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

簡介

《春秋》至遲自西周起，就有太史記載國家大事；在每一季的開始，一般要寫「春」到「秋」四季的季節。但古人重視春季和秋季，因此把國史記載叫做《春秋》，這可能是「春秋」作為史書名的來由罷。現存《春秋》，從魯隱公記述到魯哀公，歷十二代君主，計二百四十四年（依《公羊傳》和《穀梁傳》載至哀公十四年止，為二百四十二年，《左傳》多二年），它基本上是魯國史書的原文。　　相傳《春秋》之書出於孔子之手，舊時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之說。但後世亦有不同說法，清人袁谷芳《春秋書法論》說：《春秋》者，魯史也。魯史氏書之，孔子錄而藏之，以傳信於後世者也。石韞玉《獨學廬初稿·春秋論》也說：《春秋》者，魯史之舊文也。《春秋》共十二公之事，歷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筆而書者必更數十人。此數十人者，家自為師，人自為學，則其書法，豈能盡同？雖然春秋之作者有爭議，但其經過孔子之手修而改之，則無大異。

事實上，春秋作為一魯國的史書，其作用早已超出史書範圍，春秋用詞遣句「字字針貶」成為獨特的文風，被稱為春秋筆法，為歷代文代史家奉為經典。《春秋》所記，是二百四十多年的春秋各國大事，目前所存全文，不過一萬六千多字，但據曹魏時的張晏和晚唐時人徐彥引《春秋說》，都說是一萬八千字（張說見《史記·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徐說見《公羊傳·昭公十二年疏》引），可見《春秋》原文，從三國以後脫露了一千多字。很多大事漏記。

因為《春秋》是粗線條的筆墨。為補這一遺缺，後來又出現以春秋為主本的《傳》，即現今流傳下來的《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和《春秋左氏傳》三種，並稱春秋三傳。《傳》的《春秋經》文字基本上相同，也有一些差異，傳文按年合併，先經後傳。本欄春秋為單行本，其他三傳請到本書館十三經欄目閱讀或下載。

體裁

春秋』以「年・時（季節）・月・日 - 記事」為體裁。 年：魯國之君主、魯公在位紀年。 時：季節。四季之「春・夏・秋・冬」。 月：「正月、二月、三月…」。 日：「甲子、乙丑、丙寅…」。 記事：短句構成。 王 例如、隱公元年・二年（文依『左傳』）。 年 四季 月 日 記事 元年 春 王正月 三月 公及邾儀父盟於蔑 （隱公在蔑與邾地國君儀父盟交） 夏 五月 鄭伯克段於鄢 （鄭伯在段地打敗其弟弟共叔段） 秋 七月 天王使宰咺來掃惠公仲子之賵 九月 及宋人盟於宿 冬 十有二月 祭伯來 （祭伯這個人來訪） 公子益師卒 （公子益師去世） 二年 春 公會戎於潛 夏 五月 莒人入向 無駭帥師入極 （無駭的軍隊攻入極） 秋 八月 庚辰 公及戎盟於唐 九月 紀裂繻來逆女 冬 十月 伯姬掃於紀 （伯姬出嫁於紀） 紀子帛莒子盟於密 十有二月 乙卯 夫人子氏薨 （夫人之子氏病亡） 鄭人伐衛 （鄭國之人攻討衛） （註：上文中對於春秋的解讀在三傳之中各不相同，故括號中的只是其中一種參考）

《春秋》中的文字非常簡練，事件的記載很簡略，最少一字，如僖公三年六月「雨」；或二三字，如僖公三年夏四月「不雨」、八年夏「狄伐晉」；即使是最多字的「定公四年春三月」敘述也不超過四十五個字。最初原文僅18000多字，三國曹魏時張晏計算《春秋》共有18 000字，晚唐人徐彥的計算亦有18000字，南宋王觀國《學林》則記載有16500個字，現存版本則只有16000多字。因此古人為此書又寫了一些著作，對書中的記載進行解釋和說明，稱之為「傳」。據《漢書·藝文志》記載，為春秋作傳者共5家： 《左氏傳》30卷 《公羊傳》11卷 《穀梁傳》11篇 《鄒氏傳》11卷 《夾氏傳》11卷 其中後兩種已經不存。公羊傳和穀梁傳成書於西漢初年，用當時通行的隸書所寫，稱為今文。左傳有兩種，一種出於孔子舊居的牆壁之中，使用秦朝以前的古代字體寫的，稱為古文；一種是從戰國時期的荀卿流傳下來的。 公羊傳和穀梁傳與左傳有很大的不同。公羊傳穀梁傳講「微言大義」，希望試圖闡述清楚孔子的本意（作者認為《春秋》是孔子所作），有人認為有些內容有牽強附會的嫌疑。左傳以史實為主，補充了《春秋》中沒有記錄的大事，一些紀錄和《春秋》有出入，有人認為左傳的史料價值大於公羊傳和穀梁傳。

品讀方法

《春秋》《春秋》是經而非尋常史書。讀《春秋》之法，必尊以經而後讀之，須懷以誠敬之心讀之。非此而不能明其大義所在。若與二十四史同而混讀，必生乖張之心，必生偏狹之念。如是則終生不能明於聖賢之道也。《春秋》以一字為褒貶，微言大義，在乎其中矣。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緣何也？惟其懼以貽臭千古，為萬世所唾罵，受鬼神之誅耳。故是《春秋》為經，以大義所存焉。此等深意，雖以史遷之賢而不能及。今人或以曲筆諷之，其謬甚深也！因此一嘆。

作品性質

《春秋》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蘊涵著作者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學著作，這是從先秦孟、荀到兩漢馬、班諸家一致的正確看法。兩漢以後，今文經學衰微，學者多受古文經學門戶之見的影響，錯誤地視《春秋》為歷史學著作，並由此引發了長期以來聚訟紛紜的《春秋》性質之爭。

圍繞《春秋》是歷史學著作還是政治學著作這一問題，千餘年來先後形成了以下三種觀點：一、傳統今文經學家的正確觀點，即以《春秋》為政治學著作，持此說者如清人皮錫瑞，近人徐復觀、呂思勉、胡適等；二、古文經學家及近代「古史辨」派學者的觀點，即認為《春秋》是歷史學著作，古文經學家如晉人杜預，近人錢玄同、顧頡剛、劉節等人堅持這種看法；三、調和說，即認為《春秋》「亦經亦史」，持此說者如錢穆、雷戈。實際上，「亦經亦史」說是一種自相矛盾的說法，我們不妨先對之略加分析以見其不妥。錢穆認為《春秋》是一部「亦經亦史的一家言」，理由是古無經、史的區別，經、史之分是後代才有的觀念，「若我們定要說《春秋》是經非史，這實在只見其為後代人意見，據之以爭古代之著作，未免搔不著痛癢」。這種貌似公允的調和論之所以不能成立的原因有二：首先，「經史不分」之說不符合古代經史關係的實際。關於這點，鍾肇鵬先生曾在上世紀60年代的一文中專門加以辨析，並有力闡明了中國古代經史有別、史先於經的事實，故而毋庸今人置喙。其次，一部論著的性質是恆定不變的，而屬於學科分化的經史之分則是一個動態過程，兩者不宜混為一談。由於經、史的區別是本質性的，兩者之間沒有調和的餘地，當然也不存在某種中間過渡形態。這樣說來，「亦經亦史」說實際上等於取消、而不是解決了《春秋》性質問題，無怪乎自產生以來和者寥寥。與此不同，以《春秋》為史學著作的錯誤看法，卻由於牽涉到一些史實和理論的辨析而情況複雜；加之此說出自著名學者之口，因而長期以來對之鮮有質疑者。由於今人的誤解多系盲從前賢所致，所以首先對傳統諸種《春秋》為史學著作說的錯誤加以分析辯駁，無疑是我們正確認識《春秋》性質的鈐鍵所在。

寫作動機

《春秋》歷史學家從事歷史創作的主觀動機在於真實地記載歷史，這是判定一部作品為歷史學著作的第一項標準。正如有學者所說：「記錄和保存歷史史實，是史家最基本的也是最原始的動機之一。……史家從記存史事的動機出發來研究歷史，對於史學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可以說，史學的產生即由此始。」史學著作當以記事為目的，這也是古今中外歷史學家的一致看法，故太史公以「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為憾事，而以「述故事，整齊其世傳」為撰史的立足點。呂思勉說：「何謂史？史也者，記事者也。」講的也是同樣的道理。

求真記實對歷史學家著史而言既是目的也是原則，因而堪稱判斷一本論著是否為史學著作的試金石。蔣慶正確地指出：「孔子為何要作《春秋》，是理解《春秋》一書性質的關鍵。」孔子為什麼作《春秋》？作者的目的也在於求真記實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一度以疑古者自居的胡適就曾指出：「《春秋》那部書，只可當作孔門正名主義的參考書看，卻不可當作一部模範的史書看。後來的史家把《春秋》當作作史的模範，便大錯了。為什麼呢？因為歷史的宗旨在於『說真話，記實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記實事，只在寫個人心中對實事的評判。」徐復觀先生也說：「可以斷定孔子修《春秋》的動機、目的，不在今日所謂『史學』，而是發揮古代良史，以史的審判代替神的審判的莊嚴使命。可以說，這是史學以上的使命，所以它是經而不是史。」這些論述都根據作者的動機，正確指出了《春秋》的政治學性質，結論足以服人。

人們之所以長期以來對孔子作《春秋》的動機與種種「《春秋》為史學著作」說之間的顯著矛盾視而不見，當與誤解並混淆孔子「直」的觀念和「直書」思想有關。《論語·子路》記載說，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孔子通過玩弄概念的方式表達了他對春秋時期「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社會現實的批評，但他在這裡所追求的「直」顯然並非事實的真相，而只是論者心中「善」的道德觀念。是的，孔子曾有諸如「多聞闕疑，慎言其餘」之類的話，足見他確有注重客觀事實的可貴思想；但由於《春秋》是孔子藉以表達政治理想的政治學著作而非歷史學著作，所以貫穿其中的並不是這種求真思想，相反，指導作者進行「筆削」的正是《論語》中「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那種的「直」的觀念而已。這種意義上的「直」與歷史學家對史學客觀性的追求恰好相悖逆，遺憾的是以往很少有人注意到上述兩種觀念間的名實之辨。

相關評論

《春秋》《春秋》大義」並非「史義」。史學作品不僅應記載事實還要展示作者的思想，這是歷史上多數學者都贊同的看法。但史學思想源於史實，且不能脫離史實而獨存，這點即使極端如克羅齊、科林伍德者也不曾否認。《春秋》大義不同於歷史學家的思想，《春秋》只是作者將政治理想賦予歷史的形式而已：「《春秋》系以先王之志，亦即是以政治的理想為歸趨；但乃隨史實之曲折而見，故謂之『志而晦』」，「孔子因樂堯舜之道（『先王之志』），以堯舜之道為基準，是非於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作撥亂反正的憑藉」。《春秋》大義源於作者的政治觀，而歷史思想來自史家對史實的思考，足見兩者根本不同。不幸的是，有學者將《春秋》的「微言大義」與歷史學家的史學思想相提並論，或以之為早期史家主體意識的嚆失而予以表彰，或以之為古代刀筆吏史學的首惡而大加貶斥。實則就《春秋》而言，歷史是形式、皮毛，政治是內容、核心，以褒貶、曲筆為形式的「春秋筆法」正是《春秋》微言大義之所系，去此則大義不存。至於效法《春秋》任情褒貶，當受其批評的無疑應當是後世的誤解者，又豈能以此歸咎於《春秋》及其作者？

首先，認為《春秋》為孔子所修，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將「調和說」視為對顧、錢等人觀點的修正也未嘗不可。其次，認為《春秋》是中國第一部歷史學著作，而孔子則是中國的「史學之父」或「史學之祖」。有學者認為：正如希羅多德是希臘史學之父一樣，孔子是中國史學之父；孔子的《春秋》，正如希羅多德的《歷史》一樣，是世界上最早的歷史專著。有學者則說：「當西方史學之父希羅多德寫出他的《希波戰爭史》時，中國的史學之父孔子的《春秋》已經問世30多年了。」還有學者主張：「我國學術界曾把司馬遷譽為『中國古代史學之父』，我認為孔子可稱為中國古代史學之祖。」實際上，凡此種種說法中無不充斥著誤解，只可惜學者的理性每每為熱情所蒙蔽，以致陷入為古人爭訟的怪圈而習焉不察。再者，「調和論」者認為《春秋》的「微言大義」不僅存在，同時正是《春秋》之所以為史學著作的關鍵。有作者這樣評論說：「孔子對於歷史編年的革新，即賦予歷史記錄之中以褒貶的歷史評判，使歷史記錄具備了嶄新的姿態。《春秋》因此成為我國第一部歷史學著作，而不再是歷史記錄，孔子因此而成為中國史學之父。」實際上，論者之所以將《春秋》的微言大義解釋為「史義」，乃是源於對近代西方史家關於史學著作應表現作者思想這一觀點的誤解，關於這點，我們留待下文辨析。

作品價值

《春秋》《春秋》雖然不是歷史學著作，卻是可貴的史料著作，因而對於研究先秦歷史、尤其對於研究儒家學說以及孔子思想意義重大。因此，從史料學的角度利用《春秋》不僅符合《春秋》性質的本來，而且比將它視為「斷爛朝報」的歷史學著作更具價值。先秦諸子著作無一屬於史學著作，卻都是今人研究古史所必需的史料，《春秋》的史實和大義因「三傳」而明，這實在是它的特點和優勢所在。

遺憾的是，多數學者長期以來一直對《春秋》的重要史料價值保持著令人吃驚的冷漠。單就對孔子思想的研究而言，若干年來人們始終局限於一部《論語》而已，有學者曾做過這樣的調查：「建國以來，關於討論孔子和他的思想的文字，見諸報刊的，迄今不下八百篇。撇去十年動亂期間所謂『批儒評法』的渣滓，可作為研究史資料留存的，大約有四五百篇。那中間的見解，色彩各異，精當與否，姑且不論，但如說引據的材料，多半沒有超出今本《論語》一書，也許不會被斥為無稽之談。」針對這樣一種普遍蔓延的奇怪現象，論者意識到：「倘說要談孔子其人其學，《論語》是唯一可信可據的材料，此外諸書都不足征，那就成問題了。」超出《論語》研究孔子及其思想，首當其衝的是利用《春秋》，恐怕是論者上述這段話的題中應有之意吧？

再者，《春秋》是政治學著作，它的政治思想通過今文經學家的解說而得以體現，但由於誤解了《春秋》的性質，現代學者對今文經的學術價值始終未能給予應有的重視。公羊學、榖梁學甚至一度成為現代學術史上的無人問津的領域，治先秦史而不讀《公羊傳》，這在今天的學者看來已不算什麼不可思議之事，而研究今文經學反被目為驚世駭俗之舉。當今學者蔣慶曾就此批評道：「降及晚清，奇葩再發，康崔獨秀，經苑芬芳。豈思室內起火，疑古蜂起；歆學餘緒，作浪興風。於是辯有為亡，非聖無法；托治國故，以史亂經。自此而後，斯學掃地，無人講習，更糟踐踏，旨喪義缺。此間雖有一二賢者如北流陳柱欲挽狂瀾而崇正學，然曠野孤歌，其學無聞。至今，又忽忽六十載矣，公羊已為絕學。」蔣氏的復興儒學之議是否恰當姑且不論，但作為古代政治思想史的重要內容，今文經學無疑應被納入研究者的視野，則是不容置疑的。

評價

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焦茲說「說《春秋》者，莫先於孟子」。 《宋史·王安石傳》：「黜《春秋》之書，不使列於學官，至戲目為斷爛朝報。」

相關詞條

《天問》	《九章》	《九辯》	《春秋》	《左傳》
《漢書》	《趙飛燕別傳》	《柳毅傳》	《古文觀止》	《太平廣記》
《鹽鐵論》	《霍小玉傳》	《三國志》	《離魂記》	《全唐詩》
《孔雀東南飛》	《唐宋傳奇集》	《搜神記》	《喻世名言》	《花間集》
《禮記》	《吹劍錄》	《孽海花》	《柳氏傳》	《榴花夢》

參考資料

1、http://www.tl5000.com/zzbj/cq/000.htm

2、http://www.studa.net/wenhuayanjiu/060409/1652456.html

3、http://iask.sina.com.cn/cidian/browse.php?name=%A1%B6%B4%BA%C7%EF%A1%B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