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
目錄
概述
《詩經》《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葉約五百年間的詩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詩」，有目無辭，不計在內），所以又稱《詩三百》，與《尚書》、《禮記》、《周易》、《春秋》合稱為五經。「古者《詩》三百餘篇，及於孔子，去其重……」（《史記·孔子世家》），據傳為孔子編定。最初稱《詩》，被漢代儒者奉為經典，乃稱《詩經》。他開創了我國古代詩歌創作的現實主義的優秀傳統。《詩經》里的內容，就其原來性質而言，是歌曲的歌詞。《墨子·公孟》說：「頌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意謂《詩》三百餘篇，均可誦詠、用樂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記·孔子世家》又說：「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這些說法雖或尚可探究，但《詩經》在古代與音樂和舞蹈關係密切，是無疑的。《詩經》不僅是最早的詩歌總集，而且也是一部反映當時社會的百科全書。是我國「現實主義」詩歌傳統的源頭及代表作。
內容概要
《詩經》《詩經》中的許多篇章﹐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2500年前漫長歷史時期的社會面貌。尤其是從西周末年到春秋中葉﹐周王朝及各諸侯國橫徵暴斂﹐攻伐兼併﹐勞動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詩經?國風》中的許多詩篇就反映了這一時代人民的痛苦生活﹐表達了人民的不滿﹑怨憤和反抗情緒。如《魏風》中的《伐檀》﹐寫一群伐木者邊勞動邊歌唱﹐對不勞而獲的奴隸主領主們作了憤怒斥責:「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碩鼠》更痛斥那些剝削者為大老鼠。《國風》中還有不少作品﹐反映了繁重的勞役和兵役給人民帶來的無窮災難。如《唐風?鴇羽》寫沒完沒了的「王事」迫使人民無法從事農業生產﹐贍養父母。《魏風?陟岵》寫一行役者望鄉思家﹐回憶起父母兄長的囑咐﹐叫他自己當心﹐不要死在異鄉﹐《邶風?擊鼓》﹑《王風?揚之水》等也反映了類似的情況。伴隨著徭役﹑兵役的苛重﹐因而出現離人思婦之作﹐士兵們厭戰思家﹐妻子們懷念征人。這一類作品有《召南?殷其雷》﹑《衛風?兮》﹑《王風?君子於役》 《豳風》東山等。《東山》寫一士兵出征已久﹐役滿還鄉時心情。他想到家園可能已經荒廢﹐心裡感到悲哀﹐但是他仍執著地懷念家鄉﹐深沉感人。 在《國風》中以戀愛婚姻為題材的民歌數量最多﹐也最富情采。有的表現熱戀的歡樂﹐有的表現相思之苦﹐都顯示了古代人民單純開朗的性格和純潔質樸的心靈。如 《衛風?木瓜》 ﹑ 《鄭風?蘀兮》 ﹐表現了青年男女兩無嫌猜﹑和諧歡樂的愛情﹔《鄭風》中的《狡童》和《褰裳》寫熱戀中的女子對情人的戲謔﹐顯得幽默而風趣。另外如《邶風?靜女》﹑《鄭風.溱洧》﹑《鄭風.風雨》﹑《王風采葛》等﹐寫愛情中的各種表現和心理變化﹐都十分真摯動人。而象《邶風?谷風》﹑《墉風?柏舟》﹑《衛風?氓》﹑《王風?中谷有蓷》﹑《鄭風?遵大路》諸篇﹐或者反映了婦女被遺棄的悲慘命運﹐或者描寫了她們敢於爭取自由婚姻的鬥爭精神。其中的《氓》可稱為代表作。詩中女主人公是一位棄婦﹐她訴說著自己當初如何鍾情於一位男子「氓」??棄了她。詩中唱出了她的悔﹑她的恨和她的決絕。
勞動詩歌也是《國風》中重要的一類﹐象《周南?芣苜》﹐是婦女採集車前子時所唱的歌﹐詩篇以簡單的語言﹐簡
《國風》單的韻律﹐唱出了勞動的歡樂情緒和熱烈氣氛。又如《魏風?十畝之間》﹐寫採桑者勞動將結束歸家時的高興心情。《豳風?七月》更是一篇內容豐富的農事詩﹐詩中不僅敘述了農奴們全年的辛勤勞動﹐而且還反映了他們忍受奴隸主經濟上的掠奪和人身的侮辱。 此外﹐ 《國風》中還有些揭露﹑諷刺諸侯荒淫無恥的作品﹐如《邶風?新台》﹑《墉風?牆有茨》﹑《齊風?南山》﹑《陳風?株林》等等。這些詩針對奴隸主貴族的醜行﹐作了尖銳辛辣的抨擊。衛宣公把兒子的新娘占為己有﹐《新台》篇里就將他比作一隻癩蛤蟆。齊襄公淫其妹﹐《南山》篇里就將他比作一隻雄狐狸。
在《雅》詩里﹐有一部分是貴族祭祀用的樂歌。如《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等﹐都是祈求豐年的樂章﹐中間描繪了當時農業生產的情況﹐至於《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諸篇﹐則頌揚自周族的始祖后稷建國﹐到武王滅商的歷史功績﹐中間有一些神話傳說﹐曲折地反映了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的生活情景。《小雅》中的《採薇》﹑《出車》和《六月》寫周宣王時對玁狁的一些軍事活動。到了西周后期﹐統治階級日趨腐朽﹐各種社會矛盾加劇﹐二《雅》中的一部分作品﹐其作者雖為貴族統治集團中人物﹐卻反映了政治混亂和社會動盪的現實。代表作有《小雅》中的《節南山》 ﹑《正月》﹑《十月之交》﹑《巧言》﹑《青蠅》﹐《大雅》中的《民勞》﹑《板》﹑《盪》等。
《小雅》里也有少數民間作品﹐如《苕之華》﹑《何草不黃》﹐或寫饑寒之苦﹐或寫征夫之勞﹐和《風》詩的風格完全一致。
《周頌》全是西周初年周王朝祭祀宗廟的舞曲歌辭﹐用典重的詞章歌頌祖先的功德並祈求降福子孫。其中有幾首寫到當時農業生產的情況﹐如《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可以從中了解西周初年的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情景﹐是研究當時社會經濟的重要史料。《魯頌》是魯國貴族用於宗廟的樂章。其中《泮水》﹑《閟宮》二篇是臣子對國君的歌頌﹐有許多誇張的描寫﹐它對漢大賦的形成﹐曾有影響。 《商頌》是宋國貴族用於祭祀祖先商王的頌歌﹐如《玄鳥》﹑《長發》﹑ 《殷武》等篇﹐描敘商民族在開國時期經過艱苦鬥爭﹐終於成就大業﹐雖屬歌功頌德﹐卻頗有宏偉氣象。
表現手法
《詩經》《詩經》的表現手法﹐前人概括為賦﹑比﹑興。朱熹在《詩集傳》中解釋說:「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這種解釋比較通行。賦就是陳述鋪敘的意思﹐一般多見於《頌》和《大雅》﹔但象《七月》 ﹑ 《氓》 ﹑ 《溱洧》等優秀民歌作品﹐也使用了賦的手法。比就是譬喻﹐對人或物加以形像的比喻﹐使其特徵更加鮮明突出。如《墉風?相鼠》﹑《魏風?碩鼠》用令人憎惡的老鼠來比喻統治者的不講禮儀﹑貪婪可惡﹔《衛風?氓》中用桑樹由繁茂到雕落比喻女主人公的容貌由盛變衰。興是藉助其他事物作為詩歌發端﹐以引起所要歌詠的內容。興和詩歌內容有一定的聯繫。如《周南?桃夭》是一首嫁女詩﹐以「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起興﹐使人從桃花盛開聯想到新嫁娘的美貌。又如《邶風?燕燕》是一首送別詩﹐以「燕燕于飛﹐差池其羽」起興﹐使人從燕子飛時的差池不齊聯想到送別時的依戀之情。比興手法的運用﹐能加強詩歌的生動性和鮮明性﹐增加詩的韻味和形像感染力。比興手法對後世詩歌的創作有很大影響。 《詩經》善於運用章句的重迭來表達思想感情﹐使詩歌在音律上和修辭上都收到美的效果。這種情況在《國風》和《小雅》的部分詩篇中尤為突出。有的通篇重迭﹐各章對應地只換幾個字﹐如《周南?芣苜》﹔有的只在章首或章尾重迭﹐如《周南?漢廣》﹔有的隔章重迭﹐重首重尾﹐如《周南?關雎》。重迭便於記憶和詠唱﹐是民歌的特色之一﹐迴旋反覆﹐可以增加詩歌的音樂性和節奏感﹐更充分地抒發情懷﹐《詩經》中還運用了迭字﹑雙聲﹑迭韻等修辭手段﹐如「風雨淒淒﹐雞鳴喈喈」﹑「風雨蕭蕭﹐雞鳴膠膠」﹐其中的「淒淒」﹑「喈喈」﹑「蕭蕭」﹑「膠膠」都是迭字﹔雙聲如「參差」﹑「踟躕」等﹔迭韻如「窈窕」﹑「崔嵬」等。這些修辭手段的大量運用﹐不僅增加了詩的音樂美﹐而且表達出細微曲折的思想感情﹔描摹出事物的特徵和屬性。《詩經》中修辭造句的方法﹐語言的技巧﹐對後代詩人有很大影響。劉勰在《文心雕龍?物色》中說:「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為出日之容﹐瀌瀌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喓喓學草蟲之韻。皎日嘒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窮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這段話說明了《詩經》語言藝術上所取得的高度成就。
《詩經》 《詩經》的形式基本上是四言詩﹐比較整齊﹐這是詩歌發展過程中的早期形式。但它又常常突破四言的格局﹐使用二字至八字一句的形式﹐亦間有一字句和九字句。這種長短不齊的句式﹐錯綜變化﹐靈活自由﹐讀來節奏自然。《詩經》中多種多樣的句型﹐可說是後代各種詩體發展的濫觴。
《詩經》的影響《詩經》早在春秋時期﹐就已廣泛流傳。當時的士大夫常在外交場合引用《詩》句來表達自己的意見願望。這在《左傳》﹑《國語》中例子極多﹐當時叫做「賦詩言志」﹐孔子在《論語》里也有「不學《詩》﹐無以言」的說法﹐並常用《詩》來教育自己的弟子。孔子以後的儒家學派人物﹐都把《詩》當作教本﹐傳授不絕。經秦始皇焚書﹐《詩》由於學者的口頭傳誦﹐得以流傳下來﹐其中有少數散佚。漢初傳《詩》的有齊﹑魯﹑韓﹑毛四家。齊﹑魯﹑韓三家詩是用漢代通行的隸書寫成定本的﹐屬今文經學﹔《毛詩》則屬古文經學。《魯詩》﹑《韓詩》﹐漢武帝時並設博士之官﹐傳授講解。《魯詩》到西晉時亡佚﹔《韓詩》至南宋以後亡佚﹐現僅存《韓詩外傳》6卷。《齊詩》﹐漢景帝時設博士﹐到三國魏時亡佚。《毛詩》相傳出於孔子弟子子夏﹐漢初由魯人毛亨傳給毛萇﹐即所謂「毛傳」﹐在西漢時未立於學官。到了東漢﹐《毛詩》逐漸盛行﹐章帝時立於學官﹐經學大師鄭眾﹑賈逵﹑馬融﹑鄭玄等都治《毛詩》﹐鄭玄並為之作「箋」﹐對毛傳頗有異同﹐通稱《毛詩傳箋》。魏晉以後﹐《毛詩》獨行於世。
《詩經》中國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廣泛而深刻地描寫現實﹑反映現實的精神﹐開創了中國詩歌的優秀傳統﹐對後代文學影響很大。中國古代詩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詩經》的薰陶。
《詩經》的影響還越出中國的國界而走向全世界。日本﹑朝鮮﹑越南等國很早就傳入漢文版《詩經》。從18世紀開始﹐又出現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詩經》的譯本﹐為這些國家的人們所喜愛。
六義
《詩經》《詩經》「六義」指的是風、雅、頌、這三個說的是內容；賦、比、興，這三個說的是手法，這就是「六義」。 《風》 、 《雅》 、 《頌》三部分的劃分，是依據音樂的不同。《風》包括15部分，大部分是黃河流域的民間樂歌，稱作「十五國風」共160篇。
《雅》分為《小雅》 （31篇）和 《大雅》 （74篇），是宮廷樂歌，共105篇。
《頌》包括《周頌》 （31篇）， 《魯頌》 （4篇），和 《商頌》 （5篇），是宗廟用於祭祀的樂歌和舞歌，共40篇。
「風」的意義就是聲調。它是相對於「王畿」——周王朝直接統治地區——而言的。它是帶有地方色彩的音樂古人所謂《秦風》 、 《魏風》 、 《鄭風》 ，就如現在我們說陝西調、山西調、河南調。
國風·周南國風·召南國風·邶風國風·鄘風國風·衛風國風·王風國風·鄭風
國風·魏風國風·唐風國風·齊風國風·秦風國風·陳風國風·檜風國風·曹風國風·豳風
「雅」是「王畿」之樂，這個地區周人稱之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當時把王畿之樂看作是正聲——典範的音樂。周代人把正聲叫做雅樂，猶如清代人把崑腔叫做雅部，帶有一種尊崇的意味。朱熹《詩集傳》曰：「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辭氣不同，音節亦異。」故而大小雅之異乃在於其內容。
「頌」是專門用於宗廟祭祀的音樂。 《毛詩序》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這是頌的含義和用途。王國維說：「頌之聲較風、雅為緩。」（《說周頌》）這是其音樂的特點。
「賦」按朱熹《詩集傳》中的說法，「賦者，敷也，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說，賦是直接鋪陳敘述。是最基本的表現手法。如「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攜老」，即是直接表達自己的感情。
「比」，用朱熹的解釋，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詩經》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於變化。如《氓》用桑樹從繁茂到凋落的變化來比喻愛情的盛衰； 《鶴鳴》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來比喻治國要用賢人； 《碩人》連續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膚，「瓠犀」喻美人之齒，等等，都是《詩經》中用「比」的佳例。
《詩經》 「賦」和「比」都是一切詩歌中最基本的表現手法，而「興」則是《詩經》乃至中國詩歌中比較獨特的手法。「興」字的本義是「起」，因此又多稱為「起興」。《詩經》中的「興」，用朱熹的解釋，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就是藉助其他事物為所詠之內容作鋪墊。它往往用於一首詩或一章詩的開頭。有時一句詩中的句子看似比似興時，可用是否用於句首或段首來判斷是否是興。例衛風·氓中「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就是興。.大約最原始的「興」，只是一種發端，同下文並無意義上的關係，表現出思緒無端地飄移聯想。就像秦風的《晨風》，開頭「鴥彼晨風，郁彼北林」，與下文「未見君子，憂心欽欽」云云，很難發現彼此間的意義聯繫。雖然就這實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時代懸隔才不可理解，但這種情況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現代的歌謠中，仍可看到這樣的「興」。
進一步，「興」又兼有了比喻、象徵、烘托等較有實在意義的用法。但正因為「興」原本是思緒無端地飄移和聯想而產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較實在的意義，也不是那麼固定僵板，而是虛靈微妙的。如《關雎》開頭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原是詩人借眼前景物以興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關雎和鳴，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間的和諧恩愛，只是它的喻意不那麼明白確定。又如《桃夭》一詩，開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寫出了春天桃花開放時的美麗氛圍，可以說是寫實之筆，但也可以理解為對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說這是在烘托結婚時的熱烈氣氛。由於「興」是這樣一種微妙的、可以自由運用的手法，後代喜歡詩歌的含蓄委婉韻致的詩人，對此也就特別有興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陳出新，不一而足，構成中國古典詩歌的一種特殊味道。
影響
《毛詩大序》中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
《詩經》，嗟嘆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但是詩與樂舞終將會分離，因為進入文明時代之後，藝術必然趨向於細化，因此詩歌便從歌辭中脫離出來，成為獨立的文體。《詩經》中的樂歌，原來的主要用途，一是作為各種典禮儀的一部分，二是娛樂，三是表達對於社會和政治問題的看法。但到後來，《詩經》成了貴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學習《詩經》成了貴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養。這種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語言的作用，特別在外交場合，常常需要摘引《詩經》中的詩句，曲折地表達自己的意思。這叫「賦《詩》言志」，其具體情況在《左傳》中多有記載。《論語》記孔子的話說：「不學《詩》，無以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可以看出學習《詩經》對於上層人士以及準備進入上層社會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詩經》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義。《禮記·經解》引用孔子的話說，經過「詩教」，可以導致人「溫柔敦厚」。《論語》記載孔子的話，也說學了《詩》可以「遠之事君，邇之事父」，即學到事奉君主和長輩的道理。按照孔子的意見（理應也是當時社會上層一般人的意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意思就是，《詩經》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總體上）是符合於當時社會公認道德原則的。否則不可能用以「教化」。 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就孔子所論來推測當時人對《詩經》的看法，他們所定的「無邪」的範圍還是相當寬廣的。許多斥責統治黑暗、表現男女愛情的詩歌，只要不超出一定限度，仍可認為是「無邪」即正當的感情流露。第二，儘管如此，《詩經》畢竟不是一部單純的詩集，它既是周王朝的一項文化積累，又是貴族日常誦習的對象。所以，雖然其中收錄了不少民間歌謠，但恐怕不可能包含正面地、直接地與社會公認的政治與道德原則相衝突的內容。 秦代曾經焚毀包括《詩經》在內的所有儒家典籍。但由於《詩經》是易於記誦的、士人普遍熟悉的書，所以到漢代又得到流傳。漢初傳授《詩經》學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個學派：齊之轅固生，魯之申培，燕之韓嬰，趙之毛亨、毛萇，簡稱齊詩、魯詩、韓詩、毛詩（前二者取國名，後二者取姓氏）。齊、魯、韓三家屬今文經學，是官方承認的學派，毛詩屬古文經學，是民間學派。但到了東漢以後，毛詩反而日漸興盛，並為官方所承認；前三家則逐漸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傳了。今天我們看到的《詩經》，就是毛詩一派的傳本。
詩經中還出現了歌頌教師的篇目，極有可能是中國最早的歌頌教師的詩歌。（ 《菁菁者莪》 ）其中的「君子」
《詩經》即是指教師。雖然今人多認為是愛情詩，但證據不足。比如說，《詩序》中就提到了「菁菁者莪，樂育人也；君子能長育人才，則天下喜樂之矣。」從這裡就很明顯能看出這首詩歌真正的方向。 《詩經》所反映的社會生活內容十分豐富，它包括天文地理，政治經濟，祭祀典禮，戰爭徭役，定都建國，燕饗歡聚，狩獵耕耘，採摘漁牧，君王貴族，將軍大夫，君子淑女，農夫商賈，思婦棄婦，遊子隱逸，初戀思慕，閨怨春情，幽期密會，洞房花燭，迎親送葬，懷人悼亡，草木魚蟲，飛禽走獸，鶯啼馬鳴，風蕭雨晦，波光山影，火山地震，祈禱祝願，占卦圓夢等等，其信息量之大，文獻價值之高，令人驚嘆。可以說，一部《詩經》立體地再現了生存環境、事態人情，是當時社會生活的多方位、多角度的反映，其內容在世界古代詩歌作品中是獨一無二的，遠比印度的《吠陀》與基督教《聖經》中的詩篇要廣泛得多。它的主題已不限於宗教性的，或僅僅表達一種虔誠的感情，它也不像荷馬史詩只談論戰爭與冒險，它歌唱的是人的生活，人的感情，用英國詩人華茲華斯的詩說：「卑俗的山歌俚曲，/現今日常熟悉的事情，/天然的悲苦和傷逝，/過去有過，以後還會有。」（選自《孤獨的割麥女》）在如此自然，如此樸素，如此親切地表現普通人民的心聲和感情方面，很少有別的詩集堪與《詩經》相提並論。
作者
《詩經》《詩經》的作者成分很複雜，產生的地域也很廣。除了周王朝樂官製作的樂歌，公卿、列士進獻的樂歌，還有許多原來流傳於民間的歌謠。這些民間歌謠是如何集中到朝廷來的，則有不同說法。漢代某些學者認為，周王朝派有專門的采詩人，到民間搜集歌謠，以了解政治和風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種說法：這些民歌是由各國樂師搜集的。樂師是掌管音樂的官員和專家，他們以唱詩作曲為職業，搜集歌謠是為了豐富他們的唱詞和樂調。諸侯之樂獻給天子，這些民間歌謠便匯集到朝廷里了。這些說法，都有一定道理。
編纂者
《詩經》究竟由誰將這些詩歌編纂成書的呢?迄今仍存在種種不同的說法。 一說孔子刪詩。把《詩經》的編纂之功歸之於孔子一人。這種說法起源於漢代。《史記·孔子世家》載：「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於；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翻武雅頌之音。」《漢書·藝文志》說：「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都認為是由孔子選定《詩經》篇目的。但是，持異議者提出一些反駁的理由：一，《史記》言孔子刪詩，在自衛國返回魯國之後，時年近七十。在此之前，孔子均稱《詩三百》 ，可見在孔子中青年時期，《詩經》已為三百篇。二，《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載，吳國公子季札在魯國觀賞周樂，樂工們先奏十五國風，再奏小雅、大雅，最後奏頌，次序和內容基本上與今本《詩經》相同，其時孔子虛齡只有八歲，可見當時《詩經》已定型。三，周代各諸侯國之間邦交往來，常常賦《詩》言志。如《左傳·定公四年》載，吳攻楚，楚敗幾亡，楚將申包胥到秦國朝廷請求援兵，痛哭七日七夜，秦哀公深為感動，賦《詩經·無衣》 ，表示決心相救，恢復楚國。如果當時《詩經》沒有統一的篇目，賦《詩》言志就無法進行。那麼，究竟由誰來編纂《詩經》的呢?
一說王者采詩。《詩經》中詩歌的創作時間，上起西周初年，下至春秋秦穆公時，綿延五個世紀。創作的地點，
《詩經》幾乎包括了整個黃河流域，加上長江、漢水一帶，縱橫上千里。怎樣把眾多的詩歌集中起來呢?早在漢代就出現了「王者采詩」的說法。《漢書·食貨志》曰：「孟春之月(陰曆正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劉歆《與揚雄書》說：「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迪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童謠、歌戲。」都說由天子指派官吏坐車去全國各地採集詩歌，以便「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何休《公羊解詁》)。 一說周朝太師編定。今人朱自清認為，《詩經》的編審權很可能在周王朝的太師之手。他在《經典常談》中指出，春秋時各國都養了一班樂工，像後世闊人家的戲班子，老闆叫太師。各國使臣來往，宴會時都得奏樂唱歌。太師們不但要搜集本國樂歌，還要搜集別國樂歌。除了這種搜集來的歌謠外，太師們所保存的還有貴族們為了特種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獵等等作的詩，這些可以說是典禮的詩。又有諷詩、頌美等等的獻詩，獻詩是臣下作了獻給君上，準備讓樂工唱給君上聽的，可以說是政治詩。太師們保存下這些唱本，附帶樂譜、唱詞共有三百多篇，當時通稱作《詩三百》。各國的樂工和太師們是搜集-整理《詩經》的功臣，但是要取得編纂整體的統一，就非周王朝的太師莫屬。《國語·魯語下》有「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的記載，正考父是宋國的大夫，獻《商頌》於周王朝的太師。今本《詩經》的《商頌》只有五篇，很可能是太師在十二篇基礎上刪定的。由此看來，《詩經》應當是周王朝的太師編定的。
整理
《詩經》整理地方各個時代從各個地區搜集來的樂歌，一般認為是保存在周王室的樂官——太師那裡的。他們顯然對那些面貌互異的作品進行過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所以現存的《詩經》，語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體，韻部系統和用韻規律大體一致，而且有些套句出現在異時異地的作品中（如「彼其之子」、「王事靡盬」等）。古代交通不便，語言互異，各時代、各地區的歌謠，倘非經過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現上述情況。可以認為，由官方製作樂歌，並搜集和整理民間樂歌，是周王朝的文化事業之一，在《詩經》時代是不斷進行著的。特色和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會條件下，聳立著由不同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觀構成的上層建築。」①在《詩經》產生的年代，我們的先人在自然條件相當艱苦的黃河流域以宗法制度為核心建立起一個農業社會。這個社會為了生存發展，需要強大的集體力量，需要內部秩序的穩定與和諧，而相應地需要抑制其社會成員的個性自由和與之相聯繫的浪漫幻想。正是在這種「生存的社會條件下」，形成了《詩經》的思想和藝術特色。並且，由於中國——尤其中原社會的基本特點維持甚久，作為中國文學重要起點、又被奉為儒家經典的《詩經》，其特色對於後代文學的影響，也就非常之深遠。
特色影響
《詩經·瞻昂》《詩經》是以抒情詩為主流的。除了《大雅》中的史詩和《小雅》 、 《國風》中的個別篇章外，《詩經》中幾乎完全是抒情詩。而且，從詩歌藝術的成熟程度來看，抒情詩所達到的水準，也明顯高於敘事詩。而與《詩經》大體屬於同時代的古希臘的荷馬史詩，卻完全是敘事詩。正如荷馬史詩奠定了西方文學以敘事傳統為主的發展方向，《詩經》也奠定了中國文學以抒情傳統為主的發展方向。以後的中國詩歌，大都是抒情詩；而且，以抒情詩為主的詩歌，又成為中國文學的主要樣式。 《詩經》中的詩歌，除了極少數幾篇，完全是反映現實的人間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經驗。在這裡，幾乎不存在憑藉幻想而虛構出的超越於人間世界之上的神話世界，不存在諸神和英雄們的特異形象和特異經歷（這正是荷馬史詩的基本素材），有的是關於政治風波、春耕秋獲、男女情愛的悲歡哀樂。後來的中國詩歌乃至其他文學樣式，其內容也是以日常性、現實性為基本特徵；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總是文學的中心素材。
《詩經》在總體上，具有顯著的政治與道德色彩。無論是主要產生於社會上層的大、小《雅》，還是主要產生於民間的《國風》 ，都有相當數量的詩歌，密切聯繫時事政治，批判統治者的舉措失當和道德敗壞。其意義雖主要在於要求維護合理合度的統治，給予人民以較為寬鬆、可以維持生存的條件，但這對於社會的發展，當然是有價值的。
關心社會政治與道德，敢於對統治階層中的腐敗現象提出批判，應該說是《詩經》的優秀之處。但這個問題應該
垂釣圖 詩經畫意 從兩方面來看。正像我們在前一節中舉例分析的那樣，這一種批評完全是站在社會公認原則的立場上的，在根本上起著維護現有秩序的穩定的作用，而不能不抑制個人的欲望與自由。就以《相鼠》一詩來說，它可能是批評統治者荒淫無度的生活，也可能是批評對「禮儀」的具有進步意義的破壞行為。不管作者的原意如何，詩對於這兩種現象都是適用的。 要說《詩經》這一特點對後世的影響，首先要說明：《詩經》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後世經過曲解而被強化了。本來不是直接反映政治與道德問題的詩，包括眾多的愛情詩，在漢代的《毛詩序》中，也一律被解釋為對政治、道德或「美」（讚頌）或「刺」（批評）的作品。因而，一部《詩經》，變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書。
後代詩人繼承《詩經》關注社會政治與道德的特色，同樣應該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提倡這一特色，可以糾正文學過分趨向遊戲和唯美傾向，發揚文學的社會功能；另一方面，如果不適當地過分強調這一點，也必然妨害文學的多樣化發展，抑制情感的自由表達。
《詩經》的抒情詩，在表現個人感情時，總體上比較克制因而顯得平和。看起來，像《巷伯》批評「讒人」， 《相鼠》批評無禮儀者，態度是很激烈的。但這種例子不僅很少，而且並不能說是純粹的「個人感情」，因為作者是在維護社會原則，背倚集體力量對少數「壞人」提出斥責。像《雨無正》 、 《十月之交》 、 《正月》等，因所批評的對象是多數人，則已顯得畏懼不安。至於表現個人的失意、從軍中的厭戰思鄉之情，乃至男女愛情，一般沒有強烈的悲憤和強烈的歡樂。由此帶來必然的結果是：《詩經》的抒情較常見的是憂傷的感情。很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中國後代的詩歌，也是以抒情——抒憂傷之情較為普遍。
克制的感情，尤其憂傷的感情，是十分微妙的。它不像強烈的悲憤和強烈的歡樂噴涌而出，一泄無餘，而是委婉曲折，波瀾起伏。由此，形成了《詩經》在抒情表現方面顯得細緻、雋永的特點。這一特點，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後來的詩歌。
另外需要說到，儘管《詩經》的抒情一般比較平和，卻依然是真摯而動人的，而且也並非沒有明朗歡快、天趣盎
《詩經,秦風,蒹葭》然之作。後代儒家把《詩經》中的所有作品都說成是因政治和道德目的而作的，並不能抹殺那些抒情之作——尤其是愛情詩對人們的感染力。因此，在封建專制時代，當文學道德化傾向、說教傾向變得過度嚴重時，詩人們也會打出《詩經》的權威旗號，要求給感情以應有的、至少是適度的承認。明代詩人何景明的《明月篇序》就是一例。湯顯祖的《牡丹亭》中，深閨小姐杜麗娘誦讀《關雎》而產生對於愛情的渴望，又是一例。以上主要從內容、思想傾向、抒情特點等諸方面論述了《詩經》的幾個重要特色。這些特色對中國後代文學的影響都很深遠。下面再從語言形式、表現手法等方面簡略介紹一下《詩經》的特色，這些方面的影響，情況各有不同。 《詩經》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間或雜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種句式。但雜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只有個別詩是以雜言為主的，如《伐檀》。以四言句為主幹，可以由此推想當時演唱《詩經》的音樂旋律，是比較平穩和比較簡單的。至漢代以後，四言詩雖斷斷續續一直有人寫，但已不再是一種重要的詩型了。反而在辭賦、頌、贊、誄、箴、銘等特殊的韻文文體中，運用得很普遍。
《詩經》常常採用疊章的形式，即重複的幾章間，意義和字面都只有少量改變，造成一唱三嘆的效果。這是歌謠的一種特點，可以藉此強化感情的抒發，所以在《國風》和《小雅》的民歌中使用最普遍，《頌》和《大雅》，以及《小雅》的政治詩中幾乎沒有。典型的例子，如《周南·芣芑》 ：
采采芣芑，薄言采之。采采芣芑，薄言有之。
《詩經》里的植物(3)采采芣芑，薄言掇之。采采芣芑，薄言捋之。采采芣芑，薄言袺之。采采芣芑，薄言襭之。 全篇三章十二句，只變動了六個動詞，不但寫出採摘的過程，而且通過不斷重複的韻律，表現出生動活潑的氣氛，似乎有一種合唱、輪唱的味道。清人方玉潤說：「恍聽田家婦女，三三五五，於平原曠野、風和日麗中群歌互答，餘音裊裊，忽斷忽續。」（《〈詩經〉原始》）這麼說也許多了一些想像，但疊徽章重句的美感，確是很動人的。四言詩衰微後，這種形式也被捐棄，只能偶一見之。倒是在現代歌曲中，又常看到這種情況。這說不上「影響」，卻有古今相通之理。
作為歌謠，為了獲得聲韻上的美感，《詩經》中大量使用雙聲、疊韻、疊字的語彙。在古漢語的規則中，這類詞彙大抵是形容詞性質，所以也有助於表達曲折幽隱的感情，描繪清新美麗的自然。如《詩經》首篇的《關雎》，「關關」（疊字）形容水鳥叫聲，「窈窕」（疊韻）表現淑女的美麗，「參差」（雙聲）描繪水草的狀態，「輾轉」（疊韻）刻畫因相思而不能入眠的情狀，既有和諧的聲音，也有生動的形象。
《詩經》里大量運用了賦、比、興的表現手法（尤其表現在每首詩歌的開頭部分），加強了作品的形象性，獲得了良好的藝術效果。所謂「賦」，用朱熹《詩集傳》的解釋，是「敷陳其事而直言之」。這包括一般陳述和鋪排陳述兩種情況。大體在《國風》中，除《七月》等個別例子，用鋪排陳述的較少；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詩，鋪陳的場面較多。漢代辭賦的基本特徵就是大量鋪陳。雖然從《詩經》到漢賦還間隔許多環節，但說其原始的因素源於《詩經》，也未嘗不可。《詩經》中的詩歌擅長以賦比興開頭，影響了後來的民歌。
總而言之，《詩經》是中國詩歌，乃至整個中國文學一個光輝的起點。它從多方面表現了那個時代豐富多采的現實生活，反映了各個階層人們的喜怒哀樂，語言大膽而清麗，以其清醒的現實性，區別於其他民族的早期詩歌，開闢了中國詩歌的獨特道路。雖然，由於特殊的社會生存條件，《詩經》缺乏浪漫的幻想，缺乏飛揚的個性自由精神，但在那個古老的時代，它是無愧於人類文明的，值得我們驕傲的。
編纂成集
孔子關於《詩經》編纂成集的過程﹐有種種說法。據秦漢時期一些典籍的記載﹐《詩經》作品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周朝廷設有專門採集民間歌謠的官員﹐稱「行人」﹐他們四出採訪﹑收集民歌﹐以供朝廷考察民情風俗﹑政治得失。采詩的工作由於得到各諸侯國的協助﹐所達到的地域相當廣闊﹐所以各地民歌得以集中起來。二是周朝還有「獻詩」的制度﹐公卿士大夫在某種場合要給天子獻詩。《詩經》中的不少「雅」詩﹐就是這樣匯集到一起來的。有一種說法認為﹐《詩經》曾經過孔子的刪訂。如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 ﹑ 《武》 ﹑《雅》 ﹑《頌》之音。」孔子刪詩之說基本上不可信。《詩經》經多人長時期的收集整理﹐大約在公元前6世紀中葉最後編定成書﹐這是在孔子出生之前﹐在《論語》中﹐孔子曾多次說過「詩三百」的話﹐可見他所看到的《詩》和現存《詩經》的篇目大體相同﹐公元前544年﹐吳公子季札在魯國請觀周樂﹐魯國樂工為他所奏的各國風詩的次序也與今本《詩經》基本相同(《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那時孔子年僅8歲。至於《論語?子罕》中孔子所說「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的話﹐這只是說明孔子整理校訂過舛誤的《詩經》樂曲。《詩經》中的詩當初都是配樂的歌詞﹐保留著古代詩歌﹑音樂﹑舞蹈三者結合的形式。《墨子?公孟》篇說:「誦《詩》三百﹑歌《詩》三百﹑弦《詩》三百﹑舞《詩》三百﹐」《儀禮》﹑《周禮》﹑《禮記》和《國語》里﹐也分別提到《詩》可以用鑰﹑管﹑簫等樂器演奏﹔魯國樂工也曾為季札演出過「風」﹑「雅」﹑「頌」各部分的詩。這些都說明《詩經》在古代與音樂﹑舞蹈有密切關係。只是經過春秋戰國的社會大變動﹐樂譜和舞姿失傳﹐只剩下歌詞﹐就成為現在所見到的一部詩集。
編排分類
《詩經》前人有「六詩」﹑「六義」﹑「四始」的說法﹐《周禮春官大師》中說「大(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在《毛詩序》(見《詩序》)里﹐把「六詩」叫做「六義」。對這兩個名詞歷來有各種不同的解釋。其中﹐以孔穎達在《毛詩正義》中的解釋較有代表性。他說:「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並為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他認為風﹑雅﹑頌是詩的不同體制﹐賦﹑比﹑興是詩的不同表現手法﹐這看法被長期沿用下來。至於《毛詩序》中又把風﹑小雅﹑大雅和頌說成是王道興衰之所由始的「四始」﹐則是出於封建禮教的觀點對《詩經》所作的曲解。《詩經》中的「風」是各諸侯國的土風歌謠﹐大多數是民歌﹐最富于思想意義和藝術價值。「風」又分為周南﹑召南﹑邶﹑墉﹑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等15《國風》﹐共160篇。「雅」是西周王畿地區的正聲雅樂﹐共105篇﹐又分「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用於諸侯朝會﹔「小雅」74篇﹐用於貴族宴享。「頌」是統治階級宗廟祭祀的舞曲歌辭﹐又分「周頌」31篇﹐「魯頌」4篇﹐「商頌」5篇﹐共40篇。《詩經》各部分的產生時間﹐一般認為「周頌」和「大雅」的大部分產生於西周前期﹐「小雅」的大部分和「大雅」的一部分產生於西周后期和周室東遷之初﹐「國風」中除有一些西周時期的作品外﹐多數篇章以及「魯頌」﹑「商頌」的全部都產生於春秋時期。就具體篇章說﹐產生年代最早的是《大雅》中的《生民》 ﹑ 《公劉》等﹐它們是周民族的早期史詩﹐其原始形態在武王伐紂之前可能就已存在。產生年代最晚的是《陳風?株林》﹐內容是諷刺陳靈公的﹐當作於魯宣公十年(前599)之前。
孔子與之
《詩經》《史記·孔子世家》說，詩原來有三千多篇，經過孔子的刪選，成為後世所見的三百餘篇的定本。這一記載遭到普遍的懷疑。一則先秦文獻所引用的詩句，大體都在現存《詩經》的範圍內，這以外的所謂「逸詩」，數量極少，如果孔子以前還有三千多首詩，照理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再則在《論語》中，孔子已經反覆提到「《詩》三百」（《為政》、《子路》等篇），證明孔子所見到的《詩》，已經是三百餘篇的本子，同現在見到的樣子差不多。要之，《詩經》的編定，當在孔子出生以前，約公元前六世紀左右。只是孔子確實也對《詩經》下過很大功夫。《論語》記孔子說：「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前面引《史記》的文字，也說了同樣的意思。這表明，在孔子的時代，《詩經》的音樂已發生散失錯亂的現象，孔子對此作了改定工作，使之合於古樂的原狀。他還用《詩經》教育學生，經常同他們討論關於《詩經》的問題，並加以演奏歌舞（見《論語》和《墨子·非儒》）。這些，對《詩經》的流傳都起了重要作用。 《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在文學發展史上有其突出的地位。但是，這部偉大的著作，由於年代久遠，缺乏可靠材料，至今在許多方面眾說紛紜，無法作出定論。孔子是否刪過《詩》就是一個懸案。
漢代時，司馬遷通過對《詩經》及孔子的研究，提出了孔子刪詩的觀點。主張這種說法的理由主要有下面三點：
第一，漢代距離春秋，戰國不遠，司馬遷所依據的材料自然比後人要多，也更加可靠。我們怎麼能不相信漢代的司馬遷，而相信唐宋以後的說法呢？
第二，古代大小國家有一千八百多，一國獻一詩，也有一千八百多篇，而現存的《國風》，有的經歷十個，二十個國君才採錄一首，可見古詩本來是很多的，根本不止三千。孔子從前人已收錄的三千多篇詩中選取三百零五篇編為集子，作為教科書，是可能的。
第三，所謂刪詩並不一定全篇都刪掉，或者是刪掉篇中的某些章節，或者是刪掉章節中的某些句子，或者是刪掉句中的某些字。我們對照書傳中所引的，《詩經》中有全篇未錄的，也有錄而章句不用的，可見這種情況是與刪《詩》相吻合的。
《詩經》 詩經（為後代課本）
持不同意見的人則針鋒相對地提出孔子沒有刪過《詩》的理由。其主要理由有：
第一，《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載吳公子季札到魯國觀周樂，演奏十五國風和雅頌各部分，其中的編排順序與今天的《詩經》大體相同。而據現存的資料看，孔子當時只有八歲，根本不可能刪《詩》，可見孔子之前就有和今天《詩經》的編次，篇目基本相同的集子。
第二，孔子自己只是說「正樂」，並沒有說刪《詩》。雖然當時的詩是配樂的，但詩，樂畢竟還是有區別的，詩主要指文字，而樂主要指樂曲。再說孔子返魯「正樂」時已經六十九歲，如果刪《詩》該在這個時候，為什麼在這之前他一直說「《詩》三百」呢？
第三，《詩經》中有不少「淫詩」，這些不符合孔子禮樂仁政思想的詩，為什麼沒有刪掉？
第四，先秦各種史籍所引的詩，大多數見於今天的《詩經》，不過五十首，這說明《詩》在當時只有三百篇。即使孔子刪過詩，由於他在當時只是諸子中的一家，影響不是很大，也不大可能影響到同時期的其他著作，更不可能影響到他以前的著作。
上述兩種觀點，唇槍舌劍，至今還爭論不休。從表面上看，似乎後者證據更有力一些，但我們研究古代文學不能硬扣一，二條死材料，而應該在尊重史料的基礎上，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作一些合理的推測。當然問題並不會如此簡單，還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搞清楚這個問題對研究《詩經》，尤其是研究孔子的思想都會有很大幫助的。
詩經名句
《詩經》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詩經·國風·周南·關雎》譯：水鳥應和聲聲唱，成雙成河灘。美麗賢德的好姑娘，正是我的好伴侶。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詩經·國風·秦風·蒹葭》譯：初生蘆葦青又青，白色露水凝結為霜。所戀的那個心上人，在水的另一邊。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詩經·國風·周南·桃夭》譯：桃樹繁茂，桃花燦爛。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詩經·國風·衛風·碩人》譯：淺笑盈盈酒窩俏，黑白分明眼波妙。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詩經·國風·王風·黍離》譯：知道我的人，說我心煩憂；不知道的，問我有何求。高高在上的老天，是誰害我如此(指離家出走)？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詩經·國風·王風·采葛》譯：采蒿的姑娘，一天看不見，猶似三季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詩經·國風·鄭風·衿》譯：我懷戀著倩影，我心傷悲!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詩經·國風·衛風·木瓜》譯：他送我木瓜，我就送他佩玉。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詩經·小雅·採薇》譯：回想當初出征時，楊柳輕輕飄動。如今回家的途中，雪花紛紛飄落。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雲胡不喜?《詩經·國風·鄭風·風雨》譯：風雨晦暗秋夜長，雞鳴聲不停息。看到你來這裡，還有什麼不高興呢？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詩經·國風·衛風·淇奧》）譯：這個文雅的君子，如琢骨角器一般，如雕玉石般完美無斑。
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詩經·周南·關雎·序》）譯：指提意見的人只要是善意的，即使提得不正確，也是無罪的。聽取意見的人即使沒有對方所提的缺點錯誤，也值得引以為戒。
《詩經》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詩經·小雅·鶴鳴》）譯：在別的山上的寶石，同樣可以雕刻成玉器。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詩經·大雅·抑》）譯：人家送我一籃桃子，我便以李子相回報。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詩經·大雅·盪》 ）譯：開始還能有些法度，可惜很少能得善終。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詩經·小雅·鹿鳴》譯：野鹿呦呦叫著呼喚同伴，在那野外吃艾蒿。我有許多好的賓客，鼓瑟吹笙邀請他。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臉如蝤麒，齒如瓠犀。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譯：手指纖纖如嫩荑，皮膚白皙如凝脂，美麗脖頸像蝤蠐，牙如瓠籽白又齊，額頭方正眉彎細。微微一笑酒窩妙，美目顧盼眼波俏。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詩經·國風·邶風·擊鼓》
月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詩經·國風·陳風》譯：月亮出來，如此潔白光明，璀璨佳人，如此美貌動人。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汝，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魏風.碩鼠）譯：老鼠老鼠，別再吃我的黍。多年侍奉你，可從不把我顧。發誓要離開你，到那舒心地。（這裡把剝削階級比作老鼠）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小雅。鴻雁。斯干》
四始五際
《詩經》今文學派緯書認為，詩經中蘊含著天道，配以天干地支五行，便可從中可窺見歷史運行的規律。其中歷史的節點表現在「四始」「五際」： 四始
在亥，水始也。在寅，木始也。在巳，火始也。在申，金始也。
五際
亥為革命，一際也。也。亥又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也。卯酉之際為革政，午亥之際為革命。戊午革運，辛酉革命，甲子革政。以上皆為歷史、政治發生重要變革的時機。這幾首詩則暗示了發生的事件。
文學史評析
《詩經》 四言詩的形成，翻開了中國文學史上光輝的一頁，標誌著原始詩歌的終結，古典詩歌時代的開始。四言詩的結集，是中國詩歌史、文學史、文化史上的一件震古爍今的大事。《詩經》正是我國最早的一部以四言詩為主的樂歌總集，它不僅是我國現實主義詩歌的重要源頭，而且對我國文學和文化有著難以估量的深遠影響。
《詩經》的編集、應用及流傳 《詩經》輯錄了春秋中葉以前的詩歌305篇，另有六篇笙詩，有目無辭，先秦時代稱「詩」或「詩三百」，西漢初成為官學，被尊為經，始稱《詩經》，後世也稱為「三百篇」。 《詩經》是周王朝樂官，在王官行人采詩和公卿列士獻詩基礎上搜集、整理，編選而成，各篇都是合樂的。 根據地域和音樂的不同，全書分風、雅、頌三大類。風也叫國風，是帶有諸侯各國地方特色的樂歌，包括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十五國風，共160篇。風詩多是民歌，少數是貴族作品，其創作地域以黃河流域為主，遠及長江、漢水流域。雅是周王朝京都地區的樂歌，分大雅、小雅。大雅31篇，多朝會宴享之作；小雅74篇，多個人抒情之作。雅詩中也有部分民歌。頌是王室宗廟祭祀或舉行重大典禮時的樂歌，分周頌、魯頌、商頌三頌，共40篇。其中周頌31篇是西周時期的作品，魯頌4篇是春秋前期魯國的作品，商頌5篇，有人說是商代作品，多數人認為是春秋前期宋國人寫的宗廟樂章。頌多是頌德之作，主要產生在王都，作者多是上層人物。 《詩經》早在春秋時期已廣泛流傳。當時士大夫常在外交場合以「斷章取義」的方式「賦《詩》言志。」儒、墨等學派把它作為授徒講習的教科書。到了漢初，出現了齊、魯、韓、毛四家詩。齊、魯、韓三家屬「今文詩」，西漢時立於學官，《齊詩》亡於三國時，《魯詩》亡於西晉，《韓詩》亡於宋。《毛詩》為毛亨、毛萇所傳，屬「古文詩」，東漢時立於學官，訓詁多用《爾雅》，事實多本《左傳》，後由東漢著名經師鄭玄作《箋》、唐孔穎達作《正義》，歷代研習者甚多，故得以流傳至今。
《詩經》的思想內容 《詩經》思想內容廣闊，涉及婚戀、農事、征役、讚頌、怨刺、周民族的史詩等等，豐富多彩。 1、婚戀詩。《詩經》是較早較多涉足此題材的，占全書的三分之一，同時也是全書中寫得最為精彩的部分。《詩經》中的婚戀詩，無論是寫男子悅愛女子，或寫女子悅愛男子，或表追求、言思慕、敘幽會、寄懷念，或描述愛情、婚姻的悲劇，莫不豐富多彩，生動活潑，情真意摯，感人肺腑。其中寫得最多的是情歌。如《周南•關雎》以河洲上雌雄和鳴的關鳩起興，寫一個男子對一個美麗姑娘的單戀，熱烈而坦率。他醒著想，夢裡也想，不惜以巫術和想像與自己心愛的姑娘結合。《邶風•靜女》表現對愛情的大膽追求和對情人的熱切思念，洋溢著一派熱烈歡快的情調。《秦風•蒹葭》抒寫對「在水一方」的「伊人」的纏綿悱惻、反覆追尋，展現了主人公對愛情的深沉執著。 另有一些戀歌則表現了青年男女對禮法壓迫的反抗及其內心創傷。如《鄭風•將仲子》寫女主人公，強壓著深摯的愛情，求其心愛的「仲子」不要翻牆折樹來幽會，以免被父母、兄長或別人發現的矛盾心理；《邶風•柏舟》的姑娘則不顧父母的強烈反對，大膽聲言：那個垂髮少年，才是我心中思念的對象，並且發誓至死不渝。 在婚戀詩中，還有一些表現婚姻與家庭不幸生活的「棄婦詩」，是最能反映社會問題的。如《邶風•日月》、《邶風•谷風》、《秦風•晨風》等皆屬此類。其中最典型的是《衛風•氓》，詩以棄婦的口吻，傾述了她從戀愛、結婚到受虐待以至被棄的全過程，抒發了她內心的不平、哀傷、怨恨和反抗。詩的結尾棄婦抱定與氓決裂的態度，性格由多情、忍耐轉為清醒、剛強和果斷，是我國文學史上較早注意人物性格變化表現的詩篇。 2、農事詩。由於周民族的始祖以農立國，故周代很重農事，因而與農業生產有關的農事詩在《詩經》中表現很突出，風、雅、頌各部分中均有。如《周頌》中的《臣工》、《載芟》、《良耜》、《噫嘻》等，多讚頌農業成就，誇耀田土廣大、農夫眾多、收穫豐盛，表達祈求豐年的願望。《小雅》中的《甫田》、《楚茨》等，極力誇張穀物收穫之豐盈，讚美農夫的勤敏和君上愛農以事神，與《頌》中的農事詩基本思想相似。《國風》中的農事詩以《周南•芣苡》和《豳風•七月》為代表。《芣苡》是一首優美的勞動小詩，它以重章疊句的形式，反覆吟唱，語言樸實，感情真摯，意境清新，情調歡暢，讀之「恍聽田家婦女，三三五五，於平原曠野，風和日麗中群歌互答，餘音裊裊，若遠若近，忽斷忽續」（方玉潤《詩經原始》）。《七月》是全面反映農奴終年勞動情景的詩篇，也是《國風》中最長的一首詩。首章至末章由春耕寫到寒冬鑿冰，反覆詠嘆，訴說男女奴隸一年到頭除繁重的農業生產，還要為奴隸主貴族製衣、打獵、釀酒、修房、鑿冰、服役，結果卻勞而無獲，無衣無食，充分揭示了奴隸們內心的悲苦和哀傷，真實而生動地展現了一幅古代奴隸社會的生活畫圖。 3、征役詩。這類詩與周王室的平叛、外族入侵和頻繁的諸侯兼併戰爭有關，既有西周初年的，也有西周晚期和春秋時代的，尤以後者為多。這些戰爭，給民眾帶來了沉重的兵役和徭役，因而反映征戰、徭役和離亂給民眾帶來的災難和痛苦也就成了《詩經》征役詩最重要的主題。如《豳風•東山》通過對參加周公東征歸來的征人所見戰後農村的破殘景象，及他對家鄉親人思念的描寫，揭示了戰爭給人民生活帶來的苦難；《齊風•東方未明》寫一個狂暴的官差，天不亮就把人抓走，弄得民居不寧；《小雅•何草不黃》控訴了兵役不息，征人勞瘁；《王風•君子於役》借山村農婦懷念久役不歸的丈夫，揭露征役給百姓帶來的無限痛苦。這些詩，或以征夫之口出之，或以思婦口吻言之，寫來都感情真摯，聲調淒楚，情節悲慘。在《詩經》征役詩里，還有一類是表現愛國思想的作品。如《秦風•無衣》、《鄘風•載馳》、《小雅•採薇》等。《無衣》是秦國抵禦西戎入侵的一首慷慨激昂的戰歌，它生動地表現了秦國人民團結禦侮、同仇敵愾地愛國精神。《載馳》是著名女詩人許穆夫人寫的，它表現了詩人心繫祖國、急赴國難的愛國精神。《採薇》是周宣王征伐獫狁入侵時的作品。它雖也寫到征人思歸戀家的苦悶情緒，但更多的是寫戰士們在外敵入侵時同仇敵愾的昂揚奮勇精神。這些詩篇，或委婉沉鬱，或慷慨激昂，格調雖有所不同，但都表現了威武的氣概和強烈的愛國精神。 4、頌歌。《詩經》中出自公卿列士或樂官之手的廟堂及宮廷樂歌多屬此類，在三《頌》中保存最多，《雅》詩中也有不少。有的頌帝王歌天命，如讚美天道深遠、文王德行純美遺惠子孫的《周頌•維天之命》。有的頌戰功揚王威，如《商頌•殷武》歌頌殷高宗武力討伐荊楚大獲全勝的赫赫武功，讚美殷武受命中興、天下畏服的偉大功績。《大雅•江漢》讚美周宣王大臣召虎（召穆公）平淮夷之亂，戰果輝煌，立功受賞。這類作品大都謳歌戰爭勝利，讚美將領功績，主旨仍在宣揚帝王威德。還有一些頌宴飲贊嘉賓之作，實亦頌歌之一支。如《小雅•鹿鳴》、《小雅•南有嘉魚》等。此類詩歌直露地反映王公貴族恣意享樂的生活，具有一定認識意義。 5、怨刺詩。這類詩主要存於《雅》詩和《國風》中，它主要產生於西周末年朝政腐敗、禮儀廢弛、統治者殘暴荒淫的厲、幽時期及其以後，帶有亂世的鮮明印記。「二雅」中的怨刺詩多為公卿列士的諷諭勸戒之作。有的借古諷今，如《大雅•盪》諫厲王應以殷鑑為戒，《小雅•正月》以「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警戒今王。更多的作品是針貶時弊，指斥昏君。如《大雅•民勞》揭露了統治集團的殘暴、欺詐、醜惡、昏亂，對人民的憂苦深表同情；《板》、《盪》直斥最高統治者違反常道，妄行政令，荒淫昏聵，使人民陷入苦難深淵。此外，還有一些以斥責奸佞為主題的怨刺詩，如《小雅•巷伯》等，亦頗引人注目。這些怨刺詩大都敢於直面人生，大膽揭露社會矛盾，表露了詩人憂國傷時的強烈憂患意識。 《國風》中的怨刺詩多出自民間，更直接地反映了下層民眾的思想、感情和願望。其內容更深廣，怨憤更強烈，諷刺也更尖刻，具有更激烈的批判精神，如《魏風•碩鼠》直接把貴族統治者比作貪婪無厭的大老鼠，唱出奴隸們對剝削者的無比憤恨。《魏風•伐檀》》以委婉曲折的反語，復沓的手法，辛辣地諷刺了不勞而獲的剝削者。《國風》》中的怨刺詩更多的是對統治階級種種無恥醜行的揭露和譏嘲。如《邶風•新台》辛辣嘲諷了衛宣公光天化日之下劫媳宣姜的荒淫亂倫醜行；《齊風•南山》諷刺了齊襄公和其妹文姜的無恥亂倫行為；《秦風•黃鳥》控訴了秦國暴君對無辜良善的殺害。 6、周民族的史詩 《詩經•大雅》保存了五首古老的周族史詩《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記述了從周始祖后稷誕生到武王滅商的一些傳說和英雄史跡，以粗線條較完整地勾畫出周族發祥、創業、建國、興盛的光輝歷史。遠古傳世的史詩極少，此組詩顯得格外珍貴。其中如《大明》繪聲繪色地描述歷史上有名的牧野之戰，既有軍陣、軍容的描摹，又有戰車、戰馬的形容；既有整體的鳥瞰，又有局部的特寫，寫出了大戰雄偉壯觀、驚天動地的場面和師尚父（姜太公）的生動形象。
《詩經》的藝術成就和影響 《詩經》是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極其重要地位的奠基之作，作為一部樂歌總集，它的作者不一，地域不同，內容各異，藝術風格也多種多樣。概括而言，其藝術成就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詩經》從各個方面主要描寫了我國西周數百年的社會現實生活，真實、深刻、廣泛而多彩，尤其是其中的民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直接坦率，真實地反映了下層人民的勞動和生活、喜愛和憎恨、痛苦和希望。這些詩歌，不僅主題和題材廣泛多樣、真實深刻，同時還以驚人的藝術概括力，把握和揭示出當時社會生活中一些本質矛盾。它們通過對當時生產、勞動、戰爭、徭役、愛情、婚姻、家庭、祭祀等的描述，真實而形象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面貌，表達了民眾的理想和願望。 其二，賦、比、興的藝術表現手法。賦、比、興的表現手法，是後人研究《詩經》時提出來的，也是《詩經》藝術上一個最突出的特點。所謂「賦」，指的時一種鋪陳直敘事物的方法。如《七月》，詩人按季節和物候變化，由春至冬記述了農奴一年的勞動過程，直陳其事。比，就是比喻或比擬，用形象的事物打比方，使被比喻的事物生動形象，真實感人。《詩經》中用比的地方很多，形式也多種多樣。有明喻，如「一日不見，如三秋兮」（《王風•采葛》）；有暗喻，如「我心非石，不可轉也」（《邶風•柏舟》）；有借喻，如「桑之未落，其葉沃若」（《衛風•氓》）；有博喻，如「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如蛾眉」（《衛風•碩人》）。這些比喻，都能緊扣詩中的情、事、景，十分貼切。興，就是托物起興，先用他物起頭，然後藉以聯想，引出詩人所要表達的思想感情。興句多在一首詩的開頭。《詩經》中用興大致有三種情況：一是起協調韻律的作用，如《秦風•黃鳥》開頭的「交交黃鳥，止於棘」；二是起創造意境、烘托氣氛的作用，如《秦風•蒹葭》中的「蒹葭蒼蒼，白露為霜」；三是起象徵、聯想、比擬的作用，如《周南•桃夭》以盛開的艷麗桃花，象徵新娘的艷美。需要注意的是，《詩經》中，這三種手法常常結合運用。 其三，復沓的章法和以四言為主的句式。復沓的章法是《詩經》的一個顯著特點。它又叫重章疊句，即各章詞句基本相同，只是更換中間的幾個字，反覆吟唱。其作用在於深化主題，渲染氣氛，加深情感，增強音樂性和節奏感。在具體的字詞的更換中，或用遞增法，或用遞減法等，總是曲盡其妙。如《王風•采葛》，全詩三章，只是更換了「葛」、「蕭」、「艾」、「月」、「秋」、「歲」六個字，從採摘東西的變化和時間的遞增，表現出思念的愈來愈強。從句式看，《詩經》中的詩，90%以上是四言句式，也有一些突破此定格，在整齊中顯出參差錯落之美。 其四，豐富、生動、簡練、形象的語言。《詩經》大約使用了近三千單字，其中有名詞、動詞，也有形容詞，豐富多采、生動準確地表現了各種事物及其變化特徵。如表示動植物的名詞有373種，讀之可使人博物多識。此外，《詩經》中還用了大量的動詞、形容詞及雙聲字、重疊字、疊韻字，寫景狀物，擬形傳聲，細緻傳神，使詩歌富於形象美和音韻美，增強了詩歌語言的藝術魅力。 《詩經》是我國文學的光輝起點，其豐富的思想、高尚的審美情操和精湛的藝術手法，哺育了歷代作家和詩人，影響至為巨大和深遠。首先是它開創了我國詩歌的現實主義優良傳統。它的「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創作精神，啟發和推動了後世作家密切關注現實、國家命運和民生疾苦，如「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漢樂府民歌，以樂府舊題寫時事的建安詩歌，倡導「風雅興寄」的陳子昂的《感遇詩》，即事命篇的杜甫詩歌，以美刺手法因事立題的白居易的「諷喻詩」等等，都是對這種創作精神的直接繼承。 其次，它賦、比、興的藝術手法為後世文學的創作提供了成功的藝術借鑑。其後屈原以香草美人寄情言志、表達愛憎的手法，漢樂府民歌中的寓言擬物詩，阮籍的《詠懷》，郭璞的《遊仙》，李白的《古風》，李商隱的《錦瑟》，陸游的《卜算子•詠梅》以及元曲清戲中的美刺諷喻作品，無不是對《詩經》比興手法的繼承發展，以至形成了我國文學韻味悠長、含蓄蘊藉的民族特色。至於其賦的手法，對後世文學也有頗深遠的影響。賦體文學是由它直接發展而來的。此外，詩歌、詞、戲曲、小說中亦有很多作品糅進了賦的手法。 再次，它確立了民間文學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詩經》中的詩歌絕大部分是民歌，樸素清新，生動活潑，和諧自然，給後世文人學習民間文學開闢了廣闊的道路。從文學史發展的實際看，一種新的文學樣式，常常是先從民間孕育，然後由文人予以加工發展。歷代一些有成就的作家，也多是通過向民間文學學習，豐富自己的創作。向民間文學學習，這是我國文學發展歷史的優良傳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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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http://www.tcm100.com/user/ShiJing/ShiJing.aspx
3.http://guoxue.baidu.com/page/caabbe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