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

概述

《禮記》儒家經典之一。系中國秦漢以前各種禮儀論著的選本。西漢宣帝在位時，戴德

、戴聖各自輯錄有一個選本，分別被後人稱為《大戴禮記》和《小戴禮記》，後者一般也簡稱《禮記》。《禮記》是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情況、典章制度和儒家思想的重要著作。它闡述的思想，包括社會、政治、倫理、哲學、宗教等各個方面，其中《大學》、《中庸》、《禮運》等篇有較豐富的哲學思想。《大戴禮記》現存最早的注本是北周盧辯注。《小戴禮記》的主要注本有東漢鄭玄的《禮記注》，唐孔穎達的《禮記正義》、清朱彬的《禮記訓纂》和孫希旦的《禮記集解》等。《禮記》是中國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書籍。 《禮記》一書的編定是西漢禮學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聖。戴德選編的八十五篇本叫《大戴禮記》，在後來的流傳過程中若斷若續，到唐代只剩下了三十九篇。戴聖選編的四十九篇本叫《小戴禮記》，即我們今天見到的《禮記》。這兩種書各有側重和取捨，各有特色。東漢末年，著名學者鄭玄為《小戴禮記》作了出色的註解，後來這個本子便盛行不衰，並由解說經文的著作逐漸成為經典，到唐代被列為「九經」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十三經」之中，成為士人必讀之書。

簡介

它主要是對禮制﹑禮意的記載和論述。其中涉及秦漢以前的社會組織﹑生活習俗﹑道德規範﹑文物制度等情況﹐反映了儒家的政治﹑哲學﹑倫理思想。這些都是研究古史的重要材料。

《禮記》《禮記》是戰國至秦漢年間儒家學者解釋說明經書《儀禮》的文章選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資料匯編。《禮記》的作者不止一人，寫作時間也有先有後，其中多數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學生們的作品，還兼收光秦的其它典籍。

《禮記》的內容主要是記載和論述先秦的禮制、禮意，解釋儀禮》，記錄孔子和弟子等的問答，記述修身作人的準則。實際上，這部九萬字左右的著作內容廣博，門類雜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學、歷史、祭祀、文藝、日常生活、曆法、地理等諸多方面，幾乎包羅萬象，集中體現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學和倫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會的重要資料。

《禮記》全書用散文寫成，一些篇章具有相當的文學價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動故事闡明某一道理，有的氣勢磅礴、結構謹嚴，有的言簡意賅、意味雋永，有的擅長心理描寫和刻劃，書中還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闢而深刻。據傳，《禮記》一書的編定是西漢禮學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聖。戴德選編的八十五篇本叫《大戴禮記》，在後來的流傳過程中若斷若續，到唐代只剩下了三十九篇。戴聖選編的四十九篇本叫《小戴禮記》，即我們今天見到的《禮記》。這兩種書各有側重和取捨，各有特色。東漢末年，著名學者鄭玄為《小戴禮記》作了出色的註解，後來這個本子便盛行不衰，並由解說經文的著作逐漸成為經典，到唐代被列為「九經」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十三經」之中，成為士人必讀之書。

《禮記》從散文藝術方面看﹐《禮記》中的議論文﹐如《禮運》﹑《樂記》等篇的部分章節﹐雍容大雅﹐氣勢沛然﹐結構嚴整。記敘文如《玉藻》﹑《坊記》等篇的部分章節﹐文筆凝練﹐言簡意賅。尤其是《檀弓》﹑《仲尼燕居》等篇中的敘事小品﹐寫得生動形像﹑意味雋永﹐都是較優秀的作品。如《檀弓》中的「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曾子寢疾」等章﹐以簡練的文字傳達出不同的生活場面和人物心理﹐情景宛然﹐筆法多變。「孔子過泰山側」章﹐形容苛政猛於虎﹐令人怵目驚心。「齊大飢」章只80餘字﹐卻把黔敖的倨傲﹑餓者不為所屈﹐寫得活靈活現﹐其中還有服飾﹑神態﹑語氣的描繪﹐接近於小說。「孔子蚤作」﹑「晉獻文子成室」等章﹐還嵌以詩歌﹑偶語﹑排句﹐增加了文章的生動性和感情色彩。《檀弓》的不少篇幅糅合着想像的成分﹐而非信史﹐這一點前人已多有揭示。可見七十子的後學﹐對於師說也作了文學性的加工。

《禮記》至唐代列為「九經」之一﹐宋代列於「十三經」中﹐為士子必讀之書﹐對後代思想﹑文學都有一定的影響。主要注本有﹕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今存宋紹熙三年(1192)兩浙東路茶鹽司刻宋元遞修本。清朱彬有《禮記訓纂》﹐孫希旦有《禮記集解》。

《禮記》與《儀禮》、《周禮》合稱「三禮」，對中國文化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各個時代的人都從中尋找思想資源。因而，歷代為《禮記》作注釋的書很多，當代學者在這方面也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我們這裏選錄的原文依據清代阮元校刻的《十三經註疏》，注釋和譯文則廣泛參閱了各種有影響的研究成果，力求做到準確簡明易懂。選錄的篇章由作者加上標題（原文只有篇名，每篇原文都較長），原則上採用選文的首句作標題，注釋中只說明選自某篇。

作者簡介

戰國至秦漢間講禮文章的選集。儒家經典之一。相傳為西漢戴聖所編。戴聖字次君﹐梁郡(今河南商丘)人﹐曾任九江太守﹐與叔父戴德一起學禮於后蒼﹐宣帝時為博士。《禮記》多數篇章可能都是「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漢書?藝文志》)。孔子死後﹐門徒「七十子」散居各諸侯國﹐他們的學生又各傳其師說﹐所傳的講禮的文章流傳至漢已有一百數十篇﹐相當繁複﹐戴德選其85篇為《大戴禮記》(今殘)﹐戴聖又選49篇為《小戴禮記》﹐即今本《禮記》。選入文章在長期授受的過程中﹐不免有所增益﹐所以其中夾雜着秦漢時的言論。

編定及地位

《禮記》《禮記》又名《小戴禮記》，東漢鄭玄的《六藝論》、晉代陳邵的《周禮論敘》和《隋書·經籍志》都認為是西漢禮學家戴聖編定的。這是傳統的說法。經近代學者研究，斷定這種說法有問題。西漢時期立於學官的五經是《易》、《書》、《詩》、《禮》、《春秋》。所謂《禮》，指的是《士禮》，也就是晉代以來所稱的《儀禮》。先秦禮學家們傳習《儀禮》的同時，都附帶傳習一些參考資料，這種資料叫作「記」。所謂學所記也。」西漢禮學家們傳授《儀禮》的時候，也各自選輯一些「記」，作為輔助材料。它們共同的特點是：一、都是用當時通行的隸書抄寫的；二、附《儀禮》而傳習，沒有獨立成書；三、因為是附帶傳習的資料，往往隨個人興趣而有所刪益，即使是一個較好的選輯本，它的篇數、編次也沒有絕對的固定性。

西漢的禮學純屬今文學派，儘管禮學家們彼此的學術觀點也存在着歧異，但他們都排斥古文經記，再說當時一些古文經記都藏在皇家秘府，一般人也見不到。西漢末期，掌管校理古文經籍的劉歆，建議把《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列為官學，結果遭到學官博士們的一致反對，劉歆斥責他們「抱殘守缺」。內此可以推知，西漢禮學家們各自選輯的「記」，不會也不可能收進他們所排斥的而當時尚未行世的古文經記。可是由東漢中期傳留至今的《禮記》中，就羼進了古文學派的文字。比如「記」，就是對經文的解釋、說明和補充。這種記，累世相傳原是很多的，不是一人一時之作。到了西漢時期，禮家傳抄的記就不多了。東漢史學家班固在他的《漢書·藝文志》禮家項目中說：「《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奔喪》、《投壺》就是《逸禮》中的兩篇。因此，不能說今天所見的這部《禮記》是西漢禮學家戴聖編定的。

西漢平帝時期，王莽當政，把《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立於學官，此後大力推行古文經學二十多年。東漢王朝建立後，立經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經學，《禮》的方面，立的是大戴、小戴兩家，把王莽時期所立的各種古文經學再次排斥在官學之外。雖然如此，由於古文經學已大興於世，從

總的情況來看，今文古文兩個學派日趨混同。東漢時期的大多數今文學派的禮學家，為了適應皇朝的禮制需要，為了自己的功名利祿，不再甘心「抱殘守缺」地傳習《士禮》，而致力於「博學洽聞」，從而在資料的匯揖上也趨向並蓄兼收。因此西漢經師們選編傳抄下來的各種選輯本，經過東漢經師之手，自然不免羼進了一些已經行世的古文記。

經過長時期的流傳刪益，到東漢中期大多數「記」的選輯本先後被淘汰，而形成和保留了八十五篇本和四十九篇本。前着篇數多，遂名之為《大戴禮記》；後者篇數少，遂名之為《小藏禮記》。其實這兩個「記」的選輯本，都不是大戴（戴德）小戴（戴聖）各自附《儀記》而傳習的「記」的選輯本的原貌。關於這個問題，洪業先生在他的《禮記引得序》中有極為精細的考辨。

《禮記》東漢學者鄭玄給東漢中期定型的收有四十九篇的「記」的選輯本——《禮記》做了出色的註解，這樣一來，使它擺脫了從屬《儀禮》的地位而獨立成書，漸漸得到一般士人的尊信和傳習，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不少有關《禮記》的著作。到了唐朝，國家設科取土，把近二十萬字的《左傳》和十萬字的《禮記》都列為大經，五萬字的《儀禮》和《周禮》、《詩經》等列為中經。因為《禮記》文字比較通暢，難度較小，且被列為大經，所以即使它比《儀禮》的字數多近一倍，還是攻習《禮記》的人多。到了明朝，《禮記》的地位進一步被提高，漢朝的五經里有《儀禮》沒有《禮記》，明朝的五經里有《禮記》沒有《儀禮》。《禮記》由一個附庸蔚為大國了。而《儀禮》這個往昔大國則日趨衰落了。

從西漢到明清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為什麼《禮記》越來越受重視，而《儀禮》越來越被漠視呢？因為《儀禮》記的是一大堆禮節單子，枯燥乏味，難讀難懂，又離現實生活較遠，社會的發展使它日益憔悴而喪失了吸引力。而《禮記》呢？它不僅記載了許多生活中實用性較大的細儀末節，而且詳盡地論述了各種典扎的意義和制禮的精神，相當透徹地宣揚了儒家的禮治主義。歷史和現實的經驗使封建統治階級越來超深切地認識到，在強化國家機器的同時，利用以禮治主義為中心的儒家思想，吸引廣大知識階層，規範世人的思想和行動，是維護統治聯序從而獲得「長治久安」的不容忽視的大政方針。這就是《禮記》受到歷代王朝的青睞，以至被推上經典地位的根本原因。幾千年來，對中華民族意識形態影響最大的書是儒家的書。從所起作用的大小來估計，《禮記》僅次於《論語》，比肩於《孟子》，而遠遠超過《荀子》。西漢以後，《禮記》由一部儒學短篇雜編上升為泱泱大國的一部重要經典，這史實本身，就值得注意。

內容及價值

《禮記》由鄭玄作注而能夠傳世的《禮記》，共收四十九篇文字。目錄是：《曲禮上》第一，《曲禮下》第二，《檀弓上》第三，《檀弓下》第四，《王制》第五，《月令》第六，《曾子問》第七，《文王世子》第八，《禮運》第九，《禮器》第十，0《郊特牲》第十一，《內則》第十二，《玉藻》第十三，《明堂位》第十四，《喪服小記》第十五，《大傳》第十六，《少儀》第十七，《學記》第十八，《樂記》第十九，《雜記上》第二十，《雜記下》第二十一，《喪大記》第二十二，《祭法》第二十三，《祭義》第二十四，《祭統》第二十五，《經解》第二十六，《哀公問》第二十七，《仲尼燕居》第二十八，《孔子閒居》第二十九，《坊記》第三十，《中庸》第三十一，《表記》第三十二，《緇衣》第三十三，《奔喪》第三十四，《問喪》第三十五，《服問》第三十六，《間傳》第三十七，《三年問》第三十八，《深衣》第三十九，《投壺》第四十，《儒行》第四十一，《大學》第四十三，《冠義》第四十三，《昏義》第四十四，《鄉飲酒義》第四十五，《射義》第四十六，《燕義》第四十七，《聘義》第四十八，《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禮記》這部儒學雜編，內容很龐雜，大體上可分成以下幾個方面：有專記某項禮節的，體裁跟《儀禮》相近，如《奔喪》、《投壺》。有專說明《儀禮》的，如《冠義》、《昏義》、《鄉飲灑義》、《射義》、《燕義》、《聘義》、《喪服四制》。它們是份別解釋《儀禮》中《土冠禮》、《昏禮》、《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儀》、《燕禮》、《喪服》各篇的，跟《儀札》關係最為密切。

有雜記喪服喪事的，如《檀弓》、《曾子問》、《喪服小記》、《雜記》、《喪大記》、《奔喪》、《問喪》、《服問》、《間傳》、《三年問》、《喪服四制》等。

有記述各種禮制的，如《王制》、《禮器》、《郊特牲》、《玉藻》、《明堂位》、《大傳》、《祭法》、《祭統》、《深衣》等篇。有側重記日常生活禮節和守則的，如《曲禮》、《內則》、《少儀》等篇就是。

有記孔子言論的，如《坊記》、《表記》、《緇衣》、《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哀公問》、《儒行》等，這些篇大都是託名孔子的儒家言論。

有結構比較完整的儒家論文，如《禮運》、《學記》、《祭義》、《經解》、《大學》、《中庸》。此外還有授時頒政的《月令》，意在為王子示範的《文王世子》。

以上所列並非科學分類，只不過想通過它粗略地反映各篇的性質。

《禮記》《禮記》是部儒學雜編，裡面包含儒家的思想史料相當豐富。研究早期儒家思想，需要讀《論語》，研究戰國秦漢時期的儒家思想，就不能不讀《禮記》了。讀《論語》能夠看到儒家學派的確立，讀《孟子》、《荀子》、《禮記》能夠看到儒家學派的發展。從《禮記》這部書里，可以看到儒家對人生的一系列的見解和態度。《王制》、《禮運》談到了儒家對國家、社會制度的設想。如《禮運》展示的理想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謂大同。」這類光輝的語言，並不因為年長日久而失去亮度，它極為精煉地反映了我們祖先對美滿而公正的社會的強烈嚮往。

《禮記》有不少篇章講修身作人的，象《大學》、《中庸》、《儒行》等篇就是研究儒家人生哲學的重要資料。專講教育理論的《學記》，專講音樂理論的《樂記》，其中精粹的言論，至今仍然有研讀的價值。

《曲禮》、《少儀》、《內則》等篇記錄了許多生活上的細小儀節，從中我們可以了解古代貴族家庭成員間彼此相處的關係。今天看來，這些細節極為繁瑣、迂腐、呆板、缺乏生氣，不過有些地方，還是可以借鑑的。讀了這些篇，我們可以知道，說中國是個文明禮義之邦，絕不是個空泛的贊語。

《禮記》關於喪祭之類的篇章佔了很大的比重。這類文字有四大特點：瑣碎、枯燥、難懂、遠離今天的生活。可是對於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特別是研究中國宗法制度的人們來說，實是珍貴的文字資料。其中有很多地方是對《儀禮·喪服》的補充和說明。

《禮記》中還有不少專篇是探討制禮深義的。這類文章是研究儒家禮治思想的重要依據。舉例來說，《昏義》是解釋《昏禮》制定意義的專篇。一開始就解釋為什麼要重視婚禮，說「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所以要在家長主持下搞一套隆重禮節。從而得知，結婚一事之所以重要，儒家並不着眼於當事男女的幸福，而是：一，密切兩個家族的關係；二，男方死去的祖先，有人祭祀了；三，傳宗接代。儒家認為，結婚只能是家族中的一件莊重的事，不是個人的美事。傳宗接代意味着新陳代謝，這樣，做人子的不能無所感傷，所以《郊特牲》說「昏禮不賀，人之序也」。鄭玄注說「序猶代也」。

此外，儒家對各種祭禮、喪禮、冠禮、鄉飲酒禮、射禮、聘禮等等，在《禮記》中也都有一套解釋。顯然，研究這些都有助於全面理解儒家的思想體系。

眾所周知，儒家思想中有對社會發展、人類進步起消極作用的部分，如全力維護等級制度，頑固宣揚男尊女卑等等。這些，在《禮記》中都得到了充分反映。

總之，《禮記》是了解和研究儒家思想的重要史料。

讀法及參考書

《禮記》讀《禮記》應該把注意力集中在正文和鄭注上。不要喧賓奪主，就是說，不要忽視正文、拋開鄭注而花很大精力去看其它的註解書籍。

讀《禮記》應該把四十九篇文字分成幾大類去讀。篇章性質相近，資料範圍相同，就更容易索解。讀《禮記》應該採取先易後難的辦法。按前面粗略的分類來說，可以先讀那些文字比較通暢的論文，如《禮運》、《學記》等篇；其次讀有關孔子言論的，如《坊記》、《表記》等篇；其次讀說明《儀禮》的，如《冠義》、《昏義》等篇；其次讀記述各種禮制的，如《禮器》、《郊特牲》等篇；其次讀記載生活日常禮節的，如《曲禮》、《內則》、《少儀》等篇；最後讀那一批有關喪事喪服的。

讀《禮記》要孤立難點。比如每讀一篇，凡看不懂的正文、鄭注，或對鄭的註解有所懷疑的地方，都一一標出。等讀完一篇後，回過頭來，再看《禮記正義》或其他註解書。《禮記》文字比《易經》、《尚書》、《儀禮》好懂些，每篇通過鄭注仍看不懂的地方，一般說來不會很多。把一些難詞難句集中起來，用有關註解書、工具書解決，這是比較省力省時的辦法。

五十幾年前，梁啓超在《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一書中，對讀《禮記》應該注意些什麼，提出了很有指導意義的意見。現摘錄其中比較重要的幾點。他說：

第一、記中所述唐虞夏商制度，大率皆儒家推度之辭，不可輕認為歷史上實事。即所述周制，亦未必文、武、周公之舊，大抵屬於當時一部分社會通行者半，屬於儒家理想者半，宜以極謹嚴的態度觀之。

第二、各篇所記「子曰……」、「子言之……」等文，不必盡認為孔子之言。蓋戰國秦漢間孔子已漸帶有神話性。許多神秘的事實皆附之於孔子，立言亦每托孔子以自重，此其-。「子」為弟子述師之通稱，七十子後學者於其本師，亦可稱「子」。例如《中庸》、《緇衣》……或言來自子思子，則篇中之「子」亦可認為指子思，不必定指孔子，此其二。即使果為孔子之言，而展轉相傳，亦未必無附益或失真，此其三。要之全部《禮記》所說，悉認為儒家言則可，認為孔子言則須審擇也。他還強調指出：當知此叢書並非一人一時代之作，其中各述所聞見、所主張，自然不免矛盾。故只宜隨文研索，有異同者則並存之，不可強為會通，轉生轇轕。應該說，梁氏的這些意見，對《禮記》的讀者確實是十分有益的提醒。

除鄭玄的《禮記注》之外，註解《禮記》的著作還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唐代孔穎達的《禮記正義》。此外比較有名的還有：宋代衛湜的《禮記集說》、清代杭世駿的《續衛氏禮記集說》、清代朱彬的《禮記訓纂》、清代孫希旦的《禮記集解》。宋以下的這些註解書，卷帙浩繁，也不夠精審，不必通讀。十三經中唯《禮記》一種，清人沒有作新疏，清人關於注釋《禮記》的著作，從總的情況來看，還沒有超過唐人孔穎達《禮記正義》的。所以說，讀《禮記》的註解，還是應以鄭玄的《禮記注》為主，孔穎達的《禮記正義》為輔。其他著作只能算是參考書籍，聊備翻檢而已。

版本

《禮記》間之關係及其價值,認為現存版本可分兩系統,一為《唐石經》———宋監本系統,撫州本、八行註疏本屬焉;余仁仲本、纂圖互注本及十行註疏本、閩、監、毛本屬另一系統。清代校勘《禮記》的兩部代表性著作《禮記註疏校勘記》、《撫本禮記考異》都未見到余仁仲本及纂圖互注本,因而未能辨識十行本眾多訛誤的由來。今校余仁仲本,知十行本經注文本的底本是余仁仲本或類似余仁仲本的別本,十行本與撫本、八行本之間沒有直接的繼承關係。至於岳本,應視為這兩種系統的混成品,實不足珍重。這種認識也推翻了十行本在經注、疏匯刻本的基礎上附入《釋文》而成的通俗概念。

思想成就

反映思想理論性的集中在《禮運》、《禮器》、《學記》、《樂記》、《大學》、《中庸》、《儒行》等篇，還有借孔子的答問而發揮儒家學說的篇章，如《曾子問》、《哀公問》、《表記》、《坊記》、《孔子閒居》、《仲尼燕居》等。在這些篇章中，可以看到孔子後學的不同派別思想觀點的留存，包括有子遊學派、子夏學派、曾子學派、子思學派、孟子學派、荀子學派等儒家內部的諸多派別。從中還可以看到有墨家、道家、農家、陰陽家等先秦諸子百家的思想學說滲透於其間。由此而反映出《禮記》輯成的時代是一個對儒家各派求同存異，對諸子百家加以融合吸收和改造的時代。《禮記》中的思想理論性內容深厚而豐富，它以禮樂為核心，涉及到政治、倫理、哲學、美學、教育、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思想學說。因此，在中國古代傳統思想中，是不能不研究《禮記》中所包含的思想學說的。

教育思想 《禮記》

教育目的三綱領：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學習過程五步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人的完善八步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齊家、治國、平天下教育教學九原則：教學相長、豫、時、孫、摩、長善救失、、啟發誘導、藏息相輔、因材施教教學三方法：講解、問答、練習學者有四失：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教師所必備：博喻

孝道思想

從以上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禮記》之孝道思想是豐富而全面的，既論述了孝之起源、地位與作用，孝與忠、禮、政、教的關係等宏觀理論問題，又有關於孝道本身的總體與個別義項和孝行的微觀具體論述。據此，筆者認為，《禮記》在中國儒學發展史上，完成了孝道的理論創造並達到其頂峰。得出這樣一種評價，就必然涉及如下問題：《禮記》之孝道思想與《孝經》是何關係？討論這一問題，首先要對兩書的時代有個討論，其次，要從對二者內容的比較中探討它們的關係。《禮記》成書於西漢，但其中各篇寫作年代不盡一致，一般認為，《大學》、《中庸》為曾子、子思所作，所以，本文未把上述兩篇作為論述之對象。除有些篇章作者、時代有定論外，《禮記》之絕大部分篇章皆為秦漢時期儒者所著，似乎亦成為定論。至於《孝經》的作者、年代，有多種說法，筆者同意為漢代儒者作品之說。由此，可以斷言，《禮記》或早於或與《孝經》為同時代之作品。從內容上看，《孝經》雷同於《禮記》之處甚多，以致梁啓超說《孝經》「書中文義皆極膚淺，置諸戴記四十九篇中，猶為下乘，雖不讀可也。」（《經籍解題及其讀法》）的確，從本文的上述論述中，我們大量可見《孝經》雷同於《禮記》之處。如：《孝經》：「以孝事君則忠。」《禮記·祭義》：「事君不忠非孝也」；《孝經》：「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禮記·喪服四制》：「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禮記·祭義》：「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孝矣。」即使是《孝經》以五章專門論述的五等人之孝的思想，也可在《禮記》中看到其理論源頭：「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任善不敢臣三德。」（《大戴禮記·曾子本孝》）任善：指君王之孝。三德即三老。漢代設「三老五更」之位，以養老人，三老五更各一人，天子以父兄養之，因此說，君王之孝在於「任善不敢臣三德」。當然，不可否認，《孝經》作為一篇專門論孝的文篇，較之《禮記》雖在理論建樹上沒有多少新的創造，但在系統性上、易於傳播推廣方面，要優於《禮記》。兩者同列十三經，在歷史上均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不過兩者的影響各有其不同的特點。《孝經》不足兩千字，專題專論，加之歷代統治者的大力推廣，影響面要大得多，不管是知識分子還是布衣庶民，均可能讀到《孝經》，而《禮記》只能影響有一定儒學文化修養的讀書人。但由於《孝經》無限制地將孝道泛化，又一開始即以「經」立論，可能不屑於「形而下者謂之器」之類細微末節吧，倒使孝的好多具體道德要求如本文中所述之「孝行」部分疏於論述。總之，由《禮記》創造，而由《孝經》系統化的孝道理論問題與孝道的普遍原則借《孝經》而得以廣泛傳播。而《禮記》中之孝行部分則得之於如《二十四孝》、《三十六孝》、《弟子規》、《女兒經》等諸多童蒙與家訓之書而予以流傳，遂長期影響中國人的家庭生活禮儀與社會交往方式，成為禮儀之邦的生活方式。因此，我們不可低估《禮記》對中國孝道的形成、發展以及對中國人傳統生活方式的巨大影響。

政治理想

大同世界。儒家認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在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裏，以賢智勇，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這種小康大同的政治理想產生於中國的2000年前，是極為可貴的歷史資料。再次，《大學》和《中庸》、《學記》3篇分別載有許多合理的經濟思想和教育思想。《大學》和《中庸》原屬《禮記》的兩篇，南宋時期，理學家朱熹將二篇單獨抽出來，與《論語》、《孟子》合稱「四書」。自宋至清的六七百年間，成為青年學子入仕應考的必讀書。《大學》云：「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這是儒家理財的經典論述，也是古代財政經濟學的寶貴遺產。《中庸》則載孔子語云：「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鑑賞與品評

最早的封建禮制教科書 《禮記》

《禮記》是秦漢之際和漢代初期儒家學者的著述;唐代「十二經」出現時,確立了作為儒家經典的學術地位.《禮記》四十九篇內容比較蕪雜,劉向《別錄》分為八類,近人梁啓超細分為十類.但是,對「禮」的闡述無疑地是共同的主題.圍繞這個主題,《禮記》的題材或內容可分為三個方面:一是詮釋《儀禮》和考證古禮,這些禮儀制度是此後儒家文化中的生活習俗的源頭;二是孔門弟子的言行雜事,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家的「禮」的生活實踐;三是對「禮」的理論性論述.《禮記》中的這些內容,在社會的、人性的、超越的三個理論層面上,都顯示出與原始儒學(孔子)及孟子、荀子儒學思想不同的變化、發展.　《禮記》是時代與現實生活的風雨催生的學術之花,是儒家在「禮崩樂壞」時代反思重建政治秩序和價值觀念的產物。它承載了原始儒家在中國文化「軸心時代」煥發出的學術激情和文化精神。《禮記》以「仁」釋禮,表述了新的學術思想和時代的先進文化;禮學蘊涵了儒家學者對時代憂患敏感而深切的體驗,以及他們欲消除時代憂患的強烈責任意識。應該研究《禮記》學術思想的時代精神,從一個特定的學術視野觀照儒家禮學之精義。

相關詞條

《左傳》《孔雀東南飛》《鹽鐵論》《漢書》《趙飛燕別傳》《吹劍錄》《唐宋傳奇集》《霍小玉傳》《古文觀止》《離魂記》《柳氏傳》《榴花夢》《全唐詩》《花間集》《禮運》《禮器》《學記》《樂記》《大學》《中庸》《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