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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 ==


[[西汉]]史学家

[[File:a2_66_92_01300000027077120020921686815.jpg|thumb|司马迁]]

、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靠近龙门。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当地名胜古迹很多。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西元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西元前135），卒于西元前87年，48岁终。现司马迁墓祠，在韩城市城南10公里芝川镇南门外，位于[[黄河]]西岸的梁山东麓,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在西元前91年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 生平 ==
[[File:a3_42_92_01300000027077120020924664677.jpg|thumb|司马迁]]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夏阳]]龙门人。夏阳，县名，今韩城，靠近龙门。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当地名胜古迹很多。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



司马迁生卒年代，史无明文。近人[[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大约卒于[[汉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享年60岁。据说司马迁家自唐虞至周，都是世代相传的历史家和天文家。司马错是秦惠王时伐蜀的名将，司马昌是秦始皇的铁官，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又做汉武帝的太史令，恢复了祖传的史官恒业。


=== 成长简历 ===


建元五年（西元前136年），10岁，在夏阳耕读。《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阳，年十岁，则诵古文。”



建元六年（西元前135年），11岁。窦太后死，汉武帝罢黜黄老之言，发动尊儒。



元光元年（西元前134年），12岁。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时在夏阳耕读，时在长安求学。



元朔二年（西元前127年），19岁，从夏阳迁居长安。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孔安国为侍中。



元朔三年（西元前126年），20岁，开始外出游历，回长安后，为汉武帝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　



元封元年（西元前110年），36岁。汉武帝封禅泰山，司马谈病死洛阳。司马迁到泰山参加封禅。



元封三年（西元前108年），38岁，正式做太史令，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



太初元年（西元前104年），42岁，《太初历》完成，开始编写《史记》。



天汉二年（西元前99年），47岁，汉武帝攻打匈奴，骑都尉李陵投降。司马迁为其辩护，下狱，遭宫刑。(《史记》一半左右都是在他入狱的时间中完成的)



太始元年（西元前96年），50岁，汉武帝改元大赦。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



征和二年（西元前91年），55岁，完成了《史记》。


=== 佚事 ===


司马迁的少年时代，“耕牧河山之阳”。司马迁在这“山环水带”（《韩城县志序》）的自然环境里成长，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气所陶冶，又对民间生活有一定体验。



十岁，司马迁随父亲至京师长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国]]学习；家学渊源既深，复从名师受业，启发诱导，获益不浅。这个时候，正当汉王朝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候，[[张骞]]奉使通西域，[[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汉武帝设立[[乐府]]……；也是司马迁在京城里丰富见闻，热情迸发的时候。



大约二十岁，司马迁开始外出游历——“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回到长安以后，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最南到了[[昆明]]。



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巡行封禅，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浩浩荡荡。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史官，本应从行，但病死在[[洛阳]]。司马迁接受了父亲的遗志，赶到[[泰山]]，参加封禅，随后沿着东海，绕道长城塞外回到长安。

[[File:a1_40_92_01300000027077120020926298823.jpg|thumb|司马迁]]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三十八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宫廷所藏的一切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的机会，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前104年），中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他就动手编写《史记》。



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出塞攻打[[匈奴]]战败被俘，司马迁替李陵说了几句解释的话，触怒了汉武帝，把他投下监狱，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宫刑]]。宫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司马迁《报任安书》）几乎断送了性命。但他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希图出现一线转机。



太始元年（前96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这时司马迁五十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尊宠任职”，但是，他还是专心致志写他的书。直到征和二年（前91年）全书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


== 继父志，任史官 ==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西元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司马迁的祖先并不十分显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但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都以此为荣，在他们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们为此奉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在父亲的直接教导下，司马迁十岁时便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他又跟着[[董仲舒]]学习[[《春秋》]]，跟[[孔安国]]学习[[《尚书》]]。司马迁学习刻苦，进步非常快，极有钻研精神。司马迁的父亲病危时，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这一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悲痛而坚定地应允道:"儿子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愿。"   

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了阅读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的机会。这为他以后著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是，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由于当时的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史料。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几乎天天都埋着头整理和考证史料。司马迁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西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 。                       
 
== 直言受宫刑 ==





[[File:a0_06_95_01300000027077120020950934344.jpg|thumb|司马迁]]天汉二年(西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被迫投降。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汉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贬低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汉武帝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两黄金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即成为太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 "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 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 发愤著《史记》 ==





[[File:a0_45_95_01300000027077120020954723372.jpg|thumb|司马迁]]司马迁从元封三年(西元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西元前91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三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 "书"，共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宇。记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年间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它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名著，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著作。它的主体部分是本纪、世家和列传，其中列传是全书的精华。
== 史家绝唱 ==


鲁

[[File:a1_55_96_01300000027077120020960763914.jpg|thumb|司马迁]]

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司马迁的笔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例如，对[[《田单列传》]]中田单防守即墨城的描写。田单用了六条妙计大胜燕国，使[[齐国]]得以恢复。"火牛阵"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晚上，田单将紫红色的带有龙纹的布帛披在一千多头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剑，用油浸透它们的尾巴，再用火点着。于是，一千多头牛带着熊熊火焰，像怪兽一样冲进了燕兵的阵地。而齐国士兵也拿着武器冲向了敌人，还有一些人敲锣打鼓，高声喊叫，以壮声势。摸不着头脑的燕兵吓得争相而逃，结果被杀得丢盔弃甲，燕兵的尸体遍布于战场上，齐国大获全胜。司马迁虽着墨不多，可"火牛阵"就如一幅图画一般出现于读者的脑海中。



司马迁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他对[[西楚]]霸王项羽的描写非常精彩。巨鹿战役中，项羽率领大军渡河，然后沉掉所有的船只，并下令只允许带三天的粮食，这便形象而又具体地刻画了项羽破釜沉舟、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和气概。项羽的军队一个抵十个，消灭了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秦军，在推翻强秦统治的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项羽在战斗结束之后，召见各路将领，当他们进入项羽的辕门时，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走路。这是对项羽威风的描写。对项羽被围的场景，司马迁描绘得更是感人。[[项羽]]慷慨而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司马迁通过这歌声，完全刻画出了这位英雄在失败以后时慷慨悲壮，而又无力挽回失败命运的复杂心情。接下来，司马迁又对项羽突围后，在东城决战时的勇猛作了描绘。当时项羽只剩下二十八个骑兵，当几千名追兵迫近时，项羽圆睁双目，怒喝一声，把汉军吓得后退了好几里。看到这样的描写，不禁使人觉得这位失败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



再如，司马迁描写汉高祖入关时与民众约法三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汉高祖也具有好谩骂的流氓习气和随机应变的性格。有一回，韩信给汉高祖写信，要求封自己为假齐王。汉高祖非常生气，刚想发作，张良却在一旁暗示他别发作，他立即转过口风说:"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这里用字也不多，却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汉高祖善于随机应变和玩弄权术的性格。



司马迁在书中的叙述语言非常生动，人物形象鲜明。他广泛采用口头流传的谚语、成语、歌谣，而且不回避方言土语。他的语言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方言"，通常叙述和人物对话和谐一致，虽明快但含蓄，话外有音，值得玩味;繁复而简洁，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为人物特征的描写服务。他刻画人物说话口吻的描写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现了人物的精神态度。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还常常适当地强调、夸张。比如，《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这一段汉高祖让帝位的话，是直接模拟当时的口语，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汉高祖惺惺作态的样子，读完不禁觉得汉高祖说话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再者，司马迁使用古史资料时，一般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如《五帝本纪》写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书中的"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等语，翻译为"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信伤百官，众功皆兴"等，译文与原文相比较，就会发现更容易读懂。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这么出色，是与司马迁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分不开的。



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 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他那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崇高的人格将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 墓与祠 ==


司



马迁墓与祠，在[[韩城市]]城南10公里芝川镇南门外，位于黄河西岸的梁山东麓。司马迁墓、祠，东临黄河，西枕梁山，涺水冲前，芝水环绕，屹立于悬崖峭壁之上，气势雄伟、壮观。词用砖石依山势筑成四个高台，面积一个比一个广大，每个高台之间有石级相连，层层上升，前面三个台上都有建筑物，最后一层是砖砌的司马迁墓。墓圆形，墓前有清[[乾隆]]年间毕沅题“汉太史公墓”墓碑一座，上有古 柏五棵，蟠若蛟龙。



祠庙内外古碑林立，叙述自晋朝永嘉年间（西元307年一西元313年）扩大修建后，历代修缮情况。也有文人名士路过或者远道来此瞻仰凭吊后所留下的诗碑。



祠庙正殿有司马迁塑像，方脸，长须，两眉入鬃，现出严肃、抱负不凡的气概。1982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经济学观点 ==



[[File:a4_38_96_01300000027077120020965269928.jpg|thumb|司马迁]]司马迁重视经济问题，在《史记》中有专门记载[[经济]]方面历史的[[《平准书》]]和《货殖列传》。他在记述史实的同时，还对许多经济问题作了评论和分析，形成比较系统的、有一定理论深度的经济观点。
西汉初年，面对凋敝的社会经济，汉王朝以黄老的无为思想作指导，与民休息，实行了一些有利于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政策，比较放任，较少干预。经过70年的[[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初年，社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不仅[[农业]]获得了恢复发展，而且工商业也空前繁荣。封建国家、官僚贵族、[[大地主]]和富商大贾积累了大量财富。但是，社会矛盾也日益尖锐。西汉王朝的政策也就从无为转向有为，在经济上实行了算缗、告缗、盐铁、酒榷、均输、平准等政策，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了广泛的干预。司马迁正是面对这样的社会经济现实，从庶民地主商人的角度出发，对经济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人性求富的观点'''司马迁认为对财富的追求是人的本性决定的“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他还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种追求物质享受，追求财富的欲望，是任何人都一样的。不仅农工商贾追求财利，而且贤人、隐士、官吏、将士，以及赌徒、娼妓、流氓、恶棍，无一不是为了求利而活动。他特别称道通过农虞工商的生产、经营而致富的人，认为这些人都是“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是“贤人所以富者”，值得称道、借鉴的。司马迁之所以在《货殖列传》中为这些人立传，就是为了“令后世得以观择焉”（《史记·货殖列传》），“智者有采焉”（《太史公自序》）。 对贫富差别成因的认识司马迁对社会上存在贫富差别的原因，也作了比前人更为深入的探讨。他不同意前人提出的勤俭是致富的根源的看法。他认为勤俭虽然是“治生之正道”，但“富者必用奇胜”。他还认为，要想致富，必须“诚壹”，即专心于他所从事的事业。他又认为，富与贫是由于“巧”、“拙”和“能”、“不肖”的差别造成的。“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司马迁还把个人致富的可能性和致富的程度同有无本钱和本钱多少联系起来，认为：“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货殖列传》），没有本钱的人只能出卖劳动力，少有本钱的人可以施展经营本领，本钱雄厚的人可以逐时争利，发大财。基于上述看法，司马迁把富者奴役贫者看作是自然的事。他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货殖列传》）。 '''对农、工、商关系的认识'''司马迁既重视生产，又重视流通；既把农业看作本业，又不轻视工商业。他认为要满足人们消费的需要，就要有自然资源，还要有农、虞、工的劳动，以及商业的贩运流通，要“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货殖列传》），农、虞、工、商的生产和经营是人民的衣食之源。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发挥农、虞、工、商的作用，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好处。 

对放任与干预的看法司马迁认为农、虞、工、商所组成的整个社会经济，是合乎自然地在那里发展的，并不需要行政命令约束。每个人都“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因此，他认为封建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最好听其自然，“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所以，他对汉初的经济政策是赞许的，他认为，“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货殖列传》）。他对汉武帝时所实行的某些经济政策是有看法的，“最下者与之争”就是对当时的某些政策的批评。比如对“告缗”，他指出其后果一方面是国家财政充裕了，另一方面，由于大批工商业者破产，造成“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平准书》），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没有了。

但是，司马迁也不主张完全的自流放任他认为过分放任，“网疏而民富”会产生兼并豪党之徒武断于乡曲，竞相奢侈等现象，就会出现“物盛而衰”的局面（《平准书》）。商品货币经济的过分发展，也会产生兼并投机，去本趋末，影响农业生产。因此，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采取某些干预的措施。比如，他对计然（见范蠡）所讲的控制粮价以使“农末俱利”的干预措施，就是赞扬的。 

'''平均赢利率观念'''司马迁还认为，“庶民农工商贾”有同样多的本钱，都同样可以获得百分之二十的[[赢利]]。一个千户侯每年从一户征收二百钱，一千户即可取得二十万钱。农工商贾如果有一百万钱的本钱，就可以取得和千户侯相等的二十万钱的赢利。如果哪个行业得不到百分之二十的赢利，就不值得投资经营。
 
==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


纵观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都实行“[[重农抑商]]”经济政策，商人一般都被当作[[投机取巧]]分子、势利小人。但是司马迁却站在另一种角度提出了重视商业的观点，形成了市场经济理论，在当时及后世独树一帜。通过数千年的经验证实，“重农抑商”之路是行不通的。农业是虽然是国家的[[第一产业]]，但是只是基础产业，不能成为国家发展的推动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商业的发展，所以只有大力发展商业，才能真正使国家富强。在司马迁的经济思想里充分肯定了人对物质欲望。各行各业的分工，物之贵贱，在司马迁看来，这些经济上的一切现象都是在人欲的推动下自然形成的，是符合“道”、“自然”的规律而运动的。每一个正常人都是有欲望的，追逐利益是人的正常心里活动，所以不能对趋利行为进行否定。“若水之趋下”，听其自然。他把追求物质利益看作是人生之唯一目的。因此，他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无论王、侯、君还是匹夫编户，都在追逐利益。可见“利”牵动着每一个人的活动。为了说明这个观点，他还在[[《货殖列传》]]里对社会各个阶层对财富的追求做了深刻的解剖。尽管司马迁认为人们对富利的追求有不可阻挡之势，却并不鼓吹韩非的那种冷酷的利己主义哲学。司马迁所阐发的“欲望论”乃至“富利论”，都带有既包括统治者也包括被统治者的全民性质，这即使与包括[[管仲]]和[[荀子]]在内的所有先秦诸子相比，也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市场经济理论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首先，司马迁总结了在市场中商品价格起伏的规律。所谓一切商品皆是“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要想致富就要抓住这个规律“[[与时逐利]]”。这说明早在汉朝，司马迁就已经开始注意价值规律的问题，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这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极为相似。其次，司马迁肯定了竞争这种现象在经济生活中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贫富之道，莫之与夺，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要发挥市场的作用，就要合理的引入竞争机制。只有“有余”，“巧者”才有前进的动力；意识到“不足”，“拙者”才有奋起直追的目标，进而“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即通过竞争使物质资本流通到最能创造价值的生产环节中，使劳动者、经营者自觉产生提高生产力的紧迫感。竞争可以促使人有危机感，适者生存这个理论在商品市场中也是格外适用，厂商为了获得更多的市场和更高额的利润，一定会对产品质量、销售等环节进行改进，这就会直接促使技术的进步和经济水平的发展。再次，在司马迁的货币理论中提到“唯币之行，以通弄上，其急则玩巧，并兼滋殖，争于机利，去本趋末 。”他在肯定了货币在商业活动中的重要地位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个尺度问题，也就是合理的利用货币的交换职能，避免出现那种投机取巧的“奸富”之徒。此外，司马迁还指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人)各劝其业，若水之争趋下，日夜无休，不招而自来，不求而自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也就是说要在市场的环境下，用价格的变化来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使社会资源自然流动到最需要的环节中去，从而达到对生产资本的合理分配，也使国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得到急需的财物。司马迁提出国家要对经济发展减少行政干涉，他认为行政干预会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的动力，社会经济活动是“人各任岂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里所说的道，就是客观经济规律。因此，他主张“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政府需要对社会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但是过分的参与，是不利于市场的发展的。政府应该对经济进行引导，而不是直接的干预，这样可以使经济按照市场规律正常运行。在“义”和“利”二者之间的关系中，是道德决定物质利益，还是物质利益决定道德，这是摆在我国古代思想家面前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司马迁的这种“义利”观是继承了《管子》的理论，并有所发挥。他在《货殖列传》的开头说：《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司马迁对老子宣扬的无欲、寡欲的义利观以及他向往的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认为是行不通的。他接着说：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己。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色声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 身安逸乐, 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 虽户说以眇论, 终不能化。司马迁认为自有历史记载以来, 人们都是重视和追求物质财富和精神生活的, 这是人的一种本能的要求。所以, 无论用什么高超的理论也无法改变人们求取耳、目、口、身、心之欲。对于“义”和“利”，司马迁的回答是：“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他还发挥了《管子》的思想：“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司马迁的义利观阐述的十分清楚，那就是在道德观念和物质财富之中，物质财富起决定性作用，它是道德观念产生的物质基础，而道德观念是受物质利益制约的。


== 给后人的启示 ==


中国历史悠久，史籍浩如烟海，历史内容丰富多彩，历史人物风姿万千。我们華夏民族有一部令子子孙孙为之骄傲、为之神往的历史。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面对悠久而丰富的历史，究竟怎样去了解它、认识它并从中获得教益，受到启迪与鼓舞？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看来，怎样读史，确是值得认真思考、认真研究的。依我的肤浅看法，首先是了解和认识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其次是着眼于从历史中获得思想上的启示。这种启示，一是可以通过对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的认识而获得，一是可以从历代史学家对历史和史学的评论中去发掘。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而对于后一个方面我们似乎还有许多事情可做，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去深入思考。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有成就的史学家，都会以他们的心血凝聚起来的思想，留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对此，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太史公司马迁。司马迁写的《太史公书》--后人称作《史记》，一方面展示了他那时的一部辉煌的中国通史，一方面凝聚了他对史学和历史的深刻的理解与认识。2000多年来，赞叹它、研究它的人不绝于时，证明它有巨大的魅力和不朽的地位。对于这样一部宏伟的历史著作所展示的历史长卷来说，在历史运动中的个人，都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这些角色和他们所活动的历史舞台及其背景，对今天的人们有些什么样的重要启示呢？对于这样的问题，不同时代的人都会有他那个时代的思想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而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人也会有属于他那个领域或视角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这是一部说不尽的"史家之绝唱"。尽管如此，在太史公的深邃的思想领域中，必有一些最根本的、对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们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观念。比方说，人们为什么要学习历史？人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或态度对待历史和现实的关系？这是有关社会公众同历史学之关系的最根本的问题，直至今天，还不断有人提出类似的问题来。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太史公早已作了精辟的回答。他写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这几句话是非常深刻、非常重要的。第一，他指出现实中的人们之所以要了解历史、认识历史，是把历史作为现实的一面镜子来看待，加以对照，作为借鉴，既不是把历史与现实等同起来，也不是要现实去模仿历史，二者是不应当混同的。这是明确地指出了古今的联系和区别：因有联系，故可"自镜"；因有区别，故"未必尽同"。第二，他指出了以往帝王"各殊礼而异务"，他们的制度、政策往往是不同的，但都是要达到治理国家的根本目的。可见"自镜"决不是混同古今。这两点，很辩证地阐明了"居今之士"何以要"志古之道"。可见，拒绝历史经验，是愚昧的；生搬硬套历史经验，也是不高明的。又如，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否有自身的法则（即今天我们所说的规律）？如果有的话，人们认识这种法则有什么意义？这是人们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而首先是认识历史之本质属性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应当坦率地承认，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为之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太史公司马迁也触及到了。他从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考察中，得到了如下的认识?quot;……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史记·货殖列传》序）这是把耕种、开采、加工、交换，以及交换中的贵贱变化等人们的分工及相互关系，视为符合于"道"的自然现象。太史公在讲到类似的经济现象时还说："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又说："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史记-平准书》后论）他认识到：事物发展到极盛就会转向衰落，有利的客观形势发展到了顶头也会转向不利的方面，这是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冲突而造成的，是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显然，人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对过往历史有一个大致正确的看法，而且还在于对现实的历史运动和未来的历史前景，会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比较客观的态度。再如，历史运动主要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离开了人的活动也无从讨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各种问题。那末，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究竟应当在历史活动中扮演什么角色呢？这不仅涉及到人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认识，还涉及到作为个体的人在社会生活、历史运动中所具有的价值。历史上的[[思想家]]、[[教育家]]们对此有种种说法，都给人以有益的启迪。他们所论大多是理性的阐说，这无疑能够提高人们的认识，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在这方面，太史公从史学家的角度，冷静地观察那些经过历史潮流汹涌澎湃冲刷之后（如大浪淘沙之后），仍然没有逝去的历史人物，并对他们的精神世界、社会活动进行分析和综合，从而提出了撰写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这原则既是太史公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又是他告诫后人如何做人的准则。太史公在综论他为《史记》作人物列传时是这样说的："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史记-太史公自序》）" 扶义倜傥"，主要是讲德行、风采；"不令己失时"，是讲善于把握时机、机遇；"立功名于天下"，是讲以天下为己任的事功目标。显然，在太史公看来，他所要写进《史记》的历史人物，一般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然而，太史公却又并不是用绝对的观点来对待这个准则的；他的史笔之下，也活画出一些世侩小人，而正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才更衬托出那些写入历史书的杰出人物的真正本色。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扶义倜傥"等等，这正是太史公所希望于后人的，后人应以为"自镜"，做一个正派的、适应历史潮流的、有益于天下的人。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一书，留给后人许多启示；这些启示大多同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结合在一起，这是《史记》之所以受到后人传诵、崇敬的主要原因。这里所举出的三个方面的启示，着重于人们为什么要重视历史、认识历史、记住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历史演进的法则何在，在历史演进中人应当有什么作为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在司马迁时代，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就是在当今，也仍然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总起来说，任何时代的人们，在认识与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在对待史学与社会及人生的关系上，都可以从《史记》中得到必要的启示                                                                                                                              


== 作为星象家的司马迁 ==


在两汉时期的星象家中，首先要提出司马迁。大家都知道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而不知他也是一位对天文星象精到造诣的专家。其实只要仔细读其《史记》的《天官书》《律书》《历书》就可明白称他为天文星家专家决非虚誉。象司马迁这样博大精深的文学大师，绝对不会自划范围，限制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探索领域。古代的史宫本来以星历之事为其本职之一，故精通星象之学也不足为奇。不过司马迁能用史学家的高赡远瞩的眼光，把星象学与历史问题结合起来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可是其他星象家和史学家皆望尘莫及的向明之处。司马迁并末用星象学去占测具体的人事变异，而是用来总结历史规律，这不能不说是他对星系学的创造性应用。



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遗业，完成《史记》及“推古天变”之任务，并明确表述为“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其结论表述在《天官书》中，即据春秋242年之间日食三十六、慧星三见等星象，联系点天子衰微、诸候力政、五伯代兴及到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动荡，而总结出天运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大变为一纪，三纪而大备的“大数”，最后才认为“天人之际续备”。这是司马迁星学之应用的最重要之范例，在整个星学历史上占有最高地位。



此外，司马迁又总结了战国以来的星象学的基本原则，表述如下(亦记载于《天官书》中)：



“我仔细检查史书的记裁，考察历史上的事变，发现在100年之中，五星皆有逆行现象。五星在逆行时，往往变得特别明亮。日月的蚀食及其向南向北的运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周期，这是星象学所要依据的最基本的数据。而星空中的紫宫星垣和东西南北四宫星宿及其所属的众多星辰，都是位置不变的，它们的大小程度和相互向的距离也是一定不变的，它们的分布排列象征着天上五官的位置。这是星象学中作为‘经’亦即不变的依据。而水、火、金、木、土星则是上天的五位辅住，它们的出现隐伏也有一定的时间和周期，但其运行速度快慢不均。这是星象学中的‘纬’亦即经紫变动的部分。把这些固定的和变动的两种星象结合起来，就可以预测人事的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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