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夷之辨
華夷之辨，或稱夷夏之辨、華夷有別，內涵指華夏與蠻夷在人文文化上有文明與野蠻之區別。古代華夏族群居於中原，為文明中心，而周邊則較落後，因此逐漸產生了以文明禮義為標準進行人群分辨的觀念，區分人群以文化和文明程度，而不以種族，合於人文者，則華夏禮俗文明者為華，或稱夏、華夏、中國，不合者為夷，或稱蠻夷、化外之民。
東周末年，諸侯稱霸，孔子着春秋大義，提出尊王攘夷，發揚文化之大義。曰：『夷狄用諸夏禮則諸夏之』。如楚國自稱蠻夷，其後文明日進，中原諸侯與之會盟，則不復以蠻夷視之；而鄭國本為諸夏，如行為不合義禮，亦視為夷狄。若夷狄嚮慕中國，能行禮義，則褒揚而進之。華夷之辨，不以種族為標準，而以文化禮義作量度。
源由
華夏社會重衣冠禮儀，〖春秋左傳·正義〗云：『有服章之美謂之華，有禮儀之大故稱夏』。〖周易·繫辭下〗記載『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周公制周禮而治天下，被儒家尊為聖人。衣冠、禮儀往往用來代指文明。
最開始周王室和它所建立諸侯封國,稱諸夏。〖國語·鄭語〗曰：『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荊、戎、狄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夫成天下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
諸夏的基本團體包括夏、商、姬、姜四族，也就是姒姓、子姓、嬴姓、姬姓、姜姓氏族中繼承了華夏文明的國家。比如周王室和魯、晉、鄭、衛、韓、魏、燕、虞、虢等姬姓國；齊、申、呂、許等姜姓國。徐、黃、郯、江、趙、秦等嬴姓國、子姓宋國。〖國語·周語下〗說:『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於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間之。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絕後無主，湮替隸圉。夫亡者豈繄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於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間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和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也就是說，鯀、禹與夏人之後，以及共工、四岳與各姜姓國，「皆黃、炎之後也」。西周共王時器〖牆盤〗銘文雲:『上帝司夏尤保。』可能是銅器中所見最早的一個"夏"字,但含義不指夏朝。
在地理位置上，因為今人以如今之地理觀念讀史，自以為四夷在四方，實則謬矣。夏商周乃至春秋戰國時，諸夏與夷的區別主要是定居社會和遊牧社會之區別。諸夏有禮，而蠻夷無。若說中國的皇帝是天子，中國的皇朝是天朝，而其他國家和中國的關係是貢國和屬國的關係，其首領只能被稱為王。至少要在秦之後。
華夷之辨，在地位上，華夏位居中央，番夷依方位分為『四夷』，即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中國的皇帝是天子，中國的皇朝是天朝，而其他國家和中國的關係是貢國和屬國的關係，其首領只能被稱為王。
華夏文明對周邊地區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周邊國家接受華夏思想，又常自稱『華夏』、『中國』，這被稱為小華夏思想。中國和這些周邊國家和地區合稱為華夏世界。由於華夏世界為儒家社會，儒家文化是社會的主流文化，因此這些地區又稱儒家文化圈，又因使用漢字而稱為漢字文化圈。
華夏文明作為數千年來世界文明的標準，不但為是時中國近鄰所肯定，亦為遠鄰如波斯等中東地區國家所肯定；二十一世紀以來，世界人民再次重拾老子、易經等華夏文明的寶貴思想，可見，華夏文明不僅在過去，現在，還將在未來成為世界人民所追崇的人文思想。
理論依據
華夷之辨是根據禮儀來區分華夏和蠻夷，這裏的禮儀是指〖周禮〗、〖儀禮〗、〖禮記〗以及〖春秋〗。其中〖春秋〗是華夏禮儀的宗旨，三禮是具體的規則。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正義曰：此章言中國禮義之盛，而夷狄無也。舉夷狄，則戎蠻可知。諸夏，中國也。亡，無也。言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明朝開國功臣劉伯溫云：『夫華夷峻防，一王大法，胡主中國，幾變於夷，聖經明義，千載或湮焉。』
古禮之傳於世也有三，〖儀禮〗〖禮記〗〖周禮〗也，後世欲復古禮者必自〖儀禮〗始，然〖儀禮〗止有士大夫禮而無有所謂天子禮者，必合彼二禮與他書有及於禮者，然後成全體焉。
朱熹曰：『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朱熹亦曰：『禮書如〖儀禮〗尚完備於他書。』又曰：『〖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又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又曰：『〖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決者，皆至於〖春秋〗而定，非定於〖春秋〗，定於禮也，故太史公自序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程頤亦曰：『禮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聖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極謹嚴，所以謹嚴者，華夷之辨尤切切也。
先秦文獻
春秋管仲：『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論語〗：『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左傳〗：『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孔丘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孟子〗：『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
〖漢書〗：『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發左衽，人而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地。……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後漢書〗：『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刖。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污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不以傷害中國也。今邊境幸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為，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
江統〖徙戎論〗：『〖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敘。』『其性氣貪婪，兇悍不仁。』
〖全唐文〗：『躬上聖之資，合至神之化，戡禍亂制夷狄之武，修禮樂垂憲度之文，不可謂實之不孚也。』
韓愈〖原道〗：『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
宋代蘇軾：『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也，譬如禽獸然。』
明太祖朱元璋：『胡元入主中國，夷狄腥膻，污染華夏，學校廢馳，人紀蕩然。』
明代劉基：『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國者，而元以胡人入主華夏，幾百年腥膻之俗，天實厭之。』
明代王夫之：『夷狄之於華夏，所生異地。其地異，其氣異矣。氣異而習異。習異而所知所行蔑不異焉。』『人不自畛以絕物，則天維裂矣，華夏不自畛以絕夷，則地維裂矣。』
古人在論述『華夷之辨』時強調周邊少數民族同華夏的區別（即落後），以及深刻的防蠻夷、衛華夏的思想。然而，這種歧視只表現為文化上的優越感，除正義性的保衛華夏時的武裝外征外，整個中國古代很少有無故征伐周邊『四夷』的歷史行為，因為這要被看成是『不仁』和『無德』。
唐朝時期
〖全唐文〗中程晏的〖內夷檄〗：四夷之民長有重譯而至，慕中華之仁義忠信，雖身出異域，能馳心於華，吾不謂之夷矣。中國之民長有倔強王化，忘棄仁義忠信，雖身出於華，反竄心於夷，吾不謂之華矣。豈止華其名謂之華，夷其名謂之夷邪？華其名有夷其心者，夷其名有華其心者，是知棄仁義忠信於中國者，即為中國之夷矣，不待四夷之侵我也，有悖命中國，專倨不王，棄彼仁義忠信，則不可與人倫齒，豈不為中國之夷乎？四夷內向，樂我仁義忠信，願為人倫齒者，豈不為四夷之華乎？記吾言者，夷其名尚不為夷矣，華其名反不如夷其名者也。這裏明確地用文化和心理認同來決定華夷歸屬了。也即凡是願意接受中華文化禮儀道德，『能馳心於華』，雖然『身出異域』，『吾不謂之夷矣』；相反如果是中國之民，『反竄心於夷』，那麼就算『身出於華』，『吾不謂之華矣』，表明決定民族歸屬的關鍵作用是文化和心理認同。
宋朝時期
宋亡後『華夷之辨』的衡量標準由血緣、禮制宗法文化衡量標準階段向單純的文化衡量標準或地緣衡量標準階段演變，更強調『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之』。
實際情況是，在先秦以後，在『華夷之辨』上佔據主流的是以文化因素為分辨標準，一般在華夏面臨嚴峻威脅即遭遇嚴重入侵和災難時以血緣及地域進行衡量的觀點才稍佔主流，而這主要也是為了保護華夏文明與尊嚴。
出生在女真族統治之下的郝經為論述蒙元政權的合法性提出『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國之道，則中國之主也』（卷三七〖與宋國兩淮制置使書〗）
郝經卷一九〖傳國璽論〗:『二漢之亡，天地無正氣，天下無全才，及於晉氏，……致夷狄兵爭，而漢之遺澤盡矣，中國遂亡也』。『中國而既亡矣，豈必中國之人而後善治哉？聖人有云：「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苟有善者，與之可也，從之可也，何有於中國於夷？』郝經打破了作為『中國之主』的種族界限，這就從理論上為夷狄統治中國提供了依據.
1260年，忽必烈即位後，郝經被任命為大蒙古國國信使出使南宋,竭力敦促南宋統治者承認大蒙古國『中國之主』的合法地位並與之『講信修睦』，正是在這種形勢下，他提出了『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國之道，則中國之主』的主張。
明朝時期
明代的知識分子和官員普遍都有宏大的眼界，開闊的胸襟。王廷相說：『天，一也；天下之國，何啻千百，天象之變，皆為中國之君譴告之，偏矣。以為千百國皆應之，而國君行政之善惡，又未必一日月而均齊也。』
王廷相明確說『天下之國，何啻千百』，中國只不過是這千百個國家中的平等一個，認為如果天象之變都『為中國之君譴告之』，那就『偏矣』，也就是說是上天偏心，何以單獨照顧中國呢？
明末著名反清志士朱舜水說：『世人必曰『古人高於今人，中國勝於外國』，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語。』這說明當時明朝的知識分子對天下的認識已經相當開闊，眼界已經相當的宏大。不再把目光僅僅局限在中國本土，而是確切認識到中國不過是世界許多國家中的普通一個而已。
如孫瑴說：『近世有利瑪竇，自歐巴羅國越八萬里泛海而來。其言海外大國猥多，而西視神州，目為大眀海，居地才百之一，則瀛海之外，豈遂無方輿哉！』
瞿式谷說：『嘗試按圖而論，中國居亞細亞十之一，亞細亞又居天下五之一，則自赤縣福州而外，如赤縣福州者且十其九，而戔戔持此一方，胥天下而盡斥為蠻貉，得無紛井蛙之誚乎！』『曷微之儒先，曰東海西海，心同理同。誰謂心理同而精神之結撰不各自抒一精彩，顧斷斷然此是彼非，亦大舛矣。』瞿式榖的開放眼界和包容心胸是值得稱讚的。而這種心態在明代的主流知識分子中是相當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
東林黨人馮應京說：『即如中國聖人之教，西士固未前聞，而其所傳乾方先聖之書，吾亦未之前聞，乃茲交相發明，交相裨益。惟是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故東漸西被不爽耳。』這些人的言論，以及明政府對『四夷』的接納和賞賜遠大於進貢的事實，很好地反駁了所謂『孤立於其他偉大的文明中心，並揚揚自得於自己的文化優勢』的『朝貢體系』，至少在明代是不正確的。
西班牙門多薩的〖中華大帝國史〗記述：『下一天，即7月11日禮拜天，該城（泉州——引者注）的許多貴人去對西班牙人進行拜訪，根據他們的習慣有許多禮儀合贊助的話，……這種訪問花去他們一整天。』『他們驚奇地看見那些貴人的良好風度，教養和高尚舉止，還有他們在詢問他們想知道的事情，以及他們答覆我們問題時候的認真。』
傳教士曾德昭記載：『中國人爽快地讚頌鄰國的任何德行，勇敢地自承不如，而其他國家的人，除了自己國家的東西以外，不喜歡別的東西。中國人看見來自歐洲的產品，即使並不精巧，仍然發出一聲讚嘆……這種謙遜態度真值得稱羨，特別表現在一個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對於那些有眼無珠、故意貶低所見東西的人物，這是一個羞辱。』
比林則徐、魏源早兩個世紀，徐光啟等一大批明朝知識分子已經把視野轉向世界，並且認識到中國以後最大的競爭對手是西方殖民強盜。徐光啟說：『今之建賊，果化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則今之閩海寇夷是也。』
明末，王夫之繼承了以文化來劃分夷夏的觀點。他提出了在當時相當大膽驚人的思想：『大昊以前，中國之人若麋聚鳥集，非必日照月臨之下皆然也，必有一方焉如唐、虞、三代之中國。既人力所不通，而方彼之盛，此之衰而不能征之，迨此之盛，則彼衰而弗能述以授人，故亦蔑從知之也。』『在近小間有如此者，推之荒遠，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亦即，中國人曾經是麋聚鳥集的野蠻人，當中國處於混沌野蠻的時候，遙遠的別處卻在文明狀態。
對華夷之辨，王夫之說：『夷狄非我族類者也，蟊賊我而捕誅之，則多殺而不傷吾仁，如其困窮而依我，遠之防之猶必矜而全其生，非可乘約肆淫，役之、殘之而規為利也，漢縱兵吏殘蹂西羌，而羌禍不解。』意思是：夷狄和我們不同族，如果他們侵略殘害我們，而我們捕殺他們，那麼多殺他們並不損害我們的仁義。但若他們因困窮而依附我們，我們在疏遠和防備他們的同時也必須憐憫和保全他們的生命，不能乘機為謀取利益而肆意欺凌、使役、殘害他們。漢朝放縱兵吏踐踏蹂躪西羌而羌人為禍不斷就是教訓。
王夫之的夷夏觀：
- 夷夏之別是相對的，夷與夏因文化而劃分，非血緣而劃分，民族差異本質在文化差異；
- 人類人文中心可能會轉移，但不是任何社會風俗習慣都可當做人文，仁義禮智信五德是人文內涵的精煉。
中西思想上的差異
中西思想上的差異主要表現在：西方哲學以鬥爭戰勝自己假想的對手為理想，而東方思想是以教化天下，和諧共處，共辱共榮為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