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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国时期后期墨家的著作。指今本《墨子》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6篇﹔《墨经》亦称《墨辩》﹐主要是讨论认识论﹑逻辑和自然科学的问题。注解和研究《墨经》之名始见于《庄子?天下》篇。晋代鲁胜曾以《墨子》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为《墨辩》﹐作注﹐还“引《说》就《经》﹐各附其章”。秦汉以后﹐随着墨学的衰微﹐《墨经》也很少流传。现在可见的只有鲁胜的《墨辩注叙》﹐保存在《晋书?鲁胜传》中。清代乾隆年间﹐毕沅﹑孙星衍﹑汪中﹑张惠言等纷纷为《墨子》作注。后来孙诒让汇集毕沅以来的研究成果﹐加上自己的见解﹐辑成《墨子闲诂》一书﹐其中有对《墨经》的考订。近现代学者谭戒甫的《墨辩发微》﹑高亨的《墨经校诠》﹑沈有鼎的《墨经的逻辑学》﹑詹剑峰的《墨家的形式逻辑》等著作﹐联系历史背景﹐比较古希腊﹑印度的逻辑学﹐综合自然科学和经济学的知识﹐对《墨经》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深入的研究﹐使得《墨经》有一个大体可读的脉络。哲学内容,自然观方面﹐《墨经》摆脱了前期墨家天志﹑明鬼的思想影响﹐根据当时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对时间﹑空间﹑运动等哲学范畴作出了明确的说明。《经上》说:“久﹐弥异时也”﹔“宇﹐弥异所也”。《墨经》指出﹐“久”是时间范畴﹐包括古今早晚等一切具体时间在内﹔“宇”是空间范畴﹐包括东西南北等一切场所﹔“异时”与“异所”则构成“宇宙”﹐宇宙是无限的。《墨经》用时间与空间的统一来说明运动。《经下》说:“宇或徙﹐说在长宇久”﹔《经说下》解释说:“长﹐宇徙而有(又)处﹐宇南宇北﹐在旦有(又)在莫(暮)﹔宇徙久”﹐认为物体的运动必经历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在一瞬间内﹐物体既不在某一点又在某一点上﹐但整个运动却是由此处到达彼处﹐由此时至于彼时﹐时间﹑空间和运动三者是统一的。认识论方面﹐《墨经》继承和发展了前期墨家唯物主义反映论的思想﹐阐明了认识的来源与认识的过程﹐认为人具有认识的能力﹐《经上》说:“知﹐材也”﹔认识能力仅仅是获得认识的必要条件﹐有了认识能力还不等于有认识﹐犹如有了眼睛并不等于已经见到了事物一样﹐《经说上》说:“知也者﹐所以知也﹐而不必知﹐若明”﹔要得到知识必须以感官去接触外物﹐《经上》说:“知﹐接也。”《经说下》说:“惟以五路(五官)知”。《墨经》又认为﹐接触事物首先要认识其外貌﹐说:“知也者﹐以其知过物而能貌之”。“貌之”属于感性认识﹐要得到明了透彻的认识还必须经过“心”的作用﹐说:“﹐明也”﹐“也者﹐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着”。这就是说﹐表面的感性认识﹐经过心的思维作用﹐形成深切着明的理性认识﹐便从“过物”进到“论物”。《墨经》还把知识按其获得方式分为三类:“闻知”得自传授﹔“说知”是由已知推及未知﹔“亲知”系直接经验所得。后期墨家特别重视亲知﹐认为它是闻知和说知的基础。《墨经》还讨论了认识和客观事物的关系﹑以及检验认识的方法﹐提出了“名﹑实﹑合﹑为”四个概念。“名”是称谓对象的名词﹑概念﹔“实”是被认识﹑称谓的对象﹔名实相耦(“合”)才能成为真正的知识﹔而“为”则是认识的目的和验证﹐它本身体现了动机和效果的统一。逻辑方面﹐《墨经》的贡献尤为突出。在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辩”是思想斗争的重要工具﹐《小取》把辩的目的规定为:“明是非之公﹐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这就否定了庄周学派“不谴是非”的主张以及惠施﹑公孙龙学派玩弄概念的偏向。同时﹐《小取》还提出辩的原则应该是“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即必须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了解各种言论的同异﹔“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认为概念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判断必须表达确定含义﹐论证必须有充分根据﹐而比较推理也要“以类取﹐以类予”﹐只有同类事物﹑同类概念才能比较推论。《墨经》还具体探讨了概念的分类﹑判断的形式﹑推理的原则与方法。(见后期墨家逻辑)社会历史观方面﹐《墨经》继承和发展了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学说﹐公开提倡注重实际的功利主义﹐以利害作为衡量是非善恶的标准。它主张历史进化论﹐认为尧舜之道在当时是好的﹐拿到今天就行不通﹔今天的社会应该根据今天的情况来治理。《墨经》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文献和逻辑著作。它关于自然观﹑认识论和形式逻辑的理论﹐构成先秦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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