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
生平
翁同龢在甲午中日戰爭爆發前，李鴻章和後來的蔣介石一樣，主張尋求國際調停，盡力避戰。而翁同龢則極力主戰。七月十四日李鴻章電請從朝鮮撤兵，清廷不准。翁同龢力主添兵，「調東三省及旅順兵速赴朝鮮。」八月一日，中日兩國同時宣戰。十七日，翁同龢在軍機處閱李鴻章「電謂俄人有興兵逐倭之意」後，「力言俄不能拒，亦不可聯，總以我兵能勝倭為主，勿盼外援而疏本務。」九月十六日，平壤失守。次日翁同龢抨擊：「合肥（李鴻章）事事落後，不得謂非貽誤」，促使光緒帝頒諭「著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黃馬褂」。十七日黃海海戰爆發，北洋艦隊損失慘重。翁同龢感到「鴨綠江一線可危，即渤海亦可危。」二十一日，建議「宜調東三省兵，而急設大糧台，派大員經理，又於鴨綠江岸築土炮台等數事。」十月十四日，翁同龢得知英使歐格訥提出由列強聯合行動促成中日和議，但日本須索兵費的主張後，極為憤慨，當著慈禧太后的面「指陳歐使可惡」，力主繼續戰鬥。二十四日日軍第二軍在花園口登陸，次日第一軍強渡鴨綠江，連陷九連城、安東（今丹東）、鳳凰城等地。三十一日，翁同龢拜見光緒帝時即「力陳京師阽危情形，請勿再遲一刻。」十一月三日，翁同龢被補授軍機大臣。八日，翁同龢知金州已失，旅順告急，即請派唐仁廉赴旅順增援，允之。二十二日旅順失陷，翁同龢「憤慮填膺」。當清廷派使赴日議和時，翁同龢等仍主張徵集湘軍，用劉坤一為統帥，以挽危局。清廷采其議，命劉為欽差大臣，節制關內外各軍。光緒二十一年初，日軍加緊進犯，一月十日蓋平失陷。十四日，翁同龢對議和發表意見：「臣於和議向不敢阿附，惟茲事亦不可中止，使臣已遣而逗留，恐彼得藉口，且我之議和，正欲得其貪吻之所出，先作準備耳。幸少留意。」為鼓勵官兵奮勇作戰，翁同龢提出「懸破格之賞，不次之遷，以作將士之氣」的建議。榮成與威海南幫炮台失陷後，翁同龢和感到「大局糜爛矣，焦灼憤懣 ，如入湯火。」二月二日威海衛城與北幫炮台盡失，翁同龢發出「憤極愧極！寇深矣，若之何」的嘆息。此時，他又得知清政府派赴日本談判代表，竟被日本政府無理驅往長崎的消息，又發出「近於辱矣」的慨嘆。十三日，清廷改派李鴻章為赴日議和全權大臣。二十二日，光緒接見李鴻章時，軍機大臣中，孫毓汶認為「必欲以割地為了局」，翁同龢則力「持不可」。三月二日，李鴻章又談及割地事，翁同龢堅決反對，申明「台灣萬無議及之理」。四月三日，翁同龢悉李鴻章來電中的和約十條，愈感「胸中磊塊，未易平矣」。次日，翁得知光緒帝希望議和速成，再「力陳台不可失」，指出，如割台「恐從此失天下人心」。《馬關條約》簽訂後，翁同龢又「極言批准之不可速」。十九日，翁同龢收到丘逢甲等自台灣來電，「字字血淚」，翁痛感內疚，發出有「無面目立於人世」之感。再次「力陳批准宜緩」，以求救急之法。此時上奏者甚多，其中「大率謂和約當毀」，翁同龢雖不贊成，仍認為「公論不可誣，人心不可失」。五月二日光緒帝批准《馬關條約》。八日，中日代表在煙臺換約。清廷決定限期割台。十七日，翁同龢「見台民公電，為之流涕」。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翁同龢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力主變法圖存。六月十六日光緒下諭將翁開缺回籍。戊戌政變後，十二月四日，又奉朱諭，將翁革職，永不敘用，並「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三十年（一九○四年）卒於家。宣統元年詔復原官，追諡「文恭」。
平步青雲
翁同龢自隋朝開科考試至晚清的1200 年間，狀元難計其數。然而， 中國的歷史卻不是在學術考試中獲取最高功名的狀元們書寫的。在狀元們紛紛被歷史的煙塵掩埋的時候，有限的幾位狀元，卻為後代留下了顯赫的歷史功績。作出千古傳頌「正氣歌」 的文天祥，在宋理宗寶四年(公元1256年)考中狀元時年僅21歲。其愛國精神和民族氣節被主考官譽為「忠君愛國之心堅如鐵石」。而另一個彪炳史冊的狀元則要數翁同龢了。 翁同龢之崛起， 自然得益於其父翁心存。心存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後為同治帝師。自此，翁氏家族進入鼎盛時期，稱「一門四進士、一門三巡撫； 父子大學士、父子尚書、父子帝師」 。既然4 1 ％ 的清朝狀元都來自江蘇等吳地，翁家的興盛，自是情理之中。在道、咸、同、光四朝， 翁氏兩代累任高官。當咸豐六年（ 1 85 6 年） 翁同龢以27 歲中一甲一名進士後，便擢任翰林院修撰。同治四年，又接替父業，入值弘德殿，為同治師傅，前後教讀九年。同治病逝後，光緒繼位，慈禧又命翁同龢入值毓慶宮，為光緒師傅。 從教授光緒啟蒙識字到被撤職回鄉，翁同龢與皇帝之間以師生關係相處長達24年。僅憑這層關係，翁同龢定能在晚清內政外交中發揮重大作用。甲午戰爭至戊戌變法時期，翁同龢與孫家鼐、志銳、文廷式、汪鳴鑾等官僚士紳形成了與後黨抗衡的帝黨集團，進一步加強了在政壇中的地位。 事實也是如此。舉凡翁同龢為官六十年所做大事，有：平反楊乃武與小白菜的冤假錯案；捲入甲午戰爭洪流；支持盛宣懷等創辦中國第一家自辦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由戶部撥100萬兩「生息官款」存於中國通商銀行，實際上也成為開辦伊始的中國通商銀行的最初營運資金；再就是舉薦康梁等維新人才，親自草擬《明定國是詔》。 楊乃武小白菜一案是晚清四大冤假錯案之首（四大冤案為：楊乃武與小白菜案、楊三姐告狀案、張文祥刺馬案、淮安奇案）。此案發生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浙江餘杭縣楊乃武案發生，懦弱無知的葛畢氏（死者葛品連之妻，即小白菜）被百般威逼欺哄，誣楊乃武（與小白菜相識的舉人）為姦夫，楊乃武「被屈打成招」定為「謀夫奪婦」之罪。此案經杭州知府、浙江巡撫、刑部侍郎三審具結，草率奏報，使楊乃武、葛畢氏枉坐重罪。 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本案第五審開始（晚清死刑案審判是五審終審制）。這時，楊乃武的姐姐葉楊氏到刑部和都察院上訪申冤。於是此案發回浙江再審。審訊中，楊乃武、小白菜均推翻原有供詞，所以沒能審結。 光緒元年（1875年）十二月，浙江紳士汪樹屏等以「複審疑獄有官員間相袒護的事實」聯名向都察院控訴。於是皇帝和太后開始關注此案。此時，恰值翁同龢擢升刑部右侍郎，直接負責重大案件的審辦，他細閱全部案卷，發現供詞與訴狀的疑點和漏洞甚多。在詢閱了楊乃武姐姐的呈詞和浙江紳士的聯名控訴，走訪了浙江籍的京官，聽取了刑部經辦人員的各種意見之後，經過認真研究，訊問犯人，調查證人，重新檢驗屍骨，終於查清葛品連繫病死而非中毒死亡。至此，楊乃武與小白菜冤案得以平反。辦理此案的大小官員以及做偽證的證人全部受到懲治。《清史稿》記載此事時說：「刑部平反浙江民人葛品連獄，巡撫楊昌浚、侍郎胡瑞瀾褫職，知府以下論罪有差。申諭各省理刑，期情真罪當，毋輕率。」 此案可謂晚清中國獄訟、法制體系自我完善的典型。而翁同龢忠於職責、為平民平反的職業精神，也可謂一代帝師應有的風範。
甲午疑雲
翁同龢然而，翁同龢在一重大問題上，處理是否得當，至今仍然受到頗多爭議。這就是甲午之戰北洋水師的失敗，被很多論者認為是因為他在擔任戶部尚書期間曾長期剋扣甚至拒絕給李鴻章撥款而導致的。並且認為，這種關係又來自於翁同龢和李鴻章的「公報私仇」。一時間，在晚清政壇，當時就有攻擊他們二人關係的流言蜚語。比如，「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李鴻章生於合肥，官至大學士；翁氏則生於常熟，時任戶部尚書）的諷刺對聯，就是其中之一。 誠然，作為帝黨主謀的翁同龢和作為後黨核心的李鴻章，在政見上確實不合，而且在另一種劃分中，翁氏是作為與洋務派對著幹的清流黨出現的。但是，把翁李二人的政見不同，歸結為私人恩怨，則是把民族大義庸俗化的一派意見。而把軍費問題當成戰敗的理由，並進而把罪責推至翁同龢身上，則是轉移視線的片面見解。 翁同龢和李鴻章在私人恩怨上，的確存在一段故事。但是，晚清政壇互相的攻擊或者參劾並沒有現在想像的那麼嚴重，甚至到了睚眥必報的地步。只要是按照大清律例，查有實據，自己的親屬被人搞下了台，甚至砍了頭，這是經常發生的官場恩怨。如果沒有證據證明，僅僅是推測翁同龢因為其兄被李鴻章參劾，所以就懷恨在心，伺機報復，那麼就是以當今小人之心，而度當年狀元之腹了。 咸豐九年（1859年），安徽巡撫翁同書（翁同龢大哥）任安徽巡撫時，於定遠被捻軍和太平軍圍困之際，棄城逃跑。此事未平，第二年，壽州的團練首領苗沛霖因與其他團練仇殺而叛變朝廷，反攻壽州。 翁同書為招撫苗沛霖，答應了他的一切條件，寬恕了他的作亂行為，將苗沛霖的仇人團練孫開泰、蒙時中的首級交給苗祭靈雪仇。但苗沛霖的目的達到後，並不投誠。 儘管翁同書處理苗氏案子，說「 其中難處，非局外人所能想像」，但因其先是丟失疆土（棄城），繼則被賊寇玩弄，依據律例，同治元年（ 1 8 6 2 年） 曾國藩具折嚴劾。寫此折的正是時在曾國藩幕中任事的李鴻章。其中「 臣職分所在，例應糾參，不敢因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的話語，矛頭實際對準了翁氏家族（翁心存此時朝中擔任小皇帝同治師傅）。初，翁同書被定「大辟」（斬首）。翁心存為此竟然病急而逝。後翁同書實判流放西北，三年後也病死。 有了父兄這一段恩怨，於是，人們把後來翁同龢在李鴻章興辦北洋用錢之時，而翁藉故財政支出困難為由，處處予以限制，歸結為翁同龢「徇私報復，傾陷排擠，無所不用其極」。事實上，翁氏的確因為財政困難為由，限制了北洋水師的經費支出， 並且奏請海軍停購船械二年。但是，翁同龢身為戶部尚書，經費支出需要為全盤考慮，這也是事實。奏請停止購船械是1887 年，為了堵住黃河鄭州段決口， 而改《海防事例》為《鄭工事例》。當時，曾規定各省嗣後兩年內暫停向外國購買船艦。工程結束後，鑑於總理海軍衙門和李鴻章並未及時提出購買新式船艦，所以戶部也就沒有撥款。及至甲午戰爭前和甲午戰爭中，翁同龢曾代表戶部撥銀650多萬兩支持總理海軍衙門購買新式船艦。而李鴻章的淮軍所存銀錢800多萬兩，後來事實證明並沒有用於甲午戰爭。 現在有論者認為， 翁同龢當年急欲挫敗李鴻章， 所以拚命主戰，相信清末另一位狀元張謇「日本蕞爾小國，何以抗天兵？非大創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的高調，以攻擊李鴻章避戰求和。甲午開戰後，中方屢戰不勝。慈禧恐慌之中命翁同龢「馳赴天津詣鴻章問策」。光緒年間先後做過翰林院庶吉士、吏部主事、御史的胡思敬在《國聞備乘》中記載：當翁問及北洋艦隊接戰情況時，李「怒目相視，半晌無一語」。良久，問道：「師傅總理度支，平時請款輒駁詰，臨事而問兵艦，兵艦果可恃乎？」翁對曰：「計臣以撙節為盡職，事誠急，何不復請？」李憤然答曰：「 政府疑我跋扈，台諫（ 紀檢官員） 參我貪婪，我再嘵嘵不已，今日尚有李鴻章乎？」翁氏為之「語塞」。 此段記載，也無旁證。但是， 可以肯定的是，翁同龢並非軍事戰略專家，對於北洋被吹噓成什麼樣子，自己並不知曉。從他離津前，請其兒女親家、長蘆鹽運使季邦楨囑將北洋「將士之賢否，軍報之虛實，器械之良窳」相告的情況來看，不能斷定翁氏故意為了報私仇而整李鴻章。最合理的解釋是翁氏相信中國海軍的力量，而這是和他一貫的清流派思想一脈相承的。 光緒三十年（19 0 4 年） 五月，翁同龢去世，消息傳到北京，慶王請示喪葬典禮規格。被內政外交搞得焦頭爛額的光緒帝竟至大怒，「歷數翁誤國之罪， 首舉甲午主戰， 次舉割青島。太后不語，慶王不敢再言，故翁無恤典。」直到1909年(宣統元年)又詔復原官，追諡文恭。
看來， 很多論者也和光緒一樣， 把責任一股腦兒推到了翁師傅那裡。其實，這和把戰敗責任推到李鴻章那裡一樣，都是片面的。大廈之將傾，豈是幾個裱糊匠（李鴻章用語）所能夠扶持得住的？
戊戌風雲
翁同龢翁同龢死後，流亡在瑞典的康有為異常悲痛， 作詩十四章緬懷他的知音。其中一章為：「中國維新業，誰為第一人？王明資舊學，變法出元臣。密勿謀帷幄，艱難救國民。」 是什麼原因致使翁同龢被維新派的精神領袖和先驅直接奉為「 中國維新第一人」呢？翁同龢作為光緒皇帝的老師和軍機處大臣，是連結維新派與朝廷的重要樞紐。尚在1 8 8 8 年， 康有為赴京時，即曾上書潘祖蔭、翁同龢、徐桐三巨頭，並呈遞上清帝萬言書。 1898 年，翁同龢參與並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維新變法，是其一生之最亮點。其維新舉措，體現在對維新派最直接的鼓勵和支持上。其一，他從戶部撥銀1 5 0 0 兩作為強學會活動經費， 並密奏皇上「 教育為自強之本，未可遏阻，使天下寒心」，通過改強學會為官書局而免除了別人的彈劾。其二， 親自起草成立京師大學堂的奏章； 其三， 主張廢除科舉，開經濟特科；其四，採納康有為等人的汰冗員、停捐納、修則例、裁綠營、練新軍、辦學堂、薦人才、修鐵路、開銀行等十二道新政；其五，與康有為結下友誼，親自拜訪並挽留康在京城商議改良；其六，親自草擬定國是詔。 然而，維新變法剛剛開始幾天，剛毅、榮祿、懷塔布等，以「 祖宗成法不可變」為由，接連上書慈禧，彈劾翁師傅「結黨私政」「攬權誤國」，遂導致慈禧下令撤去翁毓慶宮授讀；後來翁被地方官長期監視居住。這樣的結局是他和康有為等都沒有預料到的。康梁變法失敗之由，在很大程度上，就在於他們天真的幻象—— 認為抬出一個憂鬱而膽小怕事的年輕皇帝就能解決一切問題！ 士志於道。作為兩朝帝師，翁同龢期望通過自己與皇帝的私交，推動其理想的實現。可是，這個皇帝，從小就膽小怯懦。這是翁師傅自己教出來的弟子，居然他也會認識不足。時人謂光緒帝「性情急躁，喜怒無常，雷霆雨露， 均無一定」 。此人是註定辦不成大事的。不過，光緒帝曾經非常看重翁同龢。1898年5月末，當時的首席軍機大臣、恭親王奕訢病重，慈禧攜光緒帝去恭王府探視。光緒帝與恭親王單獨交談時，談到了即將實施的新政。恭親王問及主持新政的人選，光緒帝答是翁同龢。恭親王卻說：是所謂聚九州之鐵不能鑄此大錯。就是說皇帝如果任用翁同龢主持新政，是把全中國的鐵聚到一起也不能鑄成的大錯。 恭親王之所以對翁同龢有如此大的成見，源於此前我們回顧的翁同龢在朝中與李鴻章在太平天國時就已經結下的恩怨，以及後來甲午戰爭二人的糾葛。恭親王對翁是不放心的。有這麼一位皇帝，看來，不僅翁師傅下台下得冤， 而六君子的頭，掉得更冤。
選拔人才
翁同龢書法屢次充任考官為國選拔人才
翁同龢中狀元後，被授為修撰，在翰林院供職，參加庶吉士學習。
咸豐八年（1858）六月，正在參加庶吉士學習的翁同街被咸豐皇帝破格任命為副考官，奉命典試陝西，正考官則是翁同龢的好友潘祖蔭。這對翁同龢來說，是一種殊榮。可並沒有引起他多大的熱情，因不久前他的愛妻湯孟淑不幸病逝，此時的翁同龢仍沉浸在悲痛之中。但聖命不可違，且按規定考官必須準時到達考點，容不得半點推延。
七月底，翁同龢極力克制自己，打點行裝，辭別親友，同潘祖蔭一同踏上了西去陝西的旅途。
翁、潘二人由直隸出發，取道山西，經近一個月的車馬勞頓，到達陝西省城西安。
八月中旬考試開始，翁、潘二人坐堂主考，巡察整個考場，要求極為嚴格。
由於氣候不適、水土不服，翁同龢主考的當天就病倒了，寒熱發作，徹夜難眠。但他為報皇恩，強忍病痛，堅持支撐著批閱薦卷，直到三場試作閱畢。
發榜時有人告發，獲第三名的考生張批績所答試卷為抄襲他人之文。翁、潘二人同監臨核准後奏請，將張除名。對張之所為，翁同龢極為憤慨，本想嚴加訓斥，後得知張已60有餘，大自己兩旬還多，只好作罷。事後，翁同龢曾大發感慨，認為八股取士有其不足之處，同時對名落孫山者寄予一定的同情。
八月底，陝西典試結束，即將回任的考官們欣賞翁同龢的書法，紛紛請他題字留念。此時雖翁同龢病體尚未痊癒，但他不負眾望，揮毫潑墨，來者不拒，一寫就是幾日，致使病情加重，經多方調養，直到九月底方能下床走步。正值此時，一道聖旨飛傳西安，翁同龢被任命為陝西學政，視察陝西全省各府、縣考試童生及生員事宜。
十月初，翁同龢帶病上任，足跡遍布800里川，經過兩個多月的勞累，至咸豐八年（1858）十二月視學完畢。鑑於病魔纏身，他便上書奏請開缺。
咸豐九年（1859）一月，皇上恩准翁同龢開缺，返京調養。二月，翁同龢從陝西起程回京。三月底，回到了北京。
回京後的第三年，同治元年（1862）翁同龢被任命為鄉試正考官，典試山西。這以後，他曾多次涉及文衡，屢次充任考官，所以門生故舊遍布朝野，為清王朝選拔了大批人才。
備受信賴
翁同龢同治四年（1865）十月十四日，"垂簾聽政"的慈安、慈禧兩太后諭令翁同龢為弘德殿行走，同工部尚書倭仁、翰林院編修李鴻藻、實錄館協修徐桐負責教育年僅10歲的同治皇帝。充任帝師，這是朝廷對翁同龢的器重和信賴，翁同龢非常高興，向兩太后表示，一定竭盡全力，輔導皇上，報答皇恩。
十月十七日，翁同龢、倭仁和徐桐第一次進宮授讀。天剛剛廉亮，翁同龢就來到弘德殿候駕，倭仁、徐桐也隨後來到。待同治帝駕到，翁同龢等立即向前行君臣大禮，同治帝喊了一聲"師傅"，隨後君臣趨步進入書房。同治帝坐兩面東，師傅們坐東面西，一天的授讀正式開始。
這一天首先授讀的是倭仁和徐桐，講授的是《尚書》和《孟子》的有關章節。膳後，翁同龢接著講授，他講的是《帝鑒圖說》。此書內容更深，但圖文並茂。翁同龢針對同治帝年幼的特點，深入淺出，使同治帝聽得津津有味，深深佩服翁同龢的學問，翁同龢第一次授讀成功。
翁同龢講完《帝鑒圖說》後，又給同治帝講授了《聖祖廷訓格言》、《清朝開國方》、《經史語錄》、《毛詩》、《孝經》等課程，並指導同治帝學詩作論。
翁同龢深知自己所教的學生並非凡夫俗子，而是一代天子，典學成否，直接關係到清朝的興亡，非同小可，因此他授讀格外認真。每天寅時（早晨四點左右）入值，申時（下午五點左右）回家，一年四季，除生病外，幾乎日日如此，有時甚至帶病進講。有時為弄清一個問題，查找一本書，跑遍北京大小書鋪。為使皇帝能學會作詩，他專門編輯了《唐詩選讀》，親自抄呈，交同治帝帶回宮中閱讀。同治帝閱讀古文有困難，他便將常用文言虛詞集錄成冊，附上例文注釋，供同治帝閱讀。因筆不合手同治帝書法不佳，翁同龢親自到筆店買了兩支上等筆送給同治帝。在教育方法上，他也極為講究。當他看到皇帝精神疲倦時，就停止授課，讓皇帝到庭中散步，藉以解除疲勞；當同治帝表示作論太難、提議不妨先由師傅作幾段時，翁同龢便如此照辦。翁同龢不但在授讀上下功夫，而且對妨礙同治帝學習的一切作法，那怕是太后所為，他也敢直言勸阻。所以，翁同龢的講授，深得同治帝和太后的好評，稱讚他"講授有方"、"入值甚勤"。
翁同龢入值弘德殿期間，還奉命去養心殿為兩宮皇太后進講《治平寶鑑》一書的有關章節。對翁同龢來講，給垂簾聽政、掌握實權的兩官皇太后進講比給年幼無知的同治帝進講更為榮耀，但一旦出錯，不但貽笑士林，而且有可能被革職為民，身敗名裂。因此，在第一次給兩宮皇太后進講的前夜，他將要進講的內容溫習再三，幾乎一夜沒睡。他第一次進講的題目是《宋孝宗與大臣陳俊卿論唐太宗能受忠言》。在進講中，翁同龢反覆闡述了君主虛懷納諫、禮賢下士與國家利益的關係，講得不僅儀節規矩大方，而且思路清晰、語言流利、剖析精當，兩宮皇太后及在場王公大臣無不感到滿意。此後，他還給兩宮皇太后進講了關於宋、金、元、明四朝帝王政治事跡的15個專題。在進講這些專題時，他將歷史與現實結合起來，並借兩太后的提問，根據個人所見所聞，如實陳述，大膽批評當朝弊政，並相應提出改正意見，其中許多意見後來被採納。他如此敢於直言進諫，這在當朝上大夫中是極少見的。
同治十年（1871），正當翁同龢為進講再作努力之時，其母許氏病逝，翁同龢上奏獲准回籍治喪，離開弘德殿上書房，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治喪期滿才回京復職，再次入值弘德殿，擔任同治帝師傅，直到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同治皇帝病逝。
翁同龢入值弘德殷期間，由於他聰明能幹、備受皇帝和太后信賴，所以屢受殊榮。同治四年（1865），他奉旨閱看文宗實錄，按例只有親王、大學士才有資格閱看前朝皇帝實錄。在仕途上，由譽事府右中允特接侍講，再擢為國子監祭酒，進而提為太僕寺正卿、同治十二年（1873）同治皇帝親政後，推恩賞給他一品頂戴，真可謂一帆風順，步步登高。
相關事跡
擔任毓慶宮行走循循善誘光緒帝
光緒元年（1875）十二月一日，兩宮皇太后降旨翁同龢和侍郎夏同善擔任毓慶宮行走，充任剛剛即位、年僅四歲的光緒皇帝的師傅。
翁同龢接旨後，喜憂並舉。喜的是兩宮皇太后一再重用自己，再為帝師。憂的是要將一個年僅僅四歲的孩童塑造成一代聖主，責任重大。他考慮再三，一再推辭，但終未獲准，且西太后慈禧溫諭再三，要他"盡心竭力，濟此艱難"，翁同龢只好勉力從之。
光緒二年（1876）三月二十一日，是翁同龢向光緒帝進講的第一天。翁同龢首先教光緒帝寫了"天下太平"、"光明正大"八個字。接著，又教光緒帝朗誦了"帝"、"德"二字。最後，進講了《帝鑒圖說》的首篇《三皇五帝》。從這一天起直至光緒二十三年（1897）一月毓慶宮書房被撤，翁同龢擔任光緒帝師傅達20多年之久。20多年中，翁同龢盡心盡力，循循善誘光緒帝，彼此結下了深厚的感情。
翁同龢授讀的前兩年，主要是教光緒帝認字、讀生書、背熟書。翁同龢規定生書每天讀20遍，熟書每天讀50遍。當時課文雖短，但由於光緒帝年幼不諳世事，且體弱多病，常常讀到一半就不再讀了。師傅催促，權作耳旁之風。每每見此情景，翁同龢便心急如焚，有時不免和風細雨申斥幾句，光緒帝則嚎陶大哭，索性多日不開口讀書。翁同龢見硬的不行便來軟的，慢慢左勸右勸，但光緒帝軟硬不吃，翁同龢只好面奏兩宮皇太后，西太后聽後極為不滿，決定用不准多吃食物來嚴加懲罰。翁同龢則於心不忍，又生一計，何不去求助於光緒帝的生父醇親王奕環。奕環來到書房，先是厲聲訓斥，接著良言相勸。對父親的一威一震，光緒帝多少有所顧忌，但久而久之此法也失去了效力。
翁同龢認為長此以往總不是個辦法，遂與其他師傅商定，相對減少讀書遍數，每讀完一遍由師傅當著光緒帝的面記下，讀完為止。採用此法後光緒帝好了一陣，但時間一長，舊病復發，且與師傅們辯論，認為讀書不在遍數多少，應以是否熟練為標準。但對於"熟練"的標準，師生認識不一，彼此爭論不休。師傅們一計不成又使一計，規定：如光緒帝不讀完規定的遍數，便請他在位子上久坐不准動。可一個四、五歲的孩童哪能坐得住，為此光緒帝常常大哭不休。翁同龢本不同意此計，見光緒如此鬧騰，便宣布取消，事情才歸平息。
光緒二年（1876）至光緒四年（1878）毓慶宮書房是半天上課，隨著光緒帝年齡的增長，自光緒四年（1878）改為全天上課，要讀的書越來越多，本來畏懼的光緒帝越來越畏難。翁同龢見光緒帝年已漸大，不督促他讀好書會貽誤光緒帝終生，禍及整個大清王朝，便與其他師傅商定採用罰讀法，少讀一遍罰加兩遍。此法採用之初，光緒帝以閉口不讀相對抗，接著便大聲哭叫，對此翁同龢和其他師傅們全然不顧，並將光緒帝所作所為記錄下來，上奏西太后。有一次，光緒帝一怒之下離開書房，罷學回宮而去。翁同龢和其他師傅們不得不上奏，求助於西太后慈禧。後經西太后慈禧良言相勸，再加上師傅們承認自己的行為偏激，光緒帝才答應回書房。這樣，一場轟動皇宮的里學風波才歸平息。
經過光緒帝罷學這場風波，翁同龢和師傅們得出教訓，認為罰讀法也並非一個勸學的好辦法。於是，經翁同龢提議，師傅們決定改用表揚法，每讀完一遍表揚一番，從正面進行教育。表揚法採用後，光緒帝感到心情非常舒暢，學習的積極性大增，一改往日不良學風，學業不斷長進。
翁同龢不但在學業上是光緒帝的良師，而且在生活上也是光緒帝的益友。光緒帝從小體弱多病，膽子小，每逢雨天電閃雷鳴之時特別害怕。每當此時，翁同龢總是將光緒帝抱在懷中，安慰他不必懼怕；光緒帝從小離開父母進宮，由太監服侍，太監們知道皇帝乃一孩童，常常敲詐，當得不到滿足時，便怠慢光緒帝。翁同龢得知後，有時當面訓斥不規太監，有時上奏兩太后責罰。為此，光緒帝視翁同龢為知己，有什麼喜悅都願意與翁同龢述談。
年復一年，至光緒七年（1881）光緒帝已是11歲的英俊少年，開始明事知禮。此時，西方列強的侵略已開始從沿海地區向中國內地深入，中國面臨著危機。因此，翁同龢決定加強對光緒帝的教育，在保留《四書》、《五經》等20多門有關封建倫理道德課程的同時，又增設了有關中外史地、洋務運動和早期改良主義者著作方面的課程。
翁同龢在給光緒帝講授新增設的課程時，結合當時發生的重大政治、軍事、外交事件，積極引導光緒帝思考現實問題，從而將毓慶宮書房與整個社會聯繫起來。光緒帝聽了這些新增設的課程後，感到受益非淺。這對他在政治上成熟較早，特別是後來發動維新變法運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翁同龢除在學業上教授光緒帝外，還注意對光緒帝加強道德修養方面的教育。翁同龢第一次給光緒帝進講時，就給光緒帝講授了"帝德如天"的道理。在以後長達22年之久的授讀過程中，翁同龢時常規勸光緒帝在言行舉止、待人接物方面應莊重大方，不要迂腐。
經翁同龢等人精心教誨，光緒帝隨著年齡的增加，變得越來越懂事，立志要作一位象康熙那樣的一代聖主，因此讀書非常勤奮，每天黎明前就進書房讀書，一年四季，幾乎天天如此。每到春節放假時，他仍堅持到書房讀書。為滿足自己的學習欲望，他常常向師傅們索取新書，所讀書的範圍越來越大，在光緒十五年（1889）親政前總共讀了八、九十種書。這些知識為他親政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光緒十五年（1889）光緒帝親政後，翁同龢同往常一樣仍到毓慶宮書房給光緒帝授課。為滿足光緒帝對西學的探求，他還繼續不斷向光緒帝呈送有關西學的著作，並且常在書房同光緒帝討論時政。這一切引起了西太后慈禧和帝黨官僚的疑忌。光緒二十三年（1897）一月，西太后慈禧下令裁撤光緒帝的毓慶宮書房。至此，翁同龢結束了長達22年之久的毓慶宮教授生涯。
首次出任軍機大臣遭受革職留任處分
光緒八年（1882）十月，廷命翁同龢在軍機大臣上行走，翁同龢第一次出任軍機大臣。
翁同龢此次出任軍機大臣，主要參與了兩項重大政治活動。一是參與處理雲南軍費報銷舞弊案；二是參與中法越南交涉事宜。
光緒五年（1879），雲南巡撫杜瑞聯就雲南非法軍費報銷一事，派崔尊彝和潘英章二人攜巨款赴京打通關節。崔、潘二人進京後在軍機處、戶部四處活動，最後以向軍機大臣周瑞清、王文韶、景廉和戶部經辦司員、書吏行賄8萬兩為條件，了結此項報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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