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勸學篇》

簡介

《勸學篇》，著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同年發表，美國傳教士Samuel Wood Bridge將之譯為英文，題曰The Only Hope of China。全書二十四篇，分內篇、外篇。內篇包括同心、教忠、明綱、知類、宗經、正權、循序、守約、去毒。九篇；外篇包括益智，遊學、設學、學制、廣譯、閱報、變法、變科舉，農工商學、兵學、礦學、鐵路、會通、非弭兵、非攻教十五篇。「內篇務本，以正人心；外篇務通，以開風氣」。

概述

《勸學篇》 《勸學篇》分內、外兩篇，內分9篇，外分15篇，而以《序》概述全書要旨。

「《內篇》務本，以正人心。」在民族危亡之際，天下有志之土何以救中國?張之洞首先呼籲的是國人的團結，即所謂的「同心」：「同心以救弊，齊心以捍患。」同心的基礎是「保國、保教、保種，合為一心，是為同心」。張之洞認為保國、保教、保種三者不可偏廢，「安危與共」（《勸學篇·同心》）。保國，就是保大清國。張之洞歷數大清帝國之大仁政十五項，讀來有些肉麻，但是當時大多數土大夫乃至維新派對清政府仍懷忠愛之心，希望清政府振作，確是實情。即使村野小民組織的「義和團」，還在一年以後打出了「扶清滅洋」的旗號，可見民心一斑。保教，就是保孔孟禮教、三綱五常。

因此，張之洞反對興民權、廢祭祖、倡男女平等之說，並且恥談西國的君臣之倫、父子之倫、夫婦之倫，用以比附中國之三綱，其見識自然遠不如康有為、梁啓超等維新派。保種，即保「三皇五帝聲被之所及、神明胄裔種族之所」的「黃種」。

張之洞深切告誡國人國家淪亡之後種族所受之屈辱：「印度屬於英矣，印度土人為兵為弁，不得為武員，不得入學堂矣。越南屬於法矣，華人身稅有加，西人否也；華人無票，遊行有禁，西人否也。古巴屬於西班牙矣，土人不能入議院也。」（《勸學篇·知類》）因此，張之洞痛斥了兩種人，一種是「視國家之休戚漠然無動於其心，意為此非發捻之比」，一種是「詆中國為不足有為，……日夜冀幸天下有變，以求庇於他人」。後一種人實際上是一批絕望的維新派，走上了歧路。

思想

張之洞在1898年發表的《勸學篇》其基本思想，是說教育首先要傳授中國傳統的經史之學，這是一切學問的基礎，要放在率先的地位，然後再學習西學中有用的東西，以補中學的不足。張之洞把中學的內容概括為經、史、子、集，尤其強調「明綱」，認為三綱五常是中學之本原，以此反對維新派的君主立憲。他把西學概括為西史、西藝、西政三部分。《勸學篇》的中心思想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書中極力申明：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活身心，西學應世事。採用西學決不能違背三綱五常這一中國「至教」的經義。該書認為維新派宣傳西方國家的民權、平等說，將會造成天下大亂；法可以隨時變通，而「道」（封建社會的統治秩序）則是永恆不變的；維新派主張改革封建專制制度的變法維新，是「悖道」的。

荀子《勸學篇》主旨：本篇分別從學習的重要性、學習的態度以及學習的內容和方法等方面，全面而深刻地論說了有關學習的問題。顯然，荀子所主張的學習內容和目的是其儒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他所說的君子和小人等等差別帶有明顯的偏見。但他強調學習的作用，提倡虛心求教、學無止境、循序漸進、堅持不懈、專心致志等等，都是學習經驗的總結，值得後人借鑑，具有普遍意義。特色：1、本文篇幅雖長，但層次井然。全文說理深入，結構嚴謹，代表了先秦論說文成熟階段的水平。2、文章在語言運用上，長短句並用，對偶排比句兼行，勻稱而又錯落有致。讀來朗朗上口，富於音樂節奏美。3、在論說過程中，使用了大量的比喻來說明道理，使人易於接受。

作者簡介

《勸學篇》 張之洞，人稱張香帥，自號抱冰老人，南皮人，南京大學前身——三江師範學堂的創始人，中國高等師範學堂之鼻祖，中國幼兒園創始人（第一所幼稚園，選聘了3名日本保姆）。中國重工業奠基人。張之洞13歲中秀才，16歲中順天鄉試第一名（解元），26歲中會試第三名（探花）。張之洞先為清流以敢諫聞名，號稱「牛角」，其戰鬥力非常生猛。後任山西巡撫和各地學官,後來長期任總督，1907年後任大學士，軍機大臣，1909年死，諡號「文襄」。漢陽鐵廠全景

張之洞一生主要做了三件事：一辦新式教育，二辦實業三練新軍。張之洞的實業主要兩件，一件是督辦蘆漢鐵路（盧溝橋——武漢，大名鼎鼎的京漢鐵路，曾記否，北伐時京漢鐵路大罷工），另外一件是把內陸武漢打造為當時中國最大的重工業基地。

清朝洋務派代表人物之一，其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對洋務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綱領的一個總結和概括；毛澤東對其在推動中國民族工業發展方面所作的貢獻評價甚高，曾說過「提起中國民族工業，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　

意義

清廷頑固派統治集團對《勸學篇》十分讚賞，認為它「持論平正通達，於學術人心大有裨益」，令軍機處頒發各省督撫學政，廣為刊布，以重名教。此書的廣泛流傳，給守舊派發動戊戌政變作了輿論準備。

《勸學篇》成書後即刻印於兩湖書院。在清廷支持下，光緒二十四年各地紛紛翻刻。戊戌政變後，此書還被譯成英文和法文，流傳到國外。

歷史作用

評價張之洞《勸學篇》的歷史作用，學術界通常採用兩個標準，一個是戊戌變法，一個是康有為為代表的維新派所達到的思想水平。思想水平的差異固然重要，但一種思想的實際歷史作用，往往不是取決於其達到的水平，而在於其在多大程度上滿足了社會需要，這些需要的性質如何，以及這些需要轉變為歷史現實的可能性有多大。

人們通常認為，戊戌變法是康有為等維新派積極奔走、呼號的產物，是在維新派指導下的一場政治改革，而把張之洞為代表的洋務派於頑固派一起劃到了戊戌維新的對立面。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主持百日維新的光緒皇帝固然受到了維新派的思想影響，起用了一批維新志士，但是，他所推出的所有政策，並沒有超越《勸學篇》所設定的改革範圍。在積極推行西方的社會經濟政策以及對一些制度進行改革方面，洋務派是維新派的同盟軍。

張之洞的《勸學篇》雖然沒有達到維新思潮的思想高度，但畢竟是「中體西用」的洋務思潮在甲午戰爭以後新的發展，在推行發展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政策方面與維新派達到了共識，在十九世紀末葉的思想潮流和政治改革中，仍有其進步意義。

批評

當時中國的社會政治結構並不具備實施君主立憲政體的條件。因此，《勸學篇》所揭示的更多的是與維新派在思想理論上的分歧，而不是現實的政治分歧。

對於《勸學篇》批評最透徹的是何啟、胡禮垣的《勸學篇書後》。在序論中，他們指出：「（《勸學篇》）之作，張公自言，規時勢，綜本末，以告中國人士。其志足嘉，誠今日大吏中之矯矯者矣。獨惜其志則是，其論則非，不特無益於時，然且大累於世。」何、胡是在更高的思想水平上批評《勸學篇》的，頗有精彩之論，但在當時，他們的主張並沒有付諸實施的現實可能性，因此讀來不免有苛論之處。比如說，「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從無有以容悅之言，為固寵邀榮之計，而能不愧為大臣者」，言下之意，張之洞事君無「道」，光緒帝如不接受所謂之「道」，不如不說，免開尊口，這種論辯風格不值得欣賞。學者最常引用的"不特無益於時，然且大累於世"一語，也是過激之論。如依此推論，大概不僅張之洞，連光緒皇帝的"百日維新"也要拋進"歷史的垃圾堆里去"的。

任何先進的政治思想主張，在進入政治運作過程以後，必然不得不退到歷史條件所能允許的現實中來。在參預變法之前，康有為曾積極主張開設議院，但在實際參與變法之後，則馬上改變主張，認為中國不能速開議院，譚嗣同、林旭要開議院，康有為反而「力止之」。議院只是一種手段，在「舊黨盈塞」的情況下，即使開了議院，也可能為舊黨把持，「以守舊之黨而謀開新政，是欲蒸沙而成飯」。以康有為為代表的維新派既然在政治上推遲了議會制的實施，那麼他們在具體的新政政策上也就不可能沒有與張之洞《勸學篇》推廣西學「政藝」主張相溝通的橋樑。也就是說，推廣西學的「政藝」或新政，是中國的當務之急，這是務實的維新派與洋務派左翼所達到的共識。至於兩派在國家政治體制選擇上的深刻分歧，並沒有在1898年百日維新期間形成現實的政治衝突。在戊戌政變以後，維新派從清政府內部被清除以後，執行戊戌變法「遺囑」的新政在兩年以後由張之洞為代表的洋務派左翼來鼓吹推行，也就不難理解了。

參考資料

[1]個人學術網站 http://lookin.nhome.cn/wx/person/zzd/zzdqxp0b.htm

[2] 價值百科http://www.chinavalue.net/wiki/showcontent.aspx?titleid=57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