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
個人生平
袁宏道
袁宏道(1568～1610),明代文學家，"公安派"主帥，袁宗道二弟。字中郎，又字無學,號石公，又號六休。荊州公安(今屬湖北)人。 萬曆二十年(1592)中進士，二十三年選為吳縣令，三十七年，遷稽勛郎中，赴秦中典試。事畢請假歸里，定居沙市。佛學造詣極深，據說為蘇軾的後身，其著的《西方合論》一書為佛教淨土宗淨土十要之一，至今仍在流傳。
袁宏道袁宏道在明代文壇上占有重要地位。與兄宗道、弟中道時號三袁，宏道實為公安派領袖。他的一套系統理論，成為公安派文學綱領。他反對盲目擬古，主張文隨時變，其目標是去偽存真，抒寫性靈。他認為，性靈能導致文章的趣和韻，而它們是由「無心」或「童子之心」得來的。他推崇民間的通俗文學是「無聞無識」的「真聲」。袁宏道的散文極富特色，清新明暢，卓然成家。今存其尺牘280餘封 ，各類隨筆200餘篇。作品真切感人，語言淺顯，無斧鑿之跡 。作有各體詩歌1700餘首，成就不如散文。著有《敝篋集》、《錦帆集》、《解脫集》、《廣陵集》、《瓶花齋集》、《瀟碧堂集》、《破硯齋集》、《華嵩游草》等。今人錢伯城整理有《袁宏道集箋校》。袁宏道始終無意於仕途，萬曆二十年（1592）就中了進士，但他不願做官，而去訪師求學，遊歷山川。他曾辭去吳縣縣令，在蘇杭一帶遊玩，寫下了很多著名的遊記，如《虎丘記》《初至西湖記》等。他生性酷愛自然山水，甚至不惜冒險登臨。他曾說「戀軀惜命，何用游山？」「與其死於床，何若死於一片冷石也。」（《開先寺至黃岩寺觀瀑記》）在登山臨水中，他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個性得到了張揚，文學創作的激情也格外高漲。
明神宗萬曆二十六年（1598），袁宏道收到在京城任職的哥哥袁宗道的信，讓他進京。他只好收斂起遊山玩水的興致，來到北京，被授予順天府（治所在北京）教授。第二年，升為國子監助教。本文就寫於這一年的春天。
袁宏道生於江南（湖北公安）。北國的寒冷，多少阻住了他的遊興。文章的第一段，就寫了這種欲游不能的苦惱。早春二月，乍暖還寒，這對北方人來說本不足為奇，但對一個在江南長大的人來說，卻是不可忍受的。作者從理性上知道「燕地寒」，但「花朝節後，余寒猶厲」則是他親身的感受和體驗了。一個「余」字，一個「猶」字，兩相映襯，把寒流不肯罷去的情狀描述無遺。那麼，其具體表現是什麼呢？作者用了極其簡練的語言來描繪：「凍風時作，作則飛沙走礫。」不說「寒風」「冷風」而說「凍風」，意在說明寒冷的程度，也表明作者對「燕地寒」的敏感。這樣惡劣的天氣，只好「侷促一室之內，欲出不得」。從「每冒風馳行，未百步輒返」來看，作者不知做過多少次嘗試，都無奈而歸。
文學主張
袁宏道袁宏道是明代公安派代表人物。針對前後七子「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字摹句擬，製造贗鼎偽觚的風氣，他大聲疾呼：創作要充分發揮自己個性，不要從人腳跟，要「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筆」。（《小修詩序》）他把死學古人的做法斥之為「糞里嚼渣」「順口接屁」「一個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與張幼宇書》）。他強調文學要「真」，要有真知灼見、真情實感，要從「假人假言」，也就是從「文以載道」的封建文學觀中解放出來。這種尊重個性、要求解放，反對傳統的文學主張，使他的創作充滿着由儒、道、禪混合的自由放縱思想。袁宏道一生創作了大量山水遊記，在他筆下，秀色可餐的吳越山水，堤柳萬株的柳浪湖泊，風清氣爽的真州，春色宜人的京兆，皆着筆不多而宛然如畫。這些山水遊記信筆直抒，不擇筆墨。寫景獨具慧眼，物我交融，怡情悅性。語言清新流利，俊美瀟灑，如行雲流水般舒徐自如。
他反對貴古賤今、模擬古人，強調作家要有思想修養，文章要有思想內容，而絕不是在形式上模秦仿漢。他說"心中本無可喜之事而欲強笑，亦無可哀之事而欲強哭，氣勢不得不假借模擬耳"（《論文》），就是說，文章要有真情實感。他的詩文創作實踐了他的理論，率真自然，不事模擬。遊記散文如《戒壇山一》、《上方山一》、《小西天一》等，簡牘散文如《答同社二》、《寄三弟之二》等，真切感人。他的散文缺點是社會意義不大。詩歌創作上，少有佳作。著有《白蘇齋類集》。他於萬曆十七年(1589)歸里，鑽研學術,以禪宗思想研究儒學,著《海蠡篇》（今佚）。九年後復入京，官右庶子，任東宮講席。袁宗道欽慕白居易、蘇軾，書齋取名為"白蘇齋"。明萬曆年間，王世貞、李攀龍為代表的擬古文風仍有較大影響，袁宗道極力反對，與其弟宏道、中道志同道合，人稱公安派。他認為文章要旨在於辭達。古文遺達，學古應學其達，"學其意，不必泥其字句"。而文章欲辭達，須先有"理"（思想學問），"從學生理，從理生文",如先秦及漢唐宋諸名家,"皆理充於腹而文隨之"。其次要有真情實感,"心中本無可喜事而欲強笑,亦無可哀事而欲強哭,其勢不得不假借模擬耳"(以上均見《論文》)。從這種觀點出發,他的詩文創作不事模擬，率真自然。遊記散文如《戒壇山一》、《上方山一》、《小西天一》等;簡牘散文如《答同社二》、《寄三弟之二》、《答友人》等，都情運筆端，真切感人。論說文如《讀大學》、《讀論語》中某些章節，淺顯通達，警辟有味。但他的多數散文以士大夫的閒情逸興、說理談禪為主要內容,社會意義不大。詩歌創作又遜於散文,少有佳作。
思想觀點
在《小修詩敘》中,，袁宏道提出了公安派的理論核心「 獨抒性靈」 以及與此相適應的文學主張「 不拘格套」 「 獨抒性靈」 的提出是對張揚個性的肯定,對文學的主體—人的肯定, 它包含了富於時代氣息的內涵「 性靈」 指純真、活潑、自然的人性, 是真的性情「 性靈」 也指人的各種生活欲望和情感的流露「 性靈」 體現於文學創作中則表現為「 不拘格套」 , 指獨特的富有獨創性的個性表現。
袁宏道在袁宏道看來, 「 性靈」 就是人的自然的個性, 是純真的毫無掩飾的性情「 性靈」 作為真的性情, 體現於外則為「 趣」 和「 韻」 。中郎認為「 趣」 「 韻」 者始是真正的自然人, 但「 趣」 「 韻」 對於古人來講卻又並非觸手可及。在《壽存齋張公七十序》文中, 他說「 大都士之有韻者, 理必人微, 理又不可以得韻。故叫跳反擲者, 稚子韻也, 嬉笑怒罵者, 醉人之韻也。醉者無心, 稚子亦無心, 無心故理無所託,而自然之韻出焉。」 為人如此, 為文亦當如此在這裡, 袁宏道強調了為文當有「 真性情」 , 有了真性情的人, 即可剝去一切的偽裝, 卸下一切的偽飾, 還以原始的真正的面目醉者已醉, 失去面對俗世時的面具, 醉時所言所行皆出自於不掩飾的真性情, 率性而為, 不顧忌太多的人情世故。童子亦如是, 不懂得虛偽, 一味任性而為, 隨性生活, 故「 當其為童子也, 不知有趣, 然無往而非趣也」 《敘陳正甫會心集》為文亦如此, 惟有「 真性情」 才能真正打動人, 才是最貼切心靈的真聲, 惟有「 從胸臆流出」 才能「 情與境會, 頃刻於言, 如水東注, 令人奪魄。」人生於世間, 總是為種種慾念所縛, 為名為利為財為色, 轉而為文作詩, 亦多阿談奉承之作, 少真正性情之文。
中郎認為人當追求真正的「 性靈」 , 任達放誕, 如雲舒風卷般自由而且, 真正的「 性靈」不僅僅是表面上的張揚捐狂, 更是心靈上的無牽無掛無礙, 如「 醉者無心, 稚子亦無心」 人一旦人了塵俗, 太多的俗務便如蛛絲纏身, 束縛越來越多, 而真心卻越來越遙不可及。故「 山林之人, 無拘無縛, 得自在度日, 故雖不求趣, 而趣近之。」 而俗世中的人「 追夫年漸長, 官漸高, 品漸大, 有身如桔, 有心如棘, 毛孔骨節俱為聞見知識所縛, 人理愈深, 然其去趣愈遠矣」 同上文章也是這樣, 為文若有太多的拘束, 則其離真正的性情亦遠矣中郎持此論當與其禪思有關。他性喜佛老, 融合了禪宗與淨土宗, 思想中深受「 明心見性」 的影響, 而其「 性靈」就是此「 心性」 的體現。「 性靈」 的提出也與當時的社會現狀有關明中後期是一個幾乎與魏晉相類似的混亂時代政治黑暗腐敗, 人性受到沉重的壓抑。當人性受到阻礙無法發展時,便轉而求於內這種對於內心真實的探索, 追求訴諸於文字便為「 性靈」 。另外, 「 獨抒性靈」 的內涵亦受到同時代稍前的李蟄的「 童心說」 的深刻影響。在明萬曆及後的文壇上, 「 性靈說」 與「 童心說」並駕齊驅, 一齊驅動詩文向性情轉變, 追求個性上的更高程度的自由與解放在中國, 儒道傳統一直占據思想上的統治地位。
袁宏道真跡自從相傳是舜之「 言志」 之後, 經由經學家的闡釋, 文學轉而成為一種為封建統治者的政治現實作圖解, 為封建政治服務的工具文藝成了政治的脾女, 尤其是「 詩言志」 發展到「 文以載道」 之後, 「 政教中心論」在中國文藝史上的統治地位也就正式確立了, 文藝的政治功能被提到了無與倫比的崇高地位儘管也有「 詩緣情而綺靡」 之說的提供, 但它終究敵不過「 發乎情止乎禮義」 的學說, 「 發乎情」 之「 情」 是倫理道德的大情、公情而非個人心靈之私情。而袁宏道之「 性靈」 則從本質上打破了這一戒律, 提倡的是人的真實性情的流露, 「 喜怒哀樂」 皆為文不僅如此, 他還肯定了人的各種層次的生活欲望, 不再把人的各種情感、欲望視為可恥的東西這在以「 禮義道德」 為中心的封建時代, 不窗為一聲驚雷。自荀子「 性惡論」 以來, 雖然承認人的各種欲望是人生來就有的, 是天性中就存在的, 但這種欲望都被斥為「 惡」 的東西, 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君子們一接觸到欲望便避之不及, 他們努力壓抑自己的各種情感、各種欲望, 於是各種清規紛至沓來。袁宏道則不然, 他大膽承認了人的各種欲望, 而且肯定了它, 認為這是無可厚非的。他以為「 或今間閻婦人孺子所唱《擎破玉》、《打草竿》之類, 猶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 故多真聲⋯ ⋯任性而發, 尚能通於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慾, 是可喜也。」 《小修詩敘》民間的歌謠皆隨口而唱, 少所謂的格律、格調的束縛, 由是增添一份自然而無做作之韻, 純為真實情感之流露、真實欲望之抒發詩中所寄之情亦不再只限於合乎「 禮義」之大情, 更多的是「 喜怒哀樂」 「 嗜好情慾」 之作袁宏道認為個人的各種欲望是人生來的自然本性, 不應該受到壓抑而是應放任自然。文學亦不能只局限於大情,惟有「 真聲」 才「 或有一傳」 。「 性靈」 包含的這一內涵正是打破強加於文學之上的種種道德倫理的束縛, 伸張新鮮真實的生活、情感和欲望在文學中應有的權利。這種對長期被壓抑的情感欲望的提倡和肯定, 從潛意識上說正是要求擺脫封建政治秩序和倫理道德的籍制, 讓主體「 性靈」得到自由的發展, 確認自己的價值, 開拓內心的豐富性, 實現內在的需求。
公安派
明代文學流派。代表人物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貫為湖廣公安（今屬湖北），故世稱「公安派」。其重要成員還有江盈科、陶望齡、黃輝、雷思霈等人。
三袁像公安派成員主要生活在萬曆時期。明代自弘治以來，文壇即為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貞、李攀龍為首的「後七子」所把持。他們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大曆以後書勿讀」的復古論調，影響極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為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明史·李夢陽傳》）。其間雖有歸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爭，但不足以矯正其流弊。萬曆間李贄針鋒相對提出「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的觀點，振聾發聵，他和焦、徐渭等實際上成為公安派的先導。
公安派的文學主張發端於袁宗道，袁宏道實為中堅，是實際上的領導人物，袁中道則進一步擴大了它的影響。公安派的文學主張主要是：
①反對承襲，主張通變。公安派諸人猛烈抨擊前後七子的句擬字摹、食古不化傾向，他們對文壇「剽竊成風，眾口一響」的現象提出尖銳的批評，袁宗道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復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擬，而在無識」（《論文》）。他們主張文學應隨時代而發展變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袁宏道《敘小修詩》），「世道改變，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勢也」（袁宏道《與江進之》）。不但文學內容，而且形式語言亦會有所變化而趨於通俗，這是因為「性情之發，無所不吐，其勢必互異而趨俚，趨於俚又變矣」（袁中道《花雪賦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們進而主張：「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顧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濤閣集序》）衝破一切束縛創作的藩籬。
②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所謂「性靈」就是作家的個性表現和真情發露，接近於李贄的「童心說」。他們認為「出自性靈者為真詩」，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強，率性所行，是謂真人」（袁宏道《識張幼於箴銘後》），進而強調非從自己胸臆中流出，則不下筆。因此他們主張「真者精誠之至。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應當「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瀟碧堂集序》），這就包含着對儒家傳統溫柔敦厚詩教的反抗。他們把創作過程解釋為「靈竅於心，寓於境。境有所觸，心能攝之；心欲所吐，腕能運之」，「以心攝境，以腕運心，則性靈無不畢達」（江盈科《敝篋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靈無涯，搜之愈出，相與各呈其奇，而互窮其變，然後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於楮墨之間」（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實現文學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說，提倡通俗文學。公安派重視從民間文學中汲取營養，袁宏道曾自敘以《打棗竿》等民歌時調為詩，使他「詩眼大開，詩腸大闊，詩集大饒」，認為當時閭里婦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棗竿》之類，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又讚揚《水滸傳》比《史記》更為奇變，相形之下便覺得「六經非至文，馬遷失組練」（《聽朱生說水滸傳》）。這是和他們的文學發展觀與創新論相聯繫的，對提高那一時期民間文學和通俗文學的社會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體上頗有功績，「一掃王、李雲霧」（《公安縣誌·袁中郎傳》），遊記、尺牘、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潑詼諧，自成一家。但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消極避世，多描寫身邊瑣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會內容，因而創作題材愈來愈狹窄。其仿效者則「衝口而出，不復檢點」，「為俚語，為纖巧，為莽蕩」，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後人評論公安派文學主張的理論意義超過他們的創作實踐，是為公允之論。
價值貢獻
袁宏道「 性靈說」 的提出是明代中後期文壇上的一股新潮流, 給近代文藝史開拓了新的創作空間「 性靈」 把文學的主體性—人的情感提高到了超過形式的高度, 也把文學的抒情功能重新賦予文學而「 性靈」 對於人的各個層次的情感欲望的肯定也為近代美學最終突破古典美學着了先鞭當然, 由於其一味強調「 性靈」 「 不拘格套」 , 使文章免不了最終流於街口巷語, 過於鄙但, 這是後話。
代表作
袁中道作品以散文為優，遊記文如《游石首繡林山記》 、 《游鳴鳳山記》 、 《金粟園記》 、 《玉泉澗遊記》等,情景交融,描摹入微;尺牘文如《寄蘊璞上人》 、 《答潘景升》 、《與曾太史長石》等，直抒胸臆，文筆明暢；日記《游居柿錄》 ，多有精粹文筆，對後世日記體散文有一定影響。詩歌亦疏朗清新，偶有關心民瘼之作。但他的詩文主要以山水寄情、酬酢應答、感時傷懷為內容，思想平泛，藝術上也創新不多，與其文學主張不能相稱。
袁中道的著作有《珂雪齋集》20卷、《游居柿錄》（即《袁小修日記》）20卷
相關詞條
參考資料
大唐資料庫http://info.datang.net/Y/Y1833.htm
公安生活網http://www.gashw.com/Htmls/gongan/galy/200712281707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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