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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 ==



商鞅（前395－前338年），战国时代政治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后裔，姬姓，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在秦国执政十九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西汉]]的[[司马迁]]著[[《史记》]]时，立商鞅的单独传记——《商君列传》；另外[[王蘧常]]撰写《秦史》时，将商鞅和其门客尸佼合立于《公孙鞅传》。


== 生涯 ==


'''商鞅变法'''
早年


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后为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公叔痤死后，商鞅听说秦孝公雄才大略，便携同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通过宦官景监三见孝公，商鞅畅谈变法治国之策，孝公大喜。前359年任左庶长，开始变法，后升大良造。


实施变法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变法，变法内容为“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这时太子犯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太傅公子虔与老师公孙贾。秦孝公十六年（公元前366年），[[太傅]]公子虔复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变法日久，秦民大悦。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前340年，率秦赵军败魏国公子昂将军，魏割西河之地与秦，将人民迁居至大梁，此时魏惠王大忿：“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因功封于商十五邑。


公元前359年，正当商鞅辅佐秦孝公酝酿变法时，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礼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课本上[[《商鞅舌战图》]]插图，是当时这次大辩论的写照。


车裂处死


商君之法太过刻薄寡恩，设连坐之法，制定严厉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秦国贵族多怨。



赵良劝说商君积怨太深，应当“归十五都，灌园于鄙”、“不贪商于之富，不宠秦国之教”，“君之出也，后车载甲，多力而骈协者为骖乘，持矛而操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商鞅不听。


前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太子驷即位，公子虔告商鞅谋反，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结果因未出[[示证件]]，店家害怕“[[连坐]]”不敢留宿，自是“作法自毙”；欲逃往魏国，魏人因商鞅曾背信攻破魏帅，亦不愿收留。 后来商鞅回到商邑，商鞅遂遭到政敌的迫害，发邑兵北出击郑，秦王发兵讨之，杀商鞅于黾池。商鞅死后被秦惠文王在彤处以“车裂之刑”于彤，灭商鞅之族。



== 商鞅徙木立信 ==

'''商鞅立信'''据[[《史记·商君列传第八》]]记载，“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由此商鞅得到民众的信任，得以顺利实施变法。[[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农业生产增加了，军事力量也强大了。



其实在商鞅树木立威之前，吴起也采用过同样手段。在吴起人西河郡长官时，把一根木头立在城南，规定谁能推到木头就封他做长大夫的官。结果真有人这样做了，做的人也被封了官了。商鞅的做法流传下来而吴起的则没有。 


== 商鞅变法 ==



商鞅从公元前356年—前350年，商鞅大规模地推行过两次变法。第一次变法在公元前356年，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实行了第二次改革。


== 个人影响 ==


'''商鞅塑像'''商鞅生活在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社会转型时期。当是时也，齐、楚、燕、韩、赵、魏六国都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变革，正走向强大，而秦国被视为落后的“夷狄之地”，连参加各国会盟的资格都没有。秦孝公图强变法，这才有商鞅大展宏图的机会。商鞅第一次变法是在[[秦孝公]]6年(公元前356年)，主要内容包括编定户籍，实行连坐；禁止游说求官和私人请托；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重农抑商，发展生产；轻罪重刑，树立权威。秦孝公12年(公元前350年)，商鞅又进行第二次变法，主要内容包括废除分封、实行郡县制；废除井田制，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统一度量衡；迁都咸阳，避开保守势力；统一征收军赋。由这些内容来看，变法主要是改革政治制度、鼓励生产和按军功奖励。比起其他各国的变法来，商鞅变法最全面而彻底。


商鞅变法的确实现了秦国的富国强兵。史书评价“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因此，“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强大”。用今天的话来说，商鞅变法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提高了综合国力。应该承认，商鞅变法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全面的基础。商鞅的变法适应历史潮流，推动了历史前进。所以，“商君死”而“法未败”，不像以后的王安石诸人，人死而法废。



他的变法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次从秦孝公三年开始，主要内容包括：编造[[户籍]]，实行什伍连坐；奖励军功，颁布按军功赏赐的制度；奖励农耕，制定“垦草”开荒的法令等。第二次变法在秦孝公十二年开始，这次变法比第一次更进一步，主要有“开阡陌封疆”，废除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制；普遍推行县制，设置直属于国君的县一级行政机构；直接征派赋役，按户按人征收军赋；统一度量衡，取消各领主的家量；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等。经过这两次变法，完成了秦国从封建领主制到封建地主制的历史转变，封建领主贵族的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逐步消除，封建地主制的新兴政权日益巩固；农业劳动力增加，耕地扩大，以粮食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生产日益发展，工商山泽之利主要集中于[[封建国家]]之手，政府的财政收入日益富裕；农战方针具体落实，军事力量日益强大，一步步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这些改革揩施，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 人物评价 ==


'''《商鞅评传》'''战国诸子中，既在思想学识上堪称“博物君子”，又能“出将入相”、创下不朽功勋者，商鞅可谓首当其选。商鞅变法于中国古史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远非管仲、叔向、子产等贤士大夫所能同日而语。作为前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身兼学者与执政者双重身份，这就使得他具有了既不同于诸子、也不同于普通政治家的特殊性。
商鞅执着地践行变法措施，堪称中国古史上首位获得巨大成功的改革家。


变法也好，改革也好，都是社会的巨大变革。要在较为稳妥的情况下完成这个过程，变法者就不能为达到目的而不惜采用任何手段，要懂得妥协和让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走渐进式之路。渐进的含义一是变法的过程不要太快，要从容易的地方突破，逐步深化。二是要对势力相当强大的原有既得利益集团让步，给予适当的补偿。在转型过程中，向旧贵族让步、保留君主与贵族的地位与利益、实行[[君主立宪制]]的[[英国]]和日本就比杀了[[路易十六]]夫妇的[[法国革命]]要好得多。历史的进步是要付出代价的，不采用流血的方法，做一些让步，其实代价是最小的。如果商鞅能从重农抑商、废除井田制等有利于生产的改革入手，给有军功的人以奖励，但不废除旧贵族的地位，也许不会踏雷而亡。历史上的法家以严峻著称，动辄采用过激的流血手段，这是他们下场大多不好、又遭指责的原因之一。以轻罪重刑来树立权威，恐怕事与愿违。


由于独尊儒术的缘故，[[历史]]上对于使用暴力手段进行快速改革的商鞅的评价并不是很好，以至于千百年后的人们还蔑称秦国为虎狼之国。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后人又说：“卫鞅入秦，景监是因。王道不用，霸术见亲。政必改革，礼岂因循。既欺魏将，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宾！但是也有人肯定商鞅，比如王安石：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这是在肯定商鞅的治国方略。”而资治通鉴中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虽说商鞅刻薄，所谓“乱世用重典”本也无可厚非，反而说明商鞅之诚信品质。在现代，尽管有少数不同声音，但大多数人承认商鞅是一个敢于触动旧势力、敢于改革的[[英雄]]。



商鞅的重要政见经后人整理，成[[《商君书》]]二十九篇，[[《汉书·艺文志》]]有著录，今存二十四篇。


== 历史评价  ==



商鞅变法对秦的国势强盛，进而统一六国，建立一统天下的秦王朝，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商鞅代表了当时新型地主阶级的利益，他推行的变法遭到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反对，最后被残害。 历代文人学者，[[史家]]和[[法学家]]有很多的评价商鞅的文章，其中正面评价俯仰皆是，例如： [[《汉书‧食货志》]]记载：“孝公用商鞅之法，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虽非古道，犹以务本之故，倾邻国而雄诸侯……移风易俗，民以殷盛，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 [[《战国策》]]记载曰：“卫鞅亡魏入秦，孝公以为相，封之于商，号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强大。” 战国末期思想家[[韩非子]]曾说：“七国之雄，秦为首强，皆赖商鞅”，“（商鞅）举法明教，秦人大治”。 西汉名臣[[桑弘羊]]曾盛赞商鞅“功如丘山，名传后世”。 西汉[[刘歆]]《新序》论中评价商鞅：“……夫商君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 宋朝改革家、文学家王安石曾赋诗曰：“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近代史论家[[陈启天]]之[[《商鞅评传》]]论：“商君者，法学之巨子，政治家之雄也。” [[梁启超]]的[[《中国六大政治家》]]，将商鞅列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与管仲、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和张居正同列。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始人和前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对商鞅评价也是很高，说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国富民伟大的政治家，是一个具有宗教徒般笃诚和热情的理想主义者”；他认为商鞅之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福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贪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他还说商鞅“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彻底的改革家，他的改革不仅限于当时，更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但是，历史上对于商鞅采用近乎“暴力”的手段进行快速改革，也颇多质疑。例如，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就曾指责商鞅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同时，商鞅贬斥儒学，强调法制平等和惩戒规范，而轻视对人民的教育和恩赐，历来被主张“礼乐治国”、“纲常伦理”的儒家所非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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