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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概述 ==


'''沈葆桢'''沈葆桢（1820－1879），字幼丹，又字翰宇，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清代抵抗侵略的著名封疆大吏[[林则徐]]之婿。继承其父辈忧国忧民之志，而奉献全部之生命于国家的御外壮举中，体现出晚清有识之士前仆后继之精神。曾纪泽凭三寸不烂之舌从俄罗斯手中夺回伊犁，而沈葆桢则以其敏锐的视角、果敢的作风，创建南洋海军，击退日本侵台阴谋。这些人相互提携，造就了晚清一代难得的知识分子整体御外的铜墙铁壁。比如，曾纪泽在回答[[慈禧]]太后对可用之人的问话时，说：“李鸿章、沈葆桢、丁宝桢、左宗棠均系忠贞之臣。”而慈禧则肯定地说：“他们都是好的。”可惜沈葆桢死后4年发生的中法战争（1 8 8 3～1 8 8 5年），导致他一手操办的福建水师全军覆没！


== 职业生涯 ==




'''沈葆桢开路图'''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升监察御史。咸丰五年（1855），沈葆桢出任江西九江知府，第二年，又署广信知府（今上饶市）。[[太平天国起义]]时因保全了广信，不仅名闻天下，而且摺升为广饶九南道道台。后由于性格耿直得罪上司，于是去职回家养亲。咸丰十年（1860），重又被起用，授吉赣南道道台，沈以父母年老而婉辞。于是被留在原籍办团练，[[曾国藩]]很是赏识。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请他赴安庆大营，委以重用。不久，推荐他出任江西巡抚，倚用湘军将领王德标、席宝田等镇压太平军，1864年捕杀太平天国幼天王、洪仁轩等。1867年接替[[左宗棠]]任福建船政大臣，主办福州船政局。当时，正是举办洋务时期，左宗棠在福建福州马尾创办造船厂，尚未来得及开工，就被调往陕甘任陕甘总督。临行前左宗棠上疏说：非沈葆桢不能任其职。所以沈葆桢一上任即建船坞及机器厂，并附设艺童学堂。造成船舰20艘，分布各海口。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以琉球船民漂流到[[台湾]]，被高山族人民误杀为借口，发动侵台战争。清廷派沈葆桢为[[钦差大臣]]，赴台办理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筹划海防事宜，办理日本撤兵交涉。由此，沈葆桢开始了他在台湾的近代化倡导之路。19世纪六七十年代，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纷纷从四面八方向中国边疆侵逼，造成中国边疆的普遍危机。尤其对于台湾，先后就有美、日、法的先后入侵，造成台澎地区和东南沿海的严重危机，成为 当时边疆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以日本最为凶狠。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表现出对外关系上的极大侵略性。它首先把目光投向邻近的中国，对台湾怀有觊觎之心。 1871年12月，有琉球贡船两艘遇风漂至台湾，其中54人被高士佛、牡丹两社居民杀害，另12人逃脱得救，被中国政府由福州转送回国。那时日本政府为了缓和日益尖锐的国内矛盾和由“征韩论”所引起的政治危机，正在酝酿对外发动战争，决计抓住这一事件作为出兵的借口。1874年4月4日，日本正式设立侵台机构―台湾都督府，并组成征台军。5月10日，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3600多人在台湾琅峤登陆，其攻击目标主要是牡丹、高士佛两社。5月18日，日军开始与当地居民交锋，22日攻占石门，牡丹社酋长阿禄父子等阵亡。6月初，日军1300余人分三路进攻并占领牡丹社，13日进占龟仔角社，7月中，日军已完成对各社的征讨、诱降，并以龟山为基地建立都督府，修筑医院、营房、道路，并向后山南北各处番社分发日本国旗，准备久踞。 清政府起初对日本的一系列侵台活动毫无所知，直到4月19日通过英使威妥玛才始知此事。5月11日，清照会日方诘责，并于14日下令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率领轮船兵弁驰往台湾，并授予他处理日本侵台事件的军事外交大权。6月中，沈葆桢到台后，一面向日本军事当局交涉撤军，一面积极着手布置全岛防务。他在府城与澎湖增建炮台，安放西洋巨炮；在安平厦门间装置海底电线；增调淮军精锐武毅铭字军13营6500人入台，部置于凤山；陆上防务北路由台湾镇总兵负责，南路由台湾兵备道负责，海上防务，以扬武、飞云、安澜、清远、镇威、伏波六舰常驻澎湖，福星一号驻台北，万年一号驻厦门，济安一号驻福州；同时大力开通部落地区的道路，并派员招抚各处“番社”。清政府也相继运来洋炮20尊，洋火药4万磅，火药3万磅，士气民心为之大振。这些措施渐次推展开来，形成相当的声势，使日军不能不有所顾忌。这时候，台南南部恶性疟疾流行，侵台日军因气候炎热，水土不服，疾疫流行，每日死者四五名至数十名，土气极其低落。在进退维谷、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日本不得不寻求外交解决的途径。日方全权代表大久保利通偕顾问李仙得于是年9月到达北京，在前后七次谈判中，日方仍坚执日本进兵的是“无主野蛮”之地，对此清政府予以严厉驳斥。大久保利通认识到，只有在清政府所坚持的“番地属中国版图”的前提下，才能和平解决日本侵台问题。当时清政府的内政外交也存在很多困难，于是在英、美、法三国出面调停下，清政府决计让步，于10月30日签订了《中日台湾事件专约》（《北京专约》）三条，除以“抚恤”及付给修道建屋费用为名偿银50万两外，约中有“兹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之语，日本出兵乃为“保民义举”，实际上等于承认琉球为日本的属国。日军随后于12月1日撤出台湾。日本入侵台湾是对中国在台湾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次挑战，对中国来说，这是一次严重的边疆危机。日本侵台之役给清政府最大的教训是，使它认识到自己的海防空虚，必须急起补救。1875年4月，清廷发布上谕，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中国近代[[海军]]的建设从此走上轨道。促使清政府检讨其治台政策的利弊得失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认识到危险主要来自于外部而并不是内部。过去清政府认为，“台湾之患率由内生，鲜由外至”外国的侵略，官员们开始重视台湾，把它称为“七省门户”、“南北洋关键”、“中国第一门户”。沈葆桢、丁日昌一再奏请对日本侵台应加严密设防，总理衙门也指出“经营台湾实关系海防大局”，这是对台湾地位的一种新认识。在这方面感受最深、变革最力的是沈葆桢。光绪元年（1875），沈葆桢撤军内渡，同年奉旨进京，升任江西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督办南洋海防，扩充南洋水师，并参与经营轮船招商局，派船政学堂学生赴英法留学。光绪五年（1879）十一月病逝。



== 个人荣誉 ==


清政府给他赠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并准在江西及各立功省分建专祠祭奠，谥文肃公。



== 个人影响 ==


'''沈葆桢故居'''在日本侵台刚结束，沈葆桢就上了一个奏折，在奏折中他说；“此次之善后与往时不同，台地之所谓善后，即台地之所谓创始也。”从这时起，他相继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治台政策和改革措施。他的第一项改革建议，就是请“仿江苏巡抚分驻苏驻之例，移福建巡抚驻台”。他说：“台地向称饶沃，久为他族所垂涎。今虽外患渐平，旁人仍眈眈相视，未雨绸缪之计正在斯时。而山前山后，其当变革者，其当创建者，非十数年不能成功；而化番为民，尤非渐渍优柔不能浑然无间。与其苟且仓皇，徒滋流弊，不如先得一主持大局者，事事得以纲举目张，为我国家亿万年之计。况年来洋务日密，偏重在于东南，台湾海外孤悬，七省以为门户，其关系非轻。欲固地险，在得民心；欲得民心，先修吏治营政；而整顿吏治营政之权操于督抚，（闽浙）总督兼辖浙江，移驻不如（福建）巡抚之便。……为台民计，为闽省计，为沿海等防计，有不得不出于此者。”清政府采纳了沈葆桢的建议，从1875年11月起定为福建巡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福州，以为兼顾之计，这一制度的设立对台湾有极重要的意义。1875年1月，沈葆桢上奏折又提出三项改革：第一，废除严禁内地人民渡台的旧例；第二，废除严禁台民私入“番界”的旧例；第三，废除严格限制“铸户”、严禁私开私贩铁斤及严禁竹竿出口的旧例。这些改革的实质含义是：使大陆人民得以向台岛自由迁徙；打破台岛西部滨海平原所谓“山前”与东部“山后”间的人为壁垒，使汉族居民与土著居民间得到往来交流的自由；打破台岛内经济生活中的若干桎梏，使人民的物质生产与物资流通得到自由，变防民为便民。沈葆桢提出的这些改革，主要是为了推动台湾土地的开发、特别是后山的耕垦。而鼓励后山的垦殖，又与所谓“抚番”即加强对原住民的治理密切相关。“抚番”与所谓“开山”、“开路’相辅而行，这也是着眼于安抚内部，加强海防，因而决非权宜之计，而是治台的经久之谋。自1875年开始，这项工作即大规模开展，调兵十九营分三路开山。南路：一由凤山的赤山越山至卑南（台东），一由社寮循海岸东行到卑南；中路：由彰化的林圯埔越山至璞石阁（玉里）；北路：自苏澳沿海岸至奇菜（花莲），均于一年内完成。“开山抚番”使东西海岸联成一片，有利于巩固海防，同时对促进东部的开发和汉族与原住民的交往都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沈葆桢对台湾行政体制也提出并实行了一些改革，主要有：在艋舟甲创建台北府；增设恒春、淡水两县；改原淡水厅为新竹县，原噶玛兰厅为宜兰县。至于加强海防的具体措施，如建设新式炮台、购买洋炮及军火机械，购买铁甲舰，练水雷军等等，在沈葆桢的主持下，都在一一加紧进行。上述改革措施的实行都得到了清政府的允准，因而加强和改进了清政府对台湾的治理，促进了台湾的进一步开发。可以说，台湾的近代化过程就是从沈葆桢治台开始的。他奏准建闽台水陆电线；用西法在安平、旗后等处建设新式炮台；购买洋炮及军火机械，并建军装局、火药局；调闽厂现造扬武、飞云等一批兵轮供台防之用，并大力倡购铁甲船，从此迈出军事近代化的步伐。1875年，沈葆桢被奏准使用机器开采基隆煤矿，翌年开始动工凿井，建立起第一个近代民用工业。同时，实行开山、抚垦，在香港、厦门、汕头等处设招垦局，招工来台开垦荒地，以促进内山的开发。所有这一切说明，沈葆桢不愧为台湾近代化之路的首倡者。


== 人物评价 ==



沈葆桢为台湾近代化之路的首倡者。


== 复杂的身份 ==




'''沈葆桢铜像'''沈葆桢的身份可以用三个兼任概括： 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 船政大臣兼[[通商大臣]]，两江[[总督]]兼管台湾。正是这三个身份，造就了沈葆桢的不凡人生。作为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沈葆桢的家族和林家早有渊源， 也导致了沈葆桢从小就受到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沈葆桢的母亲林蕙芳是林则徐的六妹，沈林两家的关系由此交织开来。福州城并不大，沈家在宫巷，林则徐母亲的娘家在文儒坊，林则徐家先是在左司营，后迁居文藻山，离三坊七巷都不远，彼此其实算是邻居，可谓远亲不如近邻，走访起来相当方便。沈葆桢长相一般，个子偏矮，而且小时候还非常多病，“ 屡濒于危”。而林则徐能够将小女林普晴嫁给他，应该是早就看好沈葆桢的前程的。沈葆桢11岁那年，父亲沈廷枫好不容易中了[[举人]]， 紧接着赴京应[[礼部]]试时， 曾把沈葆桢带上， 不是带到京城， 而是带到[[南京]]， 此时林则徐正在那里担任江宁[[布政使]]。沈廷枫把儿子留在南京， 然后独自北上应试， 未中，返家时又拐到林则徐那里将沈葆桢带回。就是这段时间， 林则徐可能看上了沈葆桢， 第二年即定下了亲上加亲的[[娃娃亲]]。沈葆桢多才好学，室名“ 夜识斋” ， 尤工于书法， 笔意苍劲， 法度谨严， 间作山水。其诗词也经常得林则徐指点。最为有名的一次， 是沈葆桢书咏月诗一首， 请林公过目， 其中两句曰“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辉满十分”， 颇显自傲。林则徐看后改成“ 一钩已足明天下， 何况清辉满十分” 。林公的谦虚进取之心跃然纸上， 令沈葆桢佩服不已。沈葆桢与妻感情甚笃，从其贫穷之时夫妻相互扶持的家事中可以看出。两口曾相伴赴京赶考。后来， 沈葆桢中进士， 入[[翰林院]]， 直至外放九江[[知府]]， 还是过着贫穷的生活。抵省城赴任时的沈葆桢， 身无分文， 向人“ 挪川费百金”， 是借的盘缠。至省城后， 他租了二进三间排的房子，“ 每月租足纹十一两五钱”， 他为此发出了“ 屋价之贵， 可谓极矣” 的感叹！ 但接着他又借200 两银子寄给妻子。在房价飞涨上天的今日， 时人对此不知如何感想。沈葆桢安顿就绪， 书写长信一封， 其后附长诗一首， 表达对爱情的忠贞。诗中写道：“ 忽闻犬吠便心惊， 望眼如穿万里程。一穗残灯人不寐， 夜深独自听车声。生生世世许同心， 一刻体谅十万金。身似鸳鸯分不得， 寒宵况是病中荼。……别来新梦太分明， 说与君知君莫惊。君处春来又春去， 人间天上几书生。”对[[爱情]]忠贞不二的沈葆桢， 以[[事业]]的拼搏， 回报生活。此后， 沈葆桢因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屡获军功， 而被曾国藩推荐， 并于1862年擢升江西[[巡抚]]， 操办军务。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 清廷赏授沈葆桢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和头品顶戴。经左宗棠推荐， 1867年沈葆桢任船政大臣，1875 年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达到事业的顶峰。



== 处理南昌教案 ==

'''沈葆桢'''


沈葆桢在江西任内， 曾经处理著名的南昌教案。1860年《北京条约》签定后， 传教士在中国拥有了“ 传教宽容条款” 。条约规定：“ 将前谋害奉天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茔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偿。” 而在外国的文本中， 法国传教士孟振生私自在汉文本条约中又增加了“ 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 建造自便” 。根据利益均占的原则，其他各国也相应获得了偷来的这条权力。教案的发生， 大而言之， 是中西文化的冲突， 具体论之， 则是教堂对中国财产的巧取豪夺和包庇教民。中国的地产权利是中国民众最要害的一项权利，教堂要自养、自传，必然要与中国农民争夺土地，由此发生直接的冲突。而教堂对一些作奸犯科的部分教民， 采取包庇的态度，也干涉了中国司法的完整。上述两个原因，都会导致民众和士绅联合起来，反对教堂。1861年末，[[法国]]拉撒路会的罗安当被指派为江西主教，根据不平等条约，他准备收回在[[南昌]]曾经被没收的[[天主教]]的财产。同时，他还想扩大[[教堂]]的规模，并兴建一所育婴堂。当他的中国助手方安之到南昌、买下筷子巷的一所房屋作为育婴堂的时候，南昌以及湖南的士绅们就一哄而上，发布了当时广为流传的《扑灭异端邪教公启》。称：“乃有奸民罗安当、方安之，倡行邪教，煽惑愚民，甚至采生折割，奸淫妇女，锢蔽儿童。” 号召人民：“ 锄头扁担， 尽作利兵； 白叟黄童， 悉成劲旅。”对于中国教徒，一经发现，号召“不必禀官，公开处死，以为不敬祖宗，甘心从逆者戒……”此次教案， 规模宏大。在南昌， 聚集了数千参加科举的学生， 发誓要捍卫中国传统[[儒家]]道统。1862年3月15日沈葆桢上任，但他拒绝接见罗安当。3月17日，愤怒的民众捣毁了育婴堂，砸烂了属于教徒的店铺和房屋。沈葆桢得知此事后说：“夷人逞志于我久矣，不虞吾民之藉手以报之。”而罗安当和方安之于慌乱之中逃跑。罗安当一路跑到了北京，向法国公使节哥士耆禀告了南昌的情形，后者向总理衙门提出了赔偿事宜。急于寻求法国支持助剿太平天国的朝廷， 遂命令沈葆桢处理此事。沈葆桢说“当时不暇致详”，而今“诱之以利，怵之以威，百计推求，仍无端绪”，表示无法处理此案。直到次年一月底，总理衙门经过和法国的谈判，决定派人护送罗安当回南昌，再次命令沈葆桢亲自接见罗，并给法国人赔偿7万两。罗安当还没有回到南昌，南昌的民众再次聚集群起攻之，致使罗安当返回[[九江]]谈判。经过协商，罗安当放弃了在南昌的教堂和育婴堂，并且把赔偿从7万两减至1.7万两。沈葆桢在日后说：“ 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 可也； 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可见其支持反对[[传教]]之理由是为了中国道统的完整。他还以坚强的口吻表达了决心：“虽然，办理不善之咎，我辈自任之，幸勿作缉捕论也。”自此后，中国的教案不断发生，终于发展成为19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



== 事业的成功 ==


'''沈葆桢铜像'''“创自左宗棠， 成于沈葆桢”沈葆桢之事业，以督办福州船政和创建福建水师为最。尽管左宗棠是主要筹划人，但福州船政局刚刚筹建，他即赴任陕甘总督，留下的事业由沈葆桢完成，故有“创自左宗棠，成于沈葆桢”之说。二人均被马尾地方建祠纪念，称“船政之父”。沈葆桢虽多受林则徐儒雅之风的熏陶，但是做起事来，雷厉风行。有人评价道：沈葆桢是“儒家风范，君子之风，但作风之强硬出人意料”。于大事方面，他果断宣称“铁甲舰不可不造，日本不可不防”！于小事方面，有部下偷了外国人的汗衫，他认为此事有辱国格，将此人斩首示众。年长沈葆桢八岁的左宗棠能够举荐沈葆桢继承船政事业，主要是他看中了沈葆桢的能力。二人经历、性情、做事风格颇为相似，这也是左宗棠在沈葆桢再三推辞的情况下，不惜三顾茅庐并鼎力举荐他的重要原因。1864年初，在福州闲居的沈葆桢得曾国藩保奏为江西巡抚，协同曾、左作战，并在一次重大战役中确保了左宗棠军的运粮通道安全，深得左宗棠赞赏。1866年，身为闽浙总督的左宗棠授命筹建福建船政，但不久就被派去陕甘任总督。沈葆桢[[丁忧]]在家，闻讯后带头组织福州缙绅百余人联名呈请恳留缓行，并很快地得到了[[朝廷]]的批准。在缓行期间，左宗棠同福州将军[[英桂]]、福建巡抚徐宗干商量之后，一连三至沈府，恳请沈葆桢出山继承船政事业。而沈葆桢的反应和当年左宗棠出山前闲居农家一样，不愿复出。这越发激起了左宗棠的兴趣。他知道沈葆桢的难处是在身份和用人方面，于是，他保证在接管之初，由他和沈葆桢联名署签奏折，并给他推荐著名绅士、商人胡光墉（[[胡雪岩]]）相助；所有的原班人马，都归沈葆桢调遣。沈葆桢还是犹豫不决， 左宗棠干脆就上疏， 推荐沈葆桢主持船政。清廷于1 86 7 年2月1日降旨，署沈葆桢“先行接办”，“不准固辞”。沈葆桢上任后， 不顾重重阻力， 大张旗鼓地开办船政， 在“ 购置者权操于人，何如制造者权操诸己”的指导思想下，开始了三批打造计划。

'''福州船政局'''


首先是打造[[基地]]。用12年时间，大体建成捶铁厂、拉铁厂、水缸铸铜厂、轮机厂、合拢厂、铸铁厂、造船厂等十多个车间。这些厂房构成了福州船政局的硬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厂房设备，主要是从[[法国]]进口的， 而1 5 年后福建水师竟败于法国人之手！ 据当时一位[[英国]]军官的观察，“这个造船厂和外国任何造船厂没有多少区别”。不仅如此，它还是远东最大的造船厂，把尚未起步的日本远远扔在后面。其次是打造舰船。办厂的最终目的， 是确保中国在[[东亚]]的海军霸主地位。因此，福州船政局的定位，一开始就是要能够自己建造兵船。这和20年后开办的北洋水师相比，是极具远见的思路。1868年1月3日，日本明治天皇颁布了“ 王政复古”诏书，宣布取消幕府制度， 恢复天皇统治权力， 正式开始明治维新。1 5 天后， 沈葆桢主持了第一艘木质兵舰“万年青”号的龙骨安放典礼。该舰长76.16米，宽8.9米，吃水4.54米，排水量1370吨；配置由法国进口的往复式蒸汽主机，马力150匹；顺风航速15节，乘员100人，装六门5.5英寸舰炮。这是中国人近代自造的第一艘蒸汽轮机战舰。次年9月26日，首航成功， 完全由国人自行领航和操作。尽管“ 万年青” 号的主要功能是武装运输舰，但是，它无论吨位还是功率，都大大超过同期日本造的 “ 千代田” 或“ 清辉” 号。逃过了中法战争之劫的“ 万年青” 号， 于1887年1月20日在上海吴淞口外之东沙洋面遭英国京申公司商轮碰撞沉没。


'''福州船政局建造的军舰'''


此后，船厂又造另外三艘木质兵轮“湄云” 号、“ 福星” 号和 “ 伏波” 号。在造第七号舰“ 扬武” 号时， 舰炮被提高到1 3 门， 排水量增加到1560吨，马力增加到250匹，由此达到了当时的中型巡洋舰级别，成为福建水师的旗舰。五年之内，共造舰15艘，其中5艘商船，总吨位达到1.7万余吨。第三是打造[[人才]]。沈葆桢深知要[[科技]]强军， 必须要培养人才。他提出“ 船厂根本在于学堂” 。为此， 他首先在福建创办船政学堂即“ 求是堂艺局”， 培养自己的海军军官， 学习西方近代造船技术。其首先开办的是法语学堂（ 前学堂）， 开设有法语、基础数学、解析几何、微积分、物理、机械学、船体制造、蒸汽机制造等课程。优等生后被派往法国学习深造。后学堂为驾驶学堂， 亦称“ 英语学堂”， 旨在培养海上航行驾驶人员和海军船长； 主要专业为驾驶专业， 以后增设了轮机专业。下设英语、地理、航海天文、航海理论学等课程，学习优异者选送英国留学。以上学堂先后高薪聘请了２０ 多位外籍教师到船政学堂专职任教或兼职授课， 另有4 0 名左右的外国技术员、工匠。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为洋务运动之最。但是， 按照沈葆桢的策略， 必须给这些洋人以高薪。比如船政正监督日意格和副监督德克碑月薪是1 0 0 0 两白银，而沈葆桢自己是600 两。所以， 代价还是颇高的。其次， 他们深知光在国内培养， 无异于闭门造车。于是，沈葆桢推动了中国第一波出国学习（ 海军） 的浪潮。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前后， 朝野一片叫停之声。1872 年1 月， 以[[内阁学士]]宋晋为代表的顽固派发难， 上疏要求停办福建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沈葆桢与左宗棠、李鸿章共同奋起反击。左宗棠上疏力陈必须继续造船。他认为“ 此举为沿海断不容已之举， 此事实国家断不可少之事”， 决不可“ 功败垂成” 。沈葆桢捍卫他“ 死生以之” 的船政， 不顾丁忧服丧， 于18 7 2 年5 月7 日随左宗棠之后上疏抗辩。恭亲王奕訢表示支持， 乃于8 月2 日进呈《船政事宜未可停止折》， 当日奉旨“ 依议，钦此”！ 驳斥停止造船的舆论获得成功。沈葆桢继续其未竟之业， 积极推动留学。后因日本侵台事件， 导致计划搁浅一段时间， 直到1 8 7 7 年初， 沈葆桢才正式提出选派聪颖学员出洋学习的章程。当年3 月31 日， 该计划正式实施， 第一批出国留学生在华监督李凤苞和洋监督日意格率领下， 由香港搭乘法国邮船赴西方学习。这批留学生以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为主，间有少数第二届毕业生，一共38 人， 分赴英、法、美、西班牙等国学习。首届留学生除梁炳年病故，魏瀚、何心川等人因国内需要和生病提前回国外， 其余学生均于1 8 8 0 年陆续学成回国。留学生中后来成为海军将领的有刘步蟾、林泰曾、叶祖珪、萨镇冰等。1 4 年后， 他们参加了中日甲午海战， 在1 0艘参战的舰艇中，出身该学堂的有9 人任管带， 其中有5 人是第一届的留学生（ 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黄建勋、方伯谦） 。其中，“ 济远” 管带方伯谦于1 8 9 4 年9 月2 4 日被清廷以“ 首先退避”、“牵乱队伍”、“拦腰冲撞扬威”三条大罪处斩于旅顺口。其他四人都在甲午战争中殉国了。此案有争议。值得一提的是， 后来殉国的“ 镇远”号管带林泰曾，其祖父林霈霖系林则徐胞弟，故林泰曾称沈葆桢为姑丈。他随福建船政学堂总教习日意格赴欧，入英国海军实习，曾于不同种类军舰上工作。1894年，[[林泰曾]]指挥北洋舰队主力之镇远号与日本联合舰队力战，为日军围攻。镇远虽中弹极多并曾一度起火，但仍沉着应战而未曾退避。[[黄海海战]]后北洋舰队不再轻出。镇远号于1 2 月1 7 日从旅顺撤入[[威海]]时触礁， 林泰曾自认失职， 忧愤下于1 9 日清晨服毒自杀。他继承了林则徐的报国之志。至1897年，船政学堂共派出四届留学生。船政学堂的另一位著名人物是1 4岁考取船政学堂、1 8 77 年被首批选送到英国学习的严复。今人多拿他和大约同时代留学英国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相比，认为严复回国后没有从事军政尤其是海军，是中国的损失，也是中国体制的失败。其实，[[严复]]后来决定译著西学，开启中国文化现代之路，可能是中国真正需要的吧。



== 左宗棠三顾沈葆桢 ==


'''沈葆桢'''清同治五年（1866年）春，太后懿旨，升左宗棠为闽浙总督，设行辕于福州。6月25日，左宗棠上摺奏请在福州设局制造轮船。蒙太后恩准，8月29日决定在“马尾江之三岐山下，鸠工庀材，创立兴办”。于是朝廷加委左宗棠为“饮差马尾船政大臣”，命福建巡抚以下官员，一体协理船政。但不久陕西[[回民起义]]。10月14日，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行前力荐丁忧在家的江西巡抚沈葆桢接手船政，并亲自到宫巷请沈葆桢出山。沈葆桢只是推诿说“重孝在身”，不肯赴职。左宗棠到宫巷两次，都不奏效，知道沈葆桢有许多难处，忙又奏请朝廷给沈葆桢有专事奏折权，“凡船政奏折无需经过巡抚衙门，仍由沈葆桢会臣领衔”。左宗棠第三次到宫巷，亲口对沈葆桢说：“朝廷已特命总理船政，由部颁发关防，凡事涉船政，由其专奏请旨。其经费一切会商将军、督抚，随时调遣，责成署蕃司周开锡不得稍有延误。”沈荷桢点头首肯。第二年二月初一朝廷谕旨沈葆桢“先行接办”，“不准固辞”。于是沈葆桢服期未满，只得出任“马尾船政大臣”。左宗棠大喜说：“接办之人，能久于其事，然后一气贯注，众志定而成功可期，亦研求深而事理愈熟悉。此唯沈公而已。” 


== 相关信息 ==


'''沈葆桢墨迹'''


林则徐有一女，才貌双全，嫁给了当时颇有才气的沈葆桢。沈葆桢年轻气盛，到处夸口，目空一切。林则徐听到别人的议论，就想找个机会和沈葆桢谈谈。有一次，沈葆桢月夜饮酒，诗兴来了，就写了两句咏月的诗：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辉满十分。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弯弯的一钩残月已照亮了大地，何必要那银盘一样的满月呢？沈葆桢让林则徐看诗。林则徐看后，思考片刻，拿过笔随手把“何必”的“必”字改为“况”字，使诗句成了：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况清辉满十分。沈葆桢看后，十分羞愧，因为虽然是一字之差，但意思却[[大相径庭]]，由自满的口吻变成了壮志凌云的生动写照。从此以后，沈葆桢变得谦虚好学了。　　　　　　　　　　　　　　　　　　　　　　　　　　　　　　　　　　







[[Category:偽清[黄元4341~黄元4608]]  [[Categ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