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鑑

成書

《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是繼《春秋》後的一部以編年體的史學巨著，司馬光自幼好讀《左氏春秋》，喜歡編輯舊事以成編。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呈《歷年圖》五卷，治平三年（1066年），又呈《通志》八卷，作品涵蓋周、秦二朝，當時的皇帝宋英宗看了很滿意，於是下令在崇文院內設置書局，將穎邸舊書3400卷，賞賜給司馬光參考，並供給筆墨、繒帛、費用、餐點、果物等服務，要他繼續寫下去，並准許他借閱皇家龍圖閣、天章閣、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秘閣的藏書。

於是司馬光就在洛陽編修資治通鑑，居家極其簡陋，夏天悶熱難堪，汗水常滴在草稿上，請匠人另闢一地下室，「常讀書於其中」，「日力不足，繼之以夜」，每夜秉燭著書，生病時亦不休息。好友勸他「宜少節煩勞」，他說：「先王曰，死生命也。」就這樣過了15年不問政事的著書歲月。

書名為宋神宗所定，取意「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資治」兩字意謂著幫助。「通」則意謂著博通古今，「鑒」則有引為借鏡之意。宋神宗親自作了一篇序，賜給司馬光。這篇序後來保護《通鑑》免遭毀版的災難。

《資治通鑑》編修工作艱巨，先由助手搜集資料和編寫初稿，然後由司馬光綜合全書，加以增刪，再由司馬康檢訂文字。首先，在資料搜集方面，單是正史有十七種，參考的野史，譜錄，別集，碑誌等雜史有三百多種，加上龍圖閣等藏書，可以想見當時資料之豐富。

資治通鑑在寫龐勛時，不但用鄭樵的《彭門紀亂》，還引用韋昭度的《續皇王寶運錄》，賈緯的《唐年補錄》等私家著述。使得《資治通鑑》大量描述地方史觀與社會史觀，有別於官修的新舊唐書的中央史觀。

《資治通鑑》在撰寫前先由天文學家劉羲叟編訂正確年曆，以夏曆為主，作為全書的骨幹，若同年有二年號以上，則以後來者為定。首先把史料摘錄下來，按年代順序，編成「叢目」，各人先修「長編」，編寫「長編」時常在每一事中間空一行以備剪貼，務求其詳盡，「寧失於繁，毋失於略」，接下來由司馬光就長編所載，考其同異，刪其繁冗，如范祖禹的〈唐紀〉成書六百餘卷，經司馬光剪裁、編定為八十一卷。如果發現匯集的史料互有出入，便要進行「考異」工作，最後方能定稿。司馬光一生不寫草字，《資治通鑑》草稿全部以正楷寫成，史載：「張新甫見洛陽有資治通鑑草稿，盈兩屋。」。

《資治通鑑》寫作時間據資料記載一共花了19年，從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開始一直到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年）才完成。由於過度勞累，元豐五年秋天，司馬光已罹患「語澀疾」（清朝陳弘謀謂「疑當中風」），乃預作遺表，內容提及反對變法事。元豐七年十一月司馬光《進通鑑表》自敘曰：「臣今骸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為，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書成之後，只有他的朋友王勝之看過一遍，其他的人只翻一頁，就哈欠連連，欠伸思睡。此書完成後兩年，司馬光逝世。

此書引起司馬光之後許多史學家的醒思，史學家面臨改朝換代，君臣異位的尷尬時期時，往往以資治通鑑的撰寫精神為原則，強調君臣處理事情與一般人處理事情有所不同與學習思考。

助手

此書雖有不少司馬光自己的意見以「臣光曰」出現，但並非司馬光一人完成，據資料記載，司馬光編集此書，朝廷許他「自辟屬官」，他邀請了劉攽、劉恕、范祖禹成為助手，這些人都是當時著名史家，可謂一時之選。其中劉攽負責兩漢史，范祖禹負責唐代及五代史，魏晉南北朝歸劉恕，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也加入一起編修《資治通鑑》，負責檢訂文字。刪改定稿則完全由主編司馬光一人完成，故行文頗為一致。劉恕之子劉羲仲說：「先人在書局，只類事跡，勒成長編，其是非予奪之際，一出君實筆削。」

此外，司馬光又出版了《資治通鑑考異》三十卷、《資治通鑑目錄》三十卷、《通鑑舉要歷》八十卷三書來替這本巨著做說明。

評註

元初，胡三省著《資治通鑑音注》，被認為是歷代注釋《資治通鑑》最佳者。

體裁

涵蓋年代 《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全書共294卷，約300多萬字，書中記載的歷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寫起，一直到959年，五代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征淮南為止。是司馬光以為君親政，賢明之道為出發點所編寫成的一本巨著，所謂「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

在橫跨中國16個朝代，一共1362年的歷史中，詳近略遠，隋唐五代371年，佔全書40%，史料價值最高。很明顯的他多次着墨在其中的賢明政治時期，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

釋例

帝後死稱「崩」，王公死稱「薨」。天子近出稱「還宮」，遠出稱「還京」，列國諸侯遠出稱「還某郡」。

《資治通鑑》具有強烈的正統立場，在分裂時代，如三國，魏有〈紀〉，蜀、吳無〈紀〉；南北朝時代，南朝有〈紀〉，北朝無〈紀〉；五代有〈紀〉，而十國無〈紀〉。又如《通鑑》載魏明帝太和五年：「 （諸葛）亮帥諸軍入寇，圍祁山，以木牛運。」對此朱熹曾表達他的不滿曰：「三國當以蜀漢為正，而溫公乃雲，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修正處極多。若成書，當亦不下通鑑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

史事評論

《資治通鑑》於敘事之後，皆有附論，共186篇。其中「臣光曰」有102篇，其餘84篇是各家評論，其中裴子野的論佔了10篇，司馬遷的論只有1篇。以篇數看來，〈漢紀〉所佔篇幅最多、其次為〈唐紀〉。

陳垣《胡注通鑑表微》曰：「《通鑑》書法，不盡關褒貶，故不如《春秋》之嚴。溫公謙不敢法《春秋》，而志在續《左氏傳》，有所感觸，亦仿左氏設辭『君子曰』而稱『臣光曰』以發之。余則據事直書，使人隨其實地之異而評其得失，以為鑑戒，非有一定不易之書法也。」

從今日來看，「臣光曰」充滿封建色彩，黃盛雄將其歸納「誠」與「禮」，「禮之綱紀」這個概念，可謂貫穿《通鑑》之核心。張須在《通鑑學》云：「《春秋》之意，最重名分，名分所在，一字不能相假，封建之世，以此為綱維。名分既壞，則綱維以絕，政權崩潰，恆必由之。溫公以此事兆東周之衰，與七國之分立，而又系論以見托始之意。」司馬光本人的思想並沒有跨越時代，故其論述沒有太大價值。例如：司馬炎因守三年之喪被司馬光稱讚是「不世之賢君」。事實上，司馬炎在中國歷史上並不能與唐太宗，清聖祖等相提並論。

內容

1.《周紀》，五卷。 2.《秦紀》，三卷。《周紀》與《秦紀》原為《通志》卷。 3.《漢紀》，六十卷。 4.《魏紀》，十卷。蜀漢及東吳無紀。 5.《晉紀》，四十卷。 6.《宋紀》，十六卷。 7.《齊紀》，十卷。 8.《梁紀》，二十二卷。 9.《陳紀》，十卷。北朝的北魏、北齊、北周無紀。 10.《隋紀》，八卷。 11.《唐紀》，最多，凡八十一卷。 12.《後梁紀》，六卷。 13.《後唐紀》，八卷。 14.《後晉紀》，六卷。 15.《後漢紀》，四卷。 16.《後周紀》，五卷。五代有紀，而十國無紀。

原稿

《資治通鑑》殘稿今存僅8卷，目前藏於北京圖書館。手稿的最後一段是司馬光用范純仁寫給司馬旦的書札起草，原信用墨筆抹去，字跡依稀可辨：「純仁再拜，近人回曾上狀，必計通呈，比來伏惟尊候萬福，伯康必更痊平。純仁勉強苟祿，自取疲耗……」，卷後有多人題跋；曾題跋的韓性說：「其以牘背起稿，可見其儉；字必端謹，可見其誠；事而書之，該以一二字，可見其博；紙尾謝狀詞，雖平常字，亦出於手書，可見其遇事之不苟也。」

風格

司馬光撰《資治通鑑》，略依《左式春秋傳》體，重視戰爭之描寫，是一本道地的「相斫書」，如對戰國時代孫臏與龐涓的「馬陵之戰」，東漢末年曹操與袁紹 「官渡之戰」，三國時代曹魏與蜀、吳的「赤壁之戰」，東晉謝玄與苻堅的「淝水之戰」，皆詳細生動，如歷其境。「赤壁之戰」寫「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語言生動活潑，躍然紙上；又寫曹操的機智，「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眾。」。「淝水之戰」寫慕容垂勸苻堅出兵是別有用心：「慕容揩、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又寫兩軍對峙時，秦軍未戰先懼：「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東晉取得勝利後，「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攝書置床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履齒之折。」

司馬光留意軍事，嚴夷夏之防，目的用以積極態度抵禦外侮。同時司馬光也以大量篇幅描述歷代農民戰爭，例如對於黃巢起義就用了五卷的篇幅記載前後經過，嚴明紀律，及其成功與失敗之處，遠比兩《唐書》（各3000字與7000字）完備。黃巢軍進入長安，向百姓發告「黃王起兵，本為百姓，非如李氏不愛汝曹，汝曹但安居無恐。」之語，只有《通鑑》保存了這條寶貴的材料。

司馬光大量的從正史中節錄史料，又能隨時加以剪裁陶鑄，文字風格如出一手。《通鑑》並沒有太多僻字，以簡潔明白為主。例如《後漢書》宦者列傳第六十八記載鄭眾：「 眾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眾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策勛班賞，每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中官用權，自眾始焉。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八則改為：「 鄭眾，謹敏有心幾，不事豪黨，遂與眾定議誅憲……鄭眾遷大長秋。帝策勛班賞，眾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加強了「帝由是賢之」一句，使得行文流暢，更具可讀性。《資治通鑑》強調防微杜漸，因此認為東漢的宦官為害之烈，實肇始於鄭眾受到重用，「宦官用權，自此始矣」。《資治通鑑》這種強調「前因後果」的概念，貫穿全書，又如司馬光認為漢武帝逼死戾太子，實肇始於堯母門。中唐時，平盧節度使王玄志病死，高麗人李懷玉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為平盧軍使。朝廷姑息，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這時司馬光發表議論：「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通鑑》又記牛李黨爭的開端。長慶元年（821年），禮部侍郎錢徽主持進士科考試，李宗閔之婿蘇巢、楊汝士之弟楊殷士皆登第，前宰相段文昌向穆宗奏稱禮部貢舉不公，翰林學士李德裕和李紳說段文昌所言是實情。結果錢徽、李宗閔、楊汝士都因此被貶官。李、楊大恨，從此「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通鑑》又認為朱溫篡唐乃宦官弄權所致。

又如司馬光改為《後漢書》卷四十七的班梁列傳：

「 慬（梁慬）受詔當屯金城，聞羌轉寇三輔，迫近園陵，即引兵赴擊之，轉戰武功美陽關。慬臨陣被創，不顧，連破走之，盡還得所掠生口，獲馬畜財物甚觿，羌遂奔散。 」

東漢與羌族之間的戰爭維持百餘年，直到建寧二年（169年）東羌始為段熲平定。《資治通鑑》卷49改「羌遂奔散」為「羌稍退散」，更符合史實：

「 滇零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羌斷隴道，寇鈔三輔，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梁慬受詔當屯金城，聞羌寇三輔，即引兵赴擊，轉戰武功、美陽間，連破走之，羌稍退散。 」

司馬光引用《三國志•張飛傳》之言，寫定關羽與張飛兩人的性格缺陷，並認為張飛之所以被殺，是因為喜虐待士卒：「 張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漢主常戒飛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漢主將伐孫權，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強殺飛，以其首順流奔孫權。漢主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 」

另外，司馬光《答范夢得書》論修書事說：「 其修長編時，請據事目下所記新舊紀志傳及雜史、小說、文集，盡檢出一閱。其實錄、正史未必皆可據，雜史、小說未必皆無憑，在高鑒擇之。詩賦等若止為文章，詔誥若止為除官，及妖異止於怪誕，詼諧止於取笑之類，便請直刪不妨。或詩賦有所譏諷，詔誥有所戒諭，妖異有所儆戒，詼諧有所補益，並告存之。

《資治通鑑》不書奇節，對往昔史料上所載奇節偉行而超乎常情者，如「商山四皓」羽翼儲君，屈原自沉汨羅江，嚴光足加光武帝腹諸事，姚崇的「十事要說」，悉闕而不錄，但對吳起舟中議事、魏文侯不失虞人之約則取之。《通鑑》對於迷信、怪誕、符瑞、圖讖亦不取，如劉邦入秦，有五星聚東井之；但對於破除迷信之事則取之，如劉裕伐南燕，或勸以「往亡不利」，劉裕以「我往彼亡」對之而最終大勝；又如呂才受命刊定〈陰陽雜書〉、范縝作〈神滅論〉等皆取之。

宋人邵博《邵氏聞見後錄》云：「 司馬文正公修《通鑑》時，謂其屬范純父曰：「諸文中有詩賦等，若止為文章，便可刪去。」蓋公之意欲士立於天下後世者不在空言耳。

司馬光思想保守，主張政簡刑輕、輕徭薄賦，對於一切急進改革，均予以否定，詆毀商鞅變法，說「此四君者（四位諸侯），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稱刻薄……」「商君相秦，用法嚴酷，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對李悝變法更是隻字未提，並且盛讚曹參謹尊蕭何律。溫公非議變法，不滿王安石之新政，他請求出任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陽十五年（1069年—1084年），以書局自隨，繼續編纂《資治通鑑》；儘管司馬光認為「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於舊者存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重新執政之後，卻盡廢新法，蘇軾無奈的說：「又是一個拗相公」，雖然司馬光將歷朝黨爭提寫的一清二楚，可惜自身卻深陷於黨爭之中不可自拔。

影響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與司馬遷的《史記》並列為中國史學的不朽巨著，所謂「史學兩司馬」。宋末元初胡三省評價此書：「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通鑑》不特記治亂之跡而已，至於禮樂、歷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清代顧炎武在《日知錄·著書之難》中高度評價《資治通鑑》和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稱讚這兩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為後世不可無之書」。王鳴盛認為：「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讀十七史，不可不兼讀《通鑑》。《通鑑》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諸史之異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於前，文省於舊，惟《通鑑》可以當之。」《通鑑》亦有高度文學價值，曾國藩撰成《經史百家雜鈔》一書，其中選錄《資治通鑑》11篇。

《通鑑》成書不久，其體例後世仿效亦眾，著名的有南宋金屐祥作《資治通鑑前編》、南宋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秦緗業的《資治通鑑長編拾補》，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專記宋高宗一朝史事，此書是為續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而作，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專記宋徽宗、欽宗、高宗三朝與金人和戰之事。南宋史家袁樞讀《資治通鑑》，因分事立目，共記二百三十九事，另附錄六十六事，鈔輯成書《通鑑紀事本末》，開創「紀事本末體」之先河；朱熹著《資治通鑑綱目》，用意在標榜「正統」、「名教」之思想；王夫之著《讀通鑑論》，清代徐幹學的《資治通鑑後編》、畢沅的《續資治通鑑》。王應麟有書《玉海》，書裏面有一部《通鑑答問》。伍耀光輯《通鑑論》，前有史事簡介，季亮時輯《司馬溫公通鑑論》，宋晞《司馬光史論》專輯「臣光曰」，最為簡略。歷代研究者不乏人，使其成為一門專門學問，即「通鑑學」。

由於《資治通鑑》着重政治軍事方面，所以後世有稱之為「帝王之書」，即使中國帝王制度已不存在，仍有一些人鑽研《資治通鑑》作謀略上研究。如八十年代日本便掀起一片通鑑熱，研究者主要都是藉此書作商戰之用。毛澤東善讀中國古書，尤其是通鑑，他看了十七次。

台灣作家柏楊將《資治通鑑》重新以現代白話文翻譯成為《柏楊版資治通鑑》，他曾提及：「感謝司馬光先生和他的編輯群，把這個最混亂的時代，整理出一個綱要，在浩如煙海的史籍中，《資治通鑑》是唯一的一部，使人對五胡亂華留下深刻印象的巨著。除了《通鑑》，全世界還沒有第二部書，有這麼大的功能。」。

缺失

局限

但是《資治通鑑》也有不少缺點，如《資治通鑑》着重於政治與軍事的着墨，對於經濟方面記載不多，如載「租庸調製」僅「初定租、庸、調法，每丁租二石，絹二匹，綿三兩，自茲以外，不得橫有調斂。」二十餘字，《通鑑記末本末》只收錄兩則與經濟有關的史料，至於文化、藝術、宗教談得更少。項羽的垓下歌、劉邦的大風歌等，《通鑑》皆不取，但對於「詩賦有所譏諷」者則采之，如卷一百四趙整作歌、卷一三四百姓為袁粲作歌。杜甫這樣的人物，甚至只提到一次。柳宗元是政治人物，文學地位雖小於杜甫，司馬光卻把他的《梓人傳》、《種樹郭橐駝傳》兩篇大作收錄起來。《通鑑》寫白居易很多，因為他是翰林學士，多次上書，時時評論朝政。晚唐藩鎮割據，朝廷姑息，司馬光對杜牧的文章十分欣賞，曾將《注孫子序》、《罪言》、《原十六衛》、《戰論》、《守論》五文摘入《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四。又如韓愈，乃文起八代之衰，積極捍衛儒家道統的文人，但卻對其學術文化貢獻隻字不提，只收錄其《諫迎佛骨表》及《送文暢師序》。《資治通鑑》又專記鳩摩羅什譯經，卻不記玄奘譯經，又詳細記載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以及唐武宗三次大規模的禁佛毀佛事件；記陳群的九品中正制，卻不記隋代開進士科取士，凡與政治無關者，多不錄取。顧炎武說：「此書本以資治，何暇錄及文人？」。劉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年）立儒、玄、文、史四學，司馬光發表評論，四學其實是等而下之，不值得重視，「臣光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然則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為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

失誤

《資治通鑑》雖被譽為「體例嚴謹，脈絡清晰，網羅宏大，體大思精，史料充實，考證稽詳，敘事詳明，繁簡得宜」，但《資治通鑑》本身也有不少錯誤，如史家嚴耕望指出《資治通鑑》對雲台二十八將的排列順序有誤；兩《唐書》將「特勤」之誤為「特勒」，《資治通鑑》對此並無糾正，將錯就錯，《資治通鑑》卷一六四：「土門自號伊利可汗，號其妻為可賀敦，子弟謂之特勒。」《通鑑考異》：「諸書或作特勤，今從劉昫《舊唐書》及宋祁《新唐書》。」。《後出師表》並非出自諸葛亮文筆，而《資治通鑑》全文照錄。高安陳汝奇在《陳氏甘露園長書四論》認為《資治通鑑》將只見諸野史的楊貴妃、安祿山之事納之正史而失之客觀。又如唐代宦官魚弘志，《新唐書》仇士良傳作「魚弘志」，《舊唐書》偶有誤為「魚志弘」，《資治通鑑》卷245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戍作魚志弘，《資治通鑑》卷246作開成五年正月己卯又作魚弘志，相互混淆。《晉書》載呂光的第一個年號「太安」，而《資治通鑑》記載為「大安」。再如《資治通鑑》記年方式多有不當之處，如齊人伐燕的時間(前313年)，司馬光舍《史記》的編年，未據《紀年》詳加考查，只增加齊威王十年，減少齊湣王十年，以求與《孟子》記載齊宣王伐燕的事跡相同，宋朝朱熹經考訂認為是齊湣王十年，據今人考證，實際上為齊宣王七年，另樂毅伐齊中也有不少錯誤。又如《資治通鑑》在記述隋煬帝西巡行程中均出現諸多失誤，六月二十三日以後由張掖前往焉支山的時間提前到高昌王六月十七日到達張掖的當天。《通鑑》卷十五（漢紀七）文帝後二年：「八月，戊戌，丞相張蒼免。」但據《二十史朔閏表》文帝後二年八月丁卯朔，月內無戊戌。吳玉貴著有《資治通鑑疑年錄》歸納出《通鑑》紀時所發生錯誤，共計得出八百八十八例，可補此方面的缺失。

宋朝的朱熹在《朱子語類》的〈歷代一〉中，有直接的批評：「溫公不喜權謀，至修書時頗刪之，奈當時有此事何？只得與他存在。若每處刪去數行，只讀著都無血脈意思，何如存之，卻別作論說以斷之。」又說：「溫公修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鑑》之類多矣。」明代嚴衍熟讀《資治通鑑》，著有《資治通鑑補》，列舉通鑑有七病（漏、復、紊、雜、誤、執、誣）。

近人岑仲勉認為《通鑑》對牛僧孺說「失一維州，無害其（吐蕃）強」的評價有偏頗之嫌，司馬光還不惜歪曲事實，玩弄文字遊戲。岑仲勉還寫有《通鑑隋唐紀比事質疑》，自稱糾正《通鑑》的謬誤，共670餘條。

作者介紹

司馬光

司馬光(1019～1086)，北宋大臣、史學家。字君實，號迂叟，世稱涑水先生。陝州夏縣（今屬山西）涑水鄉人。宋仁宗趙禎寶元元年(1038)舉進士甲科，屢遷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等，遇事敢言，多所建白。英宗治平二年(1065)進龍圖閣直學士。三年，撰《通志》八卷奏呈，頗為英宗重視，命設局續修。宋神宗趙頊即位，擢翰林學士，名其書曰《資治通鑑》，並親自作序，俾日進讀。王安石當政，推行新法，司馬光極力反對，其意見不被採取，乃求外任。熙寧三年(1070)，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今陝西西安）。次年，改判西京（今河南洛陽東）御史台。從此居洛陽十五年,六任閒職,皆以書局自隨，專意編纂《資治通鑑》。元豐七年(1084)，書成。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聽政，召司馬光為門下侍郎，進尚書左僕射，成為反對變法的領袖人物。他任相不到一年，盡罷新法（見元□更化）。元□元年(1086)病死，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司馬光學識淵博，史學之外，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無所不通。但不喜釋、老之學，他說：「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有史學巨著《資治通鑑》、《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稽古錄》、《涑水記聞》、《潛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