越等國。宋國比較靠北，但從其金文字形看，亦可歸入於此介紹。這一區域的金文大致有三種形式：其一，較為隨意的字體，亦可稱為手寫體或俗體。特點是，字形長方或較瘦長，圓筆較多，稍顯粗獷，筆畫多拉長，末端彎曲。這種書體當是襲自於上述春秋早期陳伯元匜、楚贏匜銘文的風格。此種形式之銘文字的大小不統一，佈局亦不甚規整，如以下諸器銘文：徐王義楚鍴、宋公欒簠、楚王子申盞。其二，較工整的藝術型字體。其字形碩長，筆畫細勁，豎筆挺直，撇捺多迂曲，並列筆畫喜作平行蜿蜒之態，帶有很強的修飾性。如以下器銘：吳王孫無壬鼎，蔡公子義工簠、許子妝簠。楚王孫遺者鍾銘文稍顯草率，但亦大致可歸屬此種形式。其三，特殊的圖案化字體，即所謂鳥蟲書，常以錯金形式出現，高貴而華麗，富有裝飾效果，流行於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此類書體可細分為蟲書，鳥書兩種，但有時兼用於同一銘文中。鳥書亦稱鳥篆，筆畫作鳥形，即文字與鳥形融為一體，或在字旁與字的上下附加鳥形作裝飾，如越王勾踐劍銘、越王州勾劍銘。多見於兵器，少數見於容器、璽印，至漢代禮器、漢印，乃至唐代碑額上仍可見。蟲書筆畫故作蜿蜒盤曲之狀，中部鼓起，首尾出尖，長腳下垂，猶如蟲類身體之彎曲，故名。春秋晚期楚王子午鼎銘，除少數幾個字近鳥書外，余多當屬於蟲書。吳王子於戈銘亦是鳥書與蟲書。蟲書不僅見於容器，兵器，亦見於戰國古璽及兩漢銅器、印章、瓦當。

春秋中晚期之秦金文發現較少，僅就現有資料看，它與當時東方及南方諸國金文在字形結構與書體上均有比較明顯的差別。1919年甘肅天水出土的春秋中期偏早之秦公簋銘文，即是本階段秦金文的代表。將此銘與春秋早期秦公鎛銘文比較，可以看到，此時的秦金文較多地承繼着春秋早期秦金文之特徵，即依然有西周晚期金文的遺風。秦公鎛，秦公簋銘與石鼓文無淪在字形結構還是書體上均相近。對於石鼓文年代；學者間有不同看法，但多數學者還是認為其時間範圍約在春秋中晚期之內。秦公簋的文字結構與書體特徵較之秦公鎛更近於石鼓文。

秦公鎛文字較舒展，多圓轉，而秦公簋文字與石鼓文一樣，均顯得在結構上較為謹嚴，方正，在字形上更加規整，且在筆法上改圓轉為圓折之筆，這說明秦金文字體是在春秋中期開始得到進一步改造，從而更規範化、漸接近於小篆。

金石學是個古老的舊學科名稱，在宋代就已很發達。青銅彝器是其中很重要的內容。青銅器有所謂傳世和出土，其實，今天的傳世器多是歷代的出土器。青銅器有鼎、簋、鬲、觚、爵、觶、尊、卣、壺、觥、瓿、方彝、盉、豆、敦、盆、鑒、盤等眾多名目。按種類分有禮器、食器、兵器、工具、車馬器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禮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