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氏傳
簡介
《春秋左氏傳》是記錄春秋時期社會狀況的重要典籍。 《春秋左氏傳》其中保存了許多寶貴的哲學思想資料，反映了西周末期已開始動搖的宗教天道觀的進一步瓦解，記錄了唯物主義的陰陽五行說、無神論和樸素辯證法思想的發展。例如，周內史叔興認為「隕石」 等現象是 「陰陽之事」，並非鬼神藉以預示吉凶；「吉凶由人」。秦國醫和認為疾病不是鬼神作祟，而是陰、陽、風、雨、晦、明「六氣」作用的結果。魯國梓慎和叔孫昭子認為日蝕和水災、旱災是陰陽相剋引起的。晉國史墨認為「地有五行」。宋國子罕認為「天生五材」，把由五行構成的自然界看作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 鄭國子產認為 「天道遠、人道邇」，用寶物祭神不足禳除火災。齊國晏嬰在論述「和」與「同」的區別時，表述了相異、相反的事物可以「相成」、「相濟」的樸素辯證思想。晉國史墨還提出了「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的變化觀點。
《春秋左氏傳》的主要注釋本有：《春秋左傳正義》，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有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阮元刻《十三經註疏》本；《春秋左傳詁》清洪亮吉撰，有清嘉慶十二年(1807)刻本；《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清劉文淇等撰，科學出版社1959年出版；《春秋左傳注》，楊伯峻撰，中華書局1981年版。
《春秋左氏傳》後人將它配合《春秋》作為解經之書，
《春秋穀梁傳》稱《春秋左氏傳》，簡稱《春秋左氏傳》。它與《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合稱「春秋三傳」。《春秋左氏傳》實質上是一部獨立撰寫的史書。《春秋左氏傳》的作者，司馬遷和班固都說是左丘明，現在一般人認為是戰國初年之人所作。古代編年體歷史著作﹐儒家經典之一﹐西漢初稱《左氏春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或稱《春秋古文》。
《春秋左氏傳》原名《左氏春秋傳》，又稱《春秋左氏傳》，或者稱《左氏春秋》，是一部史學名著和文學名著，是中國現存第一部敘事詳細的編年體史書（最早的編年體史書為《春秋》，最大的編年體史書為《資治通鑑》，所以《春秋左氏傳》只能說是最早的詳細的編年體史書）。舊時相傳是春秋末年左丘明為解釋孔子的《春秋》而作。它起自魯隱公元年（前722年），迄於魯悼公四年（前464年），以《春秋》為本，通過記述春秋時期的具體史實來說明《春秋》的綱目，是儒家重要經典之一。西漢時稱之為《左氏春秋》，東漢以後改稱《春秋左氏傳》，簡稱《春秋左氏傳》。它與《公羊傳》、《穀梁傳》合稱「春秋三傳」。
西漢末年劉歆所見到的則稱「古文《春秋左氏傳》」﹐《春秋左氏傳》就是《春秋左氏傳》的簡稱。劉歆認為《春秋左氏傳》是傳《春秋》的﹐所以他就拿傳文去解經﹐使之互相說明。在漢代﹐《春秋》與《春秋左氏傳》本來是各自單行的﹐晉代杜預在劉歆﹑賈逵等前人解釋的基礎上﹐把「經」(《春秋》)與「傳」(《春秋左氏傳》)按紀年合併到一起成為一部書﹐而加以系統解釋﹐這就是《春秋經傳集解》。
舊說與《公羊傳》、《穀梁傳》同為解釋《春秋》的三傳之一， 《春秋公羊傳》實為記載中國春秋歷史的史學名著。又稱《左氏春秋》、《春秋左氏傳》、《春秋內傳》。傳為春秋末魯人左丘明作，實際成書時間當在戰國中期。春秋時中國已有專職史官用簡練的文字記錄重要史事的綱目，《春秋》就是流傳下來的一種。約在公元前4世紀中，魏國的孔門後學以《春秋》為綱，依據瞽闍（盲史官）的講史記錄《國語》和當時尚能見到的其他典籍，編成了《春秋左氏傳》這部中國古代編年史。從內容看，應屬戰國中期作品，不可能成於比孔子尚早的左丘明之手，但其主體可能是左丘明（瞽闍）講述的史事，因而最後的編訂者才以他主名。《春秋左氏傳》是通過敘述春秋時的具體史事來說明《春秋》所記錄的綱目的。通過《春秋左氏傳》介紹的史事，能真正理解《春秋》標題目錄的全部意義。所以說《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里，相待而成。《春秋左氏傳》不僅記載了春秋時代許多重要史事，還保存了前此的若干傳說古史。《春秋左氏傳》在西漢時屬古文經，並成為古文經中的主要經典。由於漢代經學家的門戶之見，它長期不能立於官學，未取得設置博士的合法地位。但由於它本身的學術價值，卻能在民間廣泛流行，並得到不少著名學者的研習和讚賞。西晉杜預作《春秋經傳集解》，始將《春秋》與《春秋左氏傳》合編為一書，博採漢儒解說，考訂異同，自成專門之學。其後《春秋左氏傳》的地位逐漸超過《公羊傳》和《穀梁傳》。唐人孔穎達作疏，一遵杜注。清人洪亮吉作《春秋左傳詁》，則對杜注多所指摘。近人楊伯峻作《春秋左傳注》，簡明適用。
編者簡介
《春秋左氏傳》關於《春秋左氏傳》的作者，《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說是左丘明。唐代趙匡首先懷疑「左氏」非左丘明﹐清代姚鼐進一步提出:「左氏之書﹐非出一人所成。」他還提出《春秋左氏傳》作者可能是吳起。還有人主張為劉歆所作的﹐不過這些懷疑之說都沒有充分根據。
關於左丘明的記載最早見於《論語?公冶長》。唐孔穎達認為姓左名丘明(《春秋左氏傳序疏》)。清代朱彝尊認為左丘為複姓(《經義考》)。清代俞正燮又認為姓丘名明﹐左是左史之官(《癸已類稿?左丘明子孫姓氏論》)。至於其生卒行事﹐史皆不詳。《孔子家語.觀周篇》說:「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里。」未知所據。不過一般論者據《春秋左氏傳》所記事實﹐都認為作者的生活年代要比孔子晚。
《春秋左氏傳》的作者，至今都是未解之謎。西漢史學家司馬遷、班固等人都認為《春秋左氏傳》是左丘明所寫。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說：「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唐朝的趙匡首先懷疑《春秋左氏傳》不是左丘明所作。此後，有許多學者也持懷疑態度。葉夢得認為作者為戰國時人；鄭樵《六經奧論》認為是戰國時的楚人；朱熹認為是楚左史倚相之後；項安世認為是魏人所作；程端學認為是偽書。清朝的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卻仍然認為是左丘明所著。清末康有為斷言它是西漢末劉歆偽造。但在劉歆以前《春秋左氏傳》已被許多人抄撮或徵引過，故康氏之說也難成立。今人童書業則認為是吳起所作，趙光賢認為是戰國時魯國人左氏所作。當代學者多認為是戰國初年人所作。據楊伯峻考證，大約作於公元前403～前386年之間。
兩千多年來人們一般都認為《春秋左氏傳》之作者為左丘明，此說最早見於《史記》，兩漢至隋的學者都奉之為權威，自唐以降，始有學者質疑。關於《春秋左氏傳》之作者，有如下幾種不同於傳統觀點的看法：一、有人認為是吳起。因為《春秋左氏傳》尊季孫氏，而《韓非子》記載，「季孫新弒君，吳起仕焉。」吳起對季孫感恩戴德。《春秋左氏傳》於晉史尊魏氏，而魏文侯正是重用吳起。於楚史尊王而貶臣，吳起在楚國受到楚王重用，而大臣反對他，阻撓其變法。吳起是大軍事家，而《春秋左氏傳》正長於描寫戰爭。吳起為「衛左氏人」。所以看起來吳起似為《春秋左氏傳》之作者，但某些預言的應驗又是吳起不及看到的。所以某些內容可能為其門人所添加。二、有人認為《春秋左氏傳》對楚國記載得繪聲繪色，看來作者精通楚語。三、有人認為《春秋左氏傳》為魯國史官左氏所作，也許此左氏為左丘明之後。四、《春秋左氏傳》記載的孔子的許多言論與傳統儒家思想不合。當初，孟子卒而儒家分，所以有人認為《春秋左氏傳》為儒之別派所作，與儒之正統派是有所不同的。
《春秋左氏傳》中有許多古字，與考古得到的春秋銘器吻合，而且許多字詞含義和用法不見於戰國及後世，當為春秋末期或戰國初期人所作無疑。就傳統觀點來說，《〈春秋〉經傳研究》作者認為《春秋左氏傳》為左丘明所著可信，並列舉論據，的確說得有道理。《春秋左氏傳》稱魯為「我」，對魯國國君單稱「公」，記魯事甚詳，皆站在魯國立場上敘事評論。所以其作者為魯國人無疑。
再觀《春秋左氏傳》文，其中敘述孔子之言時多稱孔子之字「仲尼」，而孔子學生在《論語》中都是尊稱其師為「子」，從未稱字，所以「仲尼」之稱應為孔子之好友所稱孔子。好友者何人？左丘明也。《春秋左氏傳》深得《春秋》之微言大義，較《公羊》、《榖梁》為勝，其人必親與夫子論史，而深明夫子之理。至於《春秋左氏傳》中某些預言要到戰國時才應驗，而且又記載了些戰國時的歷史，這應該是後人增添，而全書之絕大部分還是寫成於春秋晚期。
其他諸說，論據不足，難以信服，存疑也。而自唐以降，對左丘明作《春秋左氏傳》質疑者眾矣，且也能出示論據。然今未有定論，未有確鑿之證據表明《春秋左氏傳》確為某人所作，姑當從傳統之說，以左丘明為《春秋左氏傳》作者。
寫作年代
《春秋左氏傳》《春秋左氏傳》的寫作年代﹐至今沒有定論﹐清代崔述根據書中文風及記事繁簡分析﹐主張「上距定﹑哀未遠﹐亦不得以為戰國後人也」(《洙泗考信錄.余錄》)。日本學者狩野直喜則據顧炎武《日知錄》卷四《左氏不必盡信》條說:「左氏預斷秦孝公以前事皆有驗﹐孝公後概無征﹐則左氏時代從可推斷。」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前言》因而推測﹕成書在公元前403年魏斯為侯以後﹐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以前。正因此﹐有人主張作《春秋左氏傳》的左丘明與孔子所見過的左丘明為兩個人。
關於《春秋左氏傳》的成書年代，需要談到的是，晉太康年間，汲郡人不准盜發魏惠王墓，發現了一大批失傳已久古籍，其中就有一本叫《師春》，裡面全是照抄《春秋左氏傳》的卜筮原文。所以看來《春秋左氏傳》成書於魏惠王去世前。《春秋左氏傳》中對田氏代齊的預言是「八世之後，莫之於京」，為什麼不說「十世之後，代齊為王」（公子完為第一世，田和為第十世）呢？「莫之於京」並不肯定田氏一定代齊，而如果作者能看到田和代齊，則不會這麼預言了，因此可以肯定《春秋左氏傳》作于田和代齊之前。
思想內容
《春秋左氏傳》《春秋左氏傳》有鮮明的政治與道德傾向。其觀念較接近於儒家，強調等級秩序與宗法倫理，重視長幼尊卑之別，同時也表現出「民本」思想。可以看出這是春秋戰國時代一種重要的思想進步。作者要求擔負有領導國家責任的統治者，不可逞一己之私慾，而要從整個統治集團和他們所擁有的國家的長遠利益考慮問題，這些地方都反映出儒家的政治理想左傳》雖不是文學著作，但從廣義上看，仍可說是中國第一部大規模的敘事性作品。比較以前任何一種著作，它的敘事能力表現出驚人的發展。許多頭緒紛雜、變化多端的歷史大事件，都能處理得有條不紊，繁而不亂。其中關於戰爭的描寫，尤其寫得出色。作者善於將每一戰役都放在大國爭霸的背景下展開，對於戰爭的遠因近因，各國關係的組合變化，戰前策劃，交鋒過程，戰爭影響，以簡練而不乏文采的文筆，且行文精煉、嚴密而有力。這種敘事能力，無論對後來的歷史著作還是文學著作，都是具有極重要意義的。且注重故事的生動有趣，常常以較為細緻生動的情節，表現人物的形象。《春秋左氏傳》對後世的《戰國策》《史記》的寫作風格產生很大影響，形成文史結合的傳統。
《春秋左氏傳》是記錄春秋時期社會狀況的重要典籍。取材範圍包括了王室檔案，魯史策書，諸侯國史等。記事基本以《春秋》魯十二公為次序，內容包括諸侯國之間的聘問、會盟、征伐、婚喪、篡弒等，對後世史學文學都有重要影響。主要記錄了周王室的衰微，諸侯爭霸的歷史，對各類禮儀規範、典章制度、社會風俗、民族關係、道德觀念、天文地理、曆法時令、古代文獻、神話傳說、歌謠言語均有記述和評論。晉范寧評"春秋三傳"的特色說：「《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指多敘鬼神之事）。《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
《春秋左氏傳》是研究先秦歷史和春秋時期歷史的重要文獻，它代表了先秦史學的最高成就，對後世的史學產生了很大影響，特別是對確立編年體史書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它補充並豐富了《春秋》的內容，不但記魯國一國的史實，而且還兼記各國歷史；不但記政治大事，還廣泛涉及社會各個領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賬式的記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統、有組織的史書編纂方法；不但記春秋時史實，而且引征了許多古代史實。這就大大提高了《春秋左氏傳》的史料價值。
由於《春秋左氏傳》具有強烈的儒家思想傾向，強調等級秩序與宗法倫理，重視長幼尊卑之別，同時也表現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歷史資料。《春秋左氏傳》本不是儒家經典，但自從它立於學官，後來又附在《春秋》之後，就逐漸被儒者當成經典。《春秋左氏傳》受到學界重視是在魏晉時期，先後有鄭玄、杜預為其作註解，以後成為研究《春秋》的重要典籍。《春秋左氏傳》在史學中的地位被評論為繼《尚書》、《春秋》之後，開《史記》、《漢書》之先河的重要典籍。
《春秋左氏傳》不僅是歷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優秀的文學著作。它表現在：長於記述戰爭，故有人稱之為「相砍書」；又善於刻畫人物，重視記錄辭令。
特點品評
《春秋左氏傳》記事基本以《春秋》所載魯十二公為次序﹐ 《十三經註疏》但在魯隱公元年之前，有魯惠公生魯隱公及隱公即位的說明﹔魯哀公二十七年之後，又附錄了魯悼公四年至十四年晉國知伯被殺之事。全書內容包括聘問﹑會盟﹑征伐﹑搜狩﹑城築﹑婚喪﹑篡弒﹑族滅﹑出亡等。在廣闊的社會背景下﹐記錄了諸侯﹑卿大夫的活動﹐並把筆觸深入到商賈﹑卜者﹑刺客﹑樂師﹑妾媵﹑百工﹑皂隸等階層﹔通過對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等霸業盛衰的敘寫，反映了當時諸侯國之間錯綜複雜的角逐；而對魯季孫氏﹑齊田成子﹑晉國韓﹑趙﹑魏諸卿與公室的矛盾，鄭子產的改革等描述，又深刻地揭示了社會內部的變革及其趨向。
左氏在敘事中敢於直書不諱﹐帶有鮮明的傾向性。他往往以「禮也」﹑「非禮也」作為對人物的評判﹐表現了保守的倫理觀念﹐但總的說來﹐是非﹑愛憎觀念和歷史觀還是比較進步的。例如書中既肯定霸主的歷史功績﹐又不避諱齊桓公好內多寵與公子重耳的貪圖安逸。又如敘「晉靈公不君」(宣二年)﹑陳靈公「衷其祀服﹐以戲於朝」(宣九年)﹑齊莊公「拊楹而歌」(襄二十五年)﹑「祁勝與鄔臧通室」(昭二十八年)等﹐通過富有特徵的細節描寫﹐把統治者的暴虐荒淫﹑醜惡污穢揭露無遺。而忠良機智的晏嬰﹑剛直不阿的叔向﹑精明而有遠見的子產等人﹐則被作為系國之安危的人物來加以肯定和讚揚。書中還貫穿着適應當時歷史潮流的民本思想﹐把民看作「神之主也」的觀點。這種觀點通過隨季梁(桓六年)﹑宋司馬子魚(僖十九年)等多次提出﹔晉師曠論衛人出君(襄十四年)﹐然明答子產為政(襄二十五年)﹐韓獻子論欒武子報楚(成十五年)﹐齊晏嬰﹑晉叔向論齊晉季世(昭三年)﹐沈尹戌論撫民(昭十九年)﹐逢滑對陳懷公(哀元年)等﹐都強調了「上思利民」的必要和「民」在政治﹑軍事鬥爭中的作用﹐從而得出「國將興﹐聽於民」的結論。這裡表現了作者進步的思想傾向。
前人評說「左氏艷而富」(范寧《穀梁傳序》)﹐「 《春秋》謹嚴﹐ 《左氏》浮誇」(韓愈 《進學解》 )﹐這正表明《春秋左氏傳》在文學性方面比《春秋》有了很大增強。從《春秋》只作大事記式的記錄﹐到《春秋左氏傳》中出現戲劇性的故事情節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像﹐是歷史散文的一大進步。如隱公元年記「鄭伯克段於鄢」﹐作者按事件的開端﹑發展﹑高潮﹑結局有組織﹑有層次地加以敘述﹐表現了鄭伯的狡詐狠毒﹑共叔段的野心勃勃﹑武姜的偏心釀禍﹐概括了鄭國統治集團內部幾十年鬥爭的歷史。莊公八年齊連稱管至父之亂﹑宣公二年趙盾諫晉靈公﹑哀公十六年楚白公之難等﹐都寫得有聲有色。從中既可看到歷史的進程﹐又可看到出現於歷史舞台上的人物的舉動神情。把歷史的真實性﹑傾向的鮮明性﹑表達的形像性結合起來﹐通過具體的人物活動去展現歷史畫面﹐創立了中國歷史撰述的優良傳統﹐為後世史傳文學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敘寫戰爭是《春秋左氏傳》的所長。全書寫軍事行動400多次﹐其中以晉楚城濮之戰(僖二十八年)﹑秦晉殽之戰(僖三十二﹑三十三年)﹑晉楚邲之戰(宣十二年)﹑齊晉之戰(成公二年)﹑晉楚鄢陵之戰(成公十六年)等五大戰役最為出色。作者能把每一戰役放在大國爭霸的背景下展開﹐寫戰場交鋒多用略筆﹐戰爭之起因﹑戰前的策劃及戰後的影響則詳寫﹐把戰爭的勝負與參戰國的政局﹑民心的向背﹑將帥的品格等因素有機地聯繫起來﹐寫出了某種歷史的必然性。
《春秋左氏傳》敘述戰爭尤其講究謀篇。短篇如齊魯長勺之戰(莊公十年)先略敘魯師得勝﹐而後詳敘曹劌論其所以勝﹐由表及里﹐詳略得宜。中篇如秦晉殽之戰寫蹇叔哭而送師﹐有先見之明﹐穆公哭而迎師﹐知錯能改﹐一首一尾遙相呼應。長篇如晉楚城濮之戰﹐標出「取威定霸」為綱﹐文隨戰機﹐時緊時緩﹐幾開幾合﹐使情勢波瀾起伏﹐跌宕多姿﹐最終以周王冊命晉文定霸作結。這些都是鮮明的例證。作者還常常在激烈緊張的戰爭氣氛中﹐插入生動有趣的細節﹐如退避三舍﹑一麋之獻﹑下車免冑﹑執榼犒師等﹐顯得優遊不迫﹐所以桐城派古文家方苞說:「夫記事之文﹐成體者莫如《春秋左氏傳》。」
應對辭令也是《春秋左氏傳》中富有文學意味的一個部分。當時諸侯國往來頻繁﹐使臣是否善於辭令﹐不但關係到個人榮辱﹐並且關係到國家安危。書中如「陰飴甥答秦伯之問」(僖公十五年)﹑「展喜犒齊師」(僖公二十六年)﹑「燭之武退秦師」(僖公三十年)﹑「王孫滿論鼎之輕重」(宣公三年)﹑「賓媚人責晉」(成公二年)﹑「知罃對楚王問」(成公三年)﹑「戎子駒支責晉於朝」(襄公十四年)﹑「子產論毀垣」(襄公三十一年)等部分﹐記述辭令﹐無不曲折縝密﹐委婉盡致﹐成為膾炙人口的佳作。
唐代劉知幾《史通》說﹐《春秋左氏傳》「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史通.六家》)。清代劉熙載認為:「百世史家﹐類不出乎此法。」( 《藝概.文概》 )可見其語言精要已成為歷代楷模。此外﹐作者運筆靈活多變﹐如「秦晉嬴之戰」中寫文嬴請釋秦囚﹐先軫怒﹐「不顧而唾」﹔如「宣公十二年」寫楚子拊軍﹐「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如「晉楚邲之戰」寫晉師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又如楚兵救晉兵脫扃﹑拔旆﹑投衡快跑﹐而晉兵解嘲說:「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這些描寫﹐或細膩﹐或誇張﹐或詼諧風趣﹐都使文章增色不少。
《春秋左氏傳》對後世史學﹑文學都有重要影響。漢司馬遷發展了《春秋左氏傳》的傳統﹐寫出了亦史亦文的巨著《史記》。宋代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不僅內容上與之相接續﹐體裁﹑手法亦以之為法﹐宋人對「《左氏傳》﹑《太史公書》﹑韓文﹑杜詩﹐皆熟讀暗誦﹐雖支枕據鞍間﹐與對卷無異」(陸游《楊夢錫集句杜詩序》)。
現存《春秋左氏傳》注本最早的為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北京圖書館藏宋刻本兩部。清有顧炎武的《左傳杜注補正》﹑惠棟的《左傳補註》 ﹑洪亮吉的《春秋左傳詁》 ﹐近人有劉文淇的《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今人楊伯峻《春秋左傳注》。
問題討論
《春秋左氏傳》無經之傳考
《公羊》、《榖梁》是《春秋經》的傳，這一點從來沒有人發生過懷疑。《春秋左氏傳》則不同。除了有大量的無傳之經外，還似乎有為數眾多的無經之傳。人們不禁要問：《春秋左氏傳》既是解經的，為什麽會有這些無經之傳呢？於是《春秋左氏傳》的性質亦即《春秋左氏傳》是否《春秋》之傳遂發生了問題。
自從劉歆提出要將《春秋左氏傳》立於學官以來，爭論就開始了。不管西漢博士出於什麽動機，他們所持的「《左氏》不傳《春秋》」的觀點卻開啟了此後將近兩千年間一些《春秋左氏傳》研究者的疑竇，從而使《春秋左氏傳》與《春秋》的關係成為研討的課題。西漢博士的論證雖然沒有留傳下來，但既然說「《左氏》不傳《春秋》」，那麽人們很容易導出「《春秋左氏傳》與《春秋》是兩本不相干的書」這樣的推論。現在所知最早明確作出這種表述的是晉人王接。王接說：「《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1既然不是為解經而「發」，那麽《春秋左氏傳》當自有作意，自是一部不依賴於《春秋經》而獨立存在的著作。到了唐代，人們開始注意到了《春秋左氏傳》的史書性質。陳商說：「孔聖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為魯史，載述時政……以日繫月……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夫子所以為經，當與《詩》、《書》、《周易》等列；丘明所以為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2這麽一划分，便把《春秋左氏傳》與《春秋》剝離開了，兩書連性質都不同，怎麽會是一回事呢？宋人疑《春秋左氏傳》的就更多了。朱熹說：「左氏是史學，公、榖是經學。」3雖說祗是區分三傳，其實距否定《春秋左氏傳》之解經，也就祗有一步之遙了。劉安世說：「讀左氏書，當經自為經，傳自為傳，不可合而為一也，然後通矣。」4這話更加明確，大有離則雙美、合則兩傷之意。
《春秋左氏傳》
這一派的意見是很有些說服力的。經、傳之不能完全契合，特別是「無經之傳」的大量存在，應該說是引起人們疑心的主要原因。此外，《春秋左氏傳》中雖也有不少解經的內容（包括「君子曰」、「五十凡」、解經語等），但這些東西都有很明顯的嵌入的痕跡，多數都沒有與傳文融為一體。清儒皮錫瑞曾經舉「鄭伯克段於鄢」一段為例，指出在「太叔出奔共」一句下硬加上了「書曰……難之也」一段解經的話，致使本來與上文緊密相連的「遂置姜氏於城潁」的「遂」字顯得上無所承，突如其來。因此「書曰」云云顯然是被人後加上去的。5這一發現當然是支持《春秋左氏傳》本與《春秋》各自為書的說法的。那麽，究竟是誰將「書曰」、「君子曰」之類的解經語加進去的呢？
自宋以來，就有人懷疑是劉歆改造了《春秋左氏傳》，加進了解經語。宋人林栗說：「《春秋左氏傳》凡言君子曰是劉歆之辭。」6到了清代，劉逢祿作《左氏春秋考證》，詳細論證了劉歆是怎樣把先秦舊書《左氏春秋》改編為《春秋左氏傳》的。後來康有為繼承其說，進而提出劉歆割裂《國語》、偽造《春秋左氏傳》的新說。劉、康的觀點儘管有很多不同，但在《春秋左氏傳》（這裡指劉歆以前的「左傳」）與《春秋》本是不相干的兩部書這一點上是完全一致的。而這一點恰是《春秋左氏傳》問題的要害所在。劉、康的意見在近代中國學術界影響至為深遠。在本世紀初期，不少著名學者都是信從劉歆偽造說的。
學問之道，有如積薪，總是後來居上。現代學者的研究，又徹底推翻了劉歆偽造說。研究表明，那些所謂由劉歆加進去的解經語、「君子曰」等等，在劉歆以前早已存在了。司馬遷曾經引用過，先秦諸子也曾經引用過。這對於劉、康的說法無異於釜底抽薪。時至今日，除了極個別的人以外，已很少有人相信劉歆偽造說了。
但是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疑點依然存在。《春秋左氏傳》之「述史」部分與「解經」部分之不相融合是不爭的事實。大量「無經之傳」的存在也有目共睹。怎樣對此作出合理的解釋，乃是擺在現代學者面前的一個難題。
文學色彩
《春秋左氏傳》雖是歷史著作，但與《尚書》《春秋》的有所不同，它「情韻並美，文彩照耀」，是先秦時期最具文學色彩的歷史散文。
第一，文學性的剪裁和歷史時間的故事情節化。
第二，刻畫人物性格神形畢現，有立體感。
第三，生動的場面描寫和傳神的細節描寫。
第四，擅長敘寫外交辭令，理富文美。
後人注釋
《春秋左傳正義》，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
《春秋左傳詁》，清洪亮吉撰。
《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清劉文淇等撰。
《春秋左傳注》，楊伯峻撰。
相關詞條
| 《傳習錄》 | 《舊五代史》 | 《九章算術》 | 《春秋公羊傳》 | 《元和郡縣圖志》 |
| 《後漢書》 | 《四書集注》 | 《天工開物》 | 《春秋左氏傳》 | 《通鑑紀事本末》 |
| 《南齊書》 | 《白虎通義》 | 《五經正義》 | 《明夷待訪錄》 | 《四庫全書提要》 |
| 《北齊書》 | 《船山遺書》 | 《新五代史》 | 《傷寒雜病論》 | 《讀史方輿紀要》 |
參考資料
1、《中國大百科全書》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2、《中國古代典籍一百種簡介》 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3、http://www.govyi.com/paper/n3/g/200605/61244.shtml4、http://article.hongxiu.com/a/2005-6-12/734212.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