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農本草經》
簡介
《神農本草經》里的藥物
《神農本草經》又名《神農本草》，簡稱《本草經》或《本經》，中國現存最早的藥學專著。撰人不詳，「神農」為託名。其成書年代自古就有不同考論，或謂成於秦漢時期，或謂成於戰國時期。原書早佚，現行本為後世從歷代本草書中集輯的。該書最早著錄於《隋書•經籍志》，載「神農本草，四卷，雷公集注」。《舊唐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均錄「神農本草，三卷」，宋《通志•藝文略》錄「神農本草，八卷，陶隱居集注」，明《國史經籍志》錄「神農本草經，三卷」，《清史稿•藝文志》錄「神農本草經，三卷」。歷代有多種傳本和注本，現存最早的輯本為明盧復輯《神農本經》（1616），流傳較廣的是清孫星衍、孫馮翼輯《神農本草經》（1799），以及清顧觀光輯《神農本草經》（1844）、日本森立之輯《神農本草經》（1854）。
《神農本草經》是現存最早的藥物學專著，為中國早期臨床用藥經驗的第一次系統總結，歷代被譽為中藥學經典著作。全書分三卷，載藥365種（植物藥252種，動物藥67種，礦物藥46種），分上、中、下三品，文字簡練古樸，成為中藥理論精髓。書中對每一味藥的產地、性質、採集時間、入藥部位和主治病症都有詳細記載。對各種藥物怎樣相互配合應用，以及簡單的製劑，都做了概述。更可貴的是早在兩千年前，祖先通過大量的治療實踐，已經發現了許多特效藥物，如麻黃可以治療哮喘，大黃可以瀉火，常山可以治療瘧疾等等。這些都已用現代科學分析的方法得到證實。
在中國古代，大部分藥物是植物藥，所以「本草」成了它們的代名詞，這部書也以「本草經」命名。漢代托古之風盛行，人們尊古薄今，為了提高該書的地位，增強人們的信任感，它借用神農遍嘗百草，發現藥物這婦孺皆知的傳說，將神農冠於書名之首，定名為《神農本草經》。儼然《內經》冠以黃帝一樣，都是出於託名古代聖賢的意圖。
輯本
《神農本草經》
現知歷史上有《本經》輯本16種。
主要有：南宋王介首次輯此書之佚文，成《本草正經》3卷，今佚。明末盧復(不遠)所輯《神農本經》3卷，目錄依《本草綱目》所出，正文取自《證類本草》。清過孟起(繹之)輯《本草經》3卷(1687年)，佚文取自《證類本草》，今僅存殘卷。清孫星衍(淵如)、孫馮翼(鳳卿)合輯《神農本草經》3卷(1799年)，每藥增補生長環境內容，又輯入《吳氏本草》、《名醫別錄》及若干藥物考證資料，考證精詳。清顧觀光(尚之)輯《神農本草經》4卷(約1844年)，略加考校。清汪宏(廣庵)自稱得《嘉本草》宋本，據此輯《神農本草經》3卷(1885年)。然或謂汪氏所輯，並非依據宋本《本經》。清末王運(紉秋)輯《神農本草經》3卷(1885年)，收藥360種，亦托稱得宋嘉年間《神農本草經》刊本。劉復取王氏輯本，兼參孫星衍、顧觀光所輯，刊《神農本草》(1942年)。清姜國伊(尹人)輯《神農本經》(1862～1892年)，排列及佚文悉遵《本草綱目》。近人尚志鈞輯成《神農本草經校點》(1983年)，集取眾人之長，詳加校訂。另有曹元宇輯《本草經》(1987年)3卷，王筠默《神農本草經》(1988年)3卷。日本森立之輯《神農本草經》3卷，附《序錄》1卷、《考異》1卷。該輯本引證廣博，考證精詳。
內容
《神農本草經》里的藥物「獨活」
《神家本草經》，該書早佚，經後人輯佚研究，認為全書共收載藥物365種，其中植物藥252種，動物藥67種，礦物藥46種。根據當時的認識水平，把這些藥物依其治療效能和使用目的，分為三大類，名為三品，這較前代「五藥」的分類已有認識上的進步。三品即為上、中、下三品：上、中二品各120種，下品125種。當時認為，上品是無毒的、具有補養作用的藥物，可以久服，使人延年益壽；中品或有些毒性、或則無毒，即可以治病也可用於補養；而下品125種一般多為有毒性之藥物，只能用於治病，不可久服。這種分類法雖較原始而粗放，但對於當時的醫藥學，特別是治療學，具有積極的意義。 《神農本草經》還提出藥物學的一些初步的理論問題，如組方的君、臣、佐、使原則，藥物的七情和合，藥物的四氣五味等等，都為藥物學和方劑學的發展提出一些理論問題。書中還提到藥物採收的時間、藥物炮製、收貯方法等等。據此書記載可知，當時的疾病已包括內、外、婦、五官等方面的病證。
《本經》對每味藥所記載的內容，有性味、主治、異名及生長環境。如「當歸味甘溫，主咳逆上氣，溫瘧寒熱洗洗在皮膚中，婦人漏下，絕子，諸惡瘡瘍金瘡，煮飲之。一名干歸。生川谷。」這些內容以當時的水平來衡量，是比較切實的。
《本經》依循《內經》提出的君臣佐使的組方原則，也將藥物以朝中的君臣地位為例，來表明其主次關係和配伍的法則。《本經》對藥物性味也有了詳盡的描述，指出寒熱溫涼四氣和酸、苦、甘、辛、咸五味是藥物的基本性情，可針對疾病的寒、熱、濕、燥性質的不同選擇用藥。寒病選熱藥；熱病選寒藥；濕病選溫燥之品；燥病須涼潤之流，相互配伍，並參考五行生剋的關係，對藥物的歸經、走勢、升降、浮沉都很了解，才能選藥組方，配伍用藥。
《本經》不僅記載着365種藥的性味、主治等內容，還在其《序錄》中簡要地提出：「藥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熱溫涼四氣及有毒無毒。」「療寒以熱藥，療熱以寒藥，飲食不消以吐下藥……各隨其所宜」等基本理論及用藥原則。並總結了「藥有君臣佐使」，「有單行者，有相須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惡者，有相反者，有相殺者」等藥物配伍方法。為了保證藥物質量，還指出要注意藥物的產地，採集藥物的時間、方法、真偽。製成各種劑型，要隨藥性而定。用毒藥應從小劑量開始，隨病情的發展而遞增。服藥時間應按病位所在確定在食前、食後或早晨、睡前服藥。如此等等，對臨床用藥都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價值
清光緒年間的《神農本草經》
《神農本草經》的歷史地位不可低估，它將東漢以前零散的藥學知識進行了系統總結，其中包含了許多具有科學價值的內容，被歷代醫家所珍視。而且其作為藥物學著作的編撰體例也被長期沿用，作為中國第一部藥物學專著，影響是極為深遠的。《神農本草經》首次提出了「君臣佐使」的方劑理論，一直被後世方劑學所沿用，有序例(或序錄)自成l卷，是全書的總論，歸納了13條藥學理論。
《神農本草經》的問世，對中國藥學的發展影響很大。歷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幾部《本草》，如《本草經集注》、《新修本草》、《證類本草》、《本草綱目》等，都淵源於《本經》而發展起來的。藥物之間的相互關係也是藥學一大關鍵，《本經》提出的「七情和合」原則在幾千年的用藥實踐中發揮了巨大作用。藥物之間，有的共同使用就能相互輔佐，發揮更大的功效，有的甚至比各自單獨使用的效果強上數倍；有的兩藥相遇則一方會減小另一方的藥性，便其難以發揮作用；有的藥可以減去另一種藥物的毒性，常在炮製毒性藥時或者在方中制約一種藥的毒性時使用；有的兩種藥品本身均無毒，但兩藥相遇則會產生很大的毒性，損害身體等等。這些都是業醫者或從事藥物學研究的人員必備的基本專業知識，十分重要，甚至操縱着生死之關隘，不可輕忽一分半毫。
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神農本草經》都是醫生和藥師學習中藥學的教科書，或者是作為必讀書，被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書中對於藥物性質的定位和對其功能主治的描述十分準確，其中規定的大部分藥物學理論和配伍規則，到今天，也仍是中醫藥學的重要理論支柱。對於現代的中醫臨床，《神農本草經》的論述仍舊具有十分穩固的權威性，同時，它也成為了醫學工作者案頭必備的工具書之一。
缺陷
《神農本草經》里的有毒藥物硬石膏
由於歷史和時代的局限，《神農本草經》也存在一些缺陷，為了附會一年365日，書中收載的藥物僅365種，而當時人們認識和使用的藥物已遠遠不止這些。這365種藥物被分為上、中、下三品，以應天、地、人三界，既不能反應藥性，又不便於臨床使用，這些明顯地受到了天人合一思想的影響，而且在神仙不死觀念的主導下，收入了服石、煉丹、修仙等內容，並把一些劇毒的礦物藥如雄黃、水銀等列為上品之首，認為長期服用有延年益壽的功效。這顯然是荒謬的。此外，《神農本草經》很少涉及藥物的具體產地，採收時間，炮製方法，品種鑑定等內容，這一缺陷直到《本草經集注》才得以克服。
《神農本草經》首次提出了「君臣佐使」的方劑理論，一直被後世方劑學所沿用，但在使用過程中，含義已漸漸演變，關於藥物的配伍情況，書中概括為「單行」、「相須」、「相使」、「相畏」、「相惡」、「相反」、「相殺」七種，稱為七情，指出了藥物的配伍前提條件，認為有的藥物合用，可以相互加強作用或抑制藥物的毒性，因而宜配合使用，有的藥物合用會使原有的藥理作用減弱，或產生猛烈的副作用，這樣的藥應儘量避免同時使用。書中還指出了劑型對藥物療效的影響，丸、散、湯、膏適用於不同的藥物或病症，違背了這些，就會影響藥物的療效。
作者
《神農本草經》作者之一清代孫星衍
神農不是醫藥學家，自然也不會是《神農本草經》的真實作者，這一點在中醫學界基本得到承認。但是翻開歷史，發現有太多的醫家都以為《神農本草經》的作者是神農。
『神農說』最有力的鼓吹者是陶弘景。《集注·序錄》云：「舊說皆稱神農《本經》，余以為信然。」其後的顏之推，孔志約等也是這樣認為的。《顏氏家訓》云：「典籍錯亂，非止於此，譬猶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詡等郡縣名，出諸藥物。」孔志約序《新修本草》雲:「以為《本草經》者，神農之所作，不刊之書也。」即使到了清代，考據大家趙翼仍迷信陶說，以《本草經》為神農之作，《曝雜記》云：「三皇之書，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黃帝有《素問》。《易》以卜笠存，《本草》《素問》以方伎存。」由此可見，在缺乏嚴謹治學精神和質疑精神的情況下，一個謊言能流傳上千年。但也有嚴謹的學者能夠獨立思考，對此說提出質疑。梁朝阮孝緒撰《七錄》始記有《神農本草經》這本書，計有三卷。是書云：「世謂神農嘗藥。黃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多漢時，疑張仲景、華陀竄記其語。」 宋代王應麟也對神農著書說提出質疑，其在《困學紀聞》雲:「今詳神農作本草，非也。三五之世，朴略之風，史氏不繁，紀錄無見，斯實後世醫工知草木之性，託名炎帝耳。」宋代葉夢得《書傳》雲:「《神農本草》但三卷，所載甚略，初議者與其記出產郡名，以為東漢人所作。」清代姚恆《古今偽書考》雲:「漢志無本草，按《漢書·平帝紀》，詔天下舉知方術本草者。書中有後漢郡縣地名，以為東漢人作也。」陳叔方在其所著《穎川語錄》中寫到《神農本草經》當中使用的某些藥名有故意做雅的痕跡。比如，把「黃精」寫成「黃獨」，「山芋」寫成「玉延」，「蓮」寫成「藕實」，「荷」寫成「水芝」，「芋」寫成「土芝」，「螃蟹」寫成「擁劍」。這種華而不實的故意做雅，是東漢學風的典型表現。早在西漢《淮南子·修務訓》中就有：「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托於神農、黃帝，而後始入說。」一語道破當時的風氣。
那《神農本草經》的作者是誰呢，通觀全書，可以得出此書和《內經》一樣並非出於一時一人之手，經歷了較長時間的補充和完善。最後的成書時間不會早於東漢。[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