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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渊源 ==


'''武则天'''
科举制首先是从[[文举]]开始的，选拔的都是经国治世的文才，因此文举是科举制的主要组成部分。唐代文举的科目是很多的，[[明经]]、明法（通晓法令者）、明字（通晓书法者）、[[明算]]（通晓术算者）、进士、俊士（才能俊秀者）等五十多种，后来渐渐演变为只重视明经、进士两科。这两科最初只是试策，也就是根据经义和时务写作论文，后来逐渐转变为进士科注重诗赋，明经科注重“帖经”和“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意揭开一页，将左右两边遮住，中间只露出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应试者填充。所谓墨义，则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以考中，而写作诗赋则需要具有一定的文学才能，所以进士科及第很难，当时流传的“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武则天]]是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武举制度也是她执政时期开始的。

武举主要选拔将才，与文举比较，其重要性不及文举，武举出身的地位也不及文举的[[进士]]。历史上的武举开始于武则天执政时期，公元702年，由兵部主持武举考试，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摔跤等。宋代规定武举不能只有武力，还要考问军事策略，比如孙吴兵法（孙子、吴起）等。到了明朝时更改为“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把军事谋略置于军事技术之上，如果在答策的笔试中不及格，便不能参加武试。初期的笔试考三题，试策两题，另一题论考四书。后来四书的题目改为默写武经。但明代的军事职位多半由世荫承袭，再加上由行伍逐步提拔起来的，武举选将只是个补充形式。

[[清代]]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从制度上看，基本沿袭明末，考试程序、办法等也没有多少变化，但由于清朝统治者出身于游牧民族，善于骑射，因此对武举的重视程度大大超过明代。清代武官虽然仍以行伍出身为“正途”，由武举出身的次之，但武举出身者数量不断增大，在军中占有相当比例。加上封建国家大力提倡，制度日益严密，录取相对公正，因此，民间习武者对武举考试趋之若鹜，民间习武之风兴盛一时。


== 基本内容 ==


唐代的武举主要考[[举重]]、[[骑射]]、[[步射]]、[[马枪]]等技术；此外对考生外相貌亦有要求，要“躯干雄伟、可以为将帅者”。宋代时规定武举不能只有武力，要“副之策略”，问孙吴兵法等。到了明朝时更改为“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如果在答策的笔试中不及格，不能参考武试。初期的笔试考三题，试策两题，另一题论考四书。后来四书的题目改为默写武经。武试则最少要求骑射九矢中三，步射九矢中五。至清朝时，改为先试马步射，马射二回六矢，中三为合。步射九矢中五为合。之后比力气，包括拉硬弓、舞刀、举石。弓分八、十、十二力；刀分八十、一百、百二斤；石分二百、二百五十、三百斤。合格者才考笔试。

武举的创立者是唐代女皇武则天，武则天希望通过武举的选拔，增强武功上的核心竞争力。这也就决定了那时代的武举是只考[[武艺]]和膂力，不论韬略智谋，于是，整个考试就像一场军队的演武，喧嚣异常。 唐代的行政法典《大唐六典》规定了武举考试的基本内容。武举是多项内容的综合测试，要考的内容包括长垛、骑射、马枪、步射、才貌、言语、举重等。

[[长垛]]是考察考生射箭的准确性，是在规定距离内考察射箭的水平；马枪又称马射，考的是马上射箭，考察的是考生在移动过程中射箭的准确性；步射以草人为箭靶，考试成绩不但要看命中率，而且还要求射箭动作的规范；才貌主要是要求身高，“以身材六尺以上者为上，以下为次”，唐代的六尺约合现在的1.8米，要求显然是不低；言语以“有神采堪统领者”为佳，神采的有无，主要是靠考官们感觉了；举重就相当于今天的举重，是对膂力的考察。由以上考试内容可以看出，射箭和膂力是最受重视的科目。这直接影响了后人对那个时代的英雄形象的塑造——《说唐》中，对膂力尤其看重。譬如[[李元霸]]、宇文成都、裴元庆、熊阔海等人，“力大”成了小说家最常用的赞美之词。


== 历代大事记 ==


公元629年（[[唐太宗]]贞观三年）唐太宗下诏曰：“白屋之内，闾阎之人，但有文武才能，灼然可取。”公元656～680年（唐高宗显庆至调露年间）高宗先后诏令五品以上官员及诸州牧守荐举武勇之才。

公元702年（武则天长安二年）始创武举。武则天下诏：“朕闻武之道凭经纬而开国，春秋之功，借生杀而成岁。……可令文武内外官五品及七品以上，清官及外官刺史都督等，于当管部内，即令具举，且十室之邑，忠信尚存，三人行，我师犹在，会须搜访，不得称无，荐若不虚，自从异之曲，举非明士，岂漏贬责之科，所司明为条例，布告远近，知朕意焉。”初令天下诸州有练习武艺者，每年准明经进士例举送。第一次把武科放在与进士、明经两科同等的地位。正月十七日，武则天令兵部主管武举。考生为六品以下文武官，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勋官子弟，年满18岁并已交纳十三年“品子课钱”者。考试内容共有七项：靶射、骑射、步射、身高相貌、言论、举重（翘关）。通过考试录取身躯魁伟，应对详明。有勇有才且可为统帅的举子。如文职官员则录取身高六尺以上，年龄40以下，强勇且能统帅部队之人。凡触犯令者、工商之子、州县衙门小吏，不得参加考试。

公元713～724年（唐玄宗先天二年至开元十二年）唐玄宗开元年间，始设武学（专门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

公元731年（唐玄宗开元十九年）朝廷诏令武贡举人与明经、进士同行乡饮酒礼。

公元738年（[[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朝廷诏令由兵部侍郎取代兵部员外郎主持武举考试。

公元798年（[[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唐王朝停废武举，长达10年，这是武举史上的首次停废。起因是谏议大夫田敦认为武举人拿着弓箭出入皇城，可能威胁到皇帝的安全，上表请求废止武举。

公元808年（唐宪宗元和三年）在朝野上下的呼声中，唐王朝恢复了武举。

公元907～960年（五代时期）由于军阀混战，战乱频仍，武举尽废。

公元1029年（北宋仁宗天圣七年）宋王朝初设武举，恢复了自五代停废的武举考试。

公元1030年（北宋仁宗天圣八年）宋仁宗亲试武举人，标志着武举殿试的开始，共有14人参加殿试，张建侯、楚宏等8人被录取为武进士。

公元1034年（宋仁宗景元年）仁宗下诏：“殿试举人，考官日迫，多不精审。自今初考覆考详定，以十日为限。”景佑元年二月四日，诏应进士诸科取解不获者，不得应武举。

公元1043年（北宋仁宗庆历三年）在武成王庙开始设立武学，任命阮逸为武学教授。这是自有武举以来的第一个古代军事学校，但它只生存了九十三天。原因是无人愿意入学。

公元1049年（北宋仁宗皇元年）宋仁宗下诏命令停止武举。

公元1053年（北宋仁宗皇五年）武举停废前的最后一次考试。它只允许参加过省试的武举人投考，该科共录取61名武进士，是宋朝廷历次武举中录取人数最多的一次。

公元1063年（[[北宋仁宗嘉]]八年）宋王朝复置武举，对考试方法、学习内容以及如何授官均有了新的规定。试图以新武举选拔武官，提高军官素质。

公元1070年（北宋神宗熙宁三年）翰林学士司马光进言：“奉职考试武举人，而法当先试弓马，若合格即试策。缘弓马者，先士卒之法，非所以求将帅者也。不幸而不能挽强驰穿梭，则有策略将帅之材，不得预试，恐非朝廷建武举之意。况试弓马法，挽与把齐，犹不应格。自今欲乞试策优并挽弓及把者，皆听就试。”朝廷下诏令丧亲者满三个月后才可就试。

公元1072年（北宋神宗熙宁五年）复置武学于武成王庙，并为武学制订了相应的制度，其中学习期限为三年，每期武生人员为100名。

公元1075年（北宋神宗熙宁八年）朝廷接受王致尧建议，下诏令自即日起武举与文进士同时差官锁试。

公元1078～1085年（北宋神宗元丰年间）朝廷规定，武学生分为高级的上舍生，中级的内舍生，低级的外舍生三等。

公元1102～1106年（北宋徽宗崇宁年间）朝廷规定各州普遍设立武学，并仿儒学立考选升贡法。

公元1120年（北宋徽宗宣和二年）朝廷置州县武学。

公元1146年（南宋高宗绍兴十六年）朝廷始复武学，一如旧制。

公元1177年（南宋孝宗淳熙四年）朝廷颁布《武举绝伦并从法》，鼓励武进士从军。

公元1199年（南宋宁宗庆元五年）朝廷命各州州学皆设武士斋舍，选官教习。

公元1141～1149年（金熙宗皇统年间）金朝开始设立武举取士。

公元1203年（金章宗泰和三年）金朝廷规定：武举一甲第一名任职忠勇校尉，二、三名任职忠翊校尉。

公元1368年（明太祖洪武元年）朱元璋下令设文、武科取士。“兹欲上稽古制，设文武二科以广求天下之贤。应文举者，察其言行以观其德；考之经术以观其业；试之书算、骑射以观其能；策之经史时务以观其政事。应武举者，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俱求实效，不尚虚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预为劝谕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俟开举之岁，充贡京师，其科目等第各有出身。”

公元1387年（明太祖洪武二十年）七月，礼部奏如前代故事，立武学，用武举。朱元璋一反常态，认为“是析文武为二途，自轻天下无全才矣。”遂罢不立。

公元1390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三年）在北平行都司设立了儒学，教习武臣子弟。

公元1402年（明惠帝建文四年）始置京卫武学。设教授1人，训导2人。后增至6人，复减其2人，教材以讲习《七书》为主。公元1402年（明成祖永乐元年）明成祖即位，罢武学。

公元1435年（[[明宣宗]]宣德十年）英宗即位，诏天下卫所皆立学。

公元1436年（明英宗正统初年）监察御史朱鉴上《请设京卫武学疏》，提出乞开武学，以典武科的建议。

公元1441年（[[明英宗]]正统六年）五月，英宗下旨“开设京卫武学”。任命教授一员，训导八员，用以教习武臣子弟，以兵部司官提调。

公元1441年（明英宗正统六年）七月，立武学学规。规定“幼官”及武职子弟所读之书《小学》、《论语》、《孟子》、《大学》内一本；《武经七书》、《百将传》内一本，每日总授不过200字，有志者不拘。必须熟读，三日一温，就于所读书内取一节，诵说大义，使之通晓。

公元1442年（明英宗正统七年）四月，设南京京卫武学。

公元1464年（明英宗天顺八年）宪宗即位，立武举法。凡天下取贡，举谙晓武艺之人，兵部会同京营总兵官于帅府内考其策略，于教场内试其弓马，有能答策二道，骑中四箭以上，步中二箭以上者，官自本职量加署职二级；旗军舍余人授以试所镇抚，民人授以卫经历，月支米三石。能答策二道，骑中二箭以上，步中一箭以上者，官自本职量加署职一级，旗军舍余授以冠带，总旗民人授以试卫知事，月支米二石。

公元1465年（明宪宗成化元年）四月，申定武学学规凡十五则。

公元1470年（明宪宗成化六年）会试武举，取中刘良、鲁广等6名武进士。[[刘良]]为明朝第一位武状元。

公元1478年（明宪宗成化十四年）五月，太监汪直请开武举乡、会、殿试悉如文举。宪宗下兵部集议。尚书余子俊会同文武大臣暨科道官员议之，众皆知其不可，亦不敢违，遂议上武举科条大略奏上。内阁票拟：“武举重事，未易即行，令兵部移文天下，教养数年，俟有成效，巡按提学等官具奏起送处之。”遂被搁置。


== 宋代武举 ==


宋朝，首开武举殿试之先河，形成了解试、省试、殿试的三级考试制度。宋武举一改唐武举只重武艺，不问文章的做法，注重考察武举子的军事理论素养，欲选拔出才兼文武之儒将。宋朝虽然历经坎坷，但终将武学制度化，并编订了教材[[《武经七书》]]。而朝廷颁布《补官差注格法》，又将武举授官与军队建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从选拔军事人才的观念看，宋朝武举更加理念化，更具进步色彩，宋朝文武并重，打破了以弓马选将帅的传统，开辟了在和平条件下选拔军事人才的新路，对从高门贵族子弟中选拔将领的倾向形成了冲击。 然而，宋朝“重文轻武”的社会背景，“以文制武”、“将从中御”的统兵体制，使宋代武举难以避免地表现出“录取人数不多”，“武学规模不大”，“武进士不愿从军或学非所用”等弊端。终宋一朝，名臣、名将中无一人出自武进士。靠武学培养，用武举选拔优秀将帅以提高军官素质的理想未能得以充分实现。

'''一、宋朝武状元与武进士的人数''' 据《状元大典》、《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宋会要辑稿补编》、《宋史》等文献及有关地方志记载，宋朝自北宋仁宗赵祯天圣八年（1030）开设武科，到南宋度宗赵禥咸淳十年（1274）最后一科武举，共计开武举七十八榜，应产生78名武状元。目前，发现有姓名可考的武状元人数是8人，其中1名应视为武童试状元，科分不详者6人。

从《状元大典》之《宋代武举登科表》中可以得知，有四十四科武举确切记载了武进士的人数，这四十四科产生了1459名武进士。笔者在查找地方志史料时又找到了十八科武举的188名武进士的姓名。这样，已知的宋代武进士人数就达到了1647人。但遗憾的是，这十八科中，每科录取武进士的总人数却不详，这个188名的数字，绝对少于这十八科所录取的武进士的真实数字。对于另外十六科，不但录取的武进士总人数不详，且笔者在查找史料的过程中，也没有发现除武状元以外的其他武进士的姓名。另外，在此十六榜中，有的榜连武状元的姓名都不知道。

从有确切武进士人数的四十四榜看，宋朝录取人数最多的一榜是董君平榜，61人；录取最少的一榜是应?然榜，仅录取2人。宋朝武举录取人数每科大多在30人至50人之间，如果将已知的四十四科1459人平均一下，则每科录取武进士人数是33人。如果假设宋朝每科录取的武进士人数是30人，那么，就可以推断出宋朝七十八科武举共录取了2300余名武进士。

同文进士科录取的人数相比，宋朝录取武进士的人数实在太少。宋朝共开文进士科一百零八榜，录取正奏名文进士42457名，文进士的人数是武进士人数的十八倍还多。

'''二、宋朝对武举制度的贡献''' 第一，宋朝武举开始了殿试。宋朝的武举考试分三级进行，即解试、省试和殿试。殿试的出现显示出宋朝统治者对武举的重视程度，其考试周期多为三年一次，亦有四年一次，而第一次武举殿试与第二次武举殿试仅差一年。

从时间上看，宋朝解试是六月底于行在兵部报名，八月考试。解试前要有一个资格试，由各路地方官直接考核。其不限人数，只要弓马合格，即可参加解试。解试由行在兵部主持，所取名额有一定的限制，一般是70人左右。 省试由兵部主持，是真正的“兵部试”。时间在解试后第二年的一月或二月。 每科的殿试时间存在着较大差别，大至在三月至八月之间进行。殿试虽由[[皇帝]]亲试，但基本上只是一个形式，目的是显示皇帝的恩典，只要不出大问题，所有参加者都能通过。武状元是根据考生的成绩与皇帝的好恶而产生出来的。

第二，宋朝武举考试的内容是文武并重。

宋朝武举一改唐代武举只重武艺的做法，变为既考武艺，又考策论。武艺以考弓马为主，弓马分为两场，先“步射”，后“马射”，由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具体承办。弓马合格，则参加文章考试，先考策问，后考《武经七书》。宋武举从整体上表现出一种文武并重的倾向，其目的是为了求得能征善战的儒将，其结果是宋朝的武进士与武状元的整体文化素质较高。他们中的不少人，有的在地方上做出了成绩，如朱熠、[[蔡必胜]]；有的还成为军事理论家，如华岳、江伯虎；有的在军事上成为独当一面的战将，如程鸣凤、许思纯、张建侯、厉仲方、周虎、薛奕。

第三，宋朝建立了比较完备的为武举而设的学校——武学，编制了专用的教材《武经七书》，使武举人才的培养有了较为坚实的基础。据有关文献记载，唐朝曾于玄宗开元年间（713～724）建立过武学，但却没有制度化。这种肇始于唐代的武学，被宋代统治者所借鉴、发展与完善。

第四，在武举中设置绝伦科，是宋朝武举的一个特点，也是宋朝武举的一个创新。 冷兵器时代，士兵武艺的高低对军队的战斗力影响很大。军队和民间都有很多文章作得不出色而武艺出众且有韬略的人才。为了不使这些有专长的武士有失落感，并发挥他们的特长，宋朝武举特为他们设立了绝伦科。这种开始于北宋的绝伦科并不独立于武举之外，它只是在武举子们之间的部分考试内容中存在着一定差异。绝伦科举子的考试内容也考“策对”，只是在录取时放低了文章的标准，但又加大了对武艺考试的难度，要加试步射和弩踏，且所使弓力也大大高于其他参试者。北宋武举绝伦科对文章要求极低，但到了南宋，绝伦科性质也变为文武并重。

第五，南宋孝宗于淳熙六年（1179）颁布了《补官差注格法》，大幅度地提高了武进士的授官阶别，对鼓励武进士从军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 '''三、宋朝武举的地域性''' 北宋武状元的籍贯多为不详，[[武状元]]的地域性，主要表现在南宋时期。自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起，到南宋末年的48科武举中，共有14榜的武状元产生于今浙江省的平阳县，比例超过了四分之一。由此，平阳被誉为武状元之乡。另有八榜的武状元产生于福州，比例占到了六分之一。

在南宋，武进士的产生也表现出了很强的地域性。据1991年出版的[[《平阳县志》]]第608页记载以及笔者的统计，在已知的南宋1182名武进士中，平阳县共产生了276名武进士（其中武榜眼5名，武探花6名），其比例占到了南宋已知武进士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三以上。此外，今福建省的闽县及长乐等地也产生了不少武进士。

平阳为什么能够产生出如此多的武进士、武状元？这当然离不开平阳县的物质基础与人文背景。

首先，平阳经济富庶，为练武习文者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 平阳地域辽阔，其面积占据了今天整个温州地区总面积的1/3。它地处东海之滨，气候宜人，风光旖旎，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鳌江横穿全县，流入东海。该地区的南麂岛是浙江最好的渔场之一，而肥沃的万全平原更是粮食作物生长的天堂。这些使[[平阳]]成为富庶之地，鱼米之乡。

平阳丰富的物产，繁荣的经济，颇有发展的空间，使其成为移民的理想场所。平阳县有户籍记载，始于宋朝。据记载，北宋哲宗绍圣年间，平阳县有65000多人。其时，温州尚属“僻远下州”。后宋室南渡，人口随之大量南徙。高宗建炎年间（1127～1130），平阳人口增加了218%，在两宋之际人口锐减的背景下，这个数字显得尤为突出。

其次，平阳有着比较深厚独特的人文背景。 平阳县的人文背景可以用三句话概括：一是浓厚的尚武之风，二是鼎盛之学风，三是平阳人将自身价值的实现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

平阳地处今浙江省南部，西邻福建，东面大海，擅山海之胜，所谓“面海负山，实维瓯闽疆”，成为“两浙咽喉，八闽唇齿”。从北宋起，因禁止海上商贩非法贸易的需要，有关方面在当地招募壮年男子，组成精锐部队，据险立栅，设立了蒲门、南监两寨，以防御海盗、外寇。士兵的本土化，使当地形成了较为浓厚的尚武风气。宋室南渡后，平阳作为闽浙交通要道的作用更加突出，且因临近南宋都城杭州，拱卫京师的责任日渐重大，朝廷也更加重视当地军队的建设。历史的渊源与现实的需要使当地民风颇为强悍，也使他们较注意学习武艺，时至今日，当地还流传着“男壮皆练武，村村有拳坛。”的民谚。

高宗南渡，使宋朝的统治中心发生位移。人口大量南迁，一些社会精英来到平阳，使平阳的人才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平阳的人文环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平阳由北宋时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一跃而成为南宋学风鼎盛、人才辈出之地。终宋一朝，平阳不仅出了14名武状元，众多武进士，还出了3名文状元，1名文榜眼，2名文探花，406名文进士。爱国诗人林景熙，著名学者陈经正、陈经帮、宋之才均出自平阳。

宋朝武举，不单考较武艺，更注重考核武举子的军事理论素养，推行“以策问定去留，以弓马定高下”。研讨兵书，离不开必要的文化知识，如果平阳只有尚武之风，而无鼎盛之学风，那么，平阳产生的将不是具有一定文化功底和军事理论素养的武进士、武状元，而是四肢健壮、头脑简单的武夫。在平阳的武进士中，有不少人本身就是文进士，他们有的是先考文举，再考武科，有的是先中武举，入仕后再换文科。有不少人虽为武进士，却任职州、县，如薛万石知阳朔县，朱尚志知梧州，杨梦飞知滕县，杨镛知贵州，薛应龙知惠州，薛文焕知慈利县，而其中颇有政绩者，又以武状元朱熠、蔡必胜为最。

南宋一朝饱经战乱之苦，众多的平阳移民有着太多的国仇家恨，现实的残酷使平阳人知道，只有保国才能治国。当此之时，国家最为需要的是统兵打仗的将帅之才。正如平阳兄弟武状元陈鹗、陈鳌的父亲陈文教导他们所说：“世治尚文，世乱尚武，建功报国，正此时也。”所谓“宁为百夫长，不为一书生”是也。对于收失地，雪国耻，迎请二圣还朝，文人雅士的坐而谈，自不如铁血之士的起而行。南宋末年，平阳不少武进士喋血疆场，以身殉国。将社会现实需要与实现自身价值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能不视为武状元多为平阳人的原因之一。浓厚的尚武之风给平阳人以较高的武艺，鼎盛之学风又赋予平阳人以深厚的文化功底，加上南宋社会的现实需要对平阳人的影响，使平阳人占尽武举的天时、地利、人和，使平阳人在推行文武并重、以选拔儒将为己任的宋朝武举考试中得以一展身手，独领风骚。

四、宋朝武举的局限性 有宋一朝的武学与武举，确实培养、选拔出了不少军事人才，如[[许思纯]]、熊安上、周虎、程鸣凤、张建侯、历仲方、江伯虎、蔡必胜、华岳、薛奕等。但从整体上讲，宋朝的武举并没有选拔出，也没有培养、造就出十分优秀的将帅。宋朝一些优秀的军事将领，如[[岳飞]]、韩世忠、狄青等人，均非武举出身。如果探其原因，不外以下二点。

1武举录取人数太少，武学规模太小，且武学是武举的附庸。 就制度本身而言，宋朝的武举无疑是先进的。然而，它并不是宋朝统治者求取军事将领最常用的办法。从整体上讲，宋朝最盛行的仍是以世袭或行伍升迁为军官的制度。与之相比，武举的份量实在是太轻。在北宋三十科武举中，有不少科武举录取的人数仅10余人，最少的仅为2人、6人。众所周知，量是质的前提，没有量的基础，难有质的飞跃。如此少的几榜，如此少的几个人能在军队建设中起多大的作用？相信人们不难得出结论。南宋录取的武进士虽然多一些，但也大多不过是30至50人，与文进士的录取人数相比，武举录取的人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宋朝武学本是培养军事人才最理想的场所，那里既可以研讨兵书战策，排兵布阵，又可以演练刀枪，谙熟弓马，理应成为将帅的摇篮。但它不是因为重文轻武的社会背景导致生源不足而停办（北宋时），就是因为规模太小、入选严格而导致不少颇具天资的人难以涉足其中。试想，全国只有这么一所学校，且这座学校三年招一期，每期仅100个名额，要由中高级官员保荐，还动不动就停办。与太学相比，可以说武学更像是一所实验学校。武举是选拔制度，武学是教育制度，两者本应是一个重选拔，一个重养成，但武学生只有通过武举才能进身仕途，武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沦为武举的附庸，就是为武举而设，武学的教育成为应试教育，武举制约着[[武学]]的发展。

2武进士的自身弱点。 宋朝武进士中有不少忠义之士，仅入《宋史》之《忠义传》者就有8人。但是，南宋社会也曾出现过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武进士不愿从军，即使是江伯虎这样有才华的武状元也视从军为耻辱。武举本是朝廷求取军事人才的有效手段，如果被朝廷选中、录取的所谓军事人才不愿意服务于军队，效忠于国家的国防建设，那么，武举的意义和初衷就打了折扣。人们可以设想，一个不愿意成为军人，不愿意将自己的平生所学应用于沙场之上的武进士，无论如何是成为不了名将的。当然，武进士自身的这些弱点，同样也是宋代重文轻武的大背景造成的。

宋朝武举虽有着历史的局限性，但它对选拔军事人才所做的有价值的探索，它对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追求，无不充满了先进的理念色彩。它虽未能使宋朝人到达理想彼岸，但其进步的思想、先进的理念所闪烁出的智慧之火，却对后人不无裨益。


== 清代武举 ==


清代武举一依文榜程序，考试大致分四个等级进行。

一：[[童试]]，在县、府进行，考中者为武秀才。二：[[乡试]]，在省城进行，考中者为武举人。三：[[会试]]，在京城进行，考中者为武进士。四：殿试，会试后已取得武进士资格者，再通过殿试（也称廷试）分出等次，共分三等，称为“三甲”。一甲是前三名，头名是武状元；二名是武榜眼；三名是武探花。前三名世称为“鼎甲”，获“赐武堤及第”资格。二甲十多名，获“赐武进士出身”资格。二甲以下的都属三甲，获“赐同武进士出身”资格。殿试的规格很高，一般由皇帝亲自主考。考试揭晓后，在太和殿唱名，西长安门外挂榜，并赐给武状元盔甲。然后由巡捕营护送武状元归第，炫耀恩荣。第二天，在兵部举行盛大的“会试宴”，又赏给武状元盔甲、腰刀等，赏给众进士银两等。清代科甲等级差别甚大，同样是武进士，一、二、三甲的等级和荣誉却大不相同。自然状元是出尽了风头的，登第后的三天内，可以披红挂彩，上街夸官，真所谓春风得意、风光十足了。

[[殿试]]以后，通常立即由兵部授予官职。顺治三年（1646）丙戌科是清朝武举第一科，当时规定武状元授正三品的参将，武榜眼授从三品的游击，武探花授正四品的都司。二甲授正五品的守备，三甲授从五品的署守备。康熙年间又有变动，改为一半授营职，是直接带兵的官，另一半授卫职，是皇帝的宫廷侍卫。雍正五年（1727）规定，武状元授御前一等侍卫，武榜眼、探花授二等侍卫。再从二甲中选头十名，授三等侍卫。其余全在兵部注册授于守备等营职。雍正以后各朝武进士的授官情况还有一些变化，不过所授品阶基本上以康熙朝定制为准，没有太大的变更。

清朝武举各级考试，通常每三年举行一次，每科录取人数也有定额。但常科以外，还时常增设所谓“[[恩科]]”，常额以外，也增加一点“恩额”。

这类“恩科”、“恩额”都由皇帝直接掌握。无非笼络人心，吸收更多的武勇人士为统治者效命。考试办法差不多与明代一样，分一、二、三场进行。一、二场试了弓马技勇，称为“外场”；三场试策论武经，称“内场”。一场试马上箭法，驰马三趟，发箭九枝，三箭中靶为合格，达不到三箭者不准参加二场。乾隆年间，一场又增加了马射“地球”，俗称“拾帽子”，专为考察伏射能力。二场考步射、技勇。步射九发三中为合格。所谓“技勇”，实际上主要测膂力。一共三项。头项拉硬弓，弓分十二力、十力、八力三号，另备有十二力以上的出号弓。应试者弓号自选，限拉三次，每次以拉满为准。二项舞大刀，刀分一百二十斤、一百斤、八十斤三号，试刀者应先成左右闯刀过顶、前后胸舞花等动作。刀号自选，一次完成为准。第三项是拿石礩子，即专为考试而备的石块，长方型，两边各有可以用手指头抠住的地方，但并不深。也分为三号，头号三百斤，二号二百五十斤，三号二百斤。考场还备有三百斤以上的出号石礩。应试者石号自选，要求将石礩提至胸腹之间，再借助腹力将石礩底部左右各翻露一次，叫做“献印”，一次完成为合格。凡应试者，弓、刀、石三项必有两项为头号和二号成绩，三号成绩超过两项者为不合格，取消三场考试资格。⑤

三场是考文，当时叫“程文”，也称“内场”，相当于文化课考试。内场考试对大多数武人来说，比外场考试更难应付，所以考试办法不得不屡有变动。最初是考策、论文章，“策”相当于问答题，“论”是按试题写一篇议论文。顺治时定为策二篇、论二篇，题目选自四书和兵书。康熙年间改为策一篇、论二篇。策题出自《孙子》、《吴子》、《司马法》三部兵书，论题只从《论语》、《孟子》中出，考试难度有所降低。乾隆时，又改为策一题，论一题，题目都选自《武经七书》。到嘉庆年间，考虑到武人多不能文，所考策、论多不合格，而不少外场成绩突出者又往往败于内场，于是干脆废除策、论，改为按要求默写[[《武经七书》]]中一段，通常只一百字左右。这样一味迁就，使内场考试的水平越来越低，最后差不多只是形式上的存在了。当时社会上歧视武人之风很盛，经此一改，武人更加被文士们看成纤纤武夫，武举的社会地位大不比清代前期了。著名学者[[赵翼]]有一段记述，最能反映武举内场考试的实情，也反映了当时文人对武人的轻蔑：

“武闱但以弓马技艺为主，内场文策不论工拙也。余尝主顺天乙酉科武乡试，其策有极可笑者。如‘一旦’二字多作‘亘’字，‘丕’字又作‘不一’字，盖缘夹带小本字画甚密，不能分晰，故抄誊讹错耳。又如‘国家’字应抬高一字，则凡论古今地名处，如‘国家四郊多垒’、‘社稷危亡’之类，亦无不抬头。武生自称‘生’，则应于行内稍偏，乃又将‘生人’、‘生物’、‘生机杀机’之生字，一概偏在侧边。如此者不一而足。然外场已挑好‘双好’字号，则不得不取中。幸武闱无磨勘之例，可不深求耳。”⑥

实际上[[康熙]]注意到了科举文武分途不利于造就兼备人材的问题，他曾要求打破考试中的传统界线，允许文武生员举人交叉考试，武科举人可以改考文科进士，文科举人可以改考武科进士。康熙认为：“如此则各得展其所学，文武两途，皆得真才矣。”⑦然而，整个清代，文武交叉考试者寥寥无几。文武各成畛域而壁垒森严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文人不武，武人不文，文武兼长的人材也就越来越少。文武分途的考试制度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材，却很难造就出云文云武的博通人材，应该说这是科举制度的弊端之一，也是清朝中后期政坛上出将入相人材日见匮乏的原因之一。

上面所讲考试办法，是会试一级的，乡试、童试的考试办法与会试大致相同，只二场弓、刀、石的份量相应降低，马步射降为九发二中为合格。

清朝对武科乡试、会试的录取额有具体规定。康熙二十六年（1687）规定，武乡试录取名额约为文乡试的一半，全国共八百四十名左右。其中河北省（直隶），一百零八名，其他各省六十名以下不等。会试录取名额康熙初年以前，大致在每次录取二百名到一百名之间。康熙十八年定额一百名，后来又规定不拘定额，特别是不拘各省分配的定额，只按考试成绩，奏报皇帝，由皇帝和主考大臣临时酌定录取人数。酌定时也要考虑到各省都有名额，但一甲、二甲只依据成绩圈定，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每科参加会试的武举人，一般在千人左右，有时多到两千人左右，进士录取额如果平均以一百二十人计，那么录取比例差不多是在十人或十几人中取一名，显然，考取[[武进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落第的武举人，雍正年间曾规定按路程远近发给回家路费，多则十两，少则四、五两。而大部分武举人，按规定可到兵部注册，由[[兵部]]依据个人成绩分三等授予武职，也可以到本省军营中效力。总之，只要有一个武举人资格，就算有了进身之机，同样也有逐步升迁的机会。

清代武举制度与大清帝国相始终。[[鸦片战争]]以后，频繁的御侮战争中，早就显露出武举人材不能适应新的战争，除了长矛大刀与坚船利炮之间的差距外，更重要的还是基本素质和军事思想上的差距。然而朝野上下株守陈规，玩岁愒日，武举考试竟一直被延续下去。光绪二十一年，荣禄首先提出废止武举考试，他说：“自火器盛行，弓矢已失其利，习非所用，与八比试帖之弊略同。积弱之端，未始不由于此。”⑧他主张各省创设武备学堂，以西洋军事课程培养新式军人。然而荣禄的倡议并没有得到大多数朝臣的响应。一拖便是几年，光绪二十四年照例举行武举会试——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武会试。不久，要求改革的呼声又一次响起来，“内外臣工请变更武科旧制，废弓、矢、刀、石，试枪炮。”然而依旧未能实行改革。⑨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武举制度才终于被宣布废止。可惜这已经太晚了，仅仅十年后，大清帝国便宣告灭亡了。

清代的武会试，自顺治三年（丙戌）开科，到光楮二十四年（戊戌）截止，一共进行了一百一十二次。也就是说一共产生了一百一十二个武状元，还有一百一十二名榜眼和探花，总计武科前三名（鼎甲）是三百三十六名。一百一十二年武状元的姓名都有记载，但目前能确知其籍贯者只九十二人，其余二十一人还有待于考求。这九十二个武状元，河北省出的最多，共三十二名。以下山东十三名，浙江八名，江苏六名，河南、山西各五名，广东四名，甘肃、福建各三名，江西二名，四川、陕西各一名。此外，汉军旗六名，满军旗三名。

这个统计不完备，也不是很准确的，不过大略可见各省武举基础的差别。所谓武举基础，可从两个方面认识，一是尚武风气，二是文教水平。[[河北省]]武状元最多，武榜眼、探花也比别的省多，这与河北省武风素盛分不开。正因为河北省武风基础好，所以清朝对河北省特别重视，乡试名额总比他省给得多。陕、甘二省古多名将，尤其是甘肃，虽然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但自来“人材健壮，强勇者多，骑射娴熟，胜于他省。”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中的名将[[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都出在陇右，所以清朝对陕、甘二省总是另眼相待。武乡试名额，顺治朝规定陕、甘各二十名，后经康、雍、乾三朝追加，两省都增至五十名，这比许多大省的名额都多。有清一代，甘肃出了三名武状元，一名榜眼，四名探花，以甘肃的经济文化和人口而言，这个数字不能算小了。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甘肃包括宁夏，三名武状元张文焕、马会伯、李如柏都出在宁夏，五名榜眼、探花中，也有三人出在[[宁夏]]。人口不及江南一个大县的宁夏，居然出了六名武科鼎甲进士，这不能不是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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