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引之
生平簡述
清代漢學家。(1766--1834)字伯申﹐號曼卿。江蘇高郵人。父念孫﹑祖安國﹐皆以治名物訓詁稱着。早年﹐承其家學﹐究心《爾雅》﹑《說文》﹑《音學五書》等﹐以求文字﹑音韻﹑訓詁之學。嘉慶四年(1799)為進士﹐以優異成績徑授翰林院編修﹐後擢升至禮部左侍郎。參與纂修《詞林典故》﹐任實錄館﹑國史館副總裁。道光七年(1827)﹐晉工部尚書。曾奉旨勘訂《漢字典》訛誤﹐輯為《考證》十二冊。逝世後﹐諡號文簡。其學力主通核﹐不尚墨守﹐以文字訓詁最為專精﹐與其父王念孫齊名﹐並稱「高郵二王」。干嘉之世﹐漢學中以惠棟為代表的吳派﹐以戴震為代表的皖派與高郵二王鼎足而立﹐同為漢學旗幟。所撰《經義述聞》三十二卷﹐本其父說﹐主張以古音求古義的訓詁學見解﹐為其代表作。該書旁征曲喻﹐博稽載籍﹐訂正歷代學者誤說﹐在訓詁學上做出了卓越貢獻。不僅得到當時漢學諸家交口讚譽﹐許為千古「絕學」﹑「海內無匹」﹐而且抨擊漢學的理學家也認為「漢唐以來﹐未有其比」。其另一代表之作《經傳釋詞》十卷﹐專以古文虛詞為考論對象﹐訓釋經傳所見虛詞凡一百六十個。博搜例證﹐考其源流演變﹐尤其是對諸詞特殊用法的訓釋﹐多具卓見﹐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雖間有武斷之處﹐但可補《爾雅》,《說文》﹑《方言》諸書之缺﹐亦不失為一部足資參考的文字訓詁學著述。王引之一生為學樸實無華﹐不尚虛文﹐其書札短篇﹐後人輯為《王文簡公文集》刊行。
思想特點
王引之幼承家學,精研古義,曾經自言:「吾之學,於百家未暇治,獨治經。吾治經,於大道不敢承,獨好小學。夫三代之語言與今之語言,如燕趙之相語也;吾治小學,吾為之舌人焉。其大歸曰:用小學校經而已矣。」又說:「吾用小學校經,有所改,有所不改。周以降,書體六七變,寫官主之;寫官誤,則為改。孟蜀以降,槧工主之;槧工誤刊,則為改。唐宋元明之士,或不知聲音文字而改經,以不誤為誤,是妄改也,則為改其所改。若夫周之沒、漢之初,經師無竹帛,異字博矣,吾不能擇一以定,則不改叚借之法,由來舊矣;其本字什八可求,什二不可求。必求本字以改叚借字,則考文之聖之任也,則不改。寫官槧工誤矣,吾疑之,且思而得之矣;但群書無佐,懼後來之藉口也,又不改焉。」(龔自珍《高郵王文簡公墓表銘》)簡言之,「三改」是對於寫工之誤、刻工之誤、妄改之誤,皆勇於改正;「三不改」是異字多的不改,本字難求的不改,群書無佐證的不改。這樣有分析有區別的處理,確為校勘學樹立了良好的範例。特別是「用小學校經」和「群書無佐證」者不改,最能表現高郵王氏父子校勘學的特點。王引之作為揚州籍徽派樸學的著名大師,見證了徽派樸學學風影響之盛。其治學態度和方法,體現了如下特色:一是以聲音通訓詁。王引之始終牢記其父王念孫所說「訓詁之旨,存乎聲音」的理論,並把它運用到實踐中去。他根據這一理論「觸類推之」,「而見古人之詁訓,有後人所未能發明者,亦有必當補正者;其字之假借,有必當改讀者」,因此作成《經義述聞》,書中因聲求義不限形體的例子隨處可見,因此而大有創穫。這是王引之治學特色,也是高郵王氏父子共同優點,顯示我國傳統小學的一大進步。二是實事求是,不主一家。這是他所推崇的其父王念孫「熟於漢學之門戶而不囿於漢學之藩籬」的精神。他在本書序言中引用王念孫所說:「說經者期於得經意而已。前人傳注不皆合於經,則擇其合於經者從之,其皆不合,則以已意逆經意,而參之他經證以成訓,雖別為之說亦無不可。」在本書中對於毛、鄭、賈、孔等先輩,都廣為採摭。注重證據,不尚空言,對於「經傳無征」、「古訓無征」的事物,從不強為之解。三是注重語言環境,隨文釋義。書中「揆之文義」、「尋文究理」等語,隨處可見,與一般字書、訓詁書孤立地搜集經傳字詞進行概括性的疏證不同。這也是本書與《文雅疏證》惟一的不同之點。惟其如此,《經義述聞》才取得了「凌越漢唐」的空前的成就。阮元為本書作序,曾說:「《經義述聞》一書,凡古儒所誤解者,無不旁征曲喻,而得其本義之所在。使古聖賢見之,必解頤曰:吾言固如是,數千年之誤解,今得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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