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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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簡介

宋朝地圖


北宋(960年—1127年)是在古代歷史上存在於中國境內的一個國家,與南宋共稱宋朝,又稱兩宋。北宋乃由趙匡胤代後周開始,統治了黃河流域以南一帶地區。北宋政權先後與西夏對峙。宋仁宗在位時期是古代中國封建社會的頂峰。1126年金兵攻入開封,次年滅亡。共歷九帝,167年。 統治地區包括東、南到海,北以今海河、河北霸縣、山西雁門關為界與遼相交;西北以陝西橫山、甘肅東部、青海湟水與西夏交界;西南以岷山、大渡河與吐蕃大理交界,以廣西與越南交界。


北宋初年僅有戶650萬左右。據《元豐九域志》記載,元豐(1078年—1085年)年間,全國有戶1,600萬。據《宋史-地理志》記載,崇寧元年(1102年)全國有戶2,000萬(實際各路相加為1,730萬)。北宋大觀三年戶數達2,088萬,人口約11,275萬。


前期發展

中央集權


建立統一


建都開封的宋朝示意圖


960年春,後周禁軍統帥趙匡胤,謊報北漢和遼朝會師來攻,於是奉命帶兵北上,到了開封東北的陳橋驛,遂發動兵變,「黃袍加身」,回師都城,奪取了後周政權,定國號為「宋」,史稱「北宋」。趙匡胤就是宋太祖


北宋在建立後的第四年,就開始進行統一全國的軍事行動。北宋最高統治者認為,當時對遼朝還沒有取勝的把握,只能在邊境上採取守勢;而南方割據政權統治區域大都是物產豐富的地區,這些政權的實力又較為薄弱。因此,其統一戰略部署是先消滅南方的割據政權,然後北上削平北漢以及收復幽雲地區,即所謂「先南後北」。 963年(乾德元年),北宋首先出兵滅掉荊南,接着陸續滅掉後蜀南漢南唐。在強大的軍事、政治壓力下,978年(太平興國三年),割據漳、泉二州的陳洪進和吳越的錢祐相繼歸附,南方的割據政權全被消滅。979年,宋太宗親率大軍出征北漢,把「十國」中的最後一國滅掉,消除了五代十國分立割據的局面。


杯酒釋兵權 961年(建隆二年),宋太祖通過「杯酒釋兵權」的措施,解除了石守信、王審琦等一批手握重兵的節度使的大權。同時規定,禁軍不再設置最高統帥,罷殿前都點檢、副都點檢及侍衛馬步軍正副都指揮使的職位,而且把禁軍兩司(殿前司和侍衛馬步軍司)分為「三衙」,即殿前司與侍衛馬軍司、侍衛步軍司,鼎足而立。三衙的將領則用一些資歷較淺容易駕馭的人來擔任,且時常加以調動。這些將領雖統率軍隊,而軍隊的調遣和移防等事則須聽命於樞密院。同時,還實行「更戍法」,禁軍的駐屯地點,每隔幾年更調一次,而將領卻不隨之更動,使得「兵無常帥,帥無常師」,防止軍隊為將領所私有。從此結束了武人專橫跋扈的局面。


分割宰相權力 不但在宰相之下添設「參知政事」作為副貳,而且還把樞密使和三司使定為常設官員,以樞密使分取宰相的軍政大權,以三司使分取宰相的財政大權。 中書門下和樞密院,合稱「二府」。經過這番改革,宰相只剩下有限的權力。而皇帝便可以總攬大權。


削減長官的權力 規定州郡長官不能兼任一個州郡以上的職務,並且州郡的兵權、財權和司法權也歸朝廷。又規定州郡長官由文臣擔任,長官之外另設「通判」,使其互相牽制。 後來,又把全國州郡劃分為十五路,陸續在各路設轉運使、提點刑獄、安撫使、提舉常平等司,統稱「監司」,也都由文臣擔任,只是安撫使有時用武人。路、州、縣的官員都由中央官兼攝,屬於臨時指派的性質,所謂「以京、朝官權知,三年一替」。這樣,地方長官的權力分散,任期又短,武力削弱,無法與朝廷對抗。


發展科舉制度 北宋建國後,就逐漸採取許多措施,嚴格考試程序,增加錄取名額,提高被錄取人的待遇,廣泛地吸收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參加政權。從宋太祖後期起,舉人經禮部試之後,必須再通過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才算合格。這樣,被錄取的人便成為「天子門生」。 宋太宗在位21年,通過科舉而得官的將近一萬人。宋仁宗在位41年,單由進士一科而得官的就有4517人。沼帔數量龐大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成為封建國家的忠順臣僕,便鞏固了宋朝的統治基礎。


軍事部署 北宋統治者按照「守內虛外」的政策進行軍事部署。禁軍有一半駐防在京師及其附近,其餘分戍全國各要衝地區,主要是為了鎮壓人民。邊境上只屯駐較少量的禁軍,對遼、西夏逐漸採取被動防守的方針。宋太宗曾這樣說:「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二) 北宋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對解決中唐、五代以來藩鎮跋扈的局面,對維護國家統一,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客觀上也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但是,這些措施雖然解決了中央與地方藩鎮的矛盾,卻種下了「積貧積弱」的禍根。


內外矛盾


邊疆危機與議和政策


宋太宗滅北漢後,曾在979年(太平興國四年)、986年(雍熙三年)兩度出軍攻遼,企圖把契丹勢力驅逐出長城,可是全都失敗了。從此,北宋對遼採取被動防禦的方針。以後,北宋對党項貴族的戰爭也多失利,民族矛盾相當嚴重,邊疆也不斷出現危機。

澶淵之盟


北宋與遼、夏每次戰爭的結果,都是屈膝求和,並奉獻出大量銀、絹。如1004年(景德元年),契丹大舉攻宋,一直打到黃河北岸的澶州(又名澶淵,河南濮陽縣西南)。後來北宋雖然打了勝仗,但最後卻訂立了屈辱的「澶淵之盟」。


澶淵之盟規定:北宋每年給契丹銀10萬兩,絹20萬匹,稱「歲幣」;北宋與遼朝確立為叔侄關係;雙方開放邊境貿易等。


宋仁宗康定元年到慶曆二年(1040年~1042年)期間,西夏皇帝元昊對宋方又發動多次大規模的軍事進攻,雙方損失都很大,結果在1044年(慶曆四年)訂立和約。史稱「慶曆和議」。和議規定:元昊取消帝號,接受宋朝冊封;宋方每年給西夏銀7.2萬兩,絹15.3萬匹,茶3萬斤,稱「歲賜」;開放雙方邊境貿易等。契丹乘機要挾,北宋又增加歲幣銀絹各10萬,先後合計50萬兩匹。慶曆和議訂立後,西北邊境平靜了20多年,到1066年(治平三年),西夏又開始挑釁,戰爭又不斷繼續。長期的戰亂使廣大北方地區的農民遭受宋、遼和西夏統治者的重重迫害,生產和生活都受到很大的影響。


經濟政策與階級矛盾 北宋在土地政策上,採取了與以往不同的態度,即採取「不抑兼併」和「田制不立」的政策,這一政策適應了商品經濟發展的趨勢,減少了封建政府對土地的政治干預,客觀上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與此同時,這一政策也表明政府縱容地主階級兼併農民的土地。北宋前期,地主侵占土地的現象已相當嚴重,到北宋中期,更達到了「勢官富姓,占田無限,兼併偽冒,習以成俗」 (《宋史·食貨志》)的地步。北宋政府控制的納稅土地日益減少,到英宗以後,納稅土地僅占全國耕地面積的十分之三左右,大部分耕地都被官僚、豪紳、吏胥及寺觀地主所占有。 北宋政府通過科舉制度、恩蔭制度和其他途徑,給予地主階級成員以廣泛的參政機會,因此官僚機構日益龐大,到1063年(嘉祐八年),官吏「十倍於國初」,而且中級以上的官員,待遇極其優厚。 北宋軍隊的數量更加冗多,宋太祖末年,禁軍、廂軍有37萬多人,至宋英宗治平年間(1064年~1067年)達到116萬多人。90年間,增加三倍多。據宋仁宗時人統計,軍隊每年軍費支出總額達4800萬緡,約占財政總收入的十分之六七。除大量軍費開支外,隨着北宋統治者腐化程度的進展,揮霍浪費也越來越嚴重。如郊禮之費,宋真宗景德年間(1004年~1007年),歲支600萬緡,宋仁宗時增加到1200萬緡。 為了解決龐大的財政開支,北宋政府加緊壓榨。北宋的農業稅,沿用唐朝後期以來的兩稅法,分夏秋兩次徵收。其稅額本身並不很高,但在交納農業稅時,卻沿用了前代的「支移」和「折變」等苛法,遂極大地加重了負擔。所謂支移,就是官府藉口軍事急需,強迫北方農民把秋稅各物送到沿邊城鎮去繳納,人畜盤費全須自備。所謂折變,就是官府藉口需要,命令農民改納指定的物資或納現錢。如陳州(河南淮陽)地區的夏稅,原交納大小麥,到宋仁宗時改令交納現錢。當時當地的小麥市價,每斗50文,官府卻定為100文,另外還有附加腳費20文,倉耗20文,共140文,農民的負擔平白地加重了兩三倍。


丁口之賦和雜變之賦 這兩種雜稅都必須隨同二稅輸納。而且也常用折變的辦法,加重交納者的負擔。此外,還有「和買絹帛」與「和糴糧米」。在實行這兩種辦法的初年,雖曾按當地產量多寡而分別派定徵購數量,也付與一些代價;但到後來,則都是「官不給錢而白取之」。甚至又把白取的絹帛或糧米折算為現錢而勒令民戶交納,變成納稅戶的經常負擔了。 宋朝的民戶還要到各級政府去服差役和雜徭。其中雜徭幾乎全部落在貧苦農民身上,而原來由主戶(主要是上三等戶)負擔的差役也因為地主的逃避,有的地區「下戶半曾差作役」;有的地區甚至連客戶也要負擔差役。差役對當時農業生產的破壞十分嚴重。 宋代戶籍 一般叫做「五等版籍」,列入其中的主戶,指占有田地、承擔賦役的人家。按照他們的財產(主要是田地)多少,分為五等。沒有田地產業者被稱為「客戶」,他們主要是佃戶,租種地主的田地,受到地主的剝削和壓迫。 當時廣大佃客的生活是極其痛苦的。有些地區,人身依附關係也非常嚴重,地主經常鞭打佃客,役使他們的家屬;有些地區,佃戶不但沒有遷徙自由,而且連女兒的婚嫁和本人死後妻子改嫁都要受到地主的干預。 在宋朝「恩逮於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二五)的政策推行下,階級矛盾日益尖銳,農民起義和反抗鬥爭越來越多。


王小波、李順起義 993年初(淳化四年)初春,茶農王小波領導農民在青城縣(四川灌縣)起義。王小波向群眾宣告:「我疾貧富不均,今為汝輩均之。」這是中國農民戰爭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均貧富」的戰鬥口號。它反映了農民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迫切要求,因而得到了廣大群眾的熱烈擁護。在取得初步勝利後,起義軍轉而北上,但在攻打江原縣(四川崇慶縣東南)時,王小波犧牲。起義軍推舉王小波妻弟李順為領袖,繼續堅持起義鬥爭。 這時,四川發生大饑荒,當地人民又遭到宋軍的剽掠,李順抓住這一時機,大力推行「均貧富」的措施,得到了群眾的熱烈擁護。起義軍席捲川西各地,攻克蜀州(治所在今四川崇慶)、邛州(四川邛崍)、永康軍(四川灌縣)及其附近各縣,很快包圍了成都。994年正月,起義軍攻克宋政府在西南地區的政治軍事中心──成都,李順即位稱王,國號大「蜀」,年號「應運」,並發行「應運元寶」銅錢和「應運通寶」鐵錢,這是中國農民政權鑄造的最早貨幣。這時起義軍擴充到數十萬,分兵攻下四川許多州縣。 宋太宗得到消息後,於當年正月派宦官王繼恩等率領禁軍前去鎮壓。二月,加派雷有終等為副將,命令他們率領重兵分兩路入川,主力從陝西經劍門南下,偏師沿長江西上。義軍阻擊失利,局勢逐漸逆轉,接着,成都又被攻陷,李順下落不明。995年(至道元年)二月,起義軍餘部為宋軍和地主武裝所鎮壓。 王小波、李順起義雖然失敗了,但他們在中國農民戰爭史上第一次提出「均貧富」的口號,不僅使唐末農民起義處於萌芽狀態的平均思想具體化、明朗化,而且對以後的農民起義具有重大的影響。它是中國農民戰爭進入一個新時期的標誌。


農民起義和兵變 宋仁宗慶曆年間(1041年~1048年),農民和士兵的起義,不但「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強如一火」,而且從以前北宋政府統治力量較薄弱的邊遠地區發展到統治較強大的腹心地區。 在這些起義鬥爭中,影響較大的有京東的王倫起義、京西的張海起義湖南桂陽監瑤族起義和河北的王則起義。 慶曆年間的農民起義和兵變,使北宋統治集團中的一些人感到了統治的危機。知諫院歐陽修在奏議中說:「夷狄者,皮膚之患尚可治;盜賊者,腹心之疾深可憂。」為了穩定封建統治,統治階級內部出現了變法運動。


范仲淹大力推行新政慶曆新政


早在宋太宗、真宗時期,已有一些人就提出了變法的主張。宋仁宗天聖三年(1025年),范仲淹上書朝廷,主張改革政治。兩年後,范仲淹在應天府(河南商丘)掌教書院時,又有《上相府書》,提出同樣的建議,但未被採納。慶曆年間,宋仁宗迫於形勢,責成參知政事范仲淹等人提出改革的意見。


1043年(慶曆三年)九月,范仲淹向仁宗上了一封《答手詔條陳十事》的奏疏,指出當時的情況是內憂外困,不能不加以改革,並提出十項改革主張,包括整頓吏治、培養人才、發展生產、加強武備等四個方面內容,而以整頓吏治為中心,以裁減冗官、選拔「賢能」為整頓吏治的手段。他認為有了「賢能」的官吏,就能夠搞好政治,使百姓「各獲安寧,不召禍亂」,緩和社會矛盾。


同年,仁宗頒布了幾道詔令,推行了范仲淹等人的主張,即所謂「慶曆新政」。但變法主張觸犯了一部分官僚地主的利益,一開始便引起保守派的強烈反對,僅僅一年左右,范仲淹等人就相繼被迫離職,變法隨之流產。


全盛時期

開國盛世

北宋都城遺址


顯德七年(公元960年)春節,趙匡胤的黨羽製造遼國進攻的假情報,當時的宰相范質急令趙匡胤率軍北上禦敵。正月初三,趙匡胤抵達陳橋驛,當日夜裡他酣睡之時,被手下軍隊黃袍加身,三呼萬歲,擁戴為天子。後周官僚得知後已知無力回天,只得面對現實。周恭帝被迫遜位。趙匡胤登基成為宋太祖。 建隆二年(961年)七月與開寶二年(969年)十月,宋太祖前後兩次「杯酒釋兵權」,將手握重兵的將軍與地方官吏的武將軍權予以剝奪,委以虛職,並改以文官帶軍,將軍權與財政大權全部集中到中央。宋朝因此得以免於出現唐朝藩鎮割據的局面。但是這也導致地方資源狹少,最終讓宋朝在對外戰爭中屢屢失敗。 北宋的基本國策是「重文輕武」,這個政策對宋朝有利有弊,好處乃在於使北宋初期政治、經濟等各方面都比較安定,尤其是沒有宦官專權、地方割據等禍事。即使帝王中著名者不多兼表現平平,但也無損國家的繁榮安定。而壞處則是令北宋在軍事上接連挫敗,連同南宋共三百多年,整個宋朝的歷史重心,都是戰事的挫敗和退卻。 宋太祖所面臨的另外一項事業就是統一全國。趙匡胤在與趙普雪夜商討後,決定以先南後北為統一全國之步驟。趙匡胤首先行假途滅虢之計,滅亡了南平和武平。之後又滅亡後蜀、南漢、南唐三國。太祖一心希望統一全國,還設立封樁庫來儲蓄錢財布匹,希望日後能夠從遼朝手中贖買燕雲十六州。開寶九年(975年)八月,太祖再次進行北伐。但十月十九日太祖忽然去世,其弟趙光義忙於即位,全國統一事業暫告停止。宋太祖弟趙光義即位,廟號太宗。 太宗穩固統治地位後,繼續國家統一事業,先是割據福建漳、泉兩府的陳洪進及吳越錢氏於978年歸降,其後再於979年滅亡北漢。太平興國四年(979年)五月,太宗不顧大臣反對,趁滅亡北漢的餘威,從太原出發進行北伐。起初一度收復易州和涿州。太宗志得意滿,下令進攻燕京。結果在幽州外高粱河(今北京西直門外)遭遇慘敗。此役之後,宋朝的戰略便轉為被動。雍熙三年(986年),太宗再次北伐,結果又敗,著名的大將楊業也在此役中陣亡。之後四川又爆發王小波、李順民變。太宗的施政不得不轉為重內虛外。 太宗本人附庸風雅,喜好詩賦,政府也因此特別重視文化事業,宋朝重教之風因此而開。太宗還喜好書法,善草、隸、行、篆、八分、飛白六種字體,尤其是飛白體。連宋朝的貨幣淳化元寶上的字也是太宗親題。 太宗即位之事頗有疑雲,是為「燭影斧聲」事件,民間也一直傳說趙匡胤是被趙光義害死的。為確保政權的合法性,趙光義拋出其母杜太后遺命之說,即「金匱之盟」。金匱之盟起源於杜太后臨終時召趙普入宮記錄遺命,杜太后稱要趙匡胤死後先傳光義,再傳光美(後改名為廷美),再傳德昭(趙匡胤長子)。這份遺書藏於金匱之中,因此名為金匱之盟。雖然有金匱之盟的說法,但是太宗卻先後逼死太祖之子德昭和德芳,又貶黜廷美到房州,兩年後廷美就死於謫所。太宗長子元佐也因為同情廷美而被廢,另一子元僖暴死,最後襄王元侃被立為太子,改名恆。至道三年(997年),太宗駕崩,李皇后和宦官王繼恩等企圖立元佐為帝。幸虧宰相呂端處置得當,趙恆才順利即位,廟號真宗。宋朝也開始進入全盛時期。


步入盛世 宋太祖


太宗死後,真宗趙恆接替即位。真宗奉行太宗末年的黃老政治,無所作為。自從雍熙北伐之後,遼朝就經常在宋遼交界處搶劫殺掠,到景德元年終於演變成大規模侵宋戰爭。宰相寇準力主抗戰,結果真宗親征,宋軍士氣大振,與遼軍相持在澶州城下,遼軍被迫求和。經過幾番交涉,兩國議和成功。和約主要內容是:宋每年給遼絹廿萬匹,銀十萬兩,雙方為兄弟之國。史稱該和約為「澶淵之盟」。 後來,寇準漸漸失寵,最終被罷相。真宗開始信用一佞臣王欽若。王欽若擅長逢迎,深知真宗希望營造天下太平的氛圍,於是極力鼓吹真宗封禪。王欽若本人也與另外一位宰相王旦聯手,在各地製造很多「祥瑞」之象,深得真宗之意。結果真宗在大中祥符元年先後三次封禪。這嚴重損耗了民力。 真宗與皇后劉氏無子。一次真宗偶爾巡幸劉氏的一名侍女李氏,結果李氏與於大中祥符三年產下一子(趙受益),也就是後來的仁宗。後來劉氏與另外一名嬪妃楊氏共同撫養這名孩子。天禧二年中秋,真宗正式封趙受益為太子,並改名為趙禎。乾興元年二月廿日,真宗駕崩。太子趙禎即位,劉皇后被尊為皇太后,在仁宗成年前代理軍國大事。從此開始了劉太后十六年的垂簾聽政時代。 仁宗執政早期一直處在劉氏的陰影之下,直到劉氏死後他才得以施展抱負。仁宗皇后雖是曹氏,但他一直特別寵愛一名張貴妃。但張氏出身低賤,一直未能成為皇后。皇祐六年正月初八,張氏去世。仁宗竟以皇后之禮處理喪事,並追封為溫成皇后,結果出現的一生一死兩皇后,可謂曠古未見。 北宋在仁宗時比較強盛,經濟非常繁榮,開創了北宋的最頂峰,不過當時卻要面對兩大難題:朝廷架構膨脹和軍人數目龐大,形成財政上非常拮据,同時因以經濟手段解決邊患,常要向外族贈送,消耗了大量財富。 党項人李元昊於大慶三年(1038年)獨立稱帝,建立西夏後,宋夏之間爆發了數年的戰爭,宋軍屢戰屢敗,導致了重熙增幣。爾後仁宗任用范仲淹、呂夷簡、富弼、包拯、韓琦等能臣推行慶曆新政,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國家進入建國以來最繁榮的階段。但是一些守舊派人物指稱這些改革派官吏拉幫結夥,互相吹捧,是為朋黨。由於仁宗一向最厭惡結黨營私,這些改革派官僚後來多被貶為地方官。短暫的慶曆新政就此結束。在邊疆上,仁宗任用大將狄青,先後弭平了南蠻儂智高的叛亂和西夏的挑釁。 仁宗死後,接替即位的是英宗趙曙。他是真宗之弟商王趙元份之孫。嘉祐七年被立為皇太子。英宗多病,最初朝政都由曹太后掌管。治平元年五月後,英宗才開始親政。但是英宗親政半個月後就爆發了濮議事件,這場爭論長達十八個月。時間起因是宰相韓琦提請討論關於英宗生父的名分問題。朝中因此分成兩個派別,一派認為應稱英宗生父濮王為皇伯,另外一派則認為應該稱為皇考。最終曹太后下旨,稱英宗之父為皇考。才平息了這場爭論。但總體來說,英宗還是一位有為的君主。他繼續任用前朝能臣,也大膽挖掘新人。英宗也非常重視書籍的編修,《資治通鑑》的寫作就是英宗所提出發起的。[1]


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


王安石的出身


王安石


江西臨川(江西撫州西)人,出身地方官家庭。他早在浙江任地方知縣期間,就注意改革吏治,積極督修水利,在青黃不接之際,將官倉里的存糧貸給農民,減少高利貸的盤剝,又使官倉存糧「新陳相易」。


1058年(嘉祐三年)冬,王安石改任三司度支判官。次年春,他到了京城開封,上萬言書。他指出,法度必須改革,以求其能「合於當世之變」。他認為變法的先決條件是培養人才,因此他主張廢除科舉制度,官吏應從基層(「鄉黨」)選拔。他認為當時財政困難的癥結,不在於官吏之多和俸祿之厚,而在於「理財未得其道」。理財應從增加社會財富入手,王安石把國家財政同社會生產緊密聯繫起來,以發展社會生產作為充裕國家財政的前提條件,比單純強調縮減財政開支的議論,前進了一步,比范仲淹等人的變法主張也大大提高了。


這封萬言書雖未被宋仁宗所採納,但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的反響。


變法內容


富國方面


1067年,宋神宗即位,決心變法。1068年(熙寧元年),王安石被召到開封,主持變法工作。1069年春,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訂變法。概括而言,新法內容大體可分為兩方面,即「富國」和「強兵」。


富國方面: (1)青苗法。各地方政府每年分兩次舉行放款,聽民戶自願借貸,第一等戶每次所貸不得過十五貫,第五等戶和客戶不得過一貫半,借貸期限為半年,出息二分。當時民間的利息很高,一年以五分為常,甚至有超過兩倍到三倍的。(2)農田水利法。規定各地興修水利工程,其工料由當地居民照戶等高下分派。凡單靠民力不能興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貸款,取息一分,一州一縣不能勝任的,可聯合若干州縣共同負責。在法令頒布之後的七個年頭裡,全國興修的水利工程達一萬多處,灌溉民田36萬多頃。(3)募役法。把原來按照主戶戶等輪充差役的辦法,改由州縣政府出錢募人應役。募役的費用,由管轄區內的主戶按照戶等高下分擔。原來有差役負擔的人家所交納的叫「免役錢」;原來享有免役特權的官戶、寺觀戶及坊郭戶、女戶、單丁戶、未成丁戶,也都得按照戶等出「助役錢」,其數目比免役錢減半。 (4)市易法。由政府出資金一百萬貫,在開封設「市易務」,平價收購商販不易脫售的貨物,等到市場缺貨的時候再賣出去。商販向市易務交納抵押品,即可成批賒購政府倉庫里的貨物到各處銷售,半年出息一分。這個新法,後來又在杭州、成都、廣州、揚州及其他一些城市實行。市易法是利用國家權力,限制大商人在市場上的控制和操縱,穩定物價和調劑市場的需求。政府也從中分取了大商人的利潤,增加了國家的收入。 (5)方田均稅法。為了保證封建國家財政收入,需要解決土地稅負擔不均的向題,因此實行清丈土地。清丈後,將田地的畝數、主人姓名、土地肥瘠等級登記上冊,並按照土地好壞分為五等,均定稅額高低。在清丈過的地區,原來向政府納稅的自耕農,多少減較了一些負擔。


強兵方面:


(1)置將法。針對更戍法造成的「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的局面,把禁軍固定在一定轄區,由固定的將官,就地加以訓練,「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士」。當時稱為「置將」。置將法的推行,加強了北宋的邊防力量。


(2)保甲法。這項措施把農村民戶加以編制,十家為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凡家有兩丁以上的,出一人作保丁,選取地主中有「材勇」的人充當保長、大保長和都保正,加強地主階級對農村的統治權。同時規定在農閒時集合保丁,練習武藝;每一大保須於夜間輪派保丁值班巡查,以防止農民進行反抗活動。


另外,王安石還編纂了《三經新義》,頒布天下。通過對儒家《詩》、《書》、《周禮》的重新注釋,為變法創造理論依據。


變法失敗


王安石的變法,在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方面收到了顯著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宋王朝衰敗的局面。但是,由於變法的各項內容觸動了官僚地主集團的既得利益,引起了他們的激烈反對,後來加上改革派內部出現了分歧和對立,1076年(熙寧九年),王安石不得不第二次辭去宰相之職。


此後,宋神宗為了緩和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將抑制官僚地主的措施內容加以削弱,更多地重視增加賦役收入和加強軍備的措施,試圖改變對外被動挨打的弱勢,取得對遼、夏戰爭的勝利。  元豐(1078年~1085年)時期,由於北宋兩次對西夏戰爭都以失敗告終,宋神宗遂於1085年憂忿而死。神宗死後,他年方十歲之子哲宗即位,哲宗的祖母高太后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做宰相,新法全部被廢掉,變法派人物被斥逐流放。史稱「元佑更化」。哲宗親政後,重新起用變法派章惇、曾布為相,但統治集團內部鬥爭更加激烈,新法只成為他們進行派系傾軋、擴大自己權勢的一種工具。


到此時,自上而下的變法運動也就完全失敗了。


晚期衰亡

宋徽宗


宋徽宗統治的25年間(1101年~1125年),是北宋政治最黑暗的時期。


徽宗荒淫腐朽,他最寵信的官僚是被稱為「六賊」的蔡京、王黼 、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勔以及楊戩、高俅等人。他們驕奢淫逸,無惡不作,想方設法增加剝削。他們公開出賣官爵,官職各有定價,所謂「三千索,直秘閣;五百貫,擢通判」。官吏數目,因此大增。為了修建宮殿、園林,宋徽宗命令在蘇州、杭州設「造作局」,集中工匠幾千人,製造各種工藝品,所用原料器材,都是從民間搜刮而來。又在蘇州添設「應奉局」,專門從東南各地搜羅各種奇花異石,用船經由大運河輸送到開封,每十船組成一綱,叫做「花石綱」。

蔡京及其書法


十多年間,東南人民備受荼毒。由於最高統治集團的肆意揮霍,一年的財政收入只能應付九個月的開支,因此濫發紙幣,增加賦稅,結果物價飛漲。為了增加實物的收入,又設法侵奪民田作為「公田」,時稱「括公田」。


腐朽統治


「西城括田所」


從政和元年(1111年)起,宋徽宗設「西城括田所」,負責括田。


西城括田所設置十年之後,所奪民田達343萬多畝。除了朝廷以括公田名義對民田大肆掠奪外,官僚、豪紳大地主也依仗權勢兼併了大量的田園宅第。如蔡京霸占的田地至少有五十多萬畝。


災難深重的廣大農民,對官僚地主恨之入骨。當時民謠稱:「打破筒(指童貫),潑了菜(蔡京),便是人間好世界。」喊出了人民要求造反的心聲。

方臘起義


從1120年(宣和二年)十月到1122年三月,在江浙地區爆發了方臘領導的農民起義。這是北宋時期規模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


方臘是睦州青溪縣(浙江淳安)人,僱工出身。青溪及其附近地區盛產竹木漆茶等經濟作物,造作局和應奉局每年從這裡勒索成千上萬斤的漆,其他竹木花石的數量也極為龐大。小生產者和一般勞動人民的生活陷入絕境,怨聲載道。於是在1120年,方臘發動群眾,宣告起義。他自稱「聖公」,建年號「永樂」,設置官吏將帥。方臘利用當地秘密流行的摩尼教來組織群眾,起義隊伍很快便擴大到數萬人。起義軍所向披靡,三個月內,接連攻占了兩浙首府杭州等地,共攻占六州六十多縣,隊伍擴大到近百萬人,「東南大震」。

方臘起義


當北宋最高統治者接到方臘起義軍逼近杭州的消息之後,立即派童貫統率官軍南下,鎮壓起義。接着,宋徽宗又「下詔罪己」,宣布撤消「造作局」、「應奉局」,停運花石綱。


童貫帶領的宋軍過江之後,分路指向杭州等地。這時各地的地主武裝也紛紛出來配合官軍進攻。起義軍兵力分散,抵擋不住宋軍的反撲。次年四月,方臘被俘,就義於開封。浙東的各支起義軍到1122年以後也被鎮壓下去。


方臘起義失敗後,宋徽宗立即恢復了蘇杭「應奉局」,並在開封重新設置了「應奉司」,加緊搜刮「四方珍異之物」,宮殿、園林等巨大土木工程也照舊進行。


宋江起義


在方臘起義前後,宋江領導的起義軍出沒於河北、京東、淮南一帶。


他們打出「劫富濟貧」的旗號,殺貪官,除惡霸,把他們的財產分給貧苦農民,得到廣大群眾的支持和擁護。他們武藝高超,作戰勇敢,能以少勝眾,屢敗宋軍,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1121年夏天,宋軍鎮壓了方臘起義以後,陸續移師北上,經過將近一個月的戰鬥,宋江等人投降,起義失敗。但分散在各地的農民起義力量仍堅持戰鬥,一直持續到北宋滅亡。


遼宋和戰


五代時,契丹占領幽雲十六州,並曾一度攻占開封,使中原地區的社會經濟受到嚴重的破壞。


979年(太平興國四年),宋太宗領兵滅北漢後,乘勝北伐幽州(北京市)。一路勢如破竹,遼朝地方官紛紛投降。但宋軍因連續作戰疲乏,最後在高粱河一帶大敗。此後,遼兵時常南下騷擾。980年,遼兵攻打雁門,被鎮守代州的宋朝名將楊業打敗。


986年(雍熙三年),宋軍再度分兵三路北伐。東路軍以曹彬為統帥,進軍幽州;中路軍以田重進為統帥,攻打蔚州(河北蔚縣);西路軍以潘美為統帥,楊業為副,進取雲州(山西大同)。最初,中、西兩路進軍順利,收復了不少地方,但東路軍抵達幽州時,遇契丹主力,退到岐溝關(涿州西南四十里)時,被契丹名將耶律休哥率領的騎兵打得大敗。宋太宗急令中、西兩路宋軍撤退,並命潘美、楊業護送雲、應(山西應縣)、寰(山西朔縣東)、朔(朔縣)四州人民內遷。楊業孤軍奮戰,身受數十處創傷,仍然英勇搏鬥,最後負傷被俘,絕食三日,壯烈犧牲。長子延玉也戰死。


在高粱河與岐溝關兩次戰役失敗後,北宋放棄了收復幽雲失地的計劃,轉而在北部國防前線步步設防,對契丹採取消極防禦的政策。


1004年(景德元年),契丹軍隊大舉南下,遭到沿途宋方軍民的抵抗,只攻下少數城池。但因宋政府缺乏抗戰的信心,又沒有統一的部署和指揮,各城孤軍作戰,使契丹軍隊乘虛深入,一直打到黃河北岸的澶州附近。消息傳到開封,宋廷驚惶失措,有的大臣主張遷都南方。宰相寇準堅決主張抵抗,並勸宋真宗到前線督師以鼓舞士氣。當宋真宗和寇準等人同往澶州途中時,契丹統帥蕭撻覽在前線中箭而死,契丹士氣大挫。宋真宗抵達澶州後,雙方議和,訂立了「澶淵之盟」。從此,遼、宋之間基本上消除了戰爭。


與金和戰女真興起

范仲淹塑像


女真族是中國東北歷史悠久的少數民族。10世紀初,女真人大多附屬於契丹,其中居住西南部編入契丹戶籍的稱為熟女真,居住東北部不編入戶籍的稱為生女真。生女真人數最多,包括幾十個部落,其中以完顏部為較大,建立金朝的阿骨打就出身於這個部落。


在10世紀末年以前,完顏部還過着「遷徙不常」的漁獵和畜牧生活。到10世紀末、11世紀初,酋長綏可統治時,才定居在按出虎水(阿什河)的旁邊。這時,女真人逐漸學會「刳木為器,製造舟車,種植五穀」。這時,他們過着半漁獵半農耕的生活。


11世紀中期,烏古乃當酋長,接受遼朝的官職,聲勢更盛,從長白山、圖們江、雅蘭河到黑龍江下游的五國部,都聽從他的命令。完顏部已成為統一女真諸部的核心。


由於女真人民的辛勤勞動和鐵器的使用,女真族的生產早已有了剩餘,它同鄰國和遼朝的貿易很頻繁,階級分化已很明顯,富有的貴族和家族已占有奴隸。奴隸除用於勞動生產外,還用於陪嫁或殉葬。為了鎮壓奴隸的反抗和抵禦遼的欺凌,到完顏阿骨打(烏古乃的孫子)時,便建立了奴隸制的國家。 金朝建立

1113年(政和三年),阿骨打擔任了女真部落聯盟的酋長,開始從事反抗遼朝奴役的鬥爭。


當時,遼朝末代皇帝耶律延禧(「天祚帝」)在位,荒淫暴虐,對女真人的勒索壓迫更加兇狠。遼派駐東北的地方長官,到任後迫使女真各部奉獻禮物,並肆意攤派,女真人不勝其騷擾。特別是所謂「銀牌天使」,以欽差大臣名義到處敲詐,姦污婦女,更激起女真人的憤怒。


阿骨打順應了女真民族反抗奴役的要求,在1114年秋,正式舉起反遼的旗幟,帶領少數軍隊先後在寧江州(吉林扶餘縣東南)等地大敗遼兵。接着,陸續攻占遼朝邊境州縣,軍事力量更加強大。


1115年,阿骨打稱皇帝,國號「大金」,年號「收國」。定都按出虎水旁的會寧府(黑龍江省阿城縣南)。阿骨打稱帝後,擴充和整頓了軍隊,推行了猛安謀克制度。猛安謀克原是女真人在氏族社會末期的部落組織,阿骨打對此加以發展。對歸附部族的首領,一律給以猛安或謀克的稱號,對其部眾則和女真本部族戰士一樣進行軍事編制,規定以三百戶為一謀克,十謀克為一猛安。由於實行了兵民合一的制度,猛安謀克既是軍事組織,又是地方行政組織。在其管轄之下的各戶壯丁,平時從事生產,戰時應徵出戰。

遼宋滅亡


「海上之盟」


遼朝在天祚帝統治時期,社會矛盾日益激化,統治階級的實力因內訌而大為損耗。當金人逐漸強盛向南擴張時,遼境內被壓迫的各族人民,特別是女真人、渤海人和漢人紛紛起義,使得遼朝實力更加削弱。


當遼兵屢敗後,宋朝君臣便想藉助金人的力量收復燕雲地區。從1117年(政和七年)起,先後數次派人從登州山東蓬萊)渡海到金國,相約夾攻遼朝。


1120年(宣和二年),約定雙方出兵,各以長城為界,金攻遼的中京大定府(內蒙古寧城縣西),宋攻遼的燕京析津府(北京市)。滅遼以後,燕雲諸州歸宋,北宋原來每年給遼的銀和絹照數轉獻給金朝。這就是所謂的「海上之盟」。 遼的覆滅

1122年正月,金兵攻下遼的中京,天祚帝逃往夾山(內蒙古薩拉齊西北)。三月,金將粘罕又攻破遼的西京大同府。五月,宋政府派童貫、蔡攸(蔡京之子)等領兵北伐,遼將蕭干、耶律大石率兵應戰,宋軍十五萬狼狽潰散。十月,童貫又派兵十萬北伐,宋軍攻入燕京,又被遼兵逐出,駐紮於盧溝以南的宋軍,燒營南逃。十二月,金兵由居庸關南下,不戰而得燕京。


1123年中秋,金太祖死,弟吳乞買立,是為金太宗。1125年(宣和七年)二月,遼天祚帝被金兵俘獲,遼亡。遼朝立國凡九帝,210年。


在天祚帝被俘前一年,契丹貴族耶律大石自立為王,率兵到伊犁、錫爾兩河流域間,憑藉回紇的力量,建立了國家。中國史書上稱其為西遼,後來蒙古人稱其為哈喇契丹,即黑契丹。它在傳播中國文化,開發當地資源,溝通中西經濟文化等方面起過積極作用。


靖康之變


北宋對遼作戰的失敗,對金交涉的軟弱退讓,充分暴露了它的腐朽性。女真貴族占領燕京以後,就不承認宋金兩方議定的條件。經過反覆交涉,北宋才得到燕京及其附近的薊(天津市薊縣)、景(河北遵化)、檀(北京市密雲縣)、順(北京市順義縣)等四州土地。以徽宗為首的北宋最高統治集團,還認為金主的要求已經得到滿足。遂撤除了邊境的防禦,陶醉在所謂「復燕雲」的「勝利」之中。


1125年十月,金兵兩路南下,宋徽宗急忙把帝位傳給兒子趙桓(欽宗),自己逃往南方。金西路軍因受到太原軍民的堅強抵抗,無法前進,但東路軍很快包圍了開封。


民族矛盾極端尖銳的情況下,北宋統治集團分化為抗戰派和投降派,兩派在和戰問題上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宋欽宗和宰相李邦彥、張邦昌等主張屈辱求和,答應賠款、割地,企圖用這個辦法來保全自己的統治地位。抗戰派首領李綱堅決反對屈辱求和,他親自督戰,開封軍民堅決守城,士氣旺盛。這時河北、山東地區的義軍也起來打擊金兵,因此孤軍深入的金軍考慮到形勢不利,被迫撤退。


金兵北退之後,投降派又得勢,李綱被迫離開首都,各路勤王之師和民兵被遣散,邊防空虛,北宋統治集團仍然過着荒淫腐朽的生活。不到半年時間,1126年(靖康元年)秋,金兵又分東西兩路南下。西路金軍攻克太原後,乘勝渡河,與東路金軍共同圍攻開封,閏十一月二十五日,開封城破。


金因為兵力有限,所以在占領開封四個多月,大肆勒索搜刮以後,於1127年農曆四月初一日,撤兵北上,帶走包括徽、欽二帝在內的全部俘虜和財物。開封及其附近州縣又慘遭一次浩劫。史稱「靖康之難」。北宋的統治到此結束。


南宋建立


金兵在撤出開封之前,冊立原北宋宰相張邦昌為「大楚」皇帝,讓他替金人統治黃河以南地區。偽楚政權很快為人民所唾棄,徽宗第九子康王趙構於1127年五月即皇帝位於應天府(河南商丘),改年號為建炎,是為宋高宗。後來高宗又定都臨安(浙江杭州)。史稱此後的宋朝為南宋。


南宋政權建立初年,由於金兵的嚴重威脅,不得不起用抗戰派代表人物李綱為左相。那時,河北、河東的軍民紛紛組織義軍抗敵,多的幾萬人,少的也有上萬人。李綱認為應該支持沼帔強大的武裝力量,收復失地,並且推薦宗澤留守開封。但是李綱當了七十五天宰相就被投降派黃潛善(右相)、汪伯彥(知樞密院事)擠走,他所苦心經營的抗金措施,一概被廢除。在這種情況下,太學生陳東、進士歐陽澈先後上書請留用李綱,罷免黃、汪,還都開封,竟被高宗殺害。接着,高宗和黃、汪等逃往揚州,再也不提抗戰的事了。


北方軍民的抗金鬥爭


宋政府南逃以後,金朝又分路向山東、河南、陝西進攻。這時北方義軍在敵後更加活躍,到處打擊金兵。


其中著名的有河南的八字軍、河東的紅巾軍,此外,還有河東中條山區的義軍,河東呂梁山區和太岳山區的義軍、河北慶源五馬山的義軍、山東梁山泊的水上義軍等等。這些義軍的抗金活動,牽制着金兵的南下,也使金朝在北方的統治不能穩定下來,因而幫助南宋政府保住江南的半壁河山。


此時,東京留守宗澤不但逐步加強了開封的防禦工事,而且還積極聯絡北方義軍。宗澤前後二十多次上疏勸說宋高宗回東京,可是高宗和黃、汪等人沒有信心抗戰,而且擔心義軍的力量壯大,會動搖自己的統治。因此,對金採取屈辱投降的政策。


宗澤的多次要求,一直得不到宋高宗的採納,終於憂憤成疾而死。


南方軍民的抗金鬥爭


1129年初,金兵又分路南下,宋高宗等人倉皇渡江逃往杭州。十月,金將兀朮領兵十萬分兩路渡河,長驅直下。宋高宗又從臨安(建炎三年升杭州為臨安府)奔越州(浙江紹興)、明州(浙江寧波)。


1130年初,高宗再從定海(浙江鎮海)乘船逃往溫州。金兵下海追趕三百多里,遇大風雨被南宋水師打敗,才引兵遁去。大江南北許多繁華城市和農村遭到嚴重的破壞。


在金軍南下的過程中,各地軍民進行了頑強的抵抗。其中金兵北退經過鎮江及建康(江蘇南京)東北的黃天盪時,受到宋將韓世忠水師的攔擊。激戰時,韓夫人梁氏親自擊鼓助威,相持四十八天,金兵才逃脫。抗金名將岳飛也率領一支軍隊,在建康附近多次給金兵以打擊。在陝西的張浚部隊也向金兵發動進攻,以減輕金兵對東南地區的壓力。


金兵北退後,宋高宗才北返越州。1131年改元「紹興」。1132年正月,南宋朝廷才在臨安府安頓下來。1138年,南宋決定與金議和,正式下令定都臨安。


1130年九月,金立南宋叛臣劉豫為「大齊」皇帝,統治河南、陝西之地,建都大名(河北大名),後遷開封。


社會發展

農業發展


農業生產的發展


發明活字印刷術的畢昇


北宋時期,農業生產技術以及推廣有很大的發展。


當時,南方農民普遍使用龍骨翻車來灌溉,同時,比龍骨翻車運轉力更大的筒車,也用來引水上山,灌溉山田。范仲淹的《水車賦》有「器以象制,水以輪濟」之句,就反映了這種有輪軸、利用水力或牛力推動的筒車。北宋政府兩次在耕牛缺乏的地區推廣「踏犁」。「踏犁」是一種較好的人力翻土工具,四五個勞動力的功效相當牛耕的一半。這對


畜力不足地區解決耕田的困難起過一定的作用。


在北宋的墓葬中,往往發現成組的鐵製農具,如犁、耬、耙、鋤、鐮等,其中耙、鋤等中耕農具較多,表明了農民對精耕細作的重視和耕作程序的增多。北宋農民還很注意積肥和施肥。他們在長期生產實踐中認識到,土壤的性質不同,應施用不同的糞肥。所謂「用糞如用藥」。當時對作物栽種的深淺疏密與產量高低的關係,也有所認識。禾譜、農器譜、農書、蠶書等農業生產知識的專著,紛紛出現,反映了農業生產技術的提高。 修築堤堰

宋太宗時,在河北地區修作陂塘,並修築長六百里的堤堰,設置斗門,引淀泊水灌溉,種植水稻,獲得豐收。


南方地區水利興修的成績更為顯著,其中規模較大的有江北捍海堰、浙江捍海石塘、錢塘江堤、西湖等處。如錢塘江堤前後修築多次,以真宗時所修最有成效。這次修築,吸收五代時的經驗,把石塊裝在竹籠里,堆砌成堤,堤外再打上木樁,增強了阻擋海潮沖刷的能力。西湖原灌溉良田千餘頃,年久堙廢。


哲宗時,蘇軾任杭州知府,主持了西湖的疏浚工程,使附近農田均獲其利。此外,福建莆田縣的木蘭陂,也是當時著名的工程。木蘭陂有寬80米,高10餘米,長160餘米的大壩,可攔洪、蓄水、排灌,使萬頃農田旱澇保收。至今仍十分堅固,充分顯示了勞動人民的智慧和創造能力。


隨着北宋的統一,南北農作物品種得到交流。水稻的優良品種在北宋時已不少,如占城稻即其中之一。占城稻的特點是穗長、無芒、抗旱、早熟。它「不擇地而生」,適於普遍栽種。1011年(大中祥符四年),宋政府從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在江淮、兩浙種植,後來又推廣到北方。 種植經濟作物

經濟作物的種植,在北宋也有發展。


茶樹的栽培地區越來越廣,淮南、江南、兩浙、荊湖、福建及四川諸路,茶園十分普遍。僅在江南、兩浙、荊湖、福建地區輸送政府專賣機構的茶葉,每年就達一千四五百萬斤。茶葉已成為人們的生活必需品,同時也是國內外市場上的重要商品。


棉花的種植,在福建、廣東一帶逐漸盛行。養蠶和種桑、麻的地區比以前也有擴大。甘蔗主要在浙江、福建、廣南以及四川的一些地區種植,那裡有許多「糖霜戶」,專門種蔗製糖。

擴大耕地面積


北宋農民克服自然條件的限制,用各種辦法擴大耕地面積。


他們因地制宜,在山坡、江畔、海邊開墾農田,造了不少圩田、淤田、沙田、架田、山田。大量的開墾,使墾田面積大為增加。


由於生產技術的提高、農具的改進和水利灌溉事業的發達,北宋時期單位面積產量有所提高。一般年景,其他地方,畝產米一石,江南地區畝產米可達二至三石,甚至還出現了畝產米達四石的記錄,明顯超過唐代水平。

佃農地位的變化


北宋的租佃制有兩種形式:分成和定額制。分成制就是佃客用自己耕牛或地主耕牛耕種地主的土地,秋收後除留農業稅和種子外,一般是佃客用自己耕牛的,產量對分;用地主耕牛的,只分得四成或三成。地主對其肥沃的土地多採取這種分成地租的方式。為了榨取更多的產量,地主往往監督佃客勞動。定額制則是佃客向地主租種土地,一般交納定額地租,數量大多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地主對生產干預較少。


北宋時期,佃客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係的強弱,在各地區間有較大差別,但總的趨勢是緩慢地向着減弱的方向發展。佃客可以在一定條件下離開原地主而佃種別的地主的土地。同時,客戶購買少量土地之後,就可以自立戶名,成為封建國家的稅戶。


佃客人身依附關係的削弱,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和廣大農民長期鬥爭的結果。在商品經濟發展的條件下,「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的現象相當普遍。由於土地所有權的轉換加速,農民不再世代依附於某一地主,於是封建隸屬關係也就比較鬆弛了。


手工業


手工業生產的進步


北宋時期,手工業生產有很大進步。當時,各種手工業作坊的規模和內部分工的細密程度,都超越前代。生產技術發展顯著,產品的種類、數量、質量大為增加和改進。

宋瓷


制瓷業的突出成就 


北宋的瓷器,不論在產量還是製作技術上,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當時,燒造瓷器的窯戶,遍布全國各地,所造瓷器各具特色。


官窯(河南開封)、鈞窯(河南禹州)、汝窯(河南汝州)、定窯(河北曲陽)和哥窯(浙江龍泉),是北宋五大名窯。官窯的產品,土脈細潤,體薄色青,略帶粉紅,濃淡不一;鈞窯土脈細,釉具五色,有兔絲紋;汝窯則胭脂、硃砂兼備,色釉瑩澈;定窯以白瓷著稱,並能制紅瓷,其產品十分精美;哥窯盛產青瓷,產品被譽為「千峰翠色」。真宗景德年間,在江西新平設官窯,所造進貢瓷器的器底書「景德年制」四字,這就是後來馳名中外的景德鎮瓷器。在瓷器上雕畫花紋是北宋時的新創,劃花用刀刻,繡花用針刺,印花用板印,還有錐花用錐尖鑿成花紋,堆花用筆蘸粉堆成凸形,再施白釉。宋瓷不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是精美的工藝美術品。北宋瓷器大量運銷國外,近年來在亞非各地都有大量出土,證明瓷器是當時的重要輸出品。


時至今日,宋瓷已成為中國古代著名的藝術品,而享譽海內外。


礦冶業的發達


礦冶業在北宋手工業中占有要地位。礦冶業的發展,突出表現在開採冶煉規模的擴大以及產量的增加上。


北宋時,金、銀、銅、鐵、鉛、煤的開採冶煉規模都相當大。重要冶鐵中心徐州東北的利國監,有三十六冶,礦工約四千人。江西信州(上饒)及其附近盛產銅、鉛,「常募集十餘萬人,晝夜采鑿,得銅、鉛數千萬斤」。安徽繁昌冶鐵遺址中,有高約2米,面積達750平方米的廢鐵堆,反映了當時冶煉的規模。在開採冶煉規模擴大的基礎上,產品的數量大有增加。以銅和銀為例,宋神宗時歲課銅1400多萬斤,銀20多萬兩,照官府徵收十分之二稅率計算,可推知年產銅7000多萬斤,銀100多萬兩,產量都超過唐朝數倍。另外,採礦冶煉技術也有很大進步。

造船業的進步


北宋定都開封,東南漕運十分重要,船隻是不可缺少的運輸工具,加之海外貿易興盛,便促進了造船業的進步。


官營作坊以造漕船為主,同時造座船、戰船、運兵船等,民營作坊則製造商船及遊船。以漕船為例,真宗時,年產量達2900多艘。北宋船隻的體積和載重量相當大,徽宗時造的出使高麗的大海船,稱為「神舟」,據估計可裝載20000石以上貨物,載重量約為1100噸。海船都是「上平如衡,下側如刃」的尖底船,具有吃水深、抗風浪強的優勢。海船上主桅杆高十丈,頭桅高八丈,共裝帆110幅。全船分作三艙,中艙又分四堂。這種隔艙防水設備是中國造船工人的首創。


更值得指出的是,當時指南針已應用於航海,這是古代中國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北宋時,舟師在航行中,夜觀星,晝觀日,遇陰晦天,則看指南針。

雕板印刷和造紙業


雕板印刷術在北宋時有飛速發展,廣泛被用來刻印書籍。


造紙供應流程圖


國子監刻印的書,後世稱為監本。民營書坊刻印的書被稱為坊本。都城開封和浙江杭州、福建建陽、四川眉山都是印刷業的中心。


北宋紙的種類很多,竹、藤、楮、麻等都是造紙的原料。四川的布頭箋、冷金箋,歙州的凝霜、澄心,宣州的栗紙,浙江的藤紙,溫州的蠲紙等,都是有名的品種。歙州出產一種長紙,製作甚精,一幅長五十尺,竟均能做到自首至尾,勻薄如一。 絲織業

紡織水平的提高北宋紡織業仍以絲織業占主要地位。


絲織品的種類繁多,絹有五十多種,綾有二十七種。河北定州的緙(刻)絲,用各種顏色的絲線,織出美麗逼真的花草鳥獸。京東單州的薄縑,每匹只有百株(四兩)重,望之如霧。這些都是絲織珍品。麻織業集中在東南地區。淮南、江南、荊湖、福建、廣南等路,都產麻織布。其中黃、宜、袁、吉等州的紵布,虔州的白攽,都是當時市場上的暢銷產品。 工匠地位的變化

北宋時期,在官私手工業作坊中,工匠的身份、地位有了變化。


私營作坊使用僱傭工匠,他們領取錢米作為雇值,雇值多少因不同時期、不同部門而異。官營作坊役使的工匠,有從軍隊調來仍隸名軍籍的軍匠,也有從民間雇募來的和雇匠。此外還有一種當行差充的工匠,稱「當行」或「鱗差」,這種當行工匠在北宋只作為輔助之用,他們和唐朝的番匠已有不同,不是無償服役,而是付給一定的「雇值」。有的生產部門如鑄錢作坊,還出現了類似計件給雇值的方式。這些情況都表明北宋工匠所受的封建人身束縛已經有所鬆弛。


社會經濟

經濟發展

宋元通寶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引進占城稻後,親自推廣占城稻,從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江淮、兩浙種植,這是中國歷史上水稻的一次大規模引種。宋神宗熙寧年間,進行大規模引濁放淤、改良農田,全國興修水利10793處,溉田360多萬畝。長江下游出現稻麥一年二熟制,提高農田單位產量。農具也有很大改進,出現了拔秧工具——秧馬。發現石灰、硫黃、鍾乳粉等礦物可以作為農田肥料施用。油菜已成為江南地區的主要油料作物。南方各地普遍栽種茶樹。川蜀、兩廣、兩浙、福建是著名的甘蔗種植區。秦觀作《蠶書》,是為中國現存最早的蠶業著作。 北宋全盛時,麻布產量比盛唐時代增加二倍。棉織品在全部紡織品中的比重有所上升。兩浙、川蜀地區成為絲織業中心。宋代制瓷窯戶幾乎遍布全國各地。定州(今屬河北)定窯、汝州(今河南臨汝)汝窯、潁昌府陽翟(今河南禹州)的鈞瓷、饒州(今江西波陽)景德鎮窯各有特色。隨着雕版印刷業的興盛,紙張的需要量激增,促使民間造紙業迅速發展。宋代造紙技術比前代大幅度提高。北宋已大量開採石炭(煤),用於冶金和民間日用燃料。在軍事和醫藥上都已利用石油。 北宋工商業發達,北宋中後期出現了總計五十個戶口在10萬戶以上的大城市。在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川陝四路地區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內河航運和造船也極其發達。遍布各地的驛站網,除官府文書外,還可郵寄私人信件。北宋對外貿易也盛況空前。在四川出現最早的茶馬互市。在海上,北自登州、密州,南到泉州、廣州,總共開放了十二個官方對外通商港口,設立市舶司,管理對外貿易。從泉州廣州等港口出發的船隻,遠達非洲的埃及和當時的東非諸國,將宋國瓷器和絲綢等工業產品出口到西洋,換回香料、藥材、以及象牙寶石等奢侈品。海上交通業的發達,也拉動了造船業的發展。沈括寫道:「國初,兩浙獻龍船,長二十餘丈,上為宮室層樓,設御塌以備游幸。」


商業繁榮


城市和市鎮的興旺


中國古代城市的發展,到北宋出現了新的轉折。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區,即住宅區與商業區嚴格分開。北宋時,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徹底打破了「坊」、「市」的界線,商店可以隨處開設,不再採取集中的方式。

清明上河圖


北宋都城開封是最繁華的城市,市內手工業作坊眾多,街道兩旁商店、旅舍、貨攤林立,人來車往,十分熱鬧。市場上的商品既有來自國內各地的百貨,也有來自國外的各種商品。營業時間不受限制,除白天營業外,還有夜市和曉市。城內另有固定市場和定期集市。其中大相國寺每月開放五次,規模很大。市內還出現了「瓦舍」(或稱「瓦肆」),裡面有「勾欄」(歌舞場所)、酒肆和茶樓,還有說書、演戲的,成為娛樂的中心。宋人張擇端所畫《清明上河圖》,就是當時城市商業繁榮的藝術反映。


北宋時期,由於舊坊制被打破,城市中行業分區性逐漸消失,因此行會的地位更顯重要,組織更加嚴密。唐朝時,有些城市商業區域擴大到城外,叫做草市,北宋時更加發展。農村中還有定期開放的小市,北方叫做集,南方叫做墟或趕場。在草市或集、墟的貿易中,農產品和布帛竹木器等日用品占大宗,也有一些生產工具的交易。有些草市或集、墟在交換發達的基礎上,逐漸發展成固定的市鎮。市鎮是城市和鄉村的橋樑,它的發展,有利於商品經濟的繁榮。

交子白銀和交子


隨着北宋商品交換的發達,貨幣流通量也明顯增加。唐玄宗天寶年間每年鑄幣32萬貫,北宋從太宗時起每年就達到80萬貫。以後逐漸增加,到神宗熙寧六年(1073年),達六百餘萬貫。 除銅、鐵錢外,金銀也作為半流通性貨幣使用。租稅的徵收、官俸的發給和對外貿易都使用銀兩。大城市有金銀鋪和兌房,專門買賣金銀和兌換貨幣。 國家稅收中白銀所占的比重逐漸增加,1021年(天禧五年)為883900多兩, 到1120年(宣和二年)為1860萬兩。黃金雖在流通,但不占重要地位。


北宋時期還產生了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北宋建立後,四川地區長期使用鐵錢,因鐵錢重,攜帶不方便,公元10世紀末葉,成都市場上遂出現所謂「交子鋪」,發行紙幣「交子」,代替鐵錢流通。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冬,政府看到發行交子有利可圖,即藉口商人爭訟不息,正式創立「交子務」,改交子為官辦,以36萬貫鐵錢為準備金,定期發行,流通區域仍限於四川。徽宗時,改交子為「錢引」,擴大流通區域。但錢引不備本錢,大量印發,於是成為人民的一大禍害。 商稅和專賣

由於商業發達,北宋政府對商稅特別重視。在全國各地設置場、務等機構,專門徵稅。


宋朝商稅分為兩種:過稅,每關值百抽二,是對行商抽的;住稅,值百抽三,是對坐賈抽的。正稅之外,還有雜稅。隨着商業的繁榮,商稅日益成為政府重要財源之一。真宗景德年間,商稅只有450萬貫,到仁宗時,即增加到2200萬貫。


北宋政府為了搜刮更多錢財,對鹽、茶、酒、礬等實行專賣,即由官府控制這些物品的生產並壟斷銷售。北宋專賣制度的實行,使得封建政府大獲其利,但影響了私營工商業的正常發展。


社會文化

理學發展


「二程」哲學 北宋對理學發展起突出作用的是,即程顥(1032年~1085年)、程頤(1033年~1107年)兄弟。他們在少年時代同受業於周敦頤,是北宋理學家的代表人物。 二程哲學體系的核心是「理」或「天理」。「理」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理是天下萬物都要遵循的普遍原則,是永恆存在的; 第二,理不僅是自然界的,也是社會的最高原則。二程把君、臣、父、子這些封建社會的倫理規範,全部歸結為「天理」的體現; 第三,理先於氣(事物)而存在,理是第一性的,氣是從屬於理的; 第四,「一物須有一理」。這是說每一物都由理產生,每一物也都體現了完全的理。這樣的理作為哲學的最高範疇,只能是客觀唯心主義的絕對觀念。提出這樣一個總括天地萬物的理,其要害在於用精神世界支配物質世界,把自然界道德化。他們把一切封建的倫理道德都說成是「天理」,從這一論點出發,他們提出了「滅私慾,則天理明」的命題。為了保存「天理」,程頤還竭力宣揚「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要婦女做封建禮教的犧牲品,毒害極大。


史學發展


《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是北宋著名史學家司馬光編撰的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自1066年(治平三年)開始編纂,至1084年(元豐七年)書成,歷時19年。全書共294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三家分晉,下至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記載了從戰國到五代時期1362年的歷史。 司馬光在編纂這部書的過程中,邀集了當時著名的史學家劉恕、劉攽、范祖禹為主要助手。他們吸取紀傳體的優點,避免編年史的弊病,每遇重大歷史事件,不再分見於多處,因此它賦予編年史體以新的生命力,對後來史學產生很大的影響。 《通鑑》取材豐富,考證詳密,修書時根據的材料,除正史外,雜史多至322種,往往一事用三四種資料纂成,史料的真實性勝過許多正史。司馬光寫該書的目的在於「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全書絕大部分篇幅記述歷代治亂成敗安危之跡,對於文化等方面則較少記載。


類書


北宋人編纂的類書,重要的有《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和《冊府元龜》,號稱四大部書。


文學藝術


書畫家


祥龍石圖


北宋初年,在宮廷中建立翰林圖畫院,徵召大批畫家到畫院供職,為宮廷服務。宋徽宗時,畫院發展鼎盛。北宋的李成、范寬、郭熙、米芾和米友仁父子,以及南宋的李唐、馬遠、夏珪等人,都是聞名於史的畫家。李唐好作長圖大障,風格雄偉有氣勢。他作山水畫,先施墨色,再著青綠,他的這種畫風對於南宋一代山水畫家的影響很大。 宋徽宗雖是一個昏庸的亡國之君,但酷愛書畫,是第一流的書畫家。他在繪畫方面無所不能,而以花鳥畫最為上乘。他畫的《柳鴉蘆雁圖》和《芙蓉錦雞圖》,都是精煉的筆墨,達到形神俱妙的境地。 北宋中期的李公麟,初以畫馬得名,後來他把主要精力用在畫宗教畫和人物故事畫方面,而尤以後者最為傑出。他是北宋最卓越的現實主義藝術大師。張擇端畫的《清明上河圖》,在南北宋之際的風俗畫中,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這幅畫描寫了開封汴河沿岸店鋪林立、市民往來的熱鬧場面,反映了宋代商業、運輸以及階級關係的某些側面,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南宋一代的人物畫家,最著名的有李嵩、劉松年等人。


科學技術


著名科學技術史學者李約瑟認為,對科技史來講,唐朝不如宋朝有意義。宋朝也着實是中國歷史上科技進步最快的時代,所謂的四大發明之中有三個都誕生於宋朝。不過,史學家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一書中指出,由於宋朝的經濟未能在改革社會上發揮作用,導致科學技術無法系統的演進。慶曆年間,布衣畢升在 宋代科技雕版印刷術的基礎上發明了活字印刷術。這種印刷術成本較低,省功省力,快速就得到了推廣。不久就傳入日本、朝鮮、越南等國。指南針的系統應用也是在宋朝,特別是用於航海導航「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22]。指南針的使用方法在當時據記載有四種:一是水浮法,即將指南針放到盛水的容器中指示方向;二是置指爪法,即將指南針放到針尖上指示方向;三是置碗唇法,即將指南針放在碗邊上指示方向;四是縷懸法,既將指南針用線騰空指示方向。後來第一種方法演化成水羅盤,第二種演化為旱羅盤,而第三、四種由於精密度低而被淘汰。火藥發明於唐末。北宋初年,曾用以製作火箭、火球等。後來又出現了帶爆炸性的霹靂炮。南宋時期更出現了鐵火炮、突火槍、火銃等新式武器。這些武器威力巨大,被廣泛使用在對蒙戰爭中。《武經總要》是仁宗時期官方編修的一部詳細的軍事理論與軍事技術的巨著,其中就有大量的火器介紹與火藥的配製方法。後來在蒙古西征時,火藥又被傳到西方。 活字印刷術


自唐後期以來,雕版印刷術對於文化的傳播、普及和提高,起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到北宋仁宗慶曆年間,布衣畢昇又在雕版印刷術的基礎上發明了活字印刷術。畢昇的這種發明,在印刷史上是個劃時代的技術創新,是古代中國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 指南針的廣泛應用


在北宋,指南針的使用已很普遍,當時已掌握了利用天然磁體進行人工磁化的技術。人造磁鐵的磁性比天然磁體要穩定得多。同時,在指南針的裝置上也有很大的改進,即將磁針穿在燈芯草上浮於水面和放在指甲上、放在碗沿上、懸在絲線上。著名科學家沈括還發現磁針所指方向正南稍偏東的現象。這是關於地磁偏角的最早記載。 在宋代,特別是南宋,海外貿易空前發達。為了克服遠渡重洋的困難,保證航船安全,不但造船技術有顯著的改進和提高,而且至遲在北宋末年已把指南針應用於航海之中。 火藥及火器的應用


在宋代,隨着採礦、冶金等部門手工業的發展和抗擊遼、夏、金戰爭的頻繁,火藥、火器的製造技術也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北宋時,在汴京有專門製造火藥和火器的官營手工業作坊。宋仁宗時,由曾公亮主編的《武經總要》記載了以硫磺、焰硝(硝酸鉀)、松脂以及其他不同物質按一定比例和操作程序製成不同用途的火藥,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火藥配方和工藝程序的記載。 北宋時,利用火藥製造的火器,主要是燃燒性的,隨後爆炸性的火器也大量地製造和應用。到了南宋,更發明了管狀火器,如1132年(紹興二年)軍事技術專家陳規守德安(湖北安陸)時創造了火槍,把火藥裝在竹筒內點火噴射,這是射擊管狀火器的鼻祖,1259年(開慶元年),宋軍和蒙古軍在淮河一線作戰,壽春府(安徽壽縣)軍民創造了一種叫「突火槍」的火器,在竹筒內放置火藥後再安上子窠,用火藥的力量把子窠射出去,子窠類似子彈性質,用石子、鐵塊等製成。這是世界上最早的原始步槍。後來把竹筒改為鐵管或銅管。


天文學及數學成就


楊輝三角


北宋天文學家蘇頌韓公廉等人,吸取前人有關天文學方面的知識和齒 楊輝三角輪應用技術上的成就,創造了世界上第一座結構複雜、自動運轉的「天文鐘」──水運儀象台,並寫成了一部圖文並茂的詳細說明書──《新儀象法要》,記載了水運儀象台的全部結構。反映出11世紀中國在天文學和技術科學方面的高度成就。 南宋著名數學家秦九韶在著作《數書九章》中,記有高次方程的數值解法和聯立一次同餘式的解法(當時叫做「大衍求一術」),是世界上最早提出這一解法的人。 傳統數學在宋朝取得了很大成就與進步,賈憲、秦九韶和楊輝都是出眾的數學家。著名的成果有「楊輝三角形」等,數學著作則有《數書九章》和《楊輝算法》。


沈括與《夢溪筆談》 北宋時期,產生了著名科學家沈括(1032年~1096年)。沈括,字存中,北宋杭州錢塘人。他是一位卓越的科學家,著作多已失傳,比較完整地保存下來的是他晚年所寫的名著《夢溪筆談》三十卷。 在《筆談》中,作者總結了中國古代,特別是北宋時期自然科學所達到的輝煌成就,內容涉及天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質、地理、氣象、醫藥和工程技術等十分廣泛的領域,受到國內外科學家的高度重視和讚揚。 沈括的科學成就,突出地表現在天文曆法方面。他在兼管司天監期間,曾破格選拔平民出身的天文歷算家衛朴到司天監任職,主持編修《奉元歷》,以365.24358日為一回歸年,雖比今天實測的365.2422日稍大些,但比當時通行的曆法要精密得多。同時,他還提出了徹底改革舊曆法的主張:按節氣定月,以立春為元旦,不管月亮圓缺,只管時令節氣;大月三十一日,小月三十日,大小月相間,不置閏月。這種把四季二十四節氣和十二個月份完全統一起來的曆法,適於農業生產的需要。 沈括的成就,在中國科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歷史評價

宋代元宵節


北宋王朝的開創者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沒有經過戰爭而和平過度取得政權的幸運兒。正因為沒有戰亂動盪,所以社會比較穩定,生產得到持續發展,使北宋開國初幾十年出現了國富民豐的大好局面。因此,在統治集團的靈魂深處總感到這一切來得太容易了,所以他們一方面提倡節儉「以備邊費」,準備打仗;另一方面卻沉湎於繁榮興旺的盛世溫床上大享太平清福,過着驕奢淫逸的日子。宋太祖趙匡胤在開國之初大力提倡清廉儉約,使五代十國遺留下來的荒淫奢靡之風得到扭轉。可惜的是這位「點檢作天子」的皇帝在清廉這個事關大局的問題上做得很不徹底,甚至有點兩面派的味道。趙匡胤為了防止王公貴胄功臣宿將奪取他的權力,曾多次在群臣面前說:「你們要多擇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久萬世之業;多置歌兒舞女,厚自嘻樂,以終天年。」這就等於公開告訴下屬群臣:你們盡情地享樂吧,只有這樣我才能放心你們不會奪取我的皇權。屬下心知肚明:皇帝讓我們享樂,我們何樂而不為呢?從此以後,北宋的君臣上下就在這種儉約與享樂的矛盾狀態下掙扎着,後來越來越滑向大肆享樂的旋渦而不能自拔,一發而不可收拾。


到宋真宗以後,奢靡之風大開。宋真宗極端奢侈腐化,他特別迷信道教,下令全國大修宮觀寺院,幾年時間竟修了三萬多座十分豪華的寺院,耗盡了人力物力。他為了「天書封禪」泰山,再次動用全國人力物力,在全國大肆搜集珍奇異寶,僅禮儀司王欽若一人就進獻了三萬八千多株靈芝草。 北宋的「積貧」始於宋真宗的奢華,在宋仁宗、宋神宗和宋哲宗近百年間大肆蔓延。到宋徽宗時期幾乎蔓延到朝廷上下各個角落。宋徽宗是一個風流放蕩的天子,治國安邦無能,貪圖享樂卻極盡能事。為了滿足他那極度膨脹的皇權欲,他下令專門成立了一個應奉局,組成了一個專門班子,在全國各地特別是在南方各地大規模地搜集奇石花樹,用特製的大船編隊水運至宮中供其享樂觀賞。天下出現了官員及投機鑽營之徒爭獻花石邀功請賞的奇特景象。為了獲得更多的寶物,佞臣與官軍費盡心思,只要發現寶物就不顧人民群眾的死活,更不惜花費多少人力物力特快運送到京師。皇帝如此,大小官員紛紛效仿,建造園林,裝點花石,極盡享樂揮霍達二十年之久,腐敗昏庸到了極點。 奢靡之風日甚一日,長年累月持續下去,使北宋由富強而「積貧」。而這種貧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貧,完全是人為造成的貧,國家收入再多,也難填奢侈浪費的無底洞。奢靡之風的形成,成為一種巨大的潛流,嚴重阻礙破壞着社會的發展,使北宋的財政由充盈到不平衡,最後產生了嚴重的虧空危機,民不聊生,軍備廢弛。奢靡之風嚴重敗壞了社會風氣,腐蝕着廣大官吏,貪污腐化、賣官買官、揮霍浪費橫行,喪失了民心,終於導致了北宋由富強到「積貧積弱」,以至於滅亡。


帝王列表

宋太祖——趙匡胤

宋徽宗


歷朝歷代的政變事件屢見不鮮。「陳橋兵變,黃袍加身」便是由後周禁軍最高統帥趙匡胤發起的一次成功的政變。趙匡胤兵不血刃登上帝位,不僅統一了大半個中國,而且治國有方。宋朝的經濟和文化之所以能夠達到我國歷史上的又一個高峰,與趙匡胤的治國之道有密切的關係。歷史證明,趙匡胤是一位推動歷史發展的傑出人物。他對待權臣剛柔並濟,懷柔安撫,很好的解決了天下統一後的軍權問題。 宋太宗——趙光義宋太宗(939年—997年)趙炅,漢族,本名趙匡義,後因避其兄宋太祖諱改名趙光義,即位後改名炅。在其兄弟中,除去早夭者,太宗排行居中,比太祖小12歲,比秦王趙廷美大8歲。22歲時,參與陳橋兵變,擁立其兄趙匡胤為帝,曾參與太祖統一四方的大業。太祖駕崩,38歲的趙光義登基為帝,是為太宗,在位共21年(976~997),59歲去世,是宋朝的第二個皇帝。 宋真宗——趙恆


宋真宗(968-1022)997年即位,在位25年 真宗趙恆是太宗第三子,「性好學」,前期頗勤於政事。公元1004年,真宗簽定「澶淵之盟」,每年向遼國進貢,澶淵之盟後的100多年裡,宋遼之間維持着和平局面,另外,宋遼雙方在邊境地區開展貿易,宋用絲織品、稻米、茶葉等,換取遼的羊、馬、駱駝等。宋真宗時,經濟迅速發展,發行「交子」,這便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 宋仁宗——趙禎


宋仁宗(1010-1063)1022年即位,在位41年。原名受益,真宗第六子,是中國歷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仁宗即位是才12歲,由皇太后垂簾聽政,1033年親政,仁宗任用范仲淹等賢臣,發起了歷史上著名的慶曆新政,雖改革失敗,但同樣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也為隨後的王安石變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仁宗性情寬厚,不事奢華,還頗能約束自己,因此他受到古代歷史學家、政治家的稱讚,是當時的偶像皇帝。仁宗死於1063年,舉國哀悼,死時訃告送到敵對國家遼國,竟然「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連遼國皇帝耶律洪基也握着使者的手號啕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 宋英宗——趙曙


宋英宗趙曙(1063-1067)漢族,原名宗實,後改名趙曙,太宗曾孫,濮王允讓之子。仁宗無子,英宗幼年被任宗接入皇宮撫養,賜名為宗寶。1050年為岳州團練使,後為秦州防禦使。1055年立以為嗣。英宗在位期間,任用舊臣韓琦等人,不想改革,但與遼國和西夏沒有發生戰爭。1067年,病逝於宮中福寧殿。在位四年葬於永厚陵。 宋神宗——趙頊


宋神宗趙頊(1068-1085)1067年即位,在位18年。英宗長子,1067年即位。1069年起用王安石變法,新法推行了十幾年,取得一定效果,但在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對下,於神宗死後廢除。神宗在位時,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完成,這是我國第一部編年通史。 宋哲宗——趙煦


宋哲宗(1076年—1082年)趙煦,漢族,宋神宗第六子。諡號哲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元佑八年三月即位,太皇太后高氏聽政。太后去世後,親政。在位十五年(1085~1100),建元元佑、紹聖、元符。元符三年卒,年二十五。廟號哲宗,葬永泰陵。事見《宋史》卷一七、一八《哲宗紀》。 宋徽宗——趙佶


宋徽宗(1082~1135)名趙佶,漢族,號宣和主人、教主道君皇帝、道君太上皇帝,諡號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畫家,書法家。宋神宗十一子,哲宗弟。生母宋神宗欽慈皇后陳氏。哲宗病死,太后立他為帝,宋朝第八位皇帝(1100~1125年在位),在位25年,國亡被俘受折磨而死,終年54歲,葬於永佑陵(今浙江省紹興縣東南35里處)。擅長楷、草書及山水、人物、花鳥、墨竹。擅長婉約詞,創「瘦金體」。 宋欽宗——趙桓


宋朝欽宗趙桓,曾名亶、煊,是北宋末代皇帝,生於元符三年(1100)四月十三日。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在金兵大舉入侵之際,徽宗禪讓帝位,趙桓被迫即位,是為欽宗,改次年為靖康元年。宋欽宗即位後「聲技音樂,一無所好」,頗有振作之意。殺或貶蔡京,童貫等奸臣。任用李綱抗金。靖康二年,與其父徽宗同被金兵俘虜北去,在位一年零兩個月。紹興二十六年(1156)死於五國城,享年57歲,葬於永獻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