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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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生涯

王肅對經典作傳點評,以表達他的思想見解王肅,字子雍。東海郯(音tan。今山東郯城)人。父王朗,是當時頗有名氣的學者。他「高才博雅,而性嚴整慷慨,多威儀,恭儉節約。」(《三國志•魏志•王朗傳》裴松之注引《魏略》)學識淵博而富才氣,為人正直爽朗。曾因「通經」而拜為「郎中」。又因品德優良舉為「孝廉」、「茂才」,從此官運亨通,一直做到權力很大的御史大夫。因為他功勞卓著,還封為安陵亭侯、蘭陵侯。他把滿腹經綸運用到治國安邦的大業上,寫了不少「奏議論記」,為國家的治理出謀劃策。並對《易》 、《春秋》、《孝經》、《周官》等經典作傳,以此表達他的思想和見解。王朗淵博的學識、嚴謹的學風、積極入世的態度,都對王肅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公元195年(漢獻帝興平二年),正是軍閥混戰劇烈的時期,一代經師王肅在會稽降臨到人世。上天似乎有意讓王肅一出生就在災難中受到磨鍊。他還在襁褓之中,做會稽太守的王朗就遭到孫策的進攻,兵敗逃到東冶,孫策乘勝追擊,王朗走投無路,只好投降。孫策把他們安置在曲阿。不久,曹操徵召王朗。不甘寂寞的王朗,展轉流離,過了數年終於到了中原,被任命為諫議大夫,到了此時,王肅一家才開始過著較安定的生活。


聰穎好學的王肅,在其父王朗的訓導下,已讀遍家中的典籍。王朗師從楊賜,楊氏世傳今文經學,所以,王肅實際已掌握今文經學的精華,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具有了深厚的功底。他很崇拜古文經學家賈逢、馬融,於是又深入鑽研他們的學說,汲取了古文經學的營養。到了18歲,他並未滿足今古文兩派學說的知識,又向當時有名的學者宋忠學習《太玄》。以儒家經典為根本的王肅,一涉足到《太玄》這種儒、道、陰陽兼采的書籍,猶如從狹谷走到了廣闊的平原,頓時豁然開朗,思想也活躍起來了。他不僅認真聽取老師宋忠的教誨,研讀原書,而且以他深厚的經學基礎,智慧過人的見識,對書中的問題重新作了解釋。這段時期的學習,對他以後一生都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他已明白,學術要有自己的見解,就不能拘泥於舊說,又要勇於創新,才能發揮自己的新思想。因此,他借鑑《太玄》儒家兼采的做法,兼采今古文經學兩派的學說,為己所用。用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來闡釋儒家的理論,結合當時的社會實際,逐步形成具有一家特點的學術和治國思想。公元220年,學術上已小有名氣的王肅,已經25歲了。這一年,他的父親王朗升任御史大夫。因為他的出身,加上他的學識與能幹,被任用為散騎黃門侍郎,進入了高層統治集團,開始他的政治生涯。


遍注眾經

司馬昭當政確立王肅在學術界的重要地位自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以後,儒家學說統治了整個政治思想領域。雖然也有今古文等流派之爭,那也是統治學術界的儒家學派的內部之爭。到了東漢末年,鄭玄的學說占了統治地位。隨著歷史的進程,社會生活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三國的格局,促使人們的思想更加活躍,如何治理好國家,成為每一個有頭腦的人必須思考的重要問題。擔任了散騎侍郎職務的王肅,也深知儒家學說的影響力,要治理國家,就要藉助儒學經典的力量。所以,他面對日見衰微的經學,力排眾說,採納各派合理的部分,先後為《尚書》、《詩經》、《論語》、《三禮》、《左傳》等經典作注,又整理其父王朗所作的《易傳》。他的注經,不取一家,又有自己的見解,所以在學術界影響很大。過去有人說他亂了「家法」,其實這正是王肅能夠兼容並包,博採眾說之長的優點。


不久,司馬氏集團當政。因為王肅的女兒在太和五年(231年)嫁給了晉文帝司馬昭,借這勢力,王肅所注眾經,都被列為學官,至此,也就確立了王學的官方學術地位。朝廷勢力的支持無疑是一個重要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王肅的學說已經系統化,它涉及到政治思想很多方面,而且適應了新的形勢需要,所以,王肅的學說在學術界本身已確立了他的重要地位。朝廷因為「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取,不由典漠,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乎?」(《三國志•魏志•明市紀》)統治者也迫切需要培養人才,統一思想。已具重要地位,而且有一定影響的王學立於學官也就勢所必然了。


魏甘露元年(256年),曹魏大權早已落入司馬氏之手,徒有天子之名的高貴鄉公曹髦,還想挽回頹勢。四月雨辰,他到太學向諸生詢問經義,其中問到《書•堯典》中「稽古」一詞的解釋。曹髦本來是主張鄭學的,認為堯是效法天的。結果博士庾峻用王肅的觀點來回答,認為應該是「堯順考古道而行之」,即堯效法的是前世治國之道。曹髦又引孔子「唯天為大,唯堯則之」來反駁,認為堯的美德在於效法天意。庚峻則以「奉遵師說」為由把曹髦擋回去了(事見《三國志•魏志•三少帝紀》)。這不僅說明王學在學術界的影響,而且對經典的解釋也可看出思想政治的差異,皇帝固然強調「天意」,要大家順天意,擁護他這個皇帝,而儒生中接受了王肅的思想,強調的是「古道」,要效法前世治國之道、一重天,一重人,已見明顯差別。


偽造聖言

偽造聖言,融合道家思想使王肅在學術上壓倒鄭玄王肅不僅在經典的注釋上與鄭學針鋒相對,並取得官方學術地位。同時,為了進一步表明自己的思想觀點,也為他的思想確立理論根據,他借「聖人」孔子及其子口,集錄和偽造先秦孔子言論為《孔子家語》,又偽造《孔叢子》、《聖證論》。這些言論雖然大多出自前人之書,但也可從他的選擇之中看出他的用心。看似抄錄,卻有不少改動,也有許多他自己的話。如他在《孔家語•始誅》引用《荀子•宥坐》中的話說「上失其道,而殺其下,理也。」原文本作「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略改幾字,足見其用心。又如《賢君》中引用《說苑•政理》:「善為刑罰,則聖人自來。」他改為「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這就把自己崇道貴德的思想塞進去了。過去人們對他這個做法是很不以為然的,一個高明的學者何必作偽呢?其實,仔細考察他偽造的書,就可以看出他的苦心:用聖人的話來立論,是儒家經典地位尊崇形式下的一種手段;是借聖人之口說自己想說的話。他在《孔子家語》、《孔叢子》中,從各個不同角度來論述治國思想、方法,以及用人等重大問題。而在尊崇孔子儒學的名義下,把道家的無為而治的思想包含進去,成為新時代新思想的融合體,這也是王肅在學術上壓倒鄭玄,能夠列於學官的重要原因之一。它反映出經學向玄學過渡的時代思想特色。


王肅除了注釋經典,偽造《孔子家語》、《孔叢子》之外,他在政治生涯中,還針對時事,頻頻向統治者建議,又表現出儒家入佳的積極態度。他對朝廷的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等治理國家的重大問題,寫了百多篇論文闡述自己的看法。可惜這些文章今天已不能完全看到。但從《三國志•魏志•王肅傳》及《孔子家語》、《孔叢子》中,還可以了解王肅的思想梗概。


儒道合流

《孔子家語》 用什麼樣的思想來治理國家,是歷代統治者都非常重視的問題,誰也迴避不了。在魏晉時期,儒家的學說雖仍占統治地位,但有許多社會的實際問題,在儒學中並不能完善地解決。於是道家的思想、重視義理的傾向就乘機而入。不正視這些已經存在的思想,研究並利用它,而是一概排斥,是自欺欺人。王肅有這個勇氣去面對它,研究它,還順勢把儒道思想融合在一起。卻繼續打著儒家的旗幟來宣傳自己的新思想。


孔子是儒家的祖師爺,但他在《孔子家語》中,多次講到孔子以老子為師的情況,極力渲染孔子師從老子,為儒道合流的理論尋找依據。進而用道家的無為而治的學說來改造儒家的天道觀,提出「無為」的治國主張。他在《孔子家語•觀周》一篇中,具體形象地記述了孔子受教於老子的情況: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聆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無以有己為人子者,無以惡己為人臣者。」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


老子博古知今,帶孔子實地考察,啟發孔子明白周公為聖人、周稱王天下的道理,並指明孔子多年奔波碰壁、失敗而不得志的原因。孔子受到這些重要的教導,回到魯國,名聲大振,慕名求學的人達到了三千人。儒家聖人孔子尚且師傳於道家老子,這就把儒學與道家在學術上聯繫到一起了。也為他把道家思想融進儒學找到了根據。接著,王肅就用道家的無為學說來改造儒家的天道觀。他在《孔子家語•大昏解》中,借孔子之口說:「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而能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


這就是說,天道像日月一樣按照一定的規律運行,永無止境,萬物的形成正是無為的結果,體現了自然而然的作用。這裡的道,已不是孔子的道德、學術或方法的道了,而是老子的道。它包含宇宙規律,它是永恆的,絕對的道,無為而無不為的道。它能造就萬物,貫通一切而無窮。既然天道無為,那麼人類社會的一切現象,也不是天道強加給人們的,而是歷史發展的結果,所以要順應天道的無為來治理國家。他反對經學中關於天命的說法,認為人類社會中一切醜惡的現象,就是沒有實行無為而治的結果,是人們自身造成的,而不是天道的作為。王肅在《孔子家語•五儀解》中,回答「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的問題時,就明確地指出「存亡禍福皆己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並以歷史上的紂辛為例,說明「不修國政」,迷信天命,最終必將滅亡。因而「災妖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知此者,至治之極也。」(俱同上)這就強調了人在治理國家中的重要作用,清除了鄭玄注中的迷信思想。


人在治理國家時要效法天道的無為,這正是老子所主張的。而這種「無為」,卻是要人們不去做違反天道的事,把違反自然規律的行為強加給社會,而要正視人類正當的基本生活要求。他借子思之口說:「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孔叢子•雜訓》)利慾本是人們的正當要求。「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矣。」(《孔叢子•陳士義》)統治者應當儘可能順應人們的欲望,發揮他們的才能,創造一個老百姓安居樂業的環境。這對東漢末遭受戰亂、陷於民不聊生境地的老百姓,顯得尤其重要。這實際上也是尋求社會安定的一個重要方面。但對統治者來說,正應「無為」而治,又不可一味追求自己的嗜欲。他說:「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孔叢子•抗志》)如果國君首先去其利慾,以免傷民,則天下、名譽皆可得,如果繼續貪多索求,嗜欲無厭,不僅一統天下不能得,名譽喪失,還將造成嚴重的社會動亂。


個人思想

王肅把道家的思想融合到儒家的學說之中王肅把道家的思想融合到儒家的學說之中,又遍注眾家經典,目的是借儒家學說的傳統影響力,宣揚他自己的安邦治國的思想。面對三國鼎立,亟待統一,安定天下的局勢,也需要一個統一的認識,一整套具體的措施。所以,在他的奏議和偽造的《孔子家語》、《孔叢子》中,煞費苦心地進行設計。在他的設計中,首先要解決的是禮義道德的問題,其次才是人君的作為和人才的選拔與任用。


對於禮義道德,他發展了儒家的觀點。孔子的禮,主要指禮儀、禮制、禮法等方面。王肅則把它提高到哲學的高度,用老子思想去解釋它。提出禮有五至、三無、三無私的性質。五至是什麼呢?他說:「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志氣塞於天地,行之充於四海:此之謂五至矣。」(《孔子家語•論禮》)即指志、詩、禮、樂、哀五至。什麼是三無呢?他說:「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同上)把「無」作為樂、禮、喪等的根本,明顯地利用了老子的思想。什麼是三無私呢?他說:「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同上)這就是說,禮是無私、無為、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的。這個「禮」,已不是禮制、禮法的禮了。它與老子的「道」和「無」很相似。目不可見、耳不可聞,卻無處不在,似乎是產生一切的根本,是宇宙的本源。


解決了根本的問題,作為人君,自然要循禮、崇德、尊道、重才。國家才能得到治理。「當今所急,在修仁尚義,崇德敦禮。」(《孔叢子•陳士義》)禮既是所不在的根本,人君治國自然必須遵禮、敦禮。要講究道與德。他的道,重在思想上的精神境界,德,重在行為方面的倫理觀念。從為人的角度來說,就是要做到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與滿足。他強調:「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明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孔子家語•王言解》)道與德二者相為表里,不可或缺。他又說:「唯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孔叢子•抗志》)不為塵世所擾,加強修身,才能談到道的問題。這就表明了修身的重要性。如何修身呢?他強調:「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孔子家語。困誓》)在逆境中可以激發人們的意志,使人得到鍛鍊。修身的目的是為了道」。


「與屈己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己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孔叢子•抗志》)突出一個人要追求?不愧於道」的精神境界,而不必「屈己」以求富貴,求利喪志,終將失去人本身的自由和價值。一個完善的人,應該是:「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同上)一個人的道德修養與崇高的精神境界,是人們生存最重要的支柱。普通人如此,國君尤應首先做到。「明君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民自得矣。」(《孔子家語•入官》)「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孔子家語•大昏解》)對人民寬容、慈愛、尊敬,是治國的根本。「古人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有其身。」(同上)「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孔子家語•正論》)不能愛民,自己也將不復存在。


所以,國君尤應嚴格要求自己,因為他是一國人的表率。「夫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君不為正,百姓何所從乎?」(《孔子家語•大昏解》)君正臣隨,上行下效。然而仍不可能無誤,所以他又強調人君聽諫的重要。他認為國君必須聽取不同意見,尤其是相反的意見,他以衛國為例說:「君出言皆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亦皆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孔叢子•抗志》)君臣都自以為是,聽不到、也聽不進糾正自己錯誤的好意見,最終將導致國家的衰敗。這就從正反兩方面來提醒國君,治理國家,完善自身是非常重要的。這種要求,看似有為,實際與他無為而治的思想是一致的。


既然如此,國家的人員、機構也就應精簡。他上書皇帝說:「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並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各展其力,莫相倚仗。」(《三國志•魏志•壬肅傳》)去掉那些有位無事,或因人設官、只享受薪棒的官員,讓每一個有事的官員都有豐厚的薪俸而各盡其責。結果不只會減少國家的財政開支,還可避免無事扯皮、互相爭鬥,或互相倚仗,朋比為奸的現象發生。只用少量的官員治國,效果會更好。這又自然涉及如何選拔人才的問題了。


正確地選拔和使用人才,是治理國家的大事,甚至關係到國家的生死存亡。「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孔叢子•居衛》)要得到士人的支持和幫助,就必須把賢能有智慧的人當成老師和朋友,尊敬和了解他們。「今必欲定天下,取王侯者,其道莫若師賢而友智。」(《孔叢子•獨治》)「故仁者莫大乎愛人,智者莫大乎知賢,政者莫大乎官能。」(《孔子家語•王言解》)要愛護人才、了解人才的不同能力,然後才能正確地使用人才。選拔人才重德才而不以貌相。「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孔叢子•居衛》)也不必求全責備。「夫明主之於臣,唯德所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孔叢子•陳士義》)要用其所長。「夫聖人之官人,猶太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孔叢子•居衛》)他以子思向衛君推薦李音為例,認為用人論才而不必強調其出身,以當時的社會風氣,有這種認識是很難得的。君臣之間,還要相互理解和支持,君用臣不疑,臣對君也能犯顏諫事。如果巨子提出的建議,「不見用,是吾言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而居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也。尸利素餐,吾罪深矣。」(《孔叢子•論勢》)每一個巨子都盡忠職守,而不是尸位素餐。君臣融洽,賞罰分明,形成用賢人、去不肖的良好風氣,上下齊心協力,國家就能治理好。把社會治亂的根本歸結到君主的治理。


王肅的這套不錯的人才理論,可惜沒有具體、切實可行的措施,實際只能束之高閣。公元220年(魏黃初元年),尚書陳群建議立九品官人之法選拔人才。這種辦法弊大於利,看重門第出身、徇私舞弊的風氣愈演愈烈,真正的賢能之士仍然被埋沒了。王肅的努力也並未改變這種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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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http://www.wenhuacn.com/zhexue/rujiao/daru/09.htmhttp://ct.duowan.com/0711/582964333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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