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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 ==



 名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从事论辩名（名称、概念）实（事实、实在）为主要学术活动而被后人称为名家。当时人则称为「[[辩者]]」、「察士」或「刑（形）[[名家]]」。代表人物为惠施和公孙龙。名家是专研「名实」关系的学术派别,偏好辩说理论,对逻辑学的思惟方式饶有贡献,惠施、公孙龙等专研解析名相,不过其中含有混淆辩证的矛盾观念。 

代表人物


[[惠施]]的“[[遍为万物说]]” 惠施，宋人，是名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公元前三三四年至前三二二年间（魏惠王后元元年到十三年）做魏的相国，主张联合齐、楚，尊齐为王，以减轻齐对魏的压力，曾随同魏惠王到齐的徐州，朝见齐威王。他为魏国制订过法律。到公元前三二二年，魏国被迫改用张仪为相国，把惠施驱逐到楚国，楚国又把他送到宋国。到公元前三一九年，由于各国的支持，魏国改用公孙衍为相国，张仪离去，惠施重回魏国。 惠施也和墨家一样，曾努力钻研宇宙间万物构成的原因。据说，南方有个奇人叫黄缭的，曾询问天地不塌不陷落以及风雨雷霆发生的原因，惠施不假思索，立刻应对，“遍为万物说”（《庄子·天下篇》）。庄子曾说惠施“以坚白鸣”（《庄子·德充符篇》），批评惠施“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庄子·齐物篇》）。可知惠施的论题，主要的还是有关宇宙万物的学说。他的著作已经失传，只有《庄子·天下篇》保存有他的十个命题。  含有辩证因素的观察和分析  惠施的十个命题，主要是对自然界的分析，其中有些含有辩证的因素。他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大一”是说整个空间大到无所不包，不再有外部；“小一”是说物质最小的单位，小到不可再分割，不再有内部。这和后期墨家一样认为物质世界是由微小的不可再分割的物质粒子所构成。万物既然都由微小的物质粒子构成，同样基于“小一”，所以说“万物毕同”；但是由“小一”构成的万物形态千变万化，在“大一”中所处的位置各不相同，因此又可以说“万物毕异”。在万物千变万化的形态中，有“毕同”和“毕异”的“大同异”，也还有事物之间一般的同异，就是“小同异”。他把事物的异同看作相对的，但又是统一在一起的，这里包含有辩证的因素。  惠施有些命题是和后期墨家争论的。后期墨家运用数学和物理学的常识，对物体的外表形式及其测算方式作了分析，下了定义。《墨子·经上》曾说：“厚，有所大。”认为有“厚”才能有体积，才能有物体的“大”。而惠施反驳说：“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认为物质粒子（“小一”）不累积成厚度，就没有体积；但是物质粒子所构成平面的面积，是可以无限大的。后期墨家曾经严格区分空间的“有穷”和“无穷”，《墨子·经说下》说：“或不容尺，有穷；莫不容尺，无穷也。”认为个别区域前不容一线之地，这是“有穷”；与此相反，空间无边无际，这是“无穷”。而惠施反驳说，“南方无穷而有穷”，就是说南方尽管是无穷的，但是最后还是有终极的地方。后期墨家认为“中”（中心点）到相对的两边的终点是“同长”的。《墨子·经上》说：“中，同长也。”而惠施反驳说：“我知天下之中央，燕（当时最北的诸侯国）之北，越（当时最南的诸侯国）之南是也。”因为空间无边无际，无限大，到处都可以成为中心。后期墨家认为同样高度叫做“平”，《墨子·经上》说：“平，同高也。”而惠施反驳说：“天与地卑（“卑”是接近的意思），山与泽平。”因为测量的人站的位置不同，所看到的高低就不一样。站在远处看，天和地几乎是接近的；站在山顶上的湖泊边沿看，山和泽是平的。 惠施把一切事物看作处于变动之中，例如说：“日方中方睨（“睨”是侧斜的意思），物方生方死。”太阳刚升到正中，同时就开始西斜了；一件东西刚生下来，同时又走向死亡了。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事物矛盾运动的辩证过程。但是他无条件地承认“亦彼亦此”，只讲转化而不讲转化的条件，这样就否定了事物的质的相对稳定性，不免陷入到相对主义的泥坑中去。 [[公孙龙]] （公元前320-250） [[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公孙龙，相传字子秉，赵国人，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320年至前250年间。他的生平事迹已经无从详知。他可能较长时间作平原君的门客。《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说，“平原君厚待公孙龙”。约于公元前248年至前279年间，公孙龙曾从赵国带领弟子到燕国，《吕氏春秋·应言》载，是为了说燕昭王以“偃兵”。燕王虽然表示同意，公孙龙却当面对燕王说，当初大王招纳欲破齐、能破齐的“天下之士”到[[燕国]]来，后来终于破齐。目前“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尽善用兵者”，所以我认为大王不会偃兵，燕昭王无言应答。 公孙龙又曾游魏，与公子牟论学。 在赵国，《吕氏春秋·审应览》载，公孙龙曾与赵惠文王论偃兵。赵王问公孙龙说：“寡人事偃兵十余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公孙龙回答说：“赵国的蔺、离石两地被秦侵占，王就穿上丧国的服装，缟素布总；东攻齐得城，而王加膳置酒，以示庆祝。这怎能会偃兵？” 《吕氏春秋·淫辞》说：秦国跟赵国订立盟约：“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过了不久。秦兴兵攻魏，赵欲救魏。秦王使人责备赵惠文王不遵守盟约。赵王将这件事告诉平原君。公孙龙给平原君出主意说，赵可以派遣使者去责备秦王说，秦不帮助赵国救魏，也是违背盟约。 赵孝成王九年（公元前257年），秦兵攻赵，平原君使人向魏国求救。涪陵君率兵救赵，邯郸得以保存。赵国的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郸为平原君请求增加封地。公孙龙听说这件事，劝阻平原君说：“君无覆军杀将之功，而封以东武城。赵国豪杰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为相国者以亲故。夫君封以东武城，不让无功，佩[[赵国]]相印，不辞无能，一解国患，欲求益地，是亲戚受封，而国人计功也。为君计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接受了公孙龙的意见，没有接受封地。 公孙龙善于辩论。《公孙龙子·迹府》说，公孙龙与孔穿在平原君家相会，谈辩公孙龙的“白马非马”。晚年，齐使邹衍过赵，平原君使与公孙龙论“白马非马”之说。公孙龙由是遂诎，后不知所终。 公孙龙的主要思想，保存在《公孙龙子》一书中。《汉书·艺文志》名家有《公孙龙子》十四篇。今存六篇。《[[迹府]]》，是后人汇集公孙龙的生平言行写成的传略。其余五篇是：《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其中以《[[白马论]]》最著名。



== 公孙龙关于“白马非马”的辩论 ==


现存的《[[公孙龙子]]》中的《[[白马论]]》有关于“[[白马非马]]”的详细的论证。  [[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这个命题，以及他的关于这个命题的辩论，也反映辩证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同一性与差别性的关系的问题。他从另一个出发点讨论了上面说的“同一性在自身中包含着差别性”这个问题，得出了与惠施正相反的结论。惠施是从具体的事物出发来看这个问题。公孙龙是从命题出发，他看出了，在每个命题中，如“莲花是一种植物，玫瑰是红的”等，其主语和述语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完全相同。正是如恩格斯所说的：“不论是在主语或者在述语中，总有点甚么东西是述语或主语所包括不了的。”但是恩格斯指出，“述语是必需和主语不同的”；这正是“同一性在自身中包含着差别性”这个客观辩证法的反映。一般人都说：“白马是马。”公孙龙对于这个命题作了相当详细的分析，明确地指出主语和谓语之间的不同。但是他不知道这样的不同是必需的，是客观规律的反映，反而把二者割裂开来，加以抽象化、绝对化，由此达到客观唯心主义的结论，得出“白马非马”的结论。这就是把[[范畴]]固定化。其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的。  在一个逻辑命题中，[[主词]]表示[[个别]]，[[谓词]]表示[[一般]]。在一个肯定的命题中，个别与一般是对立面的统一(同一)。在“白马是马”这个命题中，白马是个别，马是一般。严格地说，这个具体的马是个别。白马也是一般，白马只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马也只能在白、黄、黑等马中存在，只能通过白、黄、黑等马而存在。这就是说：凡实际存在的马总是有白、黄、黑等颜色的，不可能有没有颜色的马。这是个别与一般这两个对立面的统一性。  个别与一般这两个对立面有矛盾又有统一，所以“白马是马”这个命题不是表示简单的等号而是表示一种辩证的统一。公孙龙一派发现了这个辩证统一中的对立面。他用“白马非马”这个命题表示个别与一般这两个对立面的矛盾。这是他对于客观辩证法的某一方面的认识。  就[[逻辑学]]的意义说，公孙龙发现了名词的[[外延]]和[[内涵]]的关系。就“马”的外延说，“马”这个名词包括白马在内，但就“马”的内涵说，“马”这个名词指马的本质属性，和“白马”这个名词所代表的概念是有区别的。不能把这两个名词混同起来。这也是公孙龙的一个贡献。从这些论点中可以看出，公孙龙的确看到了一个命题中主语和述语的矛盾对立的方面，看到了一般和个别的差别。但是他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并且把这一方面片面地夸大，因而否认了一般和个别的统一的方面，相互联系的方面。按着他的理论，既然一般和个别是相互对立的，一般也可以脱离个别而存在，一般可以不必包括个别，个别也可以不必列入一般。这就是公孙龙所说的“故可以为有马者，独以马为有马耳，非有白马为有马”。(《白马论》)这样，就割裂了一个命题中主语和述语的联系。从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出发，势必将一般看成是独立自存的实体，其结果导致了[[客观唯心主义]]。“白马非马”这个命题，本来是从对于辩证法的一定的认识出发的，可是，结果转化为[[辩证法]]的对立面。



== 公孙龙关于“离坚白”的辩论 ==


公孙龙又有《[[坚白论]]》，其主要论点是“[[离坚白]]”。这个辩论是围绕着坚而白的石的例子进行的。就这个石说，应该说石是坚而且白的。石是个别，属于坚物类之中，也属于白物类之中。坚与白是一般，一般寓于个别之中。石与坚或白各是对立面的统一；坚白石的坚与白都只存在于石中。用当时辩论所用的话说，这就是“坚白域于石”，“坚白相盈”。公孙龙强调一个命题主语与述语之间的差别，强调个别与一般对立面的矛盾，认为坚只是坚，白只是白，有不为任何东西所决定的坚，也有不为任何东西所决定的白，所以坚、白是与石分离的，坚与白也是分离的。这就叫“离坚白”。  公孙龙所用以证明他的论点的辩论有两个部分。他先设问说：“坚、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曰：何哉？曰：无坚得白，其举也二，无白得坚，其举也二。”“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得其白，得其坚。见与不见离。见与不见离，一二不相盈，故离。离也者，藏也。”(《公孙龙子·坚白论》)这是从认识论方面证明坚白是离的。有一坚白石，用眼看，则只“得其所白”，只得一白石；用手摸，则只“得其所坚”，只得一坚石。感觉白时不能感觉坚；感觉坚时不能感觉白；此所谓“见与不见离”。感觉到的与感觉不到是分离的。就人的感觉说，只有坚石，只有白石，没有坚白石。所以坚、白、石三，不可；坚、白、石二，可。坚、石是二；白、石亦是二。此所谓“一二不相盈，故离”。“不相盈”是说，坚之中无白，白之中无坚，石之中也无白和坚。  公孙龙又说：“且犹白以目见，目以火见，而火不见，则火与目不见，而神见。神不见，而见离。坚以手而手以捶。是捶与手知，而不知，而神与不知，神乎？是之谓离焉。”(《公孙龙子·坚白论》)这是说，眼不能直接看见白的颜色，必需靠光(“火”)，手也不能直接感到坚硬，必须靠抚摸(“捶”)。可是光和抚摸都不是人的感觉，都不能感觉东西，最后只有依靠精神作用了。但如果没有眼和光，没有手和抚摸，精神也无法感觉坚和白。这说明，人的认识作用的各部分也是彼此相分离的。这样推论下去，可以达到不可知论的结论。  公孙龙说：“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坚焉，不定其所坚。不定者兼，恶乎其(原作甚，依陈沣校改)石也？”“坚未与石为坚而物兼。未与为坚而坚必坚。其不坚石物而坚，天下未有若坚而坚藏。白固不能自白，恶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则不白物而白焉。黄黑与之然。石其无有，恶取坚白石乎？故离也。离也者，因是。”(同上)这是从一般和个别的关系说的。公孙龙认为坚这个一般是不定所坚的坚；白这个一般是不定所白的白。不定所白的白，不定所坚的坚，是一切白物或一切坚物的共同性质(“兼”)，怎么能说是在石之内？“不定者兼，恶乎其石也？”坚不只是坚石的性质，也是任何坚物的性质。纵使没有任何坚物，而坚还是坚。不过如果天下没有坚石或任何坚物，则虽坚必坚而不是个别的坚物，好像藏起来一样；此所谓“其不坚石物而坚，天下未有若坚而坚藏”。若果不定所白之白不能自白，它怎么能使石与物白？若白能自白，则不必借他物而亦自白。黄黑各色皆是如此。白可无石而自白，坚可无石而自坚，何必待坚白石？此可见坚、白是与石离的。公孙龙企图用这些话证明，一般可以独立于个别而存在。这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辩论。公孙龙的哲学正是客观唯心主义。公孙龙看到作为事物属性的一般，是某一类事物所共有，就这一点说，他是正确的。但因此得出结论说，一般可以脱离个别而独立存在，就是把一般和个别割裂开来，成为客观唯心主义。



== 公孙龙关于“指”、“物”的辩论 ==


公孙龙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中心，就是上面所说的“坚藏”。他还有一篇《[[指物论]]》进一步发挥这个思想。 凡名都有所指，公孙龙所谓“指”，就是名之所指。就一方面说，名之所指为个别。公孙龙说：“名，实谓也”；(《公孙龙子·名实论》)名所以谓实，实是个别。就另一方面说，名之所指为一般。例如马这个名，可指此马彼马等个别，亦可以指马这个一般；白这个名可指此一白物，彼一白物，也可指白这个一般。一般亦称共相或要素。从认识论方面说，就是概念。 抽象的一般与具体的个别是对立的。唯物主义认为，抽象的一般，只能在个别之中，通过个别而存在。离开个别的一般是抽象的概念，只是人的思想的产物，没有客观的存在。公孙龙的《指物论》的主张，正是与此相反。 公孙龙认为每一个个别都是许多一般联合而成的，也就是说，个体是许多共相联合而成的。他认为天下之物，若将其分析，则惟见其为若干共相；但是共相却不是由共相组成的，不可再分析为共相。所以《指物论》开头说：“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天下无指，物无可以为物。”但共相必有所“定”，有所“与”，就是说，必通过个别的个体，通过物，才能在时、空中占有位置，成为感觉的对象，否则不在时、空之中，就不能为人所感觉，所以说：“天下无物，可谓指乎？”又说：“指也者，天下所无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这两句话肯定，无所“定”、不“与物”的共相，是天下之所无；实际上是说，共相不是具体的事物，不是感觉的对象；这是正确的。不过他认为天下所无，还不就是没有，只是“藏”起来而已。这是客观唯心主义思想。 一般本来是寓于个别之中的，但当人认识事物的属性时，通过思维的能力，可以靠抽象的作用，把一般单独地作为思考的对象。这样，人就能更加深刻地了解事物的本质。但抽象化了的一般，仅仅存在于人的思维之中。它只是客观事物的属性在人的思维中的反映；它本身却并没有独立的客观存在。公孙龙看到了一般可以单独地作为思考的对象，以及抽象在认识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但是，他把它片面夸大了。在他看来，既然一般可以抽象化而不存在于时、空(“指也者天下之所无”)，可以概括许多特殊(“指也者天下之所兼”)，它就可以不依赖特殊事物而独立存在(“奚待于物而乃与为指？”)。既然通过一般可以认识许多特殊(“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特殊的东西就应该依靠一般而存在(“物莫非指”)。这些只是脱离实际的幻想，其结果把抽象化了的一般看成了客观存在的实体，从而导致了先有抽象的一般而后才有具体事物的倒因为果的结论。



== 公孙龙关于“变”的辩论  ==


公孙龙对于“此岸”世界也有讨论。他认为在“彼岸”的共相是不变的；在“此岸”的个体是变的。或变或不变，《公孙龙子·通变论》讨论了这个问题。《通变论》说：“曰，二有一乎？曰，二无一。曰，二有右乎？曰，二无右。曰，二有左乎？曰，二无左。曰，右可谓二乎？曰，不可。曰，左可谓二乎？曰，不可。曰，左与右可谓二乎？曰，可。”这是说，二的共相只是二，不是两个一的共相，所以“二无一”，它不仅不是“一”，也不是“左”或“右”。但“左”加“右”却是两个共相，所以说，“左与右可谓二”。下面接着说：“曰，谓变非不变可乎？曰，可。曰，右有与，可谓变乎？曰，可。曰，变奚(原作只，据俞越校改)？曰，右。”这是说，共相不变，但个体常变，所以说“变非不变”。“右有与”的“与”，即《坚白论》所说“坚未与石为坚”的“与”。公孙龙认为，共相自身虽不变，但表现共相的个体却可变。所以右的共相不变，而“有与”的右则可变。例如，在这个东西的右边的东西可变而为在这个东西的左面。《通变论》中设为问者说：甚么东西在变？回答说：右在变。这里所说的右是指具体的事物中的右，即“有与”的右，并不是右之共相。  就认识的过程说，共相或概念的不变，只有相对的意义。当客观具体事物发生了变化，或当人对具体事物的知识进一步深入以后，一事物的共相或概念的内容是要随之改变、丰富和发展的。公孙龙不了解这一点，把共相或概念的相对固定性片面夸大，从而得出了共相永恒不变的结论。按着《通变论》的理论，变的只是现实现象，现象虽在改变，还可以有永恒的不变存在。这种理论在社会实践上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实社会中的君主虽然变成了臣子，但君主的共相却永恒不变；旧的社会制度的共相是永恒不改变的，具体社会中的改变只是暂时的现象。这样，公孙龙的哲学就成了为旧事物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的工具。从这里可以看出，公孙龙的客观唯心主义是为旧的奴隶制度服务的。



== 公孙龙关于“名”、“实”的辩论  ==


《公孙龙子》中还有一篇《名实论》，集中地讨论了名实关系的问题。在这些讨论中，同样地暴露了他的唯心主义体系及其与政治的联系。 公孙龙认为一个命题中的主语和述语的关系就是名和实的关系。他说：“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位也。”(《公孙龙子·名实论》)这就是说，天、地以及其中的一切东西都是物。一个物就是那个物，不多不少(“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这就叫实。实必定在时、空中占一定的位置，把它充实起来(“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这就叫作“位”。公孙龙的这几句所说的，倒都是唯物主义的命题。 公孙龙是主张名实相符的。名实不符，就是不当，这是公孙龙所反对的。从表面上看，在名实问题上，他似乎表现了唯物主义的观点，其实并非如此。在如何使名实相符的问题上，公孙龙认为不是使名符合于实，而是使实符合于名，是用名去校正实。《名实论》说：“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不以其所不正，疑其所正，其正者正其所实也，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这就是说，正名的首要任务在于纠正实而不在于改正名。这就暴露了把名看成是第一位的唯心主义观点。也正因如此，公孙龙特别强调对于词和概念的分析，推崇一般，而轻视个别，把一般和概念看成是脱离具体事物的永恒不变的实体，幻想用抽象化了的一般去纠正现实世界的变革，阻止新生事物的发展，从而达到维护旧制度和旧秩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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